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林肯&卡根：“美国优先”只会令世界更糟，这里有一种更好的方式

　　在中期选举中，外交政策是选民关心的最后一件事。但当我们展望2020年时，有一件事是一目了然的：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或者说是其更加进步的表兄弟，收缩政策——在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广受欢迎。特朗普近来决定将全部部队撤出叙利亚，将7000人撤出阿富汗，此举不仅受到了华盛顿的谴责，也受到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谴责。但并不清楚华盛顿之外的美国人是否也对此同样感到愤慨。

　　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对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承担起的全球角色的容忍度都随着苏联的解体、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战争，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渐渐消散了。无论谁在2020年上台，都难以扭转这一早于特朗普之前出现、可能在他之后幸存下来的这一趋势。

　　然而，那位总统将面对一个愈发危险的世界。这一世界看上去更像是三十年代，而不是“历史的终结”。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煽动者在崛起，专制势力愈发强大、愈发咄咄逼人，欧洲陷入了分裂与自我怀疑，民主制遭遇了围困并且容易受到外国操纵。此外还存在着这一世纪的全新挑战：从网络战争到大规模移民，再到全球变暖。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力应对的，也是任何墙都无法遏制的。

　　强化混合了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只会进一步加剧这些问题。但接受持各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各位思想家提出的其他选择，也只会起到相同的效果。这些思想家担心我们的活动范围超出了我们的手段，建议我们收缩，而不对可能的后果加以考虑，就如同我们在三十年代做的一样。

　　这种做法在当时导致的结果是，全球局势甚至变得更加恶劣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美国保持着接触的态度，与其他民主国家建立了强大的联盟，并且为国家间的关系塑造了规则、规范与机构，我们便催生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繁荣、民主和安全，美国从中获取的益处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但要比其他可能的世界好得多。

　　因此挑战就是这样：我们能够找到一种获得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的、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了正确教训的、游走于对抗与退缩这两种同样危险的浅滩之间、能够理解自私与自利之间区别的进行负责任的全球接触的外交政策吗?该政策将具有四大支柱。

　　一、预防性的外交与威慑

　　负责任的外交政策试图预防危机或是在危机发展到失去控制之前遏制危机。这样的外交政策需要兼备积极的外交行动和军事遏制力。

　　历任美国政府都低估了外交行动的价值，为其提供的资金也不足，这种情况一贯和目前的状况同样危险。随着高级外交官队伍的枯竭以及关键职位的空缺，随着对外援助的削减，随着对我们最亲密的盟友施加了关税，随着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信心降至最低点，我们正在耗尽自己最为宝贵的资产，即平息冲突、动员其他人参与集体行动的能力。

　　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在过去数十年间我们的外交官对于避免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核国家、避免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避免中国和日本在东海爆发战争所发挥的作用。美国的外交行动帮助终结了冷战、统一了德国，并在巴尔干半岛促成了和平。美国领导其他国家开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防止核武器扩散、抗击埃博拉病毒、对抗“伊斯兰国”以及促进经济发展领域的平等。得到适当加强之后，美国的外交行动将能够节省上万亿美元和数千条生命，否则这些金钱和生命就会被耗费在因为我们在仍可以管控时对其视而不见而最终爆发的那些危机上。

　　随着地缘政治竞争的激化，我们必须将威慑作为对外交行动的补充。光是言语是不足以劝阻普京和习近平的。承认他们各自传统上的帝国“利益范围”只会起到鼓励他们进一步扩张的效果，并且背叛那些受其支配的主权国家。由于我们面临着实实在在的预算限制，我们就必须就如何才能最好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作出艰难的选择。我们必须在实现现代化、做好准备、提升非对称性能力和加强军力结构建设方面达成恰到好处的平衡。无论我们选择了何种配方，我们都必须说服敌人和对手相信，试图通过武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是会失败的，通过和平的合作和经济发展、而不是通过侵略，才能获取更多益处。

　　关于我们自己对于武力的运用，又该如何呢?在九十年代时，我们将萨达姆逐出了科威特，赶走了巴拿马的一名贩毒的独裁者，用最少的美国伤亡为巴尔干半岛带去了和平，此后我们还杀死了本·拉登。然而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犯下的错误——包括糟糕的情报、受到错误指导的战略，以及对于战后局势的不当规划——导致对投射美国军力的支持减弱了。

