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尔西&阿尔贾布里：中国如何成为中东和平的缔造者

　　当美国总统拜登的中东事务团队专注于实现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时，中国实现了自《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以来最重要的地区发展：一项结束沙特和伊朗七年冷淡关系的协议。利雅得和德黑兰上周签署的双方关系正常化协议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它在该地区(从黎巴嫩、叙利亚到伊拉克和也门)可能产生积极影响，还因为中国在这一外交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而美国是缺席的。

　　长期以来，华盛顿一直担心中国在中东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认为美国撤军将造成的地缘政治真空，会由中国来填补。但相关的“真空”并不是由美国撤军造成的军事“真空”;正是外交政策留下的外交真空导致了军事因素的强化，外交政策往往扮演着“事后诸葛亮”的角色。

　　此次协议的达成代表着北京方面的胜利。通过在两个宿敌和该地区主要石油生产国之间斡旋，缓解局势紧张，中国既帮助确保了自己所需的能源供应，也提升了自己在这个饱受冲突困扰的地区作为值得信赖的调解者的信誉，这是华盛顿无法做到的。中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战略失误：对伊朗施压的同时向沙特阿拉伯求援的外交政策弄巧成拙，使中国成为为数不多的对这两个国家都有影响力和受信任的大国之一。

　　然而，华盛顿确实应该为这项协议得到一些赞扬——如果不是它想要的那种赞扬的话。不经意间，华盛顿在该地区的矛盾行为方式促使沙特阿拉伯对伊朗从对抗转向与外交，从而为中国的调解开辟了道路。只要沙特阿拉伯等美国的合作伙伴相信他们得到了华盛顿的全权委托，他们对地区外交就没有什么兴趣。一旦利雅得认为全权委托已被撤销，外交就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美国不作为的结果

　　上周经过在北京四天谈判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发表了一份三方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同意在两个月内重新开放大使馆并恢复外交关系。两国重申尊重彼此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并恢复了旧的安全合作和贸易协定。该协议包括沙特和伊朗外交部长未来举行会议，以执行该协议，并讨论加强双边关系的方法。

　　沙特阿拉伯对伊朗态度的转变可以归因于两个事件。首先，沙特阿拉伯在2019年9月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当时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破坏了沙特在布盖格和库赖斯的石油设施。这次袭击显然是为了让沙特王国为支持华盛顿对伊朗的“最大压力”制裁付出代价。考虑到美国长期以来使用武力保卫中东石油资源的政策，沙特人预计美国将打击伊朗作为报复，这一政策可以追溯到吉米·卡特担任总统期间。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没有兴趣为了沙特阿拉伯冒战争的风险。卡特主义不复存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方针意味着美国之前的所有承诺和理解都站不住脚。

　　伊朗对沙特关键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随后美国的不作为对沙特人来说是一个分水岭，他们意识到即使有一个亲沙特、反伊朗的美国政府执政，他们也不能再依赖华盛顿。据沙特内部人士透露，沙特领导人本人感到“被背叛了”。就在两年前，当沙特人认为特朗普和美国完全站在他们一边时，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对沙特国家电视台表示，与伊朗“对话是不可能的”，他将“在伊朗境内，而不是在沙特阿拉伯”打击德黑兰。但在意识到沙特不能再依靠美国军事力量后，与伊朗的直接外交突然变得更具吸引力，利雅得欢迎伊拉克政府在伊朗和沙特之间斡旋的努力就是明证。伊拉克缓解沙特和伊朗紧张关系的努力始于2020年布盖格袭击事件之后。起初，伊拉克人在双方之间传递消息。到2021年4月，伊拉克的推动转变为调解，最终促成伊朗和沙特官员在伊拉克和阿曼举行了六次面对面的会谈。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强化了2019年美国不作为所发出的信号，向大多数中东行为者证实，美国确实正在撤离该地区。即使美军和基地分散在各地，美国也已经失去了在中东作战或为中东作战的意愿。当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访问该地区时，各国领导人对美国反复无常的政策表示失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怀疑华盛顿对其合作伙伴安全承诺的可靠性，要求美国国会批准一项正式的安全协定。

