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中美在战略安全领域维持基本合作局面是亚太秩序的保障

　　第二，谈谈我对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基本特点的看法。亚太地区有不少特点，有一个基本问题首先要讲清楚，这个秩序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

　　第一个部分就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这个战略合作是在冷战后期形成的，在后期虽然不是盟友，但建立了非常特殊和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基辛格先生称之为“心照不宣的同盟”。邓小平1979年1月第一次访美，他见卡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两个国家不结盟，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各种类型的合作，只要两国的国家利益需要。后来被基辛格给描述为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同盟”。根据冷战史研究的一些学者认为，当时中美的战略合作的质量在一些领域，例如有关苏联的情报交换、例如一些军事技术等，超过了美国同它的欧洲盟友。

　　不过，这种准结盟情况持续的时间也就是冷战后期10年左右，后来因为风波事件和冷战结束，这种战略合作也就结束了。但是在1990年代持续到现在这20多年，中美两国经过持续不断的交往和探索，在战略安全领域维持了一个基本合作的局面，这是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得以维持延续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二个部分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这也是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来说，或者是对亚太地区所有国家来说，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但它是亚太地区一个长期客观的存在。而且今后很长时间还会存在下去。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美日军事同盟。这个军事同盟体系对中国来说，我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看，要认识它是相当复杂的。首先我在一开始就讲了，这个同盟体系在建立之初就同中美对抗有关。到1950年代中期美国军事同盟体系逐步形成的时候，正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外交非常活跃的时期，这个军事同盟体系对中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简单地说，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发展是它的主要目的。

　　但是，1970年代中美开始和解后，中国同这个军事同盟体系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第一是中国逐步同这个同盟体系的所有国家几乎都建立了正常的甚至是友好的关系，包括同日本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第二个就是这个军事同盟体系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维护自己国家战略安全利益的重要的盟友，或者对中国可以说是可借助的力量。这是冷战后期的历史事实，不应该否认中国同这个军事同盟体系曾经有过的合作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现在看来还在逐步加强，中间有过很多变化，主要是美国愿意承担多少责任的变化，包括现在特朗普总统有很多新的说法，人们有很多不同的评估，在此不详细分析。对中国来说，对中国同这个同盟体系的关系，以及这个同盟体系在亚太地区的作用的认识，都不必简单化。毕竟亚太地区有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中国的影响力达不到的。客观上，这个同盟体系到底起什么作用，还可以再做深入地分析和评估。

　　第三个部分是从冷战后期开始，在冷战结束以后1990年代，快速发展起来的一大批多边、双边的安全机制，包括很多双边、多边的安全问题、论坛等等。这些还在蓬勃发展的双边、多边安全机制就它的实质性作用来说，无法同中美战略合作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相比，特别是在解决冲突危机的时刻。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在地区交流的活跃的平台，这些平台使我们能够比较充分地交换相互对地区安全事务的看法，在危机时刻有更多的沟通管道来向对方转达自己真实的战略意图，或者去了解对方真实的战略意图，从而避免误判引发的冲突、危机和战争升级。

　　第三，现有的东亚安全秩序，我个人认为各方可能都不满意，但还是基本满足了这个地区和平繁荣以及以此为条件的整个地区的提升，而中国从中获益颇多。如何维持和改进这个安全秩序，使它能够满足地区继续发展和更加繁荣的需要等，有很多条件，在这里不展开谈，因为它要联系大量的个案，包括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一些重要的危机，还有近两年来发生的海洋领土的冲突等，要逐一分析后，才能获得可靠的判断。但是，有一个历史性的条件是不可改动的。这个条件首先以文字形式记载的是1972年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双方共同声明的第三款：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条内容后来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美建交公报》中，都被完整的重复。我认为，这个条款听起来像空话，但是没有这一条，亚太地区的合作秩序一定会崩溃。谢谢各位!

