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雷德•扎卡里亚：遏制中国并不可取，美国应继续奉行接触加威慑政策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不完善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崛起敲响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丧钟——这是一套主要由美国在二战后制定的政策和制度，它构成了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间的战争得以减少，而自由贸易和人权事业却蓬勃发展。中国的国内政治模式与它的一些国际行动使它在这个体系中扮演了一个不稳定的角色。

　　然而，需要知道的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未像现在怀旧式描述的那样自由、国际化或有序。从一开始,它就面临着激烈的反对者——苏联，随后盟国之间的一系列合作也破裂了(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十年后的越南危机)，尼克松任总统时期，美国也一定程度背离这种秩序，他在1971年结束了华盛顿使用美国黄金储备维持国际货币秩序的做法。

　　更鲜明的一点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一开始就因为例外、龃龉及自身的脆弱而受到破坏。比如美国，这一体系的重要支撑者，就经常不遵守这一秩序下的规则，不管有没有获得联合国批准，它频繁对外国进行军事干预，从1947年到1989年，它在世界各地进行了72次政权更迭的尝试。在经济领域，它保留了同样的特权，尽管它反对其他国家采取更温和的保护主义措施，但自身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与其他理想的概念一样，关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真相是，从来没有真正的黄金时代，但这一秩序也没有人们所宣称得那样衰败。这一秩序的核心属性——和平与稳定——仍然存在，自1945年以来，战争和吞并的数量显著下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为是个重要的例外。)在经济方面，世界趋向于自由贸易。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关税低于3%，低于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那轮国际贸易谈判之前的15%。过去的十年里，全球化的某些方面出现了退步，但它的起点是相当高的。自1990年以来的全球化可以说是前进了三步而仅后退了一步。

　　对于这种并不完美的秩序，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很难称得上是致命的威胁。俄罗斯在许多领域只是一个搅局者，试图破坏西方民主世界及其国际目标，常常从不稳定态势中直接获利，因为它抬高了油价(克里姆林宫最大的财富来源)。中国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

　　当它确实违反规则，比如进行网络战，目的是窃取军事和经济机密，而不是试图让美国或欧洲的民主选举失去合法性。中国政府对异议和反对者感到紧张，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尤其敏感，除非西方企业遵守执政党的路线，否则就会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审查它们。但是，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北京认为的国家主权——与莫斯科有系统地破坏，进行使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西方民主失去合法性的活动不同。简而言之，中国的行动方式是干涉主义、重商主义和单边主义——但往往远不如其他大国所做的那样过分。

　　这个一党制国家的崛起继续拒绝人权的核心概念，这的确是一个挑战。在某些领域，北京的压制性政策确实威胁到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要素，比如它降低全球人权标准的做法，以及在南中国海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行为。这些案件需要得到公正的审查。对于前者，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减轻指控。中国热衷于消除对其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指责，而这是应该被批评和抵制的。(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的决定适得其反，等于把这个领域让给了北京)

　　但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能够适应各种制度——从尼日利亚到沙特阿拉伯再到越南——仍然提供了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鼓励各国获取更大的和平，促使国家行为的稳定和文明。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规模和政策对人权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但这一潜在倒退的领域不应被视为对一个基于规则、开放、自由贸易的国际体系整体的致命威胁。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国国会12月9日商定了2020财年国防预算，为7380亿美元，随后将进行投票表决。如果获批，这份文件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字。同时，国会对五角大楼提出了“新要求”——提交“遏制和击败战略竞争对手”的报告

　　“遏制”的逻辑及其成本

　　支撑美国两党对华新共识的最终假设是，与中国进行某种形式的持续对抗，将遏制其在海外的冒险主义，并为国内转型创造条件。很少有人接受冷战时期的“遏制”一词，但许多人正是采纳了它的某种逻辑。他们的理论是，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将迫使它有所行动，甚至进行改革。鹰派战略的核心是遏制中国将加速其政权的崩溃，就像当年苏联那样，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中国不是苏联，不是一个建立在野蛮扩张和军事统治基础上的非自然帝国。对于中国，美国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有着强烈的集体感和自豪感，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之一，有着悠久文明的民族。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甚至在某些领域成为技术领先者。中国的人口数量超过了美国，而世界上几乎所有商品的最大市场现在都在中国。它拥有一些地球上速度最快的计算机，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即使它经历了某种形式的政权更迭，其崛起的态势和实力的更广泛特征也将持续存在。

