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杰尔·戴维斯：安全与道德的合力让西方对乌克兰支持的决心得以保持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许多分析人士一直担心西方对基辅的支持能否持久。几乎每周都有新的报道表明西方的决心减弱，对战争感到疲劳，或者联盟出现裂痕。然而，战争已经过去一年了，西方对乌克兰的承诺丝毫未减——而且，以提供的援助来衡量，西方对乌克兰的承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定。

　　这种团结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未被充分重视，它远远超过了冷战期间大西洋两岸凝聚力最强的时期。它跨越国家、社会和公司。除了匈牙利，所有欧盟和北约成员国都团结起来支持乌克兰，尽管在战争之前就存在严重分歧——比如波兰的专制倾向，以及英国粗暴地脱欧。

2023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在波兰华沙

　　由于战争引发的通货膨胀而陷入困境的经济，并没有导致任何主要政党认为支持乌克兰的成本太高，或者在某个时候需要满足俄罗斯的要求。在意大利和瑞典，亲乌克兰的政策已经通过了选举考验，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经过更迭，但对基辅的支持却一直存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击败了极右翼反对派领导人马琳·勒庞的挑战。勒庞认为马克龙与克里姆林宫的长期关系是一种负担，并销毁了数千份她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一起的传单。

　　官方对乌克兰压倒性的支持反映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同情，这可以从家庭和企业中展示的乌克兰国旗、贴纸和徽章上看出来。许多零售商店现在邀请顾客捐款支持乌克兰。成千上万的家庭接收了难民。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产生两极分化、阴谋论，也没有让其他重大事件(如COVID-19的爆发或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失焦。俄罗斯关于这场战争的叙述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在更广泛的公众中，基于经验主义的真理和明确的道德感已经回到了政治话语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已遍及私营部门。从石油到科技等各行各业的公司在俄罗斯入侵后的几天内撤出俄罗斯。过去，私营部门遵守制裁制度，但私下里主张放松制裁。现在他们自愿加强这些限制。那些留在俄罗斯的公司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西方的团结如此之广、如此之深，是罕见的威胁合起来的产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同等程度上挑战了西方的安全和道德感，这是二战以来任何冲突都没有做到过的。这种结盟使西方国家在保卫乌克兰方面行动更快，承担更大的风险，并解释了为何西方能够保持这种凝聚力和决心。

　　当前的联盟不是冷战时那个不温不火的联盟

　　在整个冷战期间，北约国家内部间的分歧使联盟关系紧张。在任何时候，西方国家、社会和企业都没有对苏联的威胁或适当的应对措施持有共识。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冷战最危险的阶段也是如此。里根政府的反导弹防御计划等举措公开惊动了西欧。即使是华盛顿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抵制美国为阻止建设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而实施的治外法权制裁。数百万欧洲人举行游行，反对美国在他们的后院部署中程核武器。欧洲主要政党采取了反核政策。许多观察人士担心，这些分歧可能会使西欧与美国脱钩，分裂这个大西洋联盟。

　　相比之下，自2022年2月以来的西方内部分歧就不值一提了。是在口角上的分歧，而不是分裂——主要是在策略、时机和言辞上的分歧——被社交媒体放大，但很快就解决了。是否向乌克兰派遣坦克的争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23年1月，德国拒绝提供豹2，但几天后就改变了主意。其他几个国家也向基辅提供了重型物资。自战争开始以来反复出现的模式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逐步变成了现实。

　　尽管西方的立场急剧强硬，但它仍然保持着统一。它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加大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制，并为此设计了新的政策工具，比如对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欧盟正在逐渐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2022年12月，德国宣布将在2023年停止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这对一个将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作为其经济战略核心部分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惊人的转变。

　　西方也通过永久改变其机制而坚持其强硬立场。芬兰和瑞典即将加入北约。北约通过了一项新的战略概念，将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从40，000 人增加到 300，000 人。欧盟已经接受乌克兰的成员国候选资格，并通过欧洲和平基金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武器。此外，西方国家正在准备对俄罗斯提出新的重大要求，包括承担战争罪行的责任，为乌克兰的重建提供赔偿，以及让数百万被绑架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任何战后解决方案都远远不止如何在地图上划线的问题。

