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作为中国处置朝核问题的风向标，对朝舆论变化说明了什么?

　　“周说”按：前天，外联部部长宋涛访问朝鲜归来，宋涛的朝鲜之行备受瞩目。就在他成行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了他的亚洲之行。按照官方报道，宋涛的任务是去“通报中共十九大的主要精神和历史性贡献”，他在朝鲜待了四天，会晤了朝鲜高级官员，讨论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其它问题。

　　中国特使宋涛访问朝鲜

　　自9月15日以来，朝鲜尚未进行任何导弹试验，这激起了各方谨慎的希望，认为朝鲜也许准备缓和紧张局势了。但也有人认为，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分歧依然巨大，这限制了中国促成双方达成妥协的能力。宋涛访问期间，《朝中社》的报道显示金正恩离开平壤出外视察了一家汽车联合企业，这表明金正恩可能没有会见宋涛。

　　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到一间汽车企业视察

　　《环球时报》最近的评论文章也指出，不要对宋涛之行期望过高，“宋涛不是魔术师，半岛局势能否缓和，关键的钥匙在美朝手里。如果它们双方仍坚持各自的逻辑，拒绝相向而行，宋涛就是帮着把门推开一条缝，它随时还会重新关上。”

　　这些报道和评论似乎表明中朝之间在朝核问题上沟通上的一些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关于朝核问题的舆论变化?

　　今天这篇是我在美中新视角基金会协助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举办的关于朝核问题的报告会上的演讲，供大家参考。

　　这次活动的更多内容，钝角网近期会陆续刊发

　　关于朝核问题的舆论变化

　　首先要感谢今天到会场的这么多的日本朋友，因为正好在特朗普在日本访问，你们连特朗普都不去看，来看我们，我们感到很荣幸。

　　关于这次的活动，我还是要感谢一下笹川基金，我们连续五年跟笹川平和财团合作来谈论各方面的问题，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今天到的人是最多的一次，所以，可见我们的这种活动办的也越来越好了。

　　朝核问题，其实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谈到媒体方面，也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纠结的故事，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国家安全与合作中心，创始人和主任John Lewis是美国非常著名的核专家，他出过一本书就是《核武器》。有一年，我路过他的办公室，和他聊天。我说我的父亲在中国就是做原子弹的，而且因为做原子弹，他49岁就受到核污染患了癌症去世了。听了这个话以后，他马上给我拿了一本他的书，他告诉我，他到过三次朝鲜，朝鲜人请他去看核设施。朝鲜人从来没有请过中国人去看，因为实际上他们更希望美国人去看。

　　有些专家和他一起去看过朝鲜的核武器，这位专家对我们提了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他说，有一个问题很难办，你们中国人聪明，你们觉得怎么办好?我们去看了朝鲜的核设施，从我们专家的角度看，这些核设施是山寨版的，很容易造成泄漏，一旦泄漏会危及离中国只有几十、几百公里远的东北地区，造成那儿的核污染。我们有责任来告诉他们，你们这么做原子弹是不行的，而应该怎么做。但是，一旦要是我们告诉他们，这个核武器应该怎么做以后，他们会做出更加先进的、精良的核武器来，也可能会对世界有更大的威胁。

　　这个问题确实很纠结，是告诉朝鲜呢?还是不告诉呢?我认为即使是说中国人聪明，也解答不了这个问题。我相信，聪明的日本人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了，就媒体来说，也是很纠结的。我是一直在做媒体这个行业，具体到朝鲜问题，中国的舆论是产生了一些变化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媒体，中国的舆论是和日本以及西方国家的不太一样。我们的媒体基本上都是官方媒体，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比官方媒体会自由度大一些。但是，互联网也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比较多的管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媒体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中国官方的声音，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媒体尤其受到朝鲜的重视。

　　我说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朝鲜对中国的媒体是非常重视的。他们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来关注中国的媒体，而且他们的关注是会有实际行动的。

