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玛·阿什福德：拜登政府应把握时机，推动通过谈判结束俄乌战争

　　到2022年8月下旬，西方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的关注度正在下降。双方陷入了长期的僵局，使西方领导人不必做出艰难的选择，也不必过多地考虑冲突的未来。自9月初以来发生的事件——乌克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接着是俄罗斯的动员、吞并、对平民区的导弹袭击和核威胁——打破了这种幻想，将战争推入了一个新的、更危险的阶段。

　　自战争开始以来，拜登政府有效地保持了一种平衡的现实政治介入方式: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资金，同时继续明确表示，美国不会直接参与冲突。但拜登政府一直回避谈论战争战略的一个关键领域：战争可能结束的方式。那些建议美国也应该支持旨在通过谈判解决的外交努力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被视为幼稚或近乎叛国的行为。因此，推动拜登政府对最终结局犹豫不决的是道德问题：许多人认为，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和解是不道德的。

2022年9月，一位乌克兰士兵在扎波罗热

　　但几乎所有的战争都以谈判结束。莫斯科今年秋天对冲突的升级引发了两种担忧:一是与北约爆发更广泛的战争，二是使用核武器。这场冲突的全球经济代价已经非常巨大，而且几乎肯定会随着冬季的到来而增加。即使在今天看来，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似乎是不可能的，拜登政府也应该开始向公众和其伙伴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方式。它必须仔细考虑推动谈判的正确时机，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继续战斗的成本将超过收益。在寻求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同时，拜登政府还必须弄清楚如何在不为进一步冲突埋下伏笔的情况下利用乌克兰当前的成功。为达成最好的协议做准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在西方和乌克兰之间保持共同战线，考虑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国内政治，并保持灵活性，特别是在不加强普京政权的情况下可以取消对俄罗斯的哪些制裁方面。如果拜登政府不尽快做好准备，它可能会发现自己精心调整的战争应对措施被绝对胜利的危险幻想所取代。

　　问题在于何时以及如何展开谈判

　　在俄罗斯入侵后的八个月里，拜登政府的支持使乌克兰得以重新夺回领土，并对俄罗斯军队造成重大破坏，同时将冲突大规模升级的风险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拜登政府也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声称应该由乌克兰人来决定什么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但鉴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加大了战争动员，并公然对西方国家发出核威胁，维持这一立场变得更加困难。普京选择承受新的重大风险，而不是退缩，表明这场战争不会因为俄罗斯的投降而结束。尽管这些风险目前看来是可控的，但有必要通过谈判来预防可能到来的灾难时刻。

　　与此同时，战争的经济影响正在迅速扩大。在乌克兰，公共财政遭到重创;这个国家的资金快用完了。正如经济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去年九月所言，“除非乌克兰的盟友加大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否则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乌克兰国内会出现社会和政治危机。”与此同时，由于能源价格飙升加剧了通货膨胀，并增加了陷入深度衰退的可能性，欧洲也陷入了紧缩的套索中。所有这些使得拜登政府的立场——基辅将独自决定战争何时结束——越来越站不住脚。

　　实际上，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而在于何时以及如何展开谈判。然而，政策制定者必须应对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情形：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得越好，就越难以讨论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尽管从实力的角度进行谈判对乌克兰有利。随着俄罗斯升级局势的风险增加，任何谈论结束战争的西方领导人都有可能被描绘成不切实际的、不道德的，或者屈服于“核讹诈”。但现在就可接受的和解条款进行内部讨论，将使各方在达成这种协议的机会出现时处于更好的位置。

