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1979：“民主柬埔寨”的兴亡

　　“民主柬埔寨”时期的日常生活

　　1.合作社建立

　　在1970～1975内战期间，住在红色高棉占领区内的大多数人都被组织进了由10～30个家庭构成的“互助组”。但是从1973年开始，特别是1975年以后，“互助组”被重组成有几百人或者包括整个村庄的“初级社”。到1977年，“初级社”被组织为有一千来个家庭或者整个小区的“高级社”。

　　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合作社，以此作为消灭私有财产及资本主义、增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的一个步骤。对红色高棉来说，合作社就意味着人们应该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并共享他们的休闲时间。这样做导致了对家庭生活的严重限制和约束。柬埔寨家庭在一起吃饭已经几千年了，所以，在合作社里吃饭，特别是当食品如此缺乏时，是非常令人不愉快和残忍的。此外，合作社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交出自己所有的私产供集体使用。他们的私产也就是他们的主要生产工具，包括工具、牛、犁、耙、稻种、土地。

　　合作社被设计成在最大可能上自给自足。红色高棉领导人把合作社描述成建设国家的“伟大的力量”和抵御敌人、保卫“民主柬埔寨”的“坚固围墙”。

　　2.两个新阶级

　　虽然红色高棉宣称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平等的国家及推倒阶级之间的樊篱，他们实际上在柬埔寨制造了两个新阶级。他们命名这两个新阶级为“基础人”和“新人”。

　　“基础人”，或叫“旧人”，是那些在1975年4月17日以前就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的农村地区的人。红色高棉把他们划类为“全部权利人”或“候选人”。“全部权利人”必须没有曾经为“高棉共和国”工作过的亲属，他们本人是贫农或者下中农(农民或者劳工)。他们可以投票和竞选，尽管在“民主柬埔寨”时期仅仅举行过一次选举(这个选举不符合国际标准，而且没有公布当选者)。“全部权利人”可以成为合作社或其他单位的头头。“候选人”则有亲戚曾与“高棉共和国”有关系。但他们只要努力工作，会被容忍。

　　“新人”，或叫“4月17日人”，是那些在1975年4月从各城镇被疏散出来的人。其实，他们中很多人是为躲避战乱而从农村逃到城市的。他们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因而受到“革命组织”的仇视和怀疑。他们被划类为“寄生虫”，而且没有权利，就如红色高棉的标语所断言的：“4月17日人是寄生植物。他们是战败者和战俘。”不少幸存者们记得的另一条标语是：“有你没有好处，没你没有损失。”“新人”得到的待遇比“基础人”恶劣得多。但恶劣程度在各个地区有所不同。比如，在东部大区的柴桢省和波萝勉省，他们受到的对待比那些被疏散到西北大区的菩萨省和马德望省的人稍好一些。

　　3.婚姻

　　“民柬”的婚礼和传统婚礼完全不同。夫妇在集体婚礼上结婚。在同一个仪式上结婚的人少则3～10对，多则30～50对，甚至超过100对。大多数男人和女人不被准许选择他们的配偶。各对夫妇由自称是每个人的父母的“安卡”革命组织来包办指定。有的夫妇在婚礼仪式之前不知道他们未来配偶的名字和长相。他们自己的家人，通常也不被准许参加婚礼或参与作任何决定。传统的服装、舞蹈、歌唱和宗教仪式都被禁止了。有时候女人被强迫和在战争中伤残了的士兵结婚。那些拒绝接受伤残男人的女人会遭到监禁和折磨，或被强迫去远离他们家人的地方服苦役。有些面临被强制结婚的女人自杀了。

　　强迫婚姻在1975年红色高棉胜利后增多了。更多的夫妇被强迫在同一时间结婚。在婚礼那天，男人和女人被要求站成两排。然后村长要求夫妇互相携手并宣誓他们会共度一生;这样就表示他们结婚了。送上一些吃的东西后，这个简短的婚礼就结束了。

　　结婚以后，夫妇只被允许住在一起几天，然后各自回他们的生产组。每隔7～10天会被允许回家聚会一次。

　　红色高棉对传统婚礼的看法，和他们对宗教活动及学校教育的看法一样：那是浪费时间，对稻米生产毫无帮助。集体婚礼被确立，因为这只需要很少的时间;可以把省下的时间奉献给合作社工作，或者奉献给红色高棉所说的“超级革命大跃进”，那是从共产主义中国学习并发展出来的新口号。“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想要确保出生的孩子会继续这场革命。对红色高棉来说，这种集体婚礼的主要目的，不是建立一个个家庭单元，而是生产能为革命效力的孩子。

　　4.儿童权利和劳动被蹂躏

　　在“民主柬埔寨”，没有正规学校，孩子们就在树底下或者人家里学习。他们的老师常常是只有很低读写能力的贫农。尽管在1978年有的地区在学校教育方面稍有改进(儿童可以得到每天2～3个小时的小学教育)，但完整的正规学校却从来没有过。红色高棉说：“不再有可看到的文凭。如果你想要学位，你只有在修建堤坝或运河中得到。”还说：“读书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和革命。”

　　在孩子们学习字母和拼写的时候，他们受到的教育大部分是政治教育。红色高棉例行性地把年轻的孩子从各自的家中带走参加那种强行灌输思想的训练班，为了使他们将来能成为士兵、卫兵和传令兵。

　　在“民主柬埔寨”，给儿童分派工作。他们收集粪肥，割草，收集人粪作肥料，还携带武器上战场，在战场上他们有时候被杀死或者受伤。另外，孩子们通常和他们的父母分开住，不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乐趣。

　　年轻的孩子们被教的是，“‘安卡’是所有孩子的父母，也是所有年轻人的父母。如果父母打孩子，这意味着他们藐视‘安卡’，所以‘安卡’不会可怜他们。”干部要孩子们监视他们的家人。如果“安卡”要孩子们杀死自己的父母，这些儿童甚至也敢照做。随着时间过去，成千上万的儿童变得只相信“安卡”告诉他们的话，学会了服从“安卡”的指挥。

　　在1977～1978年对越南的战争中，很多士兵死亡或受重伤。红色高棉于是招募了儿童上前线，数千孩子在战场上受伤或被杀死。

　　5.强迫劳动

　　“民主柬埔寨”的每个人都被指派工作。年幼的孩子做轻工作，老年人则照看小小孩、家禽家畜或者编篮子和筐。最繁重的任务分配给成年人(那些14岁以上的人)。他们得挖掘水渠和水库，建造堤坝，伐木，整理土地，种植和收割稻子。受到党信任的几千人则被派到金边的工厂去工作。

　　几乎每个人都每星期工作七天，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没有休息日，也没有够量的食品。他们有时候从日出工作到半夜，如果月亮足够亮。没有月光的时候，就架起火堆来照亮稻田。如果有人试图质疑合作社领导人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他们会被说成是“革命的敌人”并会被送去受“再教育”。工作中犯有重复性的或严重的错误则可能导致死刑。这些做法违反了“民主柬埔寨”宪法。《宪法》第十二条写道：

　　● 每个柬埔寨公民对不断提高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生活享有充分权利。

　　● 每个民主柬埔寨公民有生活保障。

　　● 所有的工人是他们工厂的主人。

　　● 所有的农民是稻田和原野的主人。

　　● 所有的其他劳动者有权利工作。

　　● 在民主柬埔寨绝对没有失业。

　　6.清洗和杀戮

　　红色高棉总是在搜索敌人并认为到处都有他们的敌人。受怀疑的人被冤枉指控为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做事，给苏联秘密警察做事，或者是给越南人做事。

　　1977和1978年对越南的战争引起广泛的大清洗。1977年下半年，波尔布特从中国回国之后，越南部队进入了柬埔寨东部。他们在几个月后撤离，带着数百名柬埔寨平民和他们同行。于是，红色高棉指控东大区的人和干部与越南人合作，导致大批人被逮捕和处决。

　　在东大区，最残酷的大清洗发生在1978年几个反对“民主柬埔寨”的单位造反之后。从6月到9月，对越南的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东大区的很多地方成为“民主柬埔寨”政府和这些反叛部队之间的战场。东大区有多达十万人死于战场或被处决。

