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蕾：疫情中的贫富差距丨纽约疫情记（八）

 　　3月25日，周三

　　纽约无疑是美国新冠疫情的震中，确诊人数每三天翻番，截至今日，纽约州确诊人数为30811，纽约市17856，死亡210。今天，单在纽约市皇后区的一家医院，就出现了13例死亡病例。

　　周日才开始实施非必需行业必须停工的市长行政令，州长Cuomo在昨天的例行发布会上竟已提出复工构想。他认为，可以让感染了新冠病毒但已痊愈的年轻人率先回到工作岗位。

　　特朗普则已经将全国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工作状态的日子定在了今年复活节4月12日。一些保守派甚至认为，为了尽快重启经济，就得以一些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一提议立即遭到医学专家的反对。

　　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生物伦理学教授Arthur Caplan针对复工计划指出，现在绝不能因为经济而把我们手中唯一的武器 – 隔离 – 放下，除非大家愿意为成堆的尸体负责。他认为停工30天一定比15天更有效，并质问：“难道我们连仅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把生命放在第一位都做不到吗?”

　　家里已经没有绿叶菜了，还有些西兰花、胡萝卜和土豆。为减少风险，我尽可能减少进货数量，每次上网订菜时，尽可能多订，以块茎类为主。

　　儿子又想吃Vezzo的比萨了。家附近的Vezzo是家很火爆的意大利薄皮比萨店，也是儿子的最爱，以前，他三天两头去要个外卖。可是疫情发展如此之快，防疫标准又跟国内大相径庭，我真是不敢订餐。

　　提到Vezzo，不由想到服务员Ernest。因为儿子常去Vezzo，店里的一个服务员记住了儿子喜欢的馅料，每次不等儿子开口，他就可以为他下单。这个服务员叫Ernest，他和儿子成了朋友。

　　就在上个月，先生的一个塞尔维亚的朋友来纽约出差，提出要吃比萨，我们决定带她去Vezzo。Vezzo每晚门庭若市，不接受订座，客人到齐后才能入座。和朋友定了6点见面，而我们则提前15分钟到了餐馆。我们见到了Ernest，他二十来岁，拉美裔，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头发在脑后捥成一个很小的发髻。他跟儿子握了手之后，又特意过来跟我和先生握手问好。得知我们还在等一个朋友后，他离开了。先生的朋友因交通堵塞迟到了。进来用餐的人越来越多，桌子一张一张坐满了，眼看第一拨轮不上了，我们着急起来。这时，Ernest走过来告诉我们，餐桌准备好了。我们说朋友还没到，他说，没关系，坐下等。呵，Ernest竟然如此优待了我们。先生的朋友很快就到了，她非常喜欢Vezzo的比萨。我们告诉她要不是儿子的朋友Ernest，我们可能还要多等一个多小时。

　　不知Vezzo还开着吗?现在饭店不能堂吃，只准外卖。我跟儿子说，不知Ernest现在怎么样了，会不会失业了?儿子想了会儿，告诉我，没关系，他是大学生，这不是他的正式工作。他怎么是大学生呢?儿子说，他常常听到他们几个服务员谈论学校考试的事儿。哦，那还好些。但是还是少了一份收入，不知对他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影响?

　　最近的一个对1000个纽约居民做的调查发现，10个居民中有近3个已因疫情失业，其中拉美裔受影响最大。

　　疫情总对社会底层的人影响最大。上周日去药房备一些常用药时，还看到街道转角处的无家可归者。他们又如何防疫呢?

　　据纽约时报报道，住在政府提供的临时住所里的无家可归者中，今天出现了一个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全市共有450个无家可归者的临时住所，现已在27个住所里发现了39例确诊病例。在这450个居所中，其中100个是单身成年人的住所。这些住所拥挤，共用洗手间，清洁状况堪忧。为无家可归者争取权益的组织说，他们很担心病毒会在这些临时住所传播。他们同时希望政府为仍流落在街头、地铁车厢、公园里的流浪者分发消毒干洗液。

　　与此同时，纽约的富裕家庭都已逃离了城市，因为他们大多在海边有度假的住所。离曼哈顿2小时车程的地处长岛的Hampton是富人度假屋的集中地。他们很多人拥有直升机、水上飞机。据报道，富人们到了当地以后，马上囤货。当地居民说，这批人都想确保自己有一年的食物储备，把超市都买空了。也有很多当地居民担心他们把新冠病毒带过去，他们提出，疫情期间，应该只准许当地居民在那里居住。

　　正如Frank Bruni指出，对于富人而言，疫情只让他们有了一次不自主的度假，而穷人们则要经历经济和心理上的重创。

　　晚上又收到儿子同学的妈妈Harriet的邮件。Harriet是德国人，她先生是意大利人，他们一家半年前从纽约搬家去了巴拿马。两个月前，Harriet给我写信，询问我中国的疫情，并问候我们在上海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当意大利疫情蔓延时，我发邮件问候她先生的家人和亲戚。而今天的信中，Harriet又为纽约的疫情担心，希望我们做好防护。信末，她说巴拿马也已有近400例确诊病例，现在巴拿马城也已处于封城状态。就这样，疫情中一来一回的邮件，让我们感到了世界的紧密相连，也让我们温暖了彼此。

