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希尔：《克劳备忘录》的缺陷与基辛格的修正，美中尚可以追求“战略互信与合作”

　　在描述中国对邻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时，许多观察人士会以二战前的日本和一战前的德国作为类比。这种历史视角的解读似乎是想表明，日本和德国帝国野心和扩张欲望使随后的战争不可避免，如今中国也有类似的倾向。

　　学者拉什•多希(Rush Doshi)所著的《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 's Grand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n Order)一书最近出版，这本书就以德国作为类比。拉什•多希目前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团队任职。多希曾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21世纪中美之间的竞争与19世纪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惊人地相似。”在做这种比较分析时，少不了会引用英国外交官艾尔·克劳(Eyre Crowe，1864-1925)1907年写的一份著名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考察了英国与法国和德国的关系，但主要侧重于对德国外交政策的评估。

《克劳备忘录》

　　《克劳备忘录》被广泛认为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出现，因为克劳总结道，柏林“旨在建立德国的霸权，首先是在欧洲，最终是在世界范围内。”这将“从本质上与英国的切身利益相抵触”，这促使克劳作出判断:“从长远来看，武装冲突是无法避免的，除非英国牺牲这些利益”或建立足以有效威慑德国的军事能力。

　　克劳也考虑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德国的目标实际上比较有限且实现方式比较温和。克劳推测，也许柏林只是“寻求促进其对外贸易，传播德国文化的好处，扩大德国所能影响的范围，并在世界各地创造新的德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可以和平地实现”。在这种视角下，德国会推迟考虑任何更宏大的目标。

　　但克劳论点的关键在于，他指出，要考量柏林这两个目标中的哪一个不会影响伦敦，因为“第二个目标……在任何阶段都可能并入第一个目标中，并因此“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可怕的威胁”，就像德国本就“怀有预谋”追求霸权一样。克劳的底线是，“这不是英格兰可以冒任何风险的事情。”因此，不管德国的意图如何，伦敦必须采取“同样的总体行为方针”：来转移德国追求的任何相互“理解”，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让步”或基于“徒劳的希望”，认为可以与柏林“和解”。

　　克劳的观点与今天在华盛顿发表那些观点相同，后者认为中国在东亚谋求地区霸权，并最终谋求全球霸权;这在根本上与美国的重要利益相抵触;华盛顿不能冒险假定北京的意图是有限的或良性的。美国那些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人也赞同克劳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对北京采取任何和解的方式，或旨在安抚中国的方式，都可能是行不通或徒劳的。的确，克劳(1907年)写道，“过去20年英德关系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系统性无偿让步政策的历史。”过去20年甚至更久的中美关系也经常被说出是如此。

基辛格

　　但被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称之为关于当今中国的“克劳学派”继承了克劳论点的深层缺陷。可以说，《克劳备忘录》中最大的盲点在于他的关键论断，即德国追求的是地区和全球霸权，还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地繁荣、安全和传播其文化，都没有区别，因为后者“在任何阶段都可能与前者融合”。克劳没有认识到或承认的是，正是由于英国抵制或反对德国合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目标的政策，致使德国的两个目标最终合在一起。克劳承认，“像德国这样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国家，自然有权在其努力发展的领域合理地的扩张，而忽视这种主张既不公正，也不明智。”但除了规模合理的海军(不接近英国的规模)，他没有具体说明德国可以有哪些合法利益。大多数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人也倾向于不具体说明北京可以合法追求哪些全球利益。

　　关键在于，德国追求的目标确实有所不同，而柏林肯定会变得愈发不满，进而对英国似乎旨在阻碍德国野心的政策做出咄咄逼人的回应。同样，中国今天追求的目标也是不同的，而否定它有一个比全球霸权更有限、更良性的目标的可能性，就采取对抗性的对华政策，抵制中国影响力和扩张——将使北京更有可能感到有必要转向更具扩张性、更宏大的目标。

　　克劳不仅忽视了英格兰成为德国战略考量变数的可能性;他也基本上否认了伦敦对两国紧张关系负有任何责任的说法。在他的分析中，完全是“德国政府的直接行动(及其)完全片面的侵略行为……导致两国无法维持正常的友好关系。”就英国而言，它表现出了“最和解的性格”和“真诚地希望以绝对睦邻友好的方式与(德国)生活在一起”。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英格兰在最近的任何场合所表现出来的，或者将来可能表现出来的，更公允的了，英格兰对德国或德国提出的要求没有任何偏见。”同样，今天华盛顿几乎不承认美国方面对双边紧张关系负有任何责任，也没有承认中国的行为是对美国政策的反应。

