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科夫：扶不起来的“后主”

 　　马林科夫和斯大林本人都不曾料到，“慈父领袖”对苏联超过三十年的统治会在十九大结束后的第141天戛然而止。尽管贝利亚-马林科夫同盟从1949年起就在做接班的打算，他们却无法原封不动地照搬旧王的体制。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斯大林对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功能做了最大程度的弱化，使党和国家的生活完全围绕他个人而展开;这是一种只有他本人能驾驭的结构，其他人的控制力和威望都不足以胜任。摆在马林科夫面前的实际上只有一条路：与其他几位“国王班底”分享权力，在一个联合的执政集团中占据相对优势。

　　1953年3月2日凌晨，对斯大林感情最为复杂的几个人物在这位处于弥留状态的大人物身旁完成了交易：马林科夫同意恢复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元老的政治地位，并重新建立一个较小的5人书记处，由赫鲁晓夫主管，负责党的日常工作;作为交换，他本人获得了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这个政府首脑的职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政治局常委会)的日常会议也由他主持，中央全会做出的决议须经他签字才能生效。

　　从那时起到1957年夏天，苏联大致处于“国王班底”的集体领导下，几大巨头的权势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但这种状态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乃至莫洛托夫相继提出了新的政策路线，以图控制话语权，并对干部队伍进行重组。然而内臣出身的马林科夫在推进公共政策方面远不及曾在基层任职多年的赫鲁晓夫;甩掉权力欲过盛的贝利亚之后，他遭到了竞争对手的集中攻击，被迫让出一把手的位置。1957年的大洗牌之后，“马莲尼娅大婶”在哈萨克斯坦的一座水电站走到了政治生涯的终点。这位既有野心、也不乏眼光的接班人，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个扶不起的“后主”罢了。

　　1953年3月9日，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走在拖曳斯大林棺木的炮车之后。前排由右至左依次为：赫鲁晓夫，贝利亚，周恩来，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第二排右二为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

　　“保护者”落马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谢尔盖•季米特里耶夫对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领导层有过一番刻薄的嘲讽：“他们每个人看上去都毫无个性、千篇一律，令人过目即忘。人们看到他们，只会想起《神曲》里地狱入口处的铭文：‘通过我，进入痛苦之城;通过我，进入永世凄苦之深坑;通过我，进入万劫不复之人群!’”平心而论，这样的评价对1953年时的“国王班底”未免失于苛刻：至少在接班之初，他们还是希望通过对斯大林体制的修改来树立威信的。内臣出身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尤其重视这一点，他们两人选择的突破口是德国问题。

　　1945年大战结束后，德国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别出兵占领，其前途取决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博弈。考虑到美国已经研制出核武器，且苏联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新战利品尚未巩固，斯大林决定放弃建立一个统一的、中立的新德国的构想，把在德国东部的军事存在维持下去。1949年，两大阵营在其控制区内各自扶植了一个独立政权，并迅速启动了经济重建。但苏联在东德推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显然缺乏吸引力，到1953年初，大批东德居民开始通过柏林分界线逃往西方。莫洛托夫主管的外交部制订了一个温和的调整计划：减少东德对苏联的经济赔偿，同时要求东德当局暂缓实施农业集体化和政治清洗，以挽回人心。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企图和斯大林的遗产做彻底的切割，他们酝酿出了一个远为激进的方案：终止东德的社会主义化，与美英法三国重启统一德国的谈判，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但是由东西方共管的“大号瑞士”。在1953年5月27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正式抛出了这一提案，他宣称：“我们需要的是德国保持和平，而不是在那里建立社会主义。”

　　应当承认，贝、马两人的提议已经触及到了三十多年后苏联放弃东欧的根本原因：势力范围并不总是战略资产，很多时候它也可能成为负担，财力不济时尤其明显。尽管莫洛托夫马上质疑“资产阶级德国在历史上从来就不可能是和平的”，但其他人在内臣集团的高压下很快表示了赞同——据说贝利亚曾在会后打电话给布尔加宁，告知后者“如果你不站在我们一边，以后就不再是国防部长了”。6月2日，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东德问题的指导性文件“新方针”，马林科夫甚至警告来访的东德代表：“现在不做调整，迟早会大祸临头。”

