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达勒姆：从国会山和民间看，反恐需要每个公民的自主行动丨中美反恐研讨会

　　“钝角网”按：10月31日，纽约曼哈顿发生卡车冲撞人群事件，目前已有八人在事件中死亡，多人受伤。纽约市长表示，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而这离震惊全美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仅仅过去一个月。毫无疑问，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一起起恐怖事件挑战的是国际社会的底线。如何有效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如何统合官方和民间的力量铲除恐怖分子产生的土壤，这是需要格外重视的问题。由美中新视角基金会、钝角网、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美国全球接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017年中美国际反恐学术研讨会于8月4日在北京杉园举行。现将会议内容摘选刊发，以飨读者。会议实录首发于《新视角》杂志第77期。

10月31日，纽约曼哈顿发生卡车冲撞人群事件。图为嫌犯驾驶的白色皮卡车

 杰夫·戴维斯：从国会山的角度看反恐

杰夫•戴维斯

　　杰夫·戴维斯(美国前国会议员)：谢谢，这是我第三次来开这个论坛。明天我们要去南京，到时我会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和中国的一些联系，包括了我的职业生涯、从政生涯的经历，同时我也在众议院任过职，我也会介绍一下我对中国情况的了解，这些情况也曾经作为材料寄送给我们。我的姐妹的女儿是从南京领养的，现在她是一位高年级的学生。可以说我最早开始学习和掌握有关中国的情况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年轻。同时我也注意比较不同的人士的观点，包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不同看法。这样的见解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掌握当地社群的思想意识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我在1977年就掌握过有关中国的情况，显然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那个时候我还在上高中。

　　我也可以为大家展示我当时的毕业照，当时我学的是阿拉伯语，这也是我最早开始学习时候的状况。基督教的教义也是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我早年的时候。后来我回到了美国，我也曾经亲自考察过欧洲的一些情况，包括国家安全、经济、政治。

　　2016年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投票给特朗普?很多人当时都是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投给希拉里呢?他们的问题有很多，他们都认为特朗普更应该当选，那是因为希拉里也许不关心他们的生活，她并不关心民众的生活，并不关心当地社群的宗教、当地社群的文化和信仰多样性，而特朗普非常关心这些社群的多样性。

　　我自己对于基督教信仰和社群的多样性有很深的看法和了解，我们有很多反恐措施，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反恐的针对性方案，我们发现美国政治有很多不同而对立的倾向，不同州之间都有分异的文化和思想倾向。共和党人执政就相对比较保守一些，我也代表着他们的价值观，我希望能够重建、恢复人民生活的价值观，这种良性、积极的价值观。

　　2006年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议员选举，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以说是压倒性的胜利。之所以选民支持我，就在于尽管我们两党之间并不是彼此完全能够达成一致，但是我们能够关心民众的生活，我们愿意倾听他们的看法。而我们的想法就是希望推动我们的政治议程能够更进一步，也包括了我们地面部队的部署，在伊拉克应该怎样去部署，还有我们对伊拉克的军事战略。所以，慢慢我们在工作中就发现我们必须更关注民众的声音，我们也许会被民众、被我们的选民大声地吵嚷，他们可能会反对我们或者对我们有不满的情绪，但是我一直坚持认为我们必须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去说话，学会换位思考。而这样的见解在民主党中也是达成共识的，他们也非常支持。

　　我代表着我身后的74.3万选民，他们对于反暴动、反恐怖主义有着很高的呼声，我认为要实现反恐成功就必须与人民建立亲密的私人层面的关系，我们必须发自内心地建立这种自然层面的联系。我的支持率越来越高，在70%，而90%的人们尽管不支持我所在的党，但是却支持我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支持我这个人，并不是支持我这个党派。可以说，我是在多个工作组之间、多个党派之间得到了这样一种信任。

　　我们需要在许多不同想法的人群之间达成这样的一种意见，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反恐怖主义就离不开我们对人们想法的洞见，包括我对本地人想法的考察，我们必须形成一幅完整的图景，比方说他们当地的关注点可能跟我们的想法不是特别一样，他们想要的是一种更进一步，而我们传达信息的方式应该是让人们了解到真相和事实如何。如果更多的现实情况能被他们掌握的话，他们就会越信任你。我们要让人们了解真相是什么，帮助当地社群做出更好的决策。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白宫的一些决策层面有更好的决策推行。这个关键之处在于要告诉他们事实，而在政治层面，如果要掩盖事实、隐瞒真相的话，很可能会引发大众的不信任。因此，我们的政府一直也希望能够推行这样的价值观。

　　而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人们的期望，这就包括当地人们的期望，还有更广泛的人们的期望。他们要了解现实情况如何。通常情况下人们都非常有意愿，乐于去迎接挑战，可是如何能把人们这种凝聚力、应对挑战的勇气凝聚起来呢?我们面临的状况是我们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社群调查研究，比如说在养老问题上，在医疗卫生保健、教育等多个领域，如何全方位地应对解决民众关切的问题，而整个政治界的声音似乎都聚焦在了反恐;我们如果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反恐上，是不是会影响别的领域的发展，比方说人们在医疗卫生方面关切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于，政治界都太过急切地想要做成某件事情，他们太过殷切地想要完成自己的政绩，他们太想要做出一些能够影响美国人的改变。而人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政客的热切的情绪，比如在伊拉克战争方面，政治层面的决策和反恐层面的决策，而美国人可能并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因为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美国军人牺牲在伊拉克战场，而美国人非常担心这种反恐和反暴力的举措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当时布什总统却没有能够把握住人民的期望，也就是对政治议程的心愿，但是实际上每个普通美国人都能在电视上看到战争流血牺牲的场面，这都是人们面临的严峻的现实情况。这样的一种现实问题可能会导致政治层面出现一些不稳定性，因为人们可能希望在众议院中听到他们自己的声音被代表发声出来。而伊拉克战争局势在后期也出现了一些恶化，出现了很多冲突，当时总指挥官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我当时跟他有一些交流。当时各个城市局势不一样，这位指挥官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分歧，他非常关心这种安全形势应该怎样得到解决，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安全政策真正奏效。从政治层面我必须要获得人民的声音并且给决策层以反馈，我跋涉万里去到伊拉克，也跟当地人一起工作，并且把我的工作经历反馈给布什总统，还跟总统一起、与军界人士一起商讨怎样的决策才是最合适的，并且两党之间要超越政见分歧，这样的话才能促进政治层面的稳定性，不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我之前在休斯敦也有过一些从政经历，当时跟奥巴马有过一些交流，他那时的国际安全形势也是非常严峻的。我曾经去过阿富汗，在当地拍了一些战争场面的照片，包括一些飞机、战机运行的场面，还有美国的指挥官在当地的军事决策，还有军方如何绞尽脑汁想要得到更好的军备物资以及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去帮助他们改善军方的情况。