　　我说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跟我自己关系不大。中国有一本很有名的杂志叫《战略与管理》。我想在座的中国专家当时的都知道这本杂志，这个杂志的创办人其实也是中国的“红二代”。但是，后来有一天突然就被关闭了，日子应该是在2004年左右。为什么会被关闭了?因为他们发表了一篇对朝鲜不是很有利的文章，朝鲜人据说是提了强烈的抗议，而且要求一定要对这本杂志做出处理，最后这本杂志被关闭了。为什么我记得2004年这个年头呢?正是这一年，我们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叫《领导者》，《领导者》的定位和《战略与管理》差不太多。所以，它关闭了以后，我们《领导者》杂志的发行量就大涨了。笑。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例子。

　　我以前办了一个网站叫“共识网”。去年“十一”期间，我们把它关闭了。共识网发过许多和朝鲜有关的文章，受到批评的主要是这两件事情，一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当时的主任波拉克到北京去，到杉园吃了顿饭，路上我们有个记者采访他，写了一篇关于朝鲜问题文章。他说到了一句话，我们就登上去了，这句话大意是其实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不喜欢金正恩。朝鲜人很敏锐地捕捉了这句话，就要问为什么这么说，是真的吗?他们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朝核问题也可以打了再谈，不排除采用定点清除的办法。

　　朝鲜人也是注意到这个话题，他们认为社科院是中国政府的智囊结构，社科院的人发表的文章就代表了中国官方的意见，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当然我们也受到了很批评。

　　后来曾经有一个负责网络的很重要的官员，跟我谈过对朝鲜的报道问题。对朝鲜领导人，大家知道，中国的民间对金日成家族，特别是对现在金正恩有很多的批评意见。我就问他，这些批评意见怎么办?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文件来规范这些事情。后来这个官员想了想，说就比照中国领导人来处理吧，不批评中国领导人，也不批评朝鲜的领导人。

　　这是第一个问题。

　　“周说”按：前天，外联部部长宋涛访问朝鲜归来，宋涛的朝鲜之行备受瞩目。就在他成行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了他的亚洲之行。按照官方报道，宋涛的任务是去“通报中共十九大的主要精神和历史性贡献”，他在朝鲜待了四天，会晤了朝鲜高级官员，讨论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其它问题。

　　中国特使宋涛访问朝鲜

　　自9月15日以来，朝鲜尚未进行任何导弹试验，这激起了各方谨慎的希望，认为朝鲜也许准备缓和紧张局势了。但也有人认为，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分歧依然巨大，这限制了中国促成双方达成妥协的能力。宋涛访问期间，《朝中社》的报道显示金正恩离开平壤出外视察了一家汽车联合企业，这表明金正恩可能没有会见宋涛。

　　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到一间汽车企业视察

　　《环球时报》最近的评论文章也指出，不要对宋涛之行期望过高，“宋涛不是魔术师，半岛局势能否缓和，关键的钥匙在美朝手里。如果它们双方仍坚持各自的逻辑，拒绝相向而行，宋涛就是帮着把门推开一条缝，它随时还会重新关上。”

　　这些报道和评论似乎表明中朝之间在朝核问题上沟通上的一些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关于朝核问题的舆论变化?

　　今天这篇是我在美中新视角基金会协助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举办的关于朝核问题的报告会上的演讲，供大家参考。

　　这次活动的更多内容，钝角网近期会陆续刊发

　　关于朝核问题的舆论变化

　　首先要感谢今天到会场的这么多的日本朋友，因为正好在特朗普在日本访问，你们连特朗普都不去看，来看我们，我们感到很荣幸。

　　关于这次的活动，我还是要感谢一下笹川基金，我们连续五年跟笹川平和财团合作来谈论各方面的问题，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今天到的人是最多的一次，所以，可见我们的这种活动办的也越来越好了。