　　1953年初，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国王班底”。与马林科夫同排就座的是布尔加宁、贝利亚、米高扬和赫鲁晓夫，他们身后可见卡冈诺维奇，前一排则是意识形态总管、“灰衣主教”苏斯洛夫(戴眼镜者)。右前方留着大胡子的军人是布琼尼元帅。

　　然而事情很快起了变化：6月17日，为抗议东德部长会议副主席、老牌斯大林主义者乌布利希(他也是东德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的高压政策，4万名工人走上了东柏林街头，要求增加工资、罢免政府领导人、撤走苏联军队。乌布利希完美地把皮球踢回给了莫斯科：假使苏共采取了怀柔政策，就会背上“向反革命分子投降”的恶名，并将遭到“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攻击;假使他们决意以武力镇压，刚刚启动的“新方针”就会自行破产。马林科夫没能顶住压力，17日中午，他批准驻东柏林的苏军配合东德警察镇压游行，打死513人，打伤1800余人;随后的搜捕又使5100余人牵扯进来，其中106人被处决。对“新方针”来说，这次冲突是一个重大打击，马林科夫-贝利亚联盟在主席团内部也遭到了质疑。

　　更具决定性的分裂发生在联盟内部。1953年3月，贝利亚将一度独立的国家安全部(MGB)重新并入了内务部(MVD)，如此一来，他本人不仅可以继续对同僚和竞争者实施监控，还能通过对外情报机关插手外交事务。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军事工业、宣传机构和人事部门统统要向内务部负责，就连民族政策的修订也须在卢比扬卡广场进行。对真正的一把手马林科夫来说，这是一种公开挑战：诚然，他们两人是长期的政治盟友，若无贝利亚的保护，马林科夫在1946年可能就已失宠;但他绝不打算变成这个特务头子的傀儡。赫鲁晓夫通过许多渠道向他暗示：贝利亚企图篡夺“改革者”的头衔，并以“检讨斯大林时代的错误”为名，对其他领导人进行迫害;倘若他们不想被一网打尽，就必须先下手为强。“6•17事件”发生后，马林科夫本能地感觉到贝利亚会把责任推给自己，反复思量过后，他秘密向布尔加宁下达了逮捕贝利亚的命令。

　　6月26日，朱可夫元帅带着4位将军冲进部长会议主席团大会的现场，把贝利亚铐起来带了出去。7月初，马林科夫在中央全会上一本正经地宣布，贝利亚“建议放弃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奉行建立资产阶级德国的方针”，犯下了“反党、反国家的罪行”。12月23日，这位过去十五年里苏联最恐怖的人物、奇特的改革家、马林科夫曾经的保护者在莫斯科军区总部的地下室里被处决，尸体焚毁后丢进了道旁的树林。

　　马林科夫孤掌难鸣

　　尽管马林科夫是废黜贝利亚的拍板者，但他在这场“预防性清洗”中恰恰是获利最少的。由于赫鲁晓夫最早提出了翦除贝利亚的建议，大部分高级干部把他视为救星，并认为最大的功劳应归于这个乌克兰秃子。内务部再度遭到拆分，其反间谍和保护要人的职能被移交给了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KGB)，也就是克格勃，由赫鲁晓夫的亲信谢罗夫(Ivan Serov)执掌。这样一来，马林科夫就无法在私下窥探其他领导人的动向了。不仅如此，贝利亚在遭到处决前的半年曾给“马莲尼娅”写过几则便笺，除去哀求后者搭救自己外，还暗示对德政策乃至“列宁格勒案件”是两人共同策划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赫鲁晓夫的要求下，马林科夫被迫向政治局交出这些便笺，并为自己辩白。最后他垂头丧气地宣布，将永远坚持“集体领导”，不会试图独揽大权。