　　这是当时我在阿富汗的一些经历，我曾经也去过伊拉克，当时跟一个激光部队一起驻军。

　　当时我见到我的好几位同学，他们也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与我讨论我们如何进一步提高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水平，怎样提高我们当地驻军的武器装备的科技水平。首先我们应该关切的就是，我们应该实地考察、学习掌握当地情况，我们要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到我们可以加以改善的环节。如果我们想要解决问题，我们就必须解决我们现在就有的问题，而不是去解决我们想象中的一些问题，通过考察现有的局势、考察我们的现状，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如何去解决，找到应对之道。所以说，对这种现实情况和事实的掌握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了解到事实。同时要跟人们建立私人层面的关系。

　　然后我们通过这种全方位情况的掌握，才能够进行更好的立法层面工作的推进。我们也非常积极地提出立法层面的建议，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想法、应对之道写入法律。我们一直在讨论，也许在座各位也有一些了解，我们想要解决现在的问题就必须联系我们以前的经验，我们必须要跟公民之间建立一种公民层面的联系，以前我们一直都在谈政治或者决策层面应该怎么样去提出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很多年以后我也学到了很多教训，而且与我其他的几个同事也一起有过一些教训，我们也接收了许多情报。

　　我看到的场景是非常微小的课堂场景，因为我们相信彼此，所以我们才能够创造奇迹，而我的年纪也相对更长一些，我们经历了非常漫长而艰难的谈判才得出我们的结论，那时候是2007年。我们也有很多哲学层面的探讨，我有很多独特、奇异的想法，而你们也会在接下来我的讲述中发现这样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曾经在一个非常小的会议室里进行小范围的讨论，而这样的讨论可能从意义上来说是比较大的，同时我们讨论了很多其他议题。在我们之前，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关于社群的讨论，这些讨论都聚焦于我们的指挥官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同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讨论来帮助我们更好地制定决策。

　　我也曾经问过我们的一些朋友，怎么样使得我们的讨论富有成效，怎样帮助决策的制定，因为有太多的议题需要关注。他告诉我说，他的行动可以通过我们的讨论得到启发。每一场讨论，我都竭尽全力，希望我们利用每一种可能的形式使得我们的讨论富有成效，也希望我们的决策尽可能地合乎时宜。可以说，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些情势，也就是2007年我们面临的局势，还是相当令人沮丧的。2007年的时候，作为我的老朋友，他也一直大力支持我，我们跟指挥官之间的讨论，还有我们这些作为他手下的人的讨论，可以说我们扮演的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我也一直乐于承担这样的中间人协调角色，就像一个协调员一样的工作，他们告诉我说你成功了，你的确做到了，而我却说我没有做到，还有很多任务我都没有完成。他就安慰我说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做成了很多事情的，而且我们已经成功开拓了很多私人层面的关系，这些关系是非常富有成效的。

　　最后他告诉我说，9月份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自信地告诉自己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了，的确使得我们的分歧尽可能缩小了。的确，2007年9月的时候，我们确实有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这个蓝图很多内容都得到了实现，很成功地落实。很多人都给我们提供了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尽管有很多分歧和争议，但我们都成功地搁置了。我认为他们对这个世界还是抱有极大善意的，还有军方的这些人士也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尽管他们面临着大量的困境。因此，这样的关系的维护，这种私人层面的关系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与这些军方人士的讨论富有成效。

　　而我们也遭到了一系列指责，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很多做法不合时宜，尽管我们做出了很多努力，却没有办法服务于我们的公民社会，实际上我们是一种公民社会，每一个有职责的人、有权限的人都应该能承担起自己的职责，这样我们才能获取当地人的理解和帮助。比如说我之前在纽约的时候就非常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在很多年里，我都致力于获得当地人的支持，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援，这样才能服务于当地公民，使公民社会能够承担起职责。毕竟我们大量的公民作为军人在国外，为这个国家牺牲了。

　　此外，各国政府都为反恐做出了大量努力，也做出了流血牺牲，我们也必须尊重我们的各个社群，使他们承担起责任，这种反恐不可能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发现，一定是起源于每个公民的自主行动。比如在埃及，埃及的问题非常有趣，因为当地人感到一些怀疑，他们履行工作职责的时候觉得必须获得一种支持和私人关系才能行，而不仅仅是来自国家。我们为我们的军人提供了医疗服务、医疗支援，还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和装备，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很好地赢得人们的信任。而这样的一种信任实际上是非常直观重要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获得这种信任才能开展我们的反暴动和反恐怖主义的行动。当地人的信任还有当地社群的理解和支持对于我们推进反恐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因此，在我们为了打击ISIS而提供给当地社群以医疗资助的时候，我们必须倾听当地人的声音，来了解他们对于我们的援助的反应，因为他们有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需要我们的照看，也希望我们能够捍卫他们所坚守的价值观。如果政府做出的决策会妨害他们价值观的实现，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办法赢得人们的信任的;无论当地社群信仰的是何种宗教或者他们是否支持他们的政府，他们都是没有办法支持和理解我们的行动的。

　　我的一个发现就是，美国的政治是非常看重个人之间私人关系的建立的，在我所在的国家，我发现这样的一种援助对于公民这个层面概念的理解非常重要。什么是公民?公民必须能够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比如他们要捍卫自己的孩子、未来一代青年的信仰和生命;我们必须要服务于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提供更多的帮助，我们的付出应该要大于我们的回报，要强调一种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成为更好的军人。

