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纳·米特：中国所拥有的力量如何塑造其全球野心

　　威权模式的困境

　　当然，中国领导人如何构想其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愿景，并不能指导外界如何看待中国。在当下中国，北京使其他国家很难忽视其ACGT模式的核心是威权主义。例如，在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认为它将给受援国带来商业和技术上的好处。一些西方观察人士甚至将“一带一路”称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令许多中国评论员懊恼的是，他们不想被视作是美国的冷战对手)。然而，七年后，由于北京方面的行动和言论，中国的威权主义已经全面进入人们的视野。例如，在COVID-19大流行的第一阶段，中国官员指出，他们有能力比民主政府更快地调用资源和收集数据，并宣布中国将为世界制造疫苗。

　　但无论潜在的好处是什么，中国的威权主义都不那么容易赢得全世界的赞许。随着“一带一路”的延伸，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担忧也随之而来。在柬埔寨等非民主的客户国家，中国可能会遇到较少的阻力，但在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家，阻力可能比较大，在这些国家，议会和媒体可以就中国的参与程度进行辩论，公众对中国及其体制的态度是多样的，甚至有些是公然敌对的。

　　如果中国在全球的实力投射变得更具对抗性，这种对它的敌意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北京将无法继续利用现有的安全保护伞——就像它在本世纪头十年在阿富汗所做的那样，当时北约实际上保护了中国的资产。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外交利益需要中国扩大在全球的安全存在。特别是印度洋，中国的活动范围可能会更大，因为中国寻求在由希腊、吉布提和巴基斯坦关键港口组成的地理三角地区扩大贸易利益。作为对这种可能性的回应，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统称为“四方”)的海军于去年11月在印度洋举行了联合演习。

　　尽管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感到满意，但解放军的到来可能不那么受欢迎。中国的外交技巧可能非常娴熟，但其目前经常使用的尖锐而缺乏魅力的话语足以让许多潜在的合作伙伴望而却步;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发展必要的软实力，将解放军未来的扩张描绘成提供共同安全，而不是简单地实现北京的愿望。

　　中国应对COVID-19危机的方式让许多此前一直在讨好北京的国家感到懊恼。在2010年代后期，中国在富裕国家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使其消费产品(比如广受欢迎的TikTok)拥有以前只有日本才具备的那种高科技魅力。然而，在COVID-19疫情爆发后，中国采取了高度对抗性的外交方式，并在此过程中将西方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技术支持威权主义可能性。

　　全球对其威权主义的新关注，使中国向海外推广其模式的努力变得困难。例如，中国很难让其他主要国家坚定承诺采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开发的5G技术。北半球的一些国家——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新西兰和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出于对5G设备的安全忧虑，他们不会使用华为的5G技术，他们也担心与中国的威权模式产生关联。英国最初同意允许华为有限地进入其5G市场，但在2020年七月改变了这一决定。在今年六月，中印军队在喜马拉雅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后不久，印度政府宣布未来将避免在其5G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

　　尽管如此，非洲、南美洲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更愿意接受中国的5G，并且仍有许多国家可能会继续采用它，因为其便宜又有效;对他们来说，接受这项技术的经济优势超过了任何安全担忧。中国5G技术被广泛采用不足以使中国在全球拥有主导地位，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圈子”。这样一个5G“圈子”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北京将有能力控制许多主要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可能获取大量数据。

　　中国是否想通过改变国际秩序来促进自己的利益，强化自身的存在?这可能是当今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但随之而来的答案往往更多地反映了当下的偏见，而非未来的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模样。那些想把矛头指向一个邪恶的、奉行扩张主义的中国的人们，自然会指出今天的北京存在侵略性姿态的证据。不那么悲观的观点则强调中国政策中更具适应性的特征，或指出中国将面临大量挑战，即使中国想要重塑世界，它自己的问题也会形成阻碍。许多西方观察家看到了一场新冷战，中国将成为21世纪苏联的翻版。

2020年12月4日，中国国家航天局公布了探月工程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月球表面国旗展示的照片

　　这样的预测过于僵化和笼统，无法准确描述中国崛起的复杂性——既无法捕捉到中国未来目标中固有的不确定性，也无法认识到塑造其愿景的基本要素。今天的中国是由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消费主义 (Consumerism)、全球野心(Global ambitions)和技术(Technology)构成的一股充满变化和活力的力量。可以将其称之为ACGT模式，这些要素与中国权力链条的结合、再结合，形成了中国现代的政治认同，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党想要加强对中国社会的控制，鼓励国内外消费主义，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并开发和出口属于自己的先进技术。如果不把这四个要素放在一起看，就无法了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前景。