　　马林科夫上台后，中国驻苏使馆曾向他赠送过彩色织锦画像(由杭州都锦生丝织厂织造)等礼品。图为都锦生织锦博物馆所藏的样品。

　　不过，这位权力欲旺盛的内臣并未就此一蹶不振。7月中，马林科夫从中型机械制造部(核工业部)获悉，苏联第一型热核武器将在几个星期内进行试爆;他据此得出结论：美苏在战略武器方面的均衡已经恢复，应当趁热打铁，解决积重难返的工农业发展失衡和消费品短缺的问题。8月8日，即苏联第一枚氢弹爆炸前四天，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政府将在农业和工业部门实施“新方针”。具体内容为：逐步解散集体农庄，允许农民拥有私田或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土地;现行农业税一次性降低50%，农民欠集体农庄的债务一概取消;增加对消费品生产、轻工业以及食品工业的投资，在两三年内解决轻工业制品和农产品的短缺问题。

　　这些略显激进的举措恰好指向了斯大林时代民愤最大的遗产，当它们和氢弹试爆成功的喜讯结合在一起时，不仅足以弥补马林科夫在德国问题上的失脚，还让他的声望达到了一个小高潮。集市上开始零星地出现更多的肉制品和牛奶;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中，有人提议为马林科夫同志的健康干杯。更有甚者，外省和农村还流传起了关于马林科夫身世的演义，他的妻子被说成是列宁的侄女，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宣称，“马林科夫是伊里奇(列宁)的私生子，不仅作风像，脸型也像。”这是他第一次从民众那里收获正面评价。

　　尽管马林科夫并未刻意制造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但在1953-1955年，他还是被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领袖之一。图为1955年初，越南河内张挂的毛泽东、马林科夫、胡志明三人画像。

　　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这种新气象：以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为首的5位书记处成员与马林科夫的关系正在恶化。绰号“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后来成为苏共意识形态总管，马林科夫不仅质疑他的僵化政策，还试图铲除苏斯洛夫在波罗的海三国的盟友。至于赫鲁晓夫，他从1930年代后期开始就负责苏联的粮食生产，视农业政策为自己的禁脔，当然容不得马林科夫插手。赫鲁晓夫认为，马林科夫企图以氢弹试爆成功和新农业政策来挽回贝利亚事件的负面影响;假使他再一鼓作气、推出新的对美外交路线，就可以彻底巩固作为斯大林接班人的地位。必须抢在马林科夫的“新方针”付诸落实之前，把话语权从他手里夺回来。

　　所幸马林科夫身上带有“内臣”固有的缺陷。尽管1940年代的许多干部是在他的首肯下才获得晋升的，但马林科夫既不可能越过斯大林对他们发号施令，也无法以个人名义对他们加以褒奖，这就使他和这些官员之间无法形成牢固的效忠关系。此外，过去马氏只需秉承斯大林的意旨制订出总体路线，具体的实施则由地方官员负责，并通过特务机关加以监督。但在斯大林死去、贝利亚遭到翦除之后，他必须亲力亲为才能保证自己的“新方针”得到落实。偏偏马林科夫不改抓大放小的传统，居然把实施农业政策改革的党中央全会的筹备工作全盘推给赫鲁晓夫去负责，无异于授人以柄。后者在谢罗夫、苏斯洛夫等人的支持下，迅速发动了反击。

　　1954年1月，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宣布：农业“新方针”的重心应当是增加谷物产量和可耕地面积，为此中央决定投资4亿卢布，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开垦1300万公顷荒地。他同时还含沙射影地指称，“(认为)轻工业可以、且必须比其他一切工业部门优先发展……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只不过是对党的诽谤……是与列宁主义敌对的观点的复活”。会后，书记处立即部署在中亚开荒。尽管这项工程随后被证明效率极低——垦荒区经常发生干旱和风蚀，粮食产量偏低且波动严重——但赫鲁晓夫成功地展示了他的魄力和执行力。不仅如此，谢罗夫还以“清算贝利亚的罪行”为名，搜集马林科夫参与炮制“列宁格勒案件”的证据，提供给党中央，这就使马氏彻底丧失了继续领导国家的道义资本。

　　进入1955年，对“马莲尼娅”的攻击达到了高潮。赫鲁晓夫再次向其他中央委员提到了东德问题，暗示马林科夫提出的避免核战争等口号是“向帝国主义分子举手投降”。沮丧的马林科夫在1月22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希望有人能慰留他;赫鲁晓夫的盟友、《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以一篇社论作为回应——“党的总路线和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假使马林科夫收回辞职动议，下场只会比贝利亚更糟。权衡利弊之后，他决意向中央全会做自我批评，并以“缺乏经验”来为自己开脱。由于赫鲁晓夫尚无意立即结束集体领导制，原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被提名为新任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8日，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宣布马林科夫将留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并兼任电站与电力工业部部长。据说，当这位失势的接班人回到列宁山(今麻雀山)附近的官邸时，居然显得如释重负——他又可以做回不必冲锋在前的“内臣”了。

