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梅德韦杰夫 :苏联的劳改营制度

 　　在斯大林时期，监禁几百万人的主要地方不是监狱，而是成百上千的劳改营，劳改营像一张密网覆盖了全国，尤其是北方、哈萨克、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大家知道，早在30年代初在我国一些边远地区就组建了所谓的劳改营。在卡累利阿建立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在西伯利亚建立了贝阿大铁路劳改营，在俄罗斯中部地区建立了莫斯科-伏尔加河运河劳改营。第一批劳改营还出现在科雷马(远北建设总局)、科米自治共和国和其他地区。那时候的犯人成分已经非常复杂了，但多数还是农民、教徒、各种刑事犯。

　　说起劳改营，总设想它比政治隔离所和监狱的思想更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即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尽力去改造走上政治犯罪和刑事犯罪道路的人，而不是惩罚他们。但是现实的劳改营制度却很少符合其最初设想，就像斯大林主义不符合社会主义一样。正是斯大林建立了这些劳改营，他在这项事业中最得力的助手是亚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

　　30年代的劳改营中发生过很多极端残忍和恣意妄为的事情。莫斯科-伏尔加河运河和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两岸遍地是犯人的白骨。但是在劳改营的领导层中也有不少人真诚地帮助那些走上犯罪道路的人进行改造。这些劳改营是不保密的，不仅有人在刑满之后被释放，而且还有人被提前释放。在马·高尔基、瓦·卡达耶夫、米·左琴科、薇·英贝尔、布·雅先斯基和阿韦尔巴赫参与编写的关于劳改营的书中，对许多事避而不谈，对许多事进行歪曲，但是其中也有不应该被忘记的真实情况。

　　尽管科雷马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在1932～1937年间很少有人死在远北建设总局的劳改营中。当时犯人吃得和穿得都不错。冬天每天工作4～6小时，夏天10小时。还有“计分”体系，可以让被判刑十年的人三年后就获自由。相当高的报酬使犯人有可能帮助自己的家庭，回家后生活上有保障。所有这一切不仅可以在科雷马一个劳改营过去的领导人В.维亚特金的书中，而且可以在瓦·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中读到。

　　1937年一切都变了。当时这种自由主义的做法被宣布是有害的。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别尔津和科雷马劳改营的大多数领导人被捕后，甚至被指控企图把科雷马从苏联分离出去。在整个迅速扩展的古拉格体系中，“自由主义”的制度被取消了。来自莫斯科的新指示和新一代古拉格领导人迅速把劳改营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苦役营，其目的是消灭犯人，而不是改造犯人。

　　异常沉重、使人麻木的劳动很少有干10个小时的，大多数是干12、14甚至16个小时的，争取生存的残酷争斗、饥饿、刑事犯和看守的恣意妄为、衣着破烂、恶劣的医疗服务——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个别的，而是从1937年起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生活标准。在各种惩戒劳改营、专门劳改营和特种劳改营中，在实际上成了犯人死亡劳改营的科雷马金矿和伐木点，条件格外可怕。在科雷马的金矿，一个健康的人经过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甚至一个月的劳动就成了虚弱不堪、不能干活的病秧子。在一年之内，采金队几次换人：一些犯人死了，另一些犯人被调到别的劳改点去干轻活，其余的犯人进了医院。活下来的通常只有队长、值日员和队长的好朋友。

　　科雷马和北方大多数劳改营的管理制度其实都是为了故意消灭犯人。斯大林及其亲信不希望被镇压的人回去，他们应该永远地消失。大多数犯人很快确信，他们被送到劳改营来必死无疑。В.И.沃尔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首先，一天干10小时的活，而发给的食物明显吃不饱。食物的构成明显对健康有害……犯人在严寒中被押出去干活。简易工棚烧得不热，衣服干不了。秋天浑身湿透的人们在完成定额前被迫在寒雨中坚持干活，尽管这些好不了的病秧子根本不可能完成定额……不给犯人按季节更换衣服。比如，在科雷马只给犯人发放别人穿过的破衣烂衫，而脚常常只用包脚布裹上。破烂的短大衣挡不住刺骨的严寒，人一批又一批被冻坏。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大量病人。病人被送去治病其实是去‘送死’，医疗服务机构就是这样说的。病人只能到当过医生的犯人那里去看病。在科雷马还有所谓的弱劳力站。出院后的人在这里休养。期限为三个星期。实际口粮要多一些，是700克面包。但是二个星期对于病秧子来说，就像一根骨头对饿狗一样。我认为，这些弱劳力站是掩盖犯人大批死亡的一种手段。”