　　作为一名军人，我们的天职就应该是保护公民，维系公民社会的价值观，这样的一种力量才是深层次的一种精神力量。我们每个人之间应该有一种有机联系。而作为一个美国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捍卫我们公民的价值观，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它就应该尊重公民的价值观，并且要探索真相，把真相告诉人民，而且应该能够弥合各国人民——也包括我们人民之间的——宗教信仰的差异，提供更好的国家安全的保障，提供更好的经济福祉，能够从多个角度使得我们的社群凝聚力得到提高。这样的情况下，公民才可能信任我们的政府，信任政府能够提供人民所希望得到的一些保障，只有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给我们的政府投出信任的一票，而不是使不信任的阴霾笼罩。

　　作为共和党人，自内战以来，也就是说一百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致力于维系这样的价值观的，而国家安全跟我们每个公民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政治层面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我之前讲过一个故事，2016年我的一个经历，我给大家朗读一下我的结论，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些经历可能富有争议性;当地和全国层面的，也就是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沟通是很重要的;而美国的军人也在过去的战乱之中学到了非常痛苦的一课，这样的教训是我们历经辛酸才获得的。我们这些军人，之所以能够明白这些价值观的可贵，也是因为在实践中饱尝辛酸才明白了这些道理，最重要的在于我们必须要搁置我们的怀疑，抛弃我们的顾虑情绪，真正地团结起来，彼此信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维系公民社会。我之前也为众议院工作过，这样的工作经历让我明白地区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必须使得公民之间的差异能够在协商的时候得到搁置。我也曾经在许多政客面前为了捍卫我们的价值观而奋斗，当时当地的社群也对我抱有许多支持和理解。

　　最后我想说的是，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我终生为之付出努力的也就是为了稳定和信任能够在我们的民众之间生根发芽，只有这样我才能作为他们的代表，当之无愧地捍卫他们的权益。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公民都能携起手来，维系我们的信任，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必须要把当地人团结起来，凝聚他们的力量，使得他们感受到一种尊重和善意。非常感谢!

　　唐超：我刚才看到美国政府和民意之间达成平衡的一些内容。如何把政府的意志和民众的声音平衡起来，除了像您这样的官员做一些个人努力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机制，来做这种努力?

　　戴维斯：我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是失败的。我也见过许多在战争中牺牲的军人家属，面对伤亡的时候，我们的确会受到很多质疑。但是我是这样想的，举个例子，在一堆老鼠中区别出好老鼠和坏老鼠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只能在更大的背景下给大家做出解释，比如这样做会对美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向民众说明这些事的必要性。

　　周安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我认识很多美军的中级军官，他们对伊斯兰教有一些仇视，甚至有一种想法，让中东地区保持战争状态是必要的，并不想快速结束战争，而是让这些地方像磁铁一样把极端分子吸引过去，让他们互相残杀，保持战争状态更好。以我们的观察来看，美军很容易消灭IS(“伊斯兰国”)，但是美国并没有这么做。所以那种观点是不是真的?

　　戴维斯：我曾在叙利亚做过顾问，我认为不存在故意延长战争这种说法。因为战争会产生二级效应、三级效应，战争时间越长，负面影响越大。

　　“钝角网”按：10月31日，纽约曼哈顿发生卡车冲撞人群事件，目前已有八人在事件中死亡，多人受伤。纽约市长表示，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而这离震惊全美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仅仅过去一个月。毫无疑问，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一起起恐怖事件挑战的是国际社会的底线。如何有效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如何统合官方和民间的力量铲除恐怖分子产生的土壤，这是需要格外重视的问题。由美中新视角基金会、钝角网、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美国全球接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017年中美国际反恐学术研讨会于8月4日在北京杉园举行。现将会议内容摘选刊发，以飨读者。会议实录首发于《新视角》杂志第77期。

10月31日，纽约曼哈顿发生卡车冲撞人群事件。图为嫌犯驾驶的白色皮卡车

 杰夫·戴维斯：从国会山的角度看反恐

杰夫•戴维斯

　　杰夫·戴维斯(美国前国会议员)：谢谢，这是我第三次来开这个论坛。明天我们要去南京，到时我会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和中国的一些联系，包括了我的职业生涯、从政生涯的经历，同时我也在众议院任过职，我也会介绍一下我对中国情况的了解，这些情况也曾经作为材料寄送给我们。我的姐妹的女儿是从南京领养的，现在她是一位高年级的学生。可以说我最早开始学习和掌握有关中国的情况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年轻。同时我也注意比较不同的人士的观点，包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不同看法。这样的见解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掌握当地社群的思想意识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我在1977年就掌握过有关中国的情况，显然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那个时候我还在上高中。

　　我也可以为大家展示我当时的毕业照，当时我学的是阿拉伯语，这也是我最早开始学习时候的状况。基督教的教义也是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我早年的时候。后来我回到了美国，我也曾经亲自考察过欧洲的一些情况，包括国家安全、经济、政治。

　　2016年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投票给特朗普?很多人当时都是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投给希拉里呢?他们的问题有很多，他们都认为特朗普更应该当选，那是因为希拉里也许不关心他们的生活，她并不关心民众的生活，并不关心当地社群的宗教、当地社群的文化和信仰多样性，而特朗普非常关心这些社群的多样性。

　　我自己对于基督教信仰和社群的多样性有很深的看法和了解，我们有很多反恐措施，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反恐的针对性方案，我们发现美国政治有很多不同而对立的倾向，不同州之间都有分异的文化和思想倾向。共和党人执政就相对比较保守一些，我也代表着他们的价值观，我希望能够重建、恢复人民生活的价值观，这种良性、积极的价值观。

　　2006年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议员选举，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以说是压倒性的胜利。之所以选民支持我，就在于尽管我们两党之间并不是彼此完全能够达成一致，但是我们能够关心民众的生活，我们愿意倾听他们的看法。而我们的想法就是希望推动我们的政治议程能够更进一步，也包括了我们地面部队的部署，在伊拉克应该怎样去部署，还有我们对伊拉克的军事战略。所以，慢慢我们在工作中就发现我们必须更关注民众的声音，我们也许会被民众、被我们的选民大声地吵嚷，他们可能会反对我们或者对我们有不满的情绪，但是我一直坚持认为我们必须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去说话，学会换位思考。而这样的见解在民主党中也是达成共识的，他们也非常支持。

