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凤荣：苏联的最后时刻

 　　《列宁的坟墓：一座共产帝国的崩溃》，是由美国著名的记者、编辑、作家大卫•雷姆尼克所写的见闻与思考，由台湾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作者于1988年至1992年任《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亲眼见证了苏联的改革和解体。

　　大卫•雷姆尼克以其记者敏锐的观察力和敬业精神，探访了遍布苏联全境的重大事件发生地，采访了上千名当时的苏联人，他们中既有家喻户晓的各界名人，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民众或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从而全面反映了苏联剧变年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这部长篇巨著虽然不是一部史学著作，却极具史实价值，是研究苏联历史问题的学者或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需要参考的一部书。作为一名研究苏联历史的学者，我恰恰看重的也是这一点。

　　该书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力，曾于1994年获得普利策奖，我认为作者获此殊荣也是当之无愧的，这是对其辛勤劳动的肯定。作者通过对当事人和重大事件的剖析，分析了导致苏联这个红色帝国崩溃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该书分上下两卷、共五个部分再现苏联帝国崩溃的图景。上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以记忆之名，描写了斯大林时期大清洗、镇压的真相被揭开后对社会造成的冲击。第二部分，民主的远景，谈了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对社会的冲击，俄罗斯如何探索民主政体的建立之路。下卷包括三部分：第三部分，革命之日，描写了苏联体制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围绕改革和国家体制建设的斗争与角力;第四部分，第一次发生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描写了强硬派发动的8•19政变，本欲挽救苏联，却加速了苏联的解体;第五部分，旧帝国的遗绪，描写了新俄罗斯并没有因为摆脱共产党、摆脱共产主义而过上想要的生活，人民仍在痛苦中挣扎，还没有找到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由于作者并不是按时间顺序在描写历史，因此，历史实际上贯穿着全书的始终，在其采访各色人物或叙述所见所闻时，都离不开对苏联历史的追溯。作者在该书中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在研究苏联历史问题时需要思考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探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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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从8•19政变入手，揭示了政变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作者看来，“那些共产党员、克格勃头子、军人、百万名公务人员都在虚幻的历史中成长，因而无法承受真相。”“当历史不再是党国的武器，党国必然毁灭。”所谓的历史真相，实际上主要是斯大林时代的滥杀无辜，也包括人们对苏联体制实质的认识。

　　作者显然不认同苏联的体制，因此他特别好奇当时还健在的卡冈诺维奇怎么看待苏联的制度。卡冈诺维奇是斯大林时代的主要当权者，曾经积极参与斯大林体制的建立和斯大林的大清洗，作者很好奇用如此残酷手段来维护某种制度的人长什么样?在改革年代他是否会有悔意?但作者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他经过种种努力都没有见到这位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活化石。作者通过对斯大林时任外交部长的李维诺夫后人帕维尔成长经历和思想变化的描写，展现了人们是如何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清醒过来，重新审视苏联那段历史的，又如何成了苏联体制的反对者。“苏联入侵布拉格之举，象征了‘解冻’及‘充满人道精神的社会主义’即将双双迈入死亡。”该事件遭到大批知识分子的反对，作者描写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如何来到红场，表达对苏联入侵捷克的不满，也描写了这些示威者是如何被克格勃所逮捕和被判刑的。

　　作者从其所见所闻和人们情绪的变化中，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历史。“在曾经名为苏联的地方生活、旅行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发现自己无意间闲逛到了旧集中营。”作者的这一体验恰恰说明了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残酷和规模之大，通过对许多当年受害者或这些受害者后代的接触，从他们口中作者深切了解了当时大清洗的残酷性，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会随着他们的母亲被带进集中营。如果赫鲁晓夫能够彻底认清斯大林的这一错误，彻底为那些包括布哈林在内的受害者平反，苏共完全可以与过去的错误切割，真正做到“凤凰涅磐、欲火重生”，苏联的社会主义也许有了新的起点，向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勇气这么做，他对斯大林的否定是片面的，否定的只是那些残酷的镇压手段，而没有深入思考斯大林为什么搞大镇压。在其改革的进程中，常常“进一步，退两步”，对斯大林的态度取决于其政治需要，其改革也仍是在斯大林体制内打转，效果自然不佳，最后他被一群保守分子赶下了政治舞台，苏联又开始了“新斯大林主义”。

赫鲁晓夫

　　在勃列日涅夫大搞“新斯大林主义”，加强思想控制之时，历史当然又成了研究的禁区，只有官方的歌功颂德的历史描述存在，历史的真相又被精心掩盖起来了，索尔仁尼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禁止发行，实行了更加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解冻”时期的许多作品被从图书馆撤走了，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但苏联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特别是那些作家，不管是被赶出苏联的，还是留在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仍在创作，也有人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历史的真相，如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所写的《让历史来审判》、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古拉格群岛》等，这些作品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相继在苏联问世，对人们思想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很多人用《真理报》当封面，在私下阅读不被官方认可的这些“地下出版物”。苏联的事情也证明，历史真相是难以掩盖的。作者认为，“这个政权宁愿毁掉它最聪明的子裔，也不愿意让给别人。这个老迈的暴君仰赖于一座巨大无比的生命系统，百万名特务、告密者、警察、典狱长、律师、法官，全都随伺在侧，让他继续呼吸。”这样的体制自然难以长久。

