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伊朗裔美国人：苏莱曼尼之死对伊朗人意味着什么?

 　　我上次认真地写与伊朗的战争是在2012年。那是尤其令人焦虑的一年，伊朗革命卫队在波斯湾举行海军演习，以色列与美国进行联合军演，石油运输航道的安全似乎完全没有保障。油价波动不定，各方都突然跟踪船只往来，新闻大标题都是对以色列可能攻击伊朗核设施的猜测。

　　分派给我的任务是考虑“那天之后”——想像一下如果他们的国家遭到以色列轰炸后，伊朗人会作何反应。我在文章中展现的场景是心神狂乱的年轻人聚集在拥挤的十字路口唱国歌，大喊大叫的妈妈从超市买奶粉囤积——突然间，每个人都成了惊恐的伊朗公民，而不是有志成为吉他手的人、打短工的人，或他们前一天曾有的身份。我自己都不记得写过这篇文章了。你能写多少次预测和分析你的国家遭毁灭的文章，而你的大脑不会开始消除写过这些东西的痕迹呢?

　　那次排演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为今天做准备。上周，美国的发动无人机袭击，将伊朗高级将领、国家战争英雄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im Suleimani)少将和一名伊拉克民兵高级指挥官化为灰烬，这次袭击只能被当作一种战争行为来理解。

　　作为一个伊朗裔美国人，再次身临其境让我觉得自己以前就经常处于这种境地。似乎每隔几年，伊朗人就要面临一次迫在眉睫的战争和动荡的循环，这种往往是由美国的冲动以及伊朗越来越大的胆子所驱动的循环，现在感觉像是一种文明的遗产，我母亲在我之前从她母亲那里继承而来，而我也将留给我的孩子。每个伊朗家庭的历史都以各自的方式被这个过去所触及。

　　1953年美国支持的伊朗政变，摧毁了原本在政府工作的祖父和叔祖父的职业，后者被迫流亡。美国对巴列维王朝的支持以及最终抛弃，帮助塑造了1979年的伊朗革命，这场革命扰乱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新当局没收了我们的资产，将我的一个叔叔投入监狱，因为他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亲西方阶层。那个阶层建设了现代伊朗，并把革命看成是现代伊朗的灭亡。

　　接下来的时间里，美伊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1979年至1981年，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发生人质危机，虽然最终并没有人死亡，但让两国关系直到今天仍处于紧张状态。在破坏性极大的两伊战争年代，美国几乎毫不掩饰其对伊拉克的支持。1988年，随着战争接近尾声，持续不断的小冲突导致美国海军击落了一架在伊朗领海上空飞行的伊朗客机，造成290人死亡。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一边哀叹，这令人深感遗憾，一边给海军军官授予荣誉和勋章。

　　几十年来，美国似乎常常受到想伤害伊朗的驱使，有时是通过草率的、交易性的干涉主义政策，到了1979年以后，则是一种与伊朗新体制所构成的任何挑战都不成比例的狂热决心。

　　到了一定时候，伊朗开始了报复：20世纪80年代，它扶植与华盛顿有敌意的地区组织和民兵，鼓励他们劫持西方人作人质，并通过这些网络发动袭击。在后来的几年里，伊朗通过支持那些凭借自身实力成为强大力量的非国家盟友，挑战了美国在该地区战争中的角色和对周边国家的干预，比如美国2001年对阿富汗的入侵和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这加强了德黑兰在这场砝码不对称的博弈中的力量，提升了它可能从未想过要实现的地区影响力。苏莱曼尼则是这个战略背后的主要策划者。

　　由于苏莱曼尼为挽救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统治进行干涉，许多人认为他应为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负责。但对许多伊朗人、伊拉克人、库尔德人及其他人来说，他是击败伊斯兰国的关键人物，在2014年帮助击退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快速挺进。在叙利亚，对于许多忍受了阿萨德政权工业化规模暴行的叙利亚人来说，这位将军领导的是一支只能被理解为进攻性的力量。但伊朗领导人总是提醒他们的人民，不能放弃叙利亚这个在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中唯一站在伊朗一边的阿拉伯国家，没有叙利亚，伊朗在该地区会变得脆弱得多。