　　我代表着我身后的74.3万选民，他们对于反暴动、反恐怖主义有着很高的呼声，我认为要实现反恐成功就必须与人民建立亲密的私人层面的关系，我们必须发自内心地建立这种自然层面的联系。我的支持率越来越高，在70%，而90%的人们尽管不支持我所在的党，但是却支持我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支持我这个人，并不是支持我这个党派。可以说，我是在多个工作组之间、多个党派之间得到了这样一种信任。

　　我们需要在许多不同想法的人群之间达成这样的一种意见，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反恐怖主义就离不开我们对人们想法的洞见，包括我对本地人想法的考察，我们必须形成一幅完整的图景，比方说他们当地的关注点可能跟我们的想法不是特别一样，他们想要的是一种更进一步，而我们传达信息的方式应该是让人们了解到真相和事实如何。如果更多的现实情况能被他们掌握的话，他们就会越信任你。我们要让人们了解真相是什么，帮助当地社群做出更好的决策。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白宫的一些决策层面有更好的决策推行。这个关键之处在于要告诉他们事实，而在政治层面，如果要掩盖事实、隐瞒真相的话，很可能会引发大众的不信任。因此，我们的政府一直也希望能够推行这样的价值观。

　　而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人们的期望，这就包括当地人们的期望，还有更广泛的人们的期望。他们要了解现实情况如何。通常情况下人们都非常有意愿，乐于去迎接挑战，可是如何能把人们这种凝聚力、应对挑战的勇气凝聚起来呢?我们面临的状况是我们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社群调查研究，比如说在养老问题上，在医疗卫生保健、教育等多个领域，如何全方位地应对解决民众关切的问题，而整个政治界的声音似乎都聚焦在了反恐;我们如果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反恐上，是不是会影响别的领域的发展，比方说人们在医疗卫生方面关切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于，政治界都太过急切地想要做成某件事情，他们太过殷切地想要完成自己的政绩，他们太想要做出一些能够影响美国人的改变。而人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政客的热切的情绪，比如在伊拉克战争方面，政治层面的决策和反恐层面的决策，而美国人可能并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因为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美国军人牺牲在伊拉克战场，而美国人非常担心这种反恐和反暴力的举措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当时布什总统却没有能够把握住人民的期望，也就是对政治议程的心愿，但是实际上每个普通美国人都能在电视上看到战争流血牺牲的场面，这都是人们面临的严峻的现实情况。这样的一种现实问题可能会导致政治层面出现一些不稳定性，因为人们可能希望在众议院中听到他们自己的声音被代表发声出来。而伊拉克战争局势在后期也出现了一些恶化，出现了很多冲突，当时总指挥官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我当时跟他有一些交流。当时各个城市局势不一样，这位指挥官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分歧，他非常关心这种安全形势应该怎样得到解决，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安全政策真正奏效。从政治层面我必须要获得人民的声音并且给决策层以反馈，我跋涉万里去到伊拉克，也跟当地人一起工作，并且把我的工作经历反馈给布什总统，还跟总统一起、与军界人士一起商讨怎样的决策才是最合适的，并且两党之间要超越政见分歧，这样的话才能促进政治层面的稳定性，不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我之前在休斯敦也有过一些从政经历，当时跟奥巴马有过一些交流，他那时的国际安全形势也是非常严峻的。我曾经去过阿富汗，在当地拍了一些战争场面的照片，包括一些飞机、战机运行的场面，还有美国的指挥官在当地的军事决策，还有军方如何绞尽脑汁想要得到更好的军备物资以及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去帮助他们改善军方的情况。

　　这是当时我在阿富汗的一些经历，我曾经也去过伊拉克，当时跟一个激光部队一起驻军。

　　当时我见到我的好几位同学，他们也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与我讨论我们如何进一步提高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水平，怎样提高我们当地驻军的武器装备的科技水平。首先我们应该关切的就是，我们应该实地考察、学习掌握当地情况，我们要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到我们可以加以改善的环节。如果我们想要解决问题，我们就必须解决我们现在就有的问题，而不是去解决我们想象中的一些问题，通过考察现有的局势、考察我们的现状，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如何去解决，找到应对之道。所以说，对这种现实情况和事实的掌握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了解到事实。同时要跟人们建立私人层面的关系。

　　然后我们通过这种全方位情况的掌握，才能够进行更好的立法层面工作的推进。我们也非常积极地提出立法层面的建议，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想法、应对之道写入法律。我们一直在讨论，也许在座各位也有一些了解，我们想要解决现在的问题就必须联系我们以前的经验，我们必须要跟公民之间建立一种公民层面的联系，以前我们一直都在谈政治或者决策层面应该怎么样去提出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很多年以后我也学到了很多教训，而且与我其他的几个同事也一起有过一些教训，我们也接收了许多情报。

　　我看到的场景是非常微小的课堂场景，因为我们相信彼此，所以我们才能够创造奇迹，而我的年纪也相对更长一些，我们经历了非常漫长而艰难的谈判才得出我们的结论，那时候是2007年。我们也有很多哲学层面的探讨，我有很多独特、奇异的想法，而你们也会在接下来我的讲述中发现这样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曾经在一个非常小的会议室里进行小范围的讨论，而这样的讨论可能从意义上来说是比较大的，同时我们讨论了很多其他议题。在我们之前，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关于社群的讨论，这些讨论都聚焦于我们的指挥官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同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讨论来帮助我们更好地制定决策。

　　我也曾经问过我们的一些朋友，怎么样使得我们的讨论富有成效，怎样帮助决策的制定，因为有太多的议题需要关注。他告诉我说，他的行动可以通过我们的讨论得到启发。每一场讨论，我都竭尽全力，希望我们利用每一种可能的形式使得我们的讨论富有成效，也希望我们的决策尽可能地合乎时宜。可以说，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些情势，也就是2007年我们面临的局势，还是相当令人沮丧的。2007年的时候，作为我的老朋友，他也一直大力支持我，我们跟指挥官之间的讨论，还有我们这些作为他手下的人的讨论，可以说我们扮演的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我也一直乐于承担这样的中间人协调角色，就像一个协调员一样的工作，他们告诉我说你成功了，你的确做到了，而我却说我没有做到，还有很多任务我都没有完成。他就安慰我说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做成了很多事情的，而且我们已经成功开拓了很多私人层面的关系，这些关系是非常富有成效的。