　　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历史，如果不推翻过去历史的神话，不否定斯大林体制，根本不可能进行改革和更新社会主义。于是，在改革开始后，民主化、公开性的氛围迅速发展，苏联社会掀起了一场“历史热”，人们对过去历史真相探究的热情高涨，一些曾被禁的书刊、电影问世，对人们心灵的震憾超出了苏共领导人的想象。1987年开始上映的阿布拉泽所拍摄的电影《忏悔》，在本书作者看来，其影响甚至可以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相提并论。《忏悔》描写的是一位苏联30年代的典型官员，他相信自己要建立的是一个美好的社会，为了走向这个美好的未来而用残酷的手段对付他认为的“敌人”，他的儿子也像他一样残酷，但他的孙子托尼克无法理解前辈的行为，最后无法承受祖辈的行为的影响而举枪自杀。电影的主题展现的是人性与强权、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苏联历史的真相会对社会、对人们的心灵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他号召不留“历史空白点”，鼓励人们揭示历史的真相。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讲话中，对苏联历史还是基本肯定的，对集体化、工业化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对布哈林的问题上，他否定布哈林对集体化的反对态度，但又肯定布哈林是党的最宝贵、最重要的理论家，其核心还是要说明苏联的历史辉煌的一面是主要的。但苏联民众并不买账，苏联人无法承受历史的真相，在大清洗事件被不断披露后，人们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信心动摇了，最后要抛弃这种制度也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在如何看待苏联体制的问题上，苏共党内的斗争也是激烈的。身为苏共二号人物的利加乔夫并不同意戈尔巴乔夫实行的公开性，对社会上对苏联体制的批评忧心仲仲，恰在此时，安德列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这篇实质上为斯大林辩护的信发表了，利加乔夫曾对此大为推崇，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安德列耶娃的文章受到批评，被认为是反改革的宣言，政治局要求雅科夫列夫写文章反驳。作者拜访了安德列耶娃本人。在作者的笔下，安德列耶娃生活在很小的房子里，房间里有很多书，是一个很善于操持家务的强势女人，能在短时间内准备一桌丰盛的午餐。在与安德列耶娃的谈话中，作者更深入地了解了她对现实的不满，对犹太人的偏见。

　　历史是无法改变的，历史的真相也不可能永远被掩盖，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历史。斯大林时期所犯的错误有斯大林个人的原因，更有俄国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对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的原因，苏共完全可以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这段历史，既向人们讲清当时发生一切的根源，也向人们说明苏联的历史并非一片黑暗，苏联社会主义付出了巨大代价，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苏共不是把历史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只颂扬不批评，他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这样，历史就不会成为未来发展的包袱，更不会成为影响苏共领导地位的问题。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苏共的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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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时期用强有力的高压手段维护着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也没有根本改变斯大林的统治手法，但在改革和民主化的背景下如何维护一个多民族国家，是需要戈尔巴乔夫解决的问题。但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戈尔巴乔夫对民族问题的忽视是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不慎重地撤换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库纳耶夫，换上俄罗斯人科尔宾，引发了阿拉木图骚乱，但戈尔巴乔夫并未从中吸取教训，没有重视民族问题，“他与同僚完全忽视了民族问题”。

　　在危机面前，戈尔巴乔夫收缩战线，从阿富汗撤军，放弃干涉东欧，以便集中力量维护苏联的联邦体制，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联邦制的威胁最初来自波罗的海三国，但戈尔巴乔夫对波罗的海这三个小国的民族运动并没有重视，使他们从开始要求经济权利、发展本民族文化，最后发展到要求独立。正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为其提供了条件，“波罗的海的领袖在发展公开言论时，都能够巧妙地仿效戈尔巴乔夫的口吻，并用于捍卫自己的处境与立场。……对莫斯科来说，在这个时代使用暴力的代价，一定比在1956年或1968年更高。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对此也心知肚明。”

　　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是通过传统的征服手段形成的，其民族分布类似马赛克式的结构，尽管苏共不断宣传苏联已经形成了新的共同体——“苏维埃民族”，但不是事实。苏联是靠行政的力量，而不是经济和共同体意识所构成的“多民族联邦政体”。戈尔巴乔夫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他在重复苏共以往的宣传口号，宣称苏联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波罗的海三个小国，却开启了苏联帝国解体的大幕。“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好几年，立陶宛‘自由运动’的领导人、音乐史教授兰茨贝吉斯就曾主张，立陶宛文化的保存才是唯一可行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可以保存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也就是莫斯科当局处心积虑想要毁掉的那些东西，应该就有成功的机会’。……1989年，当政治机会降临时，立陶宛‘自由运动’与兰茨贝吉斯立刻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一场历史记忆的复兴运动。”他们恢复了许多街道的传统地名，不再使用俄语，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波罗的海人只说事实，然后逼迫克里姆林宫实现自己的道德承诺。波罗的海人捍卫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厘清历史事实，与戈尔巴乔夫过去的作为如出一辙。《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条款，让苏联得以从纳粹手中取得波罗的海国家的控制权，因此，这个控制权是种地缘政治下的妥协产物。波罗的海人的第二步则是纯粹的逻辑推演：如果1939年以后的苏联统治是非法侵占，那么苏联始终是非法统治者，因此，波罗的海国家只需要重申其独立地位。”当苏联承认存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条款时，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了。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来到立陶宛，试图劝说他们留在联盟内，但没有成功。

　　对于苏联的命运，在1990年初莫斯科大学的一次讨论课上，“几乎每一位学生都预测苏联即将解体，但每个人都害怕这旧政体将抗拒这个结局。”但戈尔巴乔夫却没有意识到。对联盟的打击远远超出波罗的海三国的是乌克兰，1986年4月26日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的那一刻，“旧政体分别从实际与隐喻的角度中彻底瓦解，追求独立、反抗苏联的乌克兰则翩然诞生。”“切尔诺贝利实现了苏联政权的所有诅咒：衰败与自傲，视而不见与自我欺骗。”乌克兰要求独立的核心地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斯大林收复的西乌克兰的利沃夫。

　　在联盟的命运处于危机之际，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让步、承认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换取他们留在联盟内，并经过努力初步达成了新联盟条约协议，但强硬派发动的8•19政变中断了这一进程，强硬派试图通过传统的暴力手段维护联盟，却加速了联盟的解体。8•19后回到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完全失去了权力，只能听任事态发展，很快正式承认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随后许多加盟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宣布独立。最后，三个斯拉夫国家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密林达成的一纸协议，彻底埋葬了联盟，在此起主要作用的显然是叶利钦，俄罗斯联邦要独立，苏联自然就不存在了。