　　基辛格在十年前的《论中国》一书中对“克劳学派”提出了修正意见，在他看来，“克劳学派认为中国的成功‘崛起’与美国在太平洋乃至世界的地位是不相容的。”对待“任何形式的合作……就像给中国空间，让它建立应对最终危机的能力。”在基辛格看来，克劳的分析的核心问题是“它看起来不证自明”，这无法逃避“它自我强加的要求，尤其是它的内在假设”。克劳“排除了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合作甚至信任”，因此实质上宣称“再也没有任何外交空间了”。这在今天反映在对与中国接触的效用的广泛怀疑，对任何消除疑虑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假设，以及拜登政府明确强调与北京的竞争而不是合作上。

　　但正如克劳对德国的评估一样，拒绝对中国采取包容态度是基于对北京的战略意图似是而非的假设，对互惠外交的潜在好处的过早忽视，以及对自我实现可能的忽视。为了克服这些障碍，基辛格敦促“这是一项严肃的共同努力，需要(华盛顿和北京的)最高领导人持续关注，以发展一种真正的战略互信与合作意识，并“使美国和中国成为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他还建议，双方领导人“需要扪心自问一个《克劳备忘录》从未正式提出的问题：冲突将把我们带向何处?”如果知道世界末日的样子，那些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国际体系领导人，谁不会退缩呢?”在目前的美中关系竞争中，显然缺乏这种先见之明。

　　但即使在克劳的时代，他的分析中存在的缺陷和内在的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其他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克劳撰写备忘录的一个月后，托马斯·桑德森勋爵(Thomas Sanderson， 1841–1923)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是当时刚刚退休的英国资深外交官。桑德森指责克劳忽视了德国视角这一关键因素。

　　他当时的这句话非常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他写道：“一个以巨大牺牲为代价获得成功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有些傲慢和过于急切，急于实现各种长期被压抑的愿望，并要求对其新地位的充分承认。”他补充到，“可以预料，德国不会放弃其(全球存在)的雄心，这将帮助和支持其商业的发展，并为其过剩人口提供工作机会。”作为比较，他补充说，“如果仅仅是获得领土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那么我可以想象，与我们相比，自1871年以来，德国的罪过是何其轻微。”他写道：“(在其他国家看来)大英帝国必定是一个庞大的、遍布全球的巨人，手指和脚趾都向四面八方伸展。”这句话或许正适用于今天的美国。

　　桑德森的底线是，“在任何情况下，以纯粹阻碍的态度来对待(德国)都是不明智的”，因为“一个伟大的、不断发展的国家是无法被压制的”。德国并不想与英国争论，尽管“它可能希望在面对一场比现在更有成功机会的争论时处于有利地位。但如果有人引导它相信，无论它寻求向哪个方向扩张，都将发现英国雄狮挡在它的道路上，那将是一种不幸。必须有地方让德国企业能够在不损害英国任何重要利益的情况下找到发展空间。”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北京方面的观点，以及华盛顿对中国利益和全球影响力采取“纯粹阻碍态度”的风险。中国不寻求与美国争论，但它确实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其财富、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安全。华盛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确定美中两国的利益在哪些方面是相容的，甚至是可以合作的，而不是假设这些(借用克劳的话)“根本上与美国的重要利益相悖”。

　　在这方面，桑德森应该会支持基辛格所说的双边应追求“真正的战略互信与合作”，尽管存在明显的挑战。桑德森承认，德国是“一个严格而顽强的讨价谈判者，也是一个最令人讨厌的对手，”但他的结论是，“无论这种讨论多么令人厌烦，一般来说，立即与它协商，并坦率直陈你能接受多少它的观点，”比反复出现危机和意外的风险要好得多。这同样适用于与中国进行实质性和持久外交的必要性，即使北京是一个不招人喜欢的对手。

　　将桑德森的建议应用到今天的美中关系中，可以提供一个避免新冷战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在克劳那里是没有的。

　　保罗·希尔(Paul Heer )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中国和东亚问题杰出研究员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本文编译自《国家利益》官网，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not-germany-world-war-i-192585?page=0%2C1

