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外交视角看鸦片战争前后美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19世纪末之前，中美之间的互识程度几乎决定于美国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群体。双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彼此认知也几乎是空白。在双方的政府层面上，更谈不上会有怎么样的外交行为和举措。1843年美国派出的首任赴华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来华活动基本上都是靠新教传教士辅助才获得成功，这就足以看出当时美国政府及官员对中国事务的无知。鉴于中美外交早期基本上是因人成事，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别具有影响力的新教传教士在实践意义上成为美国政府对华外交的推动者和执行人。但这一时期，美国受本身实力的限制以及外交侧重主要在欧洲，无力也无法真正意义上重视对华外交。此时适逢美国国内对海外传教热情的高涨，中国成为美国新教传教士传教的主要对象。但是来华后的传教士们，面对清政府在"华夷秩序"观影响下的消极冷淡、中国知识分子的盲目自大以及中国社会传统思想的阻力这三重传教束缚，做出了策略上的转变，进而开始了传教士介入纸媒传播、兴办教育、开设医疗服务等领域的历史进程。在强大的美国差会的支持下，这些新教传教士力图通过这些方式扫除传教的障碍，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则大大推动了美国在华利益的扩展，提高了美国在华的影响力，甚至让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和清政府部分官员对美国颇具好感，认为美国有别于其他西方国家。传教士的努力让美国政府逐渐对清政府、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大众的社会心理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华外交策略正是在这种把握和认知的基础上开始成形。这极大促进了美国在华利益的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些传教士在华的一系列活动俨然是有别于传统外交方式，也不同于文化外交，呈现出外交的新特点。

美国传教士在华

　　国内学术界对传教士的研究已有许多丰硕的成果，在写作范式上也历经了"文化侵略"、文化交流、现代化、全球化和地域性等多种研究范式的变迁，其中既有宏观的历史叙事，也有微观的考证，总体上为我们铺陈出比较清晰的传教士群体图像，也展现出人们对传教士这一群体的大致形象认知。而在国外学术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分析框架主要是费正清的"冲击-反应"和列文森的"传统-现代"这两种范式。国外学者在这个框架下来阐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作用。但是后来由于全球化、国际史研究的历史转向，那些长期受"美国例外论"影响的美国历史学家，他们的观察视角也逐渐从"美国中心观"转向美国与其他国家历史间的"互动性"影响研究。在对传教士的研究上，开始着重于美国在海外的传教士及其传教活动对美国政治、文化、历史的影响等。这些研究突破了已往的单向式思维，注重互动性的历史轨迹。

　　本文正是着重从公共外交的视角来考察19世纪中期以裨治文和伯驾为典型代表的美国在华传教士如何通过他们的在华具体活动，塑造了当时中国人的美国观，并相应提高了美国在华的正面形象，从而使得清政府对美国颇有好感，中国的公众也对美国印象良好，进而为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推行减少了社会心理阻力，客观上提高了美国在华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美关系的互动发展。

　　一、公共外交的内涵阐述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o格利恩(Edmund Gullion)于1965年提出。根据他的界定，公共外交旨在通过引导公众态度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交往双方之间的以各种形式进行的互动。在美苏冷战时期，公共外交一度成为最为显著而影响力巨大的工具利器。肯尼迪时代，美国政府更是向海外派出"和平队"进行援助活动，这也是应美国公共外交的需要而产生。到了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公共外交进行官方定义，强调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九一一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对公共外交的运用和研究又达到一个高潮。美国是最早应用公共外交的国家，之后其他国家也逐渐开始效仿。由前述来看，公共外交的兴起也才半个世纪左右的历史，但这里需要提出的疑问是：公共外交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萌芽在哪里?美国是最早运用公共外交的国家，而且运用得也非常熟练，但这绝非朝夕之间就能做到。美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应该是具有长期的历史经验，从而在特定的历史发展和学术研究中才达到成熟，进而发展出专业的理论和学说。

　　追溯历史发现，公共外交活动是古老的历史现象。如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就盛行着到各国进行游说，以改变对象国的对外策略，张仪、苏秦等人都是服务于主体国对他国进行公共外交的高手。在其他国家的政治历史中，这种现象也十分常见。其最早都可以追溯到部落时代。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公共外交的内涵也逐渐由粗糙向精致发展。从简单的人际传播到大众传媒的应用，这些都对公共外交的内涵进行新的赋义。这种赋义的变化从1960年代以来美国对公共外交内涵的阐析可见。公共外交注重交往双方之间的互动性关系，提高彼此的认知度和增进相互理解，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本国在对象国的知名度、美誉度、认同度。本文认同对公共外交进行这样的界定："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全球公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但是，这种定义毕竟是对已往公共外交经验的历史总结和理念内涵的提升。其中所规定的一些特点未必就一定符合公共外交的萌芽时期。但是从本质属性上看，二者是一致的。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对拉美国家通过民间交往来促进和推动官方性的交往，并取得了成效。由此，这一时期中国对拉美的民间交往当是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的萌芽。可见，从实际效果上看，如果没有这种早期的历史经验，就不能发展出概念所描述的公共外交。就中美往来的历史来看，笔者认为，19世纪中期开始，新教传教士群体在华所从事的一系列活动，从其工作及其效果这些要素看，当算是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萌芽时期。从公共外交视域对这一群体的历史活动进行考察，不仅将美国公共外交历史推前，也跳出已有的历史分析框架，对理解这一时期美国传教士的在华历史作用有更清晰的认识。

