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起：酷暑与寒冬——中阿关系畸形发展期浅析

　　1960年代～1970年代，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中国—阿尔巴尼亚关系史中的一段极为特殊的时期。形象地说，当时的中阿双边关系经历了“酷暑与寒冬”：1966年，中国共产党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的贺电中称两国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党领导人霍查则把两国关系比喻为“坚如钢铁，纯若水晶”。可谓“酷暑”。而到了1970年代后半期，中阿两国和两党之间发生严重分歧。1978年，霍查甚至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两国间的关系——如他所说——“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可谓“寒冬”。

　　造成这种“特殊关系”，自然有当时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等多方面原因。由于这段关系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以至每个年长的中国人乃至阿国人迄今对此都记忆犹新。笔者作为新华社驻地拉那分社的前首席记者，于1960年代至2006年，曾先后4次在阿工作达22年之久，亲身见证并经历了中阿关系的这一演变。

霍查时期的阿尔巴尼亚

　　一、在平等基础上建立的中阿关系

　　中国与面积仅2.8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00万的巴尔干小国阿尔巴尼亚于1949年11月23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于1954年互建大使馆。建交后的头十年，中国政府坚持主张世界上一切国家、政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赢得阿尔巴尼亚政府的称颂，两国关系发展正常：政治交往顺利，阿尔巴尼亚的主要领导人霍查曾于1956年参加中共“八大”;经贸关系不断增强，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从1954年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为数不多的无息贷款，以及一定数量的物资援助;文教、科技交流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向阿尔巴尼亚传授淡水养鱼、加工服装、制作粉笔等技术，为阿学校实验室提供一些文教用品等。总之，整个1950年代，中阿两国两党间在平等基础上建立起了友好的双边关系，基本上没有矛盾和冲突，双方相互同情与信任。

　　二、在“反修”意识形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阿密切关系

　　1.苏联因素导致中阿关系升温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使阿党领导人霍查感到不悦，因为斯大林是霍查崇拜的偶像。同年4月，苏共领导又敦促阿党中央为已被处决的亲苏派领导人佐治恢复名誉——佐治是霍查的死敌，因而遭到阿方的断然拒绝。苏阿分歧初见端倪。1959年5月，赫鲁晓夫亲自访阿，试图缓解阿尔巴尼亚的不满，但未获成功。而赫鲁晓夫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分工的计划，打算把阿尔巴尼亚变成一个果园，更使阿领导人对苏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认为此举会使阿丧失经济上的独立，完全沦为苏联的附庸。苏阿当年举行的高层会谈不欢而散成为苏阿分裂的起点。

　　与此同时，中苏分歧也逐渐浮出水面，在此基础上中阿两党开始迅速接近。在1960年6月初北京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阿尔巴尼亚首次亮相，公开支持中国的立场。同月，阿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率团访问中国，在中阿两党的高级会谈中，双方达成广泛共识。6月下旬，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苏共代表团在会上散发针对中共的“通知书”，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赫鲁晓夫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从而拉开了围攻中共的序幕。阿党代表团团长、党内第三把手、霍查密友卡博挺身而出。他力排众议，发言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指出不能单凭一方的材料(指苏共指责中共的通知书)来判断苏共和中共的分歧，要对分歧做出判断，还必须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卡博捍卫了中共立场。这样，在中苏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公开化的同时，苏阿矛盾也进一步激化。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召开，非斯大林化过程进一步深化。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正式分道扬镳。苏联先是对阿尔巴尼亚实行打击报复，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援助，并于1961年12月同阿断交。而中国则紧急倒转船头，把从加拿大购进的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

　　由此可见，苏中矛盾和苏阿矛盾固然是两对独立的矛盾，但彼此紧密相关。也正是因为阿尔巴尼亚没有屈服于苏联压力，中阿两党在“反修”斗争中走到了一起。当时，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阿尔巴尼亚是唯一支持中共的。后来，随着“反修”斗争的深入，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在应对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和相似点，双边关系得到不断加强和发展。

　　这一期间，中阿两国两党领导人互访频繁，中方对阿的礼遇规格和舆论宣传突出拔高。来访的阿重要代表团都要安排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接见。

　　——毛泽东问阿尔巴尼亚的“花儿开不开”

　　1962年年初，由时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中友协主席的阿•凯莱齐率领的阿政府代表团访华。鉴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重要性，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代表团。以下是阿代表团团员、曾任阿驻华大使的马利列(后升任阿外长、阿党中央委员，已故)对会见情景的回忆：

　　毛泽东向代表团提出问题，倾听代表团介绍阿尔巴尼亚形势、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协议给阿尔巴尼亚造成的经济困难、阿尔巴尼亚连续两年干旱尤其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损失的情况，以及双方代表团在北京会谈的成果。凯莱齐感谢中国政府在阿尔巴尼亚困难时期所给予的援助。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完凯莱齐的介绍后说：“用不着谢，我们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又说，“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但将来会有，援助也会增加。你们也帮助了我们嘛。”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设午宴招待。席间重新谈及阿尔巴尼亚与苏联的关系，毛泽东笑着问代表团：

　　“在赫鲁晓夫向你们发起进攻并采取一系列反阿措施之后，你们国家的花儿还开吗?”

　　“还开。”凯莱齐团长略带不解地回答说。无论团长还是代表团其他成员，都感到莫名其妙。

　　“鸟儿还继续在阿尔巴尼亚的天空飞翔吗?”

　　“飞。”团长笑答。

　　“阿尔巴尼亚的河里还有水吗?”