　　五角大楼接受了中国是美国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概念。从官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是完全合理的。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军队一直在与破败国家的叛乱分子和游击队作战，而且它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解释为什么其昂贵的装备为何不能对付那些装备落后、资金短缺的敌人。相形之下，要有了中国这样的敌人，就是回到冷战的宁静年代，五角大楼可以通过描绘一场与拥有尖端技术的富有而成熟的军队作战的想象场景来筹集大笔预算。一直以来，核威慑的逻辑和大国的谨慎确保了双方之间不会发生全面战争。然而，不管五角大楼能在预算上占到什么便宜，与中国冷战的代价将是巨大的，那将扭曲美国经济，并进一步刺激美国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警告不要建立的军工联合体的出现。

　　此外，美中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也很高。自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527%。2018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商品供应国。还有国民之间的相互依赖——数十万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以及近500万华裔美国人。最具才智的人们聚集在美国进行最尖端的研究，然后将其应用于商业目的，这使美国受益匪浅。如果美国因为持有错误的护照而将这些人才拒之门外，它将很快失去其在技术和创新世界的特殊地位。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不完善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崛起敲响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丧钟——这是一套主要由美国在二战后制定的政策和制度，它构成了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间的战争得以减少，而自由贸易和人权事业却蓬勃发展。中国的国内政治模式与它的一些国际行动使它在这个体系中扮演了一个不稳定的角色。

　　然而，需要知道的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未像现在怀旧式描述的那样自由、国际化或有序。从一开始,它就面临着激烈的反对者——苏联，随后盟国之间的一系列合作也破裂了(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十年后的越南危机)，尼克松任总统时期，美国也一定程度背离这种秩序，他在1971年结束了华盛顿使用美国黄金储备维持国际货币秩序的做法。

　　更鲜明的一点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一开始就因为例外、龃龉及自身的脆弱而受到破坏。比如美国，这一体系的重要支撑者，就经常不遵守这一秩序下的规则，不管有没有获得联合国批准，它频繁对外国进行军事干预，从1947年到1989年，它在世界各地进行了72次政权更迭的尝试。在经济领域，它保留了同样的特权，尽管它反对其他国家采取更温和的保护主义措施，但自身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与其他理想的概念一样，关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真相是，从来没有真正的黄金时代，但这一秩序也没有人们所宣称得那样衰败。这一秩序的核心属性——和平与稳定——仍然存在，自1945年以来，战争和吞并的数量显著下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为是个重要的例外。)在经济方面，世界趋向于自由贸易。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关税低于3%，低于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那轮国际贸易谈判之前的15%。过去的十年里，全球化的某些方面出现了退步，但它的起点是相当高的。自1990年以来的全球化可以说是前进了三步而仅后退了一步。

　　对于这种并不完美的秩序，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很难称得上是致命的威胁。俄罗斯在许多领域只是一个搅局者，试图破坏西方民主世界及其国际目标，常常从不稳定态势中直接获利，因为它抬高了油价(克里姆林宫最大的财富来源)。中国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

　　当它确实违反规则，比如进行网络战，目的是窃取军事和经济机密，而不是试图让美国或欧洲的民主选举失去合法性。中国政府对异议和反对者感到紧张，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尤其敏感，除非西方企业遵守执政党的路线，否则就会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审查它们。但是，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北京认为的国家主权——与莫斯科有系统地破坏，进行使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西方民主失去合法性的活动不同。简而言之，中国的行动方式是干涉主义、重商主义和单边主义——但往往远不如其他大国所做的那样过分。

　　这个一党制国家的崛起继续拒绝人权的核心概念，这的确是一个挑战。在某些领域，北京的压制性政策确实威胁到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要素，比如它降低全球人权标准的做法，以及在南中国海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行为。这些案件需要得到公正的审查。对于前者，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减轻指控。中国热衷于消除对其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指责，而这是应该被批评和抵制的。(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的决定适得其反，等于把这个领域让给了北京)