　　“钝角网”按：《吉林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推出专文《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引发了网络刷屏，吉林日报社称该专刊是吉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提供的内容，系正常的国防教育内容。但目前半岛局势紧张，朝鲜已进行了六次核试验，被广泛认为已经拥有了核弹头，朝鲜的导弹技术今年以来快速突破，成功试射了射程可覆盖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美朝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在增加。而吉林省与朝鲜接壤，该省省报在此时刊登该文，立刻让人想到这是对半岛战争风险防范的一种反应。

　　11月7日下午，由美中新视角基金会协助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开展的关于朝核问题的报告会在日本财团的报告大厅举行。沈志华、周永生、牛军、李丹慧和周志兴分别就中朝关系的历史渊源，朝核的起因，中美、中俄关系对朝核问题的影响以及中国媒体在朝核问题上的变化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日本的顶尖学者渡部恒雄、高原明生、平岩俊司参与点评。本文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牛军教授的演讲记录稿。

演讲当日中方学者合影

　　首先非常感谢笹川和平财团给我这个机会，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介绍我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安全问题的一些看法。我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专注于研究中美关系历史，所以今天发言的内容只是提供一个比较宏观的看法，可能不太切中这次座谈会的标题。不过在我看来，中美关系不论是对解决朝核问题，还是维持亚太地区长远的和平稳定的局面，都具有首要的地位，所以也需要先做比较宏观的了解。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谈三个问题。

　　第一，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一段时间要研究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与中美关系的变化，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在我的研究中，从亚太地区的视角看，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个阶段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或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算起，持续到1979年中美建交，大约30年时间。亚太地区整体的秩序是一种激烈的对抗，就地区秩序而言有几个关键的事件，大家可能都能了解，不做详述。第一个关键事件是1950年2月中苏缔结同盟条约;第二个关键事件就是1951年9月，美国同日本的订立同盟条约。这两个同盟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亚太地区形成了两个对抗性的军事同盟。在此背景之下，这个地区的基本特点就是(大概到现在为止也仍然可以做这样的判断)二战结束以后，最大规模的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都发生在亚太地区。迄今为止，亚太大概持续了40年的稳定和平。如果回头看一看，二战结束以后，曾经有30年即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曾经有30年，由于中美两国的对抗和两个军事集团的存在，这个地区曾经持续的发生世界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这在其他地区是没有过的。这段历史虽然过去的时间比较长了，还有必要把它再提出来，帮助思考，其实今天这样的日子还是来得很不容易的。

　　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979年中美建交开始，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使这个地区的安全秩序从对抗转向合作。转向合作以后的时间概持续到今天，将近40年。首先回过头来看，不论这个地区出现了多少问题，中美之间、中日之间、中国同菲律宾之间、中国同越南之间，也包括中国大陆同台湾之间出现过紧张、危机、对抗等等，但最终还是维持了基本的稳定与和平。从80年代冷战后期持续到现在的安全秩序，对于它的有效性，应该有我们保持乐观的理由。在这样一个安全秩序——且不论我们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为之，毕竟存在这样一种秩序——的保障下，有几个基本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这种安全秩序维持了亚太地区40年的基本稳定和和平。在亚太地区持续40年，这在20世纪历史中并不多见。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地区出现了持续的繁荣发展和变革等历史性变化，各个国家都有机会、有条件来解决各自的社会问题和进行政治经济变革。它的最终结果就是使这个地区继欧洲和北美之后，正在成长为第三个世界经济中心。这个结果来之不易，值得珍惜，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或许同安全秩序有关，不过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我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是站在中国的视角，必须要关注这样的现象，即这个地区在这40年里，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数量增长趋势变得特别明显。如果以过亿为单位定义人口增长规模巨大，那么现在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如果把南亚地区临近中国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加进来的话，这个数量是很可观的，这几年就有越南和菲律宾等人口超过一亿。

