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延中：世界应对大流行失败的背后，从美中关系破裂到“各人自扫门前雪”

　　就在拜登总统就职典礼举行的前一天，美国越过了一个悲剧性的里程碑，COVID-19已造成40万人死亡。拜登此后警告说，到明年2月可能会有50万美国人丧生。事情本不必这么糟。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反复和无能加剧了疫情造成的损失，但从政治化处理到保护主义及偏执等超出任何政府控制的更大层面的因素同样导致了损失的扩大。

　　在疫情爆发初期，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开始跨越国界，各国不顾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匆忙设立旅行壁垒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世界主要大国不但没有共同努力遏制疫情，反而在谁应该对此负责的问题上争吵不休。科学研究被纳入国家利益的范畴，疫苗的开发和分配（专家们曾希望这一过程能为大流行提供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扩大了不同国家健康保障方面的差距。这种“疫苗隔离”的结果现在已经很明显：截至1月25日，全球接种的6810万剂疫苗中，没有一剂是在低收入或低收入至中等收入国家进行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上周在谈到疫苗缺口时说:“世界正处于一场灾难性道德失败的边缘。”

2020年3月，在COVID-19爆发期间，美国士兵们正在给纽约的一所学校消毒

　　这种国际层面的不协调和混乱，各国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应对行动，与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和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国际行动形成鲜明对比。2009年，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的卫生部门就猪流感病毒的传播交换了技术和信息，并加快了疫苗的开发，这一合作有助于应对这种病毒以及后来的H7N9禽流感，后者本可能在2013年轻易地成为一场大流行，但被有效遏制。然后在2014年，主要大国响应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的呼吁，向西非提供医疗援助，帮助对抗埃博拉病毒。特别是中美两国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双方共同建设治疗中心和直接提供医疗用品，为扭转疫情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些分析人士将COVID-19大流行期间国际卫生合作的失败归咎于世卫组织。客观地说，世卫组织确实犯了一系列错误。它推迟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表现出无力以一致和有效的方式执行国际卫生法规，并在寻求中国在疾病监测和应对的合作方面也过于听从中国。

　　但这些问题并不鲜见。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世卫组织向世界各国推荐了一套温和的缓解疫情的指南，但支持中国采取严格遏制手段的决定，对外发出了矛盾的信号，这似乎是为了安抚北京。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世卫组织也同样迟迟才宣布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各国仍然找到了共同努力的方法，阻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演变为灾难性事件。

　　是什么使这次疫情应对这样不同？仔细观察国际社会对COVID-19的应对，就会发现加剧这次疫情影响和应对措施低效的两个新的情况：政治化和安全化。

　　将病毒政治化

　　在以前的流行病爆发和发展期间，病毒的起源被视为一个科学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例如，中国没有对2002年至2003年SARS疫情始于广东省佛山的说法提出质疑，也没有其他国家公开谈论有必要让中国为疫情的爆发负责。但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首次发现COVID-19后的几个月里，病毒来自哪里的问题变得充满了政治意味。

　　特朗普曾将COVID-19称之为“中国病毒”，并指责北京“掀起了一场全球大流行”。中国官方媒体予以回击，坚称“虽然COVID-19是在中国发现的，但并不意味着它起源于中国。”北京宣称，其他国家可能要对病毒的爆发负责。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大流行很可能是由世界多个地方的单独疫情造成的。”

　　被政治化的不仅仅是病毒的起源。世卫组织的反应也是如此。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美国很少质疑中国对世卫组织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华盛顿甚至与北京一道，支持来自香港的陈冯富珍博士在2006年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美国也支持她在2012年连任，当时她是唯一的候选人)但随着国际社会应对COVID-19的行动与国内政治交织在一起，特朗普急于为自己对疫情的错误处理寻找替罪羊，他指责世卫组织被中国操纵，尽管缺乏有力的证据。作为回应，中国政府指责美国“试图抹黑中国，逃避自己的责任”。

　　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影响了世卫组织对疫情起因进行独立、透明和彻底调查的能力（该组织仍然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也影响了世卫组织让各国迅速采取一致行动，阻止病毒传播的能力。美中关系紧张也使联合国安理会陷入瘫痪，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动员联合国各机构抗击COVID-19的强有力决议，也未能成立一个附属机构来协调国际社会遏制大流行的努力。

