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华侨难民海上大流亡的幸存者：德国送给了我们自由、民主、尊严以及第二次生命

 　　为了大海上的一艘船——德国社会掀起救援华侨浪潮

　　尽管西德社会总体希望收留越南华侨，但西德政界的朝野双方都一概拒绝。尤其经过六八学运的左翼学生缺乏热情，几年前他们还举着胡志明头像上街游行抗议美国。

　　但电视屏幕上越南华侨的遭遇是如此触目惊心——西德于1967年8月25日开始彩色电视，所以电视情景更加触目惊心——触动了每一位德国民众的心，也触动了每一位政治家的心。终于，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下萨克森州州长Ernst Albrecht(1930-2014)吐出了他的心声：实在看不下去了，不能大家都在观望这样一场人间惨剧。他要从海虹号难民船上收留1000名越南华侨来西德，来下萨克，所有费用由下萨克森州自己承担。

　　图四：下萨克森州州长Ernst Albrecht

　　他的决定轰动西德，也一下改变了德国政界完全拒绝华侨难民的政治态度。1978年12月圣诞前夕，第一批163名难民坐飞机抵达下萨克森，州内政部部长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欢迎人群和记者挤得机场水泄不通，靠组织者拉成人墙让华侨难民通过。医疗队全部在机场等候，难民们一下飞机就安排进行彻底的身体检查，经过这样的磨难全都体弱、对德国人来说都是重病人。

　　法国André Glucksmann(1937-2015)等三人发起了公民运动“为了越南的一艘船”，要集资购买一艘船赴南海营救华侨难民。Glucksmann是犹太人，纳粹时代全家被关集中营，父亲死难，他伪造出身、改名换姓才蒙混出狱，所以他对难民有切身感情。他是法国六八学运时代的学生领袖、毛(泽东)主义者。当他看到越南华侨这么悲惨的情景后，才恍然大悟，他曾经率领学生支持的北越政权原来如此残暴。他们购买的船就命名为“光明之岛”，要给漂流在南海上的华侨难民一线光明。该船奔赴南海后做了大量营救工作，只是因为法国政府的阻扰，送回法国的数量不多，1979年10月法国政府一次性接受了该船送回的884名华侨难民。

　　图五：1979年6月20日，Glucksmann(中)与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Jean-Paul Sartre和 Raymond Aron在声援越南华侨难民的新闻发布会上。

　　1979年2月，Glucksmann说服刚好在巴黎的德国广播电台DLF记者Rupert Neudeck(1939-2016)，在德国也发起公民运动。Neudeck马上同意。Neudeck出身于波罗的海岸的丹泽，当时属于德国。1945年1月他五岁时随全家逃难，因为晚到两小时而错过了轮渡，就是那个轮渡结果被苏军击沉，全船人死难。所以Neudeck深切体会难民的悲惨。Neudeck在返回德国的火车上，他就给德国著名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Heinrich Böll(1917-1985)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两天后Böll就给他回信：“我们必须做，我与你同在。”接着，Neudeck夫妻、Böll夫妻等发起了“为了越南的一艘船”德国分社。但德国社会捐款并不踊跃。Böll分析到，不能用“法国分社”。于是重新发起德国自己的“为了越南的一艘船”运动，并与著名小说家Martin Walser(获得34个文学奖)、政治家Norbert Blüm(1982-1998年德国劳工部长)等共同创立同名的协会。Neudeck又制作电视节目，将这一运动推向社会，几乎所有德国媒体全都自愿加入救援行列。这次果然效果显然，短短几天内就获得120万马克捐款。

　　图六、Rupert Neudeck与难民的孩子们在一起

　　协会租下一艘6350吨的远洋轮Cap Anamur，租金每天7000马克。本来打算只租3个月去一下南海救人，没想到最后租了8年。船的内部改建成医院，许多医生、护士、技术人员都前来报名，义务参加远赴南海的紧急救援活动。1979年8月13日，这艘船满载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和一支医疗队，满载着德国社会的一片心，进入到南海搜寻华侨难民船。这艘船一直常驻南海搜寻，24小时守候，只要听到短波(波频2182赫兹)有微弱的船只呼救声，就火速前往。因为南海太大，从听到呼救声到Anamur赶到难民船，就需要五、六个小时。该船一直工作到1987年才结束，直接救出了11340位越南华侨。

　　图七：在南海救助难民船的德国远洋轮Cap Anamur

　　救援越南华侨最后延伸成一场德国社会的全民运动，前往救援的不仅是远洋轮Cap Anamur。例如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派了自己的记者Josef Joffe前往南海的比东岛采访，回来报道后，出版社的同事们都为那里华侨的惨状惊呆了。杂志发行人兼总编、德国战后最著名作家之一Marion Dönhoff(1909-2002)召集报社开会，说我们仅仅报道和呼吁是不够的，也不能再指望政府行动，我们要自己行动起来!她亲自连夜写出杂志社论，呼吁读者们能予捐款，抢救越南华侨。《时代周刊》的呼吁立即得到了社会响应，几天内就获得200多万马克捐款，捐款中的感人事情就太多了：企业家Kurt Körber(1909-1992)一人捐款50万马克(后来他将价值5,6亿欧元的整个企业捐献给公益基金会)，两位小女孩拿出积蓄的5马克到报社捐款，一位在狱女犯人邮寄来30马克……国不在强弱，人不在贫富，如果有救人之心，总是能做点事的。