　　1977年在北大区也发生了一场清洗。这场清洗集中打击受过教育的人，以及和1976年初以前担任此大区书记的Koy Thuon有关系的人。在这一清洗期间，“安卡”逮捕了情报部长Hu Nim，Koy Thuon的导师Tiv Ol以及他的很多同事，其中包括Phok Chhay和Doeun。在“民主柬埔寨”期间发生了几次未遂政变和反叛(特别是占族穆斯林的反叛)，但是由于都未成功，这些政变和反叛只是加强了对内部敌人的搜索，从而导致了全国性大清洗。

　　安全系统

　　1.安全中心

　　尽管东大区1978年的清洗在“民主柬埔寨”是最残酷的一次，在这个国家的其他部分也有千千万万的人遭到逮捕，并在很多情况下被杀害了。拥有近200个监狱的红色高棉安全系统无处不在。红色高棉不把这些监狱叫“监狱”，而叫做“安全办公室”或者“安全中心”。安全中心在“民主柬埔寨”分为五个级别。这些监狱用来拘留、审讯和行刑。关在最下面的三个级别(地区、区、小区)的监狱中的囚徒，主要是以前朗诺政府的士兵或者文职人员，其余的是被指控偷窃、开小差或说了“安卡”坏话的人。在大区一级的“安全中心”关押了上千囚徒。那些监狱一般用来关押那个大区的红色高棉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以及被指控在那个大区犯罪的人。最高级的是在金边的中央安全中心，编号为S-21。关在那里的囚徒几乎全是被指控背叛革命的红色高棉干部和士兵。

　　在低级别的监狱中，刑罚不算严重，囚徒通常从“安全中心”转送到劳动改造营，在那里强迫他们建房子、种菜，或者做饭。很多曾被关押在那些“安全中心”的囚徒在1976年以前被释放了。但是在那以后，几乎没有一个囚徒从区级的或者地区级的监狱中被释放。关在S-21 监狱中的囚犯则仅有极少数活了下来。

　　2.“安卡”的敌人

　　红色高棉要让他们的革命和所有的柬埔寨人保持纯洁。人在思想和社会背景两方面都必须纯洁。贫苦农民被认为是最纯洁的革命者。除了他们，红色高棉不相信任何别的人。有些人只是轻微违反了法规，比如抱怨工作繁重或者偷吃食物，都会被戴上“国家敌人”的帽子，还经常被处死。红色高棉领导人把敌人划分成两类：“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

　　“内部敌人”是“新人”或者“4月17日人”，以及来自先前社会的那些被划为“资本家”或“封建主”阶级成分的人。这个类别也包括非高棉族人。党中央关注这些“内部敌人”远甚于其他事情。被当作“内部敌人”攻击的目标群体包括：

　　“高棉共和国”的官员：1975年，红色高棉施行了数千个草草判决的死刑。他们把处死对象从“高棉共和国”领导人一直扩大到下面的士兵。任何为朗诺服务过的人都是处死对象。他们的家人和亲戚也常常被处死。幸运的是，数千过去的士兵和文职人员设法隐瞒了他们的身份而活下来，甚至活到了“民主柬埔寨”垮台。

　　少数民族：为了进行他们的革命，红色高棉偏爱跟前政府没有关系的高棉族人。所有被“安卡”怀疑和认为不能信任的少数民族人，都遭到迫害。

　　高地土著：在夺得政权以前，很多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住在东北大区的山民中间。红色高棉领导人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忠心耿耿。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波尔布特的贴身卫兵。但是尽管这个政权声称尊重和信任他们，早在1972年初就开始把他们从蒙多基里省的其他部分迁到死了很多人的Kon Nhek区去。那些拒绝搬走的人被处死。

　　占族穆斯林：红色高棉强迫占族人离开他们的村庄，分散住到高棉族人中间去。占族被禁止说自己的语言或举办伊斯兰教活动。红色高棉杀死了占族的很多领导人以及任何一个被怀疑抵制政府政策的人。更为严重的是，红色高棉强迫占族人吃猪肉，那是他们的宗教所不允许的。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千千万万占族人被杀害或死于疾病、饥饿和过度劳累。

　　越南人：1975年，越南人被成批驱逐出柬埔寨。只有很少一些和柬埔寨人结了婚的越南人留了下来。在1977和1978年，政权开始有系统地杀那些人。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活了下来。他们被单挑出来杀害，仅仅因为他们是越南人。

　　华侨：这个群体中有很多企业主，也被强迫长途跋涉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如果他们劳动不努力，会受到粗暴对待，但是他们不会被作为一个群体单挑出来杀害。知识分子：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有些受过很好的教育，却把别的受过教育的人视为国家的潜在敌人。“民主柬埔寨”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是把国家变成外国的傀儡的腐败阶级的成员。知识分子中的很大部分成为杀戮目标;受过教育的人只得假装不识字。他们只有隐瞒自己的知识和专业训练才能幸免于难。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数千名学校教师以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杀害了。

　　被指控为“叛徒”者：很多红色高棉干部被指控“背叛”了革命及“勾结”越南人。犯了小过错的普通人也常会被指控为革命的“叛徒”。那些“叛徒”坦白交待的“罪行”一般是：没有请示他们的组长就探视家人，打破了厨房用具，偷吃食品，批评“安卡”，没有准时去劳动，工作不够努力，抱怨生活条件，戴珠宝首饰，搞男女两性关系，为亲戚朋友去世而悲伤难过，以及表现宗教感情。有些人因工作繁重和营养不良而生病，却被指控为假装生病，被定为诈病怠工。这样的人常常会无影无踪地消失。在“民主柬埔寨”时期，工作不合要求，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红色高棉的口号说：“‘安卡’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必须完成‘安卡’的命令。同志，别讨价还价!”

　　“外部敌人”是指美国及其盟国如泰国，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越南和苏联。红色高棉认定这些国家想要侵犯柬埔寨并把柬埔寨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他们也指控很多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士兵和干部——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服务。红色高棉把这些人叫做“隐藏在内部掘洞的敌人”。这些人包括和以美国为首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修正主义的霸权大国苏联和越南及其盟国有关系的人。大部分“外部敌人”被没有根据地指控为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苏联秘密警察或越南做事。能说外国语的柬埔寨人也被红色高棉认为是外国特务。这一指控成为地方权力当局处死他们不喜欢的人的方便借口。

　　3.逮捕和监禁

　　1976年晚期和1977年早期，搜索隐藏的内奸成为红色高棉的主要活动。有一条标语“你必须知道如何跟踪追查。把一切报告给‘安卡’”，鼓励村民们互相盯梢。其他发现敌人的方法还包括监视、告密、经常写个人自传，以及“坦白交代”。一旦发现了敌人，就会把他们的名字报告到区上的委员会，然后实行逮捕。“安卡”很少在公众中间逮捕一个人。如果一个合作社员被怀疑，干部会告诉他：“‘安卡’邀请你去受进一步的教育。”在这样的伪装下，很多受害者被带走监禁起来，而且常常不经认真调查是否真的犯了那一罪行，就被处决。红色高棉说：“宁可抓错十人，也不放走一个罪人。”

　　4.审讯和折磨

　　罪名较轻而被关在低级别监狱中的人，通常遭到营养缺乏、不予治病和粗暴的对待。虽然很多人在这样的条件下死亡，还有些人并没有遭受酷刑或被杀。但是在高级别的红色高棉的安全中心，比如S-21，刑讯和酷刑折磨是普遍的。

　　5.死刑

　　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多达五十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和“反国家罪”处死了。成千上万的没有务农经验和技能的“新人”还未经判决就消失了。被遣送到遥远的森林或者田野中之后，只因犯有过错或让他们的上级领导生气了，他们就被杀死了。有的受难者是被活埋或闷死的。每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如果被人知道，几乎都被处死了。没有人敢戴眼镜或者说外语，因为这些都是受过教育的迹象。特别是城市里的很多柬埔寨人，只能隐瞒他们的过去和专业，并假装是文盲。

　　处死方法多种多样。被指控是革命的叛徒或敌人的人被送到审讯中心。在那里关押几个月后，他们就被带到杀人场地，在那里他们被强迫在尸坑的边沿跪下。他们的后背或头部遭到铁锹、锄头、或棍棒猛击。有时候，人们一起被枪扫射并被埋在有上百个尸体的大坑里。另一些人被用塑料袋闷死。在乡村，树林里有不少井，被囚禁的人被用卡车运到井边，然后被推打进井里。

