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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俄侨贵族在中国上海的流亡(191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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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俄侨贵族在中国上海的流亡(1917-1949)

十月革命后俄侨贵族在中国上海的流亡(1917-1949)
2020-05-27 10:17:46
来源:作者赐稿 作者: 张宗华、姜艳红
关键词:世界历史 点击: 我要评论
即便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伟大胜利,但少部分俄侨贵族凭借多年磨炼出来的政治敏锐性预感到回国凶多吉少,“20多年来,我们始终与俄国共产主义势不两立。我们过去不相信,现在也仍然不相信苏维埃政权会演变和进化。我们俄侨永远也不会忘记和宽恕苏维埃当局对东正教会的凌辱与迫害及对家人的杀害,也不会宽恕他们多年在集中营里屠杀几百万俄国人民的罪行、契卡的镇压及对士兵的暴行”。

   作者:张宗华,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姜艳红,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上海独一无二交织的异质文化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俄侨贵族的流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俄侨贵族在上海的流亡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是旅沪俄侨贵族生涯中最艰难的岁月;30年代俄侨贵族在上海社会的各个领域成就显著;二战爆发后,俄侨贵族再次陷入极为艰难和黑暗的岁月。尽管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及中外关系多变,上海俄侨贵族的命运跌宕起伏,但在西方先进资本主义文化沐浴下的俄侨贵族恪守东正教信仰,不仅保持着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特性,而且促进了上海经济文化生活的繁荣,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十月革命 俄侨贵族 流亡

  侨民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由来已久。20世纪俄国史上的三次世界性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三次全国性的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俄罗斯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和面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导致了俄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的根本变化,数百万俄侨流亡到世界各地。虽然中国学者对十月革命后俄侨在华流亡的方方面面研究详实,但笔者拟在前文[1]的基础上从上海流亡的俄国贵族群体的社会转型深化这一课题。

  一、 俄侨在中国上海的流亡经历

  1、 十月革命前的驻华贵族

  俄国人移居中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7世纪80年代,直至20世纪50年代结束,历经四个历史阶段: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2]十月革命以后,因中东铁路的修建已形成“俄国小氛围”的哈尔滨便成为理想的避难地。还有相当一部分俄侨经其他城市或经水路侨居在中国的上海。俄侨贵族在上海流亡历经三个阶段:1917~1933年;1933~1941年;1941~1949年。

  由于地处西太平洋黄金海岸的中点,又扼长江黄金水道出口,上海是近代中国内外贸易两个辐射扇面的结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显露出独一无二的远东国际都市的优势,极大地吸引了欧美商人的兴趣。[3]1843年11月上海开埠后,由于多股统治力量的盘根错节、相互制衡产生了一个没有移民法规的环境,中国当局对上海专属管辖权,因此赢得“万国城市”的称号,成为受迫害者和冒险家的乐园;世界上主要的金融贸易机构也在这个多元的国际化都市安家落户。[4]近代上海内涵丰富,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5]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成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上海人口多元,移民由国内移民(江浙等18个省区)和国际移民(英法日俄等国)构成,上海是中国外侨最多的城市。上海货币多元,西方国家在上海开设了18家银行发行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和图案的纸币,世界上任何国际性的大城市都不可能流通如此多的货币。上海教育多元、宗教多元,是“五方杂处”“华洋杂居”之地。这种多元能够同时存在在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英法美等国在上海“国中之国”的租界里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的自由,在近一个世纪里,上海没有属于纯粹文化的生活习俗和主流的生活方式,各式各样的东方庙宇和基督教堂和平共处,各国移民比较容易在上海长期保留迁出地的文化模式,摆脱因身居异域所带来的心理隔阂。

  1840年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欧洲犹太难民先后来到上海。1853年,俄国贵族作家И.А.冈察洛夫跟随一艘“巴格达”三桅战舰远洋航行到达上海。1860年俄国政府在上海设立了编外领事馆。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缔结,汉口的俄国茶商成为上海最早的俄国侨民。1880年俄国政府委派雷丁(Reading)担任驻沪编外领事,管理俄国的公务和商业事务。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1896年俄国在上海正式建立俄国驻沪总领事馆,陆续设立一些重要机构:大北电报公司、华俄道胜银行及俄国客邮局等。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统计,1865~1890年,在公共租界定居之俄侨平均每年仅4人。从19世纪末起,上海俄侨人数始有所增加,1895 年为28人,1900年为47人。[6]

  1916年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常运营后,俄国开通了海参崴至上海的定期航船。日俄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两租界俄侨总数在400人左右,其中包括少数俄籍犹太人。[7]日俄战争的失败后,上海开始成为俄国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重要据点和目标,出现了一些莫斯科商行的代表处和办事处,俄侨商号开始在南京路一带开业。1904年,闸北区的俄国礼拜堂成为上海的“俄侨之乡”。与塞法迪犹太人不同,促使俄国犹太贵族来到中国的动机不是商业动机,而是19世纪80年代在东欧和俄国掀起的反犹狂潮,尤其是1917年革命引发的内战推动大批俄国犹太人来到中国北方再南下上海。

  2、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俄侨贵族

  十月革命后,近200万俄侨被迫流亡到世界各地,“一部分人由于突然而至的恐怖逃走,另一部分人是由于饥荒而逃走,再一部分人是因为邻居逃走而逃走,因此简单的原因决定了数百万人的命运。”[8] 在欧洲他们主要集中在巴黎、伦敦、柏林、布拉格、索菲亚等地;沙皇的将军、大臣、贵族及其家属们离开温暖的克里姆林宫及伟丽的邸宅和庄园,穿越寒冷的西伯利亚,移居至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地区,上海、北京、天津、青岛和新疆等地。[9]中国成为贵族家庭、反对派政党代表和革命前俄国文化界艺术家的避风港。[10]

  1918年初,俄国难民抵达上海,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方当局均持不欢迎态度,但没有相应举措。1922年12月5日、1923年9月14日,Г.К.斯塔尔克将军和Ф.Л.格列博夫将军先后率满载数千名难民的船队抵达吴淞口岸。一个已不复存在的强国的武装船队突然出现,而且公然高悬旧俄国旗,昼夜持枪放哨,引起上海各界的强烈反响。上海中外当局及各界人士主张略加扶助,资助白俄难民离沪。经过多次协商,滞留上海的白俄难民人数达到6000余名。

  1924年5月31日中苏建交,导致了哈尔滨俄侨的分化——苏侨和无国籍的白俄。历经千难万险从西伯利亚逃难出来的俄国贵族等难民拒绝加入苏联国籍,纷纷逃往中国内地与国外,俄侨人数由1922年的155000人迅速降到1927年的55959人,其中30322人是白俄。[11]上海成为首选之地。“在远东出现了一个新的俄国。她的首都便在上海”。[12]

  五卅运动期间,约有2000名白俄从哈尔滨来到上海。[13]按照上海俄侨团体的估算,上海俄侨人数达2万人以上。1934年《上海柴拉报》公布俄侨人数为2.5万以上。1930年抵沪的俄侨在12年内增加了12倍,而同期的上海外侨总数只增加了1倍。[14]1902年在上海定居的俄国犹太人达到25户。十月革命后,1924年上海的犹太人达到800~1000人。[15]但俄犹大规模南下上海是在20世纪30年代。

  哈尔滨俄侨贵族南下上海缘于东北地区约2/3的俄侨不认同新政权;苏联政府将中东铁路公司的管理权交还给中国,1929年中苏武装冲突使东北地区的白俄贵族无以为生等诸多原因。[16]30年代俄犹贵族大规模南下上海缘由如下: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极大地冲击了东北地区从事国际贸易和皮毛交易的犹太商号;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的白俄事务局开始监控东北地区的犹太人。故此,30年代中期,约70%的哈尔滨的犹太人到达上海,上海的犹太人已达4000人,远超塞法迪犹太人,成为上海最大的犹太社区。[17]“从前的圣彼得堡的居民发现,远东的巴黎在精神上补偿了他遗留在俄国的东西……俄国报纸、商店、饭馆和夜总会全部给流亡生活系上一根红线,使它同已经消亡而又仿佛就在眼前的革命前的往事联系起来。”

  大批俄侨不断抵沪定居,1922年底至 1925年夏,失业俄侨人数占上海俄侨人数一半以上。中国历史的巨变很快使俄侨贵族有了摆脱困境的机会。五卅运动爆发,整个城市陷于瘫痪状态,租界当局雇佣约2000多名哈尔滨白俄来到上海替代参加罢工的中国工人。1926年北伐革命军直逼上海,1927年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组建上海万国商团俄国队保卫租界的安全。1927年11月7日,苏联驻沪领事馆举行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活动,俄侨贵族组织的上海俄侨难民权利委员会号召白俄当日罢工,下半旗,在苏联总领事馆门前举行示威悼念活动。《上海柴拉报》也在当天刊登了有关十月革命后重大事件的文章和回忆录等。

  流亡至沪的俄侨大多衣不蔽体,疲惫不堪,分文不名,依靠上海各界行政当局慈善团体的救济、施舍、收容为生。20年代,宽大而松弛的中国法律,“上海是世界上最新型的都市,是一个最不讲究居民先前身份的移民都市”,[18]加上上海市民宽容和资助俄侨贵族,使之很快在上海站稳脚跟,形成了新的上海俄侨聚居地。经济上富裕的俄侨贵族大多居住在法租界,在待遇相对丰厚的外企谋职。1928年,俄侨已经达到2358名,在法租界俄侨已是法侨人数的三倍以上,霞飞路很快便成为仅次于南京路的上海第二条新的繁华大街,被俄侨贵族戏称为“涅瓦大街”。[19]20年代末期,穷困潦倒的俄侨贵族变成收入固定、衣冠楚楚、精力充沛的上海市民,他们满怀希望地步入不平凡的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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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俄侨贵族

  20世纪30~40年代,二战中反犹排犹的恶浪袭击整个欧洲,欧洲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大量移居中国哈尔滨和上海。此时为俄国人移居中国的第四个高潮。将近18000名犹太人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从德国和奥地利来到上海,“若不是20世纪30年代的不寻常政治形势赋予上海的‘门户开放’地位,这些人也必将同那些身陷欧洲纳粹占领区的数百万犹太人一样,在劫难逃”。[20]

  1930~1931年间,抵沪俄侨达3724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中东铁路任职的哈尔滨等地俄侨再次成批迁居上海。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1934年日苏关系紧张,抵沪白俄人数纪录猛增至2885名,苏侨亦有292人,合计3172名。1935年苏联决定将中东铁路售与日本和伪满当局后,抵沪的白俄达到2285名,苏侨204名,合计为2489名。[21]

  30年代中期迁居上海的俄侨达到15000~20000人,其中包括犹太人4000人。20年代以前,上海俄侨由前俄驻沪领事管理,1920年,北洋政府关闭俄国驻华使领机构。1924年中苏建交后不久,格罗谢在上海成立“上海俄国联合会”并被选为会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俄侨贵族聚集区从公共租界移至法租界。霞飞路成为俄侨贵族的聚集地,被称作“东方的圣彼得堡”。30年代中期,上海俄侨拥有自备汽车1000辆,占全市自备汽车总数的1/10。俄侨商号达1000 多家,俄侨还建成东正教堂,开设各类俄侨学校、医院、银行、报馆、杂志社、俱乐部、出版社和图书馆等。当时全上海俄侨总数约为16000人。[22]