　　图八：《时代周刊》社长兼总编Marion Dönhoff

　　总编Dönhoff亲自与汉堡市长谈判：汉堡接受来自比东岛的250名越南华侨，所有费用由《时代周刊》承担。汉堡市同意。杂志社委派记者Hilmar Pabel(也是越战时的战地记者)前往南海的比东岛，根据难民情况(儿童、妇女和病人优先)挑选250名。前去的记者和两位红十字人员在德国营救船Cap Anamur的协助下，每天花三个小时航行进入比东岛，马来西亚政府只容许他们在岛上逗留两小时，然后再三小时回程。几天挑来挑去，总舍不得把其他人放弃，挑完后又发现还有孩子在岛上，最后接走了274名。路上一位妇女生出了孩子，所以他们带回德国共275名难民，汉堡政府还是接受了。

　　德国市民又成立了一个个慈善协会，专门照料来德的华侨难民，为几百位失去父母的华侨孩子寻找德国家庭，许多家庭免费提供给华侨难民住宿。

　　德国政府行动以及与德国民间组织的矛盾

　　所有上述的救援活动都是德国民间自发的，与德国政府基本无关，甚至都没有任何沟通。

　　在联合国的呼吁下，1979年德国政府答应德国收留1万名越南华侨难民。但这不够呀，德国社会纷纷行动，民众上街游行请愿，新闻界呼声一边倒，同时游说德国政界，要求德国政府多收留华侨难民。德国政府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答应收留1,3万难民，后来又提高到2万。

　　其实在越战后期，就已经出现了战争带来的人为灾难，1965年西德政府派出一艘医疗船Helgoland前往南海，常驻南海，专门救助越南战争带来的难民，参与救援者有许多德国的慈善组织、教会组织等。北越占领南越后，德国的医疗船才返航。没想到，战争结束后才引来了更大的难民灾难。

　　德国政府出资委托德国的“马耳他医疗救援会”和“圣约翰事故救援会”前往南中国海，将华侨难民集中运送到一个中心，以便供给、医疗和护理。同时调配东南亚各国的德国使领馆，腾出地方临时安置难民，办理赴德手续。例如设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德国使馆，每月都要办理几百位越南华侨难民办理赴德手续，安排他们坐飞机前往德国，所有费用当然都是德国承担。

　　而且，德国政府对华侨难民还特别优待。

　　一、临时安排其他外国难民，45平方的一间房要入住15个人。而对越南华侨，只安排4个人。当然，这之后德国政府对其他国家难民也只能安排4人了，否则太不平等。

　　二、几乎在同时，有400多名来自阿根廷的难民申请政治庇护。难民局对他们严格按照1953年日内瓦公约对政治难民的要求，一一严格审核，结果几乎全部拒绝，遣返。而这次接受的4万民越南华侨，严格说来都不符合日内瓦公约条件，却另辟理由，说可以出于人道主义而批准，这也是德国第一次出于人道原因接纳难民。4万人一一审核要耗费很大的时间精力，德国议会索性通过一个新法，对越南华侨免去审核，立即发放永久居留。

　　许多民众对德国政府的“偏心”不满意，政府也很难解释。下萨克森州内政部副部长Gernord Haaßengier在记者的追问下急中生智：“这两种难民不一样：阿根廷难民是他们自己来的，而越南华侨是我们开船、开飞机把他们请来的。”

　　应当说，德国政府不太愿意民间组织自己派船前往南海解救越南华侨，因为民间组织会把太多难民接来德国。而接来之后，德国政府能拒绝他们入境?那又要引来一阵阵民众的抗议浪潮。

　　德国外交部邀请“为了越南的一艘船”协会主席Neudeck前来谈判，认为该组织没有兑现当初他们对外交部的许诺，接来了太多本不应当接来的难民。要求该组织以后只能把挂着德国国旗的船(即Cap Anamur)直接营救到的难民接来德国，而不能把其它国家船只营救到的难民也接来德国。外交部引用1910年国际海洋法：“任何海上船只如果遇到船难呼救，必须营救。”所以，营救和安置难民是这些国家的义务，不是德国的义务。Neudeck却认为，这些条款都是虚构的，何况在救人生命的问题上，可以超出任何法律。例如1979年9月29日，丹麦的一艘货轮Luna Maerst遇到难民船呼救后，就询问德国救援船Cap Anamur是否愿意接受?德国救援船表示愿意后，该船才救上174多位难民，次日又救上50名，然后全部转交给德国救难船Cap Anamur。