　　有时候，整个家庭的人都被处死，仅因为其中一个家庭成员犯了过失。他们按照红色高棉“斩草要除根”的说法，查找出全家人来杀死。

　　概述

　　“红色高棉”是西哈努克亲王在 1960 年代给他的共产主义反对者们的名称。他们的正式名称是“柬埔寨共产党”。这个党在1975年4月17日控制了柬埔寨。

　　柬埔寨共产党在1976年创建了“民主柬埔寨”政权，并且统治这个国家直到1979年1月。在1977年以前，这个党的存在一直是被保守的秘密。在柬埔寨共产党之外的人不知道谁是这个党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称呼他们自己为“Angkar Padevat”，意思是“革命组织”。

民主柬埔寨国旗

　　在1975年取得政权之后，红色高棉把两百万住在金边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驱赶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千千万万的人在撤离城市期间死去。

　　红色高棉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贯彻实行其激进的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他们要把柬埔寨转变为一个乡村性的、无阶级的社会。那个社会里没有富人，没有穷人，没有剥削。为了实现这一转型，他们废除了货币、自由市场、正常的学校教育、私有财产、外来服装式样、宗教活动以及柬埔寨传统文化。公立学校、佛塔、寺庙、教堂、大学、商店和政府建筑或者被关闭，或者被改变成监狱、畜舍、再教育劳动营和仓库。没有公共和私人交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非革命的娱乐。休闲活动被严格限制。全国人民，包括“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都必须穿黑色衣服，那是他们的传统革命服装。

　　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所有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权利。人们不可以离开他们所在的合作社外出。这个政权也不准许任何人集会或举行讨论。如果三个人聚会谈话，他们会被指控为“敌人”而遭到逮捕或者处决。

　　家庭关系受到严厉批判。人们被禁止表达甚至轻微的爱情、幽默及怜悯。红色高棉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只相信、服从和尊敬“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被称为每个人的“父亲和母亲”。

　　红色高棉宣称只有有纯洁的人有资格来建造革命。刚一夺得政权，他们就逮捕和杀害了数千名朗诺将军领导的“高棉共和国”政权的士兵、军官和文职官员。这些人被视作“不纯分子”。在随后的三年里，他们处决了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少数民族如占族、越南人和华人，还有大批他们自己的战士和党员——这些人被指控是“叛徒”。

　　在柬埔寨共产党的1976年“四年计划”中，柬埔寨人被要求在全国的每公顷土地上产出三吨大米。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在一年的全部十二个月里种植和收获水稻。在大多数地区，红色高棉强迫人们一天劳动十二小时以上，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够量的食品。1977年底，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爆发了冲突。数万人被派去打仗，数千人丧生。1978年12月，越南军队和柬埔寨民族救国联合阵线的武装力量攻入柬埔寨。他们在1979 年1 月7日占领了金边。

　　红色高棉领导人于是向西逃跑，并在中国和泰国的帮助下，在泰国领土上重建了他们的武装力量。联合国投票表决，授予反越共的抵抗运动(包括红色高棉在内)在联合国大会的席位。从1979到1990年，联合国承认“民主柬埔寨”是柬埔寨唯一的合法代表。

　　1982年，红色高棉和西哈努克亲王以及非共产主义的领导人Son Sann建立了一个三方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在越南的帮助下，在金边建立了一个新政府——由韩桑林(Heng Samrin)领导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红色高棉一直存在到1999年，那时其所有的领导人不是已经投向了“柬埔寨王室政府”，就是已经被逮捕或者死亡了。但是他们遗留的问题还在。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近两百万柬埔寨人或因缺乏药品和医疗服务而死于疾病，或死于饥饿、处决以及过度劳累。在这个政权体制下活过来的人们则因他们的经历而遭到了严重的伤害。

　　谁是红色高棉?他们如何取得权力?

　　1.早期共产主义运动

　　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在1940年代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中。1950年4月，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200名代表在贡布省集会，建立了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自由统一战线”，也被叫做“自由高棉”。这个小组与越南合作反对法国。

　　“自由统一战线”由 Son Ngoc Minh领导。他原是Unnalaom佛塔的一名非神职官员。Chan Samay是“战线”的第二领导人，Sieu Heng任“战线”的书记。几乎所有的“战线”成员都是说越南语的柬埔寨人。他们中有的人成为在越南建立的印度支那共产党成员。大多数“战线”的新成员是被吸引进革命事业的农民。其他的是在国外留学时成为共产主义分子的民族主义学生。

　　那些学生中有的后来成为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中有波尔布特、宋先、乔森潘、英萨利。他们把农民和全世界的穷人看作被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役和压迫的人。他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是柬埔寨取得独立和社会平等的唯一道路。

　　2.“高棉人民革命党”建立

　　1951 年，随着印度支那反法斗争逐步升级，越南共产党人指导建立了“高棉人民革命党”。其秘密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Son Ngoc Minh 执掌最高位置，Sieu Heng主管军事，Tou Samouth主管意识形态训练，Chan Samay主管经济事务。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在1954年结束时，法国军队从印度支那撤退，而越南独立阵线战士从柬埔寨撤出。然而有些越南军事人员和顾问仍然留在柬埔寨。为了政治体制发生改变时革命的安全，Sieu Heng、Chan Samay和一千多名“高棉人民革命党”干部和积极分子逃到了越南。他们和Son Ngoc Minh以及其他早先来到那里的人们会合。

　　Sieu Heng很快就和Nuon Chea(一个已经在泰国和越南受过训练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人)及其他老干部一起转回柬埔寨。因党的领导人Son Ngoc Minh在河内，“高棉人民革命党”由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领导。Sieu Heng是书记。So Phim是副书记。农谢名列第三。So Phim(他在“民主柬埔寨”时期成为东区领导人)是第四号人物。这个党的管理权掌握在越南干部Phan Van Ba手里。此人住在柬埔寨并且声称越南人将继续控制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

　　Tou Samouth主管该组织在城市地区的活动。农谢和刚从法国学习回来的波尔布特是他的助手。金边的共产主义者以波尔布特为纽带建立了一个名叫“人民党”的合法政党。这个政党参加了日内瓦协议书承诺的1955年全国大选。党主席Keo Meas是Tou Samouth的门生。

波尔布特

　　波尔布特协助撰写了“人民党”的章程和政治纲领。他也和“民主党”建立了联系，那个党和西哈努克亲王新建立的“人民社会主义社会党”在1955年大选中竞争。波尔布特相信，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倾向的“民主党”将赢得选举并给共产主义者增添政治势力。

　　然而，波尔布特严重失算。“人民社会主义社会党”赢得了国民代表大会中的几乎所有席位。而“人民党”仅仅得到了3%。Sieu Heng很快就相信共产主义事业在柬埔寨没有希望，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强烈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政治纲领，而非革命思想。而且，一些“自由高棉”运动成员也放弃了抵制，参加了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府。

　　1956年，Sieu Heng秘密接触了亲王军队的参谋长朗诺。朗诺答应给他安全保障。1959年，Sieu Heng转向投降西哈努克政府，使得权力当局能够抓获很多“高棉人民革命党”的地下秘密干部。按照波尔布特所说，从1955到1959年，90%左右的“高棉人民革命党”成员被逮捕和杀死了。到1960年代初，只有八百名干部依然活动，仅有两个乡村地区党支部还能完全运转：东部地区，以磅湛省为基地;西南地区，以茶胶省为基地。Tou Samoth、波尔布特和农谢，在另外两个也在法国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英萨利和宋先的协助下，在金边继续党的活动。

　　3.“柬埔寨工人党”

　　1960年9月28至30日，“高棉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大会在金边火车站一带秘密召开。七名来自城市支部的代表和十四名来自乡村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个代表大会重组了该党，建立了新的政治路线，还把党的名字改为“柬埔寨工人党”。Tou Samouth任该党书记。农谢任副书记。波尔布特那时候列名第三，在1961年成为党的第二副书记。

　　1962年Tou Samouth失踪之后，该党于1963年2月7召开了紧急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波尔布特为书记。曾在党内有更高地位的农谢没有被选为书记，因为他是已叛变的领导人Sieu Heng 的姻亲。而且，由于他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想要“柬埔寨工人党”变得强大，他并没有跟波尔布特竞争。他继续任副书记，三十多年里一直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实权人物。