　　“后主”退出舞台

　　从十月革命开始，现实主义就成为了俄国政治最核心的动力之一：列宁时代的布列斯特和约与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治下的苏德结盟和雅尔塔体系，无不基于这一考量。但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出版之后，带有宗教色彩的“路线斗争”学说日益成为解释政治行为并赋予其合法性的范式，“言行悖反”的状况在苏联政治生活中遂变得越来越突出。例如，马林科夫减轻农民负担、缓和东西方矛盾的方针在1955年之后被赫鲁晓夫全盘沿用，但后者在争夺最高权力之际，却要以“投降主义”为借口对马氏进行攻讦。从这个角度说，争论两人谁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谁是“真正的改革家”不免失于迂阔。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试图用意识形态话语来为新政策提供支持，并最大限度地增进个人权势：这也是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种种政治斗争的实质。

　　马林科夫在1956-1957年选择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结盟，同样是基于这一考虑。他本人在1953年就曾提出终止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未能贯彻下去;而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开启“去斯大林化”的进程后，马林科夫立即变成了斯大林的辩护者，并和以往关系不睦的莫洛托夫等人越走越近。为了避免再度成为众矢之的，“马莲尼娅”接受了莫洛托夫作为反对派联盟的领袖，自己则躲在背后串联谋划。假如反对派能成功地把赫鲁晓夫拉下马，年龄优势明显的马林科夫迟早会再度登堂入室，第二次成为国家领导人。

　　随着赫鲁晓夫为“大清洗”遇难者平反的步伐不断加快，以及“去斯大林化”在东欧各国引发激烈反响，双方正面交锋的时刻终于来临。1957年6月18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提出了对赫鲁晓夫的不信任案，获得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以及萨布罗夫的支持，投下反对票的只有米高扬、苏斯洛夫、阿列克谢•基里钦科和赫氏本人。但“倒赫”联盟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老城广场，在那之外，书记处、克格勃乃至军队(赫鲁晓夫在1955年已经兼任了新成立的国防会议主席)都是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在克格勃主席谢罗夫以及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协助下，全体中委在四天内聚集到莫斯科，推翻了主席团的决议，并把莫洛托夫等四位反对派领袖开除出了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

　　马林科夫当然也在出局者之列。他不仅永远丧失了在政治局和政府的位子，还被迫告别列宁山的豪宅、“吉斯”防弹轿车以及24小时待命的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赫鲁晓夫在哈萨克斯坦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Ust-Kamenogorsk)水电站给他安排了一个办公室，这位落寞的“后主”终日与额尔齐斯河水为伴，倒是培养出了摄影的爱好。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马林科夫被开除出党，在59岁这一年正式开始了退休生活。

　　1964年时的马林科夫。

　　与出身真正的劳苦阶层、在阅尽千帆后终能过回普通人生活的卡冈诺维奇不同，马林科夫从22岁起就进入克里姆林宫的红墙，逢迎、虚荣和勾心斗角构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也构成了他的生命能量。与普通公民有关的一切恰恰是他最不熟悉、也最不适应，偏偏却要去面对的。这个时候，从莫斯科动力学院退休的瓦列丽娅•戈卢伯佐娃表现出了一个女人的隐忍和实际：她把日常生活和财务安排得井井有条，使丈夫可以在伏龙芝滨河大街的公寓里安心过隐居生活。“马莲尼娅”在那里见证了赫鲁晓夫的倒台、勃烈日涅夫漫长而乏味的执政生涯以及1980年代苏共领导层的更迭，不曾发表任何评论——以他的资历和才能，大概也不适合扮演“党的元老”或者“理论泰斗”的角色。在1988年最终病逝之前，马林科夫甚至秘密皈依了东正教，以求得心理上的慰藉。他曾是苏联历史上年纪最轻的部长会议主席(总理)，也是苏联党和国家一把手中寿限最长的一位。