　　在描述中国对邻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时，许多观察人士会以二战前的日本和一战前的德国作为类比。这种历史视角的解读似乎是想表明，日本和德国帝国野心和扩张欲望使随后的战争不可避免，如今中国也有类似的倾向。

　　学者拉什•多希(Rush Doshi)所著的《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 's Grand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n Order)一书最近出版，这本书就以德国作为类比。拉什•多希目前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团队任职。多希曾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21世纪中美之间的竞争与19世纪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惊人地相似。”在做这种比较分析时，少不了会引用英国外交官艾尔·克劳(Eyre Crowe，1864-1925)1907年写的一份著名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考察了英国与法国和德国的关系，但主要侧重于对德国外交政策的评估。

《克劳备忘录》

　　《克劳备忘录》被广泛认为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出现，因为克劳总结道，柏林“旨在建立德国的霸权，首先是在欧洲，最终是在世界范围内。”这将“从本质上与英国的切身利益相抵触”，这促使克劳作出判断:“从长远来看，武装冲突是无法避免的，除非英国牺牲这些利益”或建立足以有效威慑德国的军事能力。

　　克劳也考虑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德国的目标实际上比较有限且实现方式比较温和。克劳推测，也许柏林只是“寻求促进其对外贸易，传播德国文化的好处，扩大德国所能影响的范围，并在世界各地创造新的德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可以和平地实现”。在这种视角下，德国会推迟考虑任何更宏大的目标。

　　但克劳论点的关键在于，他指出，要考量柏林这两个目标中的哪一个不会影响伦敦，因为“第二个目标……在任何阶段都可能并入第一个目标中，并因此“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可怕的威胁”，就像德国本就“怀有预谋”追求霸权一样。克劳的底线是，“这不是英格兰可以冒任何风险的事情。”因此，不管德国的意图如何，伦敦必须采取“同样的总体行为方针”：来转移德国追求的任何相互“理解”，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让步”或基于“徒劳的希望”，认为可以与柏林“和解”。

　　克劳的观点与今天在华盛顿发表那些观点相同，后者认为中国在东亚谋求地区霸权，并最终谋求全球霸权;这在根本上与美国的重要利益相抵触;华盛顿不能冒险假定北京的意图是有限的或良性的。美国那些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人也赞同克劳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对北京采取任何和解的方式，或旨在安抚中国的方式，都可能是行不通或徒劳的。的确，克劳(1907年)写道，“过去20年英德关系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系统性无偿让步政策的历史。”过去20年甚至更久的中美关系也经常被说出是如此。

基辛格

　　但被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称之为关于当今中国的“克劳学派”继承了克劳论点的深层缺陷。可以说，《克劳备忘录》中最大的盲点在于他的关键论断，即德国追求的是地区和全球霸权，还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地繁荣、安全和传播其文化，都没有区别，因为后者“在任何阶段都可能与前者融合”。克劳没有认识到或承认的是，正是由于英国抵制或反对德国合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目标的政策，致使德国的两个目标最终合在一起。克劳承认，“像德国这样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国家，自然有权在其努力发展的领域合理地的扩张，而忽视这种主张既不公正，也不明智。”但除了规模合理的海军(不接近英国的规模)，他没有具体说明德国可以有哪些合法利益。大多数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人也倾向于不具体说明北京可以合法追求哪些全球利益。

　　关键在于，德国追求的目标确实有所不同，而柏林肯定会变得愈发不满，进而对英国似乎旨在阻碍德国野心的政策做出咄咄逼人的回应。同样，中国今天追求的目标也是不同的，而否定它有一个比全球霸权更有限、更良性的目标的可能性，就采取对抗性的对华政策，抵制中国影响力和扩张——将使北京更有可能感到有必要转向更具扩张性、更宏大的目标。

　　克劳不仅忽视了英格兰成为德国战略考量变数的可能性;他也基本上否认了伦敦对两国紧张关系负有任何责任的说法。在他的分析中，完全是“德国政府的直接行动(及其)完全片面的侵略行为……导致两国无法维持正常的友好关系。”就英国而言，它表现出了“最和解的性格”和“真诚地希望以绝对睦邻友好的方式与(德国)生活在一起”。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英格兰在最近的任何场合所表现出来的，或者将来可能表现出来的，更公允的了，英格兰对德国或德国提出的要求没有任何偏见。”同样，今天华盛顿几乎不承认美国方面对双边紧张关系负有任何责任，也没有承认中国的行为是对美国政策的反应。