　　朝核问题，其实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谈到媒体方面，也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纠结的故事，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国家安全与合作中心，创始人和主任John Lewis是美国非常著名的核专家，他出过一本书就是《核武器》。有一年，我路过他的办公室，和他聊天。我说我的父亲在中国就是做原子弹的，而且因为做原子弹，他49岁就受到核污染患了癌症去世了。听了这个话以后，他马上给我拿了一本他的书，他告诉我，他到过三次朝鲜，朝鲜人请他去看核设施。朝鲜人从来没有请过中国人去看，因为实际上他们更希望美国人去看。

　　有些专家和他一起去看过朝鲜的核武器，这位专家对我们提了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他说，有一个问题很难办，你们中国人聪明，你们觉得怎么办好?我们去看了朝鲜的核设施，从我们专家的角度看，这些核设施是山寨版的，很容易造成泄漏，一旦泄漏会危及离中国只有几十、几百公里远的东北地区，造成那儿的核污染。我们有责任来告诉他们，你们这么做原子弹是不行的，而应该怎么做。但是，一旦要是我们告诉他们，这个核武器应该怎么做以后，他们会做出更加先进的、精良的核武器来，也可能会对世界有更大的威胁。

　　这个问题确实很纠结，是告诉朝鲜呢?还是不告诉呢?我认为即使是说中国人聪明，也解答不了这个问题。我相信，聪明的日本人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了，就媒体来说，也是很纠结的。我是一直在做媒体这个行业，具体到朝鲜问题，中国的舆论是产生了一些变化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媒体，中国的舆论是和日本以及西方国家的不太一样。我们的媒体基本上都是官方媒体，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比官方媒体会自由度大一些。但是，互联网也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比较多的管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媒体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中国官方的声音，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媒体尤其受到朝鲜的重视。

　　我说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朝鲜对中国的媒体是非常重视的。他们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来关注中国的媒体，而且他们的关注是会有实际行动的。

　　我说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跟我自己关系不大。中国有一本很有名的杂志叫《战略与管理》。我想在座的中国专家当时的都知道这本杂志，这个杂志的创办人其实也是中国的“红二代”。但是，后来有一天突然就被关闭了，日子应该是在2004年左右。为什么会被关闭了?因为他们发表了一篇对朝鲜不是很有利的文章，朝鲜人据说是提了强烈的抗议，而且要求一定要对这本杂志做出处理，最后这本杂志被关闭了。为什么我记得2004年这个年头呢?正是这一年，我们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叫《领导者》，《领导者》的定位和《战略与管理》差不太多。所以，它关闭了以后，我们《领导者》杂志的发行量就大涨了。笑。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例子。

　　我以前办了一个网站叫“共识网”。去年“十一”期间，我们把它关闭了。共识网发过许多和朝鲜有关的文章，受到批评的主要是这两件事情，一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当时的主任波拉克到北京去，到杉园吃了顿饭，路上我们有个记者采访他，写了一篇关于朝鲜问题文章。他说到了一句话，我们就登上去了，这句话大意是其实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不喜欢金正恩。朝鲜人很敏锐地捕捉了这句话，就要问为什么这么说，是真的吗?他们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朝核问题也可以打了再谈，不排除采用定点清除的办法。

　　朝鲜人也是注意到这个话题，他们认为社科院是中国政府的智囊结构，社科院的人发表的文章就代表了中国官方的意见，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当然我们也受到了很批评。

　　后来曾经有一个负责网络的很重要的官员，跟我谈过对朝鲜的报道问题。对朝鲜领导人，大家知道，中国的民间对金日成家族，特别是对现在金正恩有很多的批评意见。我就问他，这些批评意见怎么办?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文件来规范这些事情。后来这个官员想了想，说就比照中国领导人来处理吧，不批评中国领导人，也不批评朝鲜的领导人。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官方媒体和民间舆论其实是有差异的，我做了一个图表，官方媒体是走了一个下行线，从高处往低处走，从不许批评到开始有所批评。

