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对“新冠时代”的反思

 　　新冠病毒疫情由中国上半场转到世界(主要是欧美)下半场。病毒大流行，没有国界，截至2020年4月2日上午，已蔓延到全球202个国家，有超93万确诊病例(美国超20万，意大利超11万，西班牙超10万，中国超8万，德国8万，法国6万，伊朗5万，英国3万)，病毒夺去了4万多活生生的人的宝贵的生命。尤其令人忧心忡忡的是，形势未可乐观。对中国来说，目前本土新增病例较少，主要是输入型的。我们要警惕，下半场之后会不会又回到中国上演加时赛呢?疫灾在世界大流行，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及其界限何在?“新冠时代”在中国还未结束，“后新冠时代”接踵而至，“反思”什么?有什么需要总结、反省与深思的呢?“后新冠时代”即将到来，给今天中国之“人文学”，给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有什么启示呢?有人说是“全方位的挑战”，究竟在何方位呢?个人觉得，这里面有许多思想与学术的课题，可作深入探讨，乃不揣谫陋，抛砖引玉。

　　首先，说说时间节点。“时”，指时间、时机。时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要素之一。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都是历史的机巧。“几”，指事物变化的微妙契机。历史主体要善于把握时机，见微知著,守正待时，因时制宜，可以反败为胜，以弱胜强，但如不善于把握时机，甚至贻误战机，亦会适得其反。

　　2020年2月28日，钟南山团队在《胸部疾病杂志》(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上发表了一篇《基于SEIR优化模型和AI对公共卫生干预下COVID-19在中国的流行趋势预测》的学术研究论文，指出：湖北隔离措施若推迟五天，中国疫情规模将会扩大三倍，或超过35万人;若提前五天干预，感染人数或减少三分之二。

　　武汉隔离与封城提前五天可能吗?提前十天呢?换一个提法，若及早重视，阻止病毒最初的流行，不至酿成大祸，有可能吗?

　　让我们回过头去审视武汉疫情初期。2019年12月，武汉各医院发热病人增多，人满为患，敏感的医生们发现，出现了类似2003年流行的SARS病毒。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医生先发现了2位病人的状况，向她所在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并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作了汇报;此后她又发现7位病人的症状与前两位相似，提请医院立即向省市两级疾控部门报告。但逐级上报并未引起及时有效的反馈，上级疾控部门及其上级单位卫健委未有动作，疫情进一步扩大。

　　武汉 Central Hospital Dr. Wen-liang Li一直在第一线抗疫。他于12月30日看到一位病人的检测报告，上面显示检出SARS冠状病毒。 Dr. Wen-liang 等曾在3个群传播此消息。2020年1月1日，据警方通报显示， Dr. Wen-liang 等8人因在网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核实，对8名违法人员进行依法处理。1月3日半夜，警方与单位领导约谈 Dr. Wen-liang，予以训诫，让他签下训诫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电视台于1月1日的新闻节目中数次播放了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此后 Dr. Wen-liang 就一直在医院从事救治工作。他自己也感染上病毒，遂接受治疗，因不治于2月7日去世，年仅34岁。

　　如果张继先医生的报告受到上级重视，如果 Dr. Wen-liang Li 的提醒没有被警方的训诫所阻断，情况会怎么样?时间至少会提前一个月，武汉疫情不会扩散。

　　我们的卫生医疗体系，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防治体系怎么啦?我们的媒体怎么啦?因为我们的政府太大，社会空间太小，社会组织与媒体完全不起作用，社会声音十分微弱，乃至民间百姓的疾病与疾苦在社会上的传播被认为是“负信息”，“破坏大局”，即刻被删被掐。因为武汉市“两会”于1月7日至10日举行，湖北省“两会”接着于1月11至18日举行。1月18日汉口百步庭大社区4万家庭10万人聚餐仍旧热闹开场，是为第20届“万家宴”。1月19日省团拜会仍旧召开，一切歌舞升平。这是1月23日武汉市被封城之前的基本状况。

　　需要反省的是时间节点与时机问题。明末哲学家方以智试图概括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提出了“交、轮、几”的特殊概念，他说：