　　“有。”

　　“那好。”毛泽东说，“只要花儿还开，鸟儿还飞，河里还有水，就不怕赫鲁晓夫的攻击，他们奈何不了你们。生活照样前进。”

　　谈话继续围绕上述题目以及“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个论点进行。毛泽东最后说，要勇敢面对困难，“我们要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

　　据阿尔巴尼亚人说，毛泽东经常在谈话中引经据典，但由于他们听不懂中国的经典格言和古老的神话故事，故而有时觉得迷惑不解。对于他谈话中所表达的含义，他们不得不再三思考和捉摸，以求理解其真谛。

　　但从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人的这段谈话可以看出，他对阿尔巴尼亚的“反修”斗争是鼓励有加。

　　——刘少奇向阿大使推介《钟馗打鬼》

　　可能是出于形势的需要，中国其他领导人在同阿尔巴尼亚重要人士会见时也都要谈及与“苏修”的斗争。

　　还是据马利列大使回忆，1960年代初，刘少奇会见他时向他谈及中国出版的一本“批判赫鲁晓夫”的小册子，名为《钟馗打鬼》，并建议马利列读读，想一想为什么“魔鬼是指赫鲁晓夫”。马利列说，他遵照刘主席的建议认真地细读了一遍，但文章中的典故，很难理解。当时，在中国人和苏联人就意识形态进行的论战中还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只是阐述和坚持对一些问题及意识形态问题的原则立场。后来，正是在这本小册子出版之后，才有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批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

　　——周恩来征求马利列对《人民日报》社论的意见

　　这位大使还铭记他在华任职期间周恩来总理约见他的难忘一夜。他说：

　　一天凌晨3时，使馆值班人员告诉我，刚刚接到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电话通知：一个小时后，周恩来总理要见我。我感到有些奇怪，会见为什么要安排在夜间这个时候?我估计发生了什么严重事情，但又猜不到会是什么事情。我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迅速查看了一些我国同中国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以便为会见做准备。

　　我准时到达会见地点。与总理在一起的还有中国《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友好地向我问候，这使我消除了不安。我们直接进入了话题。

　　“我请您来”，周总理说，“主要是为了交给您一篇文章的稿本，这是评现代修正主义的10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即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您拿去读读，并请把您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意见告诉我们。”

　　“请原谅”，我问总理，“我还没弄明白，这篇文章是给我看的，还是要送地拉那?”

　　“是请您先看看，然后把您的意见告诉我们，同时也请您以你们党的名义发表意见。如果可能，越快越好。因为时间很紧，这篇文章近日就要发表。”

　　我在从事外交工作的整个时期，从未感受过如此窘迫的处境，若同意对这篇具有原则性重要意义的文章提出“意见”，其责任十分重大，而且是在我的权限之外;若不接受，也就是拒绝周恩来总理这位如此受人尊敬的人的要求，亦非易事，更何况他是那么友好，他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问题那么关心。

　　“感谢您的信任”，我为难地说，“但我遗憾地告诉您，我无法答应您的这个要求。我可以处理与两国关系有关的任何问题，可以就所有事情同我的政府联系，但对于一篇意识形态性质的文章，我在这方面没有受权，在不送地拉那的情况下，不能发表意见。”

　　“没什么关系”，周恩来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欢迎你们的想法和意见。”

　　“我对您很尊重”，我回答说，“但是，我从来没有研究过意识形态问题，也没有参加劳动党的领导机构。因此，我没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也就是说，我对这篇文章提不出意见和建议。如果您认为合适，同意给我一份，让我阅读，对文章有所了解后送交地拉那，我将不胜感激。”

　　我再一次让他明白，我不能按他的要求承担这项任务。

　　“送地拉那，时间来不及了。”周恩来指出，“我们友好地请您来，是想听听您的意见。”问题没有再拖下去，装着那篇文章的信封原封不动地放在那个地方。

　　对我来说，这件事非常微妙，而且责任特殊，尤其又是周恩来这位对国际问题负有重任并具有广阔见解的人物向我提出来的。在过去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及其外部，意识形态问题被置于特殊优先的位置，围绕意识形态问题产生的分歧是十分深刻的。这些分歧主要由各党最高领导层加以处理，它们常常导致国家关系的严重破裂。当时，阿尔巴尼亚领导与中国领导之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一切正常，思想也一致，但事实上，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后来这些分歧愈演愈烈，终于在两国关系方面造成消极后果。事实证明，当时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视野狭窄，却有着超越自己能力的奢望，他们背离了当时、特别是未来的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和国情。

　　从上述回忆可以看出，当时中阿两党在“反修”斗争中是如何协调立场、中阿关系又是何等的亲近!

　　2.中国文化大革命使中阿关系更加紧密

　　众所周知，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初年，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姚文元为首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问了阿尔巴尼亚;回国后，姚文元和张春桥在上海向来访的阿尔巴尼亚文艺团体专门介绍了中国“文革”的“国际意义”(笔者当时任译员)。当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及其率领的阿党政代表团时道出他发动文革的初衷：“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笔者当时为代表团译员之一)(《党史第二卷》下册761页)1967年1～2月，毛泽东接见专门来中国“考察和学习中国文化大革命经验”的阿尔巴尼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卡博以及阿国防部长巴卢库，向他们亲自介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过程。随后，一场“思想和文化革命”也在阿尔巴尼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dazibao(大字报)以音译的专有名词载入阿的政治词典，并作为中国“文革”的代名词在民众中传播开来。可见中国“文革”对阿影响之深。