　　基辛格在十年前的《论中国》一书中对“克劳学派”提出了修正意见，在他看来，“克劳学派认为中国的成功‘崛起’与美国在太平洋乃至世界的地位是不相容的。”对待“任何形式的合作……就像给中国空间，让它建立应对最终危机的能力。”在基辛格看来，克劳的分析的核心问题是“它看起来不证自明”，这无法逃避“它自我强加的要求，尤其是它的内在假设”。克劳“排除了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合作甚至信任”，因此实质上宣称“再也没有任何外交空间了”。这在今天反映在对与中国接触的效用的广泛怀疑，对任何消除疑虑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假设，以及拜登政府明确强调与北京的竞争而不是合作上。

　　但正如克劳对德国的评估一样，拒绝对中国采取包容态度是基于对北京的战略意图似是而非的假设，对互惠外交的潜在好处的过早忽视，以及对自我实现可能的忽视。为了克服这些障碍，基辛格敦促“这是一项严肃的共同努力，需要(华盛顿和北京的)最高领导人持续关注，以发展一种真正的战略互信与合作意识，并“使美国和中国成为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他还建议，双方领导人“需要扪心自问一个《克劳备忘录》从未正式提出的问题：冲突将把我们带向何处?”如果知道世界末日的样子，那些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国际体系领导人，谁不会退缩呢?”在目前的美中关系竞争中，显然缺乏这种先见之明。

　　但即使在克劳的时代，他的分析中存在的缺陷和内在的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其他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克劳撰写备忘录的一个月后，托马斯·桑德森勋爵(Thomas Sanderson， 1841–1923)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是当时刚刚退休的英国资深外交官。桑德森指责克劳忽视了德国视角这一关键因素。

　　他当时的这句话非常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他写道：“一个以巨大牺牲为代价获得成功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有些傲慢和过于急切，急于实现各种长期被压抑的愿望，并要求对其新地位的充分承认。”他补充到，“可以预料，德国不会放弃其(全球存在)的雄心，这将帮助和支持其商业的发展，并为其过剩人口提供工作机会。”作为比较，他补充说，“如果仅仅是获得领土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那么我可以想象，与我们相比，自1871年以来，德国的罪过是何其轻微。”他写道：“(在其他国家看来)大英帝国必定是一个庞大的、遍布全球的巨人，手指和脚趾都向四面八方伸展。”这句话或许正适用于今天的美国。

　　桑德森的底线是，“在任何情况下，以纯粹阻碍的态度来对待(德国)都是不明智的”，因为“一个伟大的、不断发展的国家是无法被压制的”。德国并不想与英国争论，尽管“它可能希望在面对一场比现在更有成功机会的争论时处于有利地位。但如果有人引导它相信，无论它寻求向哪个方向扩张，都将发现英国雄狮挡在它的道路上，那将是一种不幸。必须有地方让德国企业能够在不损害英国任何重要利益的情况下找到发展空间。”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北京方面的观点，以及华盛顿对中国利益和全球影响力采取“纯粹阻碍态度”的风险。中国不寻求与美国争论，但它确实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其财富、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安全。华盛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确定美中两国的利益在哪些方面是相容的，甚至是可以合作的，而不是假设这些(借用克劳的话)“根本上与美国的重要利益相悖”。

　　在这方面，桑德森应该会支持基辛格所说的双边应追求“真正的战略互信与合作”，尽管存在明显的挑战。桑德森承认，德国是“一个严格而顽强的讨价谈判者，也是一个最令人讨厌的对手，”但他的结论是，“无论这种讨论多么令人厌烦，一般来说，立即与它协商，并坦率直陈你能接受多少它的观点，”比反复出现危机和意外的风险要好得多。这同样适用于与中国进行实质性和持久外交的必要性，即使北京是一个不招人喜欢的对手。

　　将桑德森的建议应用到今天的美中关系中，可以提供一个避免新冷战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在克劳那里是没有的。

　　保罗·希尔(Paul Heer )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中国和东亚问题杰出研究员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本文编译自《国家利益》官网，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not-germany-world-war-i-192585?page=0%2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