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隆：近年来中国的军事、安全专家的战略认知——以国家利益、地缘战略、“战略边疆”为中心

　　3.围绕着海洋的国家利益、地缘战略、战略边疆的论点

　　(1)海洋上的国家利益及其保护方法、竞争国

　　从上一节可看出，如今中国的军事、安全专家都有着以下共同认识。第一，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正在世界扩展，其重点是从陆地向海洋的转移。第二，加强与本国力量、国家利益相匹配的安全体制非常必要，特别是急需扩充军事力量。第三，现在乃至将来，在海洋上的国家利益之争，具有不可避免性。

　　左立平(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大校)认为，中国的海洋利益，分为“海洋主权利益”、“海洋安全利益”和“海洋经济利益”三方面。其中海洋主权利益是海洋主权和海域的确定，海洋安全利益包括领土完整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环境的确保、海上交通的维护等国家安全和发展相关的总体利益。

　　为了保护海洋利益，唐复全(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等认为，①外交(交涉、抗议、信任建立)，②经济(以确保主权为前提的搁置争议和共同开发)，③法律(国际、国内法的维护和运用)，④军事(“巡逻、警戒、渔业保护、航行护卫、实战”)，⑤科学技术(海洋科学调查)等，具有多种多样的方法，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④的军事手段，把对渔业、渔船的保护明确包含在军事范畴内。唐复全认为，必须正确处理好“运用和平方式与非和平方式的关系”，“在无法用和平方式解决海洋权益纠纷的时候，在无法制止部分国家对中国海洋权益肆意侵犯的时候，就必须采用包括实战、巡逻、监视、警戒、渔业保护、航行护卫、武力/武力威慑等非和平方式”。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③的法律手段，特别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矛盾认识。唐复全看来，公约生效、施行上看，并没有让海洋纷争得以平息，反而加剧了纷争，对中国来说既是危机也是机遇。唐复全2008年发布的文章提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岸国家扩大管辖海域和海洋权益、扩大海洋空间的政治利益，面临史无前例的历史性机会;对管辖权的扩大，该文以沿海国在毗连区的权限为例，基于中国自己国内的法律解释进行了说明[11]。言外之意是，国际法与其说是具有法治和稳定秩序的优点，倒不如说是为权益追求提供了新的空间，也就是带来新的纷争。在维护海洋利益时，中国的有力对手就是，①霸权国美国，②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地区海洋大国”，③“东亚中小国家”，比如韩国、越南、菲律宾等[12]。对于美国近年的“再平衡”政策，立足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和马汉的海权论进行解释。其他方面，认为中国眼下的竞争对手就是日本和印度。日印两国为了活跃海上活动，有着“要和美国强化海上合作，来推进本国大国地位的意图”。特别是日本，为了东海的岛屿归属和资源保障，“与我方进行着深入较量”。

　　(2)21世纪新的地缘战略：“制濒海权”战略

　　对于围绕着海洋的中国地缘战略，资料B所收录的林东(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大校)的题为《制濒海权：控制海土的地缘制权》的论文有着极大兴趣。该论文①超越陆权、海权传统的二元对立，意在提出地缘权力相关的新概念，②中国现在推行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等相关军事战略，促成了地缘政治为视角的理解，③中国陆权和美国海权间的霸权竞争，以理论性视野看国家战略层次的讨论等方面备受瞩目。以下内容，就是林东论文中的见解。

　　a.“海权”的变化和濒海地带的重要性

　　作者林东所提倡的，与以往的陆权、海权有所不同，强调了“濒海权”的概念;濒海即是临海的意思，为方便起见，可称为海洋沿岸权力。

　　林东首先从传统的马汉以来的海权论说起，指出其不符合21世纪的现实情况。具体来说就是，现在海洋利益的本质，是从以前的“海洋商业文明”到“海洋工业文明”发展的结果，在作为前者基础的海上运输纷争减少的同时，后者发展所依靠的“海洋国土(海土)保护”的重要性得以增加。马汉本身的理论是海洋商业时代的成果，就是主张基于“宗主国(生产)-远洋(海运)-海外殖民地”的架构，控制海上交通，维持与海洋商业规模相匹配的海军军力。但这些并不符合当今的实情。在中东地区打击海盗以及国际护航、贸易封锁会带来双方损失、经济全球化，这些都提高了海上航线的公共性。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国际海运的主要承担者，就过渡到了BRICS之类的新兴国家。从这种现实来看，“以海上航线控制(马汉的海权理论)为核心要素的竞争，并非不会随着海上贸易的和平现状有所改变”。取而代之的是，现在乃至未来的海洋利益，是通过海洋国土开发形成的海洋工业的发达，以及服务于海洋工业的海洋运输等关键要素。随着“海洋国土-海运-大陆”新模式的形成，以利益作为起点的海洋国土的排他性，也就是“岛屿、岩礁、专属经济区的占有、垄断控制意识”在与日俱增。而其结果，“未来海权的核心”，就是“海洋国界的控制和海上领土的保护”，“未来的海洋国界，就是将孤立的外岛、离岛、岩礁、岩石作为界碑，这并非是如今的领海线，也许是海平面上出现的微小东西，但这些都是海权价值体系的核心”。

　　通过这一立论，林东认为，①21世纪的世界，进入了“以海洋国土为核心的地缘战略时代”，②这里所说的海洋国土，现实上指代的是濒海地带，③“海权竞争的中心区域，现在正从海上航线向濒海地带变化”，并预言到，这个争夺，是“将来海洋工业文明冲突和战争的原因，冲突爆发地有可能会自然集中在海洋国界”。

　　以上言论可看出，21世纪地缘战略里海权的根源，就是从以前的海上航线，转变为濒海地带分布的岛屿和岩礁的点——进而连接起这些点形成的海洋利益的面。主权国家将会围绕这个面的界线即海洋国界(不一定和现在的领海线相一致)展开激烈的斗争。林东的见解里，这样的区域重构已经开始，就是“亚太濒海区”、“北大西洋濒海区”、“地中海濒海区”、“印度洋濒海区”、“阿拉伯海濒海区”、“非洲濒海区”、“极地”等具有一定地域凝聚力的“濒海政治板块”。

　　b.制濒海权的军事战略

　　林东还与陆权、海权、空权等其他地缘政治学上的权力一起，通过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两个层面，对制濒海权展开了探讨。