  30年代中期,上海白俄也开始两极分化。在白俄贵族工商业者中出现了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70%的俄侨尚有能糊口的固定职业,其他30%的白俄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自由职业者和以非法手段谋生者。而以非法手段谋生的俄侨包括窃贼、骗棍、国际间谍、职业杀手、伪钞制造者、毒品贩卖者及在上海沦陷期间做日寇爪牙者。多数俄侨贵族穷困潦倒,酗酒、赌博,无业、失业游民以乞讨、偷窃为生,更有甚者抢劫杀人。一些无以为生的俄罗斯女孩甚至在酒吧和夜总会做舞女、妓女,出卖青春。

  1932年中苏恢复邦交,此时在沪苏侨约500人。就影响力而言,苏侨与俄侨不可同日而语。1937 年日军全面侵华,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居住的俄侨绝大部分所受影响不大。但目睹日本对东北地区俄侨的管理和限制、操纵,在沪俄侨领袖坚持不与日方合作,想方设法与之周旋,无计可施的日方最终在1940年8月2日和1941年9月15日暗杀了上海俄侨主席梅茨勒和伊万诺夫。尽管如此,30年代,上海的白俄贵族对自己的生活还是感到很满足,俄罗斯文化在上海很快进入极盛时期。可惜该极盛时期由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很快中断。由于当时日本与英、美等国之间未发生公开对抗,英、美、法等国在租界内仍继续享有其特权,旅沪俄侨贵族一如既往仍得以在上海过着基本平静的“孤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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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俄侨贵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的俄侨贵族的态度和立场发生变化。9月4日,上海的各种英、俄文晚报及号外均被抢购一空。《话语报》社编辑部电话铃声终日不绝,读者纷纷询问有无欧洲新消息。沪上一批俄侨军人团体在协商后,发表“致俄国人民”的共同宣言,称将始终与俄国共产主义势不两立,当前的苏德战争是将俄国人民从共产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途径。上海俄侨委员会的宣言表明了其立场:严守中立,坚持反共,拒不支持苏联抗击入侵者。尽管白俄贵族领袖人物坚持反苏立场,普通俄侨却爱国热情高涨,不少人表示愿意回到苏联参战。俄侨纷纷捐款给上海莫斯科国民银行。深感不安的上海俄侨委员会要挟成员反使更多俄侨申请苏联护照。苏联政府也给予其便利条件,加速白俄归化入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加大对上海敌国侨民及财产的控制。好在1941年 4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俄侨比较幸运没有进入盟国侨民集中营。上海俄侨委员会代理主席谢列日尼科夫上校逐步走上亲日道路。日本对上海的经济管制使物资贫乏,日本人大量进入英美企业工作使俄侨面临失业。即便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伟大胜利,但少部分俄侨贵族凭借多年磨炼出来的政治敏锐性预感到回国凶多吉少,“20多年来,我们始终与俄国共产主义势不两立。我们过去不相信,现在也仍然不相信苏维埃政权会演变和进化。我们俄侨永远也不会忘记和宽恕苏维埃当局对东正教会的凌辱与迫害及对家人的杀害,也不会宽恕他们多年在集中营里屠杀几百万俄国人民的罪行、契卡的镇压及对士兵的暴行”。[23]

  1945年8月10日,俄侨贵族与上海中外各界人士欢欣鼓舞庆祝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但是他们也有一丝担忧。一是日伪时期,由于极端仇视苏联,部分俄侨贵族与日本合作成为通敌投敌者,或因利益驱使勾结日本军方倒卖战略物资。俄侨移民委员会在战时与日本合作,战后面临被清算和受审。二是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表明,国民政府需要苏联允诺的援助,故会小心翼翼地对待苏联的前朝遗老——俄侨贵族。三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济条件差且群体数目较大的俄侨无法与中国工人竞争工作。为此,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分别出台了管理无国籍的白俄的一系列地方性法规,限制外侨在沪就业,致使其生活困难自动离沪。

  1945年底中国外交部颁令,没有对上海地区的白俄采取集中管理方式。1946年4月,内政部电令上海市政府上报白俄侨民人数及分布概况,对有不法行为嫌疑者责令搜集证据,颁发并实施无国籍侨民居留规则。后来,上海政府对俄侨的管理已由限制转变为限制和利用并行,通过经济诱导的援助方式阻止苏联控制沪上白俄东正教会、取得在沪白俄公共财产;协助被误导入苏籍的俄侨重申为无国籍人,把白俄贵族作为抵制苏联在华影响力上升的工具。尽管如此,1947年6 月苏联撤侨消息传至上海后,大批俄侨还是申请入苏籍,苏领事馆前排队人数高峰时每日约500~600人。[24]

  此后苏侨、俄侨之间国籍变换频繁。为避免在国籍转换和归化过程中苏联间谍的渗透破坏,1948年2月国民政府颁令停止对白俄实际援助法。自顾不暇的国民党政府对俄侨的管理采取两手抓。一方面,无国籍侨民离华时,持有“南森”护照或无国籍护照可办理出境手续。另一方面,警察局外事科控制难民组织撤侨,严密追查间谍嫌疑者,避免赤化俄侨发挥作用。1947年4月,警察局以无入境签证拒绝了两名来自菲律宾的赤化俄侨入沪。简化俄侨申请归化中国籍的申请手续。1946年上半年约有百名俄侨申请并加入中国籍。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60 多名俄侨成功地申请加入中国籍。1948年10月23日接纳来自西北兰州的白俄难民135人抵沪谋生。

  二战期间,苏联政府侨民开始奉行较为灵活和宽容的政策。上海俄侨迅速分裂成两个阵营:其中一半人先后取得苏联国籍,并有4000 人在1947年底前分批回国;而另外一半人,即7000余名俄侨则拒绝入苏籍和返国,在国际难民组织安排下,1949年春,先后有5000余人陆续被遣送至菲律宾的萨马岛,另有少数去了其他各国。1947年上海警察局通报,苏侨为7614人,白俄为9044人,总计16658人。1944~1946年,约有12万新疆人民办理了苏联国籍,并得到在国外居住的苏联证件。[25]二战结束后的1947~1952年,响应苏联政府的撤侨政策,一部分俄国人返回了苏联,另外一部分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陆续移居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此后,内战的炮火迫近上海,俄侨纷纷自危,迁出中国远离危险。随着苏侨大部分应召返国和白俄侨民基本撤离上海,作为远东文化中心之一而繁荣一时的上海俄侨区也就不复存在。

  三 俄侨贵族在上海的活动

  (一)政治和军事方面

  在中国军阀混战时期 ,1927年3月21日白俄雇佣军卷入中国军阀镇压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一系列流血的战斗中遭到惨重的损失。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从沈阳到上海,从太平洋之滨的青岛到中原地区的河南首府开封,到处都有俄罗斯士兵和军官的坟墓。在山东省会济南有一处不小的俄罗斯公墓,在那里埋藏着死于中国内战的俄国士兵和军官。”[26]

  1927年格雷博夫中将利用远东哥萨克的部队组建的俄国团成为上海万国商团的正规军。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白俄军官11人参加上海万国商团的步兵队。1932年上海外国商团的犹太分队在1937年和1938年外国商团的两次军事调动中获得了工部局嘉奖。此外,还赢得嘉道理家族设立的奖励商团“神枪手”的“嘉道理杯”和商团“神炮手”盾型纹徽。[27]

  1925年在哈尔滨出现了民族主义组织和团体——“俄罗斯法西斯党”,日伪时期,他们进行绑架暗杀活动,把富有的俄国犹太人作为对象。但“俄籍的移民,在个性上,大多数是反日的”。[28]白俄贵族团体大多俱不媚日。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白俄贵族与其他国际友人积极加入中国军队助战。外国人士在中国军队参战者共有451人:美国152人,法国124人,苏联115人,英国55人,其他国籍5人。改为中国国籍的白俄有300人与苏侨一起上战场。著名白俄军事家莫洛契科夫斯基(Молочковский)北伐期间统率华北军用火车,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在国民政府第98师参战赞助十九路军。在 “八•一三” 上海保卫战时统率装甲车一列,掩护中国军队撤退。[29]

  日本占领上海时期,格列博夫领导下的上海白俄移民委员会与日本当局合作,使上海俄侨聚居社团整体蒙羞。抗战胜利后,格列博夫的助手博罗格夫(Бологов)筹措成立上海俄侨协会。除了具备为成员开具证明、提供推荐信、签发护照以及其他领事职能,而且在1948年11月20日,俄侨协会代表全体会员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去文表示,“本协会郑重保证尽忠于国民政府,同共产主义作殊死斗争,保卫吾家——上海”。[30]此外,俄侨协会为生活艰苦的俄侨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请和援助请求。

  (二)经济方面

  十月革命前来华的俄侨大多是20-50岁,包括围绕中东铁路修筑的铁路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军警人员的青壮年男性,携带家眷的是收入较高的社会上层。1917年以后,移居中国的大多是帝俄时期以贵族为主的社会上层,绝大部分是以家庭甚至家族为单位迁移过来,故年龄差距基本消失。与哈尔滨俄侨不同,上海的俄侨主要是公司职员、医师、教师、律师、神职人员、经营小旅馆或小商店者、音乐美术家、船员或水手等。

  十月革命后,上海俄侨贵族的商业活动迅猛发展。1919年上海约有俄侨1000人。在霞飞路,1926~1928年俄侨贵族已经开设15-20家小百货店、10家食品店、30家服装店、5家大型糖果店、5家药房、5家钟表首饰店、3家照相馆、2家炊具店、5家理发店、5家出租汽车行、3~4家皮鞋店、5~6家报亭、4家糕点铺、几家花店和1家金鱼店。[31]20年代末,上海第一流的医师、建筑师和工程师中,1/10以上是俄侨贵族。1920~1930年俄侨贵族中的开业医师人数从2名增加到35名;职业护士增加到45名,还有许多牙医、兽医和助产士。[32]1929年俄侨贵族И.В.库拉耶夫在上海创办最大的欧洲典当铺——远东信贷公司。1933年俄侨贵族Г.И.拉林、М.А.莫什金成为上海俄国相互信贷会的理事长,1943年俄国相互信贷会改组为上海俄商银行。1934年上海的哈巴洛夫斯克士官武备学校校友会成立俄华信贷合作社,М.И.沙斯金和Н.Г.维什尼亚科夫分别为董事长和总经理。[33]

  与经营旅馆和从事娱乐业的上海塞法迪犹太人不同,俄国犹太贵族大多经营服装、食品、图书、玩具等商品,生意兴隆。如Г.М.克列巴诺夫在上海静安寺第1172-1174号开设了著名的第一西伯利亚皮货店。阿依达.拉宾诺维奇(Аида рабинович)夫人在霞飞路口开了两家专门经营儿童用品和马尔济尼亚女帽的商店。萨姆.萨泽提(Sam Ssnzetti)中文名为沈石蒂(Шэнь Шити)在南京路上开设了瑞泰照相馆。专业技术人员和文化人则在工部局、洋行、乐队和学校谋职,或开业当律师和医生。身处中下层的上海俄犹与上海普通市民接触多,联系广泛。[34]

  九.一八事变以后,南下的大批俄侨职业类型发生变化:一是工程技术人员明显增加,二是经营时装店、食品糖果店、咖啡馆及餐厅者大量增加。上海的俄侨贵族不再是拥有相当数量的经营大公司、大工厂、大宾馆、大商场的企业家;长期无职业,依靠社会救济的难民数量巨大,处于社会下层者占大多数。