　　考虑长久安全而非最大收益

　　要为解决问题奠定基础，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行动，确保美国、欧洲和乌克兰的利益不会产生分歧。乌克兰的利益不一定与西方伙伴的利益相同。对基辅来说，赌注更高，而且乌克兰经济已经处于混乱之中，它可能会决定，冒着战争升级或继续的风险，它已经失无所失。但乌克兰能够做的得益于西方的武器、资金和情报支持。欧洲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承担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任何升级或核冲突的风险都会对西方本身构成直接威胁。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在这场战争中有着巨大的利益;他们应该对战争的结局有发言权。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应该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迫使乌克兰让步。但它确实表明，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在向乌克兰提供未来援助时，应该着眼于让乌克兰处于最好的谈判地位，而不是简单地继续战争。例如，乌克兰及其盟友必须关注核心利益，如维护乌克兰主权和保护其人民。这些目标在设定上应该是有侧重的：乌克兰不应试图夺回2014年之前的所有领土，也不应试图惩罚俄罗斯领导人，而应追求不太可能导致局势急剧升级、更有可能带来持久和平的目标。华盛顿应该鼓励实现这些目标，还应该至少在私下里向基辅表明，美国支持的限度在哪里，以及白宫认为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升级风险。现在设定明确的预期可以降低基辅产生误解的风险。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考虑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国内政治，因为两国的内部支持对于最终达成任何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历史表明，莫斯科的权力转移是可能的。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普京和他身边的小圈子，并考虑他们可能愿意接受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考虑到普京动员了数十万额外的前线部队，似乎越来越清楚的是，他将寻求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彻底的、毁灭性的损失。但就像他之前的许多独裁者一样，他可以把糟糕的结果当成胜利。这意味着有可能找到一些挽回颜面的协议，在这种协议中，可以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合法控制等事实，克里姆林宫可以向俄罗斯公众描绘为西方的真正让步。

　　在基辅，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面临着一个更加开放、更具争议的政治环境，乌克兰政治分歧开始重新出现。而自今年二月以来，乌克兰民众变得更加团结，团结在反对入侵的全国斗争中。在向乌克兰人提出了如此多的要求之后，乌克兰政府将发现很难做出任何似乎是在奖励敌人的妥协。如果泽伦斯基接受不受欢迎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导致他在选举中落败。在这种情况下，一项乌克兰人觉得他们基本上已取得胜利的协议更有可能成功。这使得现在管理预期变得更加重要。华盛顿应鼓励基辅在克里米亚等可能纳入未来解决方案的问题上采取更温和的立场;缓和必胜的论调;并强调乌克兰将在解决方案下通过国际重建援助和欧洲经济一体化获得经济回报。

　　政策制定者应该为解决方案设定明确的基本要素，但在许多细节上有很大的灵活性。有几点是不可协商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乌克兰的主权和对乌克兰公民的保护，特别是那些希望离开俄罗斯占领领土的人。但在其他问题上，灵活性是可能的。例如，最终的领土边界可能部分取决于当地的军事进展。决策者不应不可挽回地致力于2月24日前，甚至2014年前的现状。一个领土更加紧凑的乌克兰，去掉了克里米亚和一些顿巴斯地区——这两个地区都保留了一些亲俄罗斯的人口，可能会更加稳定和便于防御。

　　总体而言，政策制定者应务实。例如，一个能够自卫并在经济上与欧洲一体化、拥有独立主权的乌克兰，远比一个在其边界内存在永久领土争端的乌克兰更可取。乌克兰局势仍然充满变动;美国政策制定者现在应该避免用在实践中可能难以实现的声明束缚自己的手脚。

　　与此同时，对西方政策制定者来说，解除制裁免可能是任何谈判中最重要但政治上最棘手的部分之一。制裁往往成为国际政治的永久特征，尽管其经济和政治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因此，它们通常作为谈判筹码比作为永久性惩罚更有用。政策制定者现在应该仔细考虑如何利用制裁来获得俄罗斯的让步。在整个战争中，西方制裁有两个目的：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短期惩罚和对俄罗斯军事机器的长期削弱。

　　对俄罗斯的一些制裁解除可能是成功达成和平协议的先决条件，但政策制定者应该仔细考虑哪些制裁值得解除。例如，允许俄罗斯汇回其部分外汇储备，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可能会有所帮助，因为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这对短期经济稳定很有吸引力，而且从长期来看，冻结这些储备不会削弱俄罗斯的经济。相比之下，从长远来看，对俄罗斯实施的出口管制应该有助于限制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如果可能的话，应该继续下去。政策制定者还应该接受分阶段的计划，即俄罗斯具体地让步或退出，以换取逐步解除制裁，这在失败的明斯克协议中是明显缺失的。