　　首先从军事战略来看，关键点理所应当还是海洋商业文明和海洋工业文明的差异。在海洋商业文明时期，海军军力的目标是“沿着海上航线，从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御延伸”，而海洋工业文明时期的海洋防卫军力(如同后文所言，这并非仅仅由海军单独构成)，则是必须“沿着海洋国界，从传统的陆上国土防御，向涵盖大陆架的海上防御扩展”。海上防御中，“控制濒海，是连接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御的战略要点”，今后还应该以“制濒海权争夺和濒海战争胜利”为目标，构想航空、太空、网络战的军事战略和战术。

　　同时，这种从对海防御向海上防御的转变，如同下文所说，是考虑到将来海洋的大规模开发，“今后推进海洋业工业化进程，现在仅仅从海上石油天然气的钻井设备开始，向大规模海上工厂发展，建设充满活力的海上城市，大规模地下资源钻探设施(耕海造田)和大规模海洋运输也会出现。需要保护的海上战略目标大量出现，海上防御战略区形成，这些都要求对海上目标和地区的战略防御”(资料B，林东，2010年，第83页)。基于制濒海权的海上防御，将以往的海军战略全盘改变的可能性有多大，还是个谜。林东认为，二战以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海军力量，“将大型舰艇作为突击力量，在海上歼灭敌海军主力等一连串海上进攻战法”如今还在继续沿用，这种情况下看，以陆军为中心的国家，将会愿意受制于海军中心国家的战略遏制。

　　然而，在海洋国土竞争的新时代，大多数的濒海国家，转而选择了非对称濒海制权战略，开始寻求战略均衡。这种战略均衡，并不单纯是由陆地防御转向海上进攻，而是与海洋对大陆的遏制相对应，形成大陆控制海洋的一种均衡状况。

　　一方面，多样化远距离精确打击能力的发展，能够对制海权的三个基础(远洋作战和作为其基础的航空母舰、前进基地)进行全面有效的强制/威慑，进攻层面的先发制人和反击的均衡化的加强，这些就抵消了由海攻陆的传统战略中所拥有的海上安全优势。长期以来，由海攻陆战略的优势之一，就是一旦海上进攻失败，即可迅速全面撤退……这样就能够倾力发展海军攻击能力。但是，在陆地控制海洋的战略打击下，这不再适用，在海上攻击之时，首先必须进行恰当的海上防御，这样海上霸权争夺的成本将会过高。

　　非对称力量的优势，还有海上决战样式的变化。如今陆地发射型火力，已经完全可以守卫住濒海全域，这不仅填补海洋军事力量的不足，还可以与军舰一同作战，更能促使以海军单一军种较量的海战的终结。将来的海战，并不只是海军的独角戏，海洋军事力量能够在面对濒海地区海陆联动的综合力量优势时有所收敛。(马汉的)海权理论中提及的通过在海上歼灭敌海军主力获得制海权的战略，会失效。(资料B，林东，2010年，第85～86页)

　　c.作为霸权更替垫脚石的制濒海权国家战略

　　在前一小节的最后，笔者引用了林东很长的话，部分是因为这些话总结了中国在台湾海峡和南海正实践的A2/AD的内容。还应当注意，“制濒海权的非对称发展”，不仅提升军事水平，还针对海洋对大陆的遏制，形成大陆对海洋的控制，从而出现均衡状况;换言之，受到海洋国家美国长年遏制的大陆国家中国，在与美国进行对抗时，有望能够竞争地区海洋霸权。着眼于制濒海权，海权与陆权会形成一种新的关系，通过制濒海权，林东打破了海权与陆权传统的二分法，得出了“推进新型地缘大国崛起与传统海上霸权衰退”的结论。他的主要论据，就是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经济系统以濒海地带作为中心，发展“濒海政治”，鼓励海权与陆权的融合，颠覆以往地缘政治学的固有观念，这样一个国家将会形成海权和陆权两种性格。一方面，随着海洋国土面积的扩大，濒海开发得到推进，开发本身就是对海权与陆权双方的支持。另一个方面，沿海地带作为政治经济中心，人口集中，“重视陆权的传统临海国家”，也会加速“实现海权与陆权的战略性互补”。这里所说的重视陆权的传统临海国家，毋庸置疑指的是中国。

　　第二，传统的陆上国家，积极向濒海挺进，加强“连接海陆的战略交通线”，可阻止海洋国家对陆上国家海上通行的封锁。实际上，以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和绕开马六甲的泰国克拉地峡运河计划为始，与以往相比，如今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交通网，能够绕开海上交通要冲。将来能够形成有多种路线可选择的海陆结合交通，这一结果会从根本上削弱海权国家切断敌方交通线的可能性。

　　第三，与海上航线不同的是，海洋国土性格形成地域性和地域凝聚心理。反之，就是该地域对别国的一种排他性。这里林东解释说，①中国对东亚的战略，特别是对东南亚、南海战略的目标，以及②基于东亚濒海地缘战略的新型地缘大国崛起与传统海上霸权衰退，这两点对于考虑美中霸权竞争，会给出有力的启发(资料B，林东，2010年，第87页)。

　　濒海政治的本质，就是具有区域性。作为各临海国家的共同生命圈，濒海政治板块(指已经出现的亚太濒海区、印度洋濒海区等)，在以区域共同体为目标发展的同时，也具备内部凝聚运动的特征。

　　区域内的国家，企图借助外部干涉来获取自我利益的优势，更有甚者不惜采用战争的形式，然而，在外部力量高度介入的同时，区域内各国也必须为防止利益外流而进行自发性协调，限制海权大国的干涉力度。在伊拉克战争进行之时，美军同时面临着土耳其等临海国家的抵抗，不得不调整作战计划，与此相同，美国要决定在朝鲜半岛进行战争行动也是相当困难的，这并不是因为对手(朝鲜)实力强盛，而是沿海各国不希望战争对该区域发展造成长期负面影响。

　　4.代结论

　　在上文中，笔者以近年来中国军事、安全专家的讨论为线索，探讨了中国国家利益认知的特征、地缘战略优劣势的认知、挑战及其解决之道，特别是海洋、太空、网络各战略空间的军事、安全战略的要点。