　　我们以《环球时报》的标题为例，五年以前，它的标题都是这样的，比如说2002年4月份有一个标题叫《朝鲜的细微变化也应受到鼓励》，2013年有一个标题叫《朝鲜缓和不是作秀》，2014年有一个标题《警惕借朝鲜问题做中国文章》，2014年还有一个《朝鲜批张成泽未必是对中国指桑骂槐》，还有一个标题叫《朝鲜人权报告解释主体思想，人民希望就能石头开花》，全部是赞扬朝鲜的。

　　但是，到最近几年开始变化了。比如说我们再看《环球时报》说《朝鲜搞两弹，只会让自己更危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再视朝鲜为友好国家》，这些就是官媒的一个变化。我说官媒，为什么举了《环球时报》做例子呢?第一，它属于《人民日报》这个系统;第二，它又可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的，是属于尽量接地气的，所以我拿它做例子。

　　民间舆论一直是比较平稳的，一直是对朝鲜采取一种批评的、不喜欢的一种态势。有的时候官方会对民间舆论多一些管理，有的时候就会管理的松一些。现在，我认为是管理的松一些的时候，你可以适当地批评一下朝鲜，甚至骂一骂朝鲜领导人，也不会有很多受到批评。

　　第三，现在的舆论现状，我认为形成了一个枣核状，两头小，中间大。这两头小，是两个极端，有一部分人极端地仇视朝鲜，认为这是一个人类最糟糕的政权。有一部分人认为朝鲜还是一个好政府，甚至有些学者也认为朝鲜还不错。我问过这位还有些人气的学者，我说你为什么会觉得朝鲜不错呢?他说我只是想朝鲜这么大一个国家，政府领导这么多年，不会差，其实，他也没有做过认真的调研。

　　这两部分人都不是那么多。中间这一部分人是比较大的，就是对朝鲜采取了理性批评的做法。现在，中间这一块的舆论，就是大多数的官媒也都在批评朝鲜，但是很多的官媒在批评朝鲜的同时，会更多地把责任放到美国身上。比如说《环球时报》的标题《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在美国，不应把责任推给中国》。比如说《美防长将朝核问题推中国遭打脸，朝鲜称美国才是推手》。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舆论对决策的影响，大家都知道舆论是对决策有影响的，而中国和其他国家是不太一样的。在舆论场，如果没有巨大影响的话，最高层是不会受到舆论左右的。

　　但是，舆论不是没有用，舆论可以间接地影响最高层。因为中国有很多研究机构，有智库，有研究室，他们会从民间或者是官媒上的这些信息截取出来一些东西，进行一些研究，再通过内参的形式或者是专题报告的形式，报给最高层，由他们做出决策。所以，舆论在中国还是很重要，但是并没有像很多发达国家媒体那么重要，它对中国决策层的影响是间接的，先影响决策层周边的幕僚、研究室，然后再去影响最高层。

　　我最后讲一下对朝鲜这种媒体宣传的变化和舆论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我认为说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是有改变空间的。如果说，我们中国在舆论宣传，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国内是坚持既定的原则和方针，改变空间不大的话，那么，在对外政策上是有一定的变化空间的，包括对美国的态度，对日本的态度，都是这样，并不是说没有变化的。对朝鲜也是。

　　基本政策的调整，一定会影响到中国的媒体变化。

　　如果说中国高层继续对朝鲜原来的那些看法，认为它是我们的血肉兄弟，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变化，正因为我们基础的东西变了，所以舆论宣传也就变了。

　　对朝核问题的舆论变化，我认为是中国对朝核问题处置的一个风向标，甚至包括如果说美国对朝鲜动手打的话，我们的态度现在也有所变化。原来是认为坚决反对，不能打，现在的态度已经开始明显地软化。

　　当然，我不在体制内，发表的完全是个人的意见。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