　　1982年德国政府宣布救援活动结束。这下又引来社会抗议，许多德国知名人士如德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Alfred Biolek、著名作家和社会民主党议员Freimut Duve都参与请愿。结果，德国政府只能再延长援救行动……就这样，德国接受的越南华侨难民越来越多，大大超出原来许诺的2万限额，达到了4万多。过后社会上又呼吁，作为德国宪法对家庭的特殊保护，必须容许任何难民的家属无条件来德。德国政府无奈，过后几年又无条件接受了许多难民在越南或在流亡图中的夫妻、父母和小孩。

　　血泪交织的感恩

　　德国社会为这次救援华侨难民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但救援者不仅没有半点自豪感，相反感到内疚和痛心。坚持到最后一天的船上医生Martin Dietz说：我们救援中遗漏了许多难民，南海的海面上其实还有许多难民，而我们却这样离去了。

　　获救来德的越南华侨妻离子散，失去了亲人。笔者的一位越南华侨挚友林克伯，南越时代在西贡开设工厂，被北越占领后倾家荡产。他们全家出逃，他来德国多年后才联系上他的妹妹，被美国救援船救去了美国，而他的姐姐再也没有联系上。十年前他去美国探望久别的妹妹，或许见面后触动了悲伤的往事，回德不久就去世了。

　　但他们毕竟是这场海上大流亡中的幸存者，幸运者。汉堡的唐敦丹当年12岁，家里的财产只够支付他一人的偷渡费，所以父母在家，他一人逃亡。他坐上小船从河里划到海上，爬上一艘载有300名难民的大船。经过7天的海上航行，风浪很大，差点翻船，还遇上了海盗，全船被抢劫一空。而另一艘临近的大船被风浪颠翻了，他亲眼看着那几百人在水中挣扎，最后全部淹死。“这样的经历，我永生永世不会忘记。”他们的船开到印度尼西亚，在德国救援船Cap Anamur的帮助下，他坐飞机来到柏林。一下飞机，许多德国人在热情地欢迎他们。一位肥胖的德国女医生看到他，激动地紧紧跑去拥抱他，好像怕再失去了他那样。抱得如此之紧，这位瘦小的12岁小孩几乎气都喘不过来。35年后他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最难忘的一次拥抱。他被一个热心的德国家庭领养。该家庭知道他的父母还在越南，便帮他办理申请手续，最后把他父母也接来了德国。他在德国完成中学，在大学攻读管理和法律，现在是柏林警察局的一位官员——专制社会把人压制成鬼，民主社会把鬼培养成人。如果他当年死在南海，就连一条鱼都不如。

　　图九：第一批飞机抵达汉诺威机场的越南华侨难民

　　越南华侨大都是佛教徒。他们一来德国，就大家凑钱租一个公共房间，房间里放一尊菩萨和一个捐款箱。人们拜完菩萨后，总会捐一点钱放在箱里。积蓄一点钱后，他们首先就创办中文学校，让孩子们学习中文，要他们从小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行笔至此，笔者感觉有几分内疚。一直说我们与海外侨胞血浓于水。但当越南华侨遭遇如此残酷迫害、几十万人走上南海的死亡航线、且没有一个国家接受他们时(1978)，我在做什么?我在大学里攻读数理化，为自己的前途奋斗，那些越南华侨的遭遇似乎与我毫无相关。甚至在国际上已经把越南华侨大流亡的事件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在为越南华侨四处奔走的时候，我却连丝毫越南华侨大流亡的信息都没有。还是远离南海万里之遥、与华侨毫无半点关系的德国人民，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赶到我们身边来救援正走向死难的我们的同胞。

　　2009年9月12日，越南华侨在汉堡港口的栈桥上建立了一座铜质的纪念碑，以德语、英语和越南语，感谢德意志人民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还记叙了救援船Cap Anamur历次就出的难民数量。该碑发起人、逃难来德时才9岁的女医生Mai Thuy Phan-Nguyen表示：“德国送给了我们自由、民主和尊严，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图十：汉堡港口的栈桥上铜质纪念碑

　　2011年4月12日，在波恩与科隆之间的Troisdorf镇也立了一块纪念碑：“怀念所有因为共产政权而逃离自己故乡、在走向自由的路上而罹难的越南难民。感谢德国人民、德国政府和世界上所有救援和收留越南难民的义务工作者，尤其是Ernst Albrecht博士，Rupert Neudeck博士。”

　　图十一：Troisdorf镇上的越南难民纪念和感恩碑

　　一场持续几年、全民性的救援华侨运动，几十年后获得这样几块纪念碑的回报。其实，德国人自己都把这件事给忘了，至少很少再提起。他们只想到要去救人，谁也没有想过要获得被救者的什么回报。不想救人可以编出几十种理由，想去救人却只有一个理由：在别人危难的时候伸出手来，救人一命。