　　研究中新发现的数个论点中，特别是本文第三节第二项提到的“制濒海权”为基础的中国地缘战略，①与传统的陆权、海权区分不同，提出了地缘政治权力相关的新概念，②对A2/AD等海洋军事战略，从地缘政治学视角促进了理解，③对围绕着亚洲海洋秩序与美国展开势力角逐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这些点都值得一提。与此相关的理论进展和外交、军事活动实践，今后有必要加以关注。

　　相关简介：铃木隆，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准教授。本文原文为日语报告，原载2017年5月首刊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站(网址为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28_China/09-suzuki.pdf)，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6期。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1.前言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的军事、安全专家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围绕中国的国家利益、该国地缘战略状况，以及中国国内称为“战略边疆”领域的新战略利益空间(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等相关信息，探讨他们的认知特征。

　　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了白皮书《中国的军事战略》，其中包括中国的安全政策、国家利益、地缘战略(地缘政治)、战略边疆的关系，明确指出：①中国的军队和军事能力构建方面，“要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新要求”，②进入21世纪10年代，“亚太地缘战略”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③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将领土、领海、领空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对象[1]，以及对上述所说的与战略边疆同义的“新领域”的安全与利益一同进行守卫。从这一点来看，本文在研究国家利益、地缘战略、战略边疆各个论点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将对中国专业学者的建构主义性质的军事、安全认知框架的一部分进行揭示。

　　本文在正式探讨前，会对分析上的数个限定和特征进行相应阐述。关于上文所提出的三个关键词，比如国家利益论，中国国内都有丰富的研究积累[2]。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和篇幅制约，不可能全部进行引用。于是将以下的军事、安全方面专家的相关研究作为对象，特别是将以下资料作为主要的研究材料(详细内容请参见文末的参考文献清单)。

　　【国家利益】邓晓宝主编：《强国之略•国家利益卷》，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资料A)

　　【地缘战略】邓晓宝主编：《强国之略•地缘战略卷》，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资料B)

　　【战略边疆】周碧松：《战略边疆——高度关注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安全》，长征出版社，2015年(资料C)

　　资料A和资料B，是包括在《强国丛书》为题的系列丛书(全4册)中。该丛书以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相关的国家利益、地缘战略、战略文化、战略史作为主题，收录从1995年至2011年间《中国军事科学》杂志刊载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认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通过走“强国化”道路来实现，是一部以当前观点进行重新整合的论文集。《中国军事科学》杂志是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与军事科学院合作发行的杂志。

　　另一方面，与国家利益、地缘战略的研究相比，在战略边疆方面综合性的研究还较少[3]。可以想见，对于中国的军事、安全专家而言，当前关于战略边疆的定义和内容相关原理的讨论，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感觉。现在，在海洋、太空、信息网络三个领域中，在明确掌握战略性的利益空间基础上，需要了解各个领域如何维持乃至扩大其战略利益。为此，就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关于这方面军事战略和手段必要性的相关方法论和技术论上去。这样一来，资料C就是以战略边疆为主题的极少数的研究书目之一。该书由国防大学和长征出版社出版，收录在2015年发行的以“强军梦”为主题的大型丛书(全11册)之中。长征出版社与出版了资料A、B的解放军出版社一样，同属于人民解放军系统的出版社。

　　以下内容，就是基于这些资料和言论，对中国国家利益、地缘战略、战略边疆相关的军事、安全专家的共识及其特征进行的分析。

　　2.国家利益、地缘战略、战略边疆相关的综合性探讨

　　(1)“国家利益”论

　　资料A中所收录的论文，大多数都是从利益的基本要素(“安全”、“发展”等)、强度(“核心”、“重大(主要)”、“一般”等)这两个方面出发，将中国的国家利益类型化。比如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利益，可以分为“政治安全利益”、“经济安全利益”、“军事安全利益”、“文化安全利益”、“信息安全利益”、“环境安全利益”、“太空安全利益”等各种各样的种类，其中最为核心的利益，就是确保主权与领土完整、政治安定的利益(资料A，王桂芳，2009年，第52页)。这种立论内容呈现一般化，没有创新。但是，以下的数点中，指出了国家利益论中具有中国特色的部分。

　　第一点，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进入21世纪后，对本国核心利益进行维护的危机意识增强。马平(国防大学战略科研部副主任，教授，少将)指出，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不再具有直接性的生存威胁。虽然俄罗斯在经济危机和能源安全、国内的民族对立方面仍然面临部分课题，但是它们还没有威胁到该国的生存。

　　另一方面，中国的核心利益，除了作为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问题之外，还在“政治安定”、“制度安全”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对于“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为代表的领土安全方面，具有极大的脆弱性。与前者的体制维护相关，如今的国际形势，是处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低潮期”，还加上“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战略”没有停止(资料A，马平，2005年，第36页)。接下来内容里的中国国家利益观念中，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占了极大比重，还如实展示了对“和平演变”不变的警惕感。

　　在核心利益受到影响时，必须果断采用斗争手段，无须担心，这里并不能示弱。比如说绝对不能在政治制度稳定的时刻抱有幻想，从而掉入“民主”的陷阱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和平演变的政治本质始终不会改变。(资料A，王桂芳，2006年，第161页。)

　　后者的与领土安全相关颇有意思的内容是，2014年发行的资料A中，重新刊载的上述“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之后，作了“〔再版时关于钓鱼岛的话〕系编者所加”的说明，通过括号进行了补充。这一内容是以该文起初发表的2005年为节点，以与领土问题相关的核心利益为中心，直截了当地展示了钓鱼岛方面的相关内容(资料A，马平，2005年，第36页)。台湾问题“不仅事关中国统一、领土与主权完整，同时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尊严、国家安全具有极大影响”，这是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统治观点中的重要部分。这样一来，台湾问题就在体制维护和领土完整两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王桂芳，2006年，第156页)。