　　安全与道德的合力

　　这些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的历史性转变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既是一个强大的安全威胁，也带来了一个强化人们共同道德感的契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力量从未如此强烈地促使局面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到目前为止，其中一个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西方参与冷战主要是为了遏制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自由和极权制度之间的道德斗争强化了西方的信念，但这一因素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当安全需求与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时，安全通常占了上风。西方与包括共产主义中国在内的国家合作，偶尔也会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而破坏民主国家——例如，1953年支持一场推翻伊朗民选政府的政变。西方企业热衷于向苏联集团市场销售产品，许多人对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将苏联定性为“邪恶帝国”的道德确定性感到不安。当苏联在东欧使用武力时，战略稳定、利益平衡和超级大国关系的管理优先于人权，尽管从未完全压倒人权。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进行了人道主义干预，安全和道德的平衡发生了逆转。世界其他地区的平民苦难在道德方面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在安全方面却很薄弱，甚至根本不存在，这导致了代价高昂的承诺。采取行动的道德冲动受到不愿投入大量资源——尤其是招致或造成重大伤亡——的限制。1993年美国从索马里撤军，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在波斯尼亚战争中的搪塞，以及1999年北约对塞尔维亚的高空轰炸，都说明了这种紧张的情况。

　　阿富汗战争是个例外。整个20世纪90年代，西方很少关注塔利班的残暴政权。但在911恐怖袭击凸显出塔利班在促进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迅速介入，将该组织赶下台。随后，美国占领的理由逐渐从安全转向重建:这次行动本质上是人道主义行动。当西方不再将塔利班的回归视为对其安全的威胁时，它就撤出了。它不再愿意承担无限期的道德承诺的代价。

　　保持决心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安全与道德无疑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冷战和随后的人道主义干预那样的权衡。政治领导人明白，俄罗斯的胜利将带来可怕的安全威胁，美国和欧洲公众对俄罗斯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平民和系统的战争罪行感到震惊。调动国家资源的安全需要和激发民众支持的道德义愤的结合，为西方的非凡决心提供了动力。

　　大西洋两岸团结一致的韧性让失败主义者认为西方会比俄罗斯更早被削弱的假设变得不可信。普京仍然相信会这样;他的胜利理论取决于这一结果。因此，西方的团结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是要在四个方面加以维持。

　　首先，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相互提醒，如果战争结束后，俄罗斯还有能力重新发动针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就会对西方的重要利益构成长期威胁。与战争开始时相比，确保莫斯科今天的失败更为重要。如果俄罗斯在去年的初步行动中取得成功，西方将遭受严重挫折。在西方国家做出巨大努力阻止这种结果出现之后，如果俄罗斯仍然成功了，它将粉碎西方在世界各地的信誉。

　　其次，西方必须通过细致地记录和公布俄罗斯的暴行——主要是对乌克兰人的暴行，也包括对本国公民的暴行——来加强团结的道德理由。加强这场战争的道德感将有助于维持西方的凝聚力和决心。

　　第三，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制定国内政策，以维持对乌克兰的承诺，特别是有针对性的福利政策，以确保较贫困的公民不受战争带来的经济影响。安全从国内开始。

　　最后，西方政府必须对俄罗斯散播怀疑和分裂的行为保持警惕。莫斯科擅长提供虚假信息和欺骗。未来一年，俄罗斯肯定会加大这类行动的力度。

　　冷战期间，北美和西欧的财富总和是苏联集团的两倍多。今天，以购买力平价(对俄罗斯最有利的比较)计算，西方至少是俄罗斯的12倍。力量对比带来了显而易见的质的优势。如果西方承诺为乌克兰争取胜利提供一切条件，它就能以比其经济成本低得多的代价超过俄罗斯的战争努力——而且越快越好。在长期战争中，富有的一方总是赢家。因此，团结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如果西方能在内部保持决心，乌克兰也能在战场上获胜。