　　推动谈判解决方案的时机

　　在三种情况下，美国需要实质性推动谈判解决。首先是如果乌克兰军队继续取得重大成功，并且基辅的领导人开始谈论解放克里米亚。鉴于克里米亚对俄罗斯领导人的重要性，这样的目标大大增加了普京使用核武器的风险，破坏了禁止核使用的规范，并直接危及美国或更可能是北约盟国。第二个是，如果俄罗斯军队重新获得主动权并夺回重要领土，特别是如果他们开始从顿巴斯挺进。这将表明，俄罗斯的动员已经奏效，可能有必要达成解决方案，以维护乌克兰的主权。第三个是，如果双方再次陷入僵局，双方都无法夺回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和美国，甚至俄罗斯和乌克兰可能会得出结论，不再值得承担继续战争的巨大成本。

　　乍一看，美国政策制定者在乌克兰胜利、失败和同俄罗斯两败俱伤的时候考虑谈判解决方案似乎有些奇怪。上述每一种情况都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但将这三者联系在一起的是，每种情况的战场结果都指向了一个相对的共识，可以围绕这个共识建立解决方案。今天，战场仍然瞬息万变;双方都认为他们会胜利。只有当战场上的结果变得更加明显时，解决方案才可能实现。在此之前，强有力的西方支持可以帮助确保第一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

　　最近俄罗斯对基辅和乌克兰其他主要城市的空袭表明，俄罗斯可能正在考虑进一步升级。不断扩大的冲突有着巨大的风险和代价;即使现在还不是谈判的时候，政策制定者现在也需要考虑美国在何种情况下推动结束战争。他们应该思考如何有效利用制裁和战场收益，使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处于最佳位置。也许最重要的是，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将这些讨论的结果传达给基辅和欧洲各国，以避免乌克兰及其西方伙伴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存在潜在的危险分歧。

　　所有的战争都会结束。通过现在提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政策制定者可以防止不必要的升级，并确保在最后时刻达成更有力和稳定的解决方案。尽管解决方案现在看起来可能令人不快，但只有通过精心而谨慎的谈判，乌克兰的核心利益和这一地区的安全才可能得到长期维护。

　　作者简介：艾玛·阿什福德 (Emma Ashford)是美国史汀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和乔治城大学的兼职助理教授。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到2022年8月下旬，西方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的关注度正在下降。双方陷入了长期的僵局，使西方领导人不必做出艰难的选择，也不必过多地考虑冲突的未来。自9月初以来发生的事件——乌克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接着是俄罗斯的动员、吞并、对平民区的导弹袭击和核威胁——打破了这种幻想，将战争推入了一个新的、更危险的阶段。

　　自战争开始以来，拜登政府有效地保持了一种平衡的现实政治介入方式: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资金，同时继续明确表示，美国不会直接参与冲突。但拜登政府一直回避谈论战争战略的一个关键领域：战争可能结束的方式。那些建议美国也应该支持旨在通过谈判解决的外交努力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被视为幼稚或近乎叛国的行为。因此，推动拜登政府对最终结局犹豫不决的是道德问题：许多人认为，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和解是不道德的。

2022年9月，一位乌克兰士兵在扎波罗热

　　但几乎所有的战争都以谈判结束。莫斯科今年秋天对冲突的升级引发了两种担忧:一是与北约爆发更广泛的战争，二是使用核武器。这场冲突的全球经济代价已经非常巨大，而且几乎肯定会随着冬季的到来而增加。即使在今天看来，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似乎是不可能的，拜登政府也应该开始向公众和其伙伴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方式。它必须仔细考虑推动谈判的正确时机，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继续战斗的成本将超过收益。在寻求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同时，拜登政府还必须弄清楚如何在不为进一步冲突埋下伏笔的情况下利用乌克兰当前的成功。为达成最好的协议做准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在西方和乌克兰之间保持共同战线，考虑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国内政治，并保持灵活性，特别是在不加强普京政权的情况下可以取消对俄罗斯的哪些制裁方面。如果拜登政府不尽快做好准备，它可能会发现自己精心调整的战争应对措施被绝对胜利的危险幻想所取代。

