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留学生的中国生活到底什么样：听他们自己讲

 　　9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闭幕。峰会上，中国一如既往地与非洲国家以“兄弟”相称，承诺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同时承诺为非洲提供5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但是国内网络舆论摆出了与官方截然相反的姿态——比如有网友“调侃”称，“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国富民穷的现状和非洲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各种基于种族、肤色的歧视性言论也从未从互联网上消失过。

　　在这些舆论针对的人群中，非洲留学生群体颇受关注。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直接受益者，也是国人了解非洲民众的一个重要渠道。笔者联系了几位曾经或正在中国学习的非洲留学生，在官方论调与网络舆论呈现对立之时，他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或许可以澄清一些误解，还原一些真相。

　　在表明采访意图后，让笔者意想不到的是，有两位留学生保持了相当高的警惕，其中一位直接拒绝了笔者的采访请求，并称：“我对中国有着相当高的敬意，我不会随随便便去谈论中国。”所幸后来的采访过程还算顺利。不过这个插曲也引发了笔者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兄弟”之间对彼此的议论如此讳莫如深?

　　“奖学金的机会很难得”

　　马塔来自非洲中部的乍得共和国。他的中文十分流利，儿化音加得恰到好处，甚至可以熟练使用各种微信表情包，所以我们的交流不存在任何障碍。今年从中国本科毕业的他已经回到了乍得，正在为找工作做准备。

　　马塔告诉我，从小学到高中乍得的教育体系与中国没有太大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大学教育——“我们乍得这边还没有博士学位。你要是研究生毕业想读博士的话，需要出国。除非你读的是医学。医学在我们家这边是有博士的。”

　　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乍得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法语也是乍得的官方语言之一。直至今日，法国仍然是接收非洲留学生最多的留学目的国。我很好奇马塔为什么选择来中国留学而不是去法国。他回答说：“其实不能说是我选择去中国的。2012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中国政府决定给乍得几个奖学金名额。那年他们是取乍得高考的前五名。我之前都没想过来中国留学，本来打算在国内读本科后再出国。但是这奖学金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就去了中国。”

　　来自加纳共和国的丹同样认为中国政府奖学金是他来到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从在外交部工作的父亲那里了解到了中国政府奖学金。这是一个全额奖学金，拿到它我还是有些开心的，因为这并不容易，没有奖学金的话学费也会很贵。”

　　笔者从中国财政部网站了解到，中国政府奖学金涵盖五个方面：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综合医疗保险费和国际旅费。其中，对本科生的生活费的资助标准是每年3万元人民币，按月发放，每个月2500元人民币。

　　对于马塔而言，来自中国政府的生活费补助足够他在中国生活。“生活费主要用在吃、喝方面。我们大概每半年都要办一次签证，这些钱也是从生活费里支出。如果利用合理的话是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的。所以我到中国之后就让父母不要担心，不要再给我寄钱。如果到了月底我觉得钱不够用的话会向朋友借，然后再还给他。”

　　不过，马塔继续补充道：“很多留学生到中国之后特别喜欢玩儿，这样的话花的钱会更多。但我属于不怎么去酒吧、不喝酒、不抽烟的那种，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学校踢球，爱运动，觉得没必要花这么多钱，所以奖学金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丹目前在北京的一家客服公司实习。他同样表示，奖学金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是否够用仍然取决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马塔不同的是，来到中国之后，他的家庭依然会给予他一些支持。加纳是英联邦成员国，官方语言是英语，丹在课余时间也做过英语家教工作挣一些外快。

　　马塔说，他的学校并不太愿意让留学生去外面找工作。“他们觉得要是在工作时遇到麻烦会不太好，因为你是来学习的。所以他们会建议我们，如果有工作机会，必须先得到老师的允许才能去做。”

　　2500元一个月的生活费标准相对于普通中国学生而言可能偏高，但远没有网络上流传的8000元那么夸张。更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位非洲留学生在中国都能够得到奖学金的资助。北京大学中非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数据显示，早在2005年，非洲自费来华留学生的数量就已经超过奖学金学生。2015年，非洲自费来华留学生数量已经占到了非洲来华留学生总数的83%。网络上各种传言背后，可能反映的是人们对非洲民众根深蒂固的偏见。

　　“歧视源于无知”

　　采访中，我问马塔：“你来到中国后，有没有发现什么与你的期待不相符合的地方?”