　　“交”也者，合二而一也;“轮”也者，首尾相衔也;……“几”者，微也，危也，权之始也，变之端也。(《东西均·三征》)

　　“交”，指事物内部矛盾双方，事物虚实的互相交感、渗透。“轮”，指事物前后相续的变化推移，即矛盾促成的转化。“几”，难以言状故名，指事物变化的微妙契几，即贯通转化过程中的动力源泉。方以智似乎认识到事物内部矛盾推动事物不断转化，而否定性是贯穿这一转化过程中的内在动力。他说：“并育不相害，而因知‘害’乃并育之‘几’焉;并行不相悖，而因知‘悖’乃并行之‘几’焉。”(《易余》卷上)“悖”、“害”等否定因素正是矛盾运动的内在动因(“几”)。所以说：“天地间相反者相因，而公因即在反因中。”(《东西均·所以》)足见，事件变化过程中，“几”的重要性。

　　我们用一个月时间把疫情控制在八万病例的水平，而不是西方有人估计的十五万，非常不容易，但这是举全国之力，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结果。

　　关于新冠病毒缘何来到武汉，科学家们在研究。时间转化为空间。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很快流行于全球。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在武汉大爆发，并接着在全国、全球大流行，则是不刊之论。检讨我们的失误，乃在于痛失时机，而造成的原因乃在于僵硬的官僚体制。这一体制下，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通常的表现是虚报与瞒报。1958—1961年间的浮夸风、瞒产风，为国人熟知。其结果总是人民、老百姓付出生命的代价!血的教训是：人民的生命重于国家、地区及其领导集团的政治、经济、权力、利益等，而不是相反。

　　其次，说说体制改革。经济、政治与社会改革，迫在眉睫。疫情中最有活力、贡献甚大的是民营经济，而民营经济的待遇、条件是最差的。经改几十年了，谁都知道国有与民营的品质、效率的分野，但就是不能变化、改易。该享受的照样享受，该受盘剥的照样受盘剥。疫情在欧美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全球化消退，经济面临大萧条，其脆弱性已现端倪。中国能否利用先机，走出世界性低谷，全在于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的提升与发展。

　　社会空间、言路开放的问题，根本上是民主政治的问题，不改革，疫情中付出的代价就白费了。为什么一听到宪政就摇头?宪政概念是可以借鉴的。它以“法之法”的宪法为基础;而宪政意味着对于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保障公民权利并制约政府权力。把政府的行为关在法律的笼子里，其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应当是现代政治、法治秩序的要求，也是中国现代政改的核心。

　　人民主张、关心并监督政府行为，要求政府一切行为都有透明度与公开性。湖北省在防堵新冠病毒疫情上，特别是早期，缺乏透明度且相互推诿责任，导致疫情大规模爆发。我们的社会空间、言论空间都小，社会力量不足，调节功能不彰。社会组织如工农商会、教师与教授会等，完全是虚设，有也等同于无，不起任何作用。我们应有官守与言责的界限，各司其责。

　　宪法主张的民主，不是平面化的民主，而是人民群众依法参与、管理社会、国家事务，监督、制约公权力的民主权利，因为国家的所有权力属于人民。在民生问题上，国家应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增加老百姓的经济收入，限制贫富悬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应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实质自由、民主与平等，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这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的。

　　政府应防止因经济、政治、社会利益分配不公，或因政治立场等带来的族群、社群、人群、人与人关系的冲突与紧张。防止各种事件，包括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与高度传染的病毒流行等造成的地域、人群之间的撕裂甚至仇恨。目前因为疫情，在有的地方，湖北省的人在中国，如同中国人在世界上一样，不免遇到某种程度的非礼戓尴尬。

　　再次，说说人性的养育。在高科技、大数据、互联网时代，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感性生命而非抽象的人的生活意义何在?时代提供的条件，社会生活的发展对人与人性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享受着高(高科技)、大(大数据)、上(互联网)带来的各种便利，包括这次对疫情的防控作了重大的贡献。