　　这些策略部分是为了给伊朗提供一些抵抗美国无情敌意的威慑，苏莱曼尼正是因为这些策略而被人铭记。他已成为一个充满矛盾、漫无目的的国家德高望重的长者，至少那些参加了他葬礼的几十万人宽恕了他指挥那支力量时过分强硬的做法，因为他在伊斯兰国滥杀无辜时保护了那片土地上的安全，他被视为同时代政客中有荣誉和功绩的人，而那些政客们通常两者全无。(当然，他肯定不是以这种方法让所有的伊朗人钦佩;他的批评者们并不支持他的地区战略。)

　　伊朗领导人已团结起来继承他的遗志;伊朗最高领袖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誓言要进行“严厉的报复”，并保证，杀死苏莱曼尼会让人“加倍”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甚至已被永久软禁的改革派教士、八十多岁的迈赫迪·卡鲁比(Mehdi Karroubi)也表示了哀悼。

　　除了官方展示的团结外，各个政治派别的报纸都在头版上用了深颜色，并用整版篇幅刊登穿着不同服装的苏莱曼尼将军的照片，从耀眼的军装到华丽的深色西装，就连最自由主义思想的报纸也用了如“难以想像的悲伤”这种哀恸的标题。

　　“怎么对付插在心上的刺儿呢?这是这片土地上所有杰出后代的命运吗?不管他有什么思想、属于什么宗派?”伊朗最著名的、经常遭审查的当代小说家马哈茂德·道拉塔巴蒂(Mahmoud Dowlatabadi)写道，苏莱曼尼“修建了一座抵御ISIS血腥攻击的强有力大坝，确保了我们的边境免遭灾难”。

　　伊朗人以空前的规模出来哀悼他，这种场景自198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本人的葬礼以来还未有过。伊斯法罕17世纪的中心广场是波斯历史的所在地，这里人山人海，阿瓦士的桥和街道上人流不断，哀悼者是来自伊朗社会各个背景的男人和女人。

　　可以说，为这位将军的哀悼是伊朗的首个报复行动：这是在两个而非一个国家举行的为期四天、非同寻常的国葬。随着哀悼的队伍沿着什叶派历史记忆的弧线缓缓而行，哀悼活动已经将两个国家用共同的公开悲痛和愤怒凝结起来。先是在遭到萨达姆·侯赛因压制和不让发展的伊拉克南部圣地城市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然后是在两伊战争中经历了最血腥战斗的伊朗胡齐斯坦省，这是一个阿拉伯原住民居住的地区，哀悼的人群用阿拉伯语吟咏，他们被纳入这场跨国家认同和政权的壮观场面中，是有着明确统一意图的。

　　将近40年前，苏莱曼尼在两伊战争的战壕中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这是一场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持续重大影响的战争，这场战争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受到大多数伊朗人的赞扬，他们觉得自己的国家是外部攻击和孤立的受害者。今天的伊朗人仍在经济上被封锁，处于一种实际存在但未得到正式认可的被围困的未决状态，无论苏莱曼尼的死亡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都将是承受这些后果的最大受害者。他们的国家，按照美国政策的设计，仍受到制裁并缺少资金，他们的眼界和潜力被签证禁令、药品短缺和通货膨胀毁灭。被夹在一个越来越不考虑得失的体制和一个全力复仇的零计划的美国之间，伊朗已经忍受了几十年让人觉得是战争经济的状态。

　　我记得小时候，那还是两伊战争期间，母亲告诉我，一些伊朗的亲戚为了帮助战争，捐出了他们的珠宝。这一次，在特朗普总统威胁要打击伊朗并摧毁其文化遗产地点的推文面前，我不必去幻想打击发生的后一天出现的团结。这个国家已为哀悼聚在一起。它已经团结起来了。

