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霍尔姆斯：“四边安全对话”不是“亚洲版北约”，但针对的确是中国

　　对于“四边安全会谈”，中国指责说，这是印太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用以坚决“遏制”中国的“亚洲版北约”或“迷你版北约”。

　　果真是这样?

　　其实，北京将四边会谈比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四国政府——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有时会做一些让人想起大西洋联盟的事情。例如，四支海军刚刚结束了今年在阿拉伯海的马拉巴尔演习，表明他们可以合作并反击其他势力，当下，中国正试图在印度洋地区成为一个重要(如果不是主导的话)参与者。北约海军通常一起行动，以制衡俄罗斯在大西洋和邻近海域的野心。

　　但与北约相比，“四边”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四边”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不是一个以集体防御条约为基础的长期联盟，这种安排更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友好协议”。1904年4月，法国和英国政府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殖民争端，抛开了几个世纪时断时现的敌意，这两个民主国家携手对抗专制的德国所表现出的共同危险。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副手们一再试图打破英法的协约，但其好战的外交手段反而巩固该协约。法国的盟友俄国最终加入，“三国协约”开始了。结果，一个并不是正式的联盟在1914年开始对抗德意志帝国及其盟友。对北京来说，一战前的欧洲联盟政治算不上什么好的启示，它表明，一个专横的大国可以促使其对手们联合起来抵御它，即使她们之间没有共同防御协议的要求。

　　历史也表明，它们是可以获胜的。

　　北约本身就是个异乎寻常的组织，美国自1945年以来所领导的一系列联盟也是如此。实际上，所谓“冷战”，就是在一场破坏性的全球战争刚刚结束时出现的长期战略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盟国在和平到来后的几个月里开始互相争斗。当美国试图团结非共产主义世界反对苏联扩张主义时，欧洲的铁幕开始落下。

　　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世界上一些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美国军队可以帮助维持和平和重建，而在和平时期，同盟国没有邀请美国在他们的土地上建造基地和驻军。东道国政府和人民很难接受这一点。美国军队以征服者的身份出现;他们留下来是为了防范新的侵略。这样的叙述简化了建立冷战联盟的挑战。

　　从实际意义上讲，美国的遏制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

　　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爵士曾用三句话准确概括北约成立的宗旨：留住美国人，挡住苏联人，压住德国人。这仍是要点。美国人已经来了;他们不必再被邀请。这使得盟国政府在政治上更容易要求他们留下来，帮助把苏联挡在铁幕后面，并压制德国新的军国主义。

　　美国的存在是一种现状，而不是对现状的根本性突破。维护一个既定的现状要比打破一个更容易。

　　在亚洲也有类似的逻辑，日本战败后，日本帝国所统治的地方分裂为多个板块，其中许多部分——包括日本本土——被美军直接占领。美日安全联盟是一种双边北约，目的是把俄国人和中国人挡在外面，留住美军，压制日本的军国主义。韩国人则不需要被压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蹂躏后，他们同意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以阻止朝鲜和其共产主义支持者进入，并留住美国人。

　　伊斯梅爵士的妙语为评估美国领导的联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逻辑。依据这种逻辑，“四边”与长期存在的联盟不同。美国在四边成员中不是占领国，它在日本的存在很久以前就演变成了一种相互的安排。实际上，美日的存在使其更像是一个平等的联盟。

　　澳大利亚可以说是美国在地球上关系最亲密的国家，但它仍然不愿接受美军的长期存在，因为这种存在可能会让堪培拉陷入它希望避免的风险之中。澳大利亚政府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轮流部署到达尔文北部港口。尽管如此，目前的形势与冷战初期的欧洲或东亚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还有印度，可以忽略它了。新德里在冷战期间率先实行不结盟政策，它与美国的关系偶尔令人担忧(与苏联的关系则较为融洽)，直到现在美国对它的影响才有所增加。自治的传统已经深深印在印度的战略文化中。印度视自己为印度洋地区的良性霸权国家。任何霸权国家都不会轻易屈服于由外人领导的联盟，更不会允许外人在其领土上建立常规性军事存在。只有在极端的胁迫下，新德里才会放弃战略自治。