　　上述“高大上”的流行，对幼儿、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利有弊，弊端如伤眼、伤身(躯体)、伤心(心理，抑郁、焦虑、失眠、冲动等)。对迷恋网络游戏的青少年，戒其网隐十分困难。网游使孩子们模糊了现实与虚拟世界的界限，模糊了道德认知，有的有色情、暴力倾向，由此引发社会难题。

　　上述“高大上”的泛滥，包括摄像头监控的无处不在，泄露人的隐私，没有了个体人的自由，造成了人的失落，使人真正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蜕变为工具，被它们宰制、异化。

　　上述“高大上”的弥漫，使得千人一面，人没有了自己的个性特征与色彩。数字时代有所谓“三化”：文化民主化，知识碎片化，品位低俗化。读书的人少了，写书的人多了。专家与业余爱好者、创作者与观众的界限没有了，相对主义盛行。知识的系统性，知识背后的价值观失落了。网络上虚实、真伪难辨，低级趣味泛滥，低俗化倾向严重，名人的私生活被津津乐道。

　　上述“高大上”利弊俱在，我们如何用其利、去其弊?利用这些新条件来丰富我们的人性，养育我们的人性，使人更加成其为人，使人的丰富性、全面性得以发展，做到真、善、美的统一。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肯定“思要出位”，就是人民、老百姓的思考、思想也可以越出其地位，为国家治理，为社会自治做出自己的贡献。

　　“后新冠时代”即将到来，“全球化”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科技至上已成为人的新宗教。对此，我们应不断地进行人文学、哲学的反思和批判，坚持“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信仰，敬畏天道，尊重生命，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当前，部分人对精致利己主义的信奉，使得其人性修养严重不足。我们要善处人与人、国与国，不同族群、地域、社群的人的关系，消解自我中心，警惕民族沙文自大主义的死灰复燃。中国的发展，因机缘、机遇又有飞跃的可能，但一定要谦虚谨慎，重视自身的短处和短板，尤其是国民的素养方面，予以教化与提升。

　　2020年04月02日于南溟博鳌观海楼

 　　新冠病毒疫情由中国上半场转到世界(主要是欧美)下半场。病毒大流行，没有国界，截至2020年4月2日上午，已蔓延到全球202个国家，有超93万确诊病例(美国超20万，意大利超11万，西班牙超10万，中国超8万，德国8万，法国6万，伊朗5万，英国3万)，病毒夺去了4万多活生生的人的宝贵的生命。尤其令人忧心忡忡的是，形势未可乐观。对中国来说，目前本土新增病例较少，主要是输入型的。我们要警惕，下半场之后会不会又回到中国上演加时赛呢?疫灾在世界大流行，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及其界限何在?“新冠时代”在中国还未结束，“后新冠时代”接踵而至，“反思”什么?有什么需要总结、反省与深思的呢?“后新冠时代”即将到来，给今天中国之“人文学”，给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有什么启示呢?有人说是“全方位的挑战”，究竟在何方位呢?个人觉得，这里面有许多思想与学术的课题，可作深入探讨，乃不揣谫陋，抛砖引玉。

　　首先，说说时间节点。“时”，指时间、时机。时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要素之一。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都是历史的机巧。“几”，指事物变化的微妙契机。历史主体要善于把握时机，见微知著,守正待时，因时制宜，可以反败为胜，以弱胜强，但如不善于把握时机，甚至贻误战机，亦会适得其反。

　　2020年2月28日，钟南山团队在《胸部疾病杂志》(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上发表了一篇《基于SEIR优化模型和AI对公共卫生干预下COVID-19在中国的流行趋势预测》的学术研究论文，指出：湖北隔离措施若推迟五天，中国疫情规模将会扩大三倍，或超过35万人;若提前五天干预，感染人数或减少三分之二。

　　武汉隔离与封城提前五天可能吗?提前十天呢?换一个提法，若及早重视，阻止病毒最初的流行，不至酿成大祸，有可能吗?