　　二、鸦片战争前后裨治文等人的在华公共外交活动

　　考察19世纪初期美国的历史可知，虽然美国实行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但是宗教对美国内政和外交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740年9月，随着乔治o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拉开了新英格兰大觉醒运动的序幕，大规模的宗教奋兴运动开始迅速向北美各殖民地蔓延;公理会牧师乔纳森o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和他的学生霍普金斯分别于1750年代和1790年代推波助澜，为第二次大觉醒奠定了基调。"美部会"(即"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就是应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而在1810年诞生的，并产生了九位执行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有任免教职人员、起草章程的权力。1812年，原康涅狄格州州长约翰o特雷德韦尔(John Treadwell)任委员会会长。"美部会"不仅得到马萨诸塞州法律的认可，还享有大规模集结基金投资和发展下级团体的特权。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刺激了狂热的海外传教激情，"美部会"也迫不及待地开始往海外派遣传教士。这样，第一批赴华传教士就产生出来了。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他一到中国广州，就在马礼逊的帮助下努力学习中文，并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环境。裨治文在学习的同时，也积极投入传教工作。但是在具体传教过程中他逐渐发现，传教工作面临着三方面的束缚：清政府在"华夷秩序"观影响下的消极冷淡、中国知识分子的盲目自大以及中国社会传统思想的阻力。裨治文是带着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观念和美国的政治主张、宗教理想来到中国，而要与清政府进行直接交流，就必须尊崇中国式的往来礼仪，这种文化和政治的冲突是短时间内难以调和的。要想打开这个局面，就必须做出策略上的改变。策略的重心主要就是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特别是增进清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对美国文化的理解，并使社会公众产生一定的积极印象。如此，传教工作才能顺利展开。

裨治文

　　基于这种考虑，裨治文等联合广州的英美商人和美国领事于1834年l1月29日在广州共同发起成立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0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该传播会由商人出钱，由裨治文等人负责具体运作。会长为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主人马地臣(James Matheson)，美国商人奥利芬(David Olyphant)为司库委员，裨治文和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担任中文秘书，负责日常事宜。根据该会的《章程》，其宗旨主要是出版启迪中国人思想的书籍，向他们传输西方的科学和艺术。

　　该会建立之后，主要立足广州，面向全国扩散西方知识，特别是美国方面的知识。工作上，主要负责两方面：一是出版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一是出版裨治文撰写的书籍《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前者的目的正如裨治文认为的，是用"知识之力"打开中国人的思想大门，所以在该杂志上大量刊登关于西方各国在南亚和东南亚殖民地的文章，裨治文试图通过该杂志告诉中国人，西方在这些地方的殖民是不可避免的，力图增强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从该期刊编纂的形制上看，主要采用西方刊物的形式;刊物还经常将中文中的经典句子与西方知识短句进行并列，不仅增加中国读者的信任，也间接传播了西方的思想。从1837、1838年发表的文章看，各种实用的知识成为该刊物的主要内容，如《希腊国史略》、《荷兰国志略》、《俄罗斯国志略》、《法兰西国志略》、《大清年间各国事》等。该刊物的传播，吸引了不少中国读者。这种刊物所载的实用知识，促使中国民众认识到其他国家的存在和他们的价值同样是可贵的。研究结果显示，该刊物的确影响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该刊物所提供的诸多材料和信息，很大部分被魏源、徐继畲等当时的知识精英在著书时采纳。而这些人的作品在中国政府和民众中间的权威性是很高的。魏源在谈及《海国图志》材料来源时说："《海国图志》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显然，魏源所指的"近日夷图夷语"就包括了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而美国传教士雅裨理也曾将该刊物等相关资料在徐继畲编纂《瀛环志略》之前赠送给他，对徐继畲的写作影响也很大。裨治文等美国传教士正是希望通过这一刊物，影响中国公众的世界观和对美国等国家的看法，正如他在关于《瀛环志略》的书评中指出："我们相信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击毁中国统治者和文人学者们的狂妄和幻象，并唤醒他们的无知。"从后来的反响看，裨治文无疑达到了预期目的。中国部分官员如林则徐，及知识分子如魏源和徐继畲等人，都因这些刊物而开始"开眼看世界"，从而提高了美国思想和科学艺术在中国的影响。