　　从作者描述的苏联解体进程来看，似乎联盟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由征服和强制所形成的大帝国没有根基，无法承受民主化的冲击。但是，世界上实行民主的多民族国家比比皆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印度、英国、加拿大、西班牙没有解体?而奉行原苏联体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苏联一样，都解体了，有的还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葬送苏联在形式上是戈尔巴乔夫开启的民主化进程给了各加盟共和国选择的自由，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苏联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未能保障各民族的发展，未能让各民族形成对统一国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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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人活动的记录，在苏联的舞台上活跃着各种人物，但在改革年代最活跃的是曾经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后来出现的激进民主派，萨哈罗夫是其代表。“即使萨哈罗夫成为苏联道德领袖，也仍然不具备纯粹的政治权力。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就不会有萨哈罗夫;如果没有那些异议分子在那个死气沉沉的年代里，努力让真理存活下来，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改革带来的社会巨变，也为投机分子提供了舞台。在作者笔下，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就是这样的人，“无论你参加哪一场民主人士的集会——莫斯科论坛的周六早晨会议、任何谈论斯大林的专题演讲——几乎总能看到他。”他曾是《共产主义者》的编辑，共青团的干部。后来成为“纪念协会”、一个揭示苏联大清洗历史组织的领导者。应该说，这些人是原体制的破坏力量，也是新体制的建设力量，但如何引导和控制这一力量，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一环。

　　社会的稳定是改革的必要条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不成功，排斥个人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使经济改革仍在原体制内打转，经济形势没有明显好转，政治体制改革则为人们发泄对经济状况没有改善的不满提供了机会，1989年召开的许多代表由人们直接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成了人们发泄不满的舞台，“仿佛七十年来压抑的政治郁闷再也无法压抑。”远在库页岛的许多工人把苏联第一届人代会称做“表演”，“莫斯科的伟大表演”，他们现在想知道更多攸关生活的问题，像是薪水与住家环境等。但是，忙于政治的苏联领袖们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一位名为吉利的工人党员表示，“虽然我是一位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必须下台。这件事才是当务之急，剩下都只是细节问题。”

　　在戈尔巴乔夫发起的这场政治变革中，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首先受到了挑战。在第一届人代会上，萨哈罗夫、叶利钦、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等组成了“跨地区议员团”，成为苏共的新反对派。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去世前萨哈罗夫在人代会上呼吁修改宪法，去掉保障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第六条。萨哈罗夫去世后，叶利钦成了“跨地区议员团”的领导人和激进民主派的领导者，在对苏联体制表示失望之际，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叶利钦身上。到1991年初，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只剩个位数了，而叶利钦的支持率却直线上升，成功地当选了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克里姆林宫也因此出现了两位主人，叶利钦民选总统的身份显然比戈尔巴乔夫更有力量。

　　随后政治气氛进一步升温，和平示威活动越来越频繁，改革陷入了完全失控的状态，西伯利亚的矿工开始罢工，起因是矿工没有肥皂洗净身体。当然工人罢工并不只是因为没有肥皂，作者随矿工下到矿井里，亲身体验了苏联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劣和劳动强度大。一位共产党的基层干部抱怨说：“矿坑这里已落后外界足足一个世纪。当我们回家时，却没有电可用，也没有水。我不是资本主义者，但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显然对我们没有帮助。”矿工罢工在苏联全境成了普遍现象，工人组织起来的罢工委员会成了政治力量中心，与政府进行谈判，矿工们准备放弃苏联的制度了。“从1991年3月开始，超过30万名的苏联矿工加入了罢工行列，其余90万名矿工之所以继续工作，只是不想眼睁睁看着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彻底崩溃。”

　　在群众民主运动的压力下，1990年2月苏共中央决定实行多党制，取消宪法第六条，实际上此时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党，苏共想再维持一党已经不可能了。“共产党已经穷途末路，他们既要面对街头上大批群众和旗帜标语，也需面对他们曾向群众所承诺的未来。”在1990年五5月1日劳动节大游行时，出现令戈尔巴乔夫难堪的一幕，大批人潮打起了波罗的海三国的国旗、俄罗斯的三色旗，举着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标语，高举的是叶利钦、萨哈罗夫的画像，高喊着“打倒共产黨!”“打倒戈尔巴乔夫!”“打倒利加乔夫!”的口号，最后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离开了检阅台，群众则占据了红场。

　　在群众给苏共施加压力的同时，苏共内部的分歧加剧，强硬派和自由派的斗争激烈，掌握克格勃、军队的强硬派让苏共党内一直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人士感到受威胁，1990年12月谢瓦尔德纳泽这位从改革一开始就是戈尔巴乔夫得力助手的外交部长突然宣布辞职，他警告说独裁统治即将来临。1991年1月13日，苏联坦克出现在维尔纽斯街头，试图阻止立陶宛的独立，但没有成功，受到了西方舆论的强烈谴责。“苏联军方推翻立陶宛政府的行动失败后，几乎完全动摇了那群仍然相信共产党改革理念的中年知识分子。”从1991年6月起，关于强硬派要发动政变的传闻就有很多，但戈尔巴乔夫并未重视，在达成新联盟条约协议后，戈尔巴乔夫没有抓紧时间签署，而是去克里米亚度假了，给了政变者以机会。8•19政变不仅打断了联盟革新的进程，也葬送了苏联的改革。作者在该书的第四部分详细讲述了8•19政变的发动与失败。强硬保守派阻止新联盟条约签署，试图挽救联盟，但叶利钦振臂一呼，万民响应，政变者只能撤走在莫斯科街头的坦克，政变以闹剧收场，联盟也由此开始迅速走向瓦解。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很好地解决改革与稳定的问题，党内的分歧使改革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社会民主的无序发展，使自上而下的有序改革变成了由下而上的激进变革，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失误在哪里，作者没有给予回答，还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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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和独裁是俄国传统的统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斯大林充分发挥了这个传统。在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通过了苏联新宪法的同时，斯大林在苏联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镇压和清洗，消灭了与列宁一起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老近卫军和大批优秀人物，其中包括布哈林。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描写了对布哈林妻子拉林娜的采访，听她讲述布哈林、斯大林。在布哈林被捕之时，其年轻的妻子拉林娜和13个月大的儿子尤里也未能幸免。拉林娜被送进集中营，后被流放，直到赫鲁晓夫上台，才获得自由。尤里则在孤儿院中长大，直到20岁母子相见，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布哈林。为了给布哈林平反，拉林娜等了几十年，直到1988年2月布哈林才被平反。当人们从报刊上看到真实的布哈林、看到他留给未来领导人的信，了解了他妻子的命运时，对苏联人心灵的震憾是强烈的。

