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 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估

　　编者按：本文系聂辉华教授在2019年12月6日在第十二届北京跨国公司迎春联谊会上的讲座内容。

        周志兴：聂辉华教授以前有很多Title，但是他都辞了。其实Title不重要，我只说两点，第一点，他曾经是中国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之一，他出生于1978年。很多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是正教授了。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界的正教授很多，但是社会科学、经济学界能当正教授的人不多，尤其是在这么年轻的岁数上。第二，聂辉华是我本人比较欣赏的一个教授，我评价一个人主要是看他是不是有见识，聂辉华是我喜欢的教授，下面欢迎我喜欢的聂辉华教授上台与大家分享。

　　聂辉华：非常荣幸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估》，讲的是我的一个研究成果。我想声明一点，我是研究政商关系的，但不是搞政商关系的。大家在跨国公司或者大型公司，都有政府事务部、公共关系部或者是GR/PR，专门搞政商关系，这个部门的人肯定比我更专业。但我是研究政商关系的，所以我侧重于从宏观、理论层次告诉大家我是怎么理解政商关系的，虽然后面会涉及到一些相对比较实操的建议，但仍然只是纸上谈兵，所以我的建议仅供参考，我只是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启发。

　　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方面：第一，为什么要讨论政商关系，这个问题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第二，因为我们要讨论的是政商关系，那怎么去评估中国城市的政商关系，所以我会告诉大家现在有哪些评估方法，缺点和优点分别是什么，然后重点介绍一下我通过人大国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我们是怎么排的，这个排名有没有道理，大家可以自己做判断。通过这个排行榜，我们能看出点什么规律，这些城市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如果投资、买房、读书、就业，哪些地方比较合适。

　　最后，我会站在跨国公司立场上谈应该怎么理解当下的政商关系，以及怎么为改善和优化当下的政商关系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政商关系这么重要，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最近几年它变得非常敏感也非常脆弱。这里有几个事件，一是2017年最后一天，在黑龙江亚布力滑雪场，中诚信集团董事长通过视频控诉当地管委会不作为，这个事情影响很大。二是山东德州皇明集团总裁在网上实名举报德州市委书记不作为，一个地方企业家举报当地市委书记，这是很罕见的事情。三是山东临沂市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开发部负责人，在网上实名举报当地管委会主任是老赖。这些事情在过去是很少发生的，我称之为企业家网络上访事件。

企业家网络上访

　　大家想想看，你在一个地方做企业，跟地方官员搞好关系是最重要的，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要跟地方政府死磕，鱼死网破的情况，这说明当下的政商关系极为脆弱。

　　四是华为的251事件，这是我给学生出的一道题目——请计算华为251事件对华为销售额的影响。我并不是非要“黑”华为，我想说的是，一个企业搞得好政商关系就如鱼得水，搞不好政商关系，有可能对企业带来灭顶之灾。这件事情对华为绝对不是一个好坏这么简单的事情，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接下来我讲一个政治背景，政府这几年确实高度重视政商关系。大家知道国务院每隔一段时间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简称国常会，每一年的国常会都是在1月初开的。2018年1月3日，离毛振华事件只有三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偶然，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个会上李克强提出要优化营商环境。怎么优化呢?借鉴国际经验，抓紧建立营商环境评价机制并且在全国逐步推广，也就是说政府已经迫切感到需要抓营商环境建设了，要不然这样下去无法无天了。我查了一下，从2013年到2019年，每一年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主题都跟营商环境有关，所以中国如果是搞公共关系的，跟政府打交道一定要清楚，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营商环境。这可能也是这届政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所以如果你支持政府，就应该支持改善营商环境。

　　关于改善营商环境，总书记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说过，方向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新的政商关系一是要亲近，二是要清白，所以是“亲”和“清”。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去年开始，发改委开始开展全国的城市评价，营商环境评估这个事在中国是由发改委牵头的，具体来说就是由发改委社会司，一开始选了22个城市，有直辖市、副省级市、普通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县级市，北京排第一，其他地方不公布。2019年的时候，发改委的一个副秘书长说今年要在40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评价，我问发改委的人，发改委的人说已经制定了一个初稿，内部征求完意见了，明年可能会在全国范围推广，以后营商环境将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考核指标。当然由发改委出面做这个事情肯定很好。

　　营商环境这么重要，在国家重视之前评估之前，已经有很多评估机构，我们为什么还要再评估呢?我想介绍几个主要评估指标和体系，最有影响的是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营商环境这个词，他们一开始用的是doing business这个词，就是经商。世行从2003年开始发布，一开始只有100多个经济体，现在扩展到190多个经济体，有11项一级指标，评估方法比较复杂，我简单说一下。一般情况下，它在每个国家只选一个城市，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选2个城市。在中国选了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上海的权重是55%，北京的权重是45%，中国的排名过去几年节节上升，前年是78，去年是46，今年是31。我很为北京和上海担心，进步这么快，明年怎么办?这个排行榜影响很大，但是也有它的缺陷。就像总书记谈的，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既有亲近的方面也有清白的方面，但是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完全跟清白无关，只考虑亲近，简单来说，只考虑一个中小企业在一个地方，主要是北京和上海生存容不容易，管制少不少，完全不考虑腐败问题。我认为，如果考虑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第一要务是考量这个地方是不是腐败，但是很遗憾，全中国所有排行榜、全世界所有排行榜，没有一个机构评估中国某一个地方的腐败程度，除了我们人大的排行榜之外。

　　后面还有其他的排行榜，这几个排行榜有几个明显的缺陷，第一就是我刚才讲的，只关注了亲近，而没有考虑清白;第二，覆盖的城市范围有限，一般是35个，多的70个，但是中国有300个以上的地级以上城市，只覆盖70个，这个面太窄了;第三，主观指标比较多，没有可比性，很多问题是问你觉得这个地方是否腐败、做生意快不快、服务好不好。做学术研究的人知道，主观评价是没有可比性的。就好比“你幸不幸福”这个话题，你问我爸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觉得这是最好的时代，你问我这个年龄段的，我觉得跟90年代相比，我觉得90年代才是最好的年代，至少说上网比较方便。你要问周总这个年代的人，他可能又有他自己的感受，完全没有可比性。所以主观指标看上去很有说服力，俗话说“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最清楚”，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你问企业家的感受，这是主观指标，不是客观指标。第四，数据都不公开，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算的，一级指标是什么，二级指标是什么，每个城市的得分是什么，它都不告诉你，就告诉你前十名是什么，后面统统不知道。所以有鉴于此，我和我的团队去年开始发布了一个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我做中国的政商关系研究或者政企关系研究很早，十几年前我和我的合作者就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国内的经济学期刊上，题目就叫《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当然十八大以后我们就不能这么说了，我说的是十八大之前的事情。

　　去年我们发布的这个榜单影响比较大，我们对285个城市的政商关系进行评价，名字叫做《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有十几个地方政府来人来函来电找我们，排得靠前的要找我们，希望明年继续靠前，排名靠后的也要找我们，希望我们把他们的排名改一改，还有一些人通过领导找我们，施加压力，所以今年我们就没有搞发布会，但是还是发布了2018年排行榜。