《瀛环志略》深受稗治文影响

　　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对美国的形象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项工作便是出版裨治文独自撰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该书1838年在新加坡初版印行，共27卷，记述的历史始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止于裨治文所处的年代(相当于中国的道光时期)。全书用浓重的笔墨极尽其能对美国进行书写，内容涉及广泛，包括美国历史与现实诸方面。其中对美国科学、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介绍尤为突出，对中国读者无疑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此书一出版，裨治文就利用一切机会将其赠予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高层官员如朝廷钦差林则徐、耆英，甚至还赠给太平军首领。由于裨治文在书中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文化科技大力推介，魏源等人看了之后，赞赏美国为"有益无损"的友好国家。这些高度评价，无疑也影响了后来清政府官员认为美国有别于英国的态度。该书一出版后就供不应求，1844年香港重印本改名为《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1846年广东修订本改名为《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1861年上海重印本又叫《大美联邦志略》(简称《联邦志略》)。发行四版，足见其影响力巨大。再加上后来魏源在《海国图志》和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对该书进行大量引用，越发提高了该书在中国的影响力。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王韬称该书"自创国至今，原本具备，于一邦之制度事实，有所考证，中国史册所必采也"。魏源在引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时几乎是全盘吸纳。就连后来的梁启超，也把其列为了解西方史地的必读书目。可见，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已经获得了中国知识界的认可，并且享有很高声誉。从上述中国学者后来的著书立说和实践行动看，裨治文所传播的近乎完美的美国观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知识人，他们对美国充满了赞赏。当然，裨治文的著作主要影响的是那些有心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裨治文的工作基本上扭转了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认知，提高了美国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美誉度。

　　但是传教工作的复杂和压力也损害了传教士的身体健康。"美部会成立以来，已经有45名成员客死他乡，总计53名回国的会员中，31名是由于其本人或家人的身体健康原因返回的。"与此同时，裨治文考虑到医学知识对传教工作也是有很大益处的，至少对中国普通大众的影响力是可以预见的。在裨治文的要求下，伯驾(Peter Parker)继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之后于1834年来到中国。伯驾曾在耶鲁大学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拥有当时来华传教士们所普遍缺乏的医学知识，他在来广州前也曾在新加坡开过诊所，并大受普通民众欢迎。这种经验为伯驾在广州的活动奠定了基础。1835年11月，伯驾在广州开办的广州眼科医院正式开业。仅头几个星期，伯驾就医治了450名病人。病人中包括了男人、女人、儿童，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有城里人、乡下人以及广东省其他地方的人，还有外省人。伯驾的医院自开业时起就门庭若市，来自中国的患者们向伯驾送来了许多感谢信。随着患者的增多，伯驾的医院已然不再是简单的医院了，而成为能最广泛、最有效接触中国底层百姓和各种人的公共场所，也证实了医务传道的可操作性。于是，在郭雷枢(Thomas R.Colledge)、裨治文、伯驾等的倡导下，中国医务传道会于1838年4月在广州成立。他们三人在一封共同署名的公开信中指出了中国医务传道会的宗旨，概括地说就是向中国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对中国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由此接近中国的百姓，使他们对西方文化产生好感，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创造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

　　该机构的目标非常明确，力图通过医疗服务来提升美国在当地公众中的形象，不仅为传教减少阻力，也为美国在华利益的发展打下良好根基。在鸦片危机的前夕，即1839年3月之前，伯驾的眼科医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忙程度。随后的鸦片危机中，清政府派出林则徐开始进行严厉的禁烟运动，相关的医疗诊所和外国社区都受到波及而停业。清政府对待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的态度更加严厉，加剧了外国人在广州的艰难处境。但是唯独伯驾被允许继续从事有限的医疗服务，甚至还有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官府职员和妇女在清政府的高压下秘密前来求医。就连清政府的礼部也有官员请他出诊。中国官员对伯驾很尊敬，还向他提供私人担保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林则徐对伯驾的医疗工作是认可的，他甚至还是伯驾的准病人。这些事实表明，伯驾及其医务工作得到了清政府官员和百姓的肯定。伯驾等人的举动无疑改善了清政府对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看法，也让部分中国公众对伯驾及其国家有一定的好感，以至在鸦片危机中，清政府将美国与英国区别对待。这表明伯驾等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们为改善美国在华形象做出了实际贡献。