　　第二个特点就是关于国家利益论的地缘政治学，王桂芳(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上校)认为，“地缘政治的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中重要的内容”，这一观点还会在后文进行说明(资料A，王桂芳，2006年，第157页)。现如今，正在挑战中国的核心及主要国家利益，之后还会继续挑战的，是作为主要的“世界大国”和“地区、周边国”两种。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大国”毋庸置疑对中国有着极大的挑战，但也绝对不能忽略后者。原因在于，世界大国是中国的核心及主要利益的首要相关者，而地理性政治环境不仅与这两项国家利益，还与一般利益密切相关。这一点上，中国周边的俄罗斯、印度、日本，在作为大国的同时还是中国的邻国，属于“双重身份”的情况。由此看来，这三个国家，“因为地缘战略的关联性、安全保障的敏感性、经济利益的密切性，从长远来看，是对中国国家利益有影响的超大国”(资料A，王桂芳，2006年，第159～160页)。日本属于“世界大国”与“地区、周边大国”双重类型，也被认为是重要的竞争对手。

　　第三点，①国家利益的扩大和缩小是与国力成正比的。②军备和军事战略要全方位与国家利益相适应;作为本国国力提升的结果，中国的国家利益如今得到了扩大，但是仍然在强调军事方面能力的不足。张啸天(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后，少校)认为，军事与国家利益会有过多或过少的不平衡，比如冷战时期苏联军备过度扩张，牺牲了可持续发展，当引以为戒;中国的现状是，与国家利益相比，军事发展还相对迟缓(资料A，张啸天2010年，169～171页)，上文也提到这种说法。王桂芳针对作为地区竞争对手的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情况，提出需要客观考虑中国国家安全，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还是有些不足”(资料A，王桂芳，2006年，第162页)。

　　关于上述②所说的国家利益的扩大或缩小，借用张啸天说的类似的话来说，“国家实力和地位的上升、下降，都会引起国家利益的变化。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成正比，国家实力增长的同时，国家利益也会相应扩大。国家实力衰弱的时候，利益也会相应缩小”(资料A，王桂芳，2010年，第167页)。引申来说就是：国家竞争力在中国后面的国家，与中国相比，所拥有的国家利益也就小了，而且也应当如此。

　　最后，第四点是，伴随着上述的地缘战略思考和国家利益的扩大，国家利益以及“空间”的概念、地理上的利害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所谓的战略边疆概念的正当化。2007年亢武超(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部博士研究生，大校)进行了说明，下面会进行总结。他的观点，与“国家利益的扩大就是地缘战略利益扩大”的想法相同，要求是地缘战略利益扩大的同时，国家安全相关的军事力量也要提高。这样才能守护住日渐增大的中国地缘战略利益，“战略方向”——“国家的军事战略中，以空间指向对军事力量的运用进行全局性计划和指示”——这种观念，必须从“传统的疆域防御”转变为“全利益的空间防御”，此时必须注意“中华民族的利益空间”与“地理边疆和战略边疆”二者的联系(资料A，亢武超，2007年，第223～224、227页)。

　　据程广中(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所说，“战略边疆”的想法，原本来自于西洋史。他认为，欧美和中国对地缘战略的想法不同，欧美是在追求本国“生存空间”的时候，重视传统上的“战略边疆的攫取和扩大”。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及与之伴随的原料供给、商品输出、资本投入的殖民地掠夺战的结果，宗主国在“国家的地理边疆”、“涉及利益的战略边疆是客观存在”观念上，确立了“战略边疆的意识”。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非殖民化的进步，西方国家将“战略边疆”的运营方式，由武力攫取、直接统治转变为政治经济上的间接统治(资料B，程广中，1998年，243～244页)。亢武超和程广中都认为，应该仿效欧美经验，中国在积极维持本国“生存空间=各种利益空间”时，扩大空间的意志也要清晰可见。

　　(2)“地缘政治”论

　　中国的地缘战略的定义是“利用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来获得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方略”，地缘政治、地缘战略这类词，在中国脍炙人口。为了避免与纳粹德国、“大东亚共荣圈”概念有政治上的关联[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地缘战略研究停滞;相比之下，中国对地缘战略的研究总体上日益兴盛。资料B中收录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

　　早在1995年发表的论文结论部分，郁广宁(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助理研究员)和傅立群(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提出，“在制定国家内外政策和战略之时，要充分考虑地理条件的客观特点”，“合理吸收其价值”，他们高度评价了地缘政治学在战略研究上的实用价值。19世纪末以后，以欧美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和代表性学派有，①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等为代表的“陆权”，②知名的阿尔弗雷德•泰勒•马汉(Alfred T. Mahan)的“海权”，③朱利欧•杜黑(Giulio Douhet)、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丹尼尔•格雷厄姆(Daniel O. Graham)主张的“空权”，还有之后的“空间权”等都广为人知。

　　对地缘政治学的如此高度关注，从军事、安全战略上，可以推断如下原因。第一，在于和霸权国美国的对抗这种实践性目标下，对地缘政治思想发达的美国的世界战略进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员，以二战后美国遏制政策为基础进行考察，介绍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提倡的“边缘地带论”，以及“现代地缘政治学鼻祖”[5]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英国人麦金德的“中心地带论”的相关内容。在中国研究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因著有《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等书，美国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gniew Brezinski)的名字[6]也频频出现。

　　另一个原因，和理论方面相比更为瞩目的是，中国军事、安全专家们奉行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和以此为基础的势力均衡的基本战略，与地缘政治学上认识论的框架形成了很好的共鸣。曾村保信对麦金德在地缘政治学上“自由”观念的说明中，发现晚年的麦金德，①认为日本、中国、印度等“季风诸国”“实现生产力发达时，预言如果北大西洋地区和中心地带(俄罗斯等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强盛国家)处于一种均衡状态，那么地球上将首次出现自由与幸福的社会”。②曾村写下了“只有均衡是自由的基础，这就是他一生的哲学”[7]。曾村的这一叙述，考虑到了近年来我们所感知的中国的崛起和所谓美中G2时代的到来，具有深刻的意义。实际上，中国很多军事、安全专家认为需要与美国实现势力均衡，来确保本国的安全和自由。前面提到了郁广宁、傅立群，下述是他们的言论，可看出其和麦金德思想的相近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需要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要维护我国的国防安全，应当探讨多方面的战略性问题。因此，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方法是非常有效的。比如，国际局势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家间的力量均衡，地缘政治上的均衡关系对于力量均衡的实现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如何促成这种均衡机制，是我们战略研究的一个现实课题。(资料B，郁广宁、傅立群，1995年，第14页)