　　这两个排行榜的报告在网上都可以搜到，2017年的排行榜公布了所有详细数据，2018年排行榜我们会在年底公布所有详细数据。

　　接下来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排行榜的做法、结果和规律。我们的排行榜有几个特色：

　　第一，我们从“亲”和“清”两个方面进行排行。我觉得我们这个排行榜可能是唯一一个对全中国所有城市的廉洁度进行排名的。

　　第二，在研究对象上，我们不是以国家为单位，也不是以某些城市为单位，而是尽可能覆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中国大概有三百个地级市，扣除那些自治州、盟、行署，基本上是290多个地级市，我们基本全覆盖。

　　第三，数据来源上，我们有官方数据、第三方数据，有我们自己用爬虫获取的数据，比如领导视察。我们还委托了一个在全国都有分支机构的企业，让它的所有分部负责人帮忙填一个问卷，因为同一个企业在全国有分部，这样营商环境是可比的，而不是直接拿不同的企业进行比较，我把他们回执的报告和我们的结果做了对比，觉得大体上是比较吻合的。

　　这是我们的指标体系，我们把政商关系分两个方面，一个叫“亲近”，一个叫“清白”。所谓亲近就是政府对企业的服务程度，比如政府是不是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所谓清白就是政府是不是廉洁、透明。在亲近指标下有三个指标：一是政府对企业的关心;二是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三是政府对企业的税费负担。我解释一下政府对企业的关心，这是我们独创的指标，我们会看每个地级市的党报党刊，因为上面有所有的领导人的新闻，我们看一个地方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每年去企业调研几次，每年召集多少次企业家座谈，以次数来衡量政府对企业的关心，这个指标是很有用的，而且是很难操纵的，因为基本上所有活动都是公开的。我们也很欣慰地看到，发改委最近发布一个通知，要求所有以后涉企政策都应该广泛征求企业意见，召集企业座谈，这跟我们这个指标非常吻合。

　　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主要是指硬件，比如有没有高铁，有没有存款，我们真的让学生去数每个地方有多少银行网点，有多少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来确定它的市场服务中介的发展程度。电子政务就不用说了。它们都有权重，比如政府对企业的关心是10%的权重，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是10%的权重，我们基本按照二级指标个数来赋予不同的权重。

　　稍微比较有争议或者很有争议的一点是大家问你怎么衡量政府的腐败程度呢?这是一个世界难题，没有人可以解决，但是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我用两个指标来衡量政府腐败程度，一是在2017年之前，用每个地方被查处的官员数量除以这个地方的公务员总数，我是计算所有的官员，这个工程量非常浩大，反正很复杂。背后的潜台词是这样，一个地方被抓的官员数量越多，一般来说，说明这个地方腐败程度越高，有的人马上反对，说这个不对，这个衡量是反腐败程度。我对此有两个辩解，第一，反腐败和腐败并不矛盾，就像某个地方经常发生黄色事件就会出现扫黄。第二，因为这一轮反腐败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基本上地方政府是被动的，所以是一个外生事件，所以如果你被抓的人越多，说明越腐败。还有纪检官员、纪委是有指标的，如果别人抓得多，你这边抓得少，说明你这个地方干活不力，你就有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被抓的官员数量越多，确实能说明这里越腐败。大家会问，十八大之后呢?对，十八大之后这个指标没法用了，因为十八大以后被抓的人是极其少数，所以不能用。我们新创立了一个指标，也是我们广泛征求企业意见，大家可以听有没有道理，你去办所有的证，大部分都可以在办事大厅办成，两天、三天、一天都可以办成，但是有些证在办事大厅是办不了的，比如食品安全许可证、消防施工证，这些证能拖死你，你有关系可能要花一个月，没有关系可能要花三个月、半年都有可能，而且这个证是不进办事大厅的。我们就找这个指标，比如食品安全许可证，这个证很难办，虽然办这个证明是不需要钱的，怎么办呢?很多地方就找中介，委托中介办理。我们也借鉴这样的思路，找了一个中介机构，以企业家办证的方法打电话逐个询问办每个地方办这样一个证需要多少钱，把这个价格除以当前物价水平，用当地最低工资去衡量物价水平，价格越高说明这个地方越腐败，因为越难办到、越要花大价钱才能办到，说明这个地方越不廉洁。另一个指标是百度腐败指数，这是有学术支撑的，比如我是江西抚州人，输入抚州，在百度上有十万条条目，输入抚州再加上腐败两个字，出现一千条，一千条除以十万条是百分之一，这个相当于腐败程度。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地方腐败到什么程度，比如这个地方又抓了多少人，你一定会去网上搜什么地方最腐败，搜的人越多，说明大家感知到这个程度的腐败程度越高。百度腐败指数我们还在用，它的权重是5%，食品安全指数也是5%，这是廉洁度。我知道这个指标有争议，如果你有更好的指标，非常欢迎帮助我们改进。然后是透明度，这是有第三方公布的，主要是财政透明度和网上信息公开程度，有了这些指标之后就可以进行评分。

　　这是一个电子地图，上面每个地方代表一个地级市，颜色越深代表越廉洁，是0-100分，100分说明是全国所有地方政商关系最健康、最好的，0分就是没有数据，分越少说明越差，可以很清楚看到北方指数远不如南方，东南沿海政商关系明显好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我相信也比较符合大家的直觉。

　　左边这是2017年的数据，右边是2018年的数据，也是东南沿海比较好，其他地方比较差。

　　我们把2017年和2018年的数据做一个对比会发现，2018年中国政商关系好的城市还比较多，但是2018年就不那么多了，也就是说过去一年里，好的地方和差的地方的分野越来越明显，也能看到南北分野越来越明显。左边空白的地方是没有数据的，左边去年的时候我们没有处理，没有出现的地方，只把它当做一个低分带，以后我们都把没有数据的地方用空白显示。

　　可能大家比较关心排名比较靠前的城市包括哪些?可以看我这张图。

　　2017年第一名是东莞，然后是北、上、广、深，我们团队没有一个人去过东莞，我们跟东莞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因为东莞排在靠前，东莞政府特别高兴，把我们的排行榜印在城市宣传手册上到处宣传。

　　这是今年的，东莞和深圳是第一、第二名，上升比较快的是南京、中山，北京从第五名下降到第六名。做排行榜是很得罪人的事情，就跟写书一样，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是莎士比亚只有一个，只能写一本哈姆雷特，所以他不能迎合所有人的胃口，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排行榜跟你心目中的不太相符，这是很正常的。我发现一个大家有种惯性思维，做的任何排行榜，只要跟GDP排行榜不一致大家都会质疑，有人问为什么深圳不是第一，我就问为什么深圳就应该是第一呢?不一定如此。排行榜年年都是变的。