　　然而武力仍然能够成为富有成效的外交行动的必要附件。在叙利亚，我们正确地试图避免介入太深，从而避免重蹈伊拉克的覆辙;但我们又犯下了过于无所作为的错误。如果不动用适当的强力，就无法就和平展开谈判，更谈不上促成和平了。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做的后果，成百上千名平民死亡，上百万难民使得欧洲变得不稳定，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的影响力增强。如果特朗普宣布的从叙利亚撤退一事成为现实，我们有可能将目睹“伊斯兰国”的死灰复燃。

　　展望未来，我们在动用武力时必须审慎而明智，必须既专注于战争本身，又专注于战后局势;必须令盟国参与其中，必须与国会合作，并且坚持让国会发挥自己的宪政作用。美国人需要知道，如果我们动用了武力，那么这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不只是少数几名官员的主意。他们理应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并且对我们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怀有合理的信心。

　　在中期选举中，外交政策是选民关心的最后一件事。但当我们展望2020年时，有一件事是一目了然的：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或者说是其更加进步的表兄弟，收缩政策——在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广受欢迎。特朗普近来决定将全部部队撤出叙利亚，将7000人撤出阿富汗，此举不仅受到了华盛顿的谴责，也受到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谴责。但并不清楚华盛顿之外的美国人是否也对此同样感到愤慨。

　　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对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承担起的全球角色的容忍度都随着苏联的解体、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战争，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渐渐消散了。无论谁在2020年上台，都难以扭转这一早于特朗普之前出现、可能在他之后幸存下来的这一趋势。

　　然而，那位总统将面对一个愈发危险的世界。这一世界看上去更像是三十年代，而不是“历史的终结”。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煽动者在崛起，专制势力愈发强大、愈发咄咄逼人，欧洲陷入了分裂与自我怀疑，民主制遭遇了围困并且容易受到外国操纵。此外还存在着这一世纪的全新挑战：从网络战争到大规模移民，再到全球变暖。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力应对的，也是任何墙都无法遏制的。

　　强化混合了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只会进一步加剧这些问题。但接受持各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各位思想家提出的其他选择，也只会起到相同的效果。这些思想家担心我们的活动范围超出了我们的手段，建议我们收缩，而不对可能的后果加以考虑，就如同我们在三十年代做的一样。

　　这种做法在当时导致的结果是，全球局势甚至变得更加恶劣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美国保持着接触的态度，与其他民主国家建立了强大的联盟，并且为国家间的关系塑造了规则、规范与机构，我们便催生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繁荣、民主和安全，美国从中获取的益处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但要比其他可能的世界好得多。

　　因此挑战就是这样：我们能够找到一种获得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的、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了正确教训的、游走于对抗与退缩这两种同样危险的浅滩之间、能够理解自私与自利之间区别的进行负责任的全球接触的外交政策吗?该政策将具有四大支柱。

　　一、预防性的外交与威慑

　　负责任的外交政策试图预防危机或是在危机发展到失去控制之前遏制危机。这样的外交政策需要兼备积极的外交行动和军事遏制力。

　　历任美国政府都低估了外交行动的价值，为其提供的资金也不足，这种情况一贯和目前的状况同样危险。随着高级外交官队伍的枯竭以及关键职位的空缺，随着对外援助的削减，随着对我们最亲密的盟友施加了关税，随着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信心降至最低点，我们正在耗尽自己最为宝贵的资产，即平息冲突、动员其他人参与集体行动的能力。

　　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在过去数十年间我们的外交官对于避免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核国家、避免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避免中国和日本在东海爆发战争所发挥的作用。美国的外交行动帮助终结了冷战、统一了德国，并在巴尔干半岛促成了和平。美国领导其他国家开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防止核武器扩散、抗击埃博拉病毒、对抗“伊斯兰国”以及促进经济发展领域的平等。得到适当加强之后，美国的外交行动将能够节省上万亿美元和数千条生命，否则这些金钱和生命就会被耗费在因为我们在仍可以管控时对其视而不见而最终爆发的那些危机上。