 　　马林科夫和斯大林本人都不曾料到，“慈父领袖”对苏联超过三十年的统治会在十九大结束后的第141天戛然而止。尽管贝利亚-马林科夫同盟从1949年起就在做接班的打算，他们却无法原封不动地照搬旧王的体制。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斯大林对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功能做了最大程度的弱化，使党和国家的生活完全围绕他个人而展开;这是一种只有他本人能驾驭的结构，其他人的控制力和威望都不足以胜任。摆在马林科夫面前的实际上只有一条路：与其他几位“国王班底”分享权力，在一个联合的执政集团中占据相对优势。

　　1953年3月2日凌晨，对斯大林感情最为复杂的几个人物在这位处于弥留状态的大人物身旁完成了交易：马林科夫同意恢复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元老的政治地位，并重新建立一个较小的5人书记处，由赫鲁晓夫主管，负责党的日常工作;作为交换，他本人获得了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这个政府首脑的职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政治局常委会)的日常会议也由他主持，中央全会做出的决议须经他签字才能生效。

　　从那时起到1957年夏天，苏联大致处于“国王班底”的集体领导下，几大巨头的权势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但这种状态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乃至莫洛托夫相继提出了新的政策路线，以图控制话语权，并对干部队伍进行重组。然而内臣出身的马林科夫在推进公共政策方面远不及曾在基层任职多年的赫鲁晓夫;甩掉权力欲过盛的贝利亚之后，他遭到了竞争对手的集中攻击，被迫让出一把手的位置。1957年的大洗牌之后，“马莲尼娅大婶”在哈萨克斯坦的一座水电站走到了政治生涯的终点。这位既有野心、也不乏眼光的接班人，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个扶不起的“后主”罢了。

　　1953年3月9日，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走在拖曳斯大林棺木的炮车之后。前排由右至左依次为：赫鲁晓夫，贝利亚，周恩来，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第二排右二为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

　　“保护者”落马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谢尔盖•季米特里耶夫对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领导层有过一番刻薄的嘲讽：“他们每个人看上去都毫无个性、千篇一律，令人过目即忘。人们看到他们，只会想起《神曲》里地狱入口处的铭文：‘通过我，进入痛苦之城;通过我，进入永世凄苦之深坑;通过我，进入万劫不复之人群!’”平心而论，这样的评价对1953年时的“国王班底”未免失于苛刻：至少在接班之初，他们还是希望通过对斯大林体制的修改来树立威信的。内臣出身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尤其重视这一点，他们两人选择的突破口是德国问题。

　　1945年大战结束后，德国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别出兵占领，其前途取决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博弈。考虑到美国已经研制出核武器，且苏联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新战利品尚未巩固，斯大林决定放弃建立一个统一的、中立的新德国的构想，把在德国东部的军事存在维持下去。1949年，两大阵营在其控制区内各自扶植了一个独立政权，并迅速启动了经济重建。但苏联在东德推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显然缺乏吸引力，到1953年初，大批东德居民开始通过柏林分界线逃往西方。莫洛托夫主管的外交部制订了一个温和的调整计划：减少东德对苏联的经济赔偿，同时要求东德当局暂缓实施农业集体化和政治清洗，以挽回人心。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企图和斯大林的遗产做彻底的切割，他们酝酿出了一个远为激进的方案：终止东德的社会主义化，与美英法三国重启统一德国的谈判，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但是由东西方共管的“大号瑞士”。在1953年5月27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正式抛出了这一提案，他宣称：“我们需要的是德国保持和平，而不是在那里建立社会主义。”

　　应当承认，贝、马两人的提议已经触及到了三十多年后苏联放弃东欧的根本原因：势力范围并不总是战略资产，很多时候它也可能成为负担，财力不济时尤其明显。尽管莫洛托夫马上质疑“资产阶级德国在历史上从来就不可能是和平的”，但其他人在内臣集团的高压下很快表示了赞同——据说贝利亚曾在会后打电话给布尔加宁，告知后者“如果你不站在我们一边，以后就不再是国防部长了”。6月2日，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东德问题的指导性文件“新方针”，马林科夫甚至警告来访的东德代表：“现在不做调整，迟早会大祸临头。”