　　接下来是2017和2018年的对比，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是头部城市有没有变化，前二十名城市中，去年和今年相比，广东和江苏新入榜城市比较多，也就是说广东和江苏水平在上升，浙江相对下降。如果看这两年，前十名的城市的相关度，相关度为54%，也就是说前十名城市大部分相对比较稳定，如果你看前二十名的话，变化率很高，只有16%的相关度，如果看前五十名，相关度是40%，这说明什么?其实后面的排名对绝大多数城市来说，没有太大意义，有意义的是第十名到第二十名，这十名变化幅度最大，而且也最有进步空间。一直以来，前几名没有太大变动，北上广深这几个地方基本就是第一阵营，这是很难短期内改变的，对有些城市来说，如果想有所作为，应该是第十名和第二十名的城市最有希望。所以前面的变动更为重要。

　　我们排列了第21名到第292名，分了几个区间，我们之所以没有立即公布实际排名，是怕引起麻烦，我们想热度过了之后，我们再偷偷公布全部真实数据，我们每次都是这样的。

　　除了做政商关系健康总指数排行榜，我们还做了《亲近指数排行榜》和《清白指数排行榜》。

　　从亲近指数排行榜来看，前二十名有一个明显规律，那就是前十名基本都是南方城市，也就是说，在政府为企业服务方面，南方城市远远超过北方城市，我相信大家都有所体会。在南方，政府很多地方真的是为企业服务的，在北方，这方面就要差一些了。

　　这是《清白指数排行榜》。前十名，南北城市差不多各一半，也就是说在腐败方面，南北城市平分秋色，这也说明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一个地方经济发达和腐败程度没有直接关系。即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有的地方既腐败又增长，比如东亚;有的地方腐败但是不增长，比如非洲;有的地方没有腐败也没有增长，比如日本;有的地方没有腐败增长还比较快，这样的国家比较少，可能也就是德国，美国也可以算。所以腐败和经济增长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关系非常复杂。我们看前几名的城市，可能有人不服，问为什么山东城市这么廉洁，山东不是很官僚吗?大家不要忘了，山东人最讲究政治，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地方的人比山东人更讲政治，我所有的山东学生无一例外全部去了体制内，没有一个在体制外。山东人最喜欢当官了，一个地方很官僚，某种程度上说明真的比较清廉，他们比较讲政治。当然也是因为山东换了省委书记之后确实有所变化，但是明年怎么样我就不敢说了。

　　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些规律，从大的区域来看，根据这两年数据分析，华东和华南是最好的，哪个地方最差呢?东北，不管是总指数还是亲近指数还是清白指数，东北都是垫底的，西北和华北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华东和华南基本上在所有三个方面都是最好的。

　　如果分省的话，最好的地方是上海，我想大家应该没有太大疑问。我把所有地级市加总到省，再取均值，北京排第二，在所有普通省份里，浙江排在最靠前，东北比较靠后。

　　按行政级别的话，中国城市分为四级。直辖市是正部级，中国大陆还有15个副省级城市，但其中只有10个是省会城市，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省会城市并不是副部级，有5个非省会城市级别反而是副部级，还有21个普通省会城市，还有一堆地级市，县级市我们就不管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两年数据都一样，级别越高的城市营商环境越好，所以如果你要投资，尤其外企，去级别高的城市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级别越高的城市，营商环境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本身做得好，主要是因为它拥有更优惠的政策和更多资源。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城市级别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论就是一句话，人跟资源走，资源跟权力走。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改变过以“等级体系”为主分配资源的格局。我们看教科书，西方经济学告诉你市场经济是以价格为主配置资源，但是在中国价格配置资源的领域我估计不到30%。

　　《资治通鉴》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第一段话说的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古代一个皇帝，怎么能一个人管住几亿人呢?因为有“礼”，什么叫“礼”?礼就是“分”，“分”就是“名”，“名”就是“分等”，中国自古以来就建立了一套等级体系，全中国人就两类，一类叫皇帝，一类叫“其他”，其他太多了怎么办?继续分，“公、卿、侯、大夫……”，中国是靠以“礼”为基础的等级体系，把人逐渐分层、分等，所有资源都是自上而下，像一个沙漏一样往下分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想争取成为较大的市，想争取把自己的城市变成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或者升级为副省级市，中国的资源分配一直都是这样的。全中国最好的医院，20%在两个城市，一个叫北京，一个叫上海。全中国的所有985大学全部在副省级以上城市，包括陕西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它在副省级特区杨凌，211大学基本都在地级以上城市。别的我就不讲了。

　　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是，中国要不要允许中国人口自由流动?我明确表达我个人观点：我反对在当下时刻全部放开人口自由流动，因为中国城市的竞争根本不是公平竞争，贸然全部放开所有城市，对中小城市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放开人口管制的前提或者疏解人口的前提是疏解权力，怎么疏解权力?第一，建议取消所有副省级城市，第二，把所有县级市全部升级为副厅级，在这个前提下，让城市之间公平竞争是可行的，否则的话，中小城市只会更糟糕。学术界有一个发现，开通高铁之后，受益的全是大城市，倒霉的全是中小城市，为什么?因为“虹吸效应”。

　　另外亲近和清白的关系大家也比较关心，从总体来看，一个地方政府为企业服务得越好跟政府的廉洁程度，总体是正相关的。与此同时，一个地方跟企业越亲近，和当地的GDP水平也有关，往往越有钱的政府越有可能提供好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地方经济越发达，政商关系越好，但是我认为这是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总体来看，相对发达的地方相对比较廉洁，但是我并没有说是每个地方，而是“总体上”，并且廉洁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相关度比较脆弱。

　　有人说万一这个排行榜不准确怎么办?没关系，我再提供一个视角，这个作者是我的同事，跟我一起做排行榜的，他叫马亮，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城市之前往往会有相互学习的机会，比如那个地方到这个地方考察，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考察，我们把这所有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接待别人来学习的，第二类是专门学习别人的城市。第一张图告诉大家，什么样的地方经常被人学习，上面的每一点代表一个城市，那个点越粗，代表它被人学习的次数越多，属于大家学习的对象，基本都在东南沿海，和政商关系的图非常一致。

　　哪些城市被人学习次数最多呢?深圳、杭州、上海、苏州、广州、常州。这个地方除了个别城市，基本都在我们排行榜的前二十名，所以我们排行榜的前二十名是比较靠谱的。大家进一步想知道哪些地方更愿意学习别人呢?也是东南沿海，所以争气的、想学习的都在东南沿海。

　　哪些城市学习别人比较多呢?这些城市，学别人比较多，不代表它很好，但是至少说明它有向上的心，在努力进取，包括我老家抚州，说明虽然落后但是上进。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如何处理看待政商关系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这部分是最难讲的，我只是谈一下个人观点，不一定对。

　　第一，讲政治，讲政治，讲政治。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大家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你看马克扎克伯格，在互联网总管来视察的时候非常用心地在桌子上摆了一本《治国理政》英文版，这个姿态发出的信号很明显。

　　第二，如果你要讲政治的话，应该怎么讲?大家需要熟读领导人的重要著作和主要的中央文件，理解中国的文件和解读中国的文件绝对是一种高深的学问，比博士后还高，一般人真的解读不了。你看报纸上的字每个字你都认识，加在一起，你可能就不知道它想说什么意思。我觉得跨国公司应该努力学习中央文件。