 　　3月25日，周三

　　纽约无疑是美国新冠疫情的震中，确诊人数每三天翻番，截至今日，纽约州确诊人数为30811，纽约市17856，死亡210。今天，单在纽约市皇后区的一家医院，就出现了13例死亡病例。

　　周日才开始实施非必需行业必须停工的市长行政令，州长Cuomo在昨天的例行发布会上竟已提出复工构想。他认为，可以让感染了新冠病毒但已痊愈的年轻人率先回到工作岗位。

　　特朗普则已经将全国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工作状态的日子定在了今年复活节4月12日。一些保守派甚至认为，为了尽快重启经济，就得以一些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一提议立即遭到医学专家的反对。

　　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生物伦理学教授Arthur Caplan针对复工计划指出，现在绝不能因为经济而把我们手中唯一的武器 – 隔离 – 放下，除非大家愿意为成堆的尸体负责。他认为停工30天一定比15天更有效，并质问：“难道我们连仅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把生命放在第一位都做不到吗?”

　　家里已经没有绿叶菜了，还有些西兰花、胡萝卜和土豆。为减少风险，我尽可能减少进货数量，每次上网订菜时，尽可能多订，以块茎类为主。

　　儿子又想吃Vezzo的比萨了。家附近的Vezzo是家很火爆的意大利薄皮比萨店，也是儿子的最爱，以前，他三天两头去要个外卖。可是疫情发展如此之快，防疫标准又跟国内大相径庭，我真是不敢订餐。

　　提到Vezzo，不由想到服务员Ernest。因为儿子常去Vezzo，店里的一个服务员记住了儿子喜欢的馅料，每次不等儿子开口，他就可以为他下单。这个服务员叫Ernest，他和儿子成了朋友。

　　就在上个月，先生的一个塞尔维亚的朋友来纽约出差，提出要吃比萨，我们决定带她去Vezzo。Vezzo每晚门庭若市，不接受订座，客人到齐后才能入座。和朋友定了6点见面，而我们则提前15分钟到了餐馆。我们见到了Ernest，他二十来岁，拉美裔，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头发在脑后捥成一个很小的发髻。他跟儿子握了手之后，又特意过来跟我和先生握手问好。得知我们还在等一个朋友后，他离开了。先生的朋友因交通堵塞迟到了。进来用餐的人越来越多，桌子一张一张坐满了，眼看第一拨轮不上了，我们着急起来。这时，Ernest走过来告诉我们，餐桌准备好了。我们说朋友还没到，他说，没关系，坐下等。呵，Ernest竟然如此优待了我们。先生的朋友很快就到了，她非常喜欢Vezzo的比萨。我们告诉她要不是儿子的朋友Ernest，我们可能还要多等一个多小时。

　　不知Vezzo还开着吗?现在饭店不能堂吃，只准外卖。我跟儿子说，不知Ernest现在怎么样了，会不会失业了?儿子想了会儿，告诉我，没关系，他是大学生，这不是他的正式工作。他怎么是大学生呢?儿子说，他常常听到他们几个服务员谈论学校考试的事儿。哦，那还好些。但是还是少了一份收入，不知对他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影响?

　　最近的一个对1000个纽约居民做的调查发现，10个居民中有近3个已因疫情失业，其中拉美裔受影响最大。

　　疫情总对社会底层的人影响最大。上周日去药房备一些常用药时，还看到街道转角处的无家可归者。他们又如何防疫呢?

　　据纽约时报报道，住在政府提供的临时住所里的无家可归者中，今天出现了一个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全市共有450个无家可归者的临时住所，现已在27个住所里发现了39例确诊病例。在这450个居所中，其中100个是单身成年人的住所。这些住所拥挤，共用洗手间，清洁状况堪忧。为无家可归者争取权益的组织说，他们很担心病毒会在这些临时住所传播。他们同时希望政府为仍流落在街头、地铁车厢、公园里的流浪者分发消毒干洗液。

　　与此同时，纽约的富裕家庭都已逃离了城市，因为他们大多在海边有度假的住所。离曼哈顿2小时车程的地处长岛的Hampton是富人度假屋的集中地。他们很多人拥有直升机、水上飞机。据报道，富人们到了当地以后，马上囤货。当地居民说，这批人都想确保自己有一年的食物储备，把超市都买空了。也有很多当地居民担心他们把新冠病毒带过去，他们提出，疫情期间，应该只准许当地居民在那里居住。

　　正如Frank Bruni指出，对于富人而言，疫情只让他们有了一次不自主的度假，而穷人们则要经历经济和心理上的重创。

　　晚上又收到儿子同学的妈妈Harriet的邮件。Harriet是德国人，她先生是意大利人，他们一家半年前从纽约搬家去了巴拿马。两个月前，Harriet给我写信，询问我中国的疫情，并问候我们在上海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当意大利疫情蔓延时，我发邮件问候她先生的家人和亲戚。而今天的信中，Harriet又为纽约的疫情担心，希望我们做好防护。信末，她说巴拿马也已有近400例确诊病例，现在巴拿马城也已处于封城状态。就这样，疫情中一来一回的邮件，让我们感到了世界的紧密相连，也让我们温暖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