　　1960年代～1970年代，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中国—阿尔巴尼亚关系史中的一段极为特殊的时期。形象地说，当时的中阿双边关系经历了“酷暑与寒冬”：1966年，中国共产党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的贺电中称两国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党领导人霍查则把两国关系比喻为“坚如钢铁，纯若水晶”。可谓“酷暑”。而到了1970年代后半期，中阿两国和两党之间发生严重分歧。1978年，霍查甚至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两国间的关系——如他所说——“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可谓“寒冬”。

　　造成这种“特殊关系”，自然有当时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等多方面原因。由于这段关系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以至每个年长的中国人乃至阿国人迄今对此都记忆犹新。笔者作为新华社驻地拉那分社的前首席记者，于1960年代至2006年，曾先后4次在阿工作达22年之久，亲身见证并经历了中阿关系的这一演变。

霍查时期的阿尔巴尼亚

　　一、在平等基础上建立的中阿关系

　　中国与面积仅2.8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00万的巴尔干小国阿尔巴尼亚于1949年11月23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于1954年互建大使馆。建交后的头十年，中国政府坚持主张世界上一切国家、政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赢得阿尔巴尼亚政府的称颂，两国关系发展正常：政治交往顺利，阿尔巴尼亚的主要领导人霍查曾于1956年参加中共“八大”;经贸关系不断增强，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从1954年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为数不多的无息贷款，以及一定数量的物资援助;文教、科技交流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向阿尔巴尼亚传授淡水养鱼、加工服装、制作粉笔等技术，为阿学校实验室提供一些文教用品等。总之，整个1950年代，中阿两国两党间在平等基础上建立起了友好的双边关系，基本上没有矛盾和冲突，双方相互同情与信任。

　　二、在“反修”意识形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阿密切关系

　　1.苏联因素导致中阿关系升温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使阿党领导人霍查感到不悦，因为斯大林是霍查崇拜的偶像。同年4月，苏共领导又敦促阿党中央为已被处决的亲苏派领导人佐治恢复名誉——佐治是霍查的死敌，因而遭到阿方的断然拒绝。苏阿分歧初见端倪。1959年5月，赫鲁晓夫亲自访阿，试图缓解阿尔巴尼亚的不满，但未获成功。而赫鲁晓夫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分工的计划，打算把阿尔巴尼亚变成一个果园，更使阿领导人对苏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认为此举会使阿丧失经济上的独立，完全沦为苏联的附庸。苏阿当年举行的高层会谈不欢而散成为苏阿分裂的起点。

　　与此同时，中苏分歧也逐渐浮出水面，在此基础上中阿两党开始迅速接近。在1960年6月初北京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阿尔巴尼亚首次亮相，公开支持中国的立场。同月，阿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率团访问中国，在中阿两党的高级会谈中，双方达成广泛共识。6月下旬，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苏共代表团在会上散发针对中共的“通知书”，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赫鲁晓夫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从而拉开了围攻中共的序幕。阿党代表团团长、党内第三把手、霍查密友卡博挺身而出。他力排众议，发言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指出不能单凭一方的材料(指苏共指责中共的通知书)来判断苏共和中共的分歧，要对分歧做出判断，还必须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卡博捍卫了中共立场。这样，在中苏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公开化的同时，苏阿矛盾也进一步激化。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召开，非斯大林化过程进一步深化。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正式分道扬镳。苏联先是对阿尔巴尼亚实行打击报复，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援助，并于1961年12月同阿断交。而中国则紧急倒转船头，把从加拿大购进的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

　　由此可见，苏中矛盾和苏阿矛盾固然是两对独立的矛盾，但彼此紧密相关。也正是因为阿尔巴尼亚没有屈服于苏联压力，中阿两党在“反修”斗争中走到了一起。当时，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阿尔巴尼亚是唯一支持中共的。后来，随着“反修”斗争的深入，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在应对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和相似点，双边关系得到不断加强和发展。

　　这一期间，中阿两国两党领导人互访频繁，中方对阿的礼遇规格和舆论宣传突出拔高。来访的阿重要代表团都要安排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接见。

　　——毛泽东问阿尔巴尼亚的“花儿开不开”

　　1962年年初，由时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中友协主席的阿•凯莱齐率领的阿政府代表团访华。鉴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重要性，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代表团。以下是阿代表团团员、曾任阿驻华大使的马利列(后升任阿外长、阿党中央委员，已故)对会见情景的回忆：

　　毛泽东向代表团提出问题，倾听代表团介绍阿尔巴尼亚形势、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协议给阿尔巴尼亚造成的经济困难、阿尔巴尼亚连续两年干旱尤其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损失的情况，以及双方代表团在北京会谈的成果。凯莱齐感谢中国政府在阿尔巴尼亚困难时期所给予的援助。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完凯莱齐的介绍后说：“用不着谢，我们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又说，“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但将来会有，援助也会增加。你们也帮助了我们嘛。”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设午宴招待。席间重新谈及阿尔巴尼亚与苏联的关系，毛泽东笑着问代表团：

　　“在赫鲁晓夫向你们发起进攻并采取一系列反阿措施之后，你们国家的花儿还开吗?”

　　“还开。”凯莱齐团长略带不解地回答说。无论团长还是代表团其他成员，都感到莫名其妙。

　　“鸟儿还继续在阿尔巴尼亚的天空飞翔吗?”

　　“飞。”团长笑答。

　　“阿尔巴尼亚的河里还有水吗?”