　　1953年初，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国王班底”。与马林科夫同排就座的是布尔加宁、贝利亚、米高扬和赫鲁晓夫，他们身后可见卡冈诺维奇，前一排则是意识形态总管、“灰衣主教”苏斯洛夫(戴眼镜者)。右前方留着大胡子的军人是布琼尼元帅。

　　然而事情很快起了变化：6月17日，为抗议东德部长会议副主席、老牌斯大林主义者乌布利希(他也是东德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的高压政策，4万名工人走上了东柏林街头，要求增加工资、罢免政府领导人、撤走苏联军队。乌布利希完美地把皮球踢回给了莫斯科：假使苏共采取了怀柔政策，就会背上“向反革命分子投降”的恶名，并将遭到“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攻击;假使他们决意以武力镇压，刚刚启动的“新方针”就会自行破产。马林科夫没能顶住压力，17日中午，他批准驻东柏林的苏军配合东德警察镇压游行，打死513人，打伤1800余人;随后的搜捕又使5100余人牵扯进来，其中106人被处决。对“新方针”来说，这次冲突是一个重大打击，马林科夫-贝利亚联盟在主席团内部也遭到了质疑。

　　更具决定性的分裂发生在联盟内部。1953年3月，贝利亚将一度独立的国家安全部(MGB)重新并入了内务部(MVD)，如此一来，他本人不仅可以继续对同僚和竞争者实施监控，还能通过对外情报机关插手外交事务。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军事工业、宣传机构和人事部门统统要向内务部负责，就连民族政策的修订也须在卢比扬卡广场进行。对真正的一把手马林科夫来说，这是一种公开挑战：诚然，他们两人是长期的政治盟友，若无贝利亚的保护，马林科夫在1946年可能就已失宠;但他绝不打算变成这个特务头子的傀儡。赫鲁晓夫通过许多渠道向他暗示：贝利亚企图篡夺“改革者”的头衔，并以“检讨斯大林时代的错误”为名，对其他领导人进行迫害;倘若他们不想被一网打尽，就必须先下手为强。“6•17事件”发生后，马林科夫本能地感觉到贝利亚会把责任推给自己，反复思量过后，他秘密向布尔加宁下达了逮捕贝利亚的命令。

　　6月26日，朱可夫元帅带着4位将军冲进部长会议主席团大会的现场，把贝利亚铐起来带了出去。7月初，马林科夫在中央全会上一本正经地宣布，贝利亚“建议放弃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奉行建立资产阶级德国的方针”，犯下了“反党、反国家的罪行”。12月23日，这位过去十五年里苏联最恐怖的人物、奇特的改革家、马林科夫曾经的保护者在莫斯科军区总部的地下室里被处决，尸体焚毁后丢进了道旁的树林。

　　马林科夫孤掌难鸣

　　尽管马林科夫是废黜贝利亚的拍板者，但他在这场“预防性清洗”中恰恰是获利最少的。由于赫鲁晓夫最早提出了翦除贝利亚的建议，大部分高级干部把他视为救星，并认为最大的功劳应归于这个乌克兰秃子。内务部再度遭到拆分，其反间谍和保护要人的职能被移交给了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KGB)，也就是克格勃，由赫鲁晓夫的亲信谢罗夫(Ivan Serov)执掌。这样一来，马林科夫就无法在私下窥探其他领导人的动向了。不仅如此，贝利亚在遭到处决前的半年曾给“马莲尼娅”写过几则便笺，除去哀求后者搭救自己外，还暗示对德政策乃至“列宁格勒案件”是两人共同策划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赫鲁晓夫的要求下，马林科夫被迫向政治局交出这些便笺，并为自己辩白。最后他垂头丧气地宣布，将永远坚持“集体领导”，不会试图独揽大权。