　　成为党的书记之后，波尔布特立刻就住到了越南东北部的叫做“办公室100”的军事基地，那里是他的庇护所。1965年，他走上了“胡志明小道”到河内和北越会谈。他也访问了中国和朝鲜。波尔布特在中国受到比在越南更热情的招待，他对他的党必须奉承越南的想法感到怨恨。

　　4.柬埔寨共产党

　　1966年9月回国以后，波尔布特把党的名字改为“柬埔寨共产党”，因为他想要减少越南共产党的影响力并强化与中国的关系。那时的中央委员会由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Vorn Vet，以及宋先组成。

　　在1960年代后期，柬埔寨共产党(西哈努克亲王将其称为“红色高棉”)吸收了更多新成员。他们中很多人住在亲王的军事力量不能达到的靠近越南边境的偏远地区。从1966到1979年，党的总部设在腊塔纳基里省。

　　1970年3月，朗诺将军和他的亲美国的幕僚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政变，罢黜了国家首脑西哈努克亲王。很快，越南党和红色高棉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成千上万的人民拒绝拥护美国支持的政府——朗诺的“高棉共和国”——并加入红色高棉来帮助西哈努克恢复权力。在那个时候，西哈努克流亡到中国。在中国、北越和柬埔寨共产党的鼓励和支持下，他建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和名为“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流亡政府。柬埔寨共产党成员成为这个政府的官员。

　　这些发展为红色高棉创造了机会。北越和中国支持他们，而西哈努克亲王呼吁柬埔寨民众进入丛林以帮助推翻朗诺政府。高棉共和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对共产党的运输线和基地猛烈轰炸，却给红色高棉造成了更多的支持者，红色高棉的武装力量在数量上增加了。

　　1970年，越南共产主义武装力量纵深进入柬埔寨，与红色高棉合作为反朗诺部队招募和训练士兵，使其从1970年的3000人增长到1973年的40000多人。在越南的援助下，红色高棉开始在战场上击败朗诺的军队。在1972年底，越南从柬埔寨撤出，把战争的主要责任移交给了柬埔寨共产党，虽然数千名越南人仍然作为技术顾问留在柬埔寨。

　　从1973年1月到8月，在美国的帮助下，高棉共和国政府在柬埔寨投下了五十万吨炸弹，可能造成300000人丧生。轰炸推迟了红色高棉的胜利，但是同时也导致那些憎恨轰炸和在轰炸中失去了家人的人加入红色高棉的革命。

　　红色高棉的战士比高棉共和国政府的士兵更为活跃、更有纪律，而且他们能够经受得起药品和食物短缺。此外，一些“高棉—河内人”回到柬埔寨协助红色高棉。这些人在全国各地被给予初级职位，但是当大多数越南顾问在1973年回国以后，他们在来自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的命令下被秘密杀害了，这些领导人要摆脱越南人的影响。

　　1973年初，约85%的柬埔寨领土控制在红色高棉手里，而朗诺的军队几乎失去了攻击能力。

　　但在美国的协助下，这个军队还和红色高棉继续作战了两年多。

　　红色高棉取得权力

　　1.红色高棉进军金边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延续五年的外国干预、轰炸和内战结束了。这一天，金边落入共产党武装力量手中。

　　身穿黑色和绿色制服的造反者们从四面八方进入首都。城市里的人们涌上街头，挥舞着白布欢呼。但也有很多人由于害怕他们将会被逮捕或者枪杀而躲在家里，因为红色高棉很快就通过广播宣布，他们不会跟任何人会谈，并将处决前政府的高层官员和军队将领。

　　数百名外国人和一些柬埔寨人到Le Phnom旅馆(现在的Le Royale 旅馆)寻求庇护，国际红十字会已经宣布那里是中立地区。但是当红色高棉入侵这个旅馆时，外国人、记者，可能还有数百柬埔寨人逃往法国大使馆。红色高棉命令在这个使馆避难的柬埔寨人到农村去当农民。六百一十来名外国人在使馆里过了两个多星期以后，被用卡车带到了泰国边境。

　　金边刚刚解放，红色高棉就处死了三名高棉共和国的资深领导人和数百名其他官员及军官。这三名领导人是Long Boret总理，Sisowath Sirik Matak王子，以及朗诺的兄弟Lon Non。朗诺已在早些时候拿着一百万美元养老金离开了柬埔寨。美国曾提出带这三名领导人去美国，但是他们拒绝离开。Sirik Matak王子写信给美国大使馆：

　　我诚挚地感谢你们来信和你们帮我走向自由的提议。然而我不能以这样怯懦的方式离开。对你们，特别是对你们伟大的国家，我从来不曾片刻相信你们会有抛弃那些选择了自由的人民的想法。你们已经拒绝保护我们，对此我们毫无办法。我只是犯了信任美国人的错误。我亲爱的朋友，请接受我的真诚友好的感情。

　　2.撤空城市

　　柬埔寨城市里的大多数人相信在新政权统治下他们能和平地生活，大家将一起努力理顺这个国家。但是，在占领金边仅仅几个小时之后，红色高棉士兵就开始朝天开枪，作为撤离城市的信号。

　　红色高棉立即强迫两百万金边居民到乡村去，其中包括一百万战时难民。一星期内，原由“柬埔寨共和国”政府控制的金边和其他城市的居民就被强迁到乡村地区从事农业劳动。

　　所有的人都被从城市遣散，无一例外。各医院里的病人都被撤了。数千被遣散者，特别是年幼、年老和有病的人，死在路上。很多怀孕的女人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分娩而死亡。有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失散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什么在发生。

　　对于为什么要撤空城市，红色高棉给出了许多理由。在疏散期间，他们告诉人们，美国人将要来轰炸金边，还告诉人们撤离时不用锁上他们的家，因为两三天后就会回来。

　　“民主柬埔寨”的副总理英萨利主管外交事务，他后来辩解说撤空城市是因为缺乏设施和交通工具为城市供给食品。而波尔布特在1977年10月访问中国时说，撤空城市是为了粉碎“敌对特务组织”。

　　大多数历史学者一致认为，红色高棉决心把这个国家改变成一个把腐败、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连根拔掉的工人和农民的国家。他们认为城市是邪恶的，对他们的革命来说，只有乡村的农民才足够纯洁。

　　在疏散之后，金边变成了一座“鬼城”，只住有大约4万人。留在那里的人是行政官员、战士和工厂工人。城里的唯一的商店(中央市场)是给外国的外交人员供应伙食的。红色高棉把这个国家与世界隔绝。他们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这个国家，也不准任何柬埔寨人离开。

　　在波尔布特和其他高棉共产党人进入金边的空城几天之后，红色高棉为战争中死亡的人举行了一次悼念仪式。在北京，一万多人和许多中国领导人集会庆祝共产主义力量击败了美国支持的政府。

　　然而，作为反朗诺政府的挂名首脑的西哈努克亲王却没有出席这一集会。他正在他母亲的病床边。此时他的母亲Sisowath Kossamak王后在北京病危。西哈努克亲王从1970年起就流亡北京。在那里中国政府给了他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双重支持，并提供了舒适的居住条件。这位亲王后来发出了一份声明，称赞红色高棉的胜利。

　　民主柬埔寨政府的组成

　　1.“安卡”

　　虽然红色高棉已经与朗诺的高棉共和国作战有五年之久，但是外界对其活动及领导人却几乎一无所知。在统治柬埔寨的大部分时间中，柬埔寨共产党也一直保守这些秘密。

　　“安卡”，意思是“革命组织”，由柬埔寨共产党党员组成。他们一直在波尔布特的控制之下。

　　1975年9月，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波尔布特、农谢、So Phim、英萨利、宋先、塔莫和Vom Vet组成。1977年，委员会增加了三名成员(NhimRos、乔森潘和Ke Pauk)。波尔布特、英萨利、宋先和乔森潘都曾在法国留学，而农谢则在泰国和越南受教育。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虽然能读和写，但是教育程度较低。

