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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川普提出Chinese Virus的说法,我也很愤怒。但反击他,要有理有据,不能捕风捉影,更不能撒泼耍赖,授人以柄。下面是我的思考,或许有点儿参考价值。
首先,我提出两个概念,疫情的爆发和蔓延。
疫情的爆发自然是产生于发源国,因此危害也主要是作用于发源国,一旦蔓延开来,超出国界,才开始对其他国家有危害。
因此,虽然我认为HB和WH的有关官员要为他们的瞒报、谎报负起责任,承担后果,但这个责任是没有控制住疫情爆发的责任,是亏欠中国人民的。而爆发之后,我们立即采取了行动,控制住了蔓延。所以中国人民不亏欠世界,即没有蔓延的责任。我们采取了封城、封省、封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控制住了蔓延。这一点,从湖北以外的其他省市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其他省市,打个比方,好比国家。我们的其他省市没有蔓延,理论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不应该蔓延。这一点,新加坡、日本、韩国、港澳台地区可以提供背书。尤其是韩国,在那么不利的条件下--邪教组织室内超大规模聚集产生了超级传播--都做到了今天的程度。我们为世界赢得了一个多月的防备时间。欧美如今的局面,是政客的轻慢和民众的散漫共同造成的。尤其是川普,他的轻慢言行都有据可查,他的政治对手和美国媒体也在紧咬不放。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控制住爆发,但我们控制住了蔓延。
现在来看,这个疫情,如果最初出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可能也有两种结果。一个是好的结果,由于信息畅通等原因,早期就会得到控制。一个是坏的结果,同样爆发。按我过去的认识,前一种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但看了欧美等国现在的表现,我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了。并且,一旦出现了第二种可能,疫情爆发,根据他们现在的表现,他们应该不会采取中国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办法,来控制蔓延。因此,结果恐怕更糟也未可知。现在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有亏欠,我们也已经通过超常的操作,加倍偿还了。
在哪种制度下,政客的私心杂念都不能绝对避免。有的制度,抑制常规的腐败效果甚佳。但应对类似新冠这样复杂的瘟疫,是否还有绝对的优势恐怕也是个问题。
视野再广一些,假如这次“新冠”疫情爆发于亚非某个较落后国家,尽管它们跟世界的交流程度没有中国这么高,但控制的条件和力度一定比不上中国,疫情恐怕很快就会蔓延开来。那么,这个发源国的责任,又该怎样追究呢?
再一个,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世界性的瘟疫流行,也发生过多次。比如所谓的西班牙流感(这回确确实实是由美国军人带到欧洲的),以及2009年在美国爆发的NIHI流感等。这些疫情爆发于近代以后的欧美国家,但也造成了世界性的大流行。事后,也没有人要追究发源国的责任。今天,又凭什么要责备中国呢?其实中国也是受害者。
同样,前两年的埃博拉疫情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也没有听说追究哪个起源国的责任。至少,这在国际法上没有依据。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反驳一些人的误导,其实我们还有更有力的武器,那就是WHO对于流行病传播阶段的划分:outbreak爆发, epidemic流行和pandemic大流行。
我们且以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宣布人传人为爆发点(outbreak),之前几周为萌芽期,即被F4耽误的时间。23日武汉封城,即为控制蔓延的时间开始点。1月30日,WHO宣布新冠疫情构成了“PHEIC”(“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个时间点到3月11日应该视为“epidemic流行”阶段。在这个期间,我们的“抗疫”如火如荼,媒体报道铺天盖地,WHO官员的警告,不绝于耳。3月11日,WHO宣布新冠病毒为全球大流行。
看看上面的时间线,至少从1月23日起(更别提外交部说从1月3日起,就每日向美国通报疫情,我们在此也希望能公开通报的内容),其他各国就应该有所行动了。行动及时,可以控制疫情的萌芽;控制不住萌芽,可以控制住爆发;控制不住爆发,可以控制住蔓延。但到3月11号,一个多月过去了,许多国家,并没有吸取我们的教训,没有听进WHO的再三警告,没有学习日韩新、港澳台的作为,感觉就是在隔岸观火,看中国的热闹。时间被白白浪费了,各自的疫情,没有控制住萌芽,没控制住爆发,也没控制住蔓延。把我们早期的错误重复了一遍,后期的做法限于国情也不能借鉴,最终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这难道也是中国的责任吗?如果疫情爆发在其他国家,情况会比现在好吗?