　　让我们回过头去审视武汉疫情初期。2019年12月，武汉各医院发热病人增多，人满为患，敏感的医生们发现，出现了类似2003年流行的SARS病毒。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医生先发现了2位病人的状况，向她所在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并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作了汇报;此后她又发现7位病人的症状与前两位相似，提请医院立即向省市两级疾控部门报告。但逐级上报并未引起及时有效的反馈，上级疾控部门及其上级单位卫健委未有动作，疫情进一步扩大。

　　武汉 Central Hospital Dr. Wen-liang Li一直在第一线抗疫。他于12月30日看到一位病人的检测报告，上面显示检出SARS冠状病毒。 Dr. Wen-liang 等曾在3个群传播此消息。2020年1月1日，据警方通报显示， Dr. Wen-liang 等8人因在网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核实，对8名违法人员进行依法处理。1月3日半夜，警方与单位领导约谈 Dr. Wen-liang，予以训诫，让他签下训诫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电视台于1月1日的新闻节目中数次播放了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此后 Dr. Wen-liang 就一直在医院从事救治工作。他自己也感染上病毒，遂接受治疗，因不治于2月7日去世，年仅34岁。

　　如果张继先医生的报告受到上级重视，如果 Dr. Wen-liang Li 的提醒没有被警方的训诫所阻断，情况会怎么样?时间至少会提前一个月，武汉疫情不会扩散。

　　我们的卫生医疗体系，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防治体系怎么啦?我们的媒体怎么啦?因为我们的政府太大，社会空间太小，社会组织与媒体完全不起作用，社会声音十分微弱，乃至民间百姓的疾病与疾苦在社会上的传播被认为是“负信息”，“破坏大局”，即刻被删被掐。因为武汉市“两会”于1月7日至10日举行，湖北省“两会”接着于1月11至18日举行。1月18日汉口百步庭大社区4万家庭10万人聚餐仍旧热闹开场，是为第20届“万家宴”。1月19日省团拜会仍旧召开，一切歌舞升平。这是1月23日武汉市被封城之前的基本状况。

　　需要反省的是时间节点与时机问题。明末哲学家方以智试图概括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提出了“交、轮、几”的特殊概念，他说：

　　“交”也者，合二而一也;“轮”也者，首尾相衔也;……“几”者，微也，危也，权之始也，变之端也。(《东西均·三征》)

　　“交”，指事物内部矛盾双方，事物虚实的互相交感、渗透。“轮”，指事物前后相续的变化推移，即矛盾促成的转化。“几”，难以言状故名，指事物变化的微妙契几，即贯通转化过程中的动力源泉。方以智似乎认识到事物内部矛盾推动事物不断转化，而否定性是贯穿这一转化过程中的内在动力。他说：“并育不相害，而因知‘害’乃并育之‘几’焉;并行不相悖，而因知‘悖’乃并行之‘几’焉。”(《易余》卷上)“悖”、“害”等否定因素正是矛盾运动的内在动因(“几”)。所以说：“天地间相反者相因，而公因即在反因中。”(《东西均·所以》)足见，事件变化过程中，“几”的重要性。

　　我们用一个月时间把疫情控制在八万病例的水平，而不是西方有人估计的十五万，非常不容易，但这是举全国之力，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结果。

　　关于新冠病毒缘何来到武汉，科学家们在研究。时间转化为空间。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很快流行于全球。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在武汉大爆发，并接着在全国、全球大流行，则是不刊之论。检讨我们的失误，乃在于痛失时机，而造成的原因乃在于僵硬的官僚体制。这一体制下，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通常的表现是虚报与瞒报。1958—1961年间的浮夸风、瞒产风，为国人熟知。其结果总是人民、老百姓付出生命的代价!血的教训是：人民的生命重于国家、地区及其领导集团的政治、经济、权力、利益等，而不是相反。

　　其次，说说体制改革。经济、政治与社会改革，迫在眉睫。疫情中最有活力、贡献甚大的是民营经济，而民营经济的待遇、条件是最差的。经改几十年了，谁都知道国有与民营的品质、效率的分野，但就是不能变化、改易。该享受的照样享受，该受盘剥的照样受盘剥。疫情在欧美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全球化消退，经济面临大萧条，其脆弱性已现端倪。中国能否利用先机，走出世界性低谷，全在于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的提升与发展。