　　最后他告诉我说，9月份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自信地告诉自己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了，的确使得我们的分歧尽可能缩小了。的确，2007年9月的时候，我们确实有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这个蓝图很多内容都得到了实现，很成功地落实。很多人都给我们提供了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尽管有很多分歧和争议，但我们都成功地搁置了。我认为他们对这个世界还是抱有极大善意的，还有军方的这些人士也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尽管他们面临着大量的困境。因此，这样的关系的维护，这种私人层面的关系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与这些军方人士的讨论富有成效。

　　而我们也遭到了一系列指责，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很多做法不合时宜，尽管我们做出了很多努力，却没有办法服务于我们的公民社会，实际上我们是一种公民社会，每一个有职责的人、有权限的人都应该能承担起自己的职责，这样我们才能获取当地人的理解和帮助。比如说我之前在纽约的时候就非常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在很多年里，我都致力于获得当地人的支持，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援，这样才能服务于当地公民，使公民社会能够承担起职责。毕竟我们大量的公民作为军人在国外，为这个国家牺牲了。

　　此外，各国政府都为反恐做出了大量努力，也做出了流血牺牲，我们也必须尊重我们的各个社群，使他们承担起责任，这种反恐不可能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发现，一定是起源于每个公民的自主行动。比如在埃及，埃及的问题非常有趣，因为当地人感到一些怀疑，他们履行工作职责的时候觉得必须获得一种支持和私人关系才能行，而不仅仅是来自国家。我们为我们的军人提供了医疗服务、医疗支援，还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和装备，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很好地赢得人们的信任。而这样的一种信任实际上是非常直观重要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获得这种信任才能开展我们的反暴动和反恐怖主义的行动。当地人的信任还有当地社群的理解和支持对于我们推进反恐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因此，在我们为了打击ISIS而提供给当地社群以医疗资助的时候，我们必须倾听当地人的声音，来了解他们对于我们的援助的反应，因为他们有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需要我们的照看，也希望我们能够捍卫他们所坚守的价值观。如果政府做出的决策会妨害他们价值观的实现，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办法赢得人们的信任的;无论当地社群信仰的是何种宗教或者他们是否支持他们的政府，他们都是没有办法支持和理解我们的行动的。

　　我的一个发现就是，美国的政治是非常看重个人之间私人关系的建立的，在我所在的国家，我发现这样的一种援助对于公民这个层面概念的理解非常重要。什么是公民?公民必须能够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比如他们要捍卫自己的孩子、未来一代青年的信仰和生命;我们必须要服务于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提供更多的帮助，我们的付出应该要大于我们的回报，要强调一种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成为更好的军人。

　　作为一名军人，我们的天职就应该是保护公民，维系公民社会的价值观，这样的一种力量才是深层次的一种精神力量。我们每个人之间应该有一种有机联系。而作为一个美国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捍卫我们公民的价值观，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它就应该尊重公民的价值观，并且要探索真相，把真相告诉人民，而且应该能够弥合各国人民——也包括我们人民之间的——宗教信仰的差异，提供更好的国家安全的保障，提供更好的经济福祉，能够从多个角度使得我们的社群凝聚力得到提高。这样的情况下，公民才可能信任我们的政府，信任政府能够提供人民所希望得到的一些保障，只有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给我们的政府投出信任的一票，而不是使不信任的阴霾笼罩。

　　作为共和党人，自内战以来，也就是说一百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致力于维系这样的价值观的，而国家安全跟我们每个公民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政治层面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我之前讲过一个故事，2016年我的一个经历，我给大家朗读一下我的结论，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些经历可能富有争议性;当地和全国层面的，也就是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沟通是很重要的;而美国的军人也在过去的战乱之中学到了非常痛苦的一课，这样的教训是我们历经辛酸才获得的。我们这些军人，之所以能够明白这些价值观的可贵，也是因为在实践中饱尝辛酸才明白了这些道理，最重要的在于我们必须要搁置我们的怀疑，抛弃我们的顾虑情绪，真正地团结起来，彼此信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维系公民社会。我之前也为众议院工作过，这样的工作经历让我明白地区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必须使得公民之间的差异能够在协商的时候得到搁置。我也曾经在许多政客面前为了捍卫我们的价值观而奋斗，当时当地的社群也对我抱有许多支持和理解。

　　最后我想说的是，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我终生为之付出努力的也就是为了稳定和信任能够在我们的民众之间生根发芽，只有这样我才能作为他们的代表，当之无愧地捍卫他们的权益。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公民都能携起手来，维系我们的信任，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必须要把当地人团结起来，凝聚他们的力量，使得他们感受到一种尊重和善意。非常感谢!

　　唐超：我刚才看到美国政府和民意之间达成平衡的一些内容。如何把政府的意志和民众的声音平衡起来，除了像您这样的官员做一些个人努力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机制，来做这种努力?

　　戴维斯：我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是失败的。我也见过许多在战争中牺牲的军人家属，面对伤亡的时候，我们的确会受到很多质疑。但是我是这样想的，举个例子，在一堆老鼠中区别出好老鼠和坏老鼠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只能在更大的背景下给大家做出解释，比如这样做会对美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向民众说明这些事的必要性。

　　周安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我认识很多美军的中级军官，他们对伊斯兰教有一些仇视，甚至有一种想法，让中东地区保持战争状态是必要的，并不想快速结束战争，而是让这些地方像磁铁一样把极端分子吸引过去，让他们互相残杀，保持战争状态更好。以我们的观察来看，美军很容易消灭IS(“伊斯兰国”)，但是美国并没有这么做。所以那种观点是不是真的?