　　北京如何成为选择

　　特朗普对中东的疏离促使沙特阿拉伯走上外交道路，而拜登随后“回归本源”的做法也为中国成为新的和平缔造者铺平了道路。尽管拜登政府试图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转向其他挑战，并承诺因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被谋杀而让沙特阿拉伯成为“贱民””，但它也开始向地区合作伙伴保证，美国仍致力于中东安全。拜登早些时候提出的大幅削减驻阿富汗美军人数的计划被搁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全球大国竞争观点的驱动，这种观点认为需要加强伙伴关系，这对抗衡中国影响力是必要的。拜登在去年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的一次演讲中说:“让我明确地说，美国将继续在中东保持积极、参与的伙伴关系。我们不会走开，留下真空，让中国、俄罗斯或伊朗来填补。”正如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去年11月在巴林麦纳麦对话论坛(Manama Dialogue forum)上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美中“不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联盟之间的竞争”。

　　因此，华盛顿认为，它需要与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关系，以免它们倒向中国，或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于沙特阿拉伯，拜登从他的“贱民”承诺和迅速结束也门战争的努力转变为访问沙特并敦促其增加石油产量。但在特朗普放弃安全承诺和拜登放弃追究责任的承诺之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美国合作伙伴并没有完全遵守。沙特阿拉伯在乌克兰战争中站在俄罗斯一边，当时沙特领导欧佩克减产200万桶，拒绝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并欢迎中国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历史性的中阿峰会。给沙特王储更多，宽容他的不当行为，并没有让他变得更有可塑性;反而事与愿违。(这不应该完全出乎意料:政治学家帕特里夏·沙利文(Patricia Sullivan)、布罗克·泰斯曼(Brock Tessman)和李晓隽(Xiaojun Li)的研究表明，“美国军事援助水平的增加显著减少了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合作行为。”)华盛顿陷入了一个无法两全其美的困境，既不完全得到自己的伙伴的信任，又因太接近其中一个，无法保持任何公正的假象，留下了中国现在开始填补的真空。

　　北京一直在努力加强与所有地区大国的关系，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不卷入它们的冲突。它设法与伊朗、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在这些国家之间的争吵中保持完全中立。中国没有与任何中东国家签订防务协议，也没有在该地区维持军事基地，中国依靠的是经济而非军事影响力。这种方法使中国成为一个能够解决争端的参与者。

　　超越纷争

　　华盛顿对该协议的回应是，一方面，欢迎沙特和伊朗的和解(赞扬“任何有助于结束也门战争和缓解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另一方面，淡化中国斡旋的重要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发言人约翰·柯比强调说:“促使伊朗坐上谈判桌的是他们所承受的内外压力，而不仅仅是中国邀请他们谈判。”然而，沙特和伊朗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几年，远远早于去年伊朗爆发抗议活动，也远早于拜登上任以来对伊朗实施的额外制裁。

　　总而言之，一个更加稳定的中东地区，伊朗和沙特不再相互争斗，这对美国也有好处:不稳定会危及该地区的石油流动，并给天然气价格增加巨大的风险溢价。但是，尽管华盛顿并不完全担心中国的角色，但它应该将其作为一个警告和教训。如果美国继续卷入其地区伙伴的冲突，使自己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其外交操作的空间将变得越来越有限，将和平制造者的角色拱手让给中国。相反，如果华盛顿停止在地区争端中站队，重新与所有主要地区参与者进行谈判，并帮助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在这个架构中，美国军事存在的减少鼓励中东国家分担自己的安全责任，美国的利益将得到更好的确保。

　　美国不应该给中东国家留下这样的印象：美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战争制造者，而中国是一个务实的和平缔造者。幸好，能否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完全由华盛顿自己决定。