　　马塔回答说：“如果有的话，那应该是语言。之前我以为大部分中国人应该会英文。我在南京一所学校念的预科，到南京火车站后，我们一行三个人打车去学校，都不会中文，我会一点点英语，但我发现大部分人都不会英语，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头疼。”马塔后来了解到，和乍得一样，中国虽然有英语教育，但缺乏说英语的国际环境，于是也坦然接受了这样的现象。

　　国际视野在中国的迟到并没有给马塔带来太多困扰，但包容与尊重在中国社会的缺席却让马塔感到不适。“种族歧视在中国肯定存在”，马塔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在公交车或地铁上，经常会突然有人来偷拍我。我特别不喜欢被陌生人偷拍。这种小问题还有很多，但我大部分都会觉得可能这是因为人们的无知，所以我就会忽视，有时候就假装没看见、没听见。”

　　马塔说：“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之前没有见过什么。比如说，我在路上走着，看到一个小女孩跟她爸爸一起。她一看到我就喊她爸爸说，‘快看!黑人!’”

　　或许这种现象可以勉强归因于“小孩子不懂事”，但种族歧视的现象却不会伴随着人的长大而消失。相反，年龄大的人的歧视行为可能更难以让人接受。马塔对我说：“还有一次，我在南京的一个超市里，遇到一个可能有五六十岁的人，过来之后就想摸一下我的皮肤。当时我刚到中国，我就特别的生气。”

　　在一些非洲留学生看来，歧视现象在中国相当普遍。在此前荷兰记者施云涵的一次采访中，来自马里的Assa甚至总结出了中国人与他们交往时的心理过程，“一开始，只看你是黑人，有的也许会猜是不是伦敦或北美的黑人，但一听到你来自非洲，可能有一半的人已经不感兴趣，然后了解到你的母语不是英语的时候，另外一半就会失去跟你做朋友的兴趣。”

　　表面兄弟，背后利益

　　采访末尾，我向马塔和丹抛出了自己的疑惑，问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与非洲之间所谓“兄弟情谊”的。

　　马塔没有说要做“中非友好的使者”，也没有说要“把本领和友谊带回非洲”。他的回答直接、简洁而坦诚。“现在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去中国留学，中国好多公司也来我们这边找一些自然资源什么的，所以在这段关系中双方都有自己的利益，不然中国也不会就这样来跟非洲某个国家建立关系。”

　　丹则认为，中非互称“兄弟”没有什么不妥。但他认为这种“兄弟情谊”不仅仅应该停留在表面。“我希望不论中国和非洲国家要进行什么样的合作，都要利益共享，但同时也要损失共担，双方不要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们究竟是不是兄弟?或许在国家层面，所谓“兄弟情谊”永远只可能停留在比喻的意义上。毕竟，真正的兄弟之间不会说，“嘿，哥们儿!我替你写作业，选班长的时候你投我一票”，也不会把国家利益放在国际关系的天平上称量。但当我们带着包容的心态摒弃固有的偏见与歧视，我们与那些为追求美好生活而来的非洲民众何尝不能做兄弟姐妹?何尝不能成为打开房门目光交汇后相视一笑的邻居?又何尝不能成为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互相尊重的陌生人?

　　就像丹在采访中和我说的那样，“我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我在中国街上走的时候，有时的确会吸引一些目光，有时人们的确不是那么礼貌。但我觉得这只是因为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在街上看到不同种族的人。这没什么。当我们遇到一点也不了解非洲人或外国人的中国人时，我们会和他们用中文交流。他们会说，‘哇!你的中文很棒!’然后他们就会特别友好，也变得很放得开。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成了兄弟姐妹!这太酷了!”