　　戴维斯：我曾在叙利亚做过顾问，我认为不存在故意延长战争这种说法。因为战争会产生二级效应、三级效应，战争时间越长，负面影响越大。

　　科尔·达勒姆：加强和民众的关系来促进反恐

科尔·达勒姆

　　科尔·达勒姆(美国杨百翰大学法学院教授)：谢谢邀请我参与会议。首先，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谈论宗教信仰——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我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人，能够跟这些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谈话，了解这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对于国家安全形势的看法。我一直在寻找一些途径和方式来探讨这样的宗教信仰人群对国家安全形势的看法，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是我们一直关切却未得到解决的。我并不是一个在国家安全领域工作的人，我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职责，包括在立法领域我也有一些任职和工作，在世界范围内有大量议题是我所关切的，而今天下午我希望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反思我们一些既有的经验，通过回顾和反思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愿景。

　　我去过很多国家，他们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尖锐问题，比如说这些问题可能是困扰这些国家，而这些问题的应对之道都反映出来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动，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应对当前的局势。昨天我拜访了菲律宾这个国家，与一些菲律宾人会谈，有些谈话内容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些人是民众之中的代表。其中一场对话，我们并不是特别熟知彼此，不过我们自高中时就彼此认识了，而这样的一种友谊使得我们的谈话比较顺畅——可以说我们的关系起源于高中——而我跟他谈话以后就发现他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关涉他子女切身利益的问题。这样一个局势就是我们问题的突破口。另一场对话内容也是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跟政府层面进行的一场对话，政府跟我们讲了一下他们工作取得的进展，比如说他们过去采取了一些政策方针，其中一些警官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针对当地的安全形势采取应对措施的，比如他们会跟我们说，他们更加频繁地巡逻，这些都是他们采取的解决办法。

　　同时我也倾听了一些人的意见，这些人都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有一个指挥官，我并不了解他，此前也从未听说过。实际上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也许不总是发生，就是这个进入国家安全领域工作的人，往往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决策者，他只是不太清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只是就这么做了，但是他并不了解和透彻认识当前的形势。而这种问题就可能导致我们对存在的一些迫害和暴动一无所知。

　　另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不清楚发生问题的确切的区域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区域面临的问题是最严峻的。这些问题我们并不知情。之前我提及好几个会话场景，这些都反映出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过去的历史经验、世界形势发生的一些变化。我们也一直与指挥官进行一些沟通，这些高级军官向我们反映的看法，跟我们了解到的也有一些差异。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关于新疆的问题。我的朋友也跟我说过。实际上我自己是去过新疆的，而我的朋友当时到了当地机场迎接我，并且把我安全地护卫到了住宿的地方。今天早上我也进行了一些拜会活动，来了解关于新疆的局势和问题以及现在的局势所发生的变化。这些问题都是经年累月产生的，并不是一瞬间就能解决的，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可能跟以前相比有些改观，与欧洲1990年代的形势差不多，他们1990年代面临的问题也不太一样，当时也有很多学者针对这样的安全形势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而我们如今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的，也需要听到不同的看法。

　　所有这些我们以前经历的故事和事情可以串联在一起，来提出我们的经验。我不太记得一些细节问题了，但是有很多经济衰退之类的问题实际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借鉴，如果我们能够以史为鉴，就可以对我们未来的决策提供很好的助益。所有这些工作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应该实时回顾和总结，因为我们曾经面临过这些危险局势——我们可能濒临一些危险的困境，游走在危险边缘——所有这些记忆是可以为我们打开未来新局面的。

　　我之前也听到一些关于经济衰退的言论，这可能不是普遍看法，而很多人从欧洲到了科索沃，这样一些人的迁徙，之后我进一步讨论。过去许多年里，也有很多我不太记得的具体细节，但是我知道每当恐怖主义发生时往往就是一个城市，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而是针对人群的攻击。

　　“在我们之前的302个火车站都遭遇了这样的一种火灾的攻击”，你可以想一下这样的一种场景是不是非常相似?你会遇到一些宗教团体，他们并不是在恐怖主义分子之中，他们实际上更容易与我们打交道。对我们来说，他们相当于一支军队，他们的反应可能使得这些人会被从自己的居所里驱逐出来，而且是很多次。通常来说，当他们到达军营之后，他们会落脚，然后就会取得一些必需的物资，帮助他们维持生计。

　　现在的状况是，我们遇到的这些人，多次表达出他们对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的一种虔诚，如今你们想要去威胁他们其中的一个，他们年轻的宗教人群显然是会负隅顽抗的，但是依然和我们打交道的人还是会对生命有信仰。

　　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人们所相信的一些东西是什么，他们的文化是什么，最后我们能否使问题得到合适的解决。而我们文化中的传统就是我们会进行讨论，我们希望能够获得为解决当前问题在宪法层面争取保护，同时还能够应对宗教的狂热情绪，如果一些人能够支持我的话，这样的人我是非常欢迎的，这当然很好。但是我们还需要去关心其他一些事情，包括人们的生命权，人们的生命能否得到尊重，还有我们也非常积极地看到在座的诸位，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些恰合时宜的比较健康的解决办法能否出现，现在我们人道主义的关注也在于我们能否了解事实。我们会采取一些比较积极的行动，北京方面有时也会采取一些非常关键的行动，你们也是这些行动的一部分，我也非常感谢你们。

　　我认为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是我们能否提供帮助，我们能不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奋发有为，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点，很多都需要我们这些人的活力。同时我们的行动可能面临一些条条框框，我们是否能够打破?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困惑。比如有些人他们信仰宗教非常执着，他们也会信仰一些预言，对于他们国家的建立有着一些执念，我们也需要在保护宗教自由权的同时，能够更好地解决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还有就是给他们提供适合的食物，能够了解立法的历史、当前的现实以及宗教问题。这关乎我们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我们必须能够恰合时宜地应对紧急情况，能够处理，能够不仅把宗教的自由权当作一个防范的措施，也不应该使它让人变得失望和沮丧，我们必须要使事情得到重建。

　　我们过去的经验也告诉了一些解决办法，还有内战期间我们曾经全国军民协同起来，在传统方法基础之上，会同各个宗教领袖进行协同一致的合作，现在我们依然需要争取这些宗教人士的合作，必须赢得他们的信任。这样一个行动不可能完美，如果说我们希望解决大量问题的话。现在我们有大量的工作都是跟如何反抗恐怖主义分子有关的，这些恐怖主义分子由来已久，和我们过去的历史相关，依然存在着，我们必须倾听各个反恐组织的意见，吸取教训，在法律层面争取一些关注。

　　比如说在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日益意识到他们过去在一些地区犯下的错误。又比如，他们雇用的一些人可能是少数需要保护、需要关心的弱势群体，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和西方很多国家，这些问题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并没有得到非常重大的关切，而最近的15～20年，我们也逐渐意识到白人和一些政府机构可能没有提供非常好的帮助。我们这样一些举措可能涉及以后的孩子要怎样在恐怖主义的阴霾之下生存，他们可能面临很多挑战。