　　随着地缘政治竞争的激化，我们必须将威慑作为对外交行动的补充。光是言语是不足以劝阻普京和习近平的。承认他们各自传统上的帝国“利益范围”只会起到鼓励他们进一步扩张的效果，并且背叛那些受其支配的主权国家。由于我们面临着实实在在的预算限制，我们就必须就如何才能最好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作出艰难的选择。我们必须在实现现代化、做好准备、提升非对称性能力和加强军力结构建设方面达成恰到好处的平衡。无论我们选择了何种配方，我们都必须说服敌人和对手相信，试图通过武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是会失败的，通过和平的合作和经济发展、而不是通过侵略，才能获取更多益处。

　　关于我们自己对于武力的运用，又该如何呢?在九十年代时，我们将萨达姆逐出了科威特，赶走了巴拿马的一名贩毒的独裁者，用最少的美国伤亡为巴尔干半岛带去了和平，此后我们还杀死了本·拉登。然而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犯下的错误——包括糟糕的情报、受到错误指导的战略，以及对于战后局势的不当规划——导致对投射美国军力的支持减弱了。

　　然而武力仍然能够成为富有成效的外交行动的必要附件。在叙利亚，我们正确地试图避免介入太深，从而避免重蹈伊拉克的覆辙;但我们又犯下了过于无所作为的错误。如果不动用适当的强力，就无法就和平展开谈判，更谈不上促成和平了。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做的后果，成百上千名平民死亡，上百万难民使得欧洲变得不稳定，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的影响力增强。如果特朗普宣布的从叙利亚撤退一事成为现实，我们有可能将目睹“伊斯兰国”的死灰复燃。

　　展望未来，我们在动用武力时必须审慎而明智，必须既专注于战争本身，又专注于战后局势;必须令盟国参与其中，必须与国会合作，并且坚持让国会发挥自己的宪政作用。美国人需要知道，如果我们动用了武力，那么这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不只是少数几名官员的主意。他们理应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并且对我们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怀有合理的信心。

　　二、贸易与技术

　　特朗普将贸易当做一场零和博弈，其中“赢”就意味着比其他人赚到更多钱。有些进步的批评者则将自由贸易视为我们遭受的最大不公的来源。

　　现实要比这更加复杂。的确，全球贸易加之快速的技术变革，具有深刻的扰乱性。如果不对其加以适当的管控，那么它就会扩大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并且助长对于今天的工作岗位明天就会丧失的恐惧情绪。然而事实是，长达七十年的自由贸易同样帮助使得上亿人摆脱了贫困，并且使得许多人成为了全球中等阶层，这反过来又帮助催生了长达数十年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从来没有在竞争和创新带来的挑战面前退缩过。试图重振五十年代的工业经济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应该拥抱帮助摧毁了全球经济、加速了世界战争的三十年代的保护主义。当我们退出贸易协定时——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我们就将胜利拱手让给了中国等国家。如果我们选择退出，那么它们就将按照利于它们、而非我们的方式，塑造全球贸易和创新。

　　我们应该坚持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内展开竞争，这一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将保护我们的人民免受现代专制国家咄咄逼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威胁。我们应该运用我们的市场力量来制定保护劳动者、保护环境、保护知识财产、保护中等阶层收入水平的最高标准，同时坚持透明度和基本的商业互惠性等要求。换句话说，我们要以你对待我们的方式对待你。

　　我们还需要引领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这项技术将重新塑造未来全球的势力均衡。我们不能将技术领域的势力范围拱手相让给中国或是任何别的国家。为了保持我们的领先优势，我们必须保持思想的自由流动和国际合作，这种自由流动和合作能够激发创新。但我们还需要打击间谍行为、技术转让和知识财产盗窃行为。我们的技术公司需要为国家安全承担更多责任，既要阻止外国操纵我们的政治体制的努力，也要保护我们的数据和隐私。如果我们的技术公司不这么做，那么我们的政府就将这么做。

　　总之，政府和私人部门必须重新加强对人力资源的投资——通过价格可以承受的教育、培训、医疗保障、住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研究和开发——从而帮助我们的公民度过全球经济的起起伏伏以及技术变革导致的不平衡的后果。我们需要将这些全国性的要求至于更加优先地位的预算和税收政策。