所以,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F4等人欠中国人民的,国内要向他们追责;但中国人民不欠世界的。
所以,中国不能因为外面有些人罔顾事实和法理,提出所谓的追责,就投鼠忌器,不再进行国内应有的追责。那样的话,中国人民的代价,就白白付出了;谁也不敢说,类似的悲剧,以后就不会重演。
下面再说点儿题外话。
我们算是较快地控制住了疫情,这毫无疑问是伟大的成就。如果说这是制度的胜利,我觉得逻辑上可能还欠缺严谨。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制度和这次胜利,两者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但还不能说是因果性。因为,前面提到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港澳台地区,制度跟我们很不一样,但现在来看,基本上也控制住了疫情。所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是跟我们的东亚文化有关,也就是跟我们的人民有关?同属儒家文化圈,人民的集体性、服从性强。政府一声令下,大家都很配合。简单地说,人民听话。
限于水平,我所说的可能都是错的,全当竖个靶子,供大家讨论。
之前川普提出Chinese Virus的说法,我也很愤怒。但反击他,要有理有据,不能捕风捉影,更不能撒泼耍赖,授人以柄。下面是我的思考,或许有点儿参考价值。
首先,我提出两个概念,疫情的爆发和蔓延。
疫情的爆发自然是产生于发源国,因此危害也主要是作用于发源国,一旦蔓延开来,超出国界,才开始对其他国家有危害。
因此,虽然我认为HB和WH的有关官员要为他们的瞒报、谎报负起责任,承担后果,但这个责任是没有控制住疫情爆发的责任,是亏欠中国人民的。而爆发之后,我们立即采取了行动,控制住了蔓延。所以中国人民不亏欠世界,即没有蔓延的责任。我们采取了封城、封省、封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控制住了蔓延。这一点,从湖北以外的其他省市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其他省市,打个比方,好比国家。我们的其他省市没有蔓延,理论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不应该蔓延。这一点,新加坡、日本、韩国、港澳台地区可以提供背书。尤其是韩国,在那么不利的条件下--邪教组织室内超大规模聚集产生了超级传播--都做到了今天的程度。我们为世界赢得了一个多月的防备时间。欧美如今的局面,是政客的轻慢和民众的散漫共同造成的。尤其是川普,他的轻慢言行都有据可查,他的政治对手和美国媒体也在紧咬不放。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控制住爆发,但我们控制住了蔓延。
现在来看,这个疫情,如果最初出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可能也有两种结果。一个是好的结果,由于信息畅通等原因,早期就会得到控制。一个是坏的结果,同样爆发。按我过去的认识,前一种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但看了欧美等国现在的表现,我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了。并且,一旦出现了第二种可能,疫情爆发,根据他们现在的表现,他们应该不会采取中国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办法,来控制蔓延。因此,结果恐怕更糟也未可知。现在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有亏欠,我们也已经通过超常的操作,加倍偿还了。
在哪种制度下,政客的私心杂念都不能绝对避免。有的制度,抑制常规的腐败效果甚佳。但应对类似新冠这样复杂的瘟疫,是否还有绝对的优势恐怕也是个问题。
视野再广一些,假如这次“新冠”疫情爆发于亚非某个较落后国家,尽管它们跟世界的交流程度没有中国这么高,但控制的条件和力度一定比不上中国,疫情恐怕很快就会蔓延开来。那么,这个发源国的责任,又该怎样追究呢?
再一个,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世界性的瘟疫流行,也发生过多次。比如所谓的西班牙流感(这回确确实实是由美国军人带到欧洲的),以及2009年在美国爆发的NIHI流感等。这些疫情爆发于近代以后的欧美国家,但也造成了世界性的大流行。事后,也没有人要追究发源国的责任。今天,又凭什么要责备中国呢?其实中国也是受害者。
同样,前两年的埃博拉疫情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也没有听说追究哪个起源国的责任。至少,这在国际法上没有依据。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反驳一些人的误导,其实我们还有更有力的武器,那就是WHO对于流行病传播阶段的划分:outbreak爆发, epidemic流行和pandemic大流行。
我们且以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宣布人传人为爆发点(outbreak),之前几周为萌芽期,即被F4耽误的时间。23日武汉封城,即为控制蔓延的时间开始点。1月30日,WHO宣布新冠疫情构成了“PHEIC”(“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个时间点到3月11日应该视为“epidemic流行”阶段。在这个期间,我们的“抗疫”如火如荼,媒体报道铺天盖地,WHO官员的警告,不绝于耳。3月11日,WHO宣布新冠病毒为全球大流行。
看看上面的时间线,至少从1月23日起(更别提外交部说从1月3日起,就每日向美国通报疫情,我们在此也希望能公开通报的内容),其他各国就应该有所行动了。行动及时,可以控制疫情的萌芽;控制不住萌芽,可以控制住爆发;控制不住爆发,可以控制住蔓延。但到3月11号,一个多月过去了,许多国家,并没有吸取我们的教训,没有听进WHO的再三警告,没有学习日韩新、港澳台的作为,感觉就是在隔岸观火,看中国的热闹。时间被白白浪费了,各自的疫情,没有控制住萌芽,没控制住爆发,也没控制住蔓延。把我们早期的错误重复了一遍,后期的做法限于国情也不能借鉴,最终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这难道也是中国的责任吗?如果疫情爆发在其他国家,情况会比现在好吗?
所以,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F4等人欠中国人民的,国内要向他们追责;但中国人民不欠世界的。
所以,中国不能因为外面有些人罔顾事实和法理,提出所谓的追责,就投鼠忌器,不再进行国内应有的追责。那样的话,中国人民的代价,就白白付出了;谁也不敢说,类似的悲剧,以后就不会重演。
下面再说点儿题外话。
我们算是较快地控制住了疫情,这毫无疑问是伟大的成就。如果说这是制度的胜利,我觉得逻辑上可能还欠缺严谨。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制度和这次胜利,两者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但还不能说是因果性。因为,前面提到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港澳台地区,制度跟我们很不一样,但现在来看,基本上也控制住了疫情。所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是跟我们的东亚文化有关,也就是跟我们的人民有关?同属儒家文化圈,人民的集体性、服从性强。政府一声令下,大家都很配合。简单地说,人民听话。
限于水平,我所说的可能都是错的,全当竖个靶子,供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