　　作者简介：奈杰尔·古尔德·戴维斯(Nigel Gould-Davies)，国际战略研究所俄罗斯和欧亚事务高级研究员，前英国驻白俄罗斯大使。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许多分析人士一直担心西方对基辅的支持能否持久。几乎每周都有新的报道表明西方的决心减弱，对战争感到疲劳，或者联盟出现裂痕。然而，战争已经过去一年了，西方对乌克兰的承诺丝毫未减——而且，以提供的援助来衡量，西方对乌克兰的承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定。

　　这种团结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未被充分重视，它远远超过了冷战期间大西洋两岸凝聚力最强的时期。它跨越国家、社会和公司。除了匈牙利，所有欧盟和北约成员国都团结起来支持乌克兰，尽管在战争之前就存在严重分歧——比如波兰的专制倾向，以及英国粗暴地脱欧。

2023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在波兰华沙

　　由于战争引发的通货膨胀而陷入困境的经济，并没有导致任何主要政党认为支持乌克兰的成本太高，或者在某个时候需要满足俄罗斯的要求。在意大利和瑞典，亲乌克兰的政策已经通过了选举考验，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经过更迭，但对基辅的支持却一直存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击败了极右翼反对派领导人马琳·勒庞的挑战。勒庞认为马克龙与克里姆林宫的长期关系是一种负担，并销毁了数千份她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一起的传单。

　　官方对乌克兰压倒性的支持反映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同情，这可以从家庭和企业中展示的乌克兰国旗、贴纸和徽章上看出来。许多零售商店现在邀请顾客捐款支持乌克兰。成千上万的家庭接收了难民。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产生两极分化、阴谋论，也没有让其他重大事件(如COVID-19的爆发或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失焦。俄罗斯关于这场战争的叙述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在更广泛的公众中，基于经验主义的真理和明确的道德感已经回到了政治话语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已遍及私营部门。从石油到科技等各行各业的公司在俄罗斯入侵后的几天内撤出俄罗斯。过去，私营部门遵守制裁制度，但私下里主张放松制裁。现在他们自愿加强这些限制。那些留在俄罗斯的公司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西方的团结如此之广、如此之深，是罕见的威胁合起来的产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同等程度上挑战了西方的安全和道德感，这是二战以来任何冲突都没有做到过的。这种结盟使西方国家在保卫乌克兰方面行动更快，承担更大的风险，并解释了为何西方能够保持这种凝聚力和决心。

　　当前的联盟不是冷战时那个不温不火的联盟

　　在整个冷战期间，北约国家内部间的分歧使联盟关系紧张。在任何时候，西方国家、社会和企业都没有对苏联的威胁或适当的应对措施持有共识。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冷战最危险的阶段也是如此。里根政府的反导弹防御计划等举措公开惊动了西欧。即使是华盛顿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抵制美国为阻止建设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而实施的治外法权制裁。数百万欧洲人举行游行，反对美国在他们的后院部署中程核武器。欧洲主要政党采取了反核政策。许多观察人士担心，这些分歧可能会使西欧与美国脱钩，分裂这个大西洋联盟。

　　相比之下，自2022年2月以来的西方内部分歧就不值一提了。是在口角上的分歧，而不是分裂——主要是在策略、时机和言辞上的分歧——被社交媒体放大，但很快就解决了。是否向乌克兰派遣坦克的争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23年1月，德国拒绝提供豹2，但几天后就改变了主意。其他几个国家也向基辅提供了重型物资。自战争开始以来反复出现的模式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逐步变成了现实。

　　尽管西方的立场急剧强硬，但它仍然保持着统一。它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加大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制，并为此设计了新的政策工具，比如对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欧盟正在逐渐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2022年12月，德国宣布将在2023年停止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这对一个将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作为其经济战略核心部分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惊人的转变。

　　西方也通过永久改变其机制而坚持其强硬立场。芬兰和瑞典即将加入北约。北约通过了一项新的战略概念，将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从40，000 人增加到 300，000 人。欧盟已经接受乌克兰的成员国候选资格，并通过欧洲和平基金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武器。此外，西方国家正在准备对俄罗斯提出新的重大要求，包括承担战争罪行的责任，为乌克兰的重建提供赔偿，以及让数百万被绑架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任何战后解决方案都远远不止如何在地图上划线的问题。