　　此外，在科雷马所有劳改营分部(劳改点)的人口处上方都挂着劳改营章程规定定的口号：“劳动是光荣、忘我和英勇的事业”。这马上让人想起奥斯威辛集中营大门上的题字“劳动使人自由”。

　　政治犯和刑事犯之间在押送过程中开始的冲突在劳改营中继续发展。劳改营当局故意唆使刑事犯去迫害其他犯人。曾经的刑事犯Г.米纳耶夫给一家报纸写道：“一有机会，他们就试图让我们这些小偷明白，我们对于祖国来说还不是不可救药的人，我们虽然做了错事，但还是儿子。而在这片短暫的土地上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这些‘法西斯分子’、‘反革命’(即政治犯——本书作者注)的容身之地……即使我们是小偷，那火炉边该我们呆，而让那些‘公子哥儿’和其余人呆到门边和墙角去……”

　　欺负政治犯的不只是刑事犯，还有劳改营大大小小的官员。1938年赤裸裸的大恐怖浪潮席卷了各个劳改营：几千名犯人被指控怠工或企图暴动，或根据中央下达的名单不经审判和调查就被枪决了。例如，据亚·伊·托多尔斯基证实说，在北方的劳改营中，从中央派来的委员会对那些原来被判处5年和10年监禁的政治犯改判枪决。这些人基本上是各个反对派的成员，30年代初就被监禁。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的工作人员卡什克京、古拉格特别局局长长格里戈里申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三行动处处长丘切洛夫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判处科米自治共和国乌赫塔劳改营的大批囚犯枪决。委员会有一个特别排执行这些判决。卡什克京的这个委员会以沃尔库塔劳改营中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准备暴动为借口杀害了几千名犯人。

　　20年代初和托洛茨基一起工作过的前沃尔库塔劳改犯佩尔加缅特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他告诉我说，在沃尔库塔，毫无疑心的犯人被解往砖厂，在匆忙支起来的帐篷中看押一段时间，然后宣布把他们转到另一个劳改点，在路上用机关枪将他们处决。卡什克京和他的委员会在执行完残酷的使命后，自己也被枪决了。М.Д.拜塔利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一年，按照特别名单组成的一支支紧急押送犯人的队伍从位于下游的劳改点，从科切马斯、西瓦亚马斯卡和其他地方前往沃尔库塔。犯人在押解人员的驱赶下行走。但是押送员没来得及把一些人渡过河水上涨的河流，人们没有马上明白为什么这么匆忙。他们急着要杀害这些人。按时带到目的地的人被枪决了。这一年，沃尔库塔的劳改营中有一个人特别残暴，人们提起他的名字时都要环顾一下四周。后来，在科特拉斯监狱人们听到窗户里传出来的叫喊声：

　　‘告诉大家，我就是卡什克京。我就是那个在沃尔库塔枪决所有‘人民敌人’的人!告诉大家吧!’

　　那一年人们听到这个喊声，但许多年之后才告诉了别人。执行判决的看守排也消失了。”

　　各地劳改营当局也不甘落后于中央派来的委员会。劳改营有权不经莫斯科同意就杀死犯人。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巴甫洛夫及其助手加拉宁同手下人一起在科雷马枪决了至少4万名囚犯，罪名是他们怠工。加拉宁上校在科雷马兽性大发。他来到劳改营，命令“拒绝工作者”(通常是老弱病人)列队集合，这些人站好了队，有些人吃力地站着，暴跳如雷的加拉宁沿着队列走，靠近这些人拔枪就打。他身后跟着两名警卫员，轮流给他的枪装弹夹。被击毙者的尸体经常堆放在岗亭门前，看起来像井口一样，列队去上工的犯人被告知：“你们要是不工作，也是这样的下场。”

　　1939年，加拉宁像卡什克京一样因被指控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而被枪决。许多劳改营的领导人也被撤职甚至被枪决。这是叶若夫被撤职后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层变动的结果。但这给犯人带来的只是短暂的宽松。随着卫国战争爆发，几乎各处的劳动时间都延长了，而本来就吃不饱的口粮也被削减。Л.И.涅格列托夫证实，1942年在科米自治共和国个别伐木劳改点，在册的人员在100～150天内相继死去。据我估算，1941～1942年苏联的在押人员总数与作战部队的战士数量大致相等。而在这一时期东部和西部的人员损失也大致相等。