　　三年前总书记讲了亲清政商关系，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你不知道的是，总书记在十二年前就讲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什么时候讲的?2004年。在什么时候讲的?在《之江新语》那本书上。最早发表在2004年3月20日浙江省的《省委党报》上的，原话说“领导干部要亲商、富商、安商”，这不就是亲近吗?另外，“同企业家打交道一定要掌握分寸，公私分明，君子之交淡如水”，这说的不就是清白吗?一模一样。所以你要理解总书记的新思想、新战略、新理念，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看《之江新语》这本书。

　　有一次我和外企的人讲，我说你们公司是做环保的，生意会很好，他说怎么会呢?中国不重视环保，中国目前是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我说不对，他说为什么?你怎么这么有信心?我说因为我看了《之江新语》，在《之江新语》那本书里，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讲环保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概念在那本书里不知道讲了多少次。所以我说，总书记上台之后可能要刮起环保风暴。他开始怎么也不相信，后来他终于信了。所以你看读领导人的著作是有必要的。

　　第三，冷静认识当前的宏观形势。我觉得我们有些人之所以有时候感到失望、迷茫和徘徊，是因为我们过度高兴了，所以我们寄予的期望太高了。但是大家想想看，其实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有波有折的。

　　我最近做了一个研究很有意思，我找了《人民日报》从2000年以来的所有文章，用大数据分析，分析什么呢?我分析两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一个词叫做“私有财产”或者是“私有产权”，私有财产和私有产权是一个光明正大的词，“剥削”是一个很左、很负面的词，大家知道吗，“剥削”这个词在很多年中出现的频率居然比“私有财产”出现的比率还高，很多人不信。第二点，我的一个同行做了一个研究也很有意思，他找了全中国的企业数据，全中国每年的活跃企业大概是两千万家，最核心的企业大概是七十万家，他说中国最核心的七十万家企业中，有60%以上是围绕中国最重要、最大的国有企业生存的，所以你们不要低估国有经济的力量。

　　这里有一个图，这是《21世纪的资本》的作者皮凯蒂，一个法国经济学家，发表在经济学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最上面的图显示的是中国国家财富的增长，中间这个往上的，是私有财产的增长，跟国家财富同步增长，最下面的是国有财富的增长，虽然私有财富在大规模增长，但是国有财富并没有大规模下降，它增长比例有多高呢?很高，40%。如果你对比一下就发现，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国有财富的比例中，中国遥遥领先，所以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你信不信这都是事实，我不做价值判断，只是告诉大家这是现在的形势。

　　第四，预防不确定性，凡事要有备胎(Plan B)。我是研究契约理论的，我们经常讲，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不完全契约，你永远无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算你知道未来会发生不确定性，你也难以用双方都认同的语言写在合同里，并且很多事情很难向第三方求证。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够完善的国家，这一点尤其重要。而且我们做关于不确定性的研究发现，契约越不完全，不确定性越强，企业会倾向减少投资，更多地持有现金，这就是当下的现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灰犀牛事件出现，强监管时代已经来临。

　　二是政策不确定性。中国有一个美国商会，有一次在一个小规模会上，美国中国商会的主席告诉我们说，美国企业最担心的是什么，是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大家看，连续三年，2016、2017、2018年，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导致企业不确定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之前都没有这么明显。

　　我去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个管控型社会的来临》，那天文章在一天之内就冲上了十万加，但是在一天之后就被挂了。

　　第五，作为跨国公司，你们可以有所作为，并不是只能选择备胎，我希望大家能够大声呼吁，推动“竞争中立”原则的贯彻实施。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个新的时代口号，过去我们的口号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简明扼要，方向明确，符合主流价值观，我觉得“竞争中性”应该是这样的口号。第一很简单，第二方向很明确，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第三符合主流价值观，所以我觉得跨国公司的高管们应该力推，少要优惠政策，多推普惠政策，而且这样的政策已经光明正大地写到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央文件里，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贯彻竞争中立原则的话，我们也能更好地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这就是我要讲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

　　周志兴：下面我们有十几分钟时间，有没有提问题的?

　　听众一：刚才您关于城市级别的说法，我是学土木建筑的，您说城市级别对城市获取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是吗?

　　聂辉华：对。

　　听众一：这个我基本上赞同。您的那个指标，从事研究的很多学者是用大数据，刚才我看您的排行榜，基本越是东南沿海城市越多元化，政商关系越健康，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迁徙的数据来测试一下这个地方的健康指数?

　　聂辉华：您的意思相当于说用脚投票?通过用脚投票的程度判断一个地方好坏，这对大多数城市是适用的，但是对少数特大城市不适用，因为它实行人口管制，比如北京，出去容易进来难，我相信对大多数城市有一定适用性，这个指标跟我们的指标也是高度相关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数据来源，所以没有用，我们可以下一步考虑看一下人口迁徙指标和这个指标是不是高度相关。

　　听众二：您这个研究，我觉得对今天在座很多人非常有用，这里大部分听众都是做政府关系的，这也是我们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做这个排名的时候，有没有做问卷?包括在这里吗?

　　聂辉华：去年的排行榜我们做了问卷，我们刚才说了，我委托一家在全国各个地级市都有分部的企业，把同样的问卷发给他们，让他们发给所有的分部的人，填了以后汇总给我们，我们看了一下，他们的选择大部分城市跟我们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工作很浩大，不太容易换一家企业再做一次。

　　听众三：您提到，好的区域可能是良性循环或者互动的结果，好的区域经济形势越好，关系越清白，和企业家的关系越亲近，您对一些相对排名靠后的中西部或者东北区域这些地方，您觉得他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慢慢扭转或者改进?

　　聂辉华：您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自己也在想为什么有的地方喜欢放水养鱼，有的会涸泽而渔，显然不是因为某个地方政府天生就是坏的，一定是有它的原因。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有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一些中小地方、落后地方其实也有办法，最主要的是通过电子政务，电子政务可以实现“后发优势”。我不鼓励使用“弯道超车”这个词，开车的话你就知道弯道超车是违规的，这叫后发优势，比如贵州，贵州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贵州用了大数据，很快提升了透明度，也加快了便捷度，很多地方只要透明，腐败就会少了，而且坏事也会少。透明利用互联网+，这是很多地方可以做到的。

　　第二，有人问一个地方比较落后，怎么让他改善营商环境呢?我觉得不是有特别好的办法。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让大企业去。有人问我说京东、马云都去东北投资了，会不会改善东北的营商环境?我说会，为什么呢?小企业去，去一个死一个，只有大企业能搞定这些地方政府，除非中央在东北成立特区，要不然就是专门让大企业去投资，给它特殊政策，等它发展之后，它会慢慢把这个小环境变好。所以恰恰差的地方更需要强有力的企业去那里，因为只有这些大企业才能和那些地方政府博弈，别的方式是很难短期内改变落后地方的面貌的。

　　周志兴：我也是第一次听聂教授讲这个排名，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我认为他们做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当然我不见得完全赞同你排的名次，不管怎么说，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来感谢聂辉华教授。

　　聂辉华：谢谢大家!