　　2.西哈努克亲王回到柬埔寨

　　在1975年底以前，红色高棉把他们自己称作“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这个政府1970年在北京建立，西哈努克亲王为其首脑)。到1972年，红色高棉控制了几乎全部抵抗力量，但是为了得到国际承认和内部支持的缘故，他们继续以西哈努克亲王及其流亡政府为门面，在其后面操作。

　　1975年7月，红色高棉邀请亲王回国，那时候亲王正流亡住在朝鲜的平壤。在回到柬埔寨之前，亲王飞到北京会见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住在医院里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他后来说，“我决定返回柬埔寨并不表示我事实上认同红色高棉，但是我必须为中国和周恩来总理的名誉牺牲我自己，因为周恩来总理对柬埔寨和我自己的帮助如此之多。”9月初，他和妻子由宾努(“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总理)、乔森潘、leng Terith和一些王室家族成员陪同回国。

　　亲王很快就主持召开内阁会议，但是不被允许在会议上讲话。共产党统治者给他的国家首脑头衔并无实权。回到柬埔寨三个星期之后，亲王被派往联合国要求得到柬埔寨在联合国大会的席位。在国内，很多他的支持者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西哈努克亲王的二十来名家庭成员死于“民主柬埔寨”时期，还有至少七名其他王室成员在堆斯陵监狱被处死。

　　3.宪法

　　1975年12月15日至19日，在金边，由一千名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批准了宪法文本，并在1976 年1月15日正式颁布。国家正式改名为“民主柬埔寨”。根据宪法设立了有250个席位的参议院，其中150个成员代表农民，50个代表工人和其他劳动者，50个代表革命军队。这个宪法完全没有提到柬埔寨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仅仅在1976年4月开过一次。

　　新的国歌的标题是“4月17日，伟大的胜利”。歌词是波尔布特写的。新的国旗为红色，中央是黄色的吴哥古迹的三塔形象。

　　4.西哈努克亲王辞去国家元首职

　　1976年3月11日，柬埔寨共产党常务委员会开会讨论西哈努克亲王的辞职事。他们同意接受辞职，但是不允许亲王离开这个国家，也不允许他发表谈话或会见外国使节。已经存在两千年的柬埔寨王室完结了。

　　1976年4月，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议。大会一致同意西哈努克亲王的辞职请求，给他每年8000美元的养老金，但这笔钱从来未付过。他和家人被软禁在王宫中的一个小房子里。亲王在那里一直住到1979年1月，“民主柬埔寨”垮台以前。

　　5.“民主柬埔寨”的政权结构

　　“民主柬埔寨”唯一活动的组织，是秘而不宣的柬埔寨共产党。庞大的各部门在金边建立起来，包括英萨利领导的外交部，宋先主管下的国防部，Cheng An领导的工业部，以及Vorn Vet主管的经济部。唯一有权威作决定及制定政府政策和法规的机构是柬埔寨共产党的常务委员会，以波尔布特为书记，农谢为副书记。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从不在意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或规章。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担任部长职务。

　　6.改变建党日期

　　1976年3月，中央委员会决定把柬埔寨共产党的诞生日期定为1960年而不是1951年。领导人决定，任何在1960年以前加入该党的人都不再被认为是党员。他们不想承认1960年以前越南的指导作用的重要性。他们要否认越南对这个党的影响并打破和越南的任何链接。

　　柬埔寨共产党继续以“革命组织”的名义秘密地领导着这个国家。然而，1977年9月，在波尔布特访问中国之前，他公开宣布了柬埔寨共产党的存在以及他自己作为“民主柬埔寨”总理的职务。

　　“民主柬埔寨”的行政部门

　　1976年，柬埔寨共产党把“民主柬埔寨”划分成六个地理大区。每个大区包括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老省份或者老省份的部分。柬埔寨共产党又把这些大区分为32个地区，并给所有的大区和地区编了号。在地区下面是区、小区和合作社。

　　东大区。So Phin是大区书记，他在1978年自杀。东大区的组成为：波萝勉省和柴桢省，磅湛省的湄公河东部分，以及由桔井省和干丹省的一些部分组成的一个区。这个大区划分为五个地区。

　　西南大区。塔莫是其书记。这个大区管辖茶胶和贡布省，磅士卑省的两个地区， 干丹省的五个地区。

　　北大区。Koy Thuonalians Thuch从1970年到1976年初任这个大区的书记。1976年他被逮捕并在堆斯陵监狱被处决后，Ke Pauk成为书记。1977年Kang Chap成为北大区的书记。这个大区包括磅同省、磅湛省的湄公河以西部分，以及桔井地区。

　　西北大区。Nhim Ros是大区书记。这个大区包括菩萨省和马德望省，有七个地区。

　　西大区。Chuo Chet是其书记。大区包括戈公省和磅清扬省，以及磅士卑省的一部分。它有五个地区。

　　东北大区。这个大区的书记Ney Sarannaka Ya在1976年被清洗。它包括腊塔纳基里和蒙多基里省、上丁省的湄公河以西部分，以及桔井省的一部分。

　　1976年，“民主柬埔寨”新建了两个自治区，由中央委员会直接管辖而不经由大区领导。这两个自治区是：暹粒—奥多棉吉地区和柏威夏地区。磅逊(今为西哈努克市)在组织上是和大区分开的。

　　中央大区在1977年建立。它占了原来的北大区，而新的北大区移到了暹粒—奥多棉吉和柏威夏地区。桔井地区和蒙多基里地区被从东北大区中划出成为自治区。

　　“四年计划”(1977～1980)

　　为了废除城市生活并在扩大水稻生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撤空了城市。在1976年初，柬埔寨共产党匆匆忙忙地写了第一个四年计划(1977～1980)，要把所有的私有财产集体化，并把水稻种植放在国家的首要优先位置上。在国防之外，集体化是“民柬”最重要的政策。

　　柬埔寨人在过去从来没有被集体化过。但是在1976年，每个人都被要求交出他们的私有财产(包括厨房用具)以供集体使用。作为集体化过程的一部分，柬埔寨家庭被打破，人们被分派到各工作小组中。丈夫和妻子被分开，孩子们也被和他们的父母分开。

　　这个四年计划把取得平均每公顷土地生产三吨稻米作为目标。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柬埔寨人以前从未被强要在全国性规模上生产出过那么多稻米。而且，这个国家已经被战争弄得百孔千疮，缺少工具、牲畜和健康的劳动力。

　　这个四年计划也包括了种植蔬菜的安排，并指望从原木、渔业、畜牧业和林场等取得收入。“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希望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并且将其从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国家。

　　然而，领导人们无视实行这个计划的困难，以及过度劳作、恶劣的生活条件、营养不良、缺乏自由和基本权利、缺医少药等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悲惨情况。整个“民主柬埔寨”统治期间人民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此外，这个政权剥夺了几乎所有柬埔寨人的快乐和尊严。大多数人民都知道国家发展需要受过教育的人。但是红色高棉杀害了大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并且关闭了全国所有的大学、中小学和其他教育机构。然后他们把没有任何技术方面经验的贫苦农民从乡村派到金边的新工厂工作。

　　“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把全国的稻田分成“一级稻田”和“普通稻田”两种。在“普通稻田”每公顷的产量要求达到三吨，在“一级稻田”则要达到每公顷六至七吨。此外，产量还须逐年增加。

　　在理论上，农作物收成要分成四个部分。一部分给人们吃，每人应得的定量是一年312公斤或者一天0.85公斤。一部分留作种子。还有一部分作储存。最后也是最大的部分卖到国外以赚取外汇，然后可以用来购买农业机械、货物和军火弹药。

　　不幸的是，因为产量几乎从未达到过要求的水平，所以几乎没有稻米留下给人们吃或者作种子。几乎所有的收成都供给了军队和工厂或者出口到中国和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民主柬埔寨”，几乎没有人曾经有过足够的食品吃。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只能吃混有玉米、切碎的香蕉杆或者木瓜树杆的米粥。大多数人一天只能得到半个牛奶罐的大米。只有红色高棉干部和战士能吃到干饭。所有经历过“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幸存者一致认为，他们对那一时期记忆最深刻的，除了繁重的劳动和处决杀人以外，就是食品的极端缺乏。