　　随着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口水战愈演愈烈，民族主义根深蒂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情绪变得强硬起来，反美情绪同样在中国蔓延。这两个国家都将应对疫情的行动定义为不同政治模式间的相互斗争。对北京来说，当疫情在美国失控时，中国能够迅速控制住疫情，表明了自由民主的失败，以及党垄断政治权力的威权体制的优越性。对华盛顿来说，大流行的事实恰恰证明了中共未能为其人民和世界提供良好的治理。拜登承诺举行民主国家首脑峰会以应对COVID-19，这可能会加剧这种分裂，在面对共同的全球挑战时，将全球分成两个政治阵营。

　　自身安全的幻觉

　　与将大流行的政治化同样有害的是，世界各国倾向于将这一危机界定为国家安全危机。与以往大多数疫情不同，几乎每个国家都将COVID-19视为生死存亡的威胁，因此有理由采取不受正常政治程序约束的应对措施。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包括封锁整个城市和社区，实行宵禁和旅行禁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部署军队。在美国，特朗普援引《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支持他应对COVID-19的工作，并任命一名四星上将担任美国疫苗项目“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的首席运营官。这种战争状态不仅解除了各国帮助他人的道德义务;也使关键的医疗用品（包括个人防护装备和活性药物成分）比以前更加珍贵，也更加难以采购。

　　在自助原则的推动下，各国争相制定旅行限制和保护主义措施，同时竞相购买呼吸机和外科口罩。国际卫生合作如果仍然存在，已成为一个狭隘的国家利益问题。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国拒绝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派遣流行病学家前往中国的提议，华盛顿后来也大幅削减了与北京的公共卫生合作，理由是中国滥用国际卫生协议，以增强其在海外的影响力。同样的事态很快引发了疫苗民族主义，鼓励富裕国家单独与主要疫苗制造商达成协议，以确保优先获得疫苗。一些国家订购的疫苗剂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需要。例如，据报道，加拿大为每个公民保留5至10剂疫苗。

　　由大流行引起的中美力量平衡的转变增强了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既是第一个遭受疫情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基本复苏的国家。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2.3%，而美国为-3.5%。两国的GDP差距将继续缩小，这可能会加剧华盛顿方面对中国有望取代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担忧。只要两国从安全和竞争的角度看待疫情应对，就会将公共卫生合作的相对权力利益置于绝对权力利益之上。

　　全球公益

　　然而，并不是也就这样了。尽管大流行仍在美国肆虐，在中国再度爆发了零星的疫情，但全世界都在朝着大规模接种疫苗和群体免疫的方向发展。但这两个超级大国必须共同努力，确保大流行政治化和国家安全关切不会妨碍下一次大流行的国际合作。

　　为此，中国和美国必须采取措施缓和政治和军事紧张局势。两国应该重新开放更多沟通的渠道，比如在特朗普政府期间破裂的美中全面对话。这种交流经常被嘲笑为低效的谈话，但仍可能会减少误判的机会，并降低安全风险。美国还可以利用对话机会分享其在改善实验室生物安全以及建立促进药物开发的机构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样，两军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扩大，允许两国代表访问对方政府资助的生物防御设施。

　　中美两国还应推动世卫组织改革和加强，使其在协调应对未来全球突发卫生事件方面发挥更大的权威和政治独立作用。在共享疾病相关信息、消除误解和谣言、调查疫情等方面，世卫组织应享有更多自主权，发挥更大作用。这类改革将需要修订《国际卫生条例》，以改善会员国的遵守情况，并允许世卫组织收集自己的情报，以便能够更快、更好地作出决定。至少，世卫组织需要能畅通无阻地进入爆发中心。

　　必须将大流行控制作为一项全球公益，要求每个国家作出贡献。在完全打破全球传播链之前，任何国家都无法免受COVID-19的威胁。

　　因此，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主要经济大国应加大对COVAX疫苗全球采购机制的支持，以确保各国可以平等、公平地获得疫苗。在这样一个令人担忧的时刻，这样要求也许太多了，但紧急情况迫切需要这样做，数百万人的生命已危在旦夕。在遏制疫情方面，合作会带来很多好处，冲突则会造成很多损失，毕竟我们面对的病毒可不管什么政治分歧和领土边界。