　　编者按：本文系聂辉华教授在2019年12月6日在第十二届北京跨国公司迎春联谊会上的讲座内容。

        周志兴：聂辉华教授以前有很多Title，但是他都辞了。其实Title不重要，我只说两点，第一点，他曾经是中国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之一，他出生于1978年。很多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是正教授了。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界的正教授很多，但是社会科学、经济学界能当正教授的人不多，尤其是在这么年轻的岁数上。第二，聂辉华是我本人比较欣赏的一个教授，我评价一个人主要是看他是不是有见识，聂辉华是我喜欢的教授，下面欢迎我喜欢的聂辉华教授上台与大家分享。

　　聂辉华：非常荣幸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估》，讲的是我的一个研究成果。我想声明一点，我是研究政商关系的，但不是搞政商关系的。大家在跨国公司或者大型公司，都有政府事务部、公共关系部或者是GR/PR，专门搞政商关系，这个部门的人肯定比我更专业。但我是研究政商关系的，所以我侧重于从宏观、理论层次告诉大家我是怎么理解政商关系的，虽然后面会涉及到一些相对比较实操的建议，但仍然只是纸上谈兵，所以我的建议仅供参考，我只是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启发。

　　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方面：第一，为什么要讨论政商关系，这个问题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第二，因为我们要讨论的是政商关系，那怎么去评估中国城市的政商关系，所以我会告诉大家现在有哪些评估方法，缺点和优点分别是什么，然后重点介绍一下我通过人大国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我们是怎么排的，这个排名有没有道理，大家可以自己做判断。通过这个排行榜，我们能看出点什么规律，这些城市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如果投资、买房、读书、就业，哪些地方比较合适。

　　最后，我会站在跨国公司立场上谈应该怎么理解当下的政商关系，以及怎么为改善和优化当下的政商关系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政商关系这么重要，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最近几年它变得非常敏感也非常脆弱。这里有几个事件，一是2017年最后一天，在黑龙江亚布力滑雪场，中诚信集团董事长通过视频控诉当地管委会不作为，这个事情影响很大。二是山东德州皇明集团总裁在网上实名举报德州市委书记不作为，一个地方企业家举报当地市委书记，这是很罕见的事情。三是山东临沂市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开发部负责人，在网上实名举报当地管委会主任是老赖。这些事情在过去是很少发生的，我称之为企业家网络上访事件。

企业家网络上访

　　大家想想看，你在一个地方做企业，跟地方官员搞好关系是最重要的，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要跟地方政府死磕，鱼死网破的情况，这说明当下的政商关系极为脆弱。

　　四是华为的251事件，这是我给学生出的一道题目——请计算华为251事件对华为销售额的影响。我并不是非要“黑”华为，我想说的是，一个企业搞得好政商关系就如鱼得水，搞不好政商关系，有可能对企业带来灭顶之灾。这件事情对华为绝对不是一个好坏这么简单的事情，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接下来我讲一个政治背景，政府这几年确实高度重视政商关系。大家知道国务院每隔一段时间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简称国常会，每一年的国常会都是在1月初开的。2018年1月3日，离毛振华事件只有三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偶然，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个会上李克强提出要优化营商环境。怎么优化呢?借鉴国际经验，抓紧建立营商环境评价机制并且在全国逐步推广，也就是说政府已经迫切感到需要抓营商环境建设了，要不然这样下去无法无天了。我查了一下，从2013年到2019年，每一年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主题都跟营商环境有关，所以中国如果是搞公共关系的，跟政府打交道一定要清楚，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营商环境。这可能也是这届政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所以如果你支持政府，就应该支持改善营商环境。

　　关于改善营商环境，总书记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说过，方向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新的政商关系一是要亲近，二是要清白，所以是“亲”和“清”。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去年开始，发改委开始开展全国的城市评价，营商环境评估这个事在中国是由发改委牵头的，具体来说就是由发改委社会司，一开始选了22个城市，有直辖市、副省级市、普通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县级市，北京排第一，其他地方不公布。2019年的时候，发改委的一个副秘书长说今年要在40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评价，我问发改委的人，发改委的人说已经制定了一个初稿，内部征求完意见了，明年可能会在全国范围推广，以后营商环境将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考核指标。当然由发改委出面做这个事情肯定很好。

　　营商环境这么重要，在国家重视之前评估之前，已经有很多评估机构，我们为什么还要再评估呢?我想介绍几个主要评估指标和体系，最有影响的是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营商环境这个词，他们一开始用的是doing business这个词，就是经商。世行从2003年开始发布，一开始只有100多个经济体，现在扩展到190多个经济体，有11项一级指标，评估方法比较复杂，我简单说一下。一般情况下，它在每个国家只选一个城市，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选2个城市。在中国选了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上海的权重是55%，北京的权重是45%，中国的排名过去几年节节上升，前年是78，去年是46，今年是31。我很为北京和上海担心，进步这么快，明年怎么办?这个排行榜影响很大，但是也有它的缺陷。就像总书记谈的，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既有亲近的方面也有清白的方面，但是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完全跟清白无关，只考虑亲近，简单来说，只考虑一个中小企业在一个地方，主要是北京和上海生存容不容易，管制少不少，完全不考虑腐败问题。我认为，如果考虑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第一要务是考量这个地方是不是腐败，但是很遗憾，全中国所有排行榜、全世界所有排行榜，没有一个机构评估中国某一个地方的腐败程度，除了我们人大的排行榜之外。

　　后面还有其他的排行榜，这几个排行榜有几个明显的缺陷，第一就是我刚才讲的，只关注了亲近，而没有考虑清白;第二，覆盖的城市范围有限，一般是35个，多的70个，但是中国有300个以上的地级以上城市，只覆盖70个，这个面太窄了;第三，主观指标比较多，没有可比性，很多问题是问你觉得这个地方是否腐败、做生意快不快、服务好不好。做学术研究的人知道，主观评价是没有可比性的。就好比“你幸不幸福”这个话题，你问我爸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觉得这是最好的时代，你问我这个年龄段的，我觉得跟90年代相比，我觉得90年代才是最好的年代，至少说上网比较方便。你要问周总这个年代的人，他可能又有他自己的感受，完全没有可比性。所以主观指标看上去很有说服力，俗话说“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最清楚”，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你问企业家的感受，这是主观指标，不是客观指标。第四，数据都不公开，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算的，一级指标是什么，二级指标是什么，每个城市的得分是什么，它都不告诉你，就告诉你前十名是什么，后面统统不知道。所以有鉴于此，我和我的团队去年开始发布了一个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我做中国的政商关系研究或者政企关系研究很早，十几年前我和我的合作者就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国内的经济学期刊上，题目就叫《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当然十八大以后我们就不能这么说了，我说的是十八大之前的事情。

　　去年我们发布的这个榜单影响比较大，我们对285个城市的政商关系进行评价，名字叫做《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有十几个地方政府来人来函来电找我们，排得靠前的要找我们，希望明年继续靠前，排名靠后的也要找我们，希望我们把他们的排名改一改，还有一些人通过领导找我们，施加压力，所以今年我们就没有搞发布会，但是还是发布了2018年排行榜。

