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史密斯：从两种接触类型的结果判断美国是否需要继续对华接触

　　在拜登政府逐步制定其对华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是否与中国继续接触可能会成为一个核心问题。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遗产之一就是它动摇了“美国长期以来对与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大国接触是有意义的”这一信条。《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认为，那种包括开放贸易在内的接触将把这些国家变成“良性参与者和值得信赖的伙伴”的假设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

　　然而，在中国问题上，接触的现实状况要复杂得多。历史上，美国与中国进行过两种一般类型的接触：趋同利益接触(由对存在威胁或挑战的相互认知驱动的接触)和转型接触(一方或双方试图向另一方灌输规范，并在各个领域建立长期的相互依赖关系)。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第一种是趋向共同利益的接触，它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以及毛泽东主席)在上世纪70年代初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当时，中国和美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对手——苏联，这个逻辑在随后的十七年里驱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事实上，从1972年到1989年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时代”。两国建立了积极的军事伙伴关系。双方的军事交流——人员往来、港口访问、情报交流——随处可见;美国向中国出售或捐赠武器。中国允许中央情报局在其境内设立监听站来监视苏联。

　　然而，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美中关系的发展不可能依靠单一的共同威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1979年给他的上司吉米·卡特总统的备忘录中警告了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写道:“我们对苏联的共同关切……不足以成为与中国建立长期关系的基础。”

　　十年后，布热津斯基的警告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1980年代末期，发生在北京的风波以及柏林墙的倒塌(随后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美中关系。

　　没有了苏联的威胁，美中两国就失去了发展关系的战略基础。但北京的风波对美国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产生了直接的内在影响。作为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州长指责乔治·H·W·布什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向中国派遣“使者”以表明美国仍有兴趣与中国做生意，“未能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因此，克林顿的批评对外界表明，一种在手段和目的上都具有变革意义的新型对华接触将在美国占上风，其关键议题之一将是人权。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1994年写道，“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如何对待其人民。”

1989年7月2日，邓小平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左二)与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左一)

　　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美国扩大了其转型接触的议程，将中国纳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这是美国在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个关键原因。

　　然而，尽管乔治·w·布什将中国描述为“战略竞争对手”，在他执政期间，1980年代末之前盛行的趋同利益式接触被重新激活，这一点在9/11之后变得很明显，当时中国在随后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向美国提供了政治和情报支持。

　　布什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试图通过他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论点来统合美国对华两种类型的接触。他文章的核心观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至少部分地对中国进行了有益的改造，但中国需要更进一步，成为国际体系的利益相关者。佐利克认为，“中国有责任加强使其得以成功的国际体系”。佐利克指出，美国和中国对朝鲜半岛核武器问题的共同关切是一个可以开展有益合作的例子。他说:“自2003年开始主持六方会谈以来，中国一直发挥着建设性作用。”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他的政府的早期提到基于“共同利益的接触”这个主题。2009年11月，他在上海市政厅演讲时表示，美中两国拥有“积极、建设性和全面的关系”，可以解决“关键的全球问题”，如经济复苏、清洁能源、核扩散等。

　　然而，不清楚奥巴马当时列出的问题是否上升到与1980年代末年之前的问题一样可以严峻到可以威胁生存的程度。此外，中国对奥巴马的提议做出了自相矛盾的回应，最终在东海和南海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这些举动最终激发了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

　　与前任总统相比，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对中国采取了强硬得多的态度。特朗普标志性的中国战略(“美国对华战略方针”)表示，“美国认为与北京进行流于表面的象征性接触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它不排除对华接触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接触能带来“切实的结果和建设性的成果”。

2020年1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中方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在白宫东厅共同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总体而言，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无论是趋同的利益还是想要推动中国转型——结果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然而，在这两种类型的接触中，趋同利益的接触可以说更为成功。因此，展望未来，继续对华接触是有逻辑和战略依据的，特别是当它聚焦于双方都认为存在的威胁或挑战时。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关键阶段。中国和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未来几十年两国之间将会有一场艰巨而危险的军事竞争。

　　不过，竞争是一回事;冲突和战争完全是另一回事，驱动后者发生的是恐惧、误解以及沟通不畅。保持接触远非天真或绝望之中不得已的选择，它是建立信心、帮助维护和平的有效途径。

　　保罗·史密斯(Paul J. Smith)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engaging-china-still-useful-178678