　　作者：黄延中（Yanzhong Huang），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28/why-world-lost-pandemic

　　就在拜登总统就职典礼举行的前一天，美国越过了一个悲剧性的里程碑，COVID-19已造成40万人死亡。拜登此后警告说，到明年2月可能会有50万美国人丧生。事情本不必这么糟。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反复和无能加剧了疫情造成的损失，但从政治化处理到保护主义及偏执等超出任何政府控制的更大层面的因素同样导致了损失的扩大。

　　在疫情爆发初期，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开始跨越国界，各国不顾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匆忙设立旅行壁垒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世界主要大国不但没有共同努力遏制疫情，反而在谁应该对此负责的问题上争吵不休。科学研究被纳入国家利益的范畴，疫苗的开发和分配（专家们曾希望这一过程能为大流行提供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扩大了不同国家健康保障方面的差距。这种“疫苗隔离”的结果现在已经很明显：截至1月25日，全球接种的6810万剂疫苗中，没有一剂是在低收入或低收入至中等收入国家进行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上周在谈到疫苗缺口时说:“世界正处于一场灾难性道德失败的边缘。”

2020年3月，在COVID-19爆发期间，美国士兵们正在给纽约的一所学校消毒

　　这种国际层面的不协调和混乱，各国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应对行动，与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和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国际行动形成鲜明对比。2009年，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的卫生部门就猪流感病毒的传播交换了技术和信息，并加快了疫苗的开发，这一合作有助于应对这种病毒以及后来的H7N9禽流感，后者本可能在2013年轻易地成为一场大流行，但被有效遏制。然后在2014年，主要大国响应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的呼吁，向西非提供医疗援助，帮助对抗埃博拉病毒。特别是中美两国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双方共同建设治疗中心和直接提供医疗用品，为扭转疫情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些分析人士将COVID-19大流行期间国际卫生合作的失败归咎于世卫组织。客观地说，世卫组织确实犯了一系列错误。它推迟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表现出无力以一致和有效的方式执行国际卫生法规，并在寻求中国在疾病监测和应对的合作方面也过于听从中国。

　　但这些问题并不鲜见。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世卫组织向世界各国推荐了一套温和的缓解疫情的指南，但支持中国采取严格遏制手段的决定，对外发出了矛盾的信号，这似乎是为了安抚北京。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世卫组织也同样迟迟才宣布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各国仍然找到了共同努力的方法，阻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演变为灾难性事件。

　　是什么使这次疫情应对这样不同？仔细观察国际社会对COVID-19的应对，就会发现加剧这次疫情影响和应对措施低效的两个新的情况：政治化和安全化。

　　将病毒政治化

　　在以前的流行病爆发和发展期间，病毒的起源被视为一个科学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例如，中国没有对2002年至2003年SARS疫情始于广东省佛山的说法提出质疑，也没有其他国家公开谈论有必要让中国为疫情的爆发负责。但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首次发现COVID-19后的几个月里，病毒来自哪里的问题变得充满了政治意味。

　　特朗普曾将COVID-19称之为“中国病毒”，并指责北京“掀起了一场全球大流行”。中国官方媒体予以回击，坚称“虽然COVID-19是在中国发现的，但并不意味着它起源于中国。”北京宣称，其他国家可能要对病毒的爆发负责。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大流行很可能是由世界多个地方的单独疫情造成的。”

　　被政治化的不仅仅是病毒的起源。世卫组织的反应也是如此。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美国很少质疑中国对世卫组织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华盛顿甚至与北京一道，支持来自香港的陈冯富珍博士在2006年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美国也支持她在2012年连任，当时她是唯一的候选人)但随着国际社会应对COVID-19的行动与国内政治交织在一起，特朗普急于为自己对疫情的错误处理寻找替罪羊，他指责世卫组织被中国操纵，尽管缺乏有力的证据。作为回应，中国政府指责美国“试图抹黑中国，逃避自己的责任”。

　　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影响了世卫组织对疫情起因进行独立、透明和彻底调查的能力（该组织仍然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也影响了世卫组织让各国迅速采取一致行动，阻止病毒传播的能力。美中关系紧张也使联合国安理会陷入瘫痪，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动员联合国各机构抗击COVID-19的强有力决议，也未能成立一个附属机构来协调国际社会遏制大流行的努力。