　　“民主柬埔寨”时期的日常生活

　　1.合作社建立

　　在1970～1975内战期间，住在红色高棉占领区内的大多数人都被组织进了由10～30个家庭构成的“互助组”。但是从1973年开始，特别是1975年以后，“互助组”被重组成有几百人或者包括整个村庄的“初级社”。到1977年，“初级社”被组织为有一千来个家庭或者整个小区的“高级社”。

　　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合作社，以此作为消灭私有财产及资本主义、增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的一个步骤。对红色高棉来说，合作社就意味着人们应该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并共享他们的休闲时间。这样做导致了对家庭生活的严重限制和约束。柬埔寨家庭在一起吃饭已经几千年了，所以，在合作社里吃饭，特别是当食品如此缺乏时，是非常令人不愉快和残忍的。此外，合作社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交出自己所有的私产供集体使用。他们的私产也就是他们的主要生产工具，包括工具、牛、犁、耙、稻种、土地。

　　合作社被设计成在最大可能上自给自足。红色高棉领导人把合作社描述成建设国家的“伟大的力量”和抵御敌人、保卫“民主柬埔寨”的“坚固围墙”。

　　2.两个新阶级

　　虽然红色高棉宣称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平等的国家及推倒阶级之间的樊篱，他们实际上在柬埔寨制造了两个新阶级。他们命名这两个新阶级为“基础人”和“新人”。

　　“基础人”，或叫“旧人”，是那些在1975年4月17日以前就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的农村地区的人。红色高棉把他们划类为“全部权利人”或“候选人”。“全部权利人”必须没有曾经为“高棉共和国”工作过的亲属，他们本人是贫农或者下中农(农民或者劳工)。他们可以投票和竞选，尽管在“民主柬埔寨”时期仅仅举行过一次选举(这个选举不符合国际标准，而且没有公布当选者)。“全部权利人”可以成为合作社或其他单位的头头。“候选人”则有亲戚曾与“高棉共和国”有关系。但他们只要努力工作，会被容忍。

　　“新人”，或叫“4月17日人”，是那些在1975年4月从各城镇被疏散出来的人。其实，他们中很多人是为躲避战乱而从农村逃到城市的。他们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因而受到“革命组织”的仇视和怀疑。他们被划类为“寄生虫”，而且没有权利，就如红色高棉的标语所断言的：“4月17日人是寄生植物。他们是战败者和战俘。”不少幸存者们记得的另一条标语是：“有你没有好处，没你没有损失。”“新人”得到的待遇比“基础人”恶劣得多。但恶劣程度在各个地区有所不同。比如，在东部大区的柴桢省和波萝勉省，他们受到的对待比那些被疏散到西北大区的菩萨省和马德望省的人稍好一些。

　　3.婚姻

　　“民柬”的婚礼和传统婚礼完全不同。夫妇在集体婚礼上结婚。在同一个仪式上结婚的人少则3～10对，多则30～50对，甚至超过100对。大多数男人和女人不被准许选择他们的配偶。各对夫妇由自称是每个人的父母的“安卡”革命组织来包办指定。有的夫妇在婚礼仪式之前不知道他们未来配偶的名字和长相。他们自己的家人，通常也不被准许参加婚礼或参与作任何决定。传统的服装、舞蹈、歌唱和宗教仪式都被禁止了。有时候女人被强迫和在战争中伤残了的士兵结婚。那些拒绝接受伤残男人的女人会遭到监禁和折磨，或被强迫去远离他们家人的地方服苦役。有些面临被强制结婚的女人自杀了。

　　强迫婚姻在1975年红色高棉胜利后增多了。更多的夫妇被强迫在同一时间结婚。在婚礼那天，男人和女人被要求站成两排。然后村长要求夫妇互相携手并宣誓他们会共度一生;这样就表示他们结婚了。送上一些吃的东西后，这个简短的婚礼就结束了。

　　结婚以后，夫妇只被允许住在一起几天，然后各自回他们的生产组。每隔7～10天会被允许回家聚会一次。

　　红色高棉对传统婚礼的看法，和他们对宗教活动及学校教育的看法一样：那是浪费时间，对稻米生产毫无帮助。集体婚礼被确立，因为这只需要很少的时间;可以把省下的时间奉献给合作社工作，或者奉献给红色高棉所说的“超级革命大跃进”，那是从共产主义中国学习并发展出来的新口号。“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想要确保出生的孩子会继续这场革命。对红色高棉来说，这种集体婚礼的主要目的，不是建立一个个家庭单元，而是生产能为革命效力的孩子。

　　4.儿童权利和劳动被蹂躏

　　在“民主柬埔寨”，没有正规学校，孩子们就在树底下或者人家里学习。他们的老师常常是只有很低读写能力的贫农。尽管在1978年有的地区在学校教育方面稍有改进(儿童可以得到每天2～3个小时的小学教育)，但完整的正规学校却从来没有过。红色高棉说：“不再有可看到的文凭。如果你想要学位，你只有在修建堤坝或运河中得到。”还说：“读书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和革命。”

　　在孩子们学习字母和拼写的时候，他们受到的教育大部分是政治教育。红色高棉例行性地把年轻的孩子从各自的家中带走参加那种强行灌输思想的训练班，为了使他们将来能成为士兵、卫兵和传令兵。

　　在“民主柬埔寨”，给儿童分派工作。他们收集粪肥，割草，收集人粪作肥料，还携带武器上战场，在战场上他们有时候被杀死或者受伤。另外，孩子们通常和他们的父母分开住，不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乐趣。

　　年轻的孩子们被教的是，“‘安卡’是所有孩子的父母，也是所有年轻人的父母。如果父母打孩子，这意味着他们藐视‘安卡’，所以‘安卡’不会可怜他们。”干部要孩子们监视他们的家人。如果“安卡”要孩子们杀死自己的父母，这些儿童甚至也敢照做。随着时间过去，成千上万的儿童变得只相信“安卡”告诉他们的话，学会了服从“安卡”的指挥。

　　在1977～1978年对越南的战争中，很多士兵死亡或受重伤。红色高棉于是招募了儿童上前线，数千孩子在战场上受伤或被杀死。

　　5.强迫劳动

　　“民主柬埔寨”的每个人都被指派工作。年幼的孩子做轻工作，老年人则照看小小孩、家禽家畜或者编篮子和筐。最繁重的任务分配给成年人(那些14岁以上的人)。他们得挖掘水渠和水库，建造堤坝，伐木，整理土地，种植和收割稻子。受到党信任的几千人则被派到金边的工厂去工作。

　　几乎每个人都每星期工作七天，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没有休息日，也没有够量的食品。他们有时候从日出工作到半夜，如果月亮足够亮。没有月光的时候，就架起火堆来照亮稻田。如果有人试图质疑合作社领导人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他们会被说成是“革命的敌人”并会被送去受“再教育”。工作中犯有重复性的或严重的错误则可能导致死刑。这些做法违反了“民主柬埔寨”宪法。《宪法》第十二条写道：

　　● 每个柬埔寨公民对不断提高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生活享有充分权利。

　　● 每个民主柬埔寨公民有生活保障。

　　● 所有的工人是他们工厂的主人。

　　● 所有的农民是稻田和原野的主人。

　　● 所有的其他劳动者有权利工作。

　　● 在民主柬埔寨绝对没有失业。

　　6.清洗和杀戮

　　红色高棉总是在搜索敌人并认为到处都有他们的敌人。受怀疑的人被冤枉指控为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做事，给苏联秘密警察做事，或者是给越南人做事。

　　1977和1978年对越南的战争引起广泛的大清洗。1977年下半年，波尔布特从中国回国之后，越南部队进入了柬埔寨东部。他们在几个月后撤离，带着数百名柬埔寨平民和他们同行。于是，红色高棉指控东大区的人和干部与越南人合作，导致大批人被逮捕和处决。

　　在东大区，最残酷的大清洗发生在1978年几个反对“民主柬埔寨”的单位造反之后。从6月到9月，对越南的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东大区的很多地方成为“民主柬埔寨”政府和这些反叛部队之间的战场。东大区有多达十万人死于战场或被处决。

　　1977年在北大区也发生了一场清洗。这场清洗集中打击受过教育的人，以及和1976年初以前担任此大区书记的Koy Thuon有关系的人。在这一清洗期间，“安卡”逮捕了情报部长Hu Nim，Koy Thuon的导师Tiv Ol以及他的很多同事，其中包括Phok Chhay和Doeun。在“民主柬埔寨”期间发生了几次未遂政变和反叛(特别是占族穆斯林的反叛)，但是由于都未成功，这些政变和反叛只是加强了对内部敌人的搜索，从而导致了全国性大清洗。