　　我们必须要建立一套系统的规则。我自己也希望能够挑选出一些善意的群体，这些群体是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热爱的。比如说可能有一些黑人聚居区，我非常感谢他们，非常感谢这些守法的公民能够遵循我们既有的法治体制，他们都把它当作金科玉律去遵守。

　　因此，可以说，在立法层面我们有很多可为的，可以在立法层面进行一些设计，使我们的措施得到更好的执行。还有，他们也可以去重建，也可以有一些反应和行动。现在我们的一些行动可能使本来可以伸出援手的人们不愿意伸出援手。我们也看到更多的决策出台，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些研究，帮助我们去了解现在面临的一些危机。

　　现在宗教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有60%的恐怖主义案情可能是源自宗教的。现在仍然有一些迷信，他们认为如果去参加葬礼的话，人可能会患病。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层面找到一些解决办法，否则我们就没法解决人们的一些担忧。

　　我们可以想象，一些人肯定是对现状不满意的，他们也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他们觉得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不信任关系，这样情绪就被酝酿出来了，他们一直在挣扎，他们没法坚守自己的信仰，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处所遭到损害，他们的社群和社区遇到的恐怖主义攻击使他们失去了信心，但是他们希望能得到改善。而我们如果要改变这种局势的话，完全可以派驻技术人员去帮助当地社群重建。之前我也见过一些医务专业人员，他们非常懂得尊重当地的文化。很有可能是这些社群的领导去警告当地人不要触碰尸体。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接触到这些人，我们如何接触到民众，我们需要一个完善的网络帮助我们直达这些人，伸出援手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忠告。

　　因此，我再次强调，反恐涉及方方面面细节，并不只是书本上学到的一些知识，有时我们可能做的一些事情，从理智层面来说是合乎常理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有可能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就是仅仅因为我们可能是从官僚主义角度出发，我们太过殷切地希望所有的工作都能够得到推进，但是真实的问题是怎样把忠告传达给我们想要传达的人群，怎样帮助他们团结起来形成一种联盟，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事实和现状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否则，我们的工作就没法引起人们的注意，无法让人们知晓我们正在做些什么。此外，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法推进这样的工作，其中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让社会、让公民社会能够珍惜、坚守他们的价值观，珍惜友爱、团结等这样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携起手来想方设法地解决问题。现在这个世界面临很多问题，都可能通过非常浪漫的爱意得到解决，但是可能无法得到彻底的解决，不过至少我们是拥有这种友爱的。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能够想方设法地让局势得到转寰。而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工作的重点就是反恐工作应该怎样开展，我们必须要在地区之间推动一种协同，比如在G20峰会上能否在反恐方面取得合力，还有就是在经济层面我们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重点在于，我们现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要得以实现的话，必须要让我们的发展大计得到贯彻和落实，我们必须能树立典范。所有我们现在的典型案例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经验上的借鉴，我们必须关注我们的典型案例，然后去找到更好的应对办法，能够使得宗教群体被我们吸引，承认我们的努力。现在的确有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成为一些典型案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超越党派之间的分歧。

　　所有这些问题我可能不会从技术层面或者从法治层面展开特别细致的论述，不会从政治权益方面进行论述，但是我的一生都是致力于反恐工作，希望能够听取民众的意见，了解民众的反响，听到他们的反馈。我认为国家安全形势正是需要这种坚忍的团结和努力，不仅仅关乎重要的决策人士，还关乎普通人的反应和如何扩大反恐的影响，这样才不至于始终受到人们的拒绝，这样才能在既有的形势之上打开局面，这样的话，工作的重点就在于必须与人们建立更广泛的连接关系，这正是我所认为的最重要的重点。

　　周志兴：我今天听了这四位的发言，前面三个都是军人，但是我觉得他们说的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要用柔的手段。前面几次会议塞波先生都提过白猫黑猫的问题，其实这个和中国人的白猫黑猫不是一回事，他这个是讲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硬的就是军事手段，软的是思想感化的手段。刚才密斯先生说“有时候没有作为就是最好的反应”。我想这和我们中国的做法不太一样，这也可能是因为，美国的宗教在美国人的思想工作中起到了很多作用，但中国的宗教没有起到这种作用，中国有时在遏制一些宗教的发展。所以我就想美国的这些做法能不能适用于中国呢?其实这也是我的问题。中国人以前讲一句话叫缺什么要什么。新疆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国王和阿凡提在一起，有人问正义和金钱你们要什么?国王说我当然要正义，阿凡提说要金钱。人们说阿凡提实在是见钱眼开，而阿凡提解释说，我们是缺什么就要什么。美国人一般在我们心中是炫耀武力的。现在好像事实反过来，我们好像要用强力手段制止国内的恐怖分子，美国反而更强调柔性的措施，我想问美国的朋友，你们认为美国的做法可以适用于中国吗?你们四位都可以回答。

　　达勒姆：我想这样来论述，我认为人们首先要对中国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他们应该了解到底有多大比例的人口在中国是教徒，这样的比例可能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比例偏低一些，但是实际上中国是拥有非常巨大人口的，即便是7%的人信教的话，可能也是相当巨大的数字。其中一个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对当前在中国发生的一些情况进行分析，对我们来说这样的分析研究可能变得更为困难。因此，我们必须要使人们能自己去阐述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对穆斯林聚居的地方进行调查。非常清楚的一点是，作为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对宗教的理解可能不仅仅是说宗教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展开真诚的讨论，也不愿意倾听别人的看法。值得庆幸的是，如果说宗教是一种因素的话，我们可能可以通过宗教的视角更好地了解当前局势，比如我们在美国的局势;在得克萨斯州就有相对比较低的风险，因为人们比较高的比例会去拥护宗教博爱的想法。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竞争，可能还是能帮助我们政府更好地了解现在的局势。现在有很多生命流血牺牲，如果能够更好、更清楚地了解趋势，我们可能会使面临的压力得到一些减轻，也不会有太多以宗教名义行恐怖主义之实的做法。

　　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宗教土壤和美国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我也知道，很多不同的群体对宗教也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必须了解他们怎样看待生命，这样才会帮助政府舒缓他们现在面临的压力，防止现有局势升级。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策略和战略，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去开展我们的政治工作。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文化聚居群体，一个城市信仰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可能有些细微的差异，我们必须要注重倾听他们的想法，倾听老百姓的想法，跟他们进行实际会面，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自身的权益。