　　文中引用论文来源：李安山，“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Research, Reality, and Reflection”,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Volume 17, Issue 4, February 2018.(注：文中“马塔”、“丹”均为化名。)

 　　9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闭幕。峰会上，中国一如既往地与非洲国家以“兄弟”相称，承诺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同时承诺为非洲提供5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但是国内网络舆论摆出了与官方截然相反的姿态——比如有网友“调侃”称，“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国富民穷的现状和非洲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各种基于种族、肤色的歧视性言论也从未从互联网上消失过。

　　在这些舆论针对的人群中，非洲留学生群体颇受关注。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直接受益者，也是国人了解非洲民众的一个重要渠道。笔者联系了几位曾经或正在中国学习的非洲留学生，在官方论调与网络舆论呈现对立之时，他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或许可以澄清一些误解，还原一些真相。

　　在表明采访意图后，让笔者意想不到的是，有两位留学生保持了相当高的警惕，其中一位直接拒绝了笔者的采访请求，并称：“我对中国有着相当高的敬意，我不会随随便便去谈论中国。”所幸后来的采访过程还算顺利。不过这个插曲也引发了笔者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兄弟”之间对彼此的议论如此讳莫如深?

　　“奖学金的机会很难得”

　　马塔来自非洲中部的乍得共和国。他的中文十分流利，儿化音加得恰到好处，甚至可以熟练使用各种微信表情包，所以我们的交流不存在任何障碍。今年从中国本科毕业的他已经回到了乍得，正在为找工作做准备。

　　马塔告诉我，从小学到高中乍得的教育体系与中国没有太大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大学教育——“我们乍得这边还没有博士学位。你要是研究生毕业想读博士的话，需要出国。除非你读的是医学。医学在我们家这边是有博士的。”

　　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乍得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法语也是乍得的官方语言之一。直至今日，法国仍然是接收非洲留学生最多的留学目的国。我很好奇马塔为什么选择来中国留学而不是去法国。他回答说：“其实不能说是我选择去中国的。2012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中国政府决定给乍得几个奖学金名额。那年他们是取乍得高考的前五名。我之前都没想过来中国留学，本来打算在国内读本科后再出国。但是这奖学金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就去了中国。”

　　来自加纳共和国的丹同样认为中国政府奖学金是他来到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从在外交部工作的父亲那里了解到了中国政府奖学金。这是一个全额奖学金，拿到它我还是有些开心的，因为这并不容易，没有奖学金的话学费也会很贵。”

　　笔者从中国财政部网站了解到，中国政府奖学金涵盖五个方面：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综合医疗保险费和国际旅费。其中，对本科生的生活费的资助标准是每年3万元人民币，按月发放，每个月2500元人民币。

　　对于马塔而言，来自中国政府的生活费补助足够他在中国生活。“生活费主要用在吃、喝方面。我们大概每半年都要办一次签证，这些钱也是从生活费里支出。如果利用合理的话是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的。所以我到中国之后就让父母不要担心，不要再给我寄钱。如果到了月底我觉得钱不够用的话会向朋友借，然后再还给他。”

　　不过，马塔继续补充道：“很多留学生到中国之后特别喜欢玩儿，这样的话花的钱会更多。但我属于不怎么去酒吧、不喝酒、不抽烟的那种，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学校踢球，爱运动，觉得没必要花这么多钱，所以奖学金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丹目前在北京的一家客服公司实习。他同样表示，奖学金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是否够用仍然取决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马塔不同的是，来到中国之后，他的家庭依然会给予他一些支持。加纳是英联邦成员国，官方语言是英语，丹在课余时间也做过英语家教工作挣一些外快。

　　马塔说，他的学校并不太愿意让留学生去外面找工作。“他们觉得要是在工作时遇到麻烦会不太好，因为你是来学习的。所以他们会建议我们，如果有工作机会，必须先得到老师的允许才能去做。”

　　2500元一个月的生活费标准相对于普通中国学生而言可能偏高，但远没有网络上流传的8000元那么夸张。更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位非洲留学生在中国都能够得到奖学金的资助。北京大学中非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数据显示，早在2005年，非洲自费来华留学生的数量就已经超过奖学金学生。2015年，非洲自费来华留学生数量已经占到了非洲来华留学生总数的83%。网络上各种传言背后，可能反映的是人们对非洲民众根深蒂固的偏见。

　　“歧视源于无知”

　　采访中，我问马塔：“你来到中国后，有没有发现什么与你的期待不相符合的地方?”