  抗战胜利后,上海社会各行各业经济不振、民生凋敝,外侨在择业、就业、住房、出行等日常生活各方面对中国人构成威胁。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协助国民党接管上海,接收日本武装,陆续将各办事机构设在上海或由他地迁至上海,俄侨难民参与军事辅助工作,在通货膨胀时期得到了有保障的美元。美军抵沪后,上海新涌现出吸纳俄侨就业的大量酒吧、夜总会和其他娱乐场所。尽管如此,抗战胜利后,上海物价飞涨,生活物资奇缺,俄侨贵族主要经营食品餐饮、服装美容、百货商店、毛皮等店面无法维持只得关闭。沪上俄侨就业和经济状况不稳定,白俄妇女遭遇悲惨。

  (三)文化教育方面

  1、文学活动

  20世纪20~30年代远东侨民文学在上海卓有成效。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为数众多的俄国作家流亡海外,20世纪俄国文学丰富多样,[35]“侨民文学”历经三次浪潮。十月革命后“侨民文学”的“第一浪潮”中约有一千万人逃离俄国,在人称“哲学之舟”上就有流亡的著名作家就有布宁、阿尔志跋绥夫、阿•托尔斯泰、扎米亚金、库普林、茨维塔耶娃、梅列日科夫斯基等等,他们落脚在巴黎、布拉格、伯林、贝尔格莱德以及哈尔滨、上海等地。“第一浪潮”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白银时代”的文化人,他们在流亡中坚持对文学的忠诚,在艰难的生活中保持创造的激情,在异域的土壤上营造出了一个个“文学俄罗斯”的文化孤岛。20世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中,就有三位是流亡作家(布宁、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

  上海是俄侨贵族文学的荟萃之地。上海俄侨中虽没有驰名全俄的文学大师,但上海俄侨相继成立文学团体——东方文学联合会、星一会、星五会,出版文集,发表俄侨贵族的作品。30~40年代上海最有影响的俄侨文艺团体——赫拉姆联谊会,其核心人物是诗人普尔戈特、《上海柴拉报》的编辑阿尔诺多夫、作家瓦尔、音乐家别尔莎斯基、女演员普里贝特科娃和帕诺娃-里希特、芭蕾舞剧导演艾利洛夫。如1929年成立的“星期一”,1934年俄国著名作家布宁与该会建立联系,并担任名誉会长。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星期一”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很高文学水准的协会。同时“星期一”发行了两份在上海颇具影响力的报纸是《上海柴拉报》和《斯洛沃》。

  摩尔达维亚宾杰里市的世袭贵族、石油大王之子М.С.列姆比奇堪称“远东俄侨最大的报业活动家”,19岁的连比奇中学毕业后,他就投身于莫斯科《俄语言论报》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任战地记者,因其大量珍贵的报道而驰名俄国报坛。十月革命后,《俄语言论报》被停办。1919年5月,连比奇接受邓尼金的命令,作为顿河军的命令穿过大草原,投奔鄂木斯克的高尔察克。1921年他跟随高尔察克溃败的俄军在哈尔滨创办了《霞光报》,呼吁俄国侨民团结一致,在异国他乡开辟自己的幸福道路。1925年10月25日《上海柴拉报》正式出版。1933年《上海柴拉报》发行量每期为3500份,远超法文、德文报纸,排名第三。1928年,他在天津创办《俄文霞报》,远销到日本和欧美。《柴拉报》报系是20世纪上半期在中国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俄文报业集团,前后历时20多年,几乎覆盖了在中国的俄侨受众,同时还办有杂志,经营着出版社和图书馆。《霞光报》的记者回忆到:“他是一位出色的报人。他谙熟报业的社会属性和心理特征。他总是能够清醒地对时局和每一个社会集团作出正确的估计,并就自己的政治路线作出大胆的选择。”他被布尔什维克誉为俄报界的北岩。[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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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因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上海没有出现“第二次浪潮”,俄侨文学创作的主体还是十月革命后“第一次浪潮”流落中国最终在沪定居的作家群。上海俄侨文学作品与同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中对上海的书写明显不同。20~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把上海刻意渲染被压迫和奴役的殖民之城和不断与其抗争的革命之城,以及上海金钱的铜臭气味和腐败堕落。相比之下,俄侨文学中的上海更富东方韵味,更富生活气息,更具城市活力。俄侨文学中无论是上海女性之娇美,还是南方小桥流水之秀美,无论是街道弄堂里小商小贩的吆喝声,还是租界里川流不息的人群,处处都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和城市的活力。[37]如《上海缩影》(1930)等一批有关上海的书写。1936年斯罗沃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人在上海》大型纪念册。

  上海俄侨文学作品大多流露出思乡之苦、侨居之艰辛、精神之苦闷。1946年,上海俄侨出版机构“时代出版社”将俄侨贵族娜塔利娅的幽默讽刺文编成23篇文集《另一种视角——上海生活特写》出版。在娜塔利娅的笔下,有生活艰辛、内心痛苦的普通侨民,也不乏投机倒把、工于算计的俄侨投机商,还有极度空虚无聊的所谓的上流人士,甚至有艳羡西方、诋毁祖国的卖国者。《上海的哀嚎》通过一位女俄侨在上海早市上人声鼎沸、喧闹拥挤、令人厌恶,所有的工程师、教授、化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都在进行买卖,因为谁也不能靠科学生存。《神圣的职业》描写了一位在艰难生存环境中逐渐丧失职业道德和理想的俄侨医生。特写《战争时代的上海人》就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俄侨被生存煎熬到心理扭曲的地步。《更换肖像》描写了在哈尔滨和上海两地辗转的女俄侨索菲娅和安娜的恐惧不安心理。尽管大部分俄侨在上海生存艰辛,但一部分钻营者和投机倒把者在异乡及时调整生活航向,为了摆脱生存困境不惜靠榨取同胞的血汗为生。《在上海的美国人》实际上描写了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俄侨为生活所迫放弃自己所受的教育和原来的职业、转向庸俗行业赚取美金的现象。《奶奶的红宝石》反映了俄侨投机商在日本进攻上海的战时困难时期靠高价出租房屋给同胞而发财致富的现象。《老板》讲述了理发店俄侨老板夫妇对女师傅同胞的压榨和剥削。《独白》透过店铺老板之妻的抱怨,可以看见唯利是图的俄侨商人在异乡对同胞的苛刻、不信任、压榨乃至精神侮辱。《上海的契诃夫主人公》、《永远女性化》、《上流社会的生活》、《带着茶 炊站在深渊旁》、《高尔多娃夫人》等五篇特写可以看出,与大部分深陷贫困的普通俄侨相比,少数俄侨贵族成天吃喝玩乐,忙于交际应酬,奔波于各种聚会和沙龙,谈论着无关痛痒的话题,活在自我虚构的贵族环境中。庸俗无聊是他们的基本特征。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这些曾经的旧俄贵族们,早已失去了这个阶层原有的矜持高贵、知识渊博、教养良好、谈吐优雅等良好品质,而只留下贪图享受、庸俗无聊、逃避现实的不良作风,甚至沾染上了普通市井的斤斤计较、尖酸刻薄、自私自利等特点。他们对欧美侨民充满艳羡和尊敬,对同胞中的富人巴结讨好、阿谀奉承。该文集也反映出十月革命后流落到异邦的俄侨贵族对祖国的情感复杂多样,一个个俄侨的生存史映射出 20世纪初俄苏制度变迁造成的悲剧性后果。

  2、艺术活动

  俄侨在上海其他许多领域中开始崭露头角,各种俄侨文艺社团纷纷成立,俄侨的社会、文化活动日趋丰富。1928~1931年俄侨贵族画家波德古尔斯基、皮库列维奇、帕什科夫、基金奇、丹尼列夫斯基、赫列诺夫、索科洛夫斯基、阿达莫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扎瑟普金、利霍诺斯和古斯特等多次举办画展。20年代俄罗斯画家波德古尔斯基参加上海沙逊大楼、法国夜总会的设计。30年代俄侨画家不仅擅长绘画创作,还精于建筑和艺术的设计,如建筑师亚龙设计了法租界的圣尼古拉耶夫古教堂;利霍诺斯设计了圣母大教堂。1924年索科洛夫斯基定居上海后在上海各建筑公司从事建筑艺术装饰设计,取得一级建筑师的资格。古斯特、萨夫罗诺夫等人从事商业广告、橱窗设计和舞台美术设计。著名俄罗斯艺术家弗拉基米尔•特列奇科夫的传奇生涯也是在1930年侨居上海后开始的。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和美术家,如亚龙、利霍诺斯等均为沪埠著名的建筑艺术家。漫画家萨波日尼科夫获得世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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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上半叶,由大量俄侨音乐家在上海从事演艺、教学和生活所建构的“音乐飞地”对西方音乐文化进入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流亡的俄侨贵族在上海这块飞地中以其固有的俄罗斯音乐传统实践维系着民族的血统、习俗、宗教和文化,努力建构着理想中国家。音乐对于流亡俄侨贵族的维系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俄侨贵族以音乐作为生存职业和生机手段;在1940年以前在沪定居和演出的俄侨贵族音乐家达400人之多。因为他们远离祖国生活在亚洲的土地上,自然更加迫切寻找欧洲文化的馨香。虽然他们无法把欧洲的名画雕刻作品搬到亚洲来,但是至少可以将乐器和乐谱带来。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市民家庭年收入为416.51元,上海工部局乐队成员年收入为3028元,是一个上海普通家庭年收入的7.5倍。有些俄侨音乐家的年收入是上海四口人家年收入的30倍。上海工部局乐队在当年的地位和生活被日本学者认为是“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38]但不得已从事酒吧女和舞女的年轻俄侨女子的收入甚微,地位极其低下,几乎与妓女为同义词。

  二是俄侨贵族以音乐作为感情交流和社交方式;移居上海之初,一些明智而有心的俄侨贵族开始组织各种社团组织,他们不仅为俄侨提供法律和物质帮助,而且致力于振奋俄侨的民族精神,弘扬斯拉夫文化,帮助俄侨群体摆脱难民困境。20~30年代俄侨贵族在上海成立12个文艺团体,如星一会、星二会、赫拉姆联谊会(星三会)、犹太俱乐部文艺小组(星四会)、上海丘拉耶夫卡(星五会)、东方联谊会、普希金委员会等。如1922年俄侨贵族举办音乐义赈大会,募捐24000元救助中国灾民。[39]1933年成立的著名的“赫拉姆联谊会”的发起人及核心是上海俄侨贵族知名代表人物:芭蕾舞剧导演Э.И.埃利罗夫、记者А.В.彼得洛夫、音乐家А.Г.别尔沙茨基、А.О.基尔萨诺夫、画家Л.В.斯克维尔斯基等5位负责人及其他领域的知名活动家。在1920年后20余年间,俄侨“音乐飞地”一共上演了俄国歌剧17种,外国歌剧15种,轻歌剧56种以上。特别是1934年秋至1940年春的6个演出季,共演出了237场,剧目有71种。[40]1936年著名俄国歌唱家А.韦尔京斯基被“赫拉姆联谊会”授予“上海第一名流骑士”的荣誉称号。同年还隆重地接待了世界著名歌唱家Ф.И.夏里亚宾。1937年2月普希金委员会在上海隆重举行了普希金铜像落成仪式。著名的芭蕾舞剧演员谢罗夫、曼热莱、埃利罗夫等人先后抵沪定居并演出,使上海芭蕾舞剧在30年代进入极盛时期。