　　马林科夫上台后，中国驻苏使馆曾向他赠送过彩色织锦画像(由杭州都锦生丝织厂织造)等礼品。图为都锦生织锦博物馆所藏的样品。

　　不过，这位权力欲旺盛的内臣并未就此一蹶不振。7月中，马林科夫从中型机械制造部(核工业部)获悉，苏联第一型热核武器将在几个星期内进行试爆;他据此得出结论：美苏在战略武器方面的均衡已经恢复，应当趁热打铁，解决积重难返的工农业发展失衡和消费品短缺的问题。8月8日，即苏联第一枚氢弹爆炸前四天，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政府将在农业和工业部门实施“新方针”。具体内容为：逐步解散集体农庄，允许农民拥有私田或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土地;现行农业税一次性降低50%，农民欠集体农庄的债务一概取消;增加对消费品生产、轻工业以及食品工业的投资，在两三年内解决轻工业制品和农产品的短缺问题。

　　这些略显激进的举措恰好指向了斯大林时代民愤最大的遗产，当它们和氢弹试爆成功的喜讯结合在一起时，不仅足以弥补马林科夫在德国问题上的失脚，还让他的声望达到了一个小高潮。集市上开始零星地出现更多的肉制品和牛奶;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中，有人提议为马林科夫同志的健康干杯。更有甚者，外省和农村还流传起了关于马林科夫身世的演义，他的妻子被说成是列宁的侄女，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宣称，“马林科夫是伊里奇(列宁)的私生子，不仅作风像，脸型也像。”这是他第一次从民众那里收获正面评价。

　　尽管马林科夫并未刻意制造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但在1953-1955年，他还是被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领袖之一。图为1955年初，越南河内张挂的毛泽东、马林科夫、胡志明三人画像。

　　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这种新气象：以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为首的5位书记处成员与马林科夫的关系正在恶化。绰号“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后来成为苏共意识形态总管，马林科夫不仅质疑他的僵化政策，还试图铲除苏斯洛夫在波罗的海三国的盟友。至于赫鲁晓夫，他从1930年代后期开始就负责苏联的粮食生产，视农业政策为自己的禁脔，当然容不得马林科夫插手。赫鲁晓夫认为，马林科夫企图以氢弹试爆成功和新农业政策来挽回贝利亚事件的负面影响;假使他再一鼓作气、推出新的对美外交路线，就可以彻底巩固作为斯大林接班人的地位。必须抢在马林科夫的“新方针”付诸落实之前，把话语权从他手里夺回来。

　　所幸马林科夫身上带有“内臣”固有的缺陷。尽管1940年代的许多干部是在他的首肯下才获得晋升的，但马林科夫既不可能越过斯大林对他们发号施令，也无法以个人名义对他们加以褒奖，这就使他和这些官员之间无法形成牢固的效忠关系。此外，过去马氏只需秉承斯大林的意旨制订出总体路线，具体的实施则由地方官员负责，并通过特务机关加以监督。但在斯大林死去、贝利亚遭到翦除之后，他必须亲力亲为才能保证自己的“新方针”得到落实。偏偏马林科夫不改抓大放小的传统，居然把实施农业政策改革的党中央全会的筹备工作全盘推给赫鲁晓夫去负责，无异于授人以柄。后者在谢罗夫、苏斯洛夫等人的支持下，迅速发动了反击。

　　1954年1月，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宣布：农业“新方针”的重心应当是增加谷物产量和可耕地面积，为此中央决定投资4亿卢布，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开垦1300万公顷荒地。他同时还含沙射影地指称，“(认为)轻工业可以、且必须比其他一切工业部门优先发展……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只不过是对党的诽谤……是与列宁主义敌对的观点的复活”。会后，书记处立即部署在中亚开荒。尽管这项工程随后被证明效率极低——垦荒区经常发生干旱和风蚀，粮食产量偏低且波动严重——但赫鲁晓夫成功地展示了他的魄力和执行力。不仅如此，谢罗夫还以“清算贝利亚的罪行”为名，搜集马林科夫参与炮制“列宁格勒案件”的证据，提供给党中央，这就使马氏彻底丧失了继续领导国家的道义资本。

　　进入1955年，对“马莲尼娅”的攻击达到了高潮。赫鲁晓夫再次向其他中央委员提到了东德问题，暗示马林科夫提出的避免核战争等口号是“向帝国主义分子举手投降”。沮丧的马林科夫在1月22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希望有人能慰留他;赫鲁晓夫的盟友、《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以一篇社论作为回应——“党的总路线和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假使马林科夫收回辞职动议，下场只会比贝利亚更糟。权衡利弊之后，他决意向中央全会做自我批评，并以“缺乏经验”来为自己开脱。由于赫鲁晓夫尚无意立即结束集体领导制，原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被提名为新任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8日，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宣布马林科夫将留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并兼任电站与电力工业部部长。据说，当这位失势的接班人回到列宁山(今麻雀山)附近的官邸时，居然显得如释重负——他又可以做回不必冲锋在前的“内臣”了。

