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满素：纳粹女人的献身精神

 　　北京出版社的朋友送给我一本刚出炉的《纳粹女人》，读后对那个时代的气氛又增添不少具体感受。如果说正史是骨骼，那么私人历史就是给骨骼填充血肉，历史这才又活了起来。

　　书中记载的十几个名媛淑女，都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典范，她们的身世、职业、性格各有不同，却都无愧于“纳粹女人”这个称号，她们活跃在元首周围，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奉献给纳粹事业。奉献是一个优美的词，但看到她们的奉献，却令人脊背凉透，而且这种奉献越是无私忘我，越是令人恐惧。

　　且看，大名鼎鼎的戈培尔夫人一心随元首而去，何曾有丝毫犹豫?不仅她本人决意以死报效，还要亲手杀死六个亲生子女。所有工作人员都跪下为孩子求情，连希特勒都想帮他们离开地下室，但都被她“大义凛然”地拒绝了。她在绝笔中写道：“我们美好的理想破灭了，我所知道的一切美好、值得钦佩、高尚、优秀的事物也随之而去了。在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到来的世界，不值得我们为之生存，所以我把孩子们也带来了，让他们在我们身后的世界上活着，可惜他们了。”此等献身，不可谓不彻底了!

　　与纳粹的其他思想一样，其妇女纲领也是倒退的。他们要“把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出来”，女人该做的事就是“保持漂亮和生孩子”。戈培尔说：“女人是男人的性伴侣和工作伙伴，过去这样，今后也永远是这样。……男人是生活的组织者，女人是他的帮手和执行者!”希特勒更是最讨厌女人干预政治，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以往那些自由主义、理智主义的妇女运动……以精神为出发点，而我们的纲领只包含一项内容：生孩子。”他还说：“聪明的男人应该讨个没怎么受过教育、头脑简单的老婆。”他的情人爱娃就是这样一个没多少文化，但把全身心都交给他的人。为了得到他的恩宠，她曾不止一次地自杀。最后时刻，这个元首“亲爱的笨丫头”，“独自开车穿越满目疮痍的德国”，去柏林和希特勒死在一起。

　　当然，献出生命不是唯一的献身方式，献出灵魂也许更为重要。毕竟要是都死光了的话，领袖的意志就没人来执行了。纳粹女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轻视妇女的纲领，甘当“炉边蟋蟀”，她们为纳粹死，也为纳粹生——响应号召多生多育，使德国有源源不断的青年去充当战争炮灰。纳粹党办主任博尔曼的夫人不仅生了九个孩子，还不遗余力地支持领袖们提出的大众非常婚姻和大众生育措施，包括一夫多妻制，一心盼望着能与丈夫的诸多女友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

　　献身的关键是忘我，而让人忘我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群体。法国革命后，西方一直对群众理论颇有兴趣和研究，弗洛伊德在1921年完成的《群体心理与自我的分析》又将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进去，对个体心理如何在群体中变异的过程和原因做了极为精辟的解释，而随即发生的希特勒现象似乎验证了他的推理。

　　弗洛伊德认为，在群体中个人意识趋向最小化乃至完全消失，万众一心听凭领袖支配。群体中的个人与领袖之间由超我纽带连接，亦即个人以领袖为自我理想，将领袖的价值观与愿望内化成自己的。而个人与其他成员的关系是通过自我纽带，就是在同样的“领袖替代自我”中彼此认同，从而在群体中产生同一、无我、利他的亲密感情。原始部落在图腾崇拜中彼此认同，进入集体幻觉，就是这种心理过程。在群体中，领袖接管了追随者的内在生命，他的命令的效力取决于他所能取代每个人自我的程度，而不是他命令的内容。