　　我们设想一下，朝鲜半岛如果统一了，人口应该约7000万，这在欧洲也是一个巨大的国家了;缅甸是4000多万，将近5000万，等等。这样规模巨大的国家(以人口众多为重要标准)的持续、大量的增加，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已经或很容易成为核武器的国家数量也在增加。我说已经或者很容易成为有核武器的国家，包括有自己很快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或者有快速部署核武器的条件的国家。这同国家的规模迅速变大结合在一起，成为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趋势。从我观察的角度，这是不能漠视的。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变化，我想稍微扩大一点说，不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是一样的，就是周边都出现了一个新的强邻环伺的局面。可能对中国来说，日本是强邻;对日本来说，中国是强邻。我们设想朝鲜半岛统一了，那对中国来说又多一个强大的邻居。虽然现在好像不少人感觉那里有矛盾就可以利用，但是半岛统一了，就是一个7000万人口的有核国家，就是这个结局。当然，它也是日本的邻居，日本也出现了一个很强大的邻邦。对中国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强邻环伺的局面。

　　第二是伴随着40年和平稳定的另外一个趋势，除了规模巨大的国家在增加外，是亚太地区正出现群雄并举的局面。中国在这里并不是一花独放，而是发展最快，获益最突出。我习惯了对中国学生讲课，所以从中国人的角度讲，要很清醒和客观地看这个趋势。亚太地区将是群雄并举的局面，中国只是发展的比较突出，获益最多即从现存安全秩序中获益最多的国家。就这一点而言，各个国家都不要总站在自己吃亏的角度来看这个局面，尽管这个局面对每个国家都不能说是完全满意的。这是第一点，为什么要研究亚太地区安全秩序。

　　第二，谈谈我对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基本特点的看法。亚太地区有不少特点，有一个基本问题首先要讲清楚，这个秩序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

　　第一个部分就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这个战略合作是在冷战后期形成的，在后期虽然不是盟友，但建立了非常特殊和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基辛格先生称之为“心照不宣的同盟”。邓小平1979年1月第一次访美，他见卡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两个国家不结盟，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各种类型的合作，只要两国的国家利益需要。后来被基辛格给描述为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同盟”。根据冷战史研究的一些学者认为，当时中美的战略合作的质量在一些领域，例如有关苏联的情报交换、例如一些军事技术等，超过了美国同它的欧洲盟友。

　　不过，这种准结盟情况持续的时间也就是冷战后期10年左右，后来因为风波事件和冷战结束，这种战略合作也就结束了。但是在1990年代持续到现在这20多年，中美两国经过持续不断的交往和探索，在战略安全领域维持了一个基本合作的局面，这是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得以维持延续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二个部分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这也是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来说，或者是对亚太地区所有国家来说，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但它是亚太地区一个长期客观的存在。而且今后很长时间还会存在下去。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美日军事同盟。这个军事同盟体系对中国来说，我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看，要认识它是相当复杂的。首先我在一开始就讲了，这个同盟体系在建立之初就同中美对抗有关。到1950年代中期美国军事同盟体系逐步形成的时候，正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外交非常活跃的时期，这个军事同盟体系对中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简单地说，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发展是它的主要目的。

　　但是，1970年代中美开始和解后，中国同这个军事同盟体系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第一是中国逐步同这个同盟体系的所有国家几乎都建立了正常的甚至是友好的关系，包括同日本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第二个就是这个军事同盟体系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维护自己国家战略安全利益的重要的盟友，或者对中国可以说是可借助的力量。这是冷战后期的历史事实，不应该否认中国同这个军事同盟体系曾经有过的合作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现在看来还在逐步加强，中间有过很多变化，主要是美国愿意承担多少责任的变化，包括现在特朗普总统有很多新的说法，人们有很多不同的评估，在此不详细分析。对中国来说，对中国同这个同盟体系的关系，以及这个同盟体系在亚太地区的作用的认识，都不必简单化。毕竟亚太地区有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中国的影响力达不到的。客观上，这个同盟体系到底起什么作用，还可以再做深入地分析和评估。