　　安全系统

　　1.安全中心

　　尽管东大区1978年的清洗在“民主柬埔寨”是最残酷的一次，在这个国家的其他部分也有千千万万的人遭到逮捕，并在很多情况下被杀害了。拥有近200个监狱的红色高棉安全系统无处不在。红色高棉不把这些监狱叫“监狱”，而叫做“安全办公室”或者“安全中心”。安全中心在“民主柬埔寨”分为五个级别。这些监狱用来拘留、审讯和行刑。关在最下面的三个级别(地区、区、小区)的监狱中的囚徒，主要是以前朗诺政府的士兵或者文职人员，其余的是被指控偷窃、开小差或说了“安卡”坏话的人。在大区一级的“安全中心”关押了上千囚徒。那些监狱一般用来关押那个大区的红色高棉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以及被指控在那个大区犯罪的人。最高级的是在金边的中央安全中心，编号为S-21。关在那里的囚徒几乎全是被指控背叛革命的红色高棉干部和士兵。

　　在低级别的监狱中，刑罚不算严重，囚徒通常从“安全中心”转送到劳动改造营，在那里强迫他们建房子、种菜，或者做饭。很多曾被关押在那些“安全中心”的囚徒在1976年以前被释放了。但是在那以后，几乎没有一个囚徒从区级的或者地区级的监狱中被释放。关在S-21 监狱中的囚犯则仅有极少数活了下来。

　　2.“安卡”的敌人

　　红色高棉要让他们的革命和所有的柬埔寨人保持纯洁。人在思想和社会背景两方面都必须纯洁。贫苦农民被认为是最纯洁的革命者。除了他们，红色高棉不相信任何别的人。有些人只是轻微违反了法规，比如抱怨工作繁重或者偷吃食物，都会被戴上“国家敌人”的帽子，还经常被处死。红色高棉领导人把敌人划分成两类：“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

　　“内部敌人”是“新人”或者“4月17日人”，以及来自先前社会的那些被划为“资本家”或“封建主”阶级成分的人。这个类别也包括非高棉族人。党中央关注这些“内部敌人”远甚于其他事情。被当作“内部敌人”攻击的目标群体包括：

　　“高棉共和国”的官员：1975年，红色高棉施行了数千个草草判决的死刑。他们把处死对象从“高棉共和国”领导人一直扩大到下面的士兵。任何为朗诺服务过的人都是处死对象。他们的家人和亲戚也常常被处死。幸运的是，数千过去的士兵和文职人员设法隐瞒了他们的身份而活下来，甚至活到了“民主柬埔寨”垮台。

　　少数民族：为了进行他们的革命，红色高棉偏爱跟前政府没有关系的高棉族人。所有被“安卡”怀疑和认为不能信任的少数民族人，都遭到迫害。

　　高地土著：在夺得政权以前，很多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住在东北大区的山民中间。红色高棉领导人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忠心耿耿。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波尔布特的贴身卫兵。但是尽管这个政权声称尊重和信任他们，早在1972年初就开始把他们从蒙多基里省的其他部分迁到死了很多人的Kon Nhek区去。那些拒绝搬走的人被处死。

　　占族穆斯林：红色高棉强迫占族人离开他们的村庄，分散住到高棉族人中间去。占族被禁止说自己的语言或举办伊斯兰教活动。红色高棉杀死了占族的很多领导人以及任何一个被怀疑抵制政府政策的人。更为严重的是，红色高棉强迫占族人吃猪肉，那是他们的宗教所不允许的。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千千万万占族人被杀害或死于疾病、饥饿和过度劳累。

　　越南人：1975年，越南人被成批驱逐出柬埔寨。只有很少一些和柬埔寨人结了婚的越南人留了下来。在1977和1978年，政权开始有系统地杀那些人。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活了下来。他们被单挑出来杀害，仅仅因为他们是越南人。

　　华侨：这个群体中有很多企业主，也被强迫长途跋涉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如果他们劳动不努力，会受到粗暴对待，但是他们不会被作为一个群体单挑出来杀害。知识分子：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有些受过很好的教育，却把别的受过教育的人视为国家的潜在敌人。“民主柬埔寨”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是把国家变成外国的傀儡的腐败阶级的成员。知识分子中的很大部分成为杀戮目标;受过教育的人只得假装不识字。他们只有隐瞒自己的知识和专业训练才能幸免于难。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数千名学校教师以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杀害了。

　　被指控为“叛徒”者：很多红色高棉干部被指控“背叛”了革命及“勾结”越南人。犯了小过错的普通人也常会被指控为革命的“叛徒”。那些“叛徒”坦白交待的“罪行”一般是：没有请示他们的组长就探视家人，打破了厨房用具，偷吃食品，批评“安卡”，没有准时去劳动，工作不够努力，抱怨生活条件，戴珠宝首饰，搞男女两性关系，为亲戚朋友去世而悲伤难过，以及表现宗教感情。有些人因工作繁重和营养不良而生病，却被指控为假装生病，被定为诈病怠工。这样的人常常会无影无踪地消失。在“民主柬埔寨”时期，工作不合要求，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红色高棉的口号说：“‘安卡’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必须完成‘安卡’的命令。同志，别讨价还价!”

　　“外部敌人”是指美国及其盟国如泰国，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越南和苏联。红色高棉认定这些国家想要侵犯柬埔寨并把柬埔寨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他们也指控很多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士兵和干部——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服务。红色高棉把这些人叫做“隐藏在内部掘洞的敌人”。这些人包括和以美国为首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修正主义的霸权大国苏联和越南及其盟国有关系的人。大部分“外部敌人”被没有根据地指控为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苏联秘密警察或越南做事。能说外国语的柬埔寨人也被红色高棉认为是外国特务。这一指控成为地方权力当局处死他们不喜欢的人的方便借口。

　　3.逮捕和监禁

　　1976年晚期和1977年早期，搜索隐藏的内奸成为红色高棉的主要活动。有一条标语“你必须知道如何跟踪追查。把一切报告给‘安卡’”，鼓励村民们互相盯梢。其他发现敌人的方法还包括监视、告密、经常写个人自传，以及“坦白交代”。一旦发现了敌人，就会把他们的名字报告到区上的委员会，然后实行逮捕。“安卡”很少在公众中间逮捕一个人。如果一个合作社员被怀疑，干部会告诉他：“‘安卡’邀请你去受进一步的教育。”在这样的伪装下，很多受害者被带走监禁起来，而且常常不经认真调查是否真的犯了那一罪行，就被处决。红色高棉说：“宁可抓错十人，也不放走一个罪人。”

　　4.审讯和折磨

　　罪名较轻而被关在低级别监狱中的人，通常遭到营养缺乏、不予治病和粗暴的对待。虽然很多人在这样的条件下死亡，还有些人并没有遭受酷刑或被杀。但是在高级别的红色高棉的安全中心，比如S-21，刑讯和酷刑折磨是普遍的。

　　5.死刑

　　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多达五十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和“反国家罪”处死了。成千上万的没有务农经验和技能的“新人”还未经判决就消失了。被遣送到遥远的森林或者田野中之后，只因犯有过错或让他们的上级领导生气了，他们就被杀死了。有的受难者是被活埋或闷死的。每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如果被人知道，几乎都被处死了。没有人敢戴眼镜或者说外语，因为这些都是受过教育的迹象。特别是城市里的很多柬埔寨人，只能隐瞒他们的过去和专业，并假装是文盲。

　　处死方法多种多样。被指控是革命的叛徒或敌人的人被送到审讯中心。在那里关押几个月后，他们就被带到杀人场地，在那里他们被强迫在尸坑的边沿跪下。他们的后背或头部遭到铁锹、锄头、或棍棒猛击。有时候，人们一起被枪扫射并被埋在有上百个尸体的大坑里。另一些人被用塑料袋闷死。在乡村，树林里有不少井，被囚禁的人被用卡车运到井边，然后被推打进井里。