  俄侨贵族在上海有三大音乐基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室内音乐协会、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27-1929年,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务主任萧友梅广聘38位外籍音乐家中,一半为俄侨贵族,如著名的钢琴家查哈罗夫(Б.B.3axapoв)、钢琴家拉查列夫(M.Лaзapeв )、大提琴家舍夫佐夫(M.Шeвцов )、钢琴家齐尔品(A.H.Чepeпнин)、钢琴家和音乐理论家阿克萨科夫(C.C.Aкcaков)、声乐教育家舒什林(B.Г.Шyшлин)等近20人,他们不但为中国的音乐教育植入了西方的理念,而且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音乐人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交响乐队(20世纪40年代改称“上海交响乐团”)由于许多俄侨乐师的加入成为远东最优秀的交响乐团。1935年,俄侨音乐家在交响乐队中已占有60%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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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来到中国的钢琴教师查哈罗夫(Б.B.3axapoв)曾经就读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与普罗科菲耶夫和俄籍德裔著名钢琴家涅高兹为同窗好友。他在教学上以严苛著称,在上海音乐学院长达12年的教学中为中国培养了李翠贞、丁善德、吴乐懿、李献敏、范继森、江定仙等一大批钢琴家。1930年他破格录取了钢琴才女李献敏。一年后她完成了要花6-9年才能获得的学分,提前毕业,时年20岁的李献敏被上海音乐界誉为“钢琴奇才”。1936年她完成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学业归国,成为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键盘系的主任。20世纪50年代,李翠贞、吴乐懿、范继森、李嘉禄成为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四大教授”。

  1924年曾经就读于圣彼得堡皇家音乐专科学校声乐教育家舒什林(B.Г.Шyшлин)来到中国,1930年在国立音专教授声乐,在长达26年的上海教学期间,为中国培养大批著名歌唱家:黄友葵、满福民、胡然、杜刚、斯义桂、曹岑、周小燕、郎毓秀、温可铮、唐荣牧、魏鸣泉、沈湘、高芝兰、李志曙、周慕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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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俄侨贵族以音乐作为灵魂洗礼的宗教内容。十月革命后,东正教会成为广大上海俄侨贵族精神文化的寄托之地。“只有保持丰富的精神生活,只有增强宗教信仰,才能使俄侨得以作为统一的俄罗斯民族之一员而存在下去。俄罗斯的思想也总是宗教的思想,这就是‘神圣俄罗斯’。”[41]俄侨贵族在上海相继建立了12座教堂。如1922年斯塔尔克将军设立的圣尼古拉军人小教堂;1925年季捷里赫斯中将及其夫人设立了俄国女子中学圣母堂;1927年以格罗谢为首募捐建立了复兴路圣母堂;1931年流亡上海的沙俄海军军官筹建了霍山路圣安德烈教堂。为了纪念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1932年格列博夫中将倡议在法租界集资建立了俄侨的第一座教堂——圣尼古拉斯教堂。旅沪俄侨教堂礼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就是唱诗班的圣咏歌唱。上海个东正教教堂及慈善机构都设有唱诗班。科尔钦、舒利亚科夫斯基、马申等著名俄侨歌唱家、合唱指挥艺术大师都是教堂唱诗班活动中的主持者。每年复活节,上海圣母大教堂和圣尼古拉斯教堂内外及附近路上,都分别挤满了5000-6000左右的俄侨,还有数百名其他各国外侨也参加每年一度的盛典。复活节后的第50天为圣灵降临节,唱诗班举办专场音乐会。1930年4月3日在市政厅为此举办的宗教音乐会,剧场史无前例地爆满,著名歌剧演唱家舒什林(B.Г.Шyшлин)演唱了《吉洪牧首遗嘱》,掌声雷动。1936年11月7日为纪念柴可夫斯基逝世43周年,圣尼古拉斯教堂合唱队举办了礼拜圣歌音乐会,唱诗班演唱了柴可夫斯基的宗教歌曲:《彻夜祈祷》和《礼拜圣歌》。[42]

  3、文教活动

  与哈尔滨迥然不同,上海俄侨贵族子女一半在其他国家的驻华学校内接受教育。俄侨贵族在上海创办了12所教育团体、5所俄侨中小学、12所专科学校与职业学校、3所俄侨贵族高等学校。上海俄侨贵族教育多样化,不仅有东正教下俄罗斯民族的教育传统,也有西欧国家影响下的洋化教育。由于流亡上海的俄侨贵族的经济困境,学校的师资规模和设备都不如其他外国学校。关于下一代的教育方式的争议很大,没有统一的俄侨教育事业的管理中心,其业绩远不如哈尔滨。

  20~30年代,俄侨贵族在上海成立了10所科研机构,发行了24种俄文报纸、27种俄侨杂志,创办了3所电台,13家书店和图书馆。1921年俄国驻沪总领事В.Ф.格罗谢的夫人和普林茨创办了第一所俄国学校——俄国实科中学,校长为俄国第四届杜马代表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黑海西北部海防司令及黑海水上航空兵司令М.И.费奥多罗维奇在1930年创办的上海海运学校担任校长。

  奥伦堡的俄侨贵族维拉.瓦西里耶夫娜.扎莫达耶夫娃教授一家三代为上海外语大学贡献卓著。1919-1920年沈宁(阿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老师的外公扎莫达也夫. 阿列克谢.伊里奇(35岁)和外婆维拉.瓦西里耶夫娜 .扎莫达耶夫娃(21岁)随俄国杜托夫将军从俄国奥伦堡流亡到新疆伊犁。1934年因新疆军阀盛世才平叛回乱求助于苏军而被遣返、枪毙。1938年困境中的母亲妮娜. 阿列克谢耶夫娜结幸运国民政府的金融专员、父亲沈崇训,一家人颠沛流离,几经辗转,最后定居在上海。1948年创办的华东革命大学俄文专科学校(今上海外语大学)邀请外婆和母亲来到上外任教。外婆带领120多位俄侨组建了该校的俄语教学师资队伍。面对来自不同职业的俄罗斯教师在语法教学上的欠缺,毕业于奥伦堡皇家女子师范学院的外婆教授他们俄语语法和中国文化,帮他们在上海扎根。随着中苏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扩大,外婆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俄语课,在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和徐家汇教师进修学校教授俄语。外婆和母亲及100多位俄侨教师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纽带,为上外俄语系的俄语教学、科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的俄语教学、外交和国防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俄语人才。

  1978年其孙女沈宁老师进入上外俄语系任教长达三十年。她曾先后主讲俄语视听说、基础俄语、现代俄语、俄罗斯国情及俄语泛读等课程。从1984年起,她在俄语系的1-4年级,研究生中都开设了视听说课程。1986年在她担任视听说教研室主任时,从研究课程设计计划、教学内容,到准备教学材料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她收集俄罗斯的儿童游戏、卡通故事作为俄语系一年级的教学材料,选用苏联自制的教学影片《莫斯科七日游》、《舒里克、瓦夏和动词》,利用它的动词练习体系提高二年级学生的听说能力。从三年级开始,沈老师不仅给学生播放经典的原版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命运的捉弄》、《牛虻》等,通过故事情节引导学生其中的语言材料和表达方法,而且每天从卫星上收录时效性很强的新闻节目,如 1988年亚美尼亚地震、9.11事件、奥斯卡颁奖仪式等国际新闻,让学生及时了解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动态,拓宽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曾经有两年的时间,沈老师一人担任8个班级的视听说课程,没有出过一次错。此外,沈老师的温暖的育人在上外也成为一段佳话。沈老师的课堂不仅活泼有趣,学生出席率百分之百,而且在课下,沈老师请学生到食堂吃西餐,教他们如何使用刀叉,如何吃面包,沙拉,还有拿茶杯、喝咖啡的正确动作,让未见过世面的学生直观地了解俄罗斯文化。每年四月的复活节,沈老师会带着提前做好的俄菜、彩蛋、甜面包,收拾家里的各种餐具银器来到教室,为学生在课桌上演示俄式西餐如何使用餐具,讲解如何烘烤俄式点心和蛋糕。学生在愉快品尝美味的俄罗斯食物的同时,真切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俄罗斯文化。

  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上海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吸纳了海内外移民,其中俄侨贵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达的英美国家在上海租借区移植了欧美先进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制度,它不仅造就了上海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和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而且也为欧化的俄国贵族在上海的各行各业施展才华铺垫了坚实的基础。总之,如果不从十月革命这一政治事件导致的后果难以厘清以俄国贵族为主体侨民被迫流亡中国的根本原因,如果不从西化的俄侨贵族的社会贡献难以理解上海等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的原因及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特征。

  *张宗华,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姜艳红,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1]张宗华、姜艳红:《十月革命后俄国贵族在中国的流亡》,《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国立师范大学学报》(俄文版)2017年第5期;香港《新视角》2017年,第12期。

  [2]黄定天:《20世纪上半叶旅俄华侨的由来及其人口结构》,《人口学刊》2004年第12期,第15页。

  [3]潘光、王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48页。

  [4] ﹝澳﹞山姆•莫辛斯基:《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余孝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25页。

  [5]熊月之:《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总序”。

  [6]汪之成:《旅沪俄犹与上海犹太总会》,《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第61页。

  [7]汪之成:《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第1页。

  [8]张建华:《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第262页。

  [9]20世纪俄国共有四次移民浪潮:第一次浪潮(1918~1922年);第二次浪潮(1941~1944年);第三次浪潮(1948~1989/1990年)是冷战期间的移民;第四次浪潮(1990年至今)是苏联解体后的移民。四次浪潮中,第一次规模最大。Павел Полян. Эмиграция: кто и когда в XX веке покидал Россию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в:Россия и ее регионы в XX веке: территория - расселение - миграции / Под ред.О. Глезер и П.Поляна.М.:ОГИ, 2005. сc. 493-519.

  [10]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68页。

  [11]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80页。

  [12] 汪之成:《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第73页。

  [13]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75、97页。

  [14]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59页。

  [15]潘光、王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第25页。

  [16]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77页。

  [17]潘光、王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第26页。

  [18]褚晓奇:《论近代上海的俄侨社区》,《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第63页。

  [19]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70页。

  [20]﹝澳﹞山姆.莫辛斯基:《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第53页。

  [21]汪之城:《旧上海的俄国侨民》,《社会科学》 1994年第7期,第61页。

  [22]汪之城:《旧上海的俄国侨民》,《社会科学》 1994年第7期,第62页。

  [23]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214页。

  [24]徐振宁:《政治大变动背景下的上海俄侨(1945-1950)》,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第15页。

  [25]黄定天:《20世纪上半叶旅俄华侨的由来及其人口结构》,《人口学刊》2004年第12期,第17、19页。

  [26]李兴耕等:《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第168页。

  [27]潘光、王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第42页。

  [28]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287页。

  [29]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237~238页。

  [30]徐振宁:《政治大变动背景下的上海俄侨(1945-1950)》,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第18页。

  [31]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70页。

  [32]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71~72页。

  [33]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736~738页。

  [34]潘光、王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第27页。

  [35]“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本土文学”和“侨民文学"、“官方文学”和 “地下文学”、“白银时代文学”和“别样文学”。

  [36]褚晓琦:《上海柴拉报》考略,《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第151页。

  [37]王亚民:《中国现代文学与俄侨文学中的上海——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兰州学刊》2015年第8期,第6~10页。

  [38] 洛秦:《音乐文化诗学视角中的历史研究与民族志方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俄侨“音乐飞地”的历史叙事及其文化意义阐释》,《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第60页。

  [39]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236页。

  [40] 洛秦:《音乐文化诗学视角中的历史研究与民族志方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俄侨“音乐飞地”的历史叙事及其文化意义阐释》,《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第58页。