     如果说裨治文等人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创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以及同一时期裨治文与伯驾等创建中国医务传道会等机构，目的是在于从长期来增进中国大众对美国及西方文化的理解和提高他们对美国政治、文化的认同度，那么在鸦片危机时期，裨治文等人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谴责和批判则有力地将美国的形象与英国区别开来。裨治文自1830年抵达广州之后就密切关注鸦片贸易的后果，但当时迫于压力没有发表什么评论。不过不久之后，裨治文就公开对鸦片贸易进行了批评和抨击。到了1830年代中期，裨治文已经成为抨击鸦片贸易的主力。他不仅在《教士先驱报》上发表抨击鸦片贸易的文章，还利用《中国丛报》这个他所主导的舆论阵地发起了攻击鸦片贸易的战役。在英国人律劳卑事件造成清政府与外国特别是英国关系紧张之后，裨治文利用《中国丛报》刊登了30篇左右抨击鸦片贸易的文章，如《鸦片贸易的危机》、《一个盲人乞丐对鸦片的抗议》、《孙官的劝诫图：看鸦片吸食者的下场》等。裨治文奋笔疾书，痛斥鸦片贸易的邪恶。随着鸦片贸易在华愈演愈烈，裨治文等人的呼声逐渐被鸦片贸易的扩大所淹没，而清政府在此形势面前，派出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要用重刑和强硬手腕来彻底消灭鸦片在华传播。在此情势之下，美国商人联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表达他们对鸦片贸易的反对和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要求。美国商人的这一请求与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的呼声大体一致。裨治文本人也非常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林则徐在销烟过程中逐渐与裨治文互识，彼此印象良好。

　　1839年6月至8月，正是中英关系逐渐恶化时期，伯驾等美国人不仅没有因为鸦片贸易与清政府产生矛盾，还在中英关系问题上受清政府官员邀请，进行了一些帮助清政府的具体工作。1839年6月10日，伯驾会见了林则徐的三位密使，谈论了一些科学方面的知识。之后，林则徐在两个问题上寻求伯驾的帮助。一是林则徐希望伯驾提供一个药方，可以治疗所有吸食鸦片的人;一是提供一些可以治疗疝气的建议。伯驾很快就给林则徐寄了一份报告，报告中称医治鸦片瘾的最好方法是减少吸食的量，所需时间都是较长的，并没有所谓可以立马治愈的特效药。伯驾在致林则徐的倡议书中还表达了他对鸦片贸易的厌恶以及他所做的努力，并向林则徐提及掌握外国法律的重要性，认为互相误解是危机的根源，并建议林则徐搁置那些强硬的表述，以促成一种和平的氛围。1839年7月，林则徐请伯驾来翻译《各国律例》中的一些段落。这本书是在欧洲外交中被广泛使用的国际法手册。可见林则徐听取了伯驾的建议，力图通过正当的外交手段来处理鸦片贸易问题。后来，林则徐在几次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写信时都得到了伯驾的帮助。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中，伯驾能够在与清政府的官方联系上取得如此突破，无疑对美国在中国树立良好形象起到了很大作用。至少就清政府进行抵抗和交涉的国家而言，美国不在其列。伯驾等人为美国赢得了和善友好的形象，这为之后美国能够获得清政府的信任，充当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调停者，奠定了基础。

伯驾

　　但是，林则徐致英国女王的信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鸦片危机在华迅速加剧，当时的美国总统泰勒命令海军司令加尼(Lawrence Kearny)率领东印度舰队开往中国防禁和惩罚美国船只或悬挂着美国国旗的他国船只向中国走私鸦片。加尼在1842年抵达澳门后便在《中国丛报》上发表公告向美国商人声明，美国政府对鸦片走私持反对和警告态度。这一举动赢得了当时两广总督祁的好感。他随即给行商下达手谕说："米夷此行为十分可敬，亦颇恭顺。"后来美方商人的"马礼逊号"船遭到清军的误袭，造成一定伤亡，裨治文受命就此向中国方面提出索赔。在当时中英关系紧张、中国方面因为鸦片贸易仇视外国人的情况下，裨治文写给两广总督祁的照会信却得到了祁的礼遇，而且裨治文能直接同祁会面。双方在数天的谈判中，秉持互相理解的态度，结果是清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并照付赔偿。在此期间，美方还邀请清政府水师提督吴建勋登船观赏美国军舰，参观过程中双方表达了相互尊重和钦佩之情，中国方面对美方的礼遇比较满意。

　　综上所述，裨治文、伯驾等人在美国国内新教差会的支持下，在华展开了一系列活动，不仅在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也受到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关注。在政教严格分离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会在公开的法律和经济上对差会进行资助，但差会的领导机构成员中有卸任的官员。另外，从裨治文等人在华工作的效果看，他们的传教工作并没有取得太多成效，大量的工作都是在传播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对美国在华形象的树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影响了清政府对美国的印象，也增强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容忍度。虽然当时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中也有美国商人参与，但清政府不仅对美国的印象有别于英国，在当时条件下还与美国进行了比较对等友好的往来。这极为难得的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源于裨治文等人在华的一系列工作而搭建起来的中美交流公共平台，他们丰富多样的信息出版、医疗服务、促进沟通理解等活动，在广州形成了一个传播美国文化和科学的中心。裨治文等人的努力为美国政府与清政府、中国公众的文化信息交流和互动搭建起了重要桥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当时中国公众对美国文化、科学的认识和了解，也增加了他们对美国的好感，培育了一些认同美国文化的中国人。这也成为以后美国实行符合实际的对华政策的基础。