　　在拜登政府逐步制定其对华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是否与中国继续接触可能会成为一个核心问题。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遗产之一就是它动摇了“美国长期以来对与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大国接触是有意义的”这一信条。《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认为，那种包括开放贸易在内的接触将把这些国家变成“良性参与者和值得信赖的伙伴”的假设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

　　然而，在中国问题上，接触的现实状况要复杂得多。历史上，美国与中国进行过两种一般类型的接触：趋同利益接触(由对存在威胁或挑战的相互认知驱动的接触)和转型接触(一方或双方试图向另一方灌输规范，并在各个领域建立长期的相互依赖关系)。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第一种是趋向共同利益的接触，它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以及毛泽东主席)在上世纪70年代初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当时，中国和美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对手——苏联，这个逻辑在随后的十七年里驱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事实上，从1972年到1989年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时代”。两国建立了积极的军事伙伴关系。双方的军事交流——人员往来、港口访问、情报交流——随处可见;美国向中国出售或捐赠武器。中国允许中央情报局在其境内设立监听站来监视苏联。

　　然而，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美中关系的发展不可能依靠单一的共同威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1979年给他的上司吉米·卡特总统的备忘录中警告了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写道:“我们对苏联的共同关切……不足以成为与中国建立长期关系的基础。”

　　十年后，布热津斯基的警告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1980年代末期，发生在北京的风波以及柏林墙的倒塌(随后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美中关系。

　　没有了苏联的威胁，美中两国就失去了发展关系的战略基础。但北京的风波对美国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产生了直接的内在影响。作为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州长指责乔治·H·W·布什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向中国派遣“使者”以表明美国仍有兴趣与中国做生意，“未能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因此，克林顿的批评对外界表明，一种在手段和目的上都具有变革意义的新型对华接触将在美国占上风，其关键议题之一将是人权。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1994年写道，“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如何对待其人民。”

1989年7月2日，邓小平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左二)与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左一)

　　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美国扩大了其转型接触的议程，将中国纳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这是美国在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个关键原因。

　　然而，尽管乔治·w·布什将中国描述为“战略竞争对手”，在他执政期间，1980年代末之前盛行的趋同利益式接触被重新激活，这一点在9/11之后变得很明显，当时中国在随后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向美国提供了政治和情报支持。

　　布什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试图通过他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论点来统合美国对华两种类型的接触。他文章的核心观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至少部分地对中国进行了有益的改造，但中国需要更进一步，成为国际体系的利益相关者。佐利克认为，“中国有责任加强使其得以成功的国际体系”。佐利克指出，美国和中国对朝鲜半岛核武器问题的共同关切是一个可以开展有益合作的例子。他说:“自2003年开始主持六方会谈以来，中国一直发挥着建设性作用。”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他的政府的早期提到基于“共同利益的接触”这个主题。2009年11月，他在上海市政厅演讲时表示，美中两国拥有“积极、建设性和全面的关系”，可以解决“关键的全球问题”，如经济复苏、清洁能源、核扩散等。

　　然而，不清楚奥巴马当时列出的问题是否上升到与1980年代末年之前的问题一样可以严峻到可以威胁生存的程度。此外，中国对奥巴马的提议做出了自相矛盾的回应，最终在东海和南海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这些举动最终激发了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

　　与前任总统相比，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对中国采取了强硬得多的态度。特朗普标志性的中国战略(“美国对华战略方针”)表示，“美国认为与北京进行流于表面的象征性接触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它不排除对华接触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接触能带来“切实的结果和建设性的成果”。

2020年1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中方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在白宫东厅共同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总体而言，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无论是趋同的利益还是想要推动中国转型——结果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然而，在这两种类型的接触中，趋同利益的接触可以说更为成功。因此，展望未来，继续对华接触是有逻辑和战略依据的，特别是当它聚焦于双方都认为存在的威胁或挑战时。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关键阶段。中国和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未来几十年两国之间将会有一场艰巨而危险的军事竞争。

　　不过，竞争是一回事;冲突和战争完全是另一回事，驱动后者发生的是恐惧、误解以及沟通不畅。保持接触远非天真或绝望之中不得已的选择，它是建立信心、帮助维护和平的有效途径。

　　保罗·史密斯(Paul J. Smith)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engaging-china-still-useful-178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