　　“在苏联这个帝国里，到处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其子嗣，椎心刺骨的不安感，就是他们生命的写照。”作者探访了科雷马和马加丹，这里原来都是荒原，斯大林时代在这里建立了集中营，超过200万人葬身科雷马，有300万人死在了马加丹。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的父亲曾被关押并死在了科雷马集中营。作者在探访住在列宁格勒的被称为普京教父的苏联著名学者利哈乔夫时，双方的话题也没离开大镇压。利哈乔夫也曾经在集中营呆过，是喝醉酒的警察误把别人当成他枪杀了，他才活了下来。作者曾随纪念协会成员米尔夏科夫来到位于“莫斯科—窝瓦运河”运河旁的集中营，这里曾经有50万囚犯在修建运河的过程中因劳累、饥饿、受寒而死亡，他们大多数是所谓的“富农”。那么，人们要问的是，造成这一切不幸的是体制还是斯大林个人的因素?

　　苏联的体制确实存在问题，其最大的弱点是失去了民众的监督，使官员越来越腐败。腐败是从苏共高层开始的，勃列日涅夫是典型的代表，他欣然接受下属极其贵重的礼物，对阿塞拜疆领导人阿利耶夫所送的由一个大宝石和15颗小宝石组成的戒指十分满意，甚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苏联权力的金字塔的各级官员，都在想办法从中牟利，书中对苏联各色腐败分子有不少描写。身在苏联体制内，享受着特权阶层拥有的一切高贵生活的人中，也有对体制不认同者。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付收割机工人的薪资不是根据收获量，而是根据里程而气愤。卡平斯基，一位身处苏共高层有前途的政治人物，对于勃列日涅夫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做法不认同，他用笔名写文章批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团队中，大家的看法也不一样，利加乔夫是体制的捍卫者，而雅科夫列夫是体制的否定者，戈尔巴乔夫批评斯大林而捍卫列宁，试图从列宁晚年思想中寻找改革的依据，雅科夫列夫则把斯大林的罪责归咎于列宁。在1989年7月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大会上，雅科夫列夫公开说：“今天，我们扪心自问，这个国家与列宁一手创立的政党，为什么居然会接受平庸之徒实行独裁，更纵容斯大林的滥权，让无辜人士血流成河，这确实令人痛彻心扉。显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块灌溉了极权统治与专制独裁的土壤，让我们病态地相信它可以推动社会与历史向前发展。这种将革命和暴力浪漫化，其滥觞正是欧洲革命传统。”正是雅科夫列夫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列宁，指向了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体制。

　　是人为制度服务而不是制度为人服务，是苏联体制的主要问题。《共青团真理报》公开指责苏联的政治体系，报道指出，1917年前，俄罗斯在全球按人均消费指数位于第7位，现在是第77位，“领先罗马尼亚，落后于南非。”也许这一报道有些夸大，但苏联人生活水平与其国际地位不相称，却是事实。苏联人长久以来与世隔绝，并不了解外部世界，当戈尔巴乔夫打开国门，人们发现自己很穷时，对苏联制度失去了信心。作者实地探访了一些集体农庄，看到那里的凋蔽，农户减少，人们失去了对土地的兴趣，几十年的实践证明集体化就是一场灾难。其实这种情况并非始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而是从全盘集体化体制建立起来后便开始了，但历届领导人并没有想改变这一体制，因为这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体制才是社会主义，尊重农民对土地及其劳动成果的权利则是与社会主义原则不相容的。苏联的剧变、苏共失去政权，发生速度之快，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在此，西方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是西方的电影、音乐让苏联的年轻人看到了另一种社会、另一种生活，那里更富足，不用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而苦恼。1990年，《如何在美国找工作》、《如何在欧洲找工作》成为莫斯科的畅销书。其实质在于，苏联体制在与西方体制的竞赛中失败了。

　　苏联的体制产生于非常时期，需要进行改革，但这一改革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俄罗斯人天真地认为，他们赶走了共产党，一切都会好起来，民主可以立即实现。但事实证明，民主体制并不能一蹴而就地建立起来。8•19政变的失败，让许多人感到喜悦，他们以为新的时代到来了，但在新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进行了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最后是以炮轰的形式收场的。1992年俄罗斯宪法法院开始审判有人诉叶利钦解散共产党违宪和有人诉共产党从来都是一个违宪组织案，但在经济下滑、通货膨胀严重、社会动荡、法治国家并未建立起来的气氛下，民众渐渐对审判失去了兴趣，对苏联的历史也失去了兴趣。1992年本书作者在莫斯科发现，“在现今的莫斯科，已经没有政治人物自称是‘民主派人士’，因为这样的说法可能太过于西方化、自由化甚至不具竞争力。为了拓展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某些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也开始打起民族主义牌。”苏联剧变已经过去一代人的时间了，但西方至今仍不承认俄罗斯建立起了民主体制。一个国家的体制如何，既离不开时代的潮流，也离不开那个国家的历史传统，苏联如此，俄罗斯仍然如此。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作者采用的是文学而不是史学的写作方法，本文对该书的评介也只是就其主要思想内容而言的，不可能面面倶到。作者对苏联社会主义是不认同的，在谈论苏联的人物，包括领袖人物时，也不能不带着他的偏见，但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探访了各色人物，并忠实地反映了这些人的所思所想。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读读这本书，亲身体验一下作者如何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反映了苏联的历史、现实和剧变后的冲击。戈尔巴乔夫无疑对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起了重要作用，但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包括领袖人物，在社会的洪流面前难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历史仿佛又在按其自身的规律运行，最后取得胜利的恐怕还是那些尊重人性的东西。因此，研究和认识苏联的历史，需要跳出苏联，既要考虑俄国的历史传统，更要体会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影响。