　　(相关简介：林孝斌，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19世纪末之前，中美之间的互识程度几乎决定于美国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群体。双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彼此认知也几乎是空白。在双方的政府层面上，更谈不上会有怎么样的外交行为和举措。1843年美国派出的首任赴华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来华活动基本上都是靠新教传教士辅助才获得成功，这就足以看出当时美国政府及官员对中国事务的无知。鉴于中美外交早期基本上是因人成事，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别具有影响力的新教传教士在实践意义上成为美国政府对华外交的推动者和执行人。但这一时期，美国受本身实力的限制以及外交侧重主要在欧洲，无力也无法真正意义上重视对华外交。此时适逢美国国内对海外传教热情的高涨，中国成为美国新教传教士传教的主要对象。但是来华后的传教士们，面对清政府在"华夷秩序"观影响下的消极冷淡、中国知识分子的盲目自大以及中国社会传统思想的阻力这三重传教束缚，做出了策略上的转变，进而开始了传教士介入纸媒传播、兴办教育、开设医疗服务等领域的历史进程。在强大的美国差会的支持下，这些新教传教士力图通过这些方式扫除传教的障碍，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则大大推动了美国在华利益的扩展，提高了美国在华的影响力，甚至让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和清政府部分官员对美国颇具好感，认为美国有别于其他西方国家。传教士的努力让美国政府逐渐对清政府、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大众的社会心理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华外交策略正是在这种把握和认知的基础上开始成形。这极大促进了美国在华利益的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些传教士在华的一系列活动俨然是有别于传统外交方式，也不同于文化外交，呈现出外交的新特点。

美国传教士在华

　　国内学术界对传教士的研究已有许多丰硕的成果，在写作范式上也历经了"文化侵略"、文化交流、现代化、全球化和地域性等多种研究范式的变迁，其中既有宏观的历史叙事，也有微观的考证，总体上为我们铺陈出比较清晰的传教士群体图像，也展现出人们对传教士这一群体的大致形象认知。而在国外学术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分析框架主要是费正清的"冲击-反应"和列文森的"传统-现代"这两种范式。国外学者在这个框架下来阐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作用。但是后来由于全球化、国际史研究的历史转向，那些长期受"美国例外论"影响的美国历史学家，他们的观察视角也逐渐从"美国中心观"转向美国与其他国家历史间的"互动性"影响研究。在对传教士的研究上，开始着重于美国在海外的传教士及其传教活动对美国政治、文化、历史的影响等。这些研究突破了已往的单向式思维，注重互动性的历史轨迹。

　　本文正是着重从公共外交的视角来考察19世纪中期以裨治文和伯驾为典型代表的美国在华传教士如何通过他们的在华具体活动，塑造了当时中国人的美国观，并相应提高了美国在华的正面形象，从而使得清政府对美国颇有好感，中国的公众也对美国印象良好，进而为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推行减少了社会心理阻力，客观上提高了美国在华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美关系的互动发展。

　　一、公共外交的内涵阐述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o格利恩(Edmund Gullion)于1965年提出。根据他的界定，公共外交旨在通过引导公众态度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交往双方之间的以各种形式进行的互动。在美苏冷战时期，公共外交一度成为最为显著而影响力巨大的工具利器。肯尼迪时代，美国政府更是向海外派出"和平队"进行援助活动，这也是应美国公共外交的需要而产生。到了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公共外交进行官方定义，强调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九一一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对公共外交的运用和研究又达到一个高潮。美国是最早应用公共外交的国家，之后其他国家也逐渐开始效仿。由前述来看，公共外交的兴起也才半个世纪左右的历史，但这里需要提出的疑问是：公共外交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萌芽在哪里?美国是最早运用公共外交的国家，而且运用得也非常熟练，但这绝非朝夕之间就能做到。美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应该是具有长期的历史经验，从而在特定的历史发展和学术研究中才达到成熟，进而发展出专业的理论和学说。

　　追溯历史发现，公共外交活动是古老的历史现象。如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就盛行着到各国进行游说，以改变对象国的对外策略，张仪、苏秦等人都是服务于主体国对他国进行公共外交的高手。在其他国家的政治历史中，这种现象也十分常见。其最早都可以追溯到部落时代。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公共外交的内涵也逐渐由粗糙向精致发展。从简单的人际传播到大众传媒的应用，这些都对公共外交的内涵进行新的赋义。这种赋义的变化从1960年代以来美国对公共外交内涵的阐析可见。公共外交注重交往双方之间的互动性关系，提高彼此的认知度和增进相互理解，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本国在对象国的知名度、美誉度、认同度。本文认同对公共外交进行这样的界定："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全球公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但是，这种定义毕竟是对已往公共外交经验的历史总结和理念内涵的提升。其中所规定的一些特点未必就一定符合公共外交的萌芽时期。但是从本质属性上看，二者是一致的。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对拉美国家通过民间交往来促进和推动官方性的交往，并取得了成效。由此，这一时期中国对拉美的民间交往当是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的萌芽。可见，从实际效果上看，如果没有这种早期的历史经验，就不能发展出概念所描述的公共外交。就中美往来的历史来看，笔者认为，19世纪中期开始，新教传教士群体在华所从事的一系列活动，从其工作及其效果这些要素看，当算是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萌芽时期。从公共外交视域对这一群体的历史活动进行考察，不仅将美国公共外交历史推前，也跳出已有的历史分析框架，对理解这一时期美国传教士的在华历史作用有更清晰的认识。

