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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局势
华盛顿需要带头与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展开磋商,目的是说服基辅提供就地停火,同时从进攻转向防御战略。西方不应该迫使乌克兰放弃恢复1991年的边界或放弃让俄罗斯为其入侵造成的死亡和破坏负责。然而,它必须设法说服乌克兰人,他们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战略来实现这些目标。
停火将挽救生命,使经济重建得以展开,并使乌克兰能够将西方武器用于确保其长期安全,而不是在陷入僵局的战场上迅速消耗。停火的具体条款——时间、接触线的确切位置、撤出武器和部队的程序、观察和执行的条款——必须在广泛的国际监督下制定出来,最有可能是在联合国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主持下。
只有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同意停火条款的情况下,停火才会生效。让莫斯科遵守并非不可能。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克里姆林宫的侵略行为显然适得其反,因为它加强了北约和跨大西洋的凝聚力,也增强了乌克兰永远摆脱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决心。普京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止血,并试图让俄罗斯从僵局中走出来。
不过,莫斯科拒绝停火提议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普京在乌克兰仍然怀有广泛的战争目标,似乎认为俄罗斯比乌克兰更有持久力。毫无疑问,他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民意调查,这些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重返白宫有着现实的可能性,这一结果即使不会结束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也肯定会削弱。即使克里姆林宫希望避免直接拒绝停火提议,以免这样做带来的声誉损失,它也可以提出乌克兰和西方肯定无法接受的条件。
但归根结底,试图促成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的停火,其价值并不在于它能取得什么成果,而在于它能揭示什么。即使俄罗斯拒绝了停火提议,基辅把停火摆上谈判桌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做会让乌克兰掌握政治主动权,提醒西方及其他国家的公众,这场战争仍然是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克里姆林宫拒绝停火将有助于西方政府维持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帮助乌克兰获得长期的军事和经济支持。
无论停火能否实现,乌克兰都需要从目前的进攻战略转向防御战略。基辅目前的做法是高成本、低收益的做法,这让乌克兰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要求西方提供无止境的援助,而其成功机会却越来越小。相反,乌克兰应该把重点放在保住和重建它现在控制的领土上,扭转攻防平衡,让俄罗斯不得不承担对盘踞在那里的乌克兰军队和扩大的防空系统发动进攻的高昂成本。即使乌克兰在前线转向防御战略,它也可以继续使用远程武器、海军装备和秘密行动,打击俄罗斯在后方地区和克里米亚的阵地,从而提高继续占领的成本。如果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俄罗斯的军事能力或意愿正在动摇,乌克兰将回归更具进攻性的战略。
沿着这些路线的战略转变将使局面对俄罗斯不利,要求其军队能够进行有效的联合武器进攻行动,迄今为止他们没有表明其具有这种能力。与此同时,这种转变将保住乌克兰的人员和资金,并减少其对西方的国防需求,如果美国的支持减少,欧洲承担责任,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明智的做法是,乌克兰应该把流入的资源用于本国的长期安全和繁荣,而不是把这些资源浪费在战场上却收效甚微。
考虑到乌克兰人的事业是正义的,以及他们已经付出的一切,说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公众改变路线绝非易事。但现实是,一场为乌克兰生存而战的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选择之战,一场夺回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大部分地区的战争。这不仅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有失去西方支持的风险。对乌克兰来说,确保在基辅控制下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一个繁荣、安全的民主国家,要比冒险用军事手段夺回仍在俄罗斯控制下的领土更有意义。如果乌克兰成为一个成功的、有韧性的、有能力自卫的民主国家,这将彻底挫败俄罗斯的野心。
更好的战略
乌克兰在西方的朋友可以也应该给乌克兰人在这一艰难的战略转变中提供安慰。美国和部分北约成员国(乌克兰自愿的盟友联盟)不仅应该承诺提供长期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还应该保证乌克兰的独立。这一承诺将以《北约条约》第四条为范本,该条规定,当一个成员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时,应立即进行磋商。最近宣布打算与基辅开始入盟谈判的欧盟应该加快乌克兰入盟的时间表,并在此期间为其提供一个特殊的精简安排。西方盟国还应该明确表示,在俄罗斯军队离开乌克兰之前,对俄罗斯的大多数制裁将继续有效,而且他们将在谈判桌上帮助乌克兰恢复领土完整。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双方商定的停火和后续领土谈判的前景很可能会显著改善。如果胜选者继续致力于跨大西洋团结,并进一步努力确保乌克兰的安全和主权,普京就没有理由认为时间站在俄罗斯一边。但距离美国大选还有一年的时间,选举结果可能会让乌克兰陷入困境。华盛顿和基辅都不应该冒这个险。美国现在需要与乌克兰合作,转向一项反映军事和政治现实的新战略。否则就是鲁莽地拿乌克兰的未来做赌注。