 　　我上次认真地写与伊朗的战争是在2012年。那是尤其令人焦虑的一年，伊朗革命卫队在波斯湾举行海军演习，以色列与美国进行联合军演，石油运输航道的安全似乎完全没有保障。油价波动不定，各方都突然跟踪船只往来，新闻大标题都是对以色列可能攻击伊朗核设施的猜测。

　　分派给我的任务是考虑“那天之后”——想像一下如果他们的国家遭到以色列轰炸后，伊朗人会作何反应。我在文章中展现的场景是心神狂乱的年轻人聚集在拥挤的十字路口唱国歌，大喊大叫的妈妈从超市买奶粉囤积——突然间，每个人都成了惊恐的伊朗公民，而不是有志成为吉他手的人、打短工的人，或他们前一天曾有的身份。我自己都不记得写过这篇文章了。你能写多少次预测和分析你的国家遭毁灭的文章，而你的大脑不会开始消除写过这些东西的痕迹呢?

　　那次排演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为今天做准备。上周，美国的发动无人机袭击，将伊朗高级将领、国家战争英雄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im Suleimani)少将和一名伊拉克民兵高级指挥官化为灰烬，这次袭击只能被当作一种战争行为来理解。

　　作为一个伊朗裔美国人，再次身临其境让我觉得自己以前就经常处于这种境地。似乎每隔几年，伊朗人就要面临一次迫在眉睫的战争和动荡的循环，这种往往是由美国的冲动以及伊朗越来越大的胆子所驱动的循环，现在感觉像是一种文明的遗产，我母亲在我之前从她母亲那里继承而来，而我也将留给我的孩子。每个伊朗家庭的历史都以各自的方式被这个过去所触及。

　　1953年美国支持的伊朗政变，摧毁了原本在政府工作的祖父和叔祖父的职业，后者被迫流亡。美国对巴列维王朝的支持以及最终抛弃，帮助塑造了1979年的伊朗革命，这场革命扰乱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新当局没收了我们的资产，将我的一个叔叔投入监狱，因为他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亲西方阶层。那个阶层建设了现代伊朗，并把革命看成是现代伊朗的灭亡。

　　接下来的时间里，美伊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1979年至1981年，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发生人质危机，虽然最终并没有人死亡，但让两国关系直到今天仍处于紧张状态。在破坏性极大的两伊战争年代，美国几乎毫不掩饰其对伊拉克的支持。1988年，随着战争接近尾声，持续不断的小冲突导致美国海军击落了一架在伊朗领海上空飞行的伊朗客机，造成290人死亡。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一边哀叹，这令人深感遗憾，一边给海军军官授予荣誉和勋章。

　　几十年来，美国似乎常常受到想伤害伊朗的驱使，有时是通过草率的、交易性的干涉主义政策，到了1979年以后，则是一种与伊朗新体制所构成的任何挑战都不成比例的狂热决心。

　　到了一定时候，伊朗开始了报复：20世纪80年代，它扶植与华盛顿有敌意的地区组织和民兵，鼓励他们劫持西方人作人质，并通过这些网络发动袭击。在后来的几年里，伊朗通过支持那些凭借自身实力成为强大力量的非国家盟友，挑战了美国在该地区战争中的角色和对周边国家的干预，比如美国2001年对阿富汗的入侵和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这加强了德黑兰在这场砝码不对称的博弈中的力量，提升了它可能从未想过要实现的地区影响力。苏莱曼尼则是这个战略背后的主要策划者。

　　由于苏莱曼尼为挽救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统治进行干涉，许多人认为他应为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负责。但对许多伊朗人、伊拉克人、库尔德人及其他人来说，他是击败伊斯兰国的关键人物，在2014年帮助击退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快速挺进。在叙利亚，对于许多忍受了阿萨德政权工业化规模暴行的叙利亚人来说，这位将军领导的是一支只能被理解为进攻性的力量。但伊朗领导人总是提醒他们的人民，不能放弃叙利亚这个在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中唯一站在伊朗一边的阿拉伯国家，没有叙利亚，伊朗在该地区会变得脆弱得多。