　　“有。”

　　“那好。”毛泽东说，“只要花儿还开，鸟儿还飞，河里还有水，就不怕赫鲁晓夫的攻击，他们奈何不了你们。生活照样前进。”

　　谈话继续围绕上述题目以及“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个论点进行。毛泽东最后说，要勇敢面对困难，“我们要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

　　据阿尔巴尼亚人说，毛泽东经常在谈话中引经据典，但由于他们听不懂中国的经典格言和古老的神话故事，故而有时觉得迷惑不解。对于他谈话中所表达的含义，他们不得不再三思考和捉摸，以求理解其真谛。

　　但从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人的这段谈话可以看出，他对阿尔巴尼亚的“反修”斗争是鼓励有加。

　　——刘少奇向阿大使推介《钟馗打鬼》

　　可能是出于形势的需要，中国其他领导人在同阿尔巴尼亚重要人士会见时也都要谈及与“苏修”的斗争。

　　还是据马利列大使回忆，1960年代初，刘少奇会见他时向他谈及中国出版的一本“批判赫鲁晓夫”的小册子，名为《钟馗打鬼》，并建议马利列读读，想一想为什么“魔鬼是指赫鲁晓夫”。马利列说，他遵照刘主席的建议认真地细读了一遍，但文章中的典故，很难理解。当时，在中国人和苏联人就意识形态进行的论战中还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只是阐述和坚持对一些问题及意识形态问题的原则立场。后来，正是在这本小册子出版之后，才有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批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

　　——周恩来征求马利列对《人民日报》社论的意见

　　这位大使还铭记他在华任职期间周恩来总理约见他的难忘一夜。他说：

　　一天凌晨3时，使馆值班人员告诉我，刚刚接到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电话通知：一个小时后，周恩来总理要见我。我感到有些奇怪，会见为什么要安排在夜间这个时候?我估计发生了什么严重事情，但又猜不到会是什么事情。我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迅速查看了一些我国同中国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以便为会见做准备。

　　我准时到达会见地点。与总理在一起的还有中国《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友好地向我问候，这使我消除了不安。我们直接进入了话题。

　　“我请您来”，周总理说，“主要是为了交给您一篇文章的稿本，这是评现代修正主义的10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即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您拿去读读，并请把您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意见告诉我们。”

　　“请原谅”，我问总理，“我还没弄明白，这篇文章是给我看的，还是要送地拉那?”

　　“是请您先看看，然后把您的意见告诉我们，同时也请您以你们党的名义发表意见。如果可能，越快越好。因为时间很紧，这篇文章近日就要发表。”

　　我在从事外交工作的整个时期，从未感受过如此窘迫的处境，若同意对这篇具有原则性重要意义的文章提出“意见”，其责任十分重大，而且是在我的权限之外;若不接受，也就是拒绝周恩来总理这位如此受人尊敬的人的要求，亦非易事，更何况他是那么友好，他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问题那么关心。

　　“感谢您的信任”，我为难地说，“但我遗憾地告诉您，我无法答应您的这个要求。我可以处理与两国关系有关的任何问题，可以就所有事情同我的政府联系，但对于一篇意识形态性质的文章，我在这方面没有受权，在不送地拉那的情况下，不能发表意见。”

　　“没什么关系”，周恩来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欢迎你们的想法和意见。”

　　“我对您很尊重”，我回答说，“但是，我从来没有研究过意识形态问题，也没有参加劳动党的领导机构。因此，我没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也就是说，我对这篇文章提不出意见和建议。如果您认为合适，同意给我一份，让我阅读，对文章有所了解后送交地拉那，我将不胜感激。”

　　我再一次让他明白，我不能按他的要求承担这项任务。

　　“送地拉那，时间来不及了。”周恩来指出，“我们友好地请您来，是想听听您的意见。”问题没有再拖下去，装着那篇文章的信封原封不动地放在那个地方。

　　对我来说，这件事非常微妙，而且责任特殊，尤其又是周恩来这位对国际问题负有重任并具有广阔见解的人物向我提出来的。在过去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及其外部，意识形态问题被置于特殊优先的位置，围绕意识形态问题产生的分歧是十分深刻的。这些分歧主要由各党最高领导层加以处理，它们常常导致国家关系的严重破裂。当时，阿尔巴尼亚领导与中国领导之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一切正常，思想也一致，但事实上，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后来这些分歧愈演愈烈，终于在两国关系方面造成消极后果。事实证明，当时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视野狭窄，却有着超越自己能力的奢望，他们背离了当时、特别是未来的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和国情。

　　从上述回忆可以看出，当时中阿两党在“反修”斗争中是如何协调立场、中阿关系又是何等的亲近!

　　2.中国文化大革命使中阿关系更加紧密

　　众所周知，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初年，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姚文元为首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问了阿尔巴尼亚;回国后，姚文元和张春桥在上海向来访的阿尔巴尼亚文艺团体专门介绍了中国“文革”的“国际意义”(笔者当时任译员)。当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及其率领的阿党政代表团时道出他发动文革的初衷：“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笔者当时为代表团译员之一)(《党史第二卷》下册761页)1967年1～2月，毛泽东接见专门来中国“考察和学习中国文化大革命经验”的阿尔巴尼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卡博以及阿国防部长巴卢库，向他们亲自介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过程。随后，一场“思想和文化革命”也在阿尔巴尼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dazibao(大字报)以音译的专有名词载入阿的政治词典，并作为中国“文革”的代名词在民众中传播开来。可见中国“文革”对阿影响之深。