　　社会空间、言路开放的问题，根本上是民主政治的问题，不改革，疫情中付出的代价就白费了。为什么一听到宪政就摇头?宪政概念是可以借鉴的。它以“法之法”的宪法为基础;而宪政意味着对于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保障公民权利并制约政府权力。把政府的行为关在法律的笼子里，其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应当是现代政治、法治秩序的要求，也是中国现代政改的核心。

　　人民主张、关心并监督政府行为，要求政府一切行为都有透明度与公开性。湖北省在防堵新冠病毒疫情上，特别是早期，缺乏透明度且相互推诿责任，导致疫情大规模爆发。我们的社会空间、言论空间都小，社会力量不足，调节功能不彰。社会组织如工农商会、教师与教授会等，完全是虚设，有也等同于无，不起任何作用。我们应有官守与言责的界限，各司其责。

　　宪法主张的民主，不是平面化的民主，而是人民群众依法参与、管理社会、国家事务，监督、制约公权力的民主权利，因为国家的所有权力属于人民。在民生问题上，国家应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增加老百姓的经济收入，限制贫富悬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应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实质自由、民主与平等，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这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的。

　　政府应防止因经济、政治、社会利益分配不公，或因政治立场等带来的族群、社群、人群、人与人关系的冲突与紧张。防止各种事件，包括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与高度传染的病毒流行等造成的地域、人群之间的撕裂甚至仇恨。目前因为疫情，在有的地方，湖北省的人在中国，如同中国人在世界上一样，不免遇到某种程度的非礼戓尴尬。

　　再次，说说人性的养育。在高科技、大数据、互联网时代，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感性生命而非抽象的人的生活意义何在?时代提供的条件，社会生活的发展对人与人性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享受着高(高科技)、大(大数据)、上(互联网)带来的各种便利，包括这次对疫情的防控作了重大的贡献。

　　上述“高大上”的流行，对幼儿、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利有弊，弊端如伤眼、伤身(躯体)、伤心(心理，抑郁、焦虑、失眠、冲动等)。对迷恋网络游戏的青少年，戒其网隐十分困难。网游使孩子们模糊了现实与虚拟世界的界限，模糊了道德认知，有的有色情、暴力倾向，由此引发社会难题。

　　上述“高大上”的泛滥，包括摄像头监控的无处不在，泄露人的隐私，没有了个体人的自由，造成了人的失落，使人真正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蜕变为工具，被它们宰制、异化。

　　上述“高大上”的弥漫，使得千人一面，人没有了自己的个性特征与色彩。数字时代有所谓“三化”：文化民主化，知识碎片化，品位低俗化。读书的人少了，写书的人多了。专家与业余爱好者、创作者与观众的界限没有了，相对主义盛行。知识的系统性，知识背后的价值观失落了。网络上虚实、真伪难辨，低级趣味泛滥，低俗化倾向严重，名人的私生活被津津乐道。

　　上述“高大上”利弊俱在，我们如何用其利、去其弊?利用这些新条件来丰富我们的人性，养育我们的人性，使人更加成其为人，使人的丰富性、全面性得以发展，做到真、善、美的统一。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肯定“思要出位”，就是人民、老百姓的思考、思想也可以越出其地位，为国家治理，为社会自治做出自己的贡献。

　　“后新冠时代”即将到来，“全球化”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科技至上已成为人的新宗教。对此，我们应不断地进行人文学、哲学的反思和批判，坚持“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信仰，敬畏天道，尊重生命，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当前，部分人对精致利己主义的信奉，使得其人性修养严重不足。我们要善处人与人、国与国，不同族群、地域、社群的人的关系，消解自我中心，警惕民族沙文自大主义的死灰复燃。中国的发展，因机缘、机遇又有飞跃的可能，但一定要谦虚谨慎，重视自身的短处和短板，尤其是国民的素养方面，予以教化与提升。

　　2020年04月02日于南溟博鳌观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