　　关于自己国家接受的地缘政治学认知，中国的学者们会有怎样的见解、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呢?通过资料B中所包含的各篇论文，可以总结出以下三点。

　　第一点，基于“大一统”的思想观念，重视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中国的很多学者，通常将中国地缘政治学的传统作为引领，提出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观点。与欧美地缘政治学主要观点相比，在关于国家统一方面，中国过度强调了据说是一贯继承自前现代的历史、文化、民族属性为基础的国家神话，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过度强调了一种疑似记忆。“大一统的意识”决定了“中国地缘战略的价值取向”，这是“中国数千年来历史的根本传统”和“现代中国国家根本利益的体现”。

　　拥有相同观点的学者又认为，“西方国家的统一意识和主权观念，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在取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利益之后，出现了明确化。纵使如今的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方面与中国同样重视拥护国家统一，但西方的人民，并没有中国人民这样拥有深厚的国土观念、家乡心情、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意识”。就这样，他们强调了与近代民族国家/主权国家观念的差异，说中国存在其独特的领土与国家意识，在主张南海、东海岛屿及海域主权正当化之时，也就强调了“历史性水域”的理论[8]。

　　中国地缘政治学的第二点特征，就是地理环境的基本构图。在陆权(代表性国家是中国和俄罗斯)和海权[9](代表性国家是美国和日本)对立的情况下，主张今后的中国必须获得更大的海权。冯梁(海军指挥学院战略教研室教授，大校)和段廷志(海军指挥学院第二政治理论教研室副教授，中校)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中国相关的海洋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东亚边缘地带的“中国陆权”和“美国海权”的斗争。冷战结束后，“美国重要的战略意图是，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防止欧亚大陆的大国对美国的霸主地位进行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依然包含了“联合海权国家，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的意图”。日本与中国的对立，日本有一部分人认为是“以海制陆”，这是拘泥于冷战时期地缘战略的思考(资料B，丁诗传、段廷志，2005年，第303页)。相反，从“海洋地缘”来看，中国具有“陆海复合型和半封锁海域”的特征。“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应该如何处理陆上防卫和海洋防卫的对立/统一关系”，对于中国而言，就是“军事战略上恒久不变的命题”，中国迄今为止，是重视陆地、轻视海洋，但今后将会谋求以海洋作为重点。这里的半封锁性，所指的是“从日本列岛、琉球诸岛、菲律宾诸岛所构成的第一岛链，以及小笠原诸岛、硫磺群岛、马里亚纳诸岛所构成的第二岛链来看，隔断了中国海向大洋的延长”，这就是“海洋地缘构造”，不再赘述。

　　第三点，海权的扩充与前述的统一志向这两大目标的交叉点，就是台湾问题所在。朱听昌(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在2007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到，①冷战时期的台湾，是美国海权与中国陆权的缓冲地带，②在后冷战时期，从中国“海陆兼备的大国”这一地缘政治学的观点来看，台湾的统一，不仅是“民族感情问题”，更是打破了“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将中国大陆与大洋隔离开来”的现状，是获得强有力海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周碧松(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技术装备教研部教授，大校)也说，“从地缘政治的位置来看……如果能够守住台湾海峡，那么就能切断从菲律宾到日本，乃至朝鲜半岛的航线，这样一来，中国的海军就能够突破美国和日本‘第一岛链’的封锁”。

　　(3)“战略边疆”论

　　a.战略边疆和军事、安全战略

　　首先，来确认包含了战略边疆定义在内的材料C的总体主张。作者周碧松认为，战略边疆指的是海洋、太空、网络空间三个部分，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是“中国必须扩展的战略性利益的新领域”。

　　原本，部落、民族、国家等出现在历史上的人类群体，是有着“特定的活动范围和利益区间”，以及划定的“界线”，两者相结合被称为“边界”。然而今天的边界，指的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国家主权的一种象征”，其形式与内容，就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利益的对象、国家主权以及与主权密切联系的国家安全，随着时代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事实上，与边界具有相同意义的“疆域”，追溯历史，就是将主权的疆域和安全的地域性，扩展到领土、领海、领空，实现“二维到三维”的变化;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得以往返太空和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到来，还会衍生出“四维”、“五维”的边界。

　　伴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大和利益的增加，围绕着利益的国家间纷争，促成了“国家间新维度的边界或疆域的诞生”、“国家的军事安全概念与内容的新进化”。广泛拥有这种战略利益和影响力的国家，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中国现在还处在“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的阶段，本国的利益和影响力“都必须由原来的领域向更广的领域扩展”。

　　以上与战略边疆相关的理论重点，一是反映国家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认为海洋、太空、网络空间——详细内容后面会有呈现，可以看到在它们各自的相关主权意识之间的细微差别——基本上基于主权可分割为封闭空间。特别是海域观念方面，认为海洋是可分割的，是国家圈占的对象。

　　第二是边疆一词的地理语感，战略边疆就是以民族国家作为行动单位，贯彻增进国家利益和确保安全的目标，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作为对象的概念。这并非地理上的概念。海洋虽然在战略边疆中占据重要位置，但仅仅是它的一部分。

　　第三，与前述观点不同，作者周碧松认为，①新形势下的强军建设基本出发点，是从常规的“国土防卫的防御军事体系”向“为全面守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攻防兼备”型转换，②强化军备的重点，是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等战略边疆的军事能力，特别是必须获得“应对新的战略边疆的全域反应、全域机动、全域攻防的新型作战能力”，中国的军事力量，不仅在于战略边疆的防御，更必须开始重视进攻。

　　b.各个利益空间军事战略的要点

　　接下来，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的军事战略上，主要观点是，海洋方面，随着海外利益的扩大，强调了构筑“为在国外实行军事行动采取的远距离精确打击能力和战略投送能力”。关于前者，提出了中国军队的目标是，有效作战半径是第二岛链以外的西太平洋、北印度洋，以及领土、领海以外数千公里的范围，将作战半径内的敌人作为核心目标，能够实行致命而精确的摧毁。重视远距离精确打击能力，从下一节看，对于基于制濒海权的中国地缘战略也有着重要意义。