　　随着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口水战愈演愈烈，民族主义根深蒂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情绪变得强硬起来，反美情绪同样在中国蔓延。这两个国家都将应对疫情的行动定义为不同政治模式间的相互斗争。对北京来说，当疫情在美国失控时，中国能够迅速控制住疫情，表明了自由民主的失败，以及党垄断政治权力的威权体制的优越性。对华盛顿来说，大流行的事实恰恰证明了中共未能为其人民和世界提供良好的治理。拜登承诺举行民主国家首脑峰会以应对COVID-19，这可能会加剧这种分裂，在面对共同的全球挑战时，将全球分成两个政治阵营。

　　自身安全的幻觉

　　与将大流行的政治化同样有害的是，世界各国倾向于将这一危机界定为国家安全危机。与以往大多数疫情不同，几乎每个国家都将COVID-19视为生死存亡的威胁，因此有理由采取不受正常政治程序约束的应对措施。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包括封锁整个城市和社区，实行宵禁和旅行禁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部署军队。在美国，特朗普援引《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支持他应对COVID-19的工作，并任命一名四星上将担任美国疫苗项目“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的首席运营官。这种战争状态不仅解除了各国帮助他人的道德义务;也使关键的医疗用品（包括个人防护装备和活性药物成分）比以前更加珍贵，也更加难以采购。

　　在自助原则的推动下，各国争相制定旅行限制和保护主义措施，同时竞相购买呼吸机和外科口罩。国际卫生合作如果仍然存在，已成为一个狭隘的国家利益问题。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国拒绝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派遣流行病学家前往中国的提议，华盛顿后来也大幅削减了与北京的公共卫生合作，理由是中国滥用国际卫生协议，以增强其在海外的影响力。同样的事态很快引发了疫苗民族主义，鼓励富裕国家单独与主要疫苗制造商达成协议，以确保优先获得疫苗。一些国家订购的疫苗剂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需要。例如，据报道，加拿大为每个公民保留5至10剂疫苗。

　　由大流行引起的中美力量平衡的转变增强了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既是第一个遭受疫情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基本复苏的国家。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2.3%，而美国为-3.5%。两国的GDP差距将继续缩小，这可能会加剧华盛顿方面对中国有望取代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担忧。只要两国从安全和竞争的角度看待疫情应对，就会将公共卫生合作的相对权力利益置于绝对权力利益之上。

　　全球公益

　　然而，并不是也就这样了。尽管大流行仍在美国肆虐，在中国再度爆发了零星的疫情，但全世界都在朝着大规模接种疫苗和群体免疫的方向发展。但这两个超级大国必须共同努力，确保大流行政治化和国家安全关切不会妨碍下一次大流行的国际合作。

　　为此，中国和美国必须采取措施缓和政治和军事紧张局势。两国应该重新开放更多沟通的渠道，比如在特朗普政府期间破裂的美中全面对话。这种交流经常被嘲笑为低效的谈话，但仍可能会减少误判的机会，并降低安全风险。美国还可以利用对话机会分享其在改善实验室生物安全以及建立促进药物开发的机构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样，两军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扩大，允许两国代表访问对方政府资助的生物防御设施。

　　中美两国还应推动世卫组织改革和加强，使其在协调应对未来全球突发卫生事件方面发挥更大的权威和政治独立作用。在共享疾病相关信息、消除误解和谣言、调查疫情等方面，世卫组织应享有更多自主权，发挥更大作用。这类改革将需要修订《国际卫生条例》，以改善会员国的遵守情况，并允许世卫组织收集自己的情报，以便能够更快、更好地作出决定。至少，世卫组织需要能畅通无阻地进入爆发中心。

　　必须将大流行控制作为一项全球公益，要求每个国家作出贡献。在完全打破全球传播链之前，任何国家都无法免受COVID-19的威胁。

　　因此，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主要经济大国应加大对COVAX疫苗全球采购机制的支持，以确保各国可以平等、公平地获得疫苗。在这样一个令人担忧的时刻，这样要求也许太多了，但紧急情况迫切需要这样做，数百万人的生命已危在旦夕。在遏制疫情方面，合作会带来很多好处，冲突则会造成很多损失，毕竟我们面对的病毒可不管什么政治分歧和领土边界。

　　作者：黄延中（Yanzhong Huang），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28/why-world-lost-pande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