　　当年接受第一批越南华侨、从而改变德国政策的萨克森州州长Ernst Albrecht博士，2003年开始患有脑退化症。他没想过找几位被他救了一命的越南华侨来服伺，而是由自己的爱女(医学博士和经济学硕士)在家服伺，直到2014年12月13日去世(84岁)。这位女儿，就是德国的现任国防部长Ursula von der Leyen。

　　在民间掀起救援越南华侨风潮、一直义务担任救援负责人的Rupert Neudeck博士，本是新闻记者，因为援救越南华侨，结果为亚洲、非洲的人道事业奋斗一辈子。2016年5月31日去世时(77岁)，在科隆市中心的圣徒大教堂举行葬礼，科隆红衣大主教亲自作悼词。去参加悼念会的有几千人，包括前议会主席、内政部长等，更有来自全德各地的越南华侨一千多人，教堂内都挤不下，一半多人在教堂外。记者问到一位42岁的越南华侨时，她含着眼泪只说了一句话：“对于我们，Neudeck就是我们的父亲。”

　　在德国文化里，对恩人的回报不一定去报答恩人本人，而是你也像你的恩人帮助你那样，去帮助别人，救援别人。许多越南华侨到难民营做义工，今日的中东难民不就是当年的华侨难民?脸书Facebook创建人马克·扎克伯格身价450亿美元，他妻子要他再忙也要去学校义务给青少年上课，而且他们将99%的财产捐献给社会——他妻子的父母，就是当年逃难的越南华侨，被接去了美国。

被Cap Anamur救起的越南小船，现在收藏在德国杜塞朵夫

　　作者附言：移民·难民·人道灾难

　　同样去国外定居，其性质可以不完全一样。大致区分成三种类型：

　　一、移民(immigration /Einwanderung)：如果某地经济太差或官员太恶，或遇上一些自然灾害如干旱歉收，那些地区的人想想还是离开那里到其它地区谋生为好，这就属于“移民”。如果这样的移民得到那些地区的接受，就是合法移民，否则就是非法移民。

　　二、难民(Refugee /Flüchtlinge)：如果某地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难如特大洪水，地震，那些人在那里将被淹死、饿死、压死(自然灾难);或发生了战争，发生各种形式的迫害(人为灾难)。这些人在当地因此几乎没有活路，被迫流亡它乡，就属于“难民”。对于后者，即出于种族或民族、因为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根据1953年的日内瓦公约，所有公约的签约国都有义务给予这些受迫害者(政治)庇护。

　　三、人道灾难(humanitarian catastrophe /humanit?re Katastrophe)：如果某政权将一批人赶到海上或赶到没有生活可能的沙漠，这些人去了之后将淹死饿死，事实也已经死了许多;或一批人将被集体屠杀，如果没有外界救援他们必死无疑，那就属于人道灾难。其它地区的人出于人类最基本的人性和人道，前往救援，即保护他们的生命，这就属于人道救援。

　　再举一个通俗例子：如果你家门口有个讨饭的(难民)，你可以给点或不给，这属于慈善。但如果你家门口这个人饿得无力行走，再过一小时就要死去(人道灾难)。出于最基本的人性，你应当给这个人一碗稀饭。否则周边人都会说你太没有人性。或者刚好你看到一个人发生事故严重受伤，如果不马上送医院急救就会死去，你就义无旁贷地要把人送去医院或打急救电话。

　　从这意义来说，早期越南当局对华侨的财产剥夺和职业限制，华侨经过利弊权衡而回流到中国，只能算“移民”;后来越南政府对华侨加重迫害，使那里的华侨几乎无法在那里生存，要离开越南到其它地区谋生，就属于“难民”——这些都不会引起世界震惊，更不会引起联合国呼吁各国前去救难。震惊世界的是1978年后发生的“人道灾难”，即华侨漂流海上，死难25万。如果再不去救援，都将走向死难，这才引起世界震惊。在越南华侨生死攸关的时刻，许多欧洲国家的人民热血沸腾前往救难，而许多南海周边的亚洲国家却冷酷地无动于衷，所以遭受非议。

　　德国战后收留了几百万来自东欧和东德的人，就介于移民和难民之间，不是人道灾难，所以联合国不闻不问。而德国接受4万名越南华侨，意味着挽救了4万条人的生命，这与中国早期接受了多少越南华侨不能相提并论。尤其严重的是，越南华侨被驱逐出越南，是根据一个人的种族或民族归属来驱逐，这几乎是种族灭绝，最严重的人权践踏，比政治迫害还要严重。纳粹激起全世界共愤的，不是德国攻打波兰或占领法国，而是屠杀犹太人，即根据种族来迫害。德国战后迄今一直忏悔、赎罪的，也仅仅是屠杀犹太人。

　　其实按照德国刑法，如果救人的本身不会引起自己的生命危险，尽管如此见死不救，就属于犯罪，要判刑坐监狱。所以在德国境内，救人一命已经不是你的慈善行为，而是你必须履行的社会义务，否则就构成犯罪。只是德国刑法不适用于德国境外，所以这次救援行动还是归入“慈善行为”。