　　作者简介：特里塔·帕尔西(Trita Parsi )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执行副所长;哈立德·阿尔贾布里(Khalid Aljabri)是一位流亡的沙特心脏病专家和健康技术企业家。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当美国总统拜登的中东事务团队专注于实现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时，中国实现了自《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以来最重要的地区发展：一项结束沙特和伊朗七年冷淡关系的协议。利雅得和德黑兰上周签署的双方关系正常化协议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它在该地区(从黎巴嫩、叙利亚到伊拉克和也门)可能产生积极影响，还因为中国在这一外交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而美国是缺席的。

　　长期以来，华盛顿一直担心中国在中东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认为美国撤军将造成的地缘政治真空，会由中国来填补。但相关的“真空”并不是由美国撤军造成的军事“真空”;正是外交政策留下的外交真空导致了军事因素的强化，外交政策往往扮演着“事后诸葛亮”的角色。

　　此次协议的达成代表着北京方面的胜利。通过在两个宿敌和该地区主要石油生产国之间斡旋，缓解局势紧张，中国既帮助确保了自己所需的能源供应，也提升了自己在这个饱受冲突困扰的地区作为值得信赖的调解者的信誉，这是华盛顿无法做到的。中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战略失误：对伊朗施压的同时向沙特阿拉伯求援的外交政策弄巧成拙，使中国成为为数不多的对这两个国家都有影响力和受信任的大国之一。

　　然而，华盛顿确实应该为这项协议得到一些赞扬——如果不是它想要的那种赞扬的话。不经意间，华盛顿在该地区的矛盾行为方式促使沙特阿拉伯对伊朗从对抗转向与外交，从而为中国的调解开辟了道路。只要沙特阿拉伯等美国的合作伙伴相信他们得到了华盛顿的全权委托，他们对地区外交就没有什么兴趣。一旦利雅得认为全权委托已被撤销，外交就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美国不作为的结果

　　上周经过在北京四天谈判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发表了一份三方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同意在两个月内重新开放大使馆并恢复外交关系。两国重申尊重彼此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并恢复了旧的安全合作和贸易协定。该协议包括沙特和伊朗外交部长未来举行会议，以执行该协议，并讨论加强双边关系的方法。

　　沙特阿拉伯对伊朗态度的转变可以归因于两个事件。首先，沙特阿拉伯在2019年9月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当时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破坏了沙特在布盖格和库赖斯的石油设施。这次袭击显然是为了让沙特王国为支持华盛顿对伊朗的“最大压力”制裁付出代价。考虑到美国长期以来使用武力保卫中东石油资源的政策，沙特人预计美国将打击伊朗作为报复，这一政策可以追溯到吉米·卡特担任总统期间。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没有兴趣为了沙特阿拉伯冒战争的风险。卡特主义不复存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方针意味着美国之前的所有承诺和理解都站不住脚。

　　伊朗对沙特关键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随后美国的不作为对沙特人来说是一个分水岭，他们意识到即使有一个亲沙特、反伊朗的美国政府执政，他们也不能再依赖华盛顿。据沙特内部人士透露，沙特领导人本人感到“被背叛了”。就在两年前，当沙特人认为特朗普和美国完全站在他们一边时，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对沙特国家电视台表示，与伊朗“对话是不可能的”，他将“在伊朗境内，而不是在沙特阿拉伯”打击德黑兰。但在意识到沙特不能再依靠美国军事力量后，与伊朗的直接外交突然变得更具吸引力，利雅得欢迎伊拉克政府在伊朗和沙特之间斡旋的努力就是明证。伊拉克缓解沙特和伊朗紧张关系的努力始于2020年布盖格袭击事件之后。起初，伊拉克人在双方之间传递消息。到2021年4月，伊拉克的推动转变为调解，最终促成伊朗和沙特官员在伊拉克和阿曼举行了六次面对面的会谈。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强化了2019年美国不作为所发出的信号，向大多数中东行为者证实，美国确实正在撤离该地区。即使美军和基地分散在各地，美国也已经失去了在中东作战或为中东作战的意愿。当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访问该地区时，各国领导人对美国反复无常的政策表示失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怀疑华盛顿对其合作伙伴安全承诺的可靠性，要求美国国会批准一项正式的安全协定。