　　他们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些回应。我们有一种说法是，只有在有工具箱的情况下，有锤子的情况下，工具齐全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应对这种突然间的危急形势;我认为至少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努力提前地就全部运用起来，因为有时我们可能需要运用非常的措施，而且还有更具挑战性的事情;置身其中时，我们必须了解到，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延伸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尽量延后这些工具使用的时间。现在我们有很多法学家和法学学者，他们的愿景、视野都是在于能对我们的警务官员进行培训，帮助军方人士接受更好的教育，这样他们才能在进驻一些地区时学会了解当地的形势，比如在伊拉克时，他们必须要去了解他们的邻里，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在制订战略和做出决定时更为成熟。现在我们的警员也在高级警务院校接受过培训，还有我们的士兵和军官都接受过国家安全的培训。但是现在日益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确保我们的警务官员和执行官员在执行行动之前对形势有一个更好的判断力。

　　塞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非常感谢您的提问。首先不是一个“要么……要么……”的问题，而是一个同时和更多的问题。没有软实力的硬实力是危险的，没有硬实力的软实力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感到更为棘手的，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这是一种需要流血牺牲的工作，我们可能不知道到底是谁每天会执行这种射击任务，我们也不知道怎样确保人们的生命权得到保障。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有一些士兵做出决策以及批判性思维，可能我们不知道对他们的职责到底应该怎样明确地界定，因为如果是在维和行动中的话，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清晰地界定他们的职责。之前我们有一个天才军事哲学家，他曾经说道，判断力是军事斗争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们怎样开展我们的军事战略。

　　第二点我非常感谢的是，现在我们能够展开这种反恐的讨论，因为政策层面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应对宗教中的一些极端主义情绪，我们必须要确认现在的美国人可能已经80%都是信教的，而在世界范围内也是80%～90%的信教比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异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学校和国际关系之中，宗教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应对，这样的局面正在改变。我感到高兴的一点是，我们最古老的传统的国际关系中现在已经出现了关于宗教的讨论，如果教师要从事国际关系的教学，可能他们只有三年左右时间在维和行动方面有一些教训，而宗教可能只是状况之中的一部分。由院长来决定我们国际关系课程要教学生什么。二十年前都是这些教授来教相关课程，他需要进行国际关系课程的优先次序的决定，这可能都是全美最顶尖的国际关系学府。而中国和美国不是特别一样，这也是我们讨论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在中美之间找到共同的应对策略，美国在政策制定方面非常注重机构的作用，而宗教也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的资深顾问也经常致力于把宗教问题纳入外交政策考量之中，而我们现在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宗教可能是帮助我们制定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途径。而过去一些经验也告诉我们，每一个宗教都面临一些冲突。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些黄金法则，我们怎样把握黄金法则，使得所有人都能协同作战，协同在一起，发自内心地提出解决方案?每一个宗教都是在发展过程之中的。

　　比如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埃博拉病毒的问题。之前我们也在尼日利亚看到很少有人相信少数群体，但是人们会更倾向于信赖宗教领袖，在社群之间也好，还是说绕过传统的一些想法也好，他们都是依赖于宗教领袖解决当地的疟疾肆虐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经过检验行之有效的原则。我们可以通过遵守这些法则来抗拒恐怖主义，对于恐怖主义的网络，我们也必须能够通过协同一致的讨论在美国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赢得人们的信任。希拉里在她任职期间通过制定国家层面的战略对一些亚群体和自治区域进行分析，深入走进当地社群。现在这些情况依然在政客之间非常常见，美国政府也经常会派驻一些人士进入当地社群进行研究，并且把他们的经验带到外交事务之中，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帮助实现宗教也成为我们既有政策的一部分。他们都希望对宗教有深入洞察的外交人才能够走入政府，帮助制定更好的决策。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这对业务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提出解决方案都非常有益。很少的学校会来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想要找到解决办法就必须要带动群体的积极性。

　　戴维斯：在英文之中有一种说法是，我们灵感的最大源泉就是我们穷尽一切可能性，只有穷尽所有可能性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愿意倾听、学习、了解什么是事实，怎样防止我们违反一些不应该违反的规则。

　　以前有一个概念叫做社群巡逻，社群巡逻是什么概念?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的警务人员走进社群，深入地去了解一个社群的意识形态，帮助倾听这种社群人们的呼声。这个经验在阿富汗也得到了应用，我们让很多士兵和警务人员去深入了解当地群体的意见，就像我之前所说，他们想办法赢得当地人的信任，当地人并不会伤害他们或者对他们有更多的盗窃和谋杀。这样的局势跟我们现在面临的有点不一样，我们会把警察看作是保护我们的群体，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也看到警察都是作为我们保护人的身份存在的，我们也认为警官是非常关心我们的，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沟通的，但是我之前看到的很多例子是，他们经常会有身体上的伤害。在阿富汗，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指挥官也想通过跟社群的联系、交流，来协助美国军方发放经济援助，同时应对我们的一些分歧。

　　我记得有一个妇女每天要长途跋涉，为了获取洁净的用水长途跋涉，然后再把这个洁净用水重新运输到自己所在的村庄。这些资源对于美国大部分人来说不成问题，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却是很显然的问题，因为他们附近的一处目标也被击毁了，他们没法通过别的途径获得用水，必须要和村里的长者一起想办法解决他们面临的用水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最实际的问题和一些反应。我还遇到一个妇女，今年也进行了长途旅行;关于当地的供水点或取水井被摧毁以后怎样把水从河流运输到村庄，她之前和另一位女村民也进行了交流。把水长途移动到自己所在村落的一位妇女，会有更高的概率和当地的村民参与社交、联谊的活动，她也会相当程度上代表更广泛的村民的多样性。如果能够跟她沟通的话，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传导我们政治上的意图和信息。

　　密斯：美国有一个说法是，如果你的工具箱里只有一把锤子，那么忽然间你所看到的都是钉子。你们不应该把我的话理解为你至少应该放下锤子。因为有时硬实力是根本，是很重要的，但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世界，并且去理解当地的歌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有挑战。重要的是发掘更多的工具，带着外交官、美国国际开发署、合适的学者和专家进入，我们将帮助你们走出困境，很重要的是教育军队，因为我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在索马里也是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