　　这两个排行榜的报告在网上都可以搜到，2017年的排行榜公布了所有详细数据，2018年排行榜我们会在年底公布所有详细数据。

　　接下来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排行榜的做法、结果和规律。我们的排行榜有几个特色：

　　第一，我们从“亲”和“清”两个方面进行排行。我觉得我们这个排行榜可能是唯一一个对全中国所有城市的廉洁度进行排名的。

　　第二，在研究对象上，我们不是以国家为单位，也不是以某些城市为单位，而是尽可能覆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中国大概有三百个地级市，扣除那些自治州、盟、行署，基本上是290多个地级市，我们基本全覆盖。

　　第三，数据来源上，我们有官方数据、第三方数据，有我们自己用爬虫获取的数据，比如领导视察。我们还委托了一个在全国都有分支机构的企业，让它的所有分部负责人帮忙填一个问卷，因为同一个企业在全国有分部，这样营商环境是可比的，而不是直接拿不同的企业进行比较，我把他们回执的报告和我们的结果做了对比，觉得大体上是比较吻合的。

　　这是我们的指标体系，我们把政商关系分两个方面，一个叫“亲近”，一个叫“清白”。所谓亲近就是政府对企业的服务程度，比如政府是不是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所谓清白就是政府是不是廉洁、透明。在亲近指标下有三个指标：一是政府对企业的关心;二是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三是政府对企业的税费负担。我解释一下政府对企业的关心，这是我们独创的指标，我们会看每个地级市的党报党刊，因为上面有所有的领导人的新闻，我们看一个地方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每年去企业调研几次，每年召集多少次企业家座谈，以次数来衡量政府对企业的关心，这个指标是很有用的，而且是很难操纵的，因为基本上所有活动都是公开的。我们也很欣慰地看到，发改委最近发布一个通知，要求所有以后涉企政策都应该广泛征求企业意见，召集企业座谈，这跟我们这个指标非常吻合。

　　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主要是指硬件，比如有没有高铁，有没有存款，我们真的让学生去数每个地方有多少银行网点，有多少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来确定它的市场服务中介的发展程度。电子政务就不用说了。它们都有权重，比如政府对企业的关心是10%的权重，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是10%的权重，我们基本按照二级指标个数来赋予不同的权重。

　　稍微比较有争议或者很有争议的一点是大家问你怎么衡量政府的腐败程度呢?这是一个世界难题，没有人可以解决，但是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我用两个指标来衡量政府腐败程度，一是在2017年之前，用每个地方被查处的官员数量除以这个地方的公务员总数，我是计算所有的官员，这个工程量非常浩大，反正很复杂。背后的潜台词是这样，一个地方被抓的官员数量越多，一般来说，说明这个地方腐败程度越高，有的人马上反对，说这个不对，这个衡量是反腐败程度。我对此有两个辩解，第一，反腐败和腐败并不矛盾，就像某个地方经常发生黄色事件就会出现扫黄。第二，因为这一轮反腐败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基本上地方政府是被动的，所以是一个外生事件，所以如果你被抓的人越多，说明越腐败。还有纪检官员、纪委是有指标的，如果别人抓得多，你这边抓得少，说明你这个地方干活不力，你就有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被抓的官员数量越多，确实能说明这里越腐败。大家会问，十八大之后呢?对，十八大之后这个指标没法用了，因为十八大以后被抓的人是极其少数，所以不能用。我们新创立了一个指标，也是我们广泛征求企业意见，大家可以听有没有道理，你去办所有的证，大部分都可以在办事大厅办成，两天、三天、一天都可以办成，但是有些证在办事大厅是办不了的，比如食品安全许可证、消防施工证，这些证能拖死你，你有关系可能要花一个月，没有关系可能要花三个月、半年都有可能，而且这个证是不进办事大厅的。我们就找这个指标，比如食品安全许可证，这个证很难办，虽然办这个证明是不需要钱的，怎么办呢?很多地方就找中介，委托中介办理。我们也借鉴这样的思路，找了一个中介机构，以企业家办证的方法打电话逐个询问办每个地方办这样一个证需要多少钱，把这个价格除以当前物价水平，用当地最低工资去衡量物价水平，价格越高说明这个地方越腐败，因为越难办到、越要花大价钱才能办到，说明这个地方越不廉洁。另一个指标是百度腐败指数，这是有学术支撑的，比如我是江西抚州人，输入抚州，在百度上有十万条条目，输入抚州再加上腐败两个字，出现一千条，一千条除以十万条是百分之一，这个相当于腐败程度。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地方腐败到什么程度，比如这个地方又抓了多少人，你一定会去网上搜什么地方最腐败，搜的人越多，说明大家感知到这个程度的腐败程度越高。百度腐败指数我们还在用，它的权重是5%，食品安全指数也是5%，这是廉洁度。我知道这个指标有争议，如果你有更好的指标，非常欢迎帮助我们改进。然后是透明度，这是有第三方公布的，主要是财政透明度和网上信息公开程度，有了这些指标之后就可以进行评分。

　　这是一个电子地图，上面每个地方代表一个地级市，颜色越深代表越廉洁，是0-100分，100分说明是全国所有地方政商关系最健康、最好的，0分就是没有数据，分越少说明越差，可以很清楚看到北方指数远不如南方，东南沿海政商关系明显好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我相信也比较符合大家的直觉。

　　左边这是2017年的数据，右边是2018年的数据，也是东南沿海比较好，其他地方比较差。

　　我们把2017年和2018年的数据做一个对比会发现，2018年中国政商关系好的城市还比较多，但是2018年就不那么多了，也就是说过去一年里，好的地方和差的地方的分野越来越明显，也能看到南北分野越来越明显。左边空白的地方是没有数据的，左边去年的时候我们没有处理，没有出现的地方，只把它当做一个低分带，以后我们都把没有数据的地方用空白显示。

　　可能大家比较关心排名比较靠前的城市包括哪些?可以看我这张图。

　　2017年第一名是东莞，然后是北、上、广、深，我们团队没有一个人去过东莞，我们跟东莞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因为东莞排在靠前，东莞政府特别高兴，把我们的排行榜印在城市宣传手册上到处宣传。

　　这是今年的，东莞和深圳是第一、第二名，上升比较快的是南京、中山，北京从第五名下降到第六名。做排行榜是很得罪人的事情，就跟写书一样，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是莎士比亚只有一个，只能写一本哈姆雷特，所以他不能迎合所有人的胃口，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排行榜跟你心目中的不太相符，这是很正常的。我发现一个大家有种惯性思维，做的任何排行榜，只要跟GDP排行榜不一致大家都会质疑，有人问为什么深圳不是第一，我就问为什么深圳就应该是第一呢?不一定如此。排行榜年年都是变的。