　　“四边”终究不是北约。

　　“四边”是一个选项。它为多国协调行动奠定了基础，“四边”领导人可以自主选择，而不是承诺他们将进行集体冒险。像马拉巴这样的演习可以让参与者熟悉彼此的硬件、规程、战术和文化习惯，也能在特别亲密的伙伴之间构建“互操作性”，甚至“互换性”。在和平时期积累相应能力，到了战争期间就不需要凭空创造。

　　这个选项针对的是什么?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遏制”中国的隐喻。当然，遏制是一个冷战术语。根据乔治·凯南应对苏联挑战的标志性诊断和他提出的策略，抵制共产主义扩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耗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动力。如果无法宣称共产主义站在历史胜利的一端，并正在席卷全球，莫斯科与其跟随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温和，他们的扩张性可能会下降。

　　遏制既是一种政策，也是一项战略。作为一项政策，它并不适合针对当下的中国。尽管同样是一个庞大、雄心勃勃、常常盛气凌人的大国，但今天的中国可不是1949年北大西洋条约签订时的苏联。北大西洋条约是大西洋联盟的创始文件。而北京似乎无意颠覆或推翻外国政府，让它们变成共产主义政权。中国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在经济上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苏联无法想象的。针对中国，应该有不同的政策。

　　而从战略的角度，特别是在军事和海洋战略上，遏制是一个恰当的说法。这在东亚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武装部队正在重新调整，使其能够在岛屿间作战，从而压制中国海军和空军对海洋和天空的控制。这种做法直接源自冷战的剧本，当时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呼吁把第一岛链打造成美国的“太平洋防御圈”。

　　这一做法也适用于印度洋，尽管在地图上看，“岛琏”并不明显。但通过遏制北京获取印度洋海港和军事通道，这本身就是遏制中国军事影响力的一种方式，而且有必要这样做。

　　“四边”成员国可能会回避使用“遏制”的说辞，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需要更准确地解释他们的目标，以及他们打算如何发挥力量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意味着，“四边”成员国要谨慎对待他们用来描述针对中国政策的措辞，但在军事方面，他们的确是这样做的。

　　让我们掸去“冷战”这段历史的灰尘——坦率地面对当下这种现实。伊斯梅爵士会欣慰的。

　　作者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上战略系的J. C. Wylie主席。他的著作被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列为专业阅读书目。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quad-should-focus-strategy-contain-china-173294

　　对于“四边安全会谈”，中国指责说，这是印太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用以坚决“遏制”中国的“亚洲版北约”或“迷你版北约”。

　　果真是这样?

　　其实，北京将四边会谈比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四国政府——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有时会做一些让人想起大西洋联盟的事情。例如，四支海军刚刚结束了今年在阿拉伯海的马拉巴尔演习，表明他们可以合作并反击其他势力，当下，中国正试图在印度洋地区成为一个重要(如果不是主导的话)参与者。北约海军通常一起行动，以制衡俄罗斯在大西洋和邻近海域的野心。

　　但与北约相比，“四边”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四边”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不是一个以集体防御条约为基础的长期联盟，这种安排更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友好协议”。1904年4月，法国和英国政府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殖民争端，抛开了几个世纪时断时现的敌意，这两个民主国家携手对抗专制的德国所表现出的共同危险。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副手们一再试图打破英法的协约，但其好战的外交手段反而巩固该协约。法国的盟友俄国最终加入，“三国协约”开始了。结果，一个并不是正式的联盟在1914年开始对抗德意志帝国及其盟友。对北京来说，一战前的欧洲联盟政治算不上什么好的启示，它表明，一个专横的大国可以促使其对手们联合起来抵御它，即使她们之间没有共同防御协议的要求。

　　历史也表明，它们是可以获胜的。

　　北约本身就是个异乎寻常的组织，美国自1945年以来所领导的一系列联盟也是如此。实际上，所谓“冷战”，就是在一场破坏性的全球战争刚刚结束时出现的长期战略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盟国在和平到来后的几个月里开始互相争斗。当美国试图团结非共产主义世界反对苏联扩张主义时，欧洲的铁幕开始落下。

　　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世界上一些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美国军队可以帮助维持和平和重建，而在和平时期，同盟国没有邀请美国在他们的土地上建造基地和驻军。东道国政府和人民很难接受这一点。美国军队以征服者的身份出现;他们留下来是为了防范新的侵略。这样的叙述简化了建立冷战联盟的挑战。