　　这些策略部分是为了给伊朗提供一些抵抗美国无情敌意的威慑，苏莱曼尼正是因为这些策略而被人铭记。他已成为一个充满矛盾、漫无目的的国家德高望重的长者，至少那些参加了他葬礼的几十万人宽恕了他指挥那支力量时过分强硬的做法，因为他在伊斯兰国滥杀无辜时保护了那片土地上的安全，他被视为同时代政客中有荣誉和功绩的人，而那些政客们通常两者全无。(当然，他肯定不是以这种方法让所有的伊朗人钦佩;他的批评者们并不支持他的地区战略。)

　　伊朗领导人已团结起来继承他的遗志;伊朗最高领袖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誓言要进行“严厉的报复”，并保证，杀死苏莱曼尼会让人“加倍”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甚至已被永久软禁的改革派教士、八十多岁的迈赫迪·卡鲁比(Mehdi Karroubi)也表示了哀悼。

　　除了官方展示的团结外，各个政治派别的报纸都在头版上用了深颜色，并用整版篇幅刊登穿着不同服装的苏莱曼尼将军的照片，从耀眼的军装到华丽的深色西装，就连最自由主义思想的报纸也用了如“难以想像的悲伤”这种哀恸的标题。

　　“怎么对付插在心上的刺儿呢?这是这片土地上所有杰出后代的命运吗?不管他有什么思想、属于什么宗派?”伊朗最著名的、经常遭审查的当代小说家马哈茂德·道拉塔巴蒂(Mahmoud Dowlatabadi)写道，苏莱曼尼“修建了一座抵御ISIS血腥攻击的强有力大坝，确保了我们的边境免遭灾难”。

　　伊朗人以空前的规模出来哀悼他，这种场景自198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本人的葬礼以来还未有过。伊斯法罕17世纪的中心广场是波斯历史的所在地，这里人山人海，阿瓦士的桥和街道上人流不断，哀悼者是来自伊朗社会各个背景的男人和女人。

　　可以说，为这位将军的哀悼是伊朗的首个报复行动：这是在两个而非一个国家举行的为期四天、非同寻常的国葬。随着哀悼的队伍沿着什叶派历史记忆的弧线缓缓而行，哀悼活动已经将两个国家用共同的公开悲痛和愤怒凝结起来。先是在遭到萨达姆·侯赛因压制和不让发展的伊拉克南部圣地城市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然后是在两伊战争中经历了最血腥战斗的伊朗胡齐斯坦省，这是一个阿拉伯原住民居住的地区，哀悼的人群用阿拉伯语吟咏，他们被纳入这场跨国家认同和政权的壮观场面中，是有着明确统一意图的。

　　将近40年前，苏莱曼尼在两伊战争的战壕中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这是一场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持续重大影响的战争，这场战争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受到大多数伊朗人的赞扬，他们觉得自己的国家是外部攻击和孤立的受害者。今天的伊朗人仍在经济上被封锁，处于一种实际存在但未得到正式认可的被围困的未决状态，无论苏莱曼尼的死亡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都将是承受这些后果的最大受害者。他们的国家，按照美国政策的设计，仍受到制裁并缺少资金，他们的眼界和潜力被签证禁令、药品短缺和通货膨胀毁灭。被夹在一个越来越不考虑得失的体制和一个全力复仇的零计划的美国之间，伊朗已经忍受了几十年让人觉得是战争经济的状态。

　　我记得小时候，那还是两伊战争期间，母亲告诉我，一些伊朗的亲戚为了帮助战争，捐出了他们的珠宝。这一次，在特朗普总统威胁要打击伊朗并摧毁其文化遗产地点的推文面前，我不必去幻想打击发生的后一天出现的团结。这个国家已为哀悼聚在一起。它已经团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