 　　《列宁的坟墓：一座共产帝国的崩溃》，是由美国著名的记者、编辑、作家大卫•雷姆尼克所写的见闻与思考，由台湾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作者于1988年至1992年任《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亲眼见证了苏联的改革和解体。

　　大卫•雷姆尼克以其记者敏锐的观察力和敬业精神，探访了遍布苏联全境的重大事件发生地，采访了上千名当时的苏联人，他们中既有家喻户晓的各界名人，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民众或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从而全面反映了苏联剧变年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这部长篇巨著虽然不是一部史学著作，却极具史实价值，是研究苏联历史问题的学者或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需要参考的一部书。作为一名研究苏联历史的学者，我恰恰看重的也是这一点。

　　该书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力，曾于1994年获得普利策奖，我认为作者获此殊荣也是当之无愧的，这是对其辛勤劳动的肯定。作者通过对当事人和重大事件的剖析，分析了导致苏联这个红色帝国崩溃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该书分上下两卷、共五个部分再现苏联帝国崩溃的图景。上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以记忆之名，描写了斯大林时期大清洗、镇压的真相被揭开后对社会造成的冲击。第二部分，民主的远景，谈了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对社会的冲击，俄罗斯如何探索民主政体的建立之路。下卷包括三部分：第三部分，革命之日，描写了苏联体制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围绕改革和国家体制建设的斗争与角力;第四部分，第一次发生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描写了强硬派发动的8•19政变，本欲挽救苏联，却加速了苏联的解体;第五部分，旧帝国的遗绪，描写了新俄罗斯并没有因为摆脱共产党、摆脱共产主义而过上想要的生活，人民仍在痛苦中挣扎，还没有找到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由于作者并不是按时间顺序在描写历史，因此，历史实际上贯穿着全书的始终，在其采访各色人物或叙述所见所闻时，都离不开对苏联历史的追溯。作者在该书中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在研究苏联历史问题时需要思考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探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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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从8•19政变入手，揭示了政变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作者看来，“那些共产党员、克格勃头子、军人、百万名公务人员都在虚幻的历史中成长，因而无法承受真相。”“当历史不再是党国的武器，党国必然毁灭。”所谓的历史真相，实际上主要是斯大林时代的滥杀无辜，也包括人们对苏联体制实质的认识。

　　作者显然不认同苏联的体制，因此他特别好奇当时还健在的卡冈诺维奇怎么看待苏联的制度。卡冈诺维奇是斯大林时代的主要当权者，曾经积极参与斯大林体制的建立和斯大林的大清洗，作者很好奇用如此残酷手段来维护某种制度的人长什么样?在改革年代他是否会有悔意?但作者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他经过种种努力都没有见到这位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活化石。作者通过对斯大林时任外交部长的李维诺夫后人帕维尔成长经历和思想变化的描写，展现了人们是如何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清醒过来，重新审视苏联那段历史的，又如何成了苏联体制的反对者。“苏联入侵布拉格之举，象征了‘解冻’及‘充满人道精神的社会主义’即将双双迈入死亡。”该事件遭到大批知识分子的反对，作者描写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如何来到红场，表达对苏联入侵捷克的不满，也描写了这些示威者是如何被克格勃所逮捕和被判刑的。

　　作者从其所见所闻和人们情绪的变化中，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历史。“在曾经名为苏联的地方生活、旅行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发现自己无意间闲逛到了旧集中营。”作者的这一体验恰恰说明了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残酷和规模之大，通过对许多当年受害者或这些受害者后代的接触，从他们口中作者深切了解了当时大清洗的残酷性，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会随着他们的母亲被带进集中营。如果赫鲁晓夫能够彻底认清斯大林的这一错误，彻底为那些包括布哈林在内的受害者平反，苏共完全可以与过去的错误切割，真正做到“凤凰涅磐、欲火重生”，苏联的社会主义也许有了新的起点，向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勇气这么做，他对斯大林的否定是片面的，否定的只是那些残酷的镇压手段，而没有深入思考斯大林为什么搞大镇压。在其改革的进程中，常常“进一步，退两步”，对斯大林的态度取决于其政治需要，其改革也仍是在斯大林体制内打转，效果自然不佳，最后他被一群保守分子赶下了政治舞台，苏联又开始了“新斯大林主义”。

赫鲁晓夫

　　在勃列日涅夫大搞“新斯大林主义”，加强思想控制之时，历史当然又成了研究的禁区，只有官方的歌功颂德的历史描述存在，历史的真相又被精心掩盖起来了，索尔仁尼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禁止发行，实行了更加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解冻”时期的许多作品被从图书馆撤走了，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但苏联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特别是那些作家，不管是被赶出苏联的，还是留在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仍在创作，也有人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历史的真相，如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所写的《让历史来审判》、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古拉格群岛》等，这些作品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相继在苏联问世，对人们思想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很多人用《真理报》当封面，在私下阅读不被官方认可的这些“地下出版物”。苏联的事情也证明，历史真相是难以掩盖的。作者认为，“这个政权宁愿毁掉它最聪明的子裔，也不愿意让给别人。这个老迈的暴君仰赖于一座巨大无比的生命系统，百万名特务、告密者、警察、典狱长、律师、法官，全都随伺在侧，让他继续呼吸。”这样的体制自然难以长久。