 　　为了大海上的一艘船——德国社会掀起救援华侨浪潮

　　尽管西德社会总体希望收留越南华侨，但西德政界的朝野双方都一概拒绝。尤其经过六八学运的左翼学生缺乏热情，几年前他们还举着胡志明头像上街游行抗议美国。

　　但电视屏幕上越南华侨的遭遇是如此触目惊心——西德于1967年8月25日开始彩色电视，所以电视情景更加触目惊心——触动了每一位德国民众的心，也触动了每一位政治家的心。终于，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下萨克森州州长Ernst Albrecht(1930-2014)吐出了他的心声：实在看不下去了，不能大家都在观望这样一场人间惨剧。他要从海虹号难民船上收留1000名越南华侨来西德，来下萨克，所有费用由下萨克森州自己承担。

　　图四：下萨克森州州长Ernst Albrecht

　　他的决定轰动西德，也一下改变了德国政界完全拒绝华侨难民的政治态度。1978年12月圣诞前夕，第一批163名难民坐飞机抵达下萨克森，州内政部部长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欢迎人群和记者挤得机场水泄不通，靠组织者拉成人墙让华侨难民通过。医疗队全部在机场等候，难民们一下飞机就安排进行彻底的身体检查，经过这样的磨难全都体弱、对德国人来说都是重病人。

　　法国André Glucksmann(1937-2015)等三人发起了公民运动“为了越南的一艘船”，要集资购买一艘船赴南海营救华侨难民。Glucksmann是犹太人，纳粹时代全家被关集中营，父亲死难，他伪造出身、改名换姓才蒙混出狱，所以他对难民有切身感情。他是法国六八学运时代的学生领袖、毛(泽东)主义者。当他看到越南华侨这么悲惨的情景后，才恍然大悟，他曾经率领学生支持的北越政权原来如此残暴。他们购买的船就命名为“光明之岛”，要给漂流在南海上的华侨难民一线光明。该船奔赴南海后做了大量营救工作，只是因为法国政府的阻扰，送回法国的数量不多，1979年10月法国政府一次性接受了该船送回的884名华侨难民。

　　图五：1979年6月20日，Glucksmann(中)与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Jean-Paul Sartre和 Raymond Aron在声援越南华侨难民的新闻发布会上。

　　1979年2月，Glucksmann说服刚好在巴黎的德国广播电台DLF记者Rupert Neudeck(1939-2016)，在德国也发起公民运动。Neudeck马上同意。Neudeck出身于波罗的海岸的丹泽，当时属于德国。1945年1月他五岁时随全家逃难，因为晚到两小时而错过了轮渡，就是那个轮渡结果被苏军击沉，全船人死难。所以Neudeck深切体会难民的悲惨。Neudeck在返回德国的火车上，他就给德国著名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Heinrich Böll(1917-1985)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两天后Böll就给他回信：“我们必须做，我与你同在。”接着，Neudeck夫妻、Böll夫妻等发起了“为了越南的一艘船”德国分社。但德国社会捐款并不踊跃。Böll分析到，不能用“法国分社”。于是重新发起德国自己的“为了越南的一艘船”运动，并与著名小说家Martin Walser(获得34个文学奖)、政治家Norbert Blüm(1982-1998年德国劳工部长)等共同创立同名的协会。Neudeck又制作电视节目，将这一运动推向社会，几乎所有德国媒体全都自愿加入救援行列。这次果然效果显然，短短几天内就获得120万马克捐款。

　　图六、Rupert Neudeck与难民的孩子们在一起

　　协会租下一艘6350吨的远洋轮Cap Anamur，租金每天7000马克。本来打算只租3个月去一下南海救人，没想到最后租了8年。船的内部改建成医院，许多医生、护士、技术人员都前来报名，义务参加远赴南海的紧急救援活动。1979年8月13日，这艘船满载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和一支医疗队，满载着德国社会的一片心，进入到南海搜寻华侨难民船。这艘船一直常驻南海搜寻，24小时守候，只要听到短波(波频2182赫兹)有微弱的船只呼救声，就火速前往。因为南海太大，从听到呼救声到Anamur赶到难民船，就需要五、六个小时。该船一直工作到1987年才结束，直接救出了11340位越南华侨。

　　图七：在南海救助难民船的德国远洋轮Cap Anamur

　　救援越南华侨最后延伸成一场德国社会的全民运动，前往救援的不仅是远洋轮Cap Anamur。例如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派了自己的记者Josef Joffe前往南海的比东岛采访，回来报道后，出版社的同事们都为那里华侨的惨状惊呆了。杂志发行人兼总编、德国战后最著名作家之一Marion Dönhoff(1909-2002)召集报社开会，说我们仅仅报道和呼吁是不够的，也不能再指望政府行动，我们要自己行动起来!她亲自连夜写出杂志社论，呼吁读者们能予捐款，抢救越南华侨。《时代周刊》的呼吁立即得到了社会响应，几天内就获得200多万马克捐款，捐款中的感人事情就太多了：企业家Kurt Körber(1909-1992)一人捐款50万马克(后来他将价值5,6亿欧元的整个企业捐献给公益基金会)，两位小女孩拿出积蓄的5马克到报社捐款，一位在狱女犯人邮寄来30马克……国不在强弱，人不在贫富，如果有救人之心，总是能做点事的。