　　——致阿党“五大”的极左贺电

　　中国“文革”期间，也是中阿两国两党之间交往最多、双边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阿党最高层——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全部都访问过中国，有的甚至多次;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地方各区的党政领导，以及军队陆海空军的高级将领也大多访问过中国。这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对外关系中，是绝无仅有的。1966年，由毛泽东亲自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贺电，则把中阿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可谓中阿关系之“酷暑”阶段。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1月2日，康生向大会宣读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致阿党“五大”的贺电。贺电全文为：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黄土，而你们是矗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英雄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你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经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打击。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当然，我们前进的道路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请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

　　1966年10月25日

　　这份在康生主持下，由“笔杆子”王力等人起草的“千字文”贺电，褒贬分明，分量厚重，影响广，烙痕深。康生在大会上宣读后，霍查立即敞开手臂，同他热烈拥抱、亲吻，并拿起贺电，让与会者观看，会场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恩维尔(霍查)”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从此，“世界上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恩维尔-毛泽东，哥俩同根生”的民歌响遍“山鹰之国”的四面八方。而康生也便成了霍查的最爱，霍查当即向康生提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人民也需要读《毛主席语录》，我们要读阿文本的。”据此，中方专门成立了翻译小组，阿党中央还派来两名语言专家对译稿进行文字校对、加工，出版后送到地拉那发行。后来，康生被中共否定，霍查仍说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贺电以后的十余年里，上至两国领导人谈话，下至一般人交谈，报刊文章，无不引用贺电的语句，把中阿关系炒得十分火热，以至社会上一度流传“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的说法，“明灯”的赞誉更使得阿尔巴尼亚惊喜若狂。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却是一篇“极左”的、不实事求是的贺电。首先，贺电是一份反遍全球、批遍世界、全面出击的檄文。对当代世界形势、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全局战略做了与本质相悖的误判。贺电用了“明灯”、“一黄土”、“矗入云霄”、“跪倒”、“奴仆和爪牙”等褒贬对比字眼和四个“我们一边”、三个“在一起”、三个“打倒”的豪言壮语。这是主观臆断、“极左”幼稚的做法，一度严重干扰了中国对外关系，贬损了中国和中共在国际上的口碑和形象。它夸大了阿的作用，抬高了其身价，纵容了其“极左”。有分析家直白地概括说：“一大一小、一欧一亚，哥俩好，左对左，抬抬轿子，吹捧吹捧，投其所好，互有需要。”

　　其次，“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中国一度在对外关系上也推行“两个凡是”：凡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凡是反对苏修的都是革命派;同某国、某党、某派关系的好与恶，亲与疏，都以苏划线;国家关系、党的关系、社会制度的异同都要服从意识形态。

　　第三，在反苏修大论战中，中国批判“革命输出论”，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可是，在实践中，也一度要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思想”推向五大洲，高喊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要把红旗插遍全球。在中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顾自己的国力，节衣缩食，向阿并通过阿党向一些马列组织提供大量外汇用以支援世界革命。可悲的是有些根本不是真正的马列组织，而是打着“左派”的幌子骗钱的旅游者。

　　第四，贺电称：“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阶级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对所处的时代，国际共运的大趋势，世界形势的大气候，做了情绪化、意识形态化、随意化的错误判断和结论。

　　3.阿党是世界上支持中国“文革”的唯一执政党

　　中国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世界上表示支持的唯一执政党。当时，可能也是出于某种需要，毛泽东每每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都离不开“文革”话题，并由此变成了“最高指示”，“出口转内销”，在国内各单位下达“不过夜”。

　　1967年1～2月，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卡博以及阿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向他们介绍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过程。根据当时的谈话记录，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毛泽东在单独会见巴卢库时指出：“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他还向客人透露，“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来年10月1日，毛泽东再次接见来访的巴卢库，交谈的内容也“十分内部”(据阿尔巴尼亚报纸刊登的阿党中央档案)。

　　毛泽东：好久不见了。我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在批刘(少奇)、邓(小平)之后?

　　巴卢库：是1967年。我是在那一年的2月同你见的最后一次面，也就是说12个月之前。当时我是同卡博一起来的。

　　毛泽东：噢，那个时候是一片混乱，工人阶级刚刚发动起来。

　　巴卢库：现在您的战略计划实现了。上一次您告诉我和卡博文化大革命面对胜利和失败两种可能，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到底谁战胜谁这一头痛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这场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现在工人阶级在大城市一切说了算，在农村的许多地方，农民也占据了主导地位。过去，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们还是革命运动的先锋，而今他们落后了。

　　巴卢库：昨天，我们代表团参观了北京棉纺厂。厂里的一个干部过去犯了错误，却又不敢承认。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阶级教育。他犯了错误，起先不接受群众的批评，但后来他不仅接受了群众的批评，而且也认识并改正了错误。

　　毛泽东：现在他怎么样了?

　　巴卢库：他被选为厂革委会副主任。革命群众对他进行了耐心的马列主义教育。在我国，现在正在继续开展革命化运动。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干部，揪出那些坏分子。一些叛徒和富农渗透到我们的国家机关。开展革命化运动也是对青年的教育。

　　毛泽东：许多青年没受过苦，(用手指着翻译)外交部分成了两派，由王中祺领导的一派是极左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很大。(指着翻译)他是中间派，没站在王中祺的极左派一边。即使是极左派中间，搞极左的也只是极少数，大多数还是可以争取的，是可以回到正确的一边的。外交部是一个大部，3000多人，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巴卢库：外交部今后应该精简。

　　毛泽东：要精简9%。

　　巴卢库：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是一件坏事。但是，许多国家的革命的共产党人从中吸取了教训。

　　毛泽东：从历史角度看，这只是一个暂时现象。

　　巴卢库：奇怪的是，苏联国内在这一混乱中竟然还存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活动。

　　毛泽东：那只是一些小组织，是宗派组织。的确，苏联情况不好，但是还能保证居民的物资供应。比如说，那里虽然食品不够，但还可以去国外买。如果不发生饥荒，人们就不会造反。法国是又一个例子。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尽管今年5月那里发生了造反运动，但人们的物资供应没有断。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推翻政府。

　　巴卢库：你们党很快要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吗?