作者简介: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主席。查尔斯·库普坎(Charles A. Kupchan),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乌克兰的反攻似乎已经陷入停滞,而潮湿和寒冷的天气结束了基辅扭转俄罗斯入侵态势的第二个战斗季节。与此同时,在美国和欧洲,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的政治意愿已经开始减弱。这些情况要求全面重新评估乌克兰及其伙伴正在推行的当前战略。
这样的重新评估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乌克兰和西方正处于一个不可持续的轨道上,表现就是目标与可用手段之间明显的不匹配。基辅的战争目标——将俄罗斯军队驱逐出乌克兰,并完全恢复其领土完整,包括克里米亚——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是理所应当的。但从战略上讲,它们是遥不可及的,不止是短期内看来是这样,而且很可能长期也是如此。
2023年10月,基辅,乌克兰人纪念阵亡的士兵
现在是华盛顿领导制定一项新政策的时候了,这项政策应确立可实现的目标,并使手段和目的协调起来。美国应该开始与乌克兰及其欧洲伙伴就一项战略进行磋商,该战略的核心是乌克兰准备好与俄罗斯谈判停火,同时将其军事重点从进攻转向防御。基辅不会放弃恢复领土完整,也不会放弃在经济和法律上追究俄罗斯对其侵略行为的责任,但它会承认,其近期的优先事项需要从试图解放更多领土转向捍卫和恢复仍在其控制下的80%以上的国土。
俄罗斯很可能会拒绝乌克兰的停火提议。但即使克里姆林宫表现出不妥协的态度,乌克兰从进攻到防御的转变也会避免其士兵的持续伤亡,使其能够将更多资源用于长期防御和重建,并通过展示基辅有一个针对可实现目标的可行战略来巩固西方的支持。从长远来看,这一战略转向将让俄罗斯明白,它不能简单地指望它比乌克兰和西方支持乌克兰的战争意愿更长久就行。这种认识可能最终会说服莫斯科从战场转向谈判桌——此举将对乌克兰最终有利,因为外交不仅是结束战争的最现实途径,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是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占领的最现实途径。
陷入僵局
目前战场上的情况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喜忧参半的观感。一方面,乌克兰表现出了惊人的决心和斗争技艺,不仅挫败了俄罗斯征服它的企图,而且收回了去年被俄罗斯占领的相当一部分领土。另一方面,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经济代价,以及俄罗斯成功地(至少目前如此)使用武力夺取了乌克兰的大片领土。尽管乌克兰高调宣扬反攻,但在2023年期间,俄罗斯实际上比乌克兰获得了更多的领土。总的来说,双方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实际上已经停滞,它们陷入了僵局。
那么,该怎么办呢?西方的一个选择是采取更多与此前类似的做法,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希望这样做能使其军队最终击败俄罗斯。问题在于,没有迹象表明乌克兰军队有能力突破俄罗斯强大的防御,无论他们打了多长时间。防御往往比进攻更有优势,俄军躲藏在数英里长的雷区、战壕、陷阱和防御工事后面。西方可以派出更多的坦克、远程导弹,最终还有F-16战斗机。但是没有能够扭转战场局势的灵丹妙药。正如乌克兰最高将领瓦列里•扎鲁兹尼最近承认的那样,“很可能不会有顺畅而显著的突破。”我们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就处于这样的境地,现在的处境看起来只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僵局。
如果这场高强度的战争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时间将不会站在乌克兰一边。俄罗斯的经济和国防工业基础处于战备状态。莫斯科还从朝鲜和伊朗进口武器,并获得了可重新用于军事用途的技术的消费品。如果俄罗斯需要加强其在乌克兰的军事存在,它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可以利用。俄罗斯也为其能源找到了新的市场,而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并不大。普京似乎在政治上是安全的,控制着从军队和安全部门到媒体和公众叙事的权力杠杆。
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大量士兵和平民继续伤亡,军队正在耗尽其武器储备,经济萎缩了约三分之一(尽管它开始显示出增长的迹象)。在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中,对乌克兰的疲惫感开始影响他们继续向基辅提供支持的意愿。美国仍然是向乌克兰提供西方援助的核心,但共和党内部反对提供进一步援助的声音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提出的新资金要求都被否决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主要竞争者、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有站在俄罗斯一边、疏远包括乌克兰在内的美国合作伙伴的历史。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民调领先于拜登,这只会增加美国政策轨迹的不确定性。美国对乌克兰支持的动摇将导致欧洲的摇摆不定,欧盟成员国斯洛伐克已经决定停止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
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及随后在加沙发生的冲突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使乌克兰战争被搁置一旁。问题不仅在于华盛顿注意力涣散;美军资源有限,而美国国防工业基地的生产能力也非常有限。美国在支持两个卷入热战的伙伴时捉襟襟肘。正如兰德公司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所言,国防分析人士已经宣布,美国的国防战略“资不抵债”;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应该把注意力和资源投入到印太地区的战略挑战上。
无论是乌克兰还是西方,要面对这些发人深省的战略现实,在政治上都不容易。但对基辅及其支持者来说,接受一种能让目的和手段重新统一起来的新战略,远比继续走一条会走向死胡同的道路要好得多,因为这条道路可能会在不久之后导致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急剧下降。