　　与此相联系，强化远洋作战能力，加快建造、制造“中型航空母舰(7～8万吨级别)和部署舰载机”的步伐，称“2020年前形成作战能力”。其背景，就是“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特别是公海资源时，作为经济大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获得合理的份额是理所当然”这样的强烈权利意识和自我主张。

　　接下来，关于太空，包括在恰当的时间设立太空军，来提升太空空间的作战能力。例如“2020年前后，实现普通飞机和大气层外飞行体有机结合，开发能够在太空和空中遂行远距离高速作战任务的空天飞机”。但是，关于太空安全，与海洋军事战略相比，具有较强的威慑性含义。赵德喜(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大校)认为，太空空间，一方面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地，另一方面如同核力量，要强化其威慑能力，他呼吁构筑能够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太空强国”霸权，有限的、定向性的太空能力[10]。

　　最后，对于网络空间，除了设立网络战司令部，还指出加速研究开发“网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计算机病毒的枪炮”。拥有“能够具备目标选择功能，做到正确攻击事先计划的目标的系统和网络，智能控制型的网络病毒”等。除此之外，还要开发新型逻辑炸弹(恶意软件的一种)，进行网络攻击手段的技术开发。

　　在这些叙述中，也包含了具有科幻感的叙述。但是，上述的海洋和太空，都明显提出了2020年这一目标期限，需要留意。同时，虽然省略掉详细的介绍，资料C的内容，还是包含了技术性情报，详细记载了美国的安全政策以及军队、情报机关的动向，可以看出对美国的动向有密切追踪。

　　对于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的各个战略空间，在国家主权上的意识有着微妙的不同。海洋空间，基于主权扩张的意识，主张积极对外行动;而在网络空间，进行消极的主权防卫，也就是首先提出“网络主权”。信息时代的军事冲突，对网络的攻击会造成敌国社会的混乱，“国家和个人的精神防线，是网络攻击的重点”，如今的美国，“自己的信息疆域扩展到别国，能够对别国的网络主权构成威胁”，维护现有领导体系、保守核心利益的中国，对本国社会和人心的动摇绝对不会置之不顾。“决定战争成败的不是物质，而是人心”，为了防止和平演变，“需要构筑坚固的精神防线……守护住国家的网络边界”。

　　关于太空空间，在太空开发上领先的美国和俄罗斯，都对目标是新太空大国的中国的太空主权给与了尊重和承认，换句话说，也就是重视后来者中国太空主权的确保。各战略空间的主权“划分”、国家分割占有的意识，依太空→网络→海洋的顺序而增强，从这一比例上看，中国的外交、安全活动，具有攻势倾向。

　　3.围绕着海洋的国家利益、地缘战略、战略边疆的论点

　　(1)海洋上的国家利益及其保护方法、竞争国

　　从上一节可看出，如今中国的军事、安全专家都有着以下共同认识。第一，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正在世界扩展，其重点是从陆地向海洋的转移。第二，加强与本国力量、国家利益相匹配的安全体制非常必要，特别是急需扩充军事力量。第三，现在乃至将来，在海洋上的国家利益之争，具有不可避免性。

　　左立平(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大校)认为，中国的海洋利益，分为“海洋主权利益”、“海洋安全利益”和“海洋经济利益”三方面。其中海洋主权利益是海洋主权和海域的确定，海洋安全利益包括领土完整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环境的确保、海上交通的维护等国家安全和发展相关的总体利益。

　　为了保护海洋利益，唐复全(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等认为，①外交(交涉、抗议、信任建立)，②经济(以确保主权为前提的搁置争议和共同开发)，③法律(国际、国内法的维护和运用)，④军事(“巡逻、警戒、渔业保护、航行护卫、实战”)，⑤科学技术(海洋科学调查)等，具有多种多样的方法，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④的军事手段，把对渔业、渔船的保护明确包含在军事范畴内。唐复全认为，必须正确处理好“运用和平方式与非和平方式的关系”，“在无法用和平方式解决海洋权益纠纷的时候，在无法制止部分国家对中国海洋权益肆意侵犯的时候，就必须采用包括实战、巡逻、监视、警戒、渔业保护、航行护卫、武力/武力威慑等非和平方式”。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③的法律手段，特别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矛盾认识。唐复全看来，公约生效、施行上看，并没有让海洋纷争得以平息，反而加剧了纷争，对中国来说既是危机也是机遇。唐复全2008年发布的文章提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岸国家扩大管辖海域和海洋权益、扩大海洋空间的政治利益，面临史无前例的历史性机会;对管辖权的扩大，该文以沿海国在毗连区的权限为例，基于中国自己国内的法律解释进行了说明[11]。言外之意是，国际法与其说是具有法治和稳定秩序的优点，倒不如说是为权益追求提供了新的空间，也就是带来新的纷争。在维护海洋利益时，中国的有力对手就是，①霸权国美国，②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地区海洋大国”，③“东亚中小国家”，比如韩国、越南、菲律宾等[12]。对于美国近年的“再平衡”政策，立足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和马汉的海权论进行解释。其他方面，认为中国眼下的竞争对手就是日本和印度。日印两国为了活跃海上活动，有着“要和美国强化海上合作，来推进本国大国地位的意图”。特别是日本，为了东海的岛屿归属和资源保障，“与我方进行着深入较量”。

　　(2)21世纪新的地缘战略：“制濒海权”战略

　　对于围绕着海洋的中国地缘战略，资料B所收录的林东(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大校)的题为《制濒海权：控制海土的地缘制权》的论文有着极大兴趣。该论文①超越陆权、海权传统的二元对立，意在提出地缘权力相关的新概念，②中国现在推行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等相关军事战略，促成了地缘政治为视角的理解，③中国陆权和美国海权间的霸权竞争，以理论性视野看国家战略层次的讨论等方面备受瞩目。以下内容，就是林东论文中的见解。