　　毛泽东：对。我们有必要开一次工作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

　　巴卢库：北京棉纺厂的同志也向我们介绍了改选党组织的问题。

　　毛泽东：所有工厂都应该改革。所有人民公社、学校、党和政府机关都要改革。我们应该发动群众。像外交部这样一个有3000人的大部，如果不发动群众，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在我们向你们国家派的大使中间，两个人不好。过去我们不知道。其中一个报纸上说他是反共分子，另外一个曾经投过敌，尽管还没有证据。他们不仅犯了错误，这些错误还属于敌我矛盾性质。

　　巴卢库：他们犯了错误是令人不安的，正如您所说的，应该“治病救人”。当然，我们对敌人不应该这样做。当群众发动起来了，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这是您的天才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

　　毛泽东：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因为群众要是不听我们的，我们就应该听群众的。保加利亚通讯社否认说，在它的国土上没有驻扎苏联军队的一兵一卒，但国际上却纷传有苏联军队驻扎，而我们使馆也了解到那里有外国军队。

　　巴卢库：我们的情报证明，苏联的军队驻扎在保加利亚国土。意大利驻保加利亚大使跟我们说，苏联有十个飞行师，其中九个在保加利亚。

　　毛泽东：有那么多?

　　巴卢库：是的。这些师中，每个师有3000～4000人，全部驻军的数目在35000～40000人。他们还在保加利亚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安置了导弹部队。苏联军队穿保加利亚军装。

　　毛泽东：苏联向保加利亚派兵有什么目的?

　　巴卢库：第一，保加利亚的局势不稳，有发生大乱的可能。苏联人知道日夫科夫没有威信。他们害怕他会投降，而右派会夺权。他们同时也担心杜布切克式的亲西方的修正主义会夺取政权。第二，他们认为，在那里可以防范北约对保加利亚的进攻。但现在还没有发动这种进攻的迹象，也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毛泽东：铁托也变得很紧张。这样，南斯拉夫就成为我们的间接盟友。它们与苏联有问题，我们应该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如果再加上罗马尼亚和杜布切克，东欧国家就分成了两个集团。苏联用武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造成苏联、波兰、东德国内的许多人的不满。他们不支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

　　巴卢库：是的。即使在苏联占领军内部也有许多问题。指挥官和士兵之间也有问题。现在苏联派遣联盟中其他共和国，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军队到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在捷不说俄语，只是消极地待在那里。目前，南斯拉夫正在加强它与保加利亚边界的防御，以便防范苏联军队从马其顿对南斯拉夫领土的进攻。

“文革”期间，阿尔巴尼亚人在武汉

　　看来，毛主席把阿尔巴尼亚人真的当成了“自家人”，对他们似乎无话不谈。更有甚者，在“文革”高潮期间，中国领导人还借以谢胡、阿利雅为首的阿党政代表团访华之机请阿方领导人做武汉各派大联合的工作。据湖北武汉《新武重》、《新一冶战报》1967年10月17日刊登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座谈记录”：

　　十月八日晚，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及武汉地区革命派工总等二十个组织参加会议，商讨武汉大联合事宜。会上，文革政治代表朱洪霞发言：“阿尔巴尼亚同志来武汉，感到特别高兴，阿尔巴尼亚同志造反早，我代表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示热烈欢迎!我工总是最早造反派之一，造修字派的反。”——谢胡发表讲话：“亲爱的周恩来同志，康生、李富春同志，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们，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领导的这场震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武汉的成就决不仅仅是武汉的成就，你们的成就是我们的成就。在座的代表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相信你们都是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我们保证，尽管阿尔巴尼亚身受帝修双重层层包围，但是阿尔巴尼亚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道路走下去。毛泽东同志说：‘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们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友谊是真诚的，是久经考验的，我们决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坚决地和您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周总理最后讲话：“阿尔巴尼亚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和朋友，谢胡同志刚才的真诚热情的讲话，我们表示非常感谢。阿尔巴尼亚贵宾的到来是一般强大的东风，这股东风一定能够促进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从刚才的掌声看，说明了这股东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中国对阿慷慨无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

　　苏阿断交后，苏联就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不仅把原先苏联全部的援助项目统统包了下来，而且不断扩大、增加对他们的援助，以至于对阿尔巴尼亚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尤其是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之后，阿出于意识形态等诸方面的原因，第一个表示支持，在对“文革”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的同时，一再要求中国增加援助。1968年春，苏联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阿党坚决谴责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阿多年来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中国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据中国原外经部的档案材料，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中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当时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信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增加了阿的生产能力。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遭受三年饥荒，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方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同时也应承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有的援阿项目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负担能力，上马显得颇为吃力。为了完成阿的复杂项目，中国在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为此，中国还有两人牺牲了生命。在派往阿尔巴尼亚的6000余名专家中，有3名专家的遗骨永久地埋在了他乡。