　　了解中国领导人领导风格对知晓今天的中国及其可能的发展轨迹，以及中国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方式，都非常重要，但是熟悉ACGT模式的四个方面有着超越任何一个领导人或一场危机的意义，它们塑造了北京对其在重建世界秩序中地位的看法，即中国将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并输出其经济投资模式，这种模式借鉴了社群主义的发展理念，对自由主义规范漠不关心(尽管并不总是刻意敌视它们)。为了使自身的做法合法化，中国经常转向历史，例如，援引其前现代的过去，或重新诠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当下的中国越来越趋向专制，似乎可能看到它的未来。而要理解中国将走向何方，观察家们必须关注中国力量的主要元素，以及想象和表达这种力量的框架。

　　中国力量的纽带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的威权治理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通往自由的垫脚石。党坚称这是一种任人唯贤的制度：中国社会从英明领导人身上获得的好处，远远弥补了民众在选举中缺乏参与的不足。至少在短期内，COVID-19危机助长了国内的威权主义。在2020年初，中国将其对病毒的控制宣传为其自上而下的强制治理体系的结果。党的新自信和对外强硬标志着当下领导人对此前的一个重大偏离，中国甚至已不再把新加坡模式(尽管也不够完美)视作自己学习的潜在模型。

　　中国领导人不只是想巩固其在国内的权力，他们有着全球野心。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20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都曾设想过让自己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当下的中国将其国际雄心与经济、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实现了真正的全球影响力，从雅典的港口设施到吉布提的海军基地，再到5G技术在世界各地的推广。中国领导人在2017年的十九大讲话中强调,“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为了获得这一地位，中国一直在寻求刺激国内的物质消费。自1978年以来，党一直致力于解决苏联最显著的缺陷之一:未能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进行了一场消费革命，建立了一个无现金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网上购物使诸如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子商务平台壮大，其“双十一”购物节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活动，2019年销售额达380亿美元。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让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期望，即即使中国经济在2020年初爆发大流行后严重萎缩，党仍将继续兑现其经济承诺。中国日益繁荣的经济也使西方和亚洲国家受益，这些国家欢迎数以百万计购买奢侈品、旅游和留学的中国消费者。

　　在技术领域，中国在参与全球事务方面找到了新方向。在过去二十年里，经济增长和大规模的研究支出相结合，营造了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环境之一。中国开发的新技术促进了其军事发展，为消费者生产新产品，同时也有助于其成为一个基于大数据的监控国家。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能力是其向世界展示的最震撼、最具吸引力的部分。

　　创建“新秩序”的表现

　　中国力量的各个方面不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而是从一系列历史框架中产生的，这些框架继续对中国的所有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中国领导人从过去吸取教训，理解中国在世界上日益重要的作用。他们现在以修正主义的姿态宣称中国是1945年后国际秩序的奠基人之一，强调中国的传统治理规范，寻求在南半球的领导地位，并明确使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和符号。

　　1960年以后，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旁观者，既不属于西方阵营，也不属于苏联阵营。然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不仅将自己塑造为二战后出现的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而且还将自己塑造为国际秩序的关键缔造者。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外交部长王毅提醒听众，中国是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第一个签署国，这是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反复提及的事实。但为了运用这样的历史，执政党需要对中国历史进行宽泛的重新解释，即现代中国的开端不是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可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这种解释的变化并非只是历史细节认知的更新;相反，它反映了中国对自身的想象和希望被理解的方式。现在，中国把自己放在盟军胜利和1945年后秩序建立的中心位置，它在保卫亚洲和牵制50多万日本军队，直到美国和英国在珍珠港事件后抵达亚洲战场之前发挥了关键作用，以1400万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

　　这一巨大贡献是北京坚持认为中国“参与了战后世界创建”的基础。它在二十一世纪日益扩大的国际作用取决于它在二十世纪这一假定的中心地位。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的第二大捐助国，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人员最多的十个国家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自由国际秩序的“撤退”，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地位，即中国现在是最可能继承1945年国际秩序遗产的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仍然是中国公众生活的重要部分。例如，官员称中国去年春天战胜新型冠状病毒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使用的语言相呼应。