  [41]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410页。

  [42] 汪之成:《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第255-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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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俄侨贵族在中国上海的流亡(1917-1949)

十月革命后俄侨贵族在中国上海的流亡(1917-1949)

2020-05-27 10:17:46
来源:作者赐稿 作者: 张宗华、姜艳红
即便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伟大胜利,但少部分俄侨贵族凭借多年磨炼出来的政治敏锐性预感到回国凶多吉少,“20多年来,我们始终与俄国共产主义势不两立。我们过去不相信,现在也仍然不相信苏维埃政权会演变和进化。我们俄侨永远也不会忘记和宽恕苏维埃当局对东正教会的凌辱与迫害及对家人的杀害,也不会宽恕他们多年在集中营里屠杀几百万俄国人民的罪行、契卡的镇压及对士兵的暴行”。

   作者:张宗华,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姜艳红,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上海独一无二交织的异质文化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俄侨贵族的流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俄侨贵族在上海的流亡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是旅沪俄侨贵族生涯中最艰难的岁月;30年代俄侨贵族在上海社会的各个领域成就显著;二战爆发后,俄侨贵族再次陷入极为艰难和黑暗的岁月。尽管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及中外关系多变,上海俄侨贵族的命运跌宕起伏,但在西方先进资本主义文化沐浴下的俄侨贵族恪守东正教信仰,不仅保持着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特性,而且促进了上海经济文化生活的繁荣,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十月革命 俄侨贵族 流亡

  侨民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由来已久。20世纪俄国史上的三次世界性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三次全国性的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俄罗斯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和面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导致了俄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的根本变化,数百万俄侨流亡到世界各地。虽然中国学者对十月革命后俄侨在华流亡的方方面面研究详实,但笔者拟在前文[1]的基础上从上海流亡的俄国贵族群体的社会转型深化这一课题。

  一、 俄侨在中国上海的流亡经历

  1、 十月革命前的驻华贵族

  俄国人移居中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7世纪80年代,直至20世纪50年代结束,历经四个历史阶段: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2]十月革命以后,因中东铁路的修建已形成“俄国小氛围”的哈尔滨便成为理想的避难地。还有相当一部分俄侨经其他城市或经水路侨居在中国的上海。俄侨贵族在上海流亡历经三个阶段:1917~1933年;1933~1941年;1941~1949年。

  由于地处西太平洋黄金海岸的中点,又扼长江黄金水道出口,上海是近代中国内外贸易两个辐射扇面的结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显露出独一无二的远东国际都市的优势,极大地吸引了欧美商人的兴趣。[3]1843年11月上海开埠后,由于多股统治力量的盘根错节、相互制衡产生了一个没有移民法规的环境,中国当局对上海专属管辖权,因此赢得“万国城市”的称号,成为受迫害者和冒险家的乐园;世界上主要的金融贸易机构也在这个多元的国际化都市安家落户。[4]近代上海内涵丰富,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5]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成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上海人口多元,移民由国内移民(江浙等18个省区)和国际移民(英法日俄等国)构成,上海是中国外侨最多的城市。上海货币多元,西方国家在上海开设了18家银行发行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和图案的纸币,世界上任何国际性的大城市都不可能流通如此多的货币。上海教育多元、宗教多元,是“五方杂处”“华洋杂居”之地。这种多元能够同时存在在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英法美等国在上海“国中之国”的租界里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的自由,在近一个世纪里,上海没有属于纯粹文化的生活习俗和主流的生活方式,各式各样的东方庙宇和基督教堂和平共处,各国移民比较容易在上海长期保留迁出地的文化模式,摆脱因身居异域所带来的心理隔阂。

  1840年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欧洲犹太难民先后来到上海。1853年,俄国贵族作家И.А.冈察洛夫跟随一艘“巴格达”三桅战舰远洋航行到达上海。1860年俄国政府在上海设立了编外领事馆。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缔结,汉口的俄国茶商成为上海最早的俄国侨民。1880年俄国政府委派雷丁(Reading)担任驻沪编外领事,管理俄国的公务和商业事务。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1896年俄国在上海正式建立俄国驻沪总领事馆,陆续设立一些重要机构:大北电报公司、华俄道胜银行及俄国客邮局等。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统计,1865~1890年,在公共租界定居之俄侨平均每年仅4人。从19世纪末起,上海俄侨人数始有所增加,1895 年为28人,1900年为47人。[6]

  1916年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常运营后,俄国开通了海参崴至上海的定期航船。日俄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两租界俄侨总数在400人左右,其中包括少数俄籍犹太人。[7]日俄战争的失败后,上海开始成为俄国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重要据点和目标,出现了一些莫斯科商行的代表处和办事处,俄侨商号开始在南京路一带开业。1904年,闸北区的俄国礼拜堂成为上海的“俄侨之乡”。与塞法迪犹太人不同,促使俄国犹太贵族来到中国的动机不是商业动机,而是19世纪80年代在东欧和俄国掀起的反犹狂潮,尤其是1917年革命引发的内战推动大批俄国犹太人来到中国北方再南下上海。

  2、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俄侨贵族

  十月革命后,近200万俄侨被迫流亡到世界各地,“一部分人由于突然而至的恐怖逃走,另一部分人是由于饥荒而逃走,再一部分人是因为邻居逃走而逃走,因此简单的原因决定了数百万人的命运。”[8] 在欧洲他们主要集中在巴黎、伦敦、柏林、布拉格、索菲亚等地;沙皇的将军、大臣、贵族及其家属们离开温暖的克里姆林宫及伟丽的邸宅和庄园,穿越寒冷的西伯利亚,移居至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地区,上海、北京、天津、青岛和新疆等地。[9]中国成为贵族家庭、反对派政党代表和革命前俄国文化界艺术家的避风港。[10]

  1918年初,俄国难民抵达上海,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方当局均持不欢迎态度,但没有相应举措。1922年12月5日、1923年9月14日,Г.К.斯塔尔克将军和Ф.Л.格列博夫将军先后率满载数千名难民的船队抵达吴淞口岸。一个已不复存在的强国的武装船队突然出现,而且公然高悬旧俄国旗,昼夜持枪放哨,引起上海各界的强烈反响。上海中外当局及各界人士主张略加扶助,资助白俄难民离沪。经过多次协商,滞留上海的白俄难民人数达到6000余名。

  1924年5月31日中苏建交,导致了哈尔滨俄侨的分化——苏侨和无国籍的白俄。历经千难万险从西伯利亚逃难出来的俄国贵族等难民拒绝加入苏联国籍,纷纷逃往中国内地与国外,俄侨人数由1922年的155000人迅速降到1927年的55959人,其中30322人是白俄。[11]上海成为首选之地。“在远东出现了一个新的俄国。她的首都便在上海”。[12]

  五卅运动期间,约有2000名白俄从哈尔滨来到上海。[13]按照上海俄侨团体的估算,上海俄侨人数达2万人以上。1934年《上海柴拉报》公布俄侨人数为2.5万以上。1930年抵沪的俄侨在12年内增加了12倍,而同期的上海外侨总数只增加了1倍。[14]1902年在上海定居的俄国犹太人达到25户。十月革命后,1924年上海的犹太人达到800~1000人。[15]但俄犹大规模南下上海是在20世纪30年代。

  哈尔滨俄侨贵族南下上海缘于东北地区约2/3的俄侨不认同新政权;苏联政府将中东铁路公司的管理权交还给中国,1929年中苏武装冲突使东北地区的白俄贵族无以为生等诸多原因。[16]30年代俄犹贵族大规模南下上海缘由如下: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极大地冲击了东北地区从事国际贸易和皮毛交易的犹太商号;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的白俄事务局开始监控东北地区的犹太人。故此,30年代中期,约70%的哈尔滨的犹太人到达上海,上海的犹太人已达4000人,远超塞法迪犹太人,成为上海最大的犹太社区。[17]“从前的圣彼得堡的居民发现,远东的巴黎在精神上补偿了他遗留在俄国的东西……俄国报纸、商店、饭馆和夜总会全部给流亡生活系上一根红线,使它同已经消亡而又仿佛就在眼前的革命前的往事联系起来。”

  大批俄侨不断抵沪定居,1922年底至 1925年夏,失业俄侨人数占上海俄侨人数一半以上。中国历史的巨变很快使俄侨贵族有了摆脱困境的机会。五卅运动爆发,整个城市陷于瘫痪状态,租界当局雇佣约2000多名哈尔滨白俄来到上海替代参加罢工的中国工人。1926年北伐革命军直逼上海,1927年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组建上海万国商团俄国队保卫租界的安全。1927年11月7日,苏联驻沪领事馆举行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活动,俄侨贵族组织的上海俄侨难民权利委员会号召白俄当日罢工,下半旗,在苏联总领事馆门前举行示威悼念活动。《上海柴拉报》也在当天刊登了有关十月革命后重大事件的文章和回忆录等。

  流亡至沪的俄侨大多衣不蔽体,疲惫不堪,分文不名,依靠上海各界行政当局慈善团体的救济、施舍、收容为生。20年代,宽大而松弛的中国法律,“上海是世界上最新型的都市,是一个最不讲究居民先前身份的移民都市”,[18]加上上海市民宽容和资助俄侨贵族,使之很快在上海站稳脚跟,形成了新的上海俄侨聚居地。经济上富裕的俄侨贵族大多居住在法租界,在待遇相对丰厚的外企谋职。1928年,俄侨已经达到2358名,在法租界俄侨已是法侨人数的三倍以上,霞飞路很快便成为仅次于南京路的上海第二条新的繁华大街,被俄侨贵族戏称为“涅瓦大街”。[19]20年代末期,穷困潦倒的俄侨贵族变成收入固定、衣冠楚楚、精力充沛的上海市民,他们满怀希望地步入不平凡的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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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俄侨贵族

  20世纪30~40年代,二战中反犹排犹的恶浪袭击整个欧洲,欧洲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大量移居中国哈尔滨和上海。此时为俄国人移居中国的第四个高潮。将近18000名犹太人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从德国和奥地利来到上海,“若不是20世纪30年代的不寻常政治形势赋予上海的‘门户开放’地位,这些人也必将同那些身陷欧洲纳粹占领区的数百万犹太人一样,在劫难逃”。[20]

  1930~1931年间,抵沪俄侨达3724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中东铁路任职的哈尔滨等地俄侨再次成批迁居上海。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1934年日苏关系紧张,抵沪白俄人数纪录猛增至2885名,苏侨亦有292人,合计3172名。1935年苏联决定将中东铁路售与日本和伪满当局后,抵沪的白俄达到2285名,苏侨204名,合计为2489名。[21]

  30年代中期迁居上海的俄侨达到15000~20000人,其中包括犹太人4000人。20年代以前,上海俄侨由前俄驻沪领事管理,1920年,北洋政府关闭俄国驻华使领机构。1924年中苏建交后不久,格罗谢在上海成立“上海俄国联合会”并被选为会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俄侨贵族聚集区从公共租界移至法租界。霞飞路成为俄侨贵族的聚集地,被称作“东方的圣彼得堡”。30年代中期,上海俄侨拥有自备汽车1000辆,占全市自备汽车总数的1/10。俄侨商号达1000 多家,俄侨还建成东正教堂,开设各类俄侨学校、医院、银行、报馆、杂志社、俱乐部、出版社和图书馆等。当时全上海俄侨总数约为16000人。[22]