　　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历史，如果不推翻过去历史的神话，不否定斯大林体制，根本不可能进行改革和更新社会主义。于是，在改革开始后，民主化、公开性的氛围迅速发展，苏联社会掀起了一场“历史热”，人们对过去历史真相探究的热情高涨，一些曾被禁的书刊、电影问世，对人们心灵的震憾超出了苏共领导人的想象。1987年开始上映的阿布拉泽所拍摄的电影《忏悔》，在本书作者看来，其影响甚至可以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相提并论。《忏悔》描写的是一位苏联30年代的典型官员，他相信自己要建立的是一个美好的社会，为了走向这个美好的未来而用残酷的手段对付他认为的“敌人”，他的儿子也像他一样残酷，但他的孙子托尼克无法理解前辈的行为，最后无法承受祖辈的行为的影响而举枪自杀。电影的主题展现的是人性与强权、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苏联历史的真相会对社会、对人们的心灵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他号召不留“历史空白点”，鼓励人们揭示历史的真相。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讲话中，对苏联历史还是基本肯定的，对集体化、工业化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对布哈林的问题上，他否定布哈林对集体化的反对态度，但又肯定布哈林是党的最宝贵、最重要的理论家，其核心还是要说明苏联的历史辉煌的一面是主要的。但苏联民众并不买账，苏联人无法承受历史的真相，在大清洗事件被不断披露后，人们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信心动摇了，最后要抛弃这种制度也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在如何看待苏联体制的问题上，苏共党内的斗争也是激烈的。身为苏共二号人物的利加乔夫并不同意戈尔巴乔夫实行的公开性，对社会上对苏联体制的批评忧心仲仲，恰在此时，安德列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这篇实质上为斯大林辩护的信发表了，利加乔夫曾对此大为推崇，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安德列耶娃的文章受到批评，被认为是反改革的宣言，政治局要求雅科夫列夫写文章反驳。作者拜访了安德列耶娃本人。在作者的笔下，安德列耶娃生活在很小的房子里，房间里有很多书，是一个很善于操持家务的强势女人，能在短时间内准备一桌丰盛的午餐。在与安德列耶娃的谈话中，作者更深入地了解了她对现实的不满，对犹太人的偏见。

　　历史是无法改变的，历史的真相也不可能永远被掩盖，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历史。斯大林时期所犯的错误有斯大林个人的原因，更有俄国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对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的原因，苏共完全可以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这段历史，既向人们讲清当时发生一切的根源，也向人们说明苏联的历史并非一片黑暗，苏联社会主义付出了巨大代价，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苏共不是把历史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只颂扬不批评，他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这样，历史就不会成为未来发展的包袱，更不会成为影响苏共领导地位的问题。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苏共的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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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时期用强有力的高压手段维护着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也没有根本改变斯大林的统治手法，但在改革和民主化的背景下如何维护一个多民族国家，是需要戈尔巴乔夫解决的问题。但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戈尔巴乔夫对民族问题的忽视是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不慎重地撤换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库纳耶夫，换上俄罗斯人科尔宾，引发了阿拉木图骚乱，但戈尔巴乔夫并未从中吸取教训，没有重视民族问题，“他与同僚完全忽视了民族问题”。

　　在危机面前，戈尔巴乔夫收缩战线，从阿富汗撤军，放弃干涉东欧，以便集中力量维护苏联的联邦体制，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联邦制的威胁最初来自波罗的海三国，但戈尔巴乔夫对波罗的海这三个小国的民族运动并没有重视，使他们从开始要求经济权利、发展本民族文化，最后发展到要求独立。正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为其提供了条件，“波罗的海的领袖在发展公开言论时，都能够巧妙地仿效戈尔巴乔夫的口吻，并用于捍卫自己的处境与立场。……对莫斯科来说，在这个时代使用暴力的代价，一定比在1956年或1968年更高。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对此也心知肚明。”

　　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是通过传统的征服手段形成的，其民族分布类似马赛克式的结构，尽管苏共不断宣传苏联已经形成了新的共同体——“苏维埃民族”，但不是事实。苏联是靠行政的力量，而不是经济和共同体意识所构成的“多民族联邦政体”。戈尔巴乔夫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他在重复苏共以往的宣传口号，宣称苏联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波罗的海三个小国，却开启了苏联帝国解体的大幕。“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好几年，立陶宛‘自由运动’的领导人、音乐史教授兰茨贝吉斯就曾主张，立陶宛文化的保存才是唯一可行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可以保存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也就是莫斯科当局处心积虑想要毁掉的那些东西，应该就有成功的机会’。……1989年，当政治机会降临时，立陶宛‘自由运动’与兰茨贝吉斯立刻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一场历史记忆的复兴运动。”他们恢复了许多街道的传统地名，不再使用俄语，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波罗的海人只说事实，然后逼迫克里姆林宫实现自己的道德承诺。波罗的海人捍卫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厘清历史事实，与戈尔巴乔夫过去的作为如出一辙。《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条款，让苏联得以从纳粹手中取得波罗的海国家的控制权，因此，这个控制权是种地缘政治下的妥协产物。波罗的海人的第二步则是纯粹的逻辑推演：如果1939年以后的苏联统治是非法侵占，那么苏联始终是非法统治者，因此，波罗的海国家只需要重申其独立地位。”当苏联承认存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条款时，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了。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来到立陶宛，试图劝说他们留在联盟内，但没有成功。

　　对于苏联的命运，在1990年初莫斯科大学的一次讨论课上，“几乎每一位学生都预测苏联即将解体，但每个人都害怕这旧政体将抗拒这个结局。”但戈尔巴乔夫却没有意识到。对联盟的打击远远超出波罗的海三国的是乌克兰，1986年4月26日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的那一刻，“旧政体分别从实际与隐喻的角度中彻底瓦解，追求独立、反抗苏联的乌克兰则翩然诞生。”“切尔诺贝利实现了苏联政权的所有诅咒：衰败与自傲，视而不见与自我欺骗。”乌克兰要求独立的核心地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斯大林收复的西乌克兰的利沃夫。

　　在联盟的命运处于危机之际，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让步、承认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换取他们留在联盟内，并经过努力初步达成了新联盟条约协议，但强硬派发动的8•19政变中断了这一进程，强硬派试图通过传统的暴力手段维护联盟，却加速了联盟的解体。8•19后回到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完全失去了权力，只能听任事态发展，很快正式承认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随后许多加盟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宣布独立。最后，三个斯拉夫国家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密林达成的一纸协议，彻底埋葬了联盟，在此起主要作用的显然是叶利钦，俄罗斯联邦要独立，苏联自然就不存在了。