　　更久远的历史巩固了中国对其全球角色的认识。近年来，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如阎学通和白彤东，主张以前现代的儒家观点来理解国际秩序。西方观察家经常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解释为纯粹的现实主义。但沿袭传统思想这点表明，中国和所有国家一样，更希望自己的选择被理解为道德的，而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当中国领导人使用“仁”(意为“仁慈”)等术语时，他们将国家的利益和行为建立在伦理、理想主义的话语上。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这些对传统的呼唤将变得更加频繁。中国领导人将阐述与全球化价值观相适应的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形式，强调“道德”和“共同的未来”，同时淡化儒家思想中诸如尊卑有别等狭隘的价值观。

　　从道德这种根源性层面的解释出发，中国展现了另一个雄心：中国希望将自己定位为南半球的领导者。这个目标不是现在创立的;在冷战期间，中国试图将自己描绘成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捍卫者，与邪恶的资本主义西方和僵化的苏联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不仅认为自己是1945年后秩序新的守护者，而且认为自己是后殖民世界非西方反帝国主义的继承者——这是北京似乎正在进行的不太可能完成的双重任务。

　　今天的中国并不寻求在南半球引发革命。相反，它将这些国家的贫穷作为需要同时强调经济发展和国家主权原则的政策的依据。这种形式的中国式参与，不一定会导致彻底的威权主义;埃塞俄比亚和缅甸等国家就是形式上的民主国家如何从中国发展模式中获益的例子。但中国在海外也没有任何促进自由化或民主改革的努力。中国的支持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比任何奉行自由民主的模式都更灵活。“一带一路”倡议(BRI)是中国规模庞大、但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国际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它是中国寻求向海外展示其领导地位的主要工具。

　　随着中国在海外投入资金，它在国内更加坚定地采用马列主义的论调。中国官员尚未在面向国际观众的声明中使用这种语言，主要是因为中国努力在全球秩序中表现为一个非革命性的国家，并希望避免使外界回想起毛氏革命的幽灵。但在内部，党使用“斗争”等术语，这反映了黑格尔的观点，即冲突必须先于最终的综合。党也经常提到“矛盾”,即社会内部紧张局势可能产生建设性成果的观念，这一概念经常被毛提及。中国领导人在2017年十九大的演讲中，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威权模式的困境

　　当然，中国领导人如何构想其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愿景，并不能指导外界如何看待中国。在当下中国，北京使其他国家很难忽视其ACGT模式的核心是威权主义。例如，在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认为它将给受援国带来商业和技术上的好处。一些西方观察人士甚至将“一带一路”称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令许多中国评论员懊恼的是，他们不想被视作是美国的冷战对手)。然而，七年后，由于北京方面的行动和言论，中国的威权主义已经全面进入人们的视野。例如，在COVID-19大流行的第一阶段，中国官员指出，他们有能力比民主政府更快地调用资源和收集数据，并宣布中国将为世界制造疫苗。

　　但无论潜在的好处是什么，中国的威权主义都不那么容易赢得全世界的赞许。随着“一带一路”的延伸，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担忧也随之而来。在柬埔寨等非民主的客户国家，中国可能会遇到较少的阻力，但在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家，阻力可能比较大，在这些国家，议会和媒体可以就中国的参与程度进行辩论，公众对中国及其体制的态度是多样的，甚至有些是公然敌对的。

　　如果中国在全球的实力投射变得更具对抗性，这种对它的敌意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北京将无法继续利用现有的安全保护伞——就像它在本世纪头十年在阿富汗所做的那样，当时北约实际上保护了中国的资产。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外交利益需要中国扩大在全球的安全存在。特别是印度洋，中国的活动范围可能会更大，因为中国寻求在由希腊、吉布提和巴基斯坦关键港口组成的地理三角地区扩大贸易利益。作为对这种可能性的回应，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统称为“四方”)的海军于去年11月在印度洋举行了联合演习。

　　尽管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感到满意，但解放军的到来可能不那么受欢迎。中国的外交技巧可能非常娴熟，但其目前经常使用的尖锐而缺乏魅力的话语足以让许多潜在的合作伙伴望而却步;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发展必要的软实力，将解放军未来的扩张描绘成提供共同安全，而不是简单地实现北京的愿望。

　　中国应对COVID-19危机的方式让许多此前一直在讨好北京的国家感到懊恼。在2010年代后期，中国在富裕国家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使其消费产品(比如广受欢迎的TikTok)拥有以前只有日本才具备的那种高科技魅力。然而，在COVID-19疫情爆发后，中国采取了高度对抗性的外交方式，并在此过程中将西方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技术支持威权主义可能性。