  30年代中期,上海白俄也开始两极分化。在白俄贵族工商业者中出现了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70%的俄侨尚有能糊口的固定职业,其他30%的白俄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自由职业者和以非法手段谋生者。而以非法手段谋生的俄侨包括窃贼、骗棍、国际间谍、职业杀手、伪钞制造者、毒品贩卖者及在上海沦陷期间做日寇爪牙者。多数俄侨贵族穷困潦倒,酗酒、赌博,无业、失业游民以乞讨、偷窃为生,更有甚者抢劫杀人。一些无以为生的俄罗斯女孩甚至在酒吧和夜总会做舞女、妓女,出卖青春。

  1932年中苏恢复邦交,此时在沪苏侨约500人。就影响力而言,苏侨与俄侨不可同日而语。1937 年日军全面侵华,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居住的俄侨绝大部分所受影响不大。但目睹日本对东北地区俄侨的管理和限制、操纵,在沪俄侨领袖坚持不与日方合作,想方设法与之周旋,无计可施的日方最终在1940年8月2日和1941年9月15日暗杀了上海俄侨主席梅茨勒和伊万诺夫。尽管如此,30年代,上海的白俄贵族对自己的生活还是感到很满足,俄罗斯文化在上海很快进入极盛时期。可惜该极盛时期由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很快中断。由于当时日本与英、美等国之间未发生公开对抗,英、美、法等国在租界内仍继续享有其特权,旅沪俄侨贵族一如既往仍得以在上海过着基本平静的“孤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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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俄侨贵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的俄侨贵族的态度和立场发生变化。9月4日,上海的各种英、俄文晚报及号外均被抢购一空。《话语报》社编辑部电话铃声终日不绝,读者纷纷询问有无欧洲新消息。沪上一批俄侨军人团体在协商后,发表“致俄国人民”的共同宣言,称将始终与俄国共产主义势不两立,当前的苏德战争是将俄国人民从共产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途径。上海俄侨委员会的宣言表明了其立场:严守中立,坚持反共,拒不支持苏联抗击入侵者。尽管白俄贵族领袖人物坚持反苏立场,普通俄侨却爱国热情高涨,不少人表示愿意回到苏联参战。俄侨纷纷捐款给上海莫斯科国民银行。深感不安的上海俄侨委员会要挟成员反使更多俄侨申请苏联护照。苏联政府也给予其便利条件,加速白俄归化入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加大对上海敌国侨民及财产的控制。好在1941年 4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俄侨比较幸运没有进入盟国侨民集中营。上海俄侨委员会代理主席谢列日尼科夫上校逐步走上亲日道路。日本对上海的经济管制使物资贫乏,日本人大量进入英美企业工作使俄侨面临失业。即便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伟大胜利,但少部分俄侨贵族凭借多年磨炼出来的政治敏锐性预感到回国凶多吉少,“20多年来,我们始终与俄国共产主义势不两立。我们过去不相信,现在也仍然不相信苏维埃政权会演变和进化。我们俄侨永远也不会忘记和宽恕苏维埃当局对东正教会的凌辱与迫害及对家人的杀害,也不会宽恕他们多年在集中营里屠杀几百万俄国人民的罪行、契卡的镇压及对士兵的暴行”。[23]

  1945年8月10日,俄侨贵族与上海中外各界人士欢欣鼓舞庆祝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但是他们也有一丝担忧。一是日伪时期,由于极端仇视苏联,部分俄侨贵族与日本合作成为通敌投敌者,或因利益驱使勾结日本军方倒卖战略物资。俄侨移民委员会在战时与日本合作,战后面临被清算和受审。二是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表明,国民政府需要苏联允诺的援助,故会小心翼翼地对待苏联的前朝遗老——俄侨贵族。三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济条件差且群体数目较大的俄侨无法与中国工人竞争工作。为此,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分别出台了管理无国籍的白俄的一系列地方性法规,限制外侨在沪就业,致使其生活困难自动离沪。

  1945年底中国外交部颁令,没有对上海地区的白俄采取集中管理方式。1946年4月,内政部电令上海市政府上报白俄侨民人数及分布概况,对有不法行为嫌疑者责令搜集证据,颁发并实施无国籍侨民居留规则。后来,上海政府对俄侨的管理已由限制转变为限制和利用并行,通过经济诱导的援助方式阻止苏联控制沪上白俄东正教会、取得在沪白俄公共财产;协助被误导入苏籍的俄侨重申为无国籍人,把白俄贵族作为抵制苏联在华影响力上升的工具。尽管如此,1947年6 月苏联撤侨消息传至上海后,大批俄侨还是申请入苏籍,苏领事馆前排队人数高峰时每日约500~600人。[24]

  此后苏侨、俄侨之间国籍变换频繁。为避免在国籍转换和归化过程中苏联间谍的渗透破坏,1948年2月国民政府颁令停止对白俄实际援助法。自顾不暇的国民党政府对俄侨的管理采取两手抓。一方面,无国籍侨民离华时,持有“南森”护照或无国籍护照可办理出境手续。另一方面,警察局外事科控制难民组织撤侨,严密追查间谍嫌疑者,避免赤化俄侨发挥作用。1947年4月,警察局以无入境签证拒绝了两名来自菲律宾的赤化俄侨入沪。简化俄侨申请归化中国籍的申请手续。1946年上半年约有百名俄侨申请并加入中国籍。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60 多名俄侨成功地申请加入中国籍。1948年10月23日接纳来自西北兰州的白俄难民135人抵沪谋生。

  二战期间,苏联政府侨民开始奉行较为灵活和宽容的政策。上海俄侨迅速分裂成两个阵营:其中一半人先后取得苏联国籍,并有4000 人在1947年底前分批回国;而另外一半人,即7000余名俄侨则拒绝入苏籍和返国,在国际难民组织安排下,1949年春,先后有5000余人陆续被遣送至菲律宾的萨马岛,另有少数去了其他各国。1947年上海警察局通报,苏侨为7614人,白俄为9044人,总计16658人。1944~1946年,约有12万新疆人民办理了苏联国籍,并得到在国外居住的苏联证件。[25]二战结束后的1947~1952年,响应苏联政府的撤侨政策,一部分俄国人返回了苏联,另外一部分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陆续移居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此后,内战的炮火迫近上海,俄侨纷纷自危,迁出中国远离危险。随着苏侨大部分应召返国和白俄侨民基本撤离上海,作为远东文化中心之一而繁荣一时的上海俄侨区也就不复存在。

  三 俄侨贵族在上海的活动

  (一)政治和军事方面

  在中国军阀混战时期 ,1927年3月21日白俄雇佣军卷入中国军阀镇压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一系列流血的战斗中遭到惨重的损失。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从沈阳到上海,从太平洋之滨的青岛到中原地区的河南首府开封,到处都有俄罗斯士兵和军官的坟墓。在山东省会济南有一处不小的俄罗斯公墓,在那里埋藏着死于中国内战的俄国士兵和军官。”[26]

  1927年格雷博夫中将利用远东哥萨克的部队组建的俄国团成为上海万国商团的正规军。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白俄军官11人参加上海万国商团的步兵队。1932年上海外国商团的犹太分队在1937年和1938年外国商团的两次军事调动中获得了工部局嘉奖。此外,还赢得嘉道理家族设立的奖励商团“神枪手”的“嘉道理杯”和商团“神炮手”盾型纹徽。[27]

  1925年在哈尔滨出现了民族主义组织和团体——“俄罗斯法西斯党”,日伪时期,他们进行绑架暗杀活动,把富有的俄国犹太人作为对象。但“俄籍的移民,在个性上,大多数是反日的”。[28]白俄贵族团体大多俱不媚日。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白俄贵族与其他国际友人积极加入中国军队助战。外国人士在中国军队参战者共有451人:美国152人,法国124人,苏联115人,英国55人,其他国籍5人。改为中国国籍的白俄有300人与苏侨一起上战场。著名白俄军事家莫洛契科夫斯基(Молочковский)北伐期间统率华北军用火车,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在国民政府第98师参战赞助十九路军。在 “八•一三” 上海保卫战时统率装甲车一列,掩护中国军队撤退。[29]

  日本占领上海时期,格列博夫领导下的上海白俄移民委员会与日本当局合作,使上海俄侨聚居社团整体蒙羞。抗战胜利后,格列博夫的助手博罗格夫(Бологов)筹措成立上海俄侨协会。除了具备为成员开具证明、提供推荐信、签发护照以及其他领事职能,而且在1948年11月20日,俄侨协会代表全体会员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去文表示,“本协会郑重保证尽忠于国民政府,同共产主义作殊死斗争,保卫吾家——上海”。[30]此外,俄侨协会为生活艰苦的俄侨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请和援助请求。

  (二)经济方面

  十月革命前来华的俄侨大多是20-50岁,包括围绕中东铁路修筑的铁路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军警人员的青壮年男性,携带家眷的是收入较高的社会上层。1917年以后,移居中国的大多是帝俄时期以贵族为主的社会上层,绝大部分是以家庭甚至家族为单位迁移过来,故年龄差距基本消失。与哈尔滨俄侨不同,上海的俄侨主要是公司职员、医师、教师、律师、神职人员、经营小旅馆或小商店者、音乐美术家、船员或水手等。

  十月革命后,上海俄侨贵族的商业活动迅猛发展。1919年上海约有俄侨1000人。在霞飞路,1926~1928年俄侨贵族已经开设15-20家小百货店、10家食品店、30家服装店、5家大型糖果店、5家药房、5家钟表首饰店、3家照相馆、2家炊具店、5家理发店、5家出租汽车行、3~4家皮鞋店、5~6家报亭、4家糕点铺、几家花店和1家金鱼店。[31]20年代末,上海第一流的医师、建筑师和工程师中,1/10以上是俄侨贵族。1920~1930年俄侨贵族中的开业医师人数从2名增加到35名;职业护士增加到45名,还有许多牙医、兽医和助产士。[32]1929年俄侨贵族И.В.库拉耶夫在上海创办最大的欧洲典当铺——远东信贷公司。1933年俄侨贵族Г.И.拉林、М.А.莫什金成为上海俄国相互信贷会的理事长,1943年俄国相互信贷会改组为上海俄商银行。1934年上海的哈巴洛夫斯克士官武备学校校友会成立俄华信贷合作社,М.И.沙斯金和Н.Г.维什尼亚科夫分别为董事长和总经理。[33]

  与经营旅馆和从事娱乐业的上海塞法迪犹太人不同,俄国犹太贵族大多经营服装、食品、图书、玩具等商品,生意兴隆。如Г.М.克列巴诺夫在上海静安寺第1172-1174号开设了著名的第一西伯利亚皮货店。阿依达.拉宾诺维奇(Аида рабинович)夫人在霞飞路口开了两家专门经营儿童用品和马尔济尼亚女帽的商店。萨姆.萨泽提(Sam Ssnzetti)中文名为沈石蒂(Шэнь Шити)在南京路上开设了瑞泰照相馆。专业技术人员和文化人则在工部局、洋行、乐队和学校谋职,或开业当律师和医生。身处中下层的上海俄犹与上海普通市民接触多,联系广泛。[34]

  九.一八事变以后,南下的大批俄侨职业类型发生变化:一是工程技术人员明显增加,二是经营时装店、食品糖果店、咖啡馆及餐厅者大量增加。上海的俄侨贵族不再是拥有相当数量的经营大公司、大工厂、大宾馆、大商场的企业家;长期无职业,依靠社会救济的难民数量巨大,处于社会下层者占大多数。