　　图八：《时代周刊》社长兼总编Marion Dönhoff

　　总编Dönhoff亲自与汉堡市长谈判：汉堡接受来自比东岛的250名越南华侨，所有费用由《时代周刊》承担。汉堡市同意。杂志社委派记者Hilmar Pabel(也是越战时的战地记者)前往南海的比东岛，根据难民情况(儿童、妇女和病人优先)挑选250名。前去的记者和两位红十字人员在德国营救船Cap Anamur的协助下，每天花三个小时航行进入比东岛，马来西亚政府只容许他们在岛上逗留两小时，然后再三小时回程。几天挑来挑去，总舍不得把其他人放弃，挑完后又发现还有孩子在岛上，最后接走了274名。路上一位妇女生出了孩子，所以他们带回德国共275名难民，汉堡政府还是接受了。

　　德国市民又成立了一个个慈善协会，专门照料来德的华侨难民，为几百位失去父母的华侨孩子寻找德国家庭，许多家庭免费提供给华侨难民住宿。

　　德国政府行动以及与德国民间组织的矛盾

　　所有上述的救援活动都是德国民间自发的，与德国政府基本无关，甚至都没有任何沟通。

　　在联合国的呼吁下，1979年德国政府答应德国收留1万名越南华侨难民。但这不够呀，德国社会纷纷行动，民众上街游行请愿，新闻界呼声一边倒，同时游说德国政界，要求德国政府多收留华侨难民。德国政府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答应收留1,3万难民，后来又提高到2万。

　　其实在越战后期，就已经出现了战争带来的人为灾难，1965年西德政府派出一艘医疗船Helgoland前往南海，常驻南海，专门救助越南战争带来的难民，参与救援者有许多德国的慈善组织、教会组织等。北越占领南越后，德国的医疗船才返航。没想到，战争结束后才引来了更大的难民灾难。

　　德国政府出资委托德国的“马耳他医疗救援会”和“圣约翰事故救援会”前往南中国海，将华侨难民集中运送到一个中心，以便供给、医疗和护理。同时调配东南亚各国的德国使领馆，腾出地方临时安置难民，办理赴德手续。例如设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德国使馆，每月都要办理几百位越南华侨难民办理赴德手续，安排他们坐飞机前往德国，所有费用当然都是德国承担。

　　而且，德国政府对华侨难民还特别优待。

　　一、临时安排其他外国难民，45平方的一间房要入住15个人。而对越南华侨，只安排4个人。当然，这之后德国政府对其他国家难民也只能安排4人了，否则太不平等。

　　二、几乎在同时，有400多名来自阿根廷的难民申请政治庇护。难民局对他们严格按照1953年日内瓦公约对政治难民的要求，一一严格审核，结果几乎全部拒绝，遣返。而这次接受的4万民越南华侨，严格说来都不符合日内瓦公约条件，却另辟理由，说可以出于人道主义而批准，这也是德国第一次出于人道原因接纳难民。4万人一一审核要耗费很大的时间精力，德国议会索性通过一个新法，对越南华侨免去审核，立即发放永久居留。

　　许多民众对德国政府的“偏心”不满意，政府也很难解释。下萨克森州内政部副部长Gernord Haaßengier在记者的追问下急中生智：“这两种难民不一样：阿根廷难民是他们自己来的，而越南华侨是我们开船、开飞机把他们请来的。”

　　应当说，德国政府不太愿意民间组织自己派船前往南海解救越南华侨，因为民间组织会把太多难民接来德国。而接来之后，德国政府能拒绝他们入境?那又要引来一阵阵民众的抗议浪潮。

　　德国外交部邀请“为了越南的一艘船”协会主席Neudeck前来谈判，认为该组织没有兑现当初他们对外交部的许诺，接来了太多本不应当接来的难民。要求该组织以后只能把挂着德国国旗的船(即Cap Anamur)直接营救到的难民接来德国，而不能把其它国家船只营救到的难民也接来德国。外交部引用1910年国际海洋法：“任何海上船只如果遇到船难呼救，必须营救。”所以，营救和安置难民是这些国家的义务，不是德国的义务。Neudeck却认为，这些条款都是虚构的，何况在救人生命的问题上，可以超出任何法律。例如1979年9月29日，丹麦的一艘货轮Luna Maerst遇到难民船呼救后，就询问德国救援船Cap Anamur是否愿意接受?德国救援船表示愿意后，该船才救上174多位难民，次日又救上50名，然后全部转交给德国救难船Cap Anamur。