　　a.“海权”的变化和濒海地带的重要性

　　作者林东所提倡的，与以往的陆权、海权有所不同，强调了“濒海权”的概念;濒海即是临海的意思，为方便起见，可称为海洋沿岸权力。

　　林东首先从传统的马汉以来的海权论说起，指出其不符合21世纪的现实情况。具体来说就是，现在海洋利益的本质，是从以前的“海洋商业文明”到“海洋工业文明”发展的结果，在作为前者基础的海上运输纷争减少的同时，后者发展所依靠的“海洋国土(海土)保护”的重要性得以增加。马汉本身的理论是海洋商业时代的成果，就是主张基于“宗主国(生产)-远洋(海运)-海外殖民地”的架构，控制海上交通，维持与海洋商业规模相匹配的海军军力。但这些并不符合当今的实情。在中东地区打击海盗以及国际护航、贸易封锁会带来双方损失、经济全球化，这些都提高了海上航线的公共性。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国际海运的主要承担者，就过渡到了BRICS之类的新兴国家。从这种现实来看，“以海上航线控制(马汉的海权理论)为核心要素的竞争，并非不会随着海上贸易的和平现状有所改变”。取而代之的是，现在乃至未来的海洋利益，是通过海洋国土开发形成的海洋工业的发达，以及服务于海洋工业的海洋运输等关键要素。随着“海洋国土-海运-大陆”新模式的形成，以利益作为起点的海洋国土的排他性，也就是“岛屿、岩礁、专属经济区的占有、垄断控制意识”在与日俱增。而其结果，“未来海权的核心”，就是“海洋国界的控制和海上领土的保护”，“未来的海洋国界，就是将孤立的外岛、离岛、岩礁、岩石作为界碑，这并非是如今的领海线，也许是海平面上出现的微小东西，但这些都是海权价值体系的核心”。

　　通过这一立论，林东认为，①21世纪的世界，进入了“以海洋国土为核心的地缘战略时代”，②这里所说的海洋国土，现实上指代的是濒海地带，③“海权竞争的中心区域，现在正从海上航线向濒海地带变化”，并预言到，这个争夺，是“将来海洋工业文明冲突和战争的原因，冲突爆发地有可能会自然集中在海洋国界”。

　　以上言论可看出，21世纪地缘战略里海权的根源，就是从以前的海上航线，转变为濒海地带分布的岛屿和岩礁的点——进而连接起这些点形成的海洋利益的面。主权国家将会围绕这个面的界线即海洋国界(不一定和现在的领海线相一致)展开激烈的斗争。林东的见解里，这样的区域重构已经开始，就是“亚太濒海区”、“北大西洋濒海区”、“地中海濒海区”、“印度洋濒海区”、“阿拉伯海濒海区”、“非洲濒海区”、“极地”等具有一定地域凝聚力的“濒海政治板块”。

　　b.制濒海权的军事战略

　　林东还与陆权、海权、空权等其他地缘政治学上的权力一起，通过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两个层面，对制濒海权展开了探讨。

　　首先从军事战略来看，关键点理所应当还是海洋商业文明和海洋工业文明的差异。在海洋商业文明时期，海军军力的目标是“沿着海上航线，从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御延伸”，而海洋工业文明时期的海洋防卫军力(如同后文所言，这并非仅仅由海军单独构成)，则是必须“沿着海洋国界，从传统的陆上国土防御，向涵盖大陆架的海上防御扩展”。海上防御中，“控制濒海，是连接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御的战略要点”，今后还应该以“制濒海权争夺和濒海战争胜利”为目标，构想航空、太空、网络战的军事战略和战术。

　　同时，这种从对海防御向海上防御的转变，如同下文所说，是考虑到将来海洋的大规模开发，“今后推进海洋业工业化进程，现在仅仅从海上石油天然气的钻井设备开始，向大规模海上工厂发展，建设充满活力的海上城市，大规模地下资源钻探设施(耕海造田)和大规模海洋运输也会出现。需要保护的海上战略目标大量出现，海上防御战略区形成，这些都要求对海上目标和地区的战略防御”(资料B，林东，2010年，第83页)。基于制濒海权的海上防御，将以往的海军战略全盘改变的可能性有多大，还是个谜。林东认为，二战以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海军力量，“将大型舰艇作为突击力量，在海上歼灭敌海军主力等一连串海上进攻战法”如今还在继续沿用，这种情况下看，以陆军为中心的国家，将会愿意受制于海军中心国家的战略遏制。

　　然而，在海洋国土竞争的新时代，大多数的濒海国家，转而选择了非对称濒海制权战略，开始寻求战略均衡。这种战略均衡，并不单纯是由陆地防御转向海上进攻，而是与海洋对大陆的遏制相对应，形成大陆控制海洋的一种均衡状况。

　　一方面，多样化远距离精确打击能力的发展，能够对制海权的三个基础(远洋作战和作为其基础的航空母舰、前进基地)进行全面有效的强制/威慑，进攻层面的先发制人和反击的均衡化的加强，这些就抵消了由海攻陆的传统战略中所拥有的海上安全优势。长期以来，由海攻陆战略的优势之一，就是一旦海上进攻失败，即可迅速全面撤退……这样就能够倾力发展海军攻击能力。但是，在陆地控制海洋的战略打击下，这不再适用，在海上攻击之时，首先必须进行恰当的海上防御，这样海上霸权争夺的成本将会过高。

　　非对称力量的优势，还有海上决战样式的变化。如今陆地发射型火力，已经完全可以守卫住濒海全域，这不仅填补海洋军事力量的不足，还可以与军舰一同作战，更能促使以海军单一军种较量的海战的终结。将来的海战，并不只是海军的独角戏，海洋军事力量能够在面对濒海地区海陆联动的综合力量优势时有所收敛。(马汉的)海权理论中提及的通过在海上歼灭敌海军主力获得制海权的战略，会失效。(资料B，林东，2010年，第85～86页)

　　c.作为霸权更替垫脚石的制濒海权国家战略

　　在前一小节的最后，笔者引用了林东很长的话，部分是因为这些话总结了中国在台湾海峡和南海正实践的A2/AD的内容。还应当注意，“制濒海权的非对称发展”，不仅提升军事水平，还针对海洋对大陆的遏制，形成大陆对海洋的控制，从而出现均衡状况;换言之，受到海洋国家美国长年遏制的大陆国家中国，在与美国进行对抗时，有望能够竞争地区海洋霸权。着眼于制濒海权，海权与陆权会形成一种新的关系，通过制濒海权，林东打破了海权与陆权传统的二分法，得出了“推进新型地缘大国崛起与传统海上霸权衰退”的结论。他的主要论据，就是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经济系统以濒海地带作为中心，发展“濒海政治”，鼓励海权与陆权的融合，颠覆以往地缘政治学的固有观念，这样一个国家将会形成海权和陆权两种性格。一方面，随着海洋国土面积的扩大，濒海开发得到推进，开发本身就是对海权与陆权双方的支持。另一个方面，沿海地带作为政治经济中心，人口集中，“重视陆权的传统临海国家”，也会加速“实现海权与陆权的战略性互补”。这里所说的重视陆权的传统临海国家，毋庸置疑指的是中国。