　　问题在于何时以及如何展开谈判

　　在俄罗斯入侵后的八个月里，拜登政府的支持使乌克兰得以重新夺回领土，并对俄罗斯军队造成重大破坏，同时将冲突大规模升级的风险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拜登政府也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声称应该由乌克兰人来决定什么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但鉴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加大了战争动员，并公然对西方国家发出核威胁，维持这一立场变得更加困难。普京选择承受新的重大风险，而不是退缩，表明这场战争不会因为俄罗斯的投降而结束。尽管这些风险目前看来是可控的，但有必要通过谈判来预防可能到来的灾难时刻。

　　与此同时，战争的经济影响正在迅速扩大。在乌克兰，公共财政遭到重创;这个国家的资金快用完了。正如经济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去年九月所言，“除非乌克兰的盟友加大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否则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乌克兰国内会出现社会和政治危机。”与此同时，由于能源价格飙升加剧了通货膨胀，并增加了陷入深度衰退的可能性，欧洲也陷入了紧缩的套索中。所有这些使得拜登政府的立场——基辅将独自决定战争何时结束——越来越站不住脚。

　　实际上，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而在于何时以及如何展开谈判。然而，政策制定者必须应对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情形：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得越好，就越难以讨论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尽管从实力的角度进行谈判对乌克兰有利。随着俄罗斯升级局势的风险增加，任何谈论结束战争的西方领导人都有可能被描绘成不切实际的、不道德的，或者屈服于“核讹诈”。但现在就可接受的和解条款进行内部讨论，将使各方在达成这种协议的机会出现时处于更好的位置。

　　考虑长久安全而非最大收益

　　要为解决问题奠定基础，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行动，确保美国、欧洲和乌克兰的利益不会产生分歧。乌克兰的利益不一定与西方伙伴的利益相同。对基辅来说，赌注更高，而且乌克兰经济已经处于混乱之中，它可能会决定，冒着战争升级或继续的风险，它已经失无所失。但乌克兰能够做的得益于西方的武器、资金和情报支持。欧洲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承担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任何升级或核冲突的风险都会对西方本身构成直接威胁。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在这场战争中有着巨大的利益;他们应该对战争的结局有发言权。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应该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迫使乌克兰让步。但它确实表明，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在向乌克兰提供未来援助时，应该着眼于让乌克兰处于最好的谈判地位，而不是简单地继续战争。例如，乌克兰及其盟友必须关注核心利益，如维护乌克兰主权和保护其人民。这些目标在设定上应该是有侧重的：乌克兰不应试图夺回2014年之前的所有领土，也不应试图惩罚俄罗斯领导人，而应追求不太可能导致局势急剧升级、更有可能带来持久和平的目标。华盛顿应该鼓励实现这些目标，还应该至少在私下里向基辅表明，美国支持的限度在哪里，以及白宫认为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升级风险。现在设定明确的预期可以降低基辅产生误解的风险。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考虑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国内政治，因为两国的内部支持对于最终达成任何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历史表明，莫斯科的权力转移是可能的。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普京和他身边的小圈子，并考虑他们可能愿意接受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考虑到普京动员了数十万额外的前线部队，似乎越来越清楚的是，他将寻求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彻底的、毁灭性的损失。但就像他之前的许多独裁者一样，他可以把糟糕的结果当成胜利。这意味着有可能找到一些挽回颜面的协议，在这种协议中，可以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合法控制等事实，克里姆林宫可以向俄罗斯公众描绘为西方的真正让步。

　　在基辅，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面临着一个更加开放、更具争议的政治环境，乌克兰政治分歧开始重新出现。而自今年二月以来，乌克兰民众变得更加团结，团结在反对入侵的全国斗争中。在向乌克兰人提出了如此多的要求之后，乌克兰政府将发现很难做出任何似乎是在奖励敌人的妥协。如果泽伦斯基接受不受欢迎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导致他在选举中落败。在这种情况下，一项乌克兰人觉得他们基本上已取得胜利的协议更有可能成功。这使得现在管理预期变得更加重要。华盛顿应鼓励基辅在克里米亚等可能纳入未来解决方案的问题上采取更温和的立场;缓和必胜的论调;并强调乌克兰将在解决方案下通过国际重建援助和欧洲经济一体化获得经济回报。