　　从作者描述的苏联解体进程来看，似乎联盟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由征服和强制所形成的大帝国没有根基，无法承受民主化的冲击。但是，世界上实行民主的多民族国家比比皆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印度、英国、加拿大、西班牙没有解体?而奉行原苏联体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苏联一样，都解体了，有的还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葬送苏联在形式上是戈尔巴乔夫开启的民主化进程给了各加盟共和国选择的自由，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苏联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未能保障各民族的发展，未能让各民族形成对统一国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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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人活动的记录，在苏联的舞台上活跃着各种人物，但在改革年代最活跃的是曾经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后来出现的激进民主派，萨哈罗夫是其代表。“即使萨哈罗夫成为苏联道德领袖，也仍然不具备纯粹的政治权力。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就不会有萨哈罗夫;如果没有那些异议分子在那个死气沉沉的年代里，努力让真理存活下来，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改革带来的社会巨变，也为投机分子提供了舞台。在作者笔下，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就是这样的人，“无论你参加哪一场民主人士的集会——莫斯科论坛的周六早晨会议、任何谈论斯大林的专题演讲——几乎总能看到他。”他曾是《共产主义者》的编辑，共青团的干部。后来成为“纪念协会”、一个揭示苏联大清洗历史组织的领导者。应该说，这些人是原体制的破坏力量，也是新体制的建设力量，但如何引导和控制这一力量，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一环。

　　社会的稳定是改革的必要条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不成功，排斥个人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使经济改革仍在原体制内打转，经济形势没有明显好转，政治体制改革则为人们发泄对经济状况没有改善的不满提供了机会，1989年召开的许多代表由人们直接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成了人们发泄不满的舞台，“仿佛七十年来压抑的政治郁闷再也无法压抑。”远在库页岛的许多工人把苏联第一届人代会称做“表演”，“莫斯科的伟大表演”，他们现在想知道更多攸关生活的问题，像是薪水与住家环境等。但是，忙于政治的苏联领袖们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一位名为吉利的工人党员表示，“虽然我是一位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必须下台。这件事才是当务之急，剩下都只是细节问题。”

　　在戈尔巴乔夫发起的这场政治变革中，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首先受到了挑战。在第一届人代会上，萨哈罗夫、叶利钦、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等组成了“跨地区议员团”，成为苏共的新反对派。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去世前萨哈罗夫在人代会上呼吁修改宪法，去掉保障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第六条。萨哈罗夫去世后，叶利钦成了“跨地区议员团”的领导人和激进民主派的领导者，在对苏联体制表示失望之际，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叶利钦身上。到1991年初，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只剩个位数了，而叶利钦的支持率却直线上升，成功地当选了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克里姆林宫也因此出现了两位主人，叶利钦民选总统的身份显然比戈尔巴乔夫更有力量。

　　随后政治气氛进一步升温，和平示威活动越来越频繁，改革陷入了完全失控的状态，西伯利亚的矿工开始罢工，起因是矿工没有肥皂洗净身体。当然工人罢工并不只是因为没有肥皂，作者随矿工下到矿井里，亲身体验了苏联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劣和劳动强度大。一位共产党的基层干部抱怨说：“矿坑这里已落后外界足足一个世纪。当我们回家时，却没有电可用，也没有水。我不是资本主义者，但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显然对我们没有帮助。”矿工罢工在苏联全境成了普遍现象，工人组织起来的罢工委员会成了政治力量中心，与政府进行谈判，矿工们准备放弃苏联的制度了。“从1991年3月开始，超过30万名的苏联矿工加入了罢工行列，其余90万名矿工之所以继续工作，只是不想眼睁睁看着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彻底崩溃。”

　　在群众民主运动的压力下，1990年2月苏共中央决定实行多党制，取消宪法第六条，实际上此时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党，苏共想再维持一党已经不可能了。“共产党已经穷途末路，他们既要面对街头上大批群众和旗帜标语，也需面对他们曾向群众所承诺的未来。”在1990年五5月1日劳动节大游行时，出现令戈尔巴乔夫难堪的一幕，大批人潮打起了波罗的海三国的国旗、俄罗斯的三色旗，举着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标语，高举的是叶利钦、萨哈罗夫的画像，高喊着“打倒共产黨!”“打倒戈尔巴乔夫!”“打倒利加乔夫!”的口号，最后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离开了检阅台，群众则占据了红场。

　　在群众给苏共施加压力的同时，苏共内部的分歧加剧，强硬派和自由派的斗争激烈，掌握克格勃、军队的强硬派让苏共党内一直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人士感到受威胁，1990年12月谢瓦尔德纳泽这位从改革一开始就是戈尔巴乔夫得力助手的外交部长突然宣布辞职，他警告说独裁统治即将来临。1991年1月13日，苏联坦克出现在维尔纽斯街头，试图阻止立陶宛的独立，但没有成功，受到了西方舆论的强烈谴责。“苏联军方推翻立陶宛政府的行动失败后，几乎完全动摇了那群仍然相信共产党改革理念的中年知识分子。”从1991年6月起，关于强硬派要发动政变的传闻就有很多，但戈尔巴乔夫并未重视，在达成新联盟条约协议后，戈尔巴乔夫没有抓紧时间签署，而是去克里米亚度假了，给了政变者以机会。8•19政变不仅打断了联盟革新的进程，也葬送了苏联的改革。作者在该书的第四部分详细讲述了8•19政变的发动与失败。强硬保守派阻止新联盟条约签署，试图挽救联盟，但叶利钦振臂一呼，万民响应，政变者只能撤走在莫斯科街头的坦克，政变以闹剧收场，联盟也由此开始迅速走向瓦解。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很好地解决改革与稳定的问题，党内的分歧使改革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社会民主的无序发展，使自上而下的有序改革变成了由下而上的激进变革，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失误在哪里，作者没有给予回答，还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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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和独裁是俄国传统的统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斯大林充分发挥了这个传统。在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通过了苏联新宪法的同时，斯大林在苏联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镇压和清洗，消灭了与列宁一起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老近卫军和大批优秀人物，其中包括布哈林。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描写了对布哈林妻子拉林娜的采访，听她讲述布哈林、斯大林。在布哈林被捕之时，其年轻的妻子拉林娜和13个月大的儿子尤里也未能幸免。拉林娜被送进集中营，后被流放，直到赫鲁晓夫上台，才获得自由。尤里则在孤儿院中长大，直到20岁母子相见，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布哈林。为了给布哈林平反，拉林娜等了几十年，直到1988年2月布哈林才被平反。当人们从报刊上看到真实的布哈林、看到他留给未来领导人的信，了解了他妻子的命运时，对苏联人心灵的震憾是强烈的。