　　二、鸦片战争前后裨治文等人的在华公共外交活动

　　考察19世纪初期美国的历史可知，虽然美国实行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但是宗教对美国内政和外交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740年9月，随着乔治o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拉开了新英格兰大觉醒运动的序幕，大规模的宗教奋兴运动开始迅速向北美各殖民地蔓延;公理会牧师乔纳森o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和他的学生霍普金斯分别于1750年代和1790年代推波助澜，为第二次大觉醒奠定了基调。"美部会"(即"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就是应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而在1810年诞生的，并产生了九位执行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有任免教职人员、起草章程的权力。1812年，原康涅狄格州州长约翰o特雷德韦尔(John Treadwell)任委员会会长。"美部会"不仅得到马萨诸塞州法律的认可，还享有大规模集结基金投资和发展下级团体的特权。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刺激了狂热的海外传教激情，"美部会"也迫不及待地开始往海外派遣传教士。这样，第一批赴华传教士就产生出来了。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他一到中国广州，就在马礼逊的帮助下努力学习中文，并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环境。裨治文在学习的同时，也积极投入传教工作。但是在具体传教过程中他逐渐发现，传教工作面临着三方面的束缚：清政府在"华夷秩序"观影响下的消极冷淡、中国知识分子的盲目自大以及中国社会传统思想的阻力。裨治文是带着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观念和美国的政治主张、宗教理想来到中国，而要与清政府进行直接交流，就必须尊崇中国式的往来礼仪，这种文化和政治的冲突是短时间内难以调和的。要想打开这个局面，就必须做出策略上的改变。策略的重心主要就是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特别是增进清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对美国文化的理解，并使社会公众产生一定的积极印象。如此，传教工作才能顺利展开。

裨治文

　　基于这种考虑，裨治文等联合广州的英美商人和美国领事于1834年l1月29日在广州共同发起成立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0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该传播会由商人出钱，由裨治文等人负责具体运作。会长为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主人马地臣(James Matheson)，美国商人奥利芬(David Olyphant)为司库委员，裨治文和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担任中文秘书，负责日常事宜。根据该会的《章程》，其宗旨主要是出版启迪中国人思想的书籍，向他们传输西方的科学和艺术。

　　该会建立之后，主要立足广州，面向全国扩散西方知识，特别是美国方面的知识。工作上，主要负责两方面：一是出版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一是出版裨治文撰写的书籍《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前者的目的正如裨治文认为的，是用"知识之力"打开中国人的思想大门，所以在该杂志上大量刊登关于西方各国在南亚和东南亚殖民地的文章，裨治文试图通过该杂志告诉中国人，西方在这些地方的殖民是不可避免的，力图增强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从该期刊编纂的形制上看，主要采用西方刊物的形式;刊物还经常将中文中的经典句子与西方知识短句进行并列，不仅增加中国读者的信任，也间接传播了西方的思想。从1837、1838年发表的文章看，各种实用的知识成为该刊物的主要内容，如《希腊国史略》、《荷兰国志略》、《俄罗斯国志略》、《法兰西国志略》、《大清年间各国事》等。该刊物的传播，吸引了不少中国读者。这种刊物所载的实用知识，促使中国民众认识到其他国家的存在和他们的价值同样是可贵的。研究结果显示，该刊物的确影响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该刊物所提供的诸多材料和信息，很大部分被魏源、徐继畲等当时的知识精英在著书时采纳。而这些人的作品在中国政府和民众中间的权威性是很高的。魏源在谈及《海国图志》材料来源时说："《海国图志》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显然，魏源所指的"近日夷图夷语"就包括了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而美国传教士雅裨理也曾将该刊物等相关资料在徐继畲编纂《瀛环志略》之前赠送给他，对徐继畲的写作影响也很大。裨治文等美国传教士正是希望通过这一刊物，影响中国公众的世界观和对美国等国家的看法，正如他在关于《瀛环志略》的书评中指出："我们相信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击毁中国统治者和文人学者们的狂妄和幻象，并唤醒他们的无知。"从后来的反响看，裨治文无疑达到了预期目的。中国部分官员如林则徐，及知识分子如魏源和徐继畲等人，都因这些刊物而开始"开眼看世界"，从而提高了美国思想和科学艺术在中国的影响。