　　政策制定者应该为解决方案设定明确的基本要素，但在许多细节上有很大的灵活性。有几点是不可协商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乌克兰的主权和对乌克兰公民的保护，特别是那些希望离开俄罗斯占领领土的人。但在其他问题上，灵活性是可能的。例如，最终的领土边界可能部分取决于当地的军事进展。决策者不应不可挽回地致力于2月24日前，甚至2014年前的现状。一个领土更加紧凑的乌克兰，去掉了克里米亚和一些顿巴斯地区——这两个地区都保留了一些亲俄罗斯的人口，可能会更加稳定和便于防御。

　　总体而言，政策制定者应务实。例如，一个能够自卫并在经济上与欧洲一体化、拥有独立主权的乌克兰，远比一个在其边界内存在永久领土争端的乌克兰更可取。乌克兰局势仍然充满变动;美国政策制定者现在应该避免用在实践中可能难以实现的声明束缚自己的手脚。

　　与此同时，对西方政策制定者来说，解除制裁免可能是任何谈判中最重要但政治上最棘手的部分之一。制裁往往成为国际政治的永久特征，尽管其经济和政治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因此，它们通常作为谈判筹码比作为永久性惩罚更有用。政策制定者现在应该仔细考虑如何利用制裁来获得俄罗斯的让步。在整个战争中，西方制裁有两个目的：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短期惩罚和对俄罗斯军事机器的长期削弱。

　　对俄罗斯的一些制裁解除可能是成功达成和平协议的先决条件，但政策制定者应该仔细考虑哪些制裁值得解除。例如，允许俄罗斯汇回其部分外汇储备，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可能会有所帮助，因为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这对短期经济稳定很有吸引力，而且从长期来看，冻结这些储备不会削弱俄罗斯的经济。相比之下，从长远来看，对俄罗斯实施的出口管制应该有助于限制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如果可能的话，应该继续下去。政策制定者还应该接受分阶段的计划，即俄罗斯具体地让步或退出，以换取逐步解除制裁，这在失败的明斯克协议中是明显缺失的。

　　推动谈判解决方案的时机

　　在三种情况下，美国需要实质性推动谈判解决。首先是如果乌克兰军队继续取得重大成功，并且基辅的领导人开始谈论解放克里米亚。鉴于克里米亚对俄罗斯领导人的重要性，这样的目标大大增加了普京使用核武器的风险，破坏了禁止核使用的规范，并直接危及美国或更可能是北约盟国。第二个是，如果俄罗斯军队重新获得主动权并夺回重要领土，特别是如果他们开始从顿巴斯挺进。这将表明，俄罗斯的动员已经奏效，可能有必要达成解决方案，以维护乌克兰的主权。第三个是，如果双方再次陷入僵局，双方都无法夺回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和美国，甚至俄罗斯和乌克兰可能会得出结论，不再值得承担继续战争的巨大成本。

　　乍一看，美国政策制定者在乌克兰胜利、失败和同俄罗斯两败俱伤的时候考虑谈判解决方案似乎有些奇怪。上述每一种情况都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但将这三者联系在一起的是，每种情况的战场结果都指向了一个相对的共识，可以围绕这个共识建立解决方案。今天，战场仍然瞬息万变;双方都认为他们会胜利。只有当战场上的结果变得更加明显时，解决方案才可能实现。在此之前，强有力的西方支持可以帮助确保第一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

　　最近俄罗斯对基辅和乌克兰其他主要城市的空袭表明，俄罗斯可能正在考虑进一步升级。不断扩大的冲突有着巨大的风险和代价;即使现在还不是谈判的时候，政策制定者现在也需要考虑美国在何种情况下推动结束战争。他们应该思考如何有效利用制裁和战场收益，使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处于最佳位置。也许最重要的是，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将这些讨论的结果传达给基辅和欧洲各国，以避免乌克兰及其西方伙伴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存在潜在的危险分歧。

　　所有的战争都会结束。通过现在提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政策制定者可以防止不必要的升级，并确保在最后时刻达成更有力和稳定的解决方案。尽管解决方案现在看起来可能令人不快，但只有通过精心而谨慎的谈判，乌克兰的核心利益和这一地区的安全才可能得到长期维护。

　　作者简介：艾玛·阿什福德 (Emma Ashford)是美国史汀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和乔治城大学的兼职助理教授。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