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拖拉机

　　20世纪，中国还为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这些军援往往超过了实际需要，只要提出就给以满足。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记载，1961年12月，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两国政府签订了第一个军援议定书后，阿方逐年提出新的军援要求，到1963年，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签订了5个军援协议。1964年至1967年的军援协议，向阿方提供价值4.85多亿元人民币的武器装备物资。1967年1月，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来访时，除要求中国提供陆、海、空军装备外，还要求援建军工成套项目和供应军工生产原材料、修理设备、武器零配件。据此，双方签订了1967年至1971年的军援协议，向阿方提供的武器装备总值人民币6.7亿元。1967年至1973年，中阿双方又签订了14个军事援助协议，向阿方提供价值11.8亿多元人民币的武器装备援助。这些武器装备中，新型武器装备较多，计有刚刚试产的歼7飞机12架、新型快艇24艘、国产坦克415辆，而且还有地空导弹。此外，还为阿方援建空军机场1座，以及提供通信、工程机械、雷达等修理设备。后来，中阿双方又签订了1973年至1975年3年军事援助协议。从1961年至1978年的18年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无偿提供的武器装备物资主要有：各种枪械75.2万支(挺)，各种火炮1.1万余门，坦克、装甲车890辆，飞机180架，艇船46艘，还有地空导弹、弹药及通信、工程、防化器材等一批装备和物资。援助的武器物资除满足阿方军队平时需要外，还使阿军有相当数量的储备。

　　这些物资，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2001年马其顿武装动乱期间，被走私提供给阿族武装部队。2009年阿尔巴尼亚加入北约，剩余的中国军援物资全部淘汰。

　　四、阿党打着“反对帝修反”的旗号恶化中阿关系

　　1.美国因素导致中阿关系降温

　　197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审时度势，调整了对美关系。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来华，并商定尼克松总统第二年访华。考虑到兄弟国家对此可能产生误解，周恩来总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情况，说明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想法和对美国的政策，说明这是中美之间的“谈判升级”，是美国“找上门来的”。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阿尔巴尼亚大使说要回国作汇报。

　　阿大使回国汇报后返京时带回了霍查签署的阿党中央给毛泽东主席的“万言书”，并面交周恩来。信中对中国调整对美国政策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中国的决定“突然”，指责中国没有同阿尔巴尼亚“预先磋商”。信件详细阐明了阿劳动党反对的理由，认为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指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从此，由于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接待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启动，中阿之间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分歧，双边关系明显降温。

　　中国在调整对美关系的同时，对苏关系也有所变化。1969年9月，中方接待赴河内参加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过境，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阿尔巴尼亚对这件事很反感，当即表示反对。因为中苏政府首脑的接触，阿方在出席中方建国20周年庆典问题上，特意降低了规格。

　　2.霍查的国际共运领袖欲膨胀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导思想上一向以“左”的倾向占主导，后来又日益发展为极“左”的路线。有“小斯大林”称谓的霍查在对时代问题的认识上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上，思想僵化，陷入“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能自拔。

　　由于对形势和时代的错误判断，霍查不自量力，俨然以“国际共运旗手”、“世界人民的指路明灯”和“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大力推行“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和积极输出革命的“全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政策，后果极其严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阿尔巴尼亚同中国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全球战略、向中国索要援助等方面，产生严重分歧和碰撞越来越多。特别是霍查晚年的“要么一切全好、要么一切全坏”的绝对思维方式，骂遍全球、反遍全球的“极左”幼稚综合征，“一条道走到黑”的山民性格，没完没了超量要援助的蛮横无理，暴露无遗。在国际共运和意识形态方面，他标榜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唯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地拉那是“国际马列主义运动的中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橱窗”。他热衷于反对一切，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说什么“霍查的思想和教导是马列主义在阿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阿党是唯一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对各国各党领导人肆意诋毁、辱骂。一时间，国际共运的领袖排位竟然成为“马恩列斯霍”!

　　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霍查坚决反对这一理论，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变种”，是“反马列主义的”。阿对中国发展同罗马尼亚的往来，以及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和邀请铁托访华，也表示极其不满，对中国进行攻击。这些使已出现严重政治分歧的中阿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1976年11月，阿劳动党举行“七大”，霍查等阿党领导人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内外政策。

　　1977年7月7日，阿党报按照霍查“七大”报告基调，发表长篇编辑部文章(即社论)《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攻击“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五、“斗米成亲，石米成仇”

　　1970年，阿派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凯莱齐率领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商谈阿尔巴尼亚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年)中国向阿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其提出的经济要求共计为32亿人民币。中国根据阿实际需要和中国的可能，决定提供长期无息19.5亿人民币。同时中阿还签订了为期五年的长期贸易协定。阿方要求中国更多地接受阿尔巴尼亚的香烟、烟叶、成衣等，中方也同意了。阿方对此次谈判结果十分满意。谢胡写信给周总理说：“我们再次热烈地感谢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慷慨援助和对阿尔巴尼亚一贯所持的国际主义和兄弟般的态度。”

　　1974年年初，阿劳动党中央提出拟派谢胡总理率党政代表团访华。中方估计可能是要谈阿尔巴尼亚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援助问题，由于中国的五年计划尚未制定，难以洽谈，故予婉拒。对此，阿领导人表示不满，怀疑中国改变了政策。随之，谢胡便写信给周总理，提出了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对中国的经援要求。阿要求中国提供新贷款，在贷款项目下提供成套设备20个项目，一般物资98项，另外要求提供现汇贷款5000万美元。以上三项共约值50亿人民币。