《瀛环志略》深受稗治文影响

　　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对美国的形象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项工作便是出版裨治文独自撰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该书1838年在新加坡初版印行，共27卷，记述的历史始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止于裨治文所处的年代(相当于中国的道光时期)。全书用浓重的笔墨极尽其能对美国进行书写，内容涉及广泛，包括美国历史与现实诸方面。其中对美国科学、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介绍尤为突出，对中国读者无疑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此书一出版，裨治文就利用一切机会将其赠予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高层官员如朝廷钦差林则徐、耆英，甚至还赠给太平军首领。由于裨治文在书中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文化科技大力推介，魏源等人看了之后，赞赏美国为"有益无损"的友好国家。这些高度评价，无疑也影响了后来清政府官员认为美国有别于英国的态度。该书一出版后就供不应求，1844年香港重印本改名为《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1846年广东修订本改名为《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1861年上海重印本又叫《大美联邦志略》(简称《联邦志略》)。发行四版，足见其影响力巨大。再加上后来魏源在《海国图志》和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对该书进行大量引用，越发提高了该书在中国的影响力。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王韬称该书"自创国至今，原本具备，于一邦之制度事实，有所考证，中国史册所必采也"。魏源在引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时几乎是全盘吸纳。就连后来的梁启超，也把其列为了解西方史地的必读书目。可见，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已经获得了中国知识界的认可，并且享有很高声誉。从上述中国学者后来的著书立说和实践行动看，裨治文所传播的近乎完美的美国观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知识人，他们对美国充满了赞赏。当然，裨治文的著作主要影响的是那些有心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裨治文的工作基本上扭转了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认知，提高了美国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美誉度。

　　但是传教工作的复杂和压力也损害了传教士的身体健康。"美部会成立以来，已经有45名成员客死他乡，总计53名回国的会员中，31名是由于其本人或家人的身体健康原因返回的。"与此同时，裨治文考虑到医学知识对传教工作也是有很大益处的，至少对中国普通大众的影响力是可以预见的。在裨治文的要求下，伯驾(Peter Parker)继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之后于1834年来到中国。伯驾曾在耶鲁大学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拥有当时来华传教士们所普遍缺乏的医学知识，他在来广州前也曾在新加坡开过诊所，并大受普通民众欢迎。这种经验为伯驾在广州的活动奠定了基础。1835年11月，伯驾在广州开办的广州眼科医院正式开业。仅头几个星期，伯驾就医治了450名病人。病人中包括了男人、女人、儿童，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有城里人、乡下人以及广东省其他地方的人，还有外省人。伯驾的医院自开业时起就门庭若市，来自中国的患者们向伯驾送来了许多感谢信。随着患者的增多，伯驾的医院已然不再是简单的医院了，而成为能最广泛、最有效接触中国底层百姓和各种人的公共场所，也证实了医务传道的可操作性。于是，在郭雷枢(Thomas R.Colledge)、裨治文、伯驾等的倡导下，中国医务传道会于1838年4月在广州成立。他们三人在一封共同署名的公开信中指出了中国医务传道会的宗旨，概括地说就是向中国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对中国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由此接近中国的百姓，使他们对西方文化产生好感，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创造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

　　该机构的目标非常明确，力图通过医疗服务来提升美国在当地公众中的形象，不仅为传教减少阻力，也为美国在华利益的发展打下良好根基。在鸦片危机的前夕，即1839年3月之前，伯驾的眼科医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忙程度。随后的鸦片危机中，清政府派出林则徐开始进行严厉的禁烟运动，相关的医疗诊所和外国社区都受到波及而停业。清政府对待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的态度更加严厉，加剧了外国人在广州的艰难处境。但是唯独伯驾被允许继续从事有限的医疗服务，甚至还有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官府职员和妇女在清政府的高压下秘密前来求医。就连清政府的礼部也有官员请他出诊。中国官员对伯驾很尊敬，还向他提供私人担保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林则徐对伯驾的医疗工作是认可的，他甚至还是伯驾的准病人。这些事实表明，伯驾及其医务工作得到了清政府官员和百姓的肯定。伯驾等人的举动无疑改善了清政府对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看法，也让部分中国公众对伯驾及其国家有一定的好感，以至在鸦片危机中，清政府将美国与英国区别对待。这表明伯驾等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们为改善美国在华形象做出了实际贡献。