　　与其他群众理论家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群体具有倒退的特点。群体不仅不会提升个体的水准，反而可能将个体降到低于群体中的最低者。个人意识是相当现代的产物，群体中个人意识重新失落，可视为一种返祖现象。群体如同北美的野牛，成群结队地跟随几只带头牛在大草原上狂奔。个人意识消失后，群体行为完全受制于领袖一人的心智、判断、欲望，乃至妄想，希特勒的妄想便是如此演变成整个德国的妄想。这种举国一致虽然表面上看来无与伦比，但最终将毁掉德国，因为自我纠正能力从此丧失，不到一败涂地决不罢休。

　　一个人不敢做的事，群体做起来可以名正言顺。一个人做事会患得患失，一个人犯罪会感到畏惧罪孽，这正是他在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掂量法律和舆论的制裁。但群体行动就不同了，只要有响亮的口号，就可以无所顾忌，根本意识不到是在犯罪。作为人，怕苦怕死都是本能，要克服这些本能，必须有强有力的诱因，而人们最抵挡不住的就是所谓的伟大高尚。因为名利权势虽为人之所欲，人类社会的道德舆论却不利于赤裸裸地去追求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作恶时往往要作伪君子状。然而在伟大高尚的名义下——不论是奉献给“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女人，还是在“圣战”号召下争做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他们做出可怕的事，却自以为“无私无畏”，名垂千古。

　　由此看来，献身精神本身不足以成为一种美德，为什么献身才是要义。柏拉图说，勇气是一种知识，中国儒家也从不提倡匹夫之勇。面对希特勒“伟大理想”的蛊惑，德国人更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良心和常识，献身的事情错了，一切就都白费了。比起盲目的无私来，保留一点自我倒是危险性小得多。自利听起来很平庸，但谁能无利而生存?何况社会本来就是要生产利益，分配利益的。几千年来，君主要求臣民奉献，男权要求女性奉献，无非是上位者享受下位者的奉献。奉献是尊卑有序的，这才是本质。

　　德国占领奥地利后，弗洛伊德亡命伦敦。眼看自己的群体心理学不幸言中，这位老迈的犹太先知除了望洋兴叹，还能做什么呢?

 　　北京出版社的朋友送给我一本刚出炉的《纳粹女人》，读后对那个时代的气氛又增添不少具体感受。如果说正史是骨骼，那么私人历史就是给骨骼填充血肉，历史这才又活了起来。

　　书中记载的十几个名媛淑女，都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典范，她们的身世、职业、性格各有不同，却都无愧于“纳粹女人”这个称号，她们活跃在元首周围，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奉献给纳粹事业。奉献是一个优美的词，但看到她们的奉献，却令人脊背凉透，而且这种奉献越是无私忘我，越是令人恐惧。

　　且看，大名鼎鼎的戈培尔夫人一心随元首而去，何曾有丝毫犹豫?不仅她本人决意以死报效，还要亲手杀死六个亲生子女。所有工作人员都跪下为孩子求情，连希特勒都想帮他们离开地下室，但都被她“大义凛然”地拒绝了。她在绝笔中写道：“我们美好的理想破灭了，我所知道的一切美好、值得钦佩、高尚、优秀的事物也随之而去了。在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到来的世界，不值得我们为之生存，所以我把孩子们也带来了，让他们在我们身后的世界上活着，可惜他们了。”此等献身，不可谓不彻底了!

　　与纳粹的其他思想一样，其妇女纲领也是倒退的。他们要“把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出来”，女人该做的事就是“保持漂亮和生孩子”。戈培尔说：“女人是男人的性伴侣和工作伙伴，过去这样，今后也永远是这样。……男人是生活的组织者，女人是他的帮手和执行者!”希特勒更是最讨厌女人干预政治，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以往那些自由主义、理智主义的妇女运动……以精神为出发点，而我们的纲领只包含一项内容：生孩子。”他还说：“聪明的男人应该讨个没怎么受过教育、头脑简单的老婆。”他的情人爱娃就是这样一个没多少文化，但把全身心都交给他的人。为了得到他的恩宠，她曾不止一次地自杀。最后时刻，这个元首“亲爱的笨丫头”，“独自开车穿越满目疮痍的德国”，去柏林和希特勒死在一起。