　　但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能够适应各种制度——从尼日利亚到沙特阿拉伯再到越南——仍然提供了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鼓励各国获取更大的和平，促使国家行为的稳定和文明。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规模和政策对人权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但这一潜在倒退的领域不应被视为对一个基于规则、开放、自由贸易的国际体系整体的致命威胁。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国国会12月9日商定了2020财年国防预算，为7380亿美元，随后将进行投票表决。如果获批，这份文件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字。同时，国会对五角大楼提出了“新要求”——提交“遏制和击败战略竞争对手”的报告

　　“遏制”的逻辑及其成本

　　支撑美国两党对华新共识的最终假设是，与中国进行某种形式的持续对抗，将遏制其在海外的冒险主义，并为国内转型创造条件。很少有人接受冷战时期的“遏制”一词，但许多人正是采纳了它的某种逻辑。他们的理论是，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将迫使它有所行动，甚至进行改革。鹰派战略的核心是遏制中国将加速其政权的崩溃，就像当年苏联那样，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中国不是苏联，不是一个建立在野蛮扩张和军事统治基础上的非自然帝国。对于中国，美国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有着强烈的集体感和自豪感，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之一，有着悠久文明的民族。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甚至在某些领域成为技术领先者。中国的人口数量超过了美国，而世界上几乎所有商品的最大市场现在都在中国。它拥有一些地球上速度最快的计算机，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即使它经历了某种形式的政权更迭，其崛起的态势和实力的更广泛特征也将持续存在。

　　五角大楼接受了中国是美国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概念。从官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是完全合理的。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军队一直在与破败国家的叛乱分子和游击队作战，而且它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解释为什么其昂贵的装备为何不能对付那些装备落后、资金短缺的敌人。相形之下，要有了中国这样的敌人，就是回到冷战的宁静年代，五角大楼可以通过描绘一场与拥有尖端技术的富有而成熟的军队作战的想象场景来筹集大笔预算。一直以来，核威慑的逻辑和大国的谨慎确保了双方之间不会发生全面战争。然而，不管五角大楼能在预算上占到什么便宜，与中国冷战的代价将是巨大的，那将扭曲美国经济，并进一步刺激美国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警告不要建立的军工联合体的出现。

　　此外，美中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也很高。自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527%。2018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商品供应国。还有国民之间的相互依赖——数十万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以及近500万华裔美国人。最具才智的人们聚集在美国进行最尖端的研究，然后将其应用于商业目的，这使美国受益匪浅。如果美国因为持有错误的护照而将这些人才拒之门外，它将很快失去其在技术和创新世界的特殊地位。

　　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华政策正沿着两条截然不同、相互矛盾的轨道运行，一方面避免相互依赖，一方面又要相互接受。在贸易方面，从广义上讲，华盛顿的目标是一体化:让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在美国投资更多，让美国人在中国销售商品和投资更多。如果取得成功，这项努力将在两国之间创造更多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值得称赞的，尽管值得指出的是，征收关税的一方的成本通常高于被征收方。据估计，奥巴马政府的轮胎关税每挽救一个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就要花费大约100万美元。然而，总的方针是明智的，即使是为了追求狭隘的“美国优先”议程，因为相互依存使美国对中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就技术发展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无疑是分裂主义的。这里的策略是切断与中国的联系，迫使世界其他国家也这么做——制造出两个阵营对立的世界。特朗普政府针对华为的全球行动遵循了这一逻辑，那场行动的失利结果表明了这种逻辑的缺陷。世界其他国家没有跟随美国的脚步(美国缺乏一种替代技术来与华为的5G产品竞争)。特朗普政府已经要求61个国家禁止华为公司。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个国家加入，它们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

　　这一令人沮丧的成功率是一个早期指标，预示着更广泛的“脱钩”战略将会是何种局面。中国是除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巴西等西半球的主要国家。当被问及他们将如何应对脱钩时，世界各地的高级领导人几乎都给出了一位政府首脑给我的答案的某种版本:“请不要让我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你不会得到你想得到的答案。”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会站在中国一边，但他们可能更愿意保持不结盟，或者让这两个大国互相竞争。更重要的是，一个建立了自己的国内供应链和技术孤立的中国将不受美国压力的影响。