　　1982年德国政府宣布救援活动结束。这下又引来社会抗议，许多德国知名人士如德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Alfred Biolek、著名作家和社会民主党议员Freimut Duve都参与请愿。结果，德国政府只能再延长援救行动……就这样，德国接受的越南华侨难民越来越多，大大超出原来许诺的2万限额，达到了4万多。过后社会上又呼吁，作为德国宪法对家庭的特殊保护，必须容许任何难民的家属无条件来德。德国政府无奈，过后几年又无条件接受了许多难民在越南或在流亡图中的夫妻、父母和小孩。

　　血泪交织的感恩

　　德国社会为这次救援华侨难民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但救援者不仅没有半点自豪感，相反感到内疚和痛心。坚持到最后一天的船上医生Martin Dietz说：我们救援中遗漏了许多难民，南海的海面上其实还有许多难民，而我们却这样离去了。

　　获救来德的越南华侨妻离子散，失去了亲人。笔者的一位越南华侨挚友林克伯，南越时代在西贡开设工厂，被北越占领后倾家荡产。他们全家出逃，他来德国多年后才联系上他的妹妹，被美国救援船救去了美国，而他的姐姐再也没有联系上。十年前他去美国探望久别的妹妹，或许见面后触动了悲伤的往事，回德不久就去世了。

　　但他们毕竟是这场海上大流亡中的幸存者，幸运者。汉堡的唐敦丹当年12岁，家里的财产只够支付他一人的偷渡费，所以父母在家，他一人逃亡。他坐上小船从河里划到海上，爬上一艘载有300名难民的大船。经过7天的海上航行，风浪很大，差点翻船，还遇上了海盗，全船被抢劫一空。而另一艘临近的大船被风浪颠翻了，他亲眼看着那几百人在水中挣扎，最后全部淹死。“这样的经历，我永生永世不会忘记。”他们的船开到印度尼西亚，在德国救援船Cap Anamur的帮助下，他坐飞机来到柏林。一下飞机，许多德国人在热情地欢迎他们。一位肥胖的德国女医生看到他，激动地紧紧跑去拥抱他，好像怕再失去了他那样。抱得如此之紧，这位瘦小的12岁小孩几乎气都喘不过来。35年后他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最难忘的一次拥抱。他被一个热心的德国家庭领养。该家庭知道他的父母还在越南，便帮他办理申请手续，最后把他父母也接来了德国。他在德国完成中学，在大学攻读管理和法律，现在是柏林警察局的一位官员——专制社会把人压制成鬼，民主社会把鬼培养成人。如果他当年死在南海，就连一条鱼都不如。

　　图九：第一批飞机抵达汉诺威机场的越南华侨难民

　　越南华侨大都是佛教徒。他们一来德国，就大家凑钱租一个公共房间，房间里放一尊菩萨和一个捐款箱。人们拜完菩萨后，总会捐一点钱放在箱里。积蓄一点钱后，他们首先就创办中文学校，让孩子们学习中文，要他们从小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行笔至此，笔者感觉有几分内疚。一直说我们与海外侨胞血浓于水。但当越南华侨遭遇如此残酷迫害、几十万人走上南海的死亡航线、且没有一个国家接受他们时(1978)，我在做什么?我在大学里攻读数理化，为自己的前途奋斗，那些越南华侨的遭遇似乎与我毫无相关。甚至在国际上已经把越南华侨大流亡的事件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在为越南华侨四处奔走的时候，我却连丝毫越南华侨大流亡的信息都没有。还是远离南海万里之遥、与华侨毫无半点关系的德国人民，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赶到我们身边来救援正走向死难的我们的同胞。

　　2009年9月12日，越南华侨在汉堡港口的栈桥上建立了一座铜质的纪念碑，以德语、英语和越南语，感谢德意志人民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还记叙了救援船Cap Anamur历次就出的难民数量。该碑发起人、逃难来德时才9岁的女医生Mai Thuy Phan-Nguyen表示：“德国送给了我们自由、民主和尊严，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图十：汉堡港口的栈桥上铜质纪念碑

　　2011年4月12日，在波恩与科隆之间的Troisdorf镇也立了一块纪念碑：“怀念所有因为共产政权而逃离自己故乡、在走向自由的路上而罹难的越南难民。感谢德国人民、德国政府和世界上所有救援和收留越南难民的义务工作者，尤其是Ernst Albrecht博士，Rupert Neudeck博士。”

　　图十一：Troisdorf镇上的越南难民纪念和感恩碑

　　一场持续几年、全民性的救援华侨运动，几十年后获得这样几块纪念碑的回报。其实，德国人自己都把这件事给忘了，至少很少再提起。他们只想到要去救人，谁也没有想过要获得被救者的什么回报。不想救人可以编出几十种理由，想去救人却只有一个理由：在别人危难的时候伸出手来，救人一命。