     如果说裨治文等人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创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以及同一时期裨治文与伯驾等创建中国医务传道会等机构，目的是在于从长期来增进中国大众对美国及西方文化的理解和提高他们对美国政治、文化的认同度，那么在鸦片危机时期，裨治文等人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谴责和批判则有力地将美国的形象与英国区别开来。裨治文自1830年抵达广州之后就密切关注鸦片贸易的后果，但当时迫于压力没有发表什么评论。不过不久之后，裨治文就公开对鸦片贸易进行了批评和抨击。到了1830年代中期，裨治文已经成为抨击鸦片贸易的主力。他不仅在《教士先驱报》上发表抨击鸦片贸易的文章，还利用《中国丛报》这个他所主导的舆论阵地发起了攻击鸦片贸易的战役。在英国人律劳卑事件造成清政府与外国特别是英国关系紧张之后，裨治文利用《中国丛报》刊登了30篇左右抨击鸦片贸易的文章，如《鸦片贸易的危机》、《一个盲人乞丐对鸦片的抗议》、《孙官的劝诫图：看鸦片吸食者的下场》等。裨治文奋笔疾书，痛斥鸦片贸易的邪恶。随着鸦片贸易在华愈演愈烈，裨治文等人的呼声逐渐被鸦片贸易的扩大所淹没，而清政府在此形势面前，派出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要用重刑和强硬手腕来彻底消灭鸦片在华传播。在此情势之下，美国商人联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表达他们对鸦片贸易的反对和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要求。美国商人的这一请求与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的呼声大体一致。裨治文本人也非常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林则徐在销烟过程中逐渐与裨治文互识，彼此印象良好。

　　1839年6月至8月，正是中英关系逐渐恶化时期，伯驾等美国人不仅没有因为鸦片贸易与清政府产生矛盾，还在中英关系问题上受清政府官员邀请，进行了一些帮助清政府的具体工作。1839年6月10日，伯驾会见了林则徐的三位密使，谈论了一些科学方面的知识。之后，林则徐在两个问题上寻求伯驾的帮助。一是林则徐希望伯驾提供一个药方，可以治疗所有吸食鸦片的人;一是提供一些可以治疗疝气的建议。伯驾很快就给林则徐寄了一份报告，报告中称医治鸦片瘾的最好方法是减少吸食的量，所需时间都是较长的，并没有所谓可以立马治愈的特效药。伯驾在致林则徐的倡议书中还表达了他对鸦片贸易的厌恶以及他所做的努力，并向林则徐提及掌握外国法律的重要性，认为互相误解是危机的根源，并建议林则徐搁置那些强硬的表述，以促成一种和平的氛围。1839年7月，林则徐请伯驾来翻译《各国律例》中的一些段落。这本书是在欧洲外交中被广泛使用的国际法手册。可见林则徐听取了伯驾的建议，力图通过正当的外交手段来处理鸦片贸易问题。后来，林则徐在几次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写信时都得到了伯驾的帮助。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中，伯驾能够在与清政府的官方联系上取得如此突破，无疑对美国在中国树立良好形象起到了很大作用。至少就清政府进行抵抗和交涉的国家而言，美国不在其列。伯驾等人为美国赢得了和善友好的形象，这为之后美国能够获得清政府的信任，充当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调停者，奠定了基础。

伯驾

　　但是，林则徐致英国女王的信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鸦片危机在华迅速加剧，当时的美国总统泰勒命令海军司令加尼(Lawrence Kearny)率领东印度舰队开往中国防禁和惩罚美国船只或悬挂着美国国旗的他国船只向中国走私鸦片。加尼在1842年抵达澳门后便在《中国丛报》上发表公告向美国商人声明，美国政府对鸦片走私持反对和警告态度。这一举动赢得了当时两广总督祁的好感。他随即给行商下达手谕说："米夷此行为十分可敬，亦颇恭顺。"后来美方商人的"马礼逊号"船遭到清军的误袭，造成一定伤亡，裨治文受命就此向中国方面提出索赔。在当时中英关系紧张、中国方面因为鸦片贸易仇视外国人的情况下，裨治文写给两广总督祁的照会信却得到了祁的礼遇，而且裨治文能直接同祁会面。双方在数天的谈判中，秉持互相理解的态度，结果是清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并照付赔偿。在此期间，美方还邀请清政府水师提督吴建勋登船观赏美国军舰，参观过程中双方表达了相互尊重和钦佩之情，中国方面对美方的礼遇比较满意。

　　综上所述，裨治文、伯驾等人在美国国内新教差会的支持下，在华展开了一系列活动，不仅在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也受到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关注。在政教严格分离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会在公开的法律和经济上对差会进行资助，但差会的领导机构成员中有卸任的官员。另外，从裨治文等人在华工作的效果看，他们的传教工作并没有取得太多成效，大量的工作都是在传播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对美国在华形象的树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影响了清政府对美国的印象，也增强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容忍度。虽然当时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中也有美国商人参与，但清政府不仅对美国的印象有别于英国，在当时条件下还与美国进行了比较对等友好的往来。这极为难得的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源于裨治文等人在华的一系列工作而搭建起来的中美交流公共平台，他们丰富多样的信息出版、医疗服务、促进沟通理解等活动，在广州形成了一个传播美国文化和科学的中心。裨治文等人的努力为美国政府与清政府、中国公众的文化信息交流和互动搭建起了重要桥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当时中国公众对美国文化、科学的认识和了解，也增加了他们对美国的好感，培育了一些认同美国文化的中国人。这也成为以后美国实行符合实际的对华政策的基础。

　　(相关简介：林孝斌，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