　　“在苏联这个帝国里，到处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其子嗣，椎心刺骨的不安感，就是他们生命的写照。”作者探访了科雷马和马加丹，这里原来都是荒原，斯大林时代在这里建立了集中营，超过200万人葬身科雷马，有300万人死在了马加丹。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的父亲曾被关押并死在了科雷马集中营。作者在探访住在列宁格勒的被称为普京教父的苏联著名学者利哈乔夫时，双方的话题也没离开大镇压。利哈乔夫也曾经在集中营呆过，是喝醉酒的警察误把别人当成他枪杀了，他才活了下来。作者曾随纪念协会成员米尔夏科夫来到位于“莫斯科—窝瓦运河”运河旁的集中营，这里曾经有50万囚犯在修建运河的过程中因劳累、饥饿、受寒而死亡，他们大多数是所谓的“富农”。那么，人们要问的是，造成这一切不幸的是体制还是斯大林个人的因素?

　　苏联的体制确实存在问题，其最大的弱点是失去了民众的监督，使官员越来越腐败。腐败是从苏共高层开始的，勃列日涅夫是典型的代表，他欣然接受下属极其贵重的礼物，对阿塞拜疆领导人阿利耶夫所送的由一个大宝石和15颗小宝石组成的戒指十分满意，甚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苏联权力的金字塔的各级官员，都在想办法从中牟利，书中对苏联各色腐败分子有不少描写。身在苏联体制内，享受着特权阶层拥有的一切高贵生活的人中，也有对体制不认同者。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付收割机工人的薪资不是根据收获量，而是根据里程而气愤。卡平斯基，一位身处苏共高层有前途的政治人物，对于勃列日涅夫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做法不认同，他用笔名写文章批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团队中，大家的看法也不一样，利加乔夫是体制的捍卫者，而雅科夫列夫是体制的否定者，戈尔巴乔夫批评斯大林而捍卫列宁，试图从列宁晚年思想中寻找改革的依据，雅科夫列夫则把斯大林的罪责归咎于列宁。在1989年7月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大会上，雅科夫列夫公开说：“今天，我们扪心自问，这个国家与列宁一手创立的政党，为什么居然会接受平庸之徒实行独裁，更纵容斯大林的滥权，让无辜人士血流成河，这确实令人痛彻心扉。显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块灌溉了极权统治与专制独裁的土壤，让我们病态地相信它可以推动社会与历史向前发展。这种将革命和暴力浪漫化，其滥觞正是欧洲革命传统。”正是雅科夫列夫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列宁，指向了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体制。

　　是人为制度服务而不是制度为人服务，是苏联体制的主要问题。《共青团真理报》公开指责苏联的政治体系，报道指出，1917年前，俄罗斯在全球按人均消费指数位于第7位，现在是第77位，“领先罗马尼亚，落后于南非。”也许这一报道有些夸大，但苏联人生活水平与其国际地位不相称，却是事实。苏联人长久以来与世隔绝，并不了解外部世界，当戈尔巴乔夫打开国门，人们发现自己很穷时，对苏联制度失去了信心。作者实地探访了一些集体农庄，看到那里的凋蔽，农户减少，人们失去了对土地的兴趣，几十年的实践证明集体化就是一场灾难。其实这种情况并非始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而是从全盘集体化体制建立起来后便开始了，但历届领导人并没有想改变这一体制，因为这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体制才是社会主义，尊重农民对土地及其劳动成果的权利则是与社会主义原则不相容的。苏联的剧变、苏共失去政权，发生速度之快，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在此，西方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是西方的电影、音乐让苏联的年轻人看到了另一种社会、另一种生活，那里更富足，不用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而苦恼。1990年，《如何在美国找工作》、《如何在欧洲找工作》成为莫斯科的畅销书。其实质在于，苏联体制在与西方体制的竞赛中失败了。

　　苏联的体制产生于非常时期，需要进行改革，但这一改革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俄罗斯人天真地认为，他们赶走了共产党，一切都会好起来，民主可以立即实现。但事实证明，民主体制并不能一蹴而就地建立起来。8•19政变的失败，让许多人感到喜悦，他们以为新的时代到来了，但在新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进行了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最后是以炮轰的形式收场的。1992年俄罗斯宪法法院开始审判有人诉叶利钦解散共产党违宪和有人诉共产党从来都是一个违宪组织案，但在经济下滑、通货膨胀严重、社会动荡、法治国家并未建立起来的气氛下，民众渐渐对审判失去了兴趣，对苏联的历史也失去了兴趣。1992年本书作者在莫斯科发现，“在现今的莫斯科，已经没有政治人物自称是‘民主派人士’，因为这样的说法可能太过于西方化、自由化甚至不具竞争力。为了拓展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某些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也开始打起民族主义牌。”苏联剧变已经过去一代人的时间了，但西方至今仍不承认俄罗斯建立起了民主体制。一个国家的体制如何，既离不开时代的潮流，也离不开那个国家的历史传统，苏联如此，俄罗斯仍然如此。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作者采用的是文学而不是史学的写作方法，本文对该书的评介也只是就其主要思想内容而言的，不可能面面倶到。作者对苏联社会主义是不认同的，在谈论苏联的人物，包括领袖人物时，也不能不带着他的偏见，但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探访了各色人物，并忠实地反映了这些人的所思所想。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读读这本书，亲身体验一下作者如何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反映了苏联的历史、现实和剧变后的冲击。戈尔巴乔夫无疑对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起了重要作用，但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包括领袖人物，在社会的洪流面前难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历史仿佛又在按其自身的规律运行，最后取得胜利的恐怕还是那些尊重人性的东西。因此，研究和认识苏联的历史，需要跳出苏联，既要考虑俄国的历史传统，更要体会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