　　当年接受第一批越南华侨、从而改变德国政策的萨克森州州长Ernst Albrecht博士，2003年开始患有脑退化症。他没想过找几位被他救了一命的越南华侨来服伺，而是由自己的爱女(医学博士和经济学硕士)在家服伺，直到2014年12月13日去世(84岁)。这位女儿，就是德国的现任国防部长Ursula von der Leyen。

　　在民间掀起救援越南华侨风潮、一直义务担任救援负责人的Rupert Neudeck博士，本是新闻记者，因为援救越南华侨，结果为亚洲、非洲的人道事业奋斗一辈子。2016年5月31日去世时(77岁)，在科隆市中心的圣徒大教堂举行葬礼，科隆红衣大主教亲自作悼词。去参加悼念会的有几千人，包括前议会主席、内政部长等，更有来自全德各地的越南华侨一千多人，教堂内都挤不下，一半多人在教堂外。记者问到一位42岁的越南华侨时，她含着眼泪只说了一句话：“对于我们，Neudeck就是我们的父亲。”

　　在德国文化里，对恩人的回报不一定去报答恩人本人，而是你也像你的恩人帮助你那样，去帮助别人，救援别人。许多越南华侨到难民营做义工，今日的中东难民不就是当年的华侨难民?脸书Facebook创建人马克·扎克伯格身价450亿美元，他妻子要他再忙也要去学校义务给青少年上课，而且他们将99%的财产捐献给社会——他妻子的父母，就是当年逃难的越南华侨，被接去了美国。

被Cap Anamur救起的越南小船，现在收藏在德国杜塞朵夫

　　作者附言：移民·难民·人道灾难

　　同样去国外定居，其性质可以不完全一样。大致区分成三种类型：

　　一、移民(immigration /Einwanderung)：如果某地经济太差或官员太恶，或遇上一些自然灾害如干旱歉收，那些地区的人想想还是离开那里到其它地区谋生为好，这就属于“移民”。如果这样的移民得到那些地区的接受，就是合法移民，否则就是非法移民。

　　二、难民(Refugee /Flüchtlinge)：如果某地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难如特大洪水，地震，那些人在那里将被淹死、饿死、压死(自然灾难);或发生了战争，发生各种形式的迫害(人为灾难)。这些人在当地因此几乎没有活路，被迫流亡它乡，就属于“难民”。对于后者，即出于种族或民族、因为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根据1953年的日内瓦公约，所有公约的签约国都有义务给予这些受迫害者(政治)庇护。

　　三、人道灾难(humanitarian catastrophe /humanit?re Katastrophe)：如果某政权将一批人赶到海上或赶到没有生活可能的沙漠，这些人去了之后将淹死饿死，事实也已经死了许多;或一批人将被集体屠杀，如果没有外界救援他们必死无疑，那就属于人道灾难。其它地区的人出于人类最基本的人性和人道，前往救援，即保护他们的生命，这就属于人道救援。

　　再举一个通俗例子：如果你家门口有个讨饭的(难民)，你可以给点或不给，这属于慈善。但如果你家门口这个人饿得无力行走，再过一小时就要死去(人道灾难)。出于最基本的人性，你应当给这个人一碗稀饭。否则周边人都会说你太没有人性。或者刚好你看到一个人发生事故严重受伤，如果不马上送医院急救就会死去，你就义无旁贷地要把人送去医院或打急救电话。

　　从这意义来说，早期越南当局对华侨的财产剥夺和职业限制，华侨经过利弊权衡而回流到中国，只能算“移民”;后来越南政府对华侨加重迫害，使那里的华侨几乎无法在那里生存，要离开越南到其它地区谋生，就属于“难民”——这些都不会引起世界震惊，更不会引起联合国呼吁各国前去救难。震惊世界的是1978年后发生的“人道灾难”，即华侨漂流海上，死难25万。如果再不去救援，都将走向死难，这才引起世界震惊。在越南华侨生死攸关的时刻，许多欧洲国家的人民热血沸腾前往救难，而许多南海周边的亚洲国家却冷酷地无动于衷，所以遭受非议。

　　德国战后收留了几百万来自东欧和东德的人，就介于移民和难民之间，不是人道灾难，所以联合国不闻不问。而德国接受4万名越南华侨，意味着挽救了4万条人的生命，这与中国早期接受了多少越南华侨不能相提并论。尤其严重的是，越南华侨被驱逐出越南，是根据一个人的种族或民族归属来驱逐，这几乎是种族灭绝，最严重的人权践踏，比政治迫害还要严重。纳粹激起全世界共愤的，不是德国攻打波兰或占领法国，而是屠杀犹太人，即根据种族来迫害。德国战后迄今一直忏悔、赎罪的，也仅仅是屠杀犹太人。

　　其实按照德国刑法，如果救人的本身不会引起自己的生命危险，尽管如此见死不救，就属于犯罪，要判刑坐监狱。所以在德国境内，救人一命已经不是你的慈善行为，而是你必须履行的社会义务，否则就构成犯罪。只是德国刑法不适用于德国境外，所以这次救援行动还是归入“慈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