扭转局势
华盛顿需要带头与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展开磋商,目的是说服基辅提供就地停火,同时从进攻转向防御战略。西方不应该迫使乌克兰放弃恢复1991年的边界或放弃让俄罗斯为其入侵造成的死亡和破坏负责。然而,它必须设法说服乌克兰人,他们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战略来实现这些目标。
停火将挽救生命,使经济重建得以展开,并使乌克兰能够将西方武器用于确保其长期安全,而不是在陷入僵局的战场上迅速消耗。停火的具体条款——时间、接触线的确切位置、撤出武器和部队的程序、观察和执行的条款——必须在广泛的国际监督下制定出来,最有可能是在联合国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主持下。
只有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同意停火条款的情况下,停火才会生效。让莫斯科遵守并非不可能。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克里姆林宫的侵略行为显然适得其反,因为它加强了北约和跨大西洋的凝聚力,也增强了乌克兰永远摆脱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决心。普京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止血,并试图让俄罗斯从僵局中走出来。
不过,莫斯科拒绝停火提议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普京在乌克兰仍然怀有广泛的战争目标,似乎认为俄罗斯比乌克兰更有持久力。毫无疑问,他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民意调查,这些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重返白宫有着现实的可能性,这一结果即使不会结束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也肯定会削弱。即使克里姆林宫希望避免直接拒绝停火提议,以免这样做带来的声誉损失,它也可以提出乌克兰和西方肯定无法接受的条件。
但归根结底,试图促成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的停火,其价值并不在于它能取得什么成果,而在于它能揭示什么。即使俄罗斯拒绝了停火提议,基辅把停火摆上谈判桌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做会让乌克兰掌握政治主动权,提醒西方及其他国家的公众,这场战争仍然是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克里姆林宫拒绝停火将有助于西方政府维持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帮助乌克兰获得长期的军事和经济支持。
无论停火能否实现,乌克兰都需要从目前的进攻战略转向防御战略。基辅目前的做法是高成本、低收益的做法,这让乌克兰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要求西方提供无止境的援助,而其成功机会却越来越小。相反,乌克兰应该把重点放在保住和重建它现在控制的领土上,扭转攻防平衡,让俄罗斯不得不承担对盘踞在那里的乌克兰军队和扩大的防空系统发动进攻的高昂成本。即使乌克兰在前线转向防御战略,它也可以继续使用远程武器、海军装备和秘密行动,打击俄罗斯在后方地区和克里米亚的阵地,从而提高继续占领的成本。如果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俄罗斯的军事能力或意愿正在动摇,乌克兰将回归更具进攻性的战略。
沿着这些路线的战略转变将使局面对俄罗斯不利,要求其军队能够进行有效的联合武器进攻行动,迄今为止他们没有表明其具有这种能力。与此同时,这种转变将保住乌克兰的人员和资金,并减少其对西方的国防需求,如果美国的支持减少,欧洲承担责任,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明智的做法是,乌克兰应该把流入的资源用于本国的长期安全和繁荣,而不是把这些资源浪费在战场上却收效甚微。
考虑到乌克兰人的事业是正义的,以及他们已经付出的一切,说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公众改变路线绝非易事。但现实是,一场为乌克兰生存而战的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选择之战,一场夺回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大部分地区的战争。这不仅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有失去西方支持的风险。对乌克兰来说,确保在基辅控制下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一个繁荣、安全的民主国家,要比冒险用军事手段夺回仍在俄罗斯控制下的领土更有意义。如果乌克兰成为一个成功的、有韧性的、有能力自卫的民主国家,这将彻底挫败俄罗斯的野心。
更好的战略
乌克兰在西方的朋友可以也应该给乌克兰人在这一艰难的战略转变中提供安慰。美国和部分北约成员国(乌克兰自愿的盟友联盟)不仅应该承诺提供长期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还应该保证乌克兰的独立。这一承诺将以《北约条约》第四条为范本,该条规定,当一个成员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时,应立即进行磋商。最近宣布打算与基辅开始入盟谈判的欧盟应该加快乌克兰入盟的时间表,并在此期间为其提供一个特殊的精简安排。西方盟国还应该明确表示,在俄罗斯军队离开乌克兰之前,对俄罗斯的大多数制裁将继续有效,而且他们将在谈判桌上帮助乌克兰恢复领土完整。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双方商定的停火和后续领土谈判的前景很可能会显著改善。如果胜选者继续致力于跨大西洋团结,并进一步努力确保乌克兰的安全和主权,普京就没有理由认为时间站在俄罗斯一边。但距离美国大选还有一年的时间,选举结果可能会让乌克兰陷入困境。华盛顿和基辅都不应该冒这个险。美国现在需要与乌克兰合作,转向一项反映军事和政治现实的新战略。否则就是鲁莽地拿乌克兰的未来做赌注。
作者简介: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主席。查尔斯·库普坎(Charles A. Kupchan),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