　　第三个部分是从冷战后期开始，在冷战结束以后1990年代，快速发展起来的一大批多边、双边的安全机制，包括很多双边、多边的安全问题、论坛等等。这些还在蓬勃发展的双边、多边安全机制就它的实质性作用来说，无法同中美战略合作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相比，特别是在解决冲突危机的时刻。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在地区交流的活跃的平台，这些平台使我们能够比较充分地交换相互对地区安全事务的看法，在危机时刻有更多的沟通管道来向对方转达自己真实的战略意图，或者去了解对方真实的战略意图，从而避免误判引发的冲突、危机和战争升级。

　　第三，现有的东亚安全秩序，我个人认为各方可能都不满意，但还是基本满足了这个地区和平繁荣以及以此为条件的整个地区的提升，而中国从中获益颇多。如何维持和改进这个安全秩序，使它能够满足地区继续发展和更加繁荣的需要等，有很多条件，在这里不展开谈，因为它要联系大量的个案，包括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一些重要的危机，还有近两年来发生的海洋领土的冲突等，要逐一分析后，才能获得可靠的判断。但是，有一个历史性的条件是不可改动的。这个条件首先以文字形式记载的是1972年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双方共同声明的第三款：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条内容后来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美建交公报》中，都被完整的重复。我认为，这个条款听起来像空话，但是没有这一条，亚太地区的合作秩序一定会崩溃。谢谢各位!

　　互动环节

　　问：我想请牛老师谈谈NPT(《核不扩散条约》)的问题，以NPT为主的核不扩散条约体系，我想了解一下中方的基本立场。在2017年的达沃斯会议上，习主席说要实现经济的全球化自由贸易，我们要成为基本秩序的提倡者和利益共享者。习主席在演讲当中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和代表权，中国继续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这些话，我这么认为，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可以说从一个挑战的角度，中国要发挥更大的力量。那中国今后对于国际秩序，是以怎样的一种姿态，包括对于NPT《核不扩散条约》是要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想请教一下牛军老师。

　　牛军：我的问题比较简单，第一，说明中国的各级领导人经常发表很多很长很重要的讲话，我研究历史，所以很多都没有读过，您说的话，我不能够直接回答，抱歉。但我的看法是这样，从客观上讲，一种体系，一种秩序对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提供好处，也必然会施加很多约束。对于中国来说，大致地权衡一下，客观地讲，中国从70年代改革开放持续到现在，从现当代国际体系来讲，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受益方，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中国不是没有不满意的地方，我想每一个国家都有不满意的地方。特朗普政府还说要退出呢，包括联合国在内，所以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在这个基础上，就中国的总体情况来说，中国现在社会思潮比较复杂，刚才周志兴老师讲媒体因为有管控，它有一致性。但是，在我接受的学术讨论来说，对中国现在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观点是五彩纷呈，什么都有。但多数，从趋势上看，就是专家、学术界还是持肯定态度，还是认可中国是主要的获益方。

　　在这样的基础上，为什么会总是出现要话语权，要改变呢?这可能就是一般的政治人物领导人有时候说的领导话，总要说一些比较宏伟的目标，说一些口号，可能就被媒体把里面的哪些部分抓出来，给突显了。我个人的观察，客观上中国是受益方。中国主流的看法，好像也没有那么强势地说要做出什么重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说一些鼓励人心的话，也有它的价值，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高原明生(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谢谢牛老师，接下来，我们有请主办方的笹川和平财团的渡部恒雄先生来反馈一下。

　　渡部恒雄：其实我对美中关系也是做了深入研究的，牛老师的分析非常有结构性，非常清晰。最后说到《中美联合公报》的反霸权条款，我很认同。但是，根据这一条，中美在亚洲如何保持秩序，今后希望中美两国再重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牛老师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讲详细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有些地方还真是要深入分析的，一个就是朝鲜的问题。