　　接下来是2017和2018年的对比，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是头部城市有没有变化，前二十名城市中，去年和今年相比，广东和江苏新入榜城市比较多，也就是说广东和江苏水平在上升，浙江相对下降。如果看这两年，前十名的城市的相关度，相关度为54%，也就是说前十名城市大部分相对比较稳定，如果你看前二十名的话，变化率很高，只有16%的相关度，如果看前五十名，相关度是40%，这说明什么?其实后面的排名对绝大多数城市来说，没有太大意义，有意义的是第十名到第二十名，这十名变化幅度最大，而且也最有进步空间。一直以来，前几名没有太大变动，北上广深这几个地方基本就是第一阵营，这是很难短期内改变的，对有些城市来说，如果想有所作为，应该是第十名和第二十名的城市最有希望。所以前面的变动更为重要。

　　我们排列了第21名到第292名，分了几个区间，我们之所以没有立即公布实际排名，是怕引起麻烦，我们想热度过了之后，我们再偷偷公布全部真实数据，我们每次都是这样的。

　　除了做政商关系健康总指数排行榜，我们还做了《亲近指数排行榜》和《清白指数排行榜》。

　　从亲近指数排行榜来看，前二十名有一个明显规律，那就是前十名基本都是南方城市，也就是说，在政府为企业服务方面，南方城市远远超过北方城市，我相信大家都有所体会。在南方，政府很多地方真的是为企业服务的，在北方，这方面就要差一些了。

　　这是《清白指数排行榜》。前十名，南北城市差不多各一半，也就是说在腐败方面，南北城市平分秋色，这也说明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一个地方经济发达和腐败程度没有直接关系。即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有的地方既腐败又增长，比如东亚;有的地方腐败但是不增长，比如非洲;有的地方没有腐败也没有增长，比如日本;有的地方没有腐败增长还比较快，这样的国家比较少，可能也就是德国，美国也可以算。所以腐败和经济增长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关系非常复杂。我们看前几名的城市，可能有人不服，问为什么山东城市这么廉洁，山东不是很官僚吗?大家不要忘了，山东人最讲究政治，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地方的人比山东人更讲政治，我所有的山东学生无一例外全部去了体制内，没有一个在体制外。山东人最喜欢当官了，一个地方很官僚，某种程度上说明真的比较清廉，他们比较讲政治。当然也是因为山东换了省委书记之后确实有所变化，但是明年怎么样我就不敢说了。

　　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些规律，从大的区域来看，根据这两年数据分析，华东和华南是最好的，哪个地方最差呢?东北，不管是总指数还是亲近指数还是清白指数，东北都是垫底的，西北和华北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华东和华南基本上在所有三个方面都是最好的。

　　如果分省的话，最好的地方是上海，我想大家应该没有太大疑问。我把所有地级市加总到省，再取均值，北京排第二，在所有普通省份里，浙江排在最靠前，东北比较靠后。

　　按行政级别的话，中国城市分为四级。直辖市是正部级，中国大陆还有15个副省级城市，但其中只有10个是省会城市，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省会城市并不是副部级，有5个非省会城市级别反而是副部级，还有21个普通省会城市，还有一堆地级市，县级市我们就不管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两年数据都一样，级别越高的城市营商环境越好，所以如果你要投资，尤其外企，去级别高的城市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级别越高的城市，营商环境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本身做得好，主要是因为它拥有更优惠的政策和更多资源。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城市级别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论就是一句话，人跟资源走，资源跟权力走。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改变过以“等级体系”为主分配资源的格局。我们看教科书，西方经济学告诉你市场经济是以价格为主配置资源，但是在中国价格配置资源的领域我估计不到30%。

　　《资治通鉴》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第一段话说的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古代一个皇帝，怎么能一个人管住几亿人呢?因为有“礼”，什么叫“礼”?礼就是“分”，“分”就是“名”，“名”就是“分等”，中国自古以来就建立了一套等级体系，全中国人就两类，一类叫皇帝，一类叫“其他”，其他太多了怎么办?继续分，“公、卿、侯、大夫……”，中国是靠以“礼”为基础的等级体系，把人逐渐分层、分等，所有资源都是自上而下，像一个沙漏一样往下分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想争取成为较大的市，想争取把自己的城市变成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或者升级为副省级市，中国的资源分配一直都是这样的。全中国最好的医院，20%在两个城市，一个叫北京，一个叫上海。全中国的所有985大学全部在副省级以上城市，包括陕西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它在副省级特区杨凌，211大学基本都在地级以上城市。别的我就不讲了。

　　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是，中国要不要允许中国人口自由流动?我明确表达我个人观点：我反对在当下时刻全部放开人口自由流动，因为中国城市的竞争根本不是公平竞争，贸然全部放开所有城市，对中小城市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放开人口管制的前提或者疏解人口的前提是疏解权力，怎么疏解权力?第一，建议取消所有副省级城市，第二，把所有县级市全部升级为副厅级，在这个前提下，让城市之间公平竞争是可行的，否则的话，中小城市只会更糟糕。学术界有一个发现，开通高铁之后，受益的全是大城市，倒霉的全是中小城市，为什么?因为“虹吸效应”。

　　另外亲近和清白的关系大家也比较关心，从总体来看，一个地方政府为企业服务得越好跟政府的廉洁程度，总体是正相关的。与此同时，一个地方跟企业越亲近，和当地的GDP水平也有关，往往越有钱的政府越有可能提供好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地方经济越发达，政商关系越好，但是我认为这是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总体来看，相对发达的地方相对比较廉洁，但是我并没有说是每个地方，而是“总体上”，并且廉洁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相关度比较脆弱。

　　有人说万一这个排行榜不准确怎么办?没关系，我再提供一个视角，这个作者是我的同事，跟我一起做排行榜的，他叫马亮，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城市之前往往会有相互学习的机会，比如那个地方到这个地方考察，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考察，我们把这所有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接待别人来学习的，第二类是专门学习别人的城市。第一张图告诉大家，什么样的地方经常被人学习，上面的每一点代表一个城市，那个点越粗，代表它被人学习的次数越多，属于大家学习的对象，基本都在东南沿海，和政商关系的图非常一致。

　　哪些城市被人学习次数最多呢?深圳、杭州、上海、苏州、广州、常州。这个地方除了个别城市，基本都在我们排行榜的前二十名，所以我们排行榜的前二十名是比较靠谱的。大家进一步想知道哪些地方更愿意学习别人呢?也是东南沿海，所以争气的、想学习的都在东南沿海。

　　哪些城市学习别人比较多呢?这些城市，学别人比较多，不代表它很好，但是至少说明它有向上的心，在努力进取，包括我老家抚州，说明虽然落后但是上进。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如何处理看待政商关系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这部分是最难讲的，我只是谈一下个人观点，不一定对。

　　第一，讲政治，讲政治，讲政治。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大家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你看马克扎克伯格，在互联网总管来视察的时候非常用心地在桌子上摆了一本《治国理政》英文版，这个姿态发出的信号很明显。

　　第二，如果你要讲政治的话，应该怎么讲?大家需要熟读领导人的重要著作和主要的中央文件，理解中国的文件和解读中国的文件绝对是一种高深的学问，比博士后还高，一般人真的解读不了。你看报纸上的字每个字你都认识，加在一起，你可能就不知道它想说什么意思。我觉得跨国公司应该努力学习中央文件。