　　全球对其威权主义的新关注，使中国向海外推广其模式的努力变得困难。例如，中国很难让其他主要国家坚定承诺采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开发的5G技术。北半球的一些国家——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新西兰和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出于对5G设备的安全忧虑，他们不会使用华为的5G技术，他们也担心与中国的威权模式产生关联。英国最初同意允许华为有限地进入其5G市场，但在2020年七月改变了这一决定。在今年六月，中印军队在喜马拉雅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后不久，印度政府宣布未来将避免在其5G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

　　尽管如此，非洲、南美洲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更愿意接受中国的5G，并且仍有许多国家可能会继续采用它，因为其便宜又有效;对他们来说，接受这项技术的经济优势超过了任何安全担忧。中国5G技术被广泛采用不足以使中国在全球拥有主导地位，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圈子”。这样一个5G“圈子”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北京将有能力控制许多主要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可能获取大量数据。

　　中国主导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中国继续激怒其他国家，即使其实现局部霸权可能也很难。北京对COVID-19疫情的最初反应表明，在压力之下，中国的威权倾向压倒了与世界联结的愿望。许多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建议对病毒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中国没有像一个精明的大国那样欢迎这种想法，而是立即抵制了澳大利亚的大麦销售。当英国政府暗示它可能会改变其允许华为进入英国的5G网络的决定时,中国外交官威胁其将“承担后果”，这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来自中国的投资不仅仅是商业交易也是政治事务——这反而带来了中国不想要的“禁令”。中国在疫情爆发后的暴躁反应，让批评中国的人更容易强调他们认为中国不值得信任的行为，包括南海军事化，可能针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的网络攻击，以及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漏洞。

　　然而，尽管许多西方国家正试图界定中国目前的行为在哪些方面是非法的，它们却也回避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中国在本地区乃至世界可以追求的正当目标是什么?中国毕竟是一个强大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规模的国家不可能仅仅按照其竞争对手的要求来参与全球秩序——尤其是因为中国最近的一些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的失败。对华为的批评可能是有道理的，但中国的5G技术对很多国家都有吸引力，因为没有明显的西方替代品。完全可以批评中国以贬低人权重要性的方式扩大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但中国并没有迫使美国减少对联合国机构的资助从而削弱它们。

　　目前，中国声称任何对其国内政治的批评都是禁区，这其实有损自身。上世纪50年代，美国也处于类似的关头，美国国内歧视黑人的骇人记录玷污了它的国际形象，也为对手提供了抨击它的口实;毛之下的中国政府邀请了黑人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如W·E·B·杜波依斯和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到访北京。美国政界人士反应强烈，他们主张，世界其他国家无权批评美国国内的种族政治。这样的立场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国内的抵制加上外部的羞辱改变了美国的法律。

　　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外部对其国内政治的批评。加入全球经济使其国内的威权主义更容易受到外部审视。但它可以做一些比抱怨西方的嘲笑更有创造性的事情：中国可以借鉴其当代的历史来重塑自己。在毛时代，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挣扎,到了1980年代,毛的继任者邓小平,采用了前总理周恩来的构想，即用“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重塑中国。邓允许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的部分收成，给学者以毛时代消失了的学术自由,并建立“经济特区”旨在引进外国投资。

　　正如邓在毛去世后所推行的管理那样，在未来十年，中国将不得不重新调整，更好地听取——而不是拒绝——来自国外的批评。尽管中国有着威权主义的名头，但国内的争论在中国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前一段时期，中国体制内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和作家仍有空间对他们更为强硬的同僚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与国外一些批评人士的接触也有助于检验中国自身的思想和政策。

　　近年来这类辩论的停止，可能不会在在短期内阻碍中国的发展，但在未来几年，僵化的政治思想可能会阻碍中国政治精英重新评估政策。给予更多的空间并不一定需要中国民主化。然而，这将意味着承诺让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并在国内外确保真正的政府透明度。中国需要做得更好。

　　中国最大的对手是自己

　　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美国或其他对手的敌意，而是自身的威权主义转向。北京这一方面的面相，使其消费主义、全球野心和技术——更难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因其易在国外激发敌对情绪，并增加它想要改变世界秩序的难度。

　　自2020年初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日益强硬，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但想象原本出现一个不那么敌对外界的威权主义中国也并非那么难：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中国以调查性新闻文化的蓬勃发展、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活跃的社会媒体而瞩目，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公共领域，即使在没有完全民主化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党可能不会转向自由民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回到早先的路线。那种威权主义的中国——2012年之前——对国内外观众来说都不那么刺眼。