 　　在斯大林时期，监禁几百万人的主要地方不是监狱，而是成百上千的劳改营，劳改营像一张密网覆盖了全国，尤其是北方、哈萨克、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大家知道，早在30年代初在我国一些边远地区就组建了所谓的劳改营。在卡累利阿建立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在西伯利亚建立了贝阿大铁路劳改营，在俄罗斯中部地区建立了莫斯科-伏尔加河运河劳改营。第一批劳改营还出现在科雷马(远北建设总局)、科米自治共和国和其他地区。那时候的犯人成分已经非常复杂了，但多数还是农民、教徒、各种刑事犯。

　　说起劳改营，总设想它比政治隔离所和监狱的思想更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即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尽力去改造走上政治犯罪和刑事犯罪道路的人，而不是惩罚他们。但是现实的劳改营制度却很少符合其最初设想，就像斯大林主义不符合社会主义一样。正是斯大林建立了这些劳改营，他在这项事业中最得力的助手是亚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

　　30年代的劳改营中发生过很多极端残忍和恣意妄为的事情。莫斯科-伏尔加河运河和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两岸遍地是犯人的白骨。但是在劳改营的领导层中也有不少人真诚地帮助那些走上犯罪道路的人进行改造。这些劳改营是不保密的，不仅有人在刑满之后被释放，而且还有人被提前释放。在马·高尔基、瓦·卡达耶夫、米·左琴科、薇·英贝尔、布·雅先斯基和阿韦尔巴赫参与编写的关于劳改营的书中，对许多事避而不谈，对许多事进行歪曲，但是其中也有不应该被忘记的真实情况。

　　尽管科雷马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在1932～1937年间很少有人死在远北建设总局的劳改营中。当时犯人吃得和穿得都不错。冬天每天工作4～6小时，夏天10小时。还有“计分”体系，可以让被判刑十年的人三年后就获自由。相当高的报酬使犯人有可能帮助自己的家庭，回家后生活上有保障。所有这一切不仅可以在科雷马一个劳改营过去的领导人В.维亚特金的书中，而且可以在瓦·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中读到。

　　1937年一切都变了。当时这种自由主义的做法被宣布是有害的。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别尔津和科雷马劳改营的大多数领导人被捕后，甚至被指控企图把科雷马从苏联分离出去。在整个迅速扩展的古拉格体系中，“自由主义”的制度被取消了。来自莫斯科的新指示和新一代古拉格领导人迅速把劳改营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苦役营，其目的是消灭犯人，而不是改造犯人。

　　异常沉重、使人麻木的劳动很少有干10个小时的，大多数是干12、14甚至16个小时的，争取生存的残酷争斗、饥饿、刑事犯和看守的恣意妄为、衣着破烂、恶劣的医疗服务——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个别的，而是从1937年起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生活标准。在各种惩戒劳改营、专门劳改营和特种劳改营中，在实际上成了犯人死亡劳改营的科雷马金矿和伐木点，条件格外可怕。在科雷马的金矿，一个健康的人经过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甚至一个月的劳动就成了虚弱不堪、不能干活的病秧子。在一年之内，采金队几次换人：一些犯人死了，另一些犯人被调到别的劳改点去干轻活，其余的犯人进了医院。活下来的通常只有队长、值日员和队长的好朋友。

　　科雷马和北方大多数劳改营的管理制度其实都是为了故意消灭犯人。斯大林及其亲信不希望被镇压的人回去，他们应该永远地消失。大多数犯人很快确信，他们被送到劳改营来必死无疑。В.И.沃尔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首先，一天干10小时的活，而发给的食物明显吃不饱。食物的构成明显对健康有害……犯人在严寒中被押出去干活。简易工棚烧得不热，衣服干不了。秋天浑身湿透的人们在完成定额前被迫在寒雨中坚持干活，尽管这些好不了的病秧子根本不可能完成定额……不给犯人按季节更换衣服。比如，在科雷马只给犯人发放别人穿过的破衣烂衫，而脚常常只用包脚布裹上。破烂的短大衣挡不住刺骨的严寒，人一批又一批被冻坏。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大量病人。病人被送去治病其实是去‘送死’，医疗服务机构就是这样说的。病人只能到当过医生的犯人那里去看病。在科雷马还有所谓的弱劳力站。出院后的人在这里休养。期限为三个星期。实际口粮要多一些，是700克面包。但是二个星期对于病秧子来说，就像一根骨头对饿狗一样。我认为，这些弱劳力站是掩盖犯人大批死亡的一种手段。”