　　奇怪的是，在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讨论中，中国的反应是缺席的。北京也有自己的强硬派，他们多年来一直警告说，美国试图压制中国，并且任何显示中国野心的做法都会遭受美国的遏制战略。美国对中国的姿态越来越多地成为这些人声称自己是对的的“证据”，从而令他们得以施加影响，反过来，使旨在防止武断行为的美国政策变得不稳定。

　　美国正在与中国竞争——这是事实，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将如此。问题在于，美国是否应该在一个稳定的国际框架内与其竞争，继续努力整合中国，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孤立中国。那将导致一个支离破碎、两极分化的国际秩序出现，以政府对贸易、技术和旅行的限制和关税为特征，繁荣发展减少、持续的不稳定，以及所有相关各方发生军事冲突的真实前景将会出现。

　　当然，全球化的瓦解是特朗普政府里的许多领军人物的目标。总统本人谴责“全球主义”，认为自由贸易是其他国家掠夺美国工业的一种方式。他认为美国的联盟是过时的，国际机构和规范是对国家主权软弱无力的约束。右翼民粹主义者多年来一直接受这些观点。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美国人——准确地认识到，要想摧毁整个自由主义的国际大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引发与中国的冷战。更令人费解的是，那些花了数十年时间建造这一大厦的人，现在却欣然支持一项肯定会摧毁它的做法。

　　不是什么机密的战略选择

　　选择更为明智的美国政策，把中国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只要中国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来加强国际体系，华盛顿就应该鼓励北京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鼓励和赞赏中国参与解决全球变暖、核扩散、洗钱和恐怖主义这些问题。如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以开放和透明的方式推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福音，在可能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与西方国家合作进行。就北京方面而言，它需要接受美国在人权、言论自由和更广泛的自由等问题上的批评。

　　两国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可能是香港和台湾问题，因为它们的现状很脆弱，北京是有实力的一方。据报道，五角大楼已经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了18次军事演习，每一次都是中国占上风。华盛顿应该明确表示，任何这样的胜利都是得不偿失的，将导致香港或台湾的经济崩溃、这些岛屿的大规模移民以及国际社会的谴责。如果北京在香港或台湾仓促行事，美国与其的合作政策将在数年内难以为继。

　　关于中国的新共识植根于一种担忧，即中国可能在某个时候接管全球秩序。但是，我们有理由对美国的力量和宗旨充满信心。苏联和日本都没能征服世界，尽管有人对它们的崛起也有类似的担忧。

　　中国正在崛起，但面临一系列内部挑战，从人口下降到堆积如山的债务。它以前发生过改变，如果一体化和威慑的联合力量继续施加压力，它将被迫再次改变。北京的精英们知道，他们的国家会在一个稳定、开放的世界里繁荣昌盛。他们不想破坏这个世界。尽管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停滞了10年，但中产阶级的崛起与对政治更加开放的要求之间的联系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在香港和台湾——两个受到北京密切关注的地方——显而易见。

　　一些美国观察家谈到了中国的长期谋划，自1949年以来(如果不是在此之前)，中国始终在贯彻执行的它耐心而秘密的统治世界的计划。学者、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白邦瑞在一本经常被特朗普政府称赞的书中称之为中国的“百年马拉松”。但真实的情况是，一个国家从与苏联的紧密联盟到彻底分裂，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到转向资本主义的成功故事，以及从对西方的极度敌意，到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再到斗而不破的过程。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它经历了一些奇怪的曲折，其中许多曲折本可以完全避免。

　　与此同时，自1949年以来，美国一直耐心地建立各种结构，实施各种政策，以创建一个更加稳定、开放和一体化的世界;帮助各国进入这个世界;并以惊人的成功阻止了那些试图摧毁它的人。华盛顿一直都不是优柔寡断或目光短浅的，所以，2019年，美军仍在莱茵河岸边，仍在首尔，仍在冲绳。

　　中国提出了新的巨大挑战。但是，如果华盛顿能够保持冷静，并耐心地继续奉行接触加威慑政策，给中国留出空间迫使其自身进行调整，那么几十年后的一些学者可能会这样写道，美国通过不是什么机密的战略，推进良好的区域治理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和平、繁荣、开放，美国这项马拉松式的战略取得成效。

　　作者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时代》周刊特约评论员和专栏作家，著有《后美国世界》一书。本文选译自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官网，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9-12-06/new-china-sc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