　　马塔回答说：“如果有的话，那应该是语言。之前我以为大部分中国人应该会英文。我在南京一所学校念的预科，到南京火车站后，我们一行三个人打车去学校，都不会中文，我会一点点英语，但我发现大部分人都不会英语，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头疼。”马塔后来了解到，和乍得一样，中国虽然有英语教育，但缺乏说英语的国际环境，于是也坦然接受了这样的现象。

　　国际视野在中国的迟到并没有给马塔带来太多困扰，但包容与尊重在中国社会的缺席却让马塔感到不适。“种族歧视在中国肯定存在”，马塔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在公交车或地铁上，经常会突然有人来偷拍我。我特别不喜欢被陌生人偷拍。这种小问题还有很多，但我大部分都会觉得可能这是因为人们的无知，所以我就会忽视，有时候就假装没看见、没听见。”

　　马塔说：“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之前没有见过什么。比如说，我在路上走着，看到一个小女孩跟她爸爸一起。她一看到我就喊她爸爸说，‘快看!黑人!’”

　　或许这种现象可以勉强归因于“小孩子不懂事”，但种族歧视的现象却不会伴随着人的长大而消失。相反，年龄大的人的歧视行为可能更难以让人接受。马塔对我说：“还有一次，我在南京的一个超市里，遇到一个可能有五六十岁的人，过来之后就想摸一下我的皮肤。当时我刚到中国，我就特别的生气。”

　　在一些非洲留学生看来，歧视现象在中国相当普遍。在此前荷兰记者施云涵的一次采访中，来自马里的Assa甚至总结出了中国人与他们交往时的心理过程，“一开始，只看你是黑人，有的也许会猜是不是伦敦或北美的黑人，但一听到你来自非洲，可能有一半的人已经不感兴趣，然后了解到你的母语不是英语的时候，另外一半就会失去跟你做朋友的兴趣。”

　　表面兄弟，背后利益

　　采访末尾，我向马塔和丹抛出了自己的疑惑，问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与非洲之间所谓“兄弟情谊”的。

　　马塔没有说要做“中非友好的使者”，也没有说要“把本领和友谊带回非洲”。他的回答直接、简洁而坦诚。“现在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去中国留学，中国好多公司也来我们这边找一些自然资源什么的，所以在这段关系中双方都有自己的利益，不然中国也不会就这样来跟非洲某个国家建立关系。”

　　丹则认为，中非互称“兄弟”没有什么不妥。但他认为这种“兄弟情谊”不仅仅应该停留在表面。“我希望不论中国和非洲国家要进行什么样的合作，都要利益共享，但同时也要损失共担，双方不要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们究竟是不是兄弟?或许在国家层面，所谓“兄弟情谊”永远只可能停留在比喻的意义上。毕竟，真正的兄弟之间不会说，“嘿，哥们儿!我替你写作业，选班长的时候你投我一票”，也不会把国家利益放在国际关系的天平上称量。但当我们带着包容的心态摒弃固有的偏见与歧视，我们与那些为追求美好生活而来的非洲民众何尝不能做兄弟姐妹?何尝不能成为打开房门目光交汇后相视一笑的邻居?又何尝不能成为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互相尊重的陌生人?

　　就像丹在采访中和我说的那样，“我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我在中国街上走的时候，有时的确会吸引一些目光，有时人们的确不是那么礼貌。但我觉得这只是因为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在街上看到不同种族的人。这没什么。当我们遇到一点也不了解非洲人或外国人的中国人时，我们会和他们用中文交流。他们会说，‘哇!你的中文很棒!’然后他们就会特别友好，也变得很放得开。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成了兄弟姐妹!这太酷了!”

　　文中引用论文来源：李安山，“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Research, Reality, and Reflection”,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Volume 17, Issue 4, February 2018.(注：文中“马塔”、“丹”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