　　北京如何成为选择

　　特朗普对中东的疏离促使沙特阿拉伯走上外交道路，而拜登随后“回归本源”的做法也为中国成为新的和平缔造者铺平了道路。尽管拜登政府试图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转向其他挑战，并承诺因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被谋杀而让沙特阿拉伯成为“贱民””，但它也开始向地区合作伙伴保证，美国仍致力于中东安全。拜登早些时候提出的大幅削减驻阿富汗美军人数的计划被搁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全球大国竞争观点的驱动，这种观点认为需要加强伙伴关系，这对抗衡中国影响力是必要的。拜登在去年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的一次演讲中说:“让我明确地说，美国将继续在中东保持积极、参与的伙伴关系。我们不会走开，留下真空，让中国、俄罗斯或伊朗来填补。”正如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去年11月在巴林麦纳麦对话论坛(Manama Dialogue forum)上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美中“不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联盟之间的竞争”。

　　因此，华盛顿认为，它需要与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关系，以免它们倒向中国，或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于沙特阿拉伯，拜登从他的“贱民”承诺和迅速结束也门战争的努力转变为访问沙特并敦促其增加石油产量。但在特朗普放弃安全承诺和拜登放弃追究责任的承诺之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美国合作伙伴并没有完全遵守。沙特阿拉伯在乌克兰战争中站在俄罗斯一边，当时沙特领导欧佩克减产200万桶，拒绝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并欢迎中国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历史性的中阿峰会。给沙特王储更多，宽容他的不当行为，并没有让他变得更有可塑性;反而事与愿违。(这不应该完全出乎意料:政治学家帕特里夏·沙利文(Patricia Sullivan)、布罗克·泰斯曼(Brock Tessman)和李晓隽(Xiaojun Li)的研究表明，“美国军事援助水平的增加显著减少了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合作行为。”)华盛顿陷入了一个无法两全其美的困境，既不完全得到自己的伙伴的信任，又因太接近其中一个，无法保持任何公正的假象，留下了中国现在开始填补的真空。

　　北京一直在努力加强与所有地区大国的关系，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不卷入它们的冲突。它设法与伊朗、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在这些国家之间的争吵中保持完全中立。中国没有与任何中东国家签订防务协议，也没有在该地区维持军事基地，中国依靠的是经济而非军事影响力。这种方法使中国成为一个能够解决争端的参与者。

　　超越纷争

　　华盛顿对该协议的回应是，一方面，欢迎沙特和伊朗的和解(赞扬“任何有助于结束也门战争和缓解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另一方面，淡化中国斡旋的重要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发言人约翰·柯比强调说:“促使伊朗坐上谈判桌的是他们所承受的内外压力，而不仅仅是中国邀请他们谈判。”然而，沙特和伊朗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几年，远远早于去年伊朗爆发抗议活动，也远早于拜登上任以来对伊朗实施的额外制裁。

　　总而言之，一个更加稳定的中东地区，伊朗和沙特不再相互争斗，这对美国也有好处:不稳定会危及该地区的石油流动，并给天然气价格增加巨大的风险溢价。但是，尽管华盛顿并不完全担心中国的角色，但它应该将其作为一个警告和教训。如果美国继续卷入其地区伙伴的冲突，使自己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其外交操作的空间将变得越来越有限，将和平制造者的角色拱手让给中国。相反，如果华盛顿停止在地区争端中站队，重新与所有主要地区参与者进行谈判，并帮助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在这个架构中，美国军事存在的减少鼓励中东国家分担自己的安全责任，美国的利益将得到更好的确保。

　　美国不应该给中东国家留下这样的印象：美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战争制造者，而中国是一个务实的和平缔造者。幸好，能否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完全由华盛顿自己决定。

　　作者简介：特里塔·帕尔西(Trita Parsi )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执行副所长;哈立德·阿尔贾布里(Khalid Aljabri)是一位流亡的沙特心脏病专家和健康技术企业家。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