1975年，查尔查尼访华

　　1975年，阿派部长会议副主席查尔查尼为首的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华商谈。中国认为过去对阿援助已经不少，这次阿方要求援助的数量过大，不仅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要求，也不利于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地发展国民经济;另外认为阿方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自力更生能力，所以决定少给一些援助。在周总理会见代表团的谈话时强调中阿双方应实事求是。由于中方向阿提供的援助与阿方的要求之间差距较大，阿代表团派人回国请示，后查尔查尼以阿党中央名义宣称：对中国突然地严重减少对阿援助“很不理解”、“很不满意”、“严重不安”，坚持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需1976～1980年应偿还的贷款，要求提供石油专项贷款和派人勘探石油，中方没有同意。

　　对这次谈判的结果，阿代表团团长表示“无法理解”，说在美帝苏修对阿尔巴尼亚封锁和侵略、国内阶级敌人颠覆破坏的时刻，中国减少援助，使阿处于极为严重局面，表示“遗憾”。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在阿尔巴尼亚的半山坡上刷出了红色大标语，内容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阿尔巴尼亚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放下自己的旗帜。显然，矛头针对中国。

　　“升米恩，斗米仇”(或称“斗米成亲，石米成仇”)，这条中国的古训不无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要求中国援助的胃口越来越大，甚至到了“狮子大开口”的程度，什么都想要、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阿尔巴尼亚简直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阿以小欺大，强人所难，把向中国索要援助看作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霍查曾大言不惭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充分反映出一种“小国心态”和依赖心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百废待兴，对阿的索援要求无法全部满足，也无法及时满足，阿不但不体谅中国的困难，反而把不能满足对它的援助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霍查从含沙射影到公开攻击中国。可以说，中国未能满足阿尔巴尼亚提出的经援、军援的庞大要求，成为中阿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中阿关系破裂

　　时至1978年，由于阿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中国态度越来越恶劣，强加于人，拒绝协商解决问题，双方的合作基础已被阿方破坏殆尽，迫使中国再也无法履行协议。两国关系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决定抓紧时机，撤回专家，停止对阿成套项目、一般物资、军事装备和现汇的全部援助，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中央责成外交部协同各援阿职能部门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同时对停援和撤回工程技术人员的实施办法进行了周密安排，对中国撤援后阿的走向也作了估计，并制定了应对方案。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我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报德，对我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报告认为：“我撤援后，阿马上倒向苏修也不那么容易。即使倒过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与我关系也不大;它要倒向西方，我们也不必担心。‘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作用就那么一点点。从全球战略考虑，我们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我们采取脱身政策，让出去，谁愿意背这个包袱就由谁去背。估计我采取行动后，阿要大喊大叫，要同我吵架。我们不同它搞公开论战，不予纠缠，公布一下照会，批驳一下就算了。”

　　1978年7月7日，即阿党发表批判“三个世界”理论的长篇社论《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一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向阿方发出有关中阿关系的照会。作为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7月29日复信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驳回中方照会。复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带病的身躯，亲自披挂上阵，对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并对中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诽谤，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不一而足。

　　1978年9月，即中国援阿专家被迫撤离之后不久，阿尔巴尼亚公布废除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的协定，解散该公司，并中断了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而中国驻阿使馆的武官及新华社记者则被霍查诬蔑为“间谍”，出外活动被内务部人员秘密跟踪。这一时期可谓中阿关系的“寒冬”。即使在这一时期，中国方面还是对阿尔巴尼亚采取“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

　　七、中阿关系逐渐恢复正常

　　1985年4月，霍查去世，阿利雅接下风雨飘摇、经济几近崩溃的烂摊子。为了改善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国际形象，阿利雅开始推行“暗中有变、稳中求变”的内外方针，同时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并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有所松动，并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1986～1990年)。当时的情况是，阿党一方面指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但另一方面又主张本着互利的原则发展同中国关系。对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过”，继续对阿采取“四不”方针。随之，经双方共同努力，中阿签署了双边关系恶化后的第一个较有分量的贸易协议——中方向阿方出售年产10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建立了尿素厂。这也是中阿经贸交往史上第一个体现真正“互利”的项目。阿方称这个项目为两国关系的“破冰船”项目。

　　1988年10月，中阿两国外长在联合国进行了会晤，这是两国外长多年来第一次会晤，双方在会晤中同意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改善。1989年3月，阿派出由卡普拉尼副外长率领的阿代表团对华访问，这是自1970年代后期中阿关系冷漠以后阿政府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个政治性质的代表团。5月，阿庆祝“五一”游行队伍中多年来首次停止打出反华标语。1989年双方贸易额达3651万美元，双方在政治、经贸、科技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9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尾随其他东欧国家，发生了政体剧变。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的中国政府，坚持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论亲疏，全方位地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则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发展与其他国家党的关系的原则。中方表示，尊重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选择，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这样两国关系在经历了一段“特殊时期”后，开始步入互利的平稳发展阶段。近年来，双方实现了高层互访，国家关系发展良好，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也在增多。

　　纵观中阿关系中的“酷暑与寒冬”的“特殊时期”，一个基本的结论是：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时代，意识形态在中阿盟友关系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真正维系盟友关系的因素却是现实的国家利益。当中阿两国在国家利益(含经济利益)上发生深刻分歧后，“意识形态”这个曾把两个相距千里、大小迥异、缺乏历史渊源的国家凝聚在一起的关键性因素，却演变成为矛盾的焦点，并最终使貌合神离的盟友分道扬镳。

　　在过去的60余年里，中阿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程，也给人们留下重要而深刻的启示。

　　相关简介：本文首刊于2012年12月。王洪起，曾任新华社驻阿尔巴尼亚首席记者、驻马其顿首席记者，现为高级编辑、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