　　刚才哪位老师讲过，朝鲜是钻了中美之间对立点的空子，想趁机开发它的核武器。其实朝鲜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牛老师也讲到，今后在亚洲地区，拥核的国家人口如果能够达到7000万的话，这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很令人担心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朝鲜已经有核武器了，至于能不能用，它的ICBM(洲际弹道导弹)能不能飞到美国去，今后没有任何的限制的话，朝鲜不屈服于美国和中国的压力，它都可以开发，那其他的像东南亚的国家、中东的国家它们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如果现在想要开发，想要有的话，它们是有能力的，像沙特，它非常担心伊朗的核开发。这种情况之下，会面临什么局面?各个地区的核武器有没有得到真正管控，这就是《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朝鲜以前也加入了这个条约，这也是日本不开发核武器的理由。如果现在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再开发的话，会造成全球核武器的扩散。相反，像中国、美国这样拥核的国家，正因为其他的国家在努力不开发核武器，所以你们拥核的国家应该尽量减少核武器，做出这方面的努力，我希望中方的各位能理解这一点。中国在缩减核军备方面并没有做很大的努力，中国的说法是：美国和俄罗斯有很多，我们还没有赶上他们。但是，到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朝鲜成了拥核的国家，其他的国家包括我们也能够很简单地拥核。我很多次和中国的朋友交流，和俄罗斯人也交流，中国和俄罗斯这种大国，如果有反政府的势力，他们手上有了核武器的话，那对中国来说这是很大的威胁。当然，不仅是中国，像俄罗斯、美国也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中今后对地区的秩序，对于全球的秩序，怎样能控制好，这是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牛老师今天的演讲非常符合现在的形势，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提一个问题，想听一听日本和中方的意见，大家到底有多么认真的在思考核开发的问题。请牛老师回答一下，可以吗?

　　牛军：非常感谢渡部教授提出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挑战了做安全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甚至决策者的真诚度。我们在思考、研究、讨论以及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的时候，每个人能不能超越了自己的某种立场，问一问自己，是不是真诚的，是不是无差别的反对核扩散，或者使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几代人真的生活在一个没有核威胁的世界里面。还是说我们是在进行某种争论和斗争，互相之间在进行斗争，我应该让你少一些，我就应该多一些，或者是你多了，我就不能少一些，挥舞着不扩散的道义准则。

　　我没有办法去详细回答渡部教授的问题，因为毕竟我现在不做不扩散研究，但是我同意渡部教授把这个敏感的问题提出来。单就讲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或者是朝鲜核武器这个问题，其实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休戚相关，而不是简单地说对谁造成了问题。因为核安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最直接的“不安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说投掷核武器，一旦出现核泄漏，即我说的“核不安全”，哪个国家也没有办法，哪个政府也没有措施，只能给我们发出警报，目前没有有效的措施能够防止这种核污染、核粉尘带来的空气污染。人们可以戴上非常厚重的口罩，除此之外能干什么，能希望国家提供的就是告诉我们已经污染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有时候是要超越一些。怎么说呢?我们作为研究者，有我们专业的分析，但是作为一个面临着核不安全威胁的个人，也是需要有真诚地来思考，大家共同努力，这不是对哪一个国家的威胁，它是对这个地区沾到边的人都有威胁，能不能真的找到一个共同的办法。从这个角度讲，首先还是要对这个威胁的严重程度有清醒认识，现实中它不安全了怎么办，不要说投掷，它出现了技术上的问题，出现泄漏，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第二，如果真的在不扩散问题上没有道义准则，大家都在讲责任，其他国家是可以效仿的。为什么你可以有，我不可以有，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逻辑上的问题，为什么你有了就安全，我有了就不安全，其实我们都不太安全。今年我看了有关于回忆古巴导弹危机的文章，我曾经在一篇论文里面写过，冷战结束对我们来说人类社会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把我们从核战争的阴影下解脱出来。当人们心里老想着核战争的时候的那种恐惧，带着恐惧的生活是最没质量的，所以，才把“免于恐惧”作为四大自由之一写到《联合国宪章》。所以，渡部教授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作为个人我无法回答，非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