　　三、联盟和机构

　　美国并不需要独自应对这些挑战或是承担这些代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们明智地促进了那些分享我们利益、价值观和恐惧的国家的安全与繁荣。开明的自利催生了一个由民主国家构成的共同体，它们为我们的产品带来了新的市场，为我们应对全球挑战带来了新的伙伴，为威慑侵略行为带来了新的盟友。这一战略带来了冷战的胜利。背弃这一战略将导致我们在未来的斗争中遭遇失败。俄罗斯向两个并非北约成员国的国家发动了进攻，但还不曾打击任何身为我们联盟成员国的国家，这一情况绝非出于偶然。

　　如今，另外一种技术型的专制治理模式成为了这一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共同体的首要威胁。害怕民主国家的强大与吸引力的专制国家，利用自己在国内使用的社会控制工具，将其作为武器，来煽动民主国家内部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分歧。

　　要想团结起来并且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做出改变。我们的联盟在一个关键的方面过时了。美国有着欧洲的盟国以及亚洲的盟国，但没有机构将亚洲的民主国家和欧洲的民主国家联系起来。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亚洲、欧洲和中东的国家以符合北京利益的方式联系了起来，民主国家也需要具有全球眼光，并且通过新的机构来提出一项共同的战略、经济和政治愿景。德国与法国为何不能和印度与日本在战略问题上展开合作呢?这样一种促使其展开合作的组织——无论称呼其为“民主国家的联盟”，还是“民主合作网络”——所应对的将不仅仅是军事安全问题，还包括网络安全问题以及民主国家如今面临着的各种其他威胁——从恐怖主义，到对选举的干涉。

　　四、移民和难民

　　最后，我们必须与地缘政治中最具分裂性和最具破坏性的现象作斗争：大规模移民。被迫在全球流动的人数创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记录，达到了约七千万人。

　　民主国家有权利和义务以人道的方式控制自己的边界。但随着军事冲突以及经济、政治和气候危机迫使人们背井离乡，我们不能凭借铁丝网和刺刀来解决这一问题。随着身为我们盟友的那些民主国家挣扎着试图应对移民和难民的大规模涌入，美国需要以符合我们自己利益的方式领导它们，直面移民这一问题的原因及后果。这也就意味着做更多事、而不是更少事，以避免冲突，并且帮助其他国家抵御移民带来的震荡，并打造强大且富有韧性的民主机构。

　　我们必须从自己所在的半球开始。如今，在我们提供的五百亿美元对外和军事援助中，约有二百亿美元流向了中东、北非和南亚地区，约有一百二十亿美元流向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只有二十亿美元流向了拉丁美洲，其中又只有不到半数金额流向了“北方三角”国家，即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这样的金额与我们的利益是不成比例的。答案不在于针对问题施加援助。我们需要将增加投资与推动治理、警察、司法体系和经济领域的真正改革联系起来，并且打击腐败。我们还需要通过与我们的邻国做贸易来振兴它们的经济，就如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的做法一样。

　　美国人被给予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当然，我们需要将美国放在优先的位置上。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数十年前，我们了解到了要想促进美国的利益，就需要打造和捍卫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和更加民主的世界。在国内的国家构建和促进其他国家的稳定与成功，这二者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还了解到，这个世界不会自己治理自己。如果美国让出了塑造国际规则和机构、并且动员其他国家捍卫这些国际规则和机构的领导地位，那么下面两件事情中的一件就会发生：要么是某些其他国家将取而代之，以促进自身利益和价值观——而不是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塑造世界;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世界将滑入混乱和冲突之中，我们将像三十年代那样再度陷入危险的境地。

　　我们不需要再度犯下同样的错误。当下的世界尽管有着各种缺点，我们这个国家尽管犯下了各种错误，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自己曾经取得的成就，也不应该意识不到如果美国短视地辜负了世界的未来，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

　　作者布林肯曾任美国副国务卿(2015-2017)，国家安全副顾问(2013-2015);罗伯特·卡根为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外交政策评论员，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卡根本人对其的定位为“自由干涉主义”。本文原刊于《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