　　安全与道德的合力

　　这些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的历史性转变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既是一个强大的安全威胁，也带来了一个强化人们共同道德感的契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力量从未如此强烈地促使局面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到目前为止，其中一个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西方参与冷战主要是为了遏制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自由和极权制度之间的道德斗争强化了西方的信念，但这一因素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当安全需求与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时，安全通常占了上风。西方与包括共产主义中国在内的国家合作，偶尔也会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而破坏民主国家——例如，1953年支持一场推翻伊朗民选政府的政变。西方企业热衷于向苏联集团市场销售产品，许多人对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将苏联定性为“邪恶帝国”的道德确定性感到不安。当苏联在东欧使用武力时，战略稳定、利益平衡和超级大国关系的管理优先于人权，尽管从未完全压倒人权。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进行了人道主义干预，安全和道德的平衡发生了逆转。世界其他地区的平民苦难在道德方面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在安全方面却很薄弱，甚至根本不存在，这导致了代价高昂的承诺。采取行动的道德冲动受到不愿投入大量资源——尤其是招致或造成重大伤亡——的限制。1993年美国从索马里撤军，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在波斯尼亚战争中的搪塞，以及1999年北约对塞尔维亚的高空轰炸，都说明了这种紧张的情况。

　　阿富汗战争是个例外。整个20世纪90年代，西方很少关注塔利班的残暴政权。但在911恐怖袭击凸显出塔利班在促进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迅速介入，将该组织赶下台。随后，美国占领的理由逐渐从安全转向重建:这次行动本质上是人道主义行动。当西方不再将塔利班的回归视为对其安全的威胁时，它就撤出了。它不再愿意承担无限期的道德承诺的代价。

　　保持决心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安全与道德无疑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冷战和随后的人道主义干预那样的权衡。政治领导人明白，俄罗斯的胜利将带来可怕的安全威胁，美国和欧洲公众对俄罗斯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平民和系统的战争罪行感到震惊。调动国家资源的安全需要和激发民众支持的道德义愤的结合，为西方的非凡决心提供了动力。

　　大西洋两岸团结一致的韧性让失败主义者认为西方会比俄罗斯更早被削弱的假设变得不可信。普京仍然相信会这样;他的胜利理论取决于这一结果。因此，西方的团结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是要在四个方面加以维持。

　　首先，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相互提醒，如果战争结束后，俄罗斯还有能力重新发动针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就会对西方的重要利益构成长期威胁。与战争开始时相比，确保莫斯科今天的失败更为重要。如果俄罗斯在去年的初步行动中取得成功，西方将遭受严重挫折。在西方国家做出巨大努力阻止这种结果出现之后，如果俄罗斯仍然成功了，它将粉碎西方在世界各地的信誉。

　　其次，西方必须通过细致地记录和公布俄罗斯的暴行——主要是对乌克兰人的暴行，也包括对本国公民的暴行——来加强团结的道德理由。加强这场战争的道德感将有助于维持西方的凝聚力和决心。

　　第三，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制定国内政策，以维持对乌克兰的承诺，特别是有针对性的福利政策，以确保较贫困的公民不受战争带来的经济影响。安全从国内开始。

　　最后，西方政府必须对俄罗斯散播怀疑和分裂的行为保持警惕。莫斯科擅长提供虚假信息和欺骗。未来一年，俄罗斯肯定会加大这类行动的力度。

　　冷战期间，北美和西欧的财富总和是苏联集团的两倍多。今天，以购买力平价(对俄罗斯最有利的比较)计算，西方至少是俄罗斯的12倍。力量对比带来了显而易见的质的优势。如果西方承诺为乌克兰争取胜利提供一切条件，它就能以比其经济成本低得多的代价超过俄罗斯的战争努力——而且越快越好。在长期战争中，富有的一方总是赢家。因此，团结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如果西方能在内部保持决心，乌克兰也能在战场上获胜。

　　作者简介：奈杰尔·古尔德·戴维斯(Nigel Gould-Davies)，国际战略研究所俄罗斯和欧亚事务高级研究员，前英国驻白俄罗斯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