　　第二，传统的陆上国家，积极向濒海挺进，加强“连接海陆的战略交通线”，可阻止海洋国家对陆上国家海上通行的封锁。实际上，以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和绕开马六甲的泰国克拉地峡运河计划为始，与以往相比，如今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交通网，能够绕开海上交通要冲。将来能够形成有多种路线可选择的海陆结合交通，这一结果会从根本上削弱海权国家切断敌方交通线的可能性。

　　第三，与海上航线不同的是，海洋国土性格形成地域性和地域凝聚心理。反之，就是该地域对别国的一种排他性。这里林东解释说，①中国对东亚的战略，特别是对东南亚、南海战略的目标，以及②基于东亚濒海地缘战略的新型地缘大国崛起与传统海上霸权衰退，这两点对于考虑美中霸权竞争，会给出有力的启发(资料B，林东，2010年，第87页)。

　　濒海政治的本质，就是具有区域性。作为各临海国家的共同生命圈，濒海政治板块(指已经出现的亚太濒海区、印度洋濒海区等)，在以区域共同体为目标发展的同时，也具备内部凝聚运动的特征。

　　区域内的国家，企图借助外部干涉来获取自我利益的优势，更有甚者不惜采用战争的形式，然而，在外部力量高度介入的同时，区域内各国也必须为防止利益外流而进行自发性协调，限制海权大国的干涉力度。在伊拉克战争进行之时，美军同时面临着土耳其等临海国家的抵抗，不得不调整作战计划，与此相同，美国要决定在朝鲜半岛进行战争行动也是相当困难的，这并不是因为对手(朝鲜)实力强盛，而是沿海各国不希望战争对该区域发展造成长期负面影响。

　　4.代结论

　　在上文中，笔者以近年来中国军事、安全专家的讨论为线索，探讨了中国国家利益认知的特征、地缘战略优劣势的认知、挑战及其解决之道，特别是海洋、太空、网络各战略空间的军事、安全战略的要点。

　　研究中新发现的数个论点中，特别是本文第三节第二项提到的“制濒海权”为基础的中国地缘战略，①与传统的陆权、海权区分不同，提出了地缘政治权力相关的新概念，②对A2/AD等海洋军事战略，从地缘政治学视角促进了理解，③对围绕着亚洲海洋秩序与美国展开势力角逐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这些点都值得一提。与此相关的理论进展和外交、军事活动实践，今后有必要加以关注。

　　相关简介：铃木隆，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准教授。本文原文为日语报告，原载2017年5月首刊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站(网址为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28_China/09-suzuki.pdf)，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6期。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3页、7页。

　　[2]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出版社，1997年。洪兵《国家利益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王逸舟《中国国家利益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等。许嘉主编《中国国家利益与影响》，时事出版社，2006年，该书收录多篇论文，涵盖截至2005年的讨论，比如阎学通《崛起中的中国国家利益内涵》、王逸舟《国际制度与中国的国家利益》、许嘉《论利益边界与本土边界之关系》、唐永胜《关于新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现实的思考》等。国外部分是Michael Swaine,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Part One: On ‘Core Interest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4 (22 February 2011),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china-leadership-monitor/article/67966(2017年2月4日确认)，其中一部分资料所在，得益于高木诚一郎和山口信治的指点，特此感谢。

　　[3]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在文末参考文献列表，可以参考“本文中没有提及，2010年以来在中国出版的主要相关资料”的项目。

　　[4]提出“生存圈”(Lebensraum)言论的卡尔·豪斯霍弗尔和纳粹党同日本的关系为人所知。如最近Christian W. SPANG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和战时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理论》，EURO-NARASIA Q第六期，奈良县立大学，2016年12月等。

　　[5]曾村保信：《地缘政治学入门·外交战略的政治学》，中公新书，1984年，第26页。

　　[6]布热津斯基著，山冈洋一译：《布热津斯基的世界如此运转：21世纪的地缘战略游戏》，日本经济新闻社，1998年。

　　[7]前示，曾村《地缘政治学入门》第83页。

　　[8]吉田靖之：《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和国际法：以历史性水域和历史性权利为中心》，《海干校战略研究》第5卷第1号，2015年6月。

　　[9]补充中文里的“海权”，制海权(sea control)是“交战双方依靠海上优势，在一定时间内获得对特定海域的控制”，地缘政治学概念中的海权，容易和其他部分概念混淆(资料B，张文木，2004年，第43页)。

　　[10]太空空间的强制/抑止能力(空间威慑)备受关注，资料C中也有涉及，正如摘录所言，中文里的“威慑”兼备了作为军事力量的安全保障功能的“强制”和“抑止”两层含义。本文在写作时，参考了中文资料。关于这一部分，参考了后泻桂太郎《抑止概念的变迁：多层化和再定义》，《海干校战略研究》第5卷第2号，2015年12月，第38～39页。李彬《中美对“核威慑”理解的差异》，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原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2期)，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421(2017年2月4日确认)。防卫大学安全保障学研究会编著，武田康裕、神谷万丈责任编辑《安全保障学入门·修订第4版》，亚纪书房，2009年，第100～101页。

　　[11]这一点在毛利亚树《法的权力政治：现代海洋法秩序的展开和中国》，《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平成22年度中国外交的问题领域分析研究会报告书》第73页。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2_Chugoku_kenkyukai/06_Chapter6.pdf(2017年1月31日确认)

　　[12]资料C的另一点，是从海军力量观点切入，将“周边海军”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世界上的海军强国，主要是美国。第二类是地区性海军强国，主要指俄罗斯、日本。第三类是次地区性海军强国，主要指印度。第四类是海军实力较弱的中小国家及地区(资料C，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