　　“后主”退出舞台

　　从十月革命开始，现实主义就成为了俄国政治最核心的动力之一：列宁时代的布列斯特和约与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治下的苏德结盟和雅尔塔体系，无不基于这一考量。但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出版之后，带有宗教色彩的“路线斗争”学说日益成为解释政治行为并赋予其合法性的范式，“言行悖反”的状况在苏联政治生活中遂变得越来越突出。例如，马林科夫减轻农民负担、缓和东西方矛盾的方针在1955年之后被赫鲁晓夫全盘沿用，但后者在争夺最高权力之际，却要以“投降主义”为借口对马氏进行攻讦。从这个角度说，争论两人谁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谁是“真正的改革家”不免失于迂阔。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试图用意识形态话语来为新政策提供支持，并最大限度地增进个人权势：这也是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种种政治斗争的实质。

　　马林科夫在1956-1957年选择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结盟，同样是基于这一考虑。他本人在1953年就曾提出终止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未能贯彻下去;而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开启“去斯大林化”的进程后，马林科夫立即变成了斯大林的辩护者，并和以往关系不睦的莫洛托夫等人越走越近。为了避免再度成为众矢之的，“马莲尼娅”接受了莫洛托夫作为反对派联盟的领袖，自己则躲在背后串联谋划。假如反对派能成功地把赫鲁晓夫拉下马，年龄优势明显的马林科夫迟早会再度登堂入室，第二次成为国家领导人。

　　随着赫鲁晓夫为“大清洗”遇难者平反的步伐不断加快，以及“去斯大林化”在东欧各国引发激烈反响，双方正面交锋的时刻终于来临。1957年6月18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提出了对赫鲁晓夫的不信任案，获得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以及萨布罗夫的支持，投下反对票的只有米高扬、苏斯洛夫、阿列克谢•基里钦科和赫氏本人。但“倒赫”联盟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老城广场，在那之外，书记处、克格勃乃至军队(赫鲁晓夫在1955年已经兼任了新成立的国防会议主席)都是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在克格勃主席谢罗夫以及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协助下，全体中委在四天内聚集到莫斯科，推翻了主席团的决议，并把莫洛托夫等四位反对派领袖开除出了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

　　马林科夫当然也在出局者之列。他不仅永远丧失了在政治局和政府的位子，还被迫告别列宁山的豪宅、“吉斯”防弹轿车以及24小时待命的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赫鲁晓夫在哈萨克斯坦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Ust-Kamenogorsk)水电站给他安排了一个办公室，这位落寞的“后主”终日与额尔齐斯河水为伴，倒是培养出了摄影的爱好。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马林科夫被开除出党，在59岁这一年正式开始了退休生活。

　　1964年时的马林科夫。

　　与出身真正的劳苦阶层、在阅尽千帆后终能过回普通人生活的卡冈诺维奇不同，马林科夫从22岁起就进入克里姆林宫的红墙，逢迎、虚荣和勾心斗角构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也构成了他的生命能量。与普通公民有关的一切恰恰是他最不熟悉、也最不适应，偏偏却要去面对的。这个时候，从莫斯科动力学院退休的瓦列丽娅•戈卢伯佐娃表现出了一个女人的隐忍和实际：她把日常生活和财务安排得井井有条，使丈夫可以在伏龙芝滨河大街的公寓里安心过隐居生活。“马莲尼娅”在那里见证了赫鲁晓夫的倒台、勃烈日涅夫漫长而乏味的执政生涯以及1980年代苏共领导层的更迭，不曾发表任何评论——以他的资历和才能，大概也不适合扮演“党的元老”或者“理论泰斗”的角色。在1988年最终病逝之前，马林科夫甚至秘密皈依了东正教，以求得心理上的慰藉。他曾是苏联历史上年纪最轻的部长会议主席(总理)，也是苏联党和国家一把手中寿限最长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