　　此外，在科雷马所有劳改营分部(劳改点)的人口处上方都挂着劳改营章程规定定的口号：“劳动是光荣、忘我和英勇的事业”。这马上让人想起奥斯威辛集中营大门上的题字“劳动使人自由”。

　　政治犯和刑事犯之间在押送过程中开始的冲突在劳改营中继续发展。劳改营当局故意唆使刑事犯去迫害其他犯人。曾经的刑事犯Г.米纳耶夫给一家报纸写道：“一有机会，他们就试图让我们这些小偷明白，我们对于祖国来说还不是不可救药的人，我们虽然做了错事，但还是儿子。而在这片短暫的土地上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这些‘法西斯分子’、‘反革命’(即政治犯——本书作者注)的容身之地……即使我们是小偷，那火炉边该我们呆，而让那些‘公子哥儿’和其余人呆到门边和墙角去……”

　　欺负政治犯的不只是刑事犯，还有劳改营大大小小的官员。1938年赤裸裸的大恐怖浪潮席卷了各个劳改营：几千名犯人被指控怠工或企图暴动，或根据中央下达的名单不经审判和调查就被枪决了。例如，据亚·伊·托多尔斯基证实说，在北方的劳改营中，从中央派来的委员会对那些原来被判处5年和10年监禁的政治犯改判枪决。这些人基本上是各个反对派的成员，30年代初就被监禁。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的工作人员卡什克京、古拉格特别局局长长格里戈里申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三行动处处长丘切洛夫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判处科米自治共和国乌赫塔劳改营的大批囚犯枪决。委员会有一个特别排执行这些判决。卡什克京的这个委员会以沃尔库塔劳改营中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准备暴动为借口杀害了几千名犯人。

　　20年代初和托洛茨基一起工作过的前沃尔库塔劳改犯佩尔加缅特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他告诉我说，在沃尔库塔，毫无疑心的犯人被解往砖厂，在匆忙支起来的帐篷中看押一段时间，然后宣布把他们转到另一个劳改点，在路上用机关枪将他们处决。卡什克京和他的委员会在执行完残酷的使命后，自己也被枪决了。М.Д.拜塔利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一年，按照特别名单组成的一支支紧急押送犯人的队伍从位于下游的劳改点，从科切马斯、西瓦亚马斯卡和其他地方前往沃尔库塔。犯人在押解人员的驱赶下行走。但是押送员没来得及把一些人渡过河水上涨的河流，人们没有马上明白为什么这么匆忙。他们急着要杀害这些人。按时带到目的地的人被枪决了。这一年，沃尔库塔的劳改营中有一个人特别残暴，人们提起他的名字时都要环顾一下四周。后来，在科特拉斯监狱人们听到窗户里传出来的叫喊声：

　　‘告诉大家，我就是卡什克京。我就是那个在沃尔库塔枪决所有‘人民敌人’的人!告诉大家吧!’

　　那一年人们听到这个喊声，但许多年之后才告诉了别人。执行判决的看守排也消失了。”

　　各地劳改营当局也不甘落后于中央派来的委员会。劳改营有权不经莫斯科同意就杀死犯人。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巴甫洛夫及其助手加拉宁同手下人一起在科雷马枪决了至少4万名囚犯，罪名是他们怠工。加拉宁上校在科雷马兽性大发。他来到劳改营，命令“拒绝工作者”(通常是老弱病人)列队集合，这些人站好了队，有些人吃力地站着，暴跳如雷的加拉宁沿着队列走，靠近这些人拔枪就打。他身后跟着两名警卫员，轮流给他的枪装弹夹。被击毙者的尸体经常堆放在岗亭门前，看起来像井口一样，列队去上工的犯人被告知：“你们要是不工作，也是这样的下场。”

　　1939年，加拉宁像卡什克京一样因被指控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而被枪决。许多劳改营的领导人也被撤职甚至被枪决。这是叶若夫被撤职后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层变动的结果。但这给犯人带来的只是短暂的宽松。随着卫国战争爆发，几乎各处的劳动时间都延长了，而本来就吃不饱的口粮也被削减。Л.И.涅格列托夫证实，1942年在科米自治共和国个别伐木劳改点，在册的人员在100～150天内相继死去。据我估算，1941～1942年苏联的在押人员总数与作战部队的战士数量大致相等。而在这一时期东部和西部的人员损失也大致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