　　有时候，整个家庭的人都被处死，仅因为其中一个家庭成员犯了过失。他们按照红色高棉“斩草要除根”的说法，查找出全家人来杀死。

　　民主柬埔寨垮台

　　1.“民主柬埔寨”垮台的三个原因

　　丧失民心。“民主柬埔寨”的“四年计划”规定在每公顷土地上要生产三吨稻米。这个数字是革命前产量的两倍。当产量定额达不到时，全国的干部都谎报产量。然后他们逼迫人民挨饿，给党中央送去尽可能多的稻米。因为整个国家依赖于保守秘密，实行这个每公顷收获三吨稻米的计划成为不可能的。各地区不被允许分享信息，不了解究竟进展如何。党中央领导很少去看人民怎么生活，很少安排下面的干部的工作。那些资深领导人似乎相信他们的下属给他们报告的情况，而那些下属干部则根本不敢报告任何坏消息。柬埔寨共产党官员相信党从来不会犯错误，也决不会做错事。所有的坏事都是外国人或者叛国通敌者的错。随着生活条件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越来越恶化，千千万万的人死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

　　党内清洗。在1976年中期，很多柬埔寨共产党核心人物都被清洗了。从那时起，波尔布特及其同事们相信，反对党中央的谋反总是在酝酿之中。他们相信他们的敌人到处都是。很多大区、地区的负责人以及军事指挥员被逮捕和处死了。这一情况在1977年变得更加严重，那时波尔布特下令暗杀东大区的干部，然后清洗了几乎所有住在那个大区的人。在1977年底越南入侵后，留在东大区的人被认为已经加入了越南人而被称为“柬埔寨身体越南心”。所以，党中央派军队攻打东大区，导致成千上万的居民死亡。数百人逃到越南，在那里越南人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军事单位。

　　和越南的冲突。这是“民主柬埔寨”垮台的决定性的原因。1975 年，“民主柬埔寨”开始对越南作零散的攻击。1977年年中，大规模的进攻爆发了。红色高棉轰炸朱笃、河仙和其他越南省份，导致了平民和没有准备的民兵的大批伤亡。数千越南人逃往越南内地。在攻击发生后的短时间中，已经有上千名越南平民受伤或死亡。

　　1977年12月，越南使用飞机和大炮对“民主柬埔寨”发动大规模进攻，占领了柴桢省的Parrot 的Beak地区的领土。越南军队深入柬埔寨内20多公里，兵临柴桢市。结果，“民主柬埔寨”和越南断绝外交关系，命令在金边的越南外交人员离开柬埔寨。红色高棉提出，只有当全部越南军队离开柬埔寨领土，他们才能对两国边界争议进行谈判。之后不久，越南撤走了军队，带走了数千被关在监狱里的人和平民。谈判从来未能进行。

　　越南还指控红色高棉攻击了邻近边境的所有八个越南省份。越南决定鼓动红色高棉的反对者起来反抗。他们也开始训练在越南的柬埔寨人，为了让他们能参与军事行动并组成新政权的核心。这两个国家在整个1978年中处于交战状态。

　　1978年4月3日，河内电台用柬埔寨语广播了一篇呼吁书，号召柬埔寨人民起来反抗“民主柬埔寨”。越南挑选了一些已逃到越南的柬埔寨人，服务于越南人领导的军事单位中。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前东大区的干部、士兵和居民。在那个时候，这个大区的一部分已经在越南人的控制下，其余部分则被一群红色高棉的反对者所控制。

　　1978年12月3日，河内电台宣告柬埔寨民族救国联合阵线成立。这个阵线由韩桑林领导。他在1978年秋逃到越南。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将军Van Tien Dung对“民主柬埔寨”发动大型攻击。他的部队在五天内占领了桔井省，在一星期内占领了磅湛省。然后，1979年1月7日，越南士兵和“柬埔寨民族救国联合阵线”的士兵占领了首都金边，并很快就占领了几乎整个国家。他们迅速组织了一个会议，建立了以韩桑林为领导人的“柬埔寨人民革命议会”作为柬埔寨临时政府。

　　2.垮台之后

　　1979年初，在越南人的帮助下，金边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名叫“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这个新政权一直统治柬埔寨，直到十年后越南军队在1990年撤离。“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和士兵从金边逃往西北地区，他们走路、乘坐卡车或者火车逃走。他们强迫数万人跟他们一起逃走。在这第二次强迫疏散中，很多人死于饥饿、疾病和伤痛。很多人回到了老家的村庄。西哈努克和他的家人乘飞机到了中国。

　　红色高棉在泰国边境建立了他们的运作机构，并得到一些国家如中国和泰国的军事支持。尽管“高棉人民共和国”及其社会主义盟国反对，联合国一直允许“民主柬埔寨”的代表占有柬埔寨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席位，直到1990年。

　　1979年，红色高棉宣告建立“民族大团结爱国民主联合阵线”，但是未能吸引很多参加者。同时，第一个非共产主义的抵抗组织“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由Samdech Son Sann 领导成立了，他是Sangkum时期(1955～1970)的总理。

　　不久以后，一个名叫“为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的柬埔寨民族联合阵线”的王室集团在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下建立了。1982年，这个组织和“柬埔寨人民革命议会”以及红色高棉组成了“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西哈努克亲王任主席，乔森潘任副主席，Son Sann任总理。这个政府的目标是“动员一切力量，赶走越南侵略者，解放柬埔寨”。在这个政府里，红色高棉占比重最大。这个政府拥有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

　　经过几年谈判，1991年10月23日，柬埔寨所有的政党在巴黎签订了一份和平协议，同意在“联合国驻柬埔寨转型当局”(UNTAC)的指导下组织全国选举。红色高棉抵制这个由联合国组织的选举，并拒绝解散他们的军队。红色高棉士兵和1993年选举产生的以诺罗敦•朗列诺亲王为第一总理和洪森为第二总理的柬埔寨王室政府打仗多年。

　　1996年8月，英萨利带着一些红色高棉单位向柬埔寨王室政府投降。1998年，其他红色高棉资深领导人如Ke Pauk、农谢和乔森潘也投诚了。1998年波尔布特死亡后，塔莫成为唯一拒绝加入王室政府的领导人。他在1999年3月被俘虏。那时候，所有活着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都已经投降或者被逮捕了，这个运动终于在整体上覆灭了。住在红色高棉统治区的人民被遣返回家并重新统入柬埔寨王室政府领导之下。

　　结论

　　“民主柬埔寨”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严重的惨剧之一。这个政权杀害了近二百万人的生命，留下了千千万万的寡妇和孤儿。数十万柬埔寨人逃出他们的国家沦为难民。红色高棉政府的军队埋下了数百万个地雷，在1980年他们垮台以后还有数千人被地雷炸死或炸残。很大一部分柬埔寨人因为失去家人以及受到精神伤害而有心理病症。这些因素是造成今天柬埔寨遭受贫困之疫的主要原因。

　　红色高棉制订了漠视人类生命的政策，制造了大规模的群体性的压迫与杀戮。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持有来自共产主义中国、前苏联及越南的意识形态造成的极端思想。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他们的革命是把柬埔寨带往独立和平等的唯一道路。他们照抄了来自苏联和中国的想法，如集体化、撤空城市、四年计划，以及超级大跃进，尽管他们声称他们的革命不采用任何外来的意识形态。

　　红色高棉认为教育没有价值。其领导人中，只有很少几个受过良好教育，也没有一个人有过任何治理国家的经验。大多数低层干部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尽管有这些障碍，他们想要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绩，不考虑国家的资源以及他们的种种政策的后果。在这一观念下，他们把整个国家变成为水稻田，把全体人民变成为农民和“安卡”的囚徒。

　　基本的权利和需要被置之不顾;私人财产被没收。宗教、货币和传统都被废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几乎全被割断。这个政权不能容忍一点点对其领导人和政策的批评。红色高棉把受过教育的人、前政府官员以及反对他们的政策的人都看作必须清洗的国家的敌人或革命的叛徒。赦免与和解在“民主柬埔寨”时期都不存在。他们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拘留中心，后来又变成一个近二百万人的大坟场。这二百万受难者中包括他们自己的干部甚至一些资深领导人。

　　相关简介：Khamboly Dy，撰写本文时为柬埔寨文献中心研究员。本文译者为历史学者、芝加哥大学中文课程主管王友琴。首刊于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