  抗战胜利后,上海社会各行各业经济不振、民生凋敝,外侨在择业、就业、住房、出行等日常生活各方面对中国人构成威胁。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协助国民党接管上海,接收日本武装,陆续将各办事机构设在上海或由他地迁至上海,俄侨难民参与军事辅助工作,在通货膨胀时期得到了有保障的美元。美军抵沪后,上海新涌现出吸纳俄侨就业的大量酒吧、夜总会和其他娱乐场所。尽管如此,抗战胜利后,上海物价飞涨,生活物资奇缺,俄侨贵族主要经营食品餐饮、服装美容、百货商店、毛皮等店面无法维持只得关闭。沪上俄侨就业和经济状况不稳定,白俄妇女遭遇悲惨。

  (三)文化教育方面

  1、文学活动

  20世纪20~30年代远东侨民文学在上海卓有成效。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为数众多的俄国作家流亡海外,20世纪俄国文学丰富多样,[35]“侨民文学”历经三次浪潮。十月革命后“侨民文学”的“第一浪潮”中约有一千万人逃离俄国,在人称“哲学之舟”上就有流亡的著名作家就有布宁、阿尔志跋绥夫、阿•托尔斯泰、扎米亚金、库普林、茨维塔耶娃、梅列日科夫斯基等等,他们落脚在巴黎、布拉格、伯林、贝尔格莱德以及哈尔滨、上海等地。“第一浪潮”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白银时代”的文化人,他们在流亡中坚持对文学的忠诚,在艰难的生活中保持创造的激情,在异域的土壤上营造出了一个个“文学俄罗斯”的文化孤岛。20世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中,就有三位是流亡作家(布宁、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

  上海是俄侨贵族文学的荟萃之地。上海俄侨中虽没有驰名全俄的文学大师,但上海俄侨相继成立文学团体——东方文学联合会、星一会、星五会,出版文集,发表俄侨贵族的作品。30~40年代上海最有影响的俄侨文艺团体——赫拉姆联谊会,其核心人物是诗人普尔戈特、《上海柴拉报》的编辑阿尔诺多夫、作家瓦尔、音乐家别尔莎斯基、女演员普里贝特科娃和帕诺娃-里希特、芭蕾舞剧导演艾利洛夫。如1929年成立的“星期一”,1934年俄国著名作家布宁与该会建立联系,并担任名誉会长。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星期一”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很高文学水准的协会。同时“星期一”发行了两份在上海颇具影响力的报纸是《上海柴拉报》和《斯洛沃》。

  摩尔达维亚宾杰里市的世袭贵族、石油大王之子М.С.列姆比奇堪称“远东俄侨最大的报业活动家”,19岁的连比奇中学毕业后,他就投身于莫斯科《俄语言论报》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任战地记者,因其大量珍贵的报道而驰名俄国报坛。十月革命后,《俄语言论报》被停办。1919年5月,连比奇接受邓尼金的命令,作为顿河军的命令穿过大草原,投奔鄂木斯克的高尔察克。1921年他跟随高尔察克溃败的俄军在哈尔滨创办了《霞光报》,呼吁俄国侨民团结一致,在异国他乡开辟自己的幸福道路。1925年10月25日《上海柴拉报》正式出版。1933年《上海柴拉报》发行量每期为3500份,远超法文、德文报纸,排名第三。1928年,他在天津创办《俄文霞报》,远销到日本和欧美。《柴拉报》报系是20世纪上半期在中国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俄文报业集团,前后历时20多年,几乎覆盖了在中国的俄侨受众,同时还办有杂志,经营着出版社和图书馆。《霞光报》的记者回忆到:“他是一位出色的报人。他谙熟报业的社会属性和心理特征。他总是能够清醒地对时局和每一个社会集团作出正确的估计,并就自己的政治路线作出大胆的选择。”他被布尔什维克誉为俄报界的北岩。[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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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因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上海没有出现“第二次浪潮”,俄侨文学创作的主体还是十月革命后“第一次浪潮”流落中国最终在沪定居的作家群。上海俄侨文学作品与同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中对上海的书写明显不同。20~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把上海刻意渲染被压迫和奴役的殖民之城和不断与其抗争的革命之城,以及上海金钱的铜臭气味和腐败堕落。相比之下,俄侨文学中的上海更富东方韵味,更富生活气息,更具城市活力。俄侨文学中无论是上海女性之娇美,还是南方小桥流水之秀美,无论是街道弄堂里小商小贩的吆喝声,还是租界里川流不息的人群,处处都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和城市的活力。[37]如《上海缩影》(1930)等一批有关上海的书写。1936年斯罗沃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人在上海》大型纪念册。

  上海俄侨文学作品大多流露出思乡之苦、侨居之艰辛、精神之苦闷。1946年,上海俄侨出版机构“时代出版社”将俄侨贵族娜塔利娅的幽默讽刺文编成23篇文集《另一种视角——上海生活特写》出版。在娜塔利娅的笔下,有生活艰辛、内心痛苦的普通侨民,也不乏投机倒把、工于算计的俄侨投机商,还有极度空虚无聊的所谓的上流人士,甚至有艳羡西方、诋毁祖国的卖国者。《上海的哀嚎》通过一位女俄侨在上海早市上人声鼎沸、喧闹拥挤、令人厌恶,所有的工程师、教授、化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都在进行买卖,因为谁也不能靠科学生存。《神圣的职业》描写了一位在艰难生存环境中逐渐丧失职业道德和理想的俄侨医生。特写《战争时代的上海人》就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俄侨被生存煎熬到心理扭曲的地步。《更换肖像》描写了在哈尔滨和上海两地辗转的女俄侨索菲娅和安娜的恐惧不安心理。尽管大部分俄侨在上海生存艰辛,但一部分钻营者和投机倒把者在异乡及时调整生活航向,为了摆脱生存困境不惜靠榨取同胞的血汗为生。《在上海的美国人》实际上描写了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俄侨为生活所迫放弃自己所受的教育和原来的职业、转向庸俗行业赚取美金的现象。《奶奶的红宝石》反映了俄侨投机商在日本进攻上海的战时困难时期靠高价出租房屋给同胞而发财致富的现象。《老板》讲述了理发店俄侨老板夫妇对女师傅同胞的压榨和剥削。《独白》透过店铺老板之妻的抱怨,可以看见唯利是图的俄侨商人在异乡对同胞的苛刻、不信任、压榨乃至精神侮辱。《上海的契诃夫主人公》、《永远女性化》、《上流社会的生活》、《带着茶 炊站在深渊旁》、《高尔多娃夫人》等五篇特写可以看出,与大部分深陷贫困的普通俄侨相比,少数俄侨贵族成天吃喝玩乐,忙于交际应酬,奔波于各种聚会和沙龙,谈论着无关痛痒的话题,活在自我虚构的贵族环境中。庸俗无聊是他们的基本特征。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这些曾经的旧俄贵族们,早已失去了这个阶层原有的矜持高贵、知识渊博、教养良好、谈吐优雅等良好品质,而只留下贪图享受、庸俗无聊、逃避现实的不良作风,甚至沾染上了普通市井的斤斤计较、尖酸刻薄、自私自利等特点。他们对欧美侨民充满艳羡和尊敬,对同胞中的富人巴结讨好、阿谀奉承。该文集也反映出十月革命后流落到异邦的俄侨贵族对祖国的情感复杂多样,一个个俄侨的生存史映射出 20世纪初俄苏制度变迁造成的悲剧性后果。

  2、艺术活动

  俄侨在上海其他许多领域中开始崭露头角,各种俄侨文艺社团纷纷成立,俄侨的社会、文化活动日趋丰富。1928~1931年俄侨贵族画家波德古尔斯基、皮库列维奇、帕什科夫、基金奇、丹尼列夫斯基、赫列诺夫、索科洛夫斯基、阿达莫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扎瑟普金、利霍诺斯和古斯特等多次举办画展。20年代俄罗斯画家波德古尔斯基参加上海沙逊大楼、法国夜总会的设计。30年代俄侨画家不仅擅长绘画创作,还精于建筑和艺术的设计,如建筑师亚龙设计了法租界的圣尼古拉耶夫古教堂;利霍诺斯设计了圣母大教堂。1924年索科洛夫斯基定居上海后在上海各建筑公司从事建筑艺术装饰设计,取得一级建筑师的资格。古斯特、萨夫罗诺夫等人从事商业广告、橱窗设计和舞台美术设计。著名俄罗斯艺术家弗拉基米尔•特列奇科夫的传奇生涯也是在1930年侨居上海后开始的。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和美术家,如亚龙、利霍诺斯等均为沪埠著名的建筑艺术家。漫画家萨波日尼科夫获得世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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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上半叶,由大量俄侨音乐家在上海从事演艺、教学和生活所建构的“音乐飞地”对西方音乐文化进入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流亡的俄侨贵族在上海这块飞地中以其固有的俄罗斯音乐传统实践维系着民族的血统、习俗、宗教和文化,努力建构着理想中国家。音乐对于流亡俄侨贵族的维系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俄侨贵族以音乐作为生存职业和生机手段;在1940年以前在沪定居和演出的俄侨贵族音乐家达400人之多。因为他们远离祖国生活在亚洲的土地上,自然更加迫切寻找欧洲文化的馨香。虽然他们无法把欧洲的名画雕刻作品搬到亚洲来,但是至少可以将乐器和乐谱带来。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市民家庭年收入为416.51元,上海工部局乐队成员年收入为3028元,是一个上海普通家庭年收入的7.5倍。有些俄侨音乐家的年收入是上海四口人家年收入的30倍。上海工部局乐队在当年的地位和生活被日本学者认为是“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38]但不得已从事酒吧女和舞女的年轻俄侨女子的收入甚微,地位极其低下,几乎与妓女为同义词。

  二是俄侨贵族以音乐作为感情交流和社交方式;移居上海之初,一些明智而有心的俄侨贵族开始组织各种社团组织,他们不仅为俄侨提供法律和物质帮助,而且致力于振奋俄侨的民族精神,弘扬斯拉夫文化,帮助俄侨群体摆脱难民困境。20~30年代俄侨贵族在上海成立12个文艺团体,如星一会、星二会、赫拉姆联谊会(星三会)、犹太俱乐部文艺小组(星四会)、上海丘拉耶夫卡(星五会)、东方联谊会、普希金委员会等。如1922年俄侨贵族举办音乐义赈大会,募捐24000元救助中国灾民。[39]1933年成立的著名的“赫拉姆联谊会”的发起人及核心是上海俄侨贵族知名代表人物:芭蕾舞剧导演Э.И.埃利罗夫、记者А.В.彼得洛夫、音乐家А.Г.别尔沙茨基、А.О.基尔萨诺夫、画家Л.В.斯克维尔斯基等5位负责人及其他领域的知名活动家。在1920年后20余年间,俄侨“音乐飞地”一共上演了俄国歌剧17种,外国歌剧15种,轻歌剧56种以上。特别是1934年秋至1940年春的6个演出季,共演出了237场,剧目有71种。[40]1936年著名俄国歌唱家А.韦尔京斯基被“赫拉姆联谊会”授予“上海第一名流骑士”的荣誉称号。同年还隆重地接待了世界著名歌唱家Ф.И.夏里亚宾。1937年2月普希金委员会在上海隆重举行了普希金铜像落成仪式。著名的芭蕾舞剧演员谢罗夫、曼热莱、埃利罗夫等人先后抵沪定居并演出,使上海芭蕾舞剧在30年代进入极盛时期。