　　当然，献出生命不是唯一的献身方式，献出灵魂也许更为重要。毕竟要是都死光了的话，领袖的意志就没人来执行了。纳粹女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轻视妇女的纲领，甘当“炉边蟋蟀”，她们为纳粹死，也为纳粹生——响应号召多生多育，使德国有源源不断的青年去充当战争炮灰。纳粹党办主任博尔曼的夫人不仅生了九个孩子，还不遗余力地支持领袖们提出的大众非常婚姻和大众生育措施，包括一夫多妻制，一心盼望着能与丈夫的诸多女友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

　　献身的关键是忘我，而让人忘我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群体。法国革命后，西方一直对群众理论颇有兴趣和研究，弗洛伊德在1921年完成的《群体心理与自我的分析》又将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进去，对个体心理如何在群体中变异的过程和原因做了极为精辟的解释，而随即发生的希特勒现象似乎验证了他的推理。

　　弗洛伊德认为，在群体中个人意识趋向最小化乃至完全消失，万众一心听凭领袖支配。群体中的个人与领袖之间由超我纽带连接，亦即个人以领袖为自我理想，将领袖的价值观与愿望内化成自己的。而个人与其他成员的关系是通过自我纽带，就是在同样的“领袖替代自我”中彼此认同，从而在群体中产生同一、无我、利他的亲密感情。原始部落在图腾崇拜中彼此认同，进入集体幻觉，就是这种心理过程。在群体中，领袖接管了追随者的内在生命，他的命令的效力取决于他所能取代每个人自我的程度，而不是他命令的内容。

　　与其他群众理论家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群体具有倒退的特点。群体不仅不会提升个体的水准，反而可能将个体降到低于群体中的最低者。个人意识是相当现代的产物，群体中个人意识重新失落，可视为一种返祖现象。群体如同北美的野牛，成群结队地跟随几只带头牛在大草原上狂奔。个人意识消失后，群体行为完全受制于领袖一人的心智、判断、欲望，乃至妄想，希特勒的妄想便是如此演变成整个德国的妄想。这种举国一致虽然表面上看来无与伦比，但最终将毁掉德国，因为自我纠正能力从此丧失，不到一败涂地决不罢休。

　　一个人不敢做的事，群体做起来可以名正言顺。一个人做事会患得患失，一个人犯罪会感到畏惧罪孽，这正是他在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掂量法律和舆论的制裁。但群体行动就不同了，只要有响亮的口号，就可以无所顾忌，根本意识不到是在犯罪。作为人，怕苦怕死都是本能，要克服这些本能，必须有强有力的诱因，而人们最抵挡不住的就是所谓的伟大高尚。因为名利权势虽为人之所欲，人类社会的道德舆论却不利于赤裸裸地去追求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作恶时往往要作伪君子状。然而在伟大高尚的名义下——不论是奉献给“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女人，还是在“圣战”号召下争做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他们做出可怕的事，却自以为“无私无畏”，名垂千古。

　　由此看来，献身精神本身不足以成为一种美德，为什么献身才是要义。柏拉图说，勇气是一种知识，中国儒家也从不提倡匹夫之勇。面对希特勒“伟大理想”的蛊惑，德国人更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良心和常识，献身的事情错了，一切就都白费了。比起盲目的无私来，保留一点自我倒是危险性小得多。自利听起来很平庸，但谁能无利而生存?何况社会本来就是要生产利益，分配利益的。几千年来，君主要求臣民奉献，男权要求女性奉献，无非是上位者享受下位者的奉献。奉献是尊卑有序的，这才是本质。

　　德国占领奥地利后，弗洛伊德亡命伦敦。眼看自己的群体心理学不幸言中，这位老迈的犹太先知除了望洋兴叹，还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