　　从实际意义上讲，美国的遏制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

　　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爵士曾用三句话准确概括北约成立的宗旨：留住美国人，挡住苏联人，压住德国人。这仍是要点。美国人已经来了;他们不必再被邀请。这使得盟国政府在政治上更容易要求他们留下来，帮助把苏联挡在铁幕后面，并压制德国新的军国主义。

　　美国的存在是一种现状，而不是对现状的根本性突破。维护一个既定的现状要比打破一个更容易。

　　在亚洲也有类似的逻辑，日本战败后，日本帝国所统治的地方分裂为多个板块，其中许多部分——包括日本本土——被美军直接占领。美日安全联盟是一种双边北约，目的是把俄国人和中国人挡在外面，留住美军，压制日本的军国主义。韩国人则不需要被压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蹂躏后，他们同意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以阻止朝鲜和其共产主义支持者进入，并留住美国人。

　　伊斯梅爵士的妙语为评估美国领导的联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逻辑。依据这种逻辑，“四边”与长期存在的联盟不同。美国在四边成员中不是占领国，它在日本的存在很久以前就演变成了一种相互的安排。实际上，美日的存在使其更像是一个平等的联盟。

　　澳大利亚可以说是美国在地球上关系最亲密的国家，但它仍然不愿接受美军的长期存在，因为这种存在可能会让堪培拉陷入它希望避免的风险之中。澳大利亚政府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轮流部署到达尔文北部港口。尽管如此，目前的形势与冷战初期的欧洲或东亚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还有印度，可以忽略它了。新德里在冷战期间率先实行不结盟政策，它与美国的关系偶尔令人担忧(与苏联的关系则较为融洽)，直到现在美国对它的影响才有所增加。自治的传统已经深深印在印度的战略文化中。印度视自己为印度洋地区的良性霸权国家。任何霸权国家都不会轻易屈服于由外人领导的联盟，更不会允许外人在其领土上建立常规性军事存在。只有在极端的胁迫下，新德里才会放弃战略自治。

　　“四边”终究不是北约。

　　“四边”是一个选项。它为多国协调行动奠定了基础，“四边”领导人可以自主选择，而不是承诺他们将进行集体冒险。像马拉巴这样的演习可以让参与者熟悉彼此的硬件、规程、战术和文化习惯，也能在特别亲密的伙伴之间构建“互操作性”，甚至“互换性”。在和平时期积累相应能力，到了战争期间就不需要凭空创造。

　　这个选项针对的是什么?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遏制”中国的隐喻。当然，遏制是一个冷战术语。根据乔治·凯南应对苏联挑战的标志性诊断和他提出的策略，抵制共产主义扩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耗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动力。如果无法宣称共产主义站在历史胜利的一端，并正在席卷全球，莫斯科与其跟随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温和，他们的扩张性可能会下降。

　　遏制既是一种政策，也是一项战略。作为一项政策，它并不适合针对当下的中国。尽管同样是一个庞大、雄心勃勃、常常盛气凌人的大国，但今天的中国可不是1949年北大西洋条约签订时的苏联。北大西洋条约是大西洋联盟的创始文件。而北京似乎无意颠覆或推翻外国政府，让它们变成共产主义政权。中国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在经济上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苏联无法想象的。针对中国，应该有不同的政策。

　　而从战略的角度，特别是在军事和海洋战略上，遏制是一个恰当的说法。这在东亚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武装部队正在重新调整，使其能够在岛屿间作战，从而压制中国海军和空军对海洋和天空的控制。这种做法直接源自冷战的剧本，当时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呼吁把第一岛链打造成美国的“太平洋防御圈”。

　　这一做法也适用于印度洋，尽管在地图上看，“岛琏”并不明显。但通过遏制北京获取印度洋海港和军事通道，这本身就是遏制中国军事影响力的一种方式，而且有必要这样做。

　　“四边”成员国可能会回避使用“遏制”的说辞，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需要更准确地解释他们的目标，以及他们打算如何发挥力量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意味着，“四边”成员国要谨慎对待他们用来描述针对中国政策的措辞，但在军事方面，他们的确是这样做的。

　　让我们掸去“冷战”这段历史的灰尘——坦率地面对当下这种现实。伊斯梅爵士会欣慰的。

　　作者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上战略系的J. C. Wylie主席。他的著作被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列为专业阅读书目。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quad-should-focus-strategy-contain-china-173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