  俄侨贵族在上海有三大音乐基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室内音乐协会、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27-1929年,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务主任萧友梅广聘38位外籍音乐家中,一半为俄侨贵族,如著名的钢琴家查哈罗夫(Б.B.3axapoв)、钢琴家拉查列夫(M.Лaзapeв )、大提琴家舍夫佐夫(M.Шeвцов )、钢琴家齐尔品(A.H.Чepeпнин)、钢琴家和音乐理论家阿克萨科夫(C.C.Aкcaков)、声乐教育家舒什林(B.Г.Шyшлин)等近20人,他们不但为中国的音乐教育植入了西方的理念,而且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音乐人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交响乐队(20世纪40年代改称“上海交响乐团”)由于许多俄侨乐师的加入成为远东最优秀的交响乐团。1935年,俄侨音乐家在交响乐队中已占有60%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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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来到中国的钢琴教师查哈罗夫(Б.B.3axapoв)曾经就读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与普罗科菲耶夫和俄籍德裔著名钢琴家涅高兹为同窗好友。他在教学上以严苛著称,在上海音乐学院长达12年的教学中为中国培养了李翠贞、丁善德、吴乐懿、李献敏、范继森、江定仙等一大批钢琴家。1930年他破格录取了钢琴才女李献敏。一年后她完成了要花6-9年才能获得的学分,提前毕业,时年20岁的李献敏被上海音乐界誉为“钢琴奇才”。1936年她完成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学业归国,成为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键盘系的主任。20世纪50年代,李翠贞、吴乐懿、范继森、李嘉禄成为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四大教授”。

  1924年曾经就读于圣彼得堡皇家音乐专科学校声乐教育家舒什林(B.Г.Шyшлин)来到中国,1930年在国立音专教授声乐,在长达26年的上海教学期间,为中国培养大批著名歌唱家:黄友葵、满福民、胡然、杜刚、斯义桂、曹岑、周小燕、郎毓秀、温可铮、唐荣牧、魏鸣泉、沈湘、高芝兰、李志曙、周慕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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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俄侨贵族以音乐作为灵魂洗礼的宗教内容。十月革命后,东正教会成为广大上海俄侨贵族精神文化的寄托之地。“只有保持丰富的精神生活,只有增强宗教信仰,才能使俄侨得以作为统一的俄罗斯民族之一员而存在下去。俄罗斯的思想也总是宗教的思想,这就是‘神圣俄罗斯’。”[41]俄侨贵族在上海相继建立了12座教堂。如1922年斯塔尔克将军设立的圣尼古拉军人小教堂;1925年季捷里赫斯中将及其夫人设立了俄国女子中学圣母堂;1927年以格罗谢为首募捐建立了复兴路圣母堂;1931年流亡上海的沙俄海军军官筹建了霍山路圣安德烈教堂。为了纪念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1932年格列博夫中将倡议在法租界集资建立了俄侨的第一座教堂——圣尼古拉斯教堂。旅沪俄侨教堂礼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就是唱诗班的圣咏歌唱。上海个东正教教堂及慈善机构都设有唱诗班。科尔钦、舒利亚科夫斯基、马申等著名俄侨歌唱家、合唱指挥艺术大师都是教堂唱诗班活动中的主持者。每年复活节,上海圣母大教堂和圣尼古拉斯教堂内外及附近路上,都分别挤满了5000-6000左右的俄侨,还有数百名其他各国外侨也参加每年一度的盛典。复活节后的第50天为圣灵降临节,唱诗班举办专场音乐会。1930年4月3日在市政厅为此举办的宗教音乐会,剧场史无前例地爆满,著名歌剧演唱家舒什林(B.Г.Шyшлин)演唱了《吉洪牧首遗嘱》,掌声雷动。1936年11月7日为纪念柴可夫斯基逝世43周年,圣尼古拉斯教堂合唱队举办了礼拜圣歌音乐会,唱诗班演唱了柴可夫斯基的宗教歌曲:《彻夜祈祷》和《礼拜圣歌》。[42]

  3、文教活动

  与哈尔滨迥然不同,上海俄侨贵族子女一半在其他国家的驻华学校内接受教育。俄侨贵族在上海创办了12所教育团体、5所俄侨中小学、12所专科学校与职业学校、3所俄侨贵族高等学校。上海俄侨贵族教育多样化,不仅有东正教下俄罗斯民族的教育传统,也有西欧国家影响下的洋化教育。由于流亡上海的俄侨贵族的经济困境,学校的师资规模和设备都不如其他外国学校。关于下一代的教育方式的争议很大,没有统一的俄侨教育事业的管理中心,其业绩远不如哈尔滨。

  20~30年代,俄侨贵族在上海成立了10所科研机构,发行了24种俄文报纸、27种俄侨杂志,创办了3所电台,13家书店和图书馆。1921年俄国驻沪总领事В.Ф.格罗谢的夫人和普林茨创办了第一所俄国学校——俄国实科中学,校长为俄国第四届杜马代表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黑海西北部海防司令及黑海水上航空兵司令М.И.费奥多罗维奇在1930年创办的上海海运学校担任校长。

  奥伦堡的俄侨贵族维拉.瓦西里耶夫娜.扎莫达耶夫娃教授一家三代为上海外语大学贡献卓著。1919-1920年沈宁(阿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老师的外公扎莫达也夫. 阿列克谢.伊里奇(35岁)和外婆维拉.瓦西里耶夫娜 .扎莫达耶夫娃(21岁)随俄国杜托夫将军从俄国奥伦堡流亡到新疆伊犁。1934年因新疆军阀盛世才平叛回乱求助于苏军而被遣返、枪毙。1938年困境中的母亲妮娜. 阿列克谢耶夫娜结幸运国民政府的金融专员、父亲沈崇训,一家人颠沛流离,几经辗转,最后定居在上海。1948年创办的华东革命大学俄文专科学校(今上海外语大学)邀请外婆和母亲来到上外任教。外婆带领120多位俄侨组建了该校的俄语教学师资队伍。面对来自不同职业的俄罗斯教师在语法教学上的欠缺,毕业于奥伦堡皇家女子师范学院的外婆教授他们俄语语法和中国文化,帮他们在上海扎根。随着中苏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扩大,外婆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俄语课,在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和徐家汇教师进修学校教授俄语。外婆和母亲及100多位俄侨教师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纽带,为上外俄语系的俄语教学、科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的俄语教学、外交和国防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俄语人才。

  1978年其孙女沈宁老师进入上外俄语系任教长达三十年。她曾先后主讲俄语视听说、基础俄语、现代俄语、俄罗斯国情及俄语泛读等课程。从1984年起,她在俄语系的1-4年级,研究生中都开设了视听说课程。1986年在她担任视听说教研室主任时,从研究课程设计计划、教学内容,到准备教学材料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她收集俄罗斯的儿童游戏、卡通故事作为俄语系一年级的教学材料,选用苏联自制的教学影片《莫斯科七日游》、《舒里克、瓦夏和动词》,利用它的动词练习体系提高二年级学生的听说能力。从三年级开始,沈老师不仅给学生播放经典的原版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命运的捉弄》、《牛虻》等,通过故事情节引导学生其中的语言材料和表达方法,而且每天从卫星上收录时效性很强的新闻节目,如 1988年亚美尼亚地震、9.11事件、奥斯卡颁奖仪式等国际新闻,让学生及时了解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动态,拓宽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曾经有两年的时间,沈老师一人担任8个班级的视听说课程,没有出过一次错。此外,沈老师的温暖的育人在上外也成为一段佳话。沈老师的课堂不仅活泼有趣,学生出席率百分之百,而且在课下,沈老师请学生到食堂吃西餐,教他们如何使用刀叉,如何吃面包,沙拉,还有拿茶杯、喝咖啡的正确动作,让未见过世面的学生直观地了解俄罗斯文化。每年四月的复活节,沈老师会带着提前做好的俄菜、彩蛋、甜面包,收拾家里的各种餐具银器来到教室,为学生在课桌上演示俄式西餐如何使用餐具,讲解如何烘烤俄式点心和蛋糕。学生在愉快品尝美味的俄罗斯食物的同时,真切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俄罗斯文化。

  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上海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吸纳了海内外移民,其中俄侨贵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达的英美国家在上海租借区移植了欧美先进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制度,它不仅造就了上海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和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而且也为欧化的俄国贵族在上海的各行各业施展才华铺垫了坚实的基础。总之,如果不从十月革命这一政治事件导致的后果难以厘清以俄国贵族为主体侨民被迫流亡中国的根本原因,如果不从西化的俄侨贵族的社会贡献难以理解上海等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的原因及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特征。

  *张宗华,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姜艳红,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1]张宗华、姜艳红:《十月革命后俄国贵族在中国的流亡》,《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国立师范大学学报》(俄文版)2017年第5期;香港《新视角》2017年,第12期。

  [2]黄定天:《20世纪上半叶旅俄华侨的由来及其人口结构》,《人口学刊》2004年第12期,第15页。

  [3]潘光、王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48页。

  [4] ﹝澳﹞山姆•莫辛斯基:《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余孝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25页。

  [5]熊月之:《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总序”。

  [6]汪之成:《旅沪俄犹与上海犹太总会》,《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第61页。

  [7]汪之成:《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第1页。

  [8]张建华:《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第262页。

  [9]20世纪俄国共有四次移民浪潮:第一次浪潮(1918~1922年);第二次浪潮(1941~1944年);第三次浪潮(1948~1989/1990年)是冷战期间的移民;第四次浪潮(1990年至今)是苏联解体后的移民。四次浪潮中,第一次规模最大。Павел Полян. Эмиграция: кто и когда в XX веке покидал Россию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в:Россия и ее регионы в XX веке: территория - расселение - миграции / Под ред.О. Глезер и П.Поляна.М.:ОГИ, 2005. сc. 493-519.

  [10]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68页。

  [11]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80页。

  [12] 汪之成:《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第73页。

  [13]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75、97页。

  [14]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59页。

  [15]潘光、王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第25页。

  [16]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77页。

  [17]潘光、王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第26页。

  [18]褚晓奇:《论近代上海的俄侨社区》,《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第63页。

  [19]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70页。

  [20]﹝澳﹞山姆.莫辛斯基:《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第53页。

  [21]汪之城:《旧上海的俄国侨民》,《社会科学》 1994年第7期,第61页。

  [22]汪之城:《旧上海的俄国侨民》,《社会科学》 1994年第7期,第62页。

  [23]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214页。

  [24]徐振宁:《政治大变动背景下的上海俄侨(1945-1950)》,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第15页。

  [25]黄定天:《20世纪上半叶旅俄华侨的由来及其人口结构》,《人口学刊》2004年第12期,第17、19页。

  [26]李兴耕等:《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第168页。

  [27]潘光、王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第42页。

  [28]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287页。

  [29]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237~238页。

  [30]徐振宁:《政治大变动背景下的上海俄侨(1945-1950)》,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第18页。

  [31]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70页。

  [32]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71~72页。

  [33]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736~738页。

  [34]潘光、王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第27页。

  [35]“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本土文学”和“侨民文学"、“官方文学”和 “地下文学”、“白银时代文学”和“别样文学”。

  [36]褚晓琦:《上海柴拉报》考略,《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第151页。

  [37]王亚民:《中国现代文学与俄侨文学中的上海——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兰州学刊》2015年第8期,第6~10页。

  [38] 洛秦:《音乐文化诗学视角中的历史研究与民族志方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俄侨“音乐飞地”的历史叙事及其文化意义阐释》,《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第60页。

  [39]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236页。

  [40] 洛秦:《音乐文化诗学视角中的历史研究与民族志方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俄侨“音乐飞地”的历史叙事及其文化意义阐释》,《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第58页。

  [41]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410页。

  [42] 汪之成:《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第255-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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