　　北京并不寻求将其体制强加给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成功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它致力于在国内提升其意识形态权威，但并不要求其他国家跟随它的脚步。相反，基于中国偏好的世界秩序可能包含以下要素：承诺非常强大的国家主权;注重经济发展，很有可能强调可再生能源(这对中国是言过其实的话题);以中国经济需求为导向的“一带一路”体系的扩展和整合;以及由中国规范主导的全球科技格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秩序的要素对坚定的民主秩序主张者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它可以形成一个可持续的替代方案，至少可以部分取代现有的自由秩序。

　　中国在亚洲日益提升的地位可能会导致该地区民主国家威权倾向的增强。在中国的影响下，在民主体系脆弱的国家，如缅甸和泰国，政治钟摆会转向非民主的一边。随着菲律宾等国的政治变得更加独裁，它们已经变得更容易受到中国规范的影响;在政治上更加自由的韩国，很容易像冷战时期芬兰那样受到影响，也就是说，一个民主国家屈服于一个强大的威权邻国，因为一旦美国从东亚撤退，它就会趋向中国。

　　中国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上没有其他角色可以发展其独特的ACGT模式。印度、日本、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都无法取代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更不用说在世界的影响力了。中国是该地区迄今为止最大的参与者，这赋予了它主导该地区的影响力。但中国现行体系的不透明，以及其自信、有时甚至是对抗的姿态，导致了地区和全球的不信任。大多数亚洲国家(除了中国和朝鲜)都可以容忍美国的存在，因为它在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存在已经赢得了民主的认同。

　　在当下这个主要由民主国家和高度民族主义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必须让自己的国际抱负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即使永远不会被完全接受。上世纪50年代由美国主导的南美国家，或在同一时期由苏联主导的东欧国家，都很贫穷，也不民主。即使中国可以利用其军事力量向邻国施压，并试图影响它们的行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要让这些富裕亚洲国家的民众接受中国在这一区域越来越活跃的存在，难度也会大得多。

　　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的政治结构也将发生巨大变化，并将展现其主张开放和保守两种力量的分歧。党鼓励学术界、商界和法律界的年轻专业人士到海外学习。但在党的内部，海外经历的价值要低得多，甚至可能损害一个人的前途。在下一代中国政治领导人中，似乎将很少有人会具备丰富的国际经验，尽管他们无疑会听取那些有国际经验的人的建议。中国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内向型的政治精英层，同时也有一个与全球联系、面向外部的专业精英群。这种对比将构成一个重大挑战，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这两个重要群体存在矛盾，即国际化和维持党的权力。

　　此外，人口结构的巨变即将来临。从2029年开始，中国人口每年将减少约500万，在达到高收入水平之前，中国将先成为一个高度老龄化的社会。中国将需要为数百万老年人的福利买单，却没有像日本那样的老龄化富裕社会所拥有的资源。

　　尽管中国正在稳步复苏，但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意外冲击使中国扩大与邻国的商业关系变得更加困难。中国官员现在谈到“双循环”经济，即利用全球市场发展经济，同时保护其国内市场。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的平衡是不可持续的。更好的方式是，中国可以敏锐感知其合作伙伴的需求和愿望，同时明智地处理与邻国的关系。

　　基于ACGT重塑国际秩序的努力，需要中国在总体上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外交努力。现在，中国官员往往会引用一些谄媚式的陈词滥调，然后迅速转向更具胁迫性和对抗性的攻击性话语。与此相对，中国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即拥有全球领导力需要妥协精神、宽大为怀，并乐于接受批评，而对于一个政治文化是压制而非包容异见的国家，这是很难实现的。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主要障碍不是美国的敌意，也不是国内的敌人，而是其威权主义面相。威权主义和有时具有对抗性的扩张主义的影响叠加在一起，玷污了中国模式的其他组成部分，诸如强调消费主义和物质生活方式的改善，对全球发展和减贫虽有缺陷但真诚的承诺，以及中国真正惊人的技术创新能力。

　　在党如何看待世界方面，中国意识形态混合的要素，包括马列主义、传统思想、历史上的地位类比和经济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西方自由主义对其有限的影响。但中国的全球未来愿景取决于它能否重组ACGT模式的其他方面。目前，中国的威权主义正限制北京创造合理的全球新秩序的能力。

　　作者系英国牛津大学现当代中国历史与政治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英国科学院院士，本文译自《外交事务》2021年1/2月刊，编译时略有删节，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12-08/world-china-w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