　　三年前总书记讲了亲清政商关系，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你不知道的是，总书记在十二年前就讲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什么时候讲的?2004年。在什么时候讲的?在《之江新语》那本书上。最早发表在2004年3月20日浙江省的《省委党报》上的，原话说“领导干部要亲商、富商、安商”，这不就是亲近吗?另外，“同企业家打交道一定要掌握分寸，公私分明，君子之交淡如水”，这说的不就是清白吗?一模一样。所以你要理解总书记的新思想、新战略、新理念，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看《之江新语》这本书。

　　有一次我和外企的人讲，我说你们公司是做环保的，生意会很好，他说怎么会呢?中国不重视环保，中国目前是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我说不对，他说为什么?你怎么这么有信心?我说因为我看了《之江新语》，在《之江新语》那本书里，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讲环保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概念在那本书里不知道讲了多少次。所以我说，总书记上台之后可能要刮起环保风暴。他开始怎么也不相信，后来他终于信了。所以你看读领导人的著作是有必要的。

　　第三，冷静认识当前的宏观形势。我觉得我们有些人之所以有时候感到失望、迷茫和徘徊，是因为我们过度高兴了，所以我们寄予的期望太高了。但是大家想想看，其实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有波有折的。

　　我最近做了一个研究很有意思，我找了《人民日报》从2000年以来的所有文章，用大数据分析，分析什么呢?我分析两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一个词叫做“私有财产”或者是“私有产权”，私有财产和私有产权是一个光明正大的词，“剥削”是一个很左、很负面的词，大家知道吗，“剥削”这个词在很多年中出现的频率居然比“私有财产”出现的比率还高，很多人不信。第二点，我的一个同行做了一个研究也很有意思，他找了全中国的企业数据，全中国每年的活跃企业大概是两千万家，最核心的企业大概是七十万家，他说中国最核心的七十万家企业中，有60%以上是围绕中国最重要、最大的国有企业生存的，所以你们不要低估国有经济的力量。

　　这里有一个图，这是《21世纪的资本》的作者皮凯蒂，一个法国经济学家，发表在经济学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最上面的图显示的是中国国家财富的增长，中间这个往上的，是私有财产的增长，跟国家财富同步增长，最下面的是国有财富的增长，虽然私有财富在大规模增长，但是国有财富并没有大规模下降，它增长比例有多高呢?很高，40%。如果你对比一下就发现，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国有财富的比例中，中国遥遥领先，所以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你信不信这都是事实，我不做价值判断，只是告诉大家这是现在的形势。

　　第四，预防不确定性，凡事要有备胎(Plan B)。我是研究契约理论的，我们经常讲，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不完全契约，你永远无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算你知道未来会发生不确定性，你也难以用双方都认同的语言写在合同里，并且很多事情很难向第三方求证。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够完善的国家，这一点尤其重要。而且我们做关于不确定性的研究发现，契约越不完全，不确定性越强，企业会倾向减少投资，更多地持有现金，这就是当下的现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灰犀牛事件出现，强监管时代已经来临。

　　二是政策不确定性。中国有一个美国商会，有一次在一个小规模会上，美国中国商会的主席告诉我们说，美国企业最担心的是什么，是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大家看，连续三年，2016、2017、2018年，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导致企业不确定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之前都没有这么明显。

　　我去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个管控型社会的来临》，那天文章在一天之内就冲上了十万加，但是在一天之后就被挂了。

　　第五，作为跨国公司，你们可以有所作为，并不是只能选择备胎，我希望大家能够大声呼吁，推动“竞争中立”原则的贯彻实施。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个新的时代口号，过去我们的口号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简明扼要，方向明确，符合主流价值观，我觉得“竞争中性”应该是这样的口号。第一很简单，第二方向很明确，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第三符合主流价值观，所以我觉得跨国公司的高管们应该力推，少要优惠政策，多推普惠政策，而且这样的政策已经光明正大地写到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央文件里，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贯彻竞争中立原则的话，我们也能更好地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这就是我要讲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

　　周志兴：下面我们有十几分钟时间，有没有提问题的?

　　听众一：刚才您关于城市级别的说法，我是学土木建筑的，您说城市级别对城市获取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是吗?

　　聂辉华：对。

　　听众一：这个我基本上赞同。您的那个指标，从事研究的很多学者是用大数据，刚才我看您的排行榜，基本越是东南沿海城市越多元化，政商关系越健康，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迁徙的数据来测试一下这个地方的健康指数?

　　聂辉华：您的意思相当于说用脚投票?通过用脚投票的程度判断一个地方好坏，这对大多数城市是适用的，但是对少数特大城市不适用，因为它实行人口管制，比如北京，出去容易进来难，我相信对大多数城市有一定适用性，这个指标跟我们的指标也是高度相关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数据来源，所以没有用，我们可以下一步考虑看一下人口迁徙指标和这个指标是不是高度相关。

　　听众二：您这个研究，我觉得对今天在座很多人非常有用，这里大部分听众都是做政府关系的，这也是我们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做这个排名的时候，有没有做问卷?包括在这里吗?

　　聂辉华：去年的排行榜我们做了问卷，我们刚才说了，我委托一家在全国各个地级市都有分部的企业，把同样的问卷发给他们，让他们发给所有的分部的人，填了以后汇总给我们，我们看了一下，他们的选择大部分城市跟我们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工作很浩大，不太容易换一家企业再做一次。

　　听众三：您提到，好的区域可能是良性循环或者互动的结果，好的区域经济形势越好，关系越清白，和企业家的关系越亲近，您对一些相对排名靠后的中西部或者东北区域这些地方，您觉得他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慢慢扭转或者改进?

　　聂辉华：您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自己也在想为什么有的地方喜欢放水养鱼，有的会涸泽而渔，显然不是因为某个地方政府天生就是坏的，一定是有它的原因。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有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一些中小地方、落后地方其实也有办法，最主要的是通过电子政务，电子政务可以实现“后发优势”。我不鼓励使用“弯道超车”这个词，开车的话你就知道弯道超车是违规的，这叫后发优势，比如贵州，贵州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贵州用了大数据，很快提升了透明度，也加快了便捷度，很多地方只要透明，腐败就会少了，而且坏事也会少。透明利用互联网+，这是很多地方可以做到的。

　　第二，有人问一个地方比较落后，怎么让他改善营商环境呢?我觉得不是有特别好的办法。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让大企业去。有人问我说京东、马云都去东北投资了，会不会改善东北的营商环境?我说会，为什么呢?小企业去，去一个死一个，只有大企业能搞定这些地方政府，除非中央在东北成立特区，要不然就是专门让大企业去投资，给它特殊政策，等它发展之后，它会慢慢把这个小环境变好。所以恰恰差的地方更需要强有力的企业去那里，因为只有这些大企业才能和那些地方政府博弈，别的方式是很难短期内改变落后地方的面貌的。

　　周志兴：我也是第一次听聂教授讲这个排名，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我认为他们做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当然我不见得完全赞同你排的名次，不管怎么说，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来感谢聂辉华教授。

　　聂辉华：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