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

 　　乔治·奥威尔作为一个著名的反极权主义的作家，其作品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个特定时期舆论环境的状态，而对于奥威尔的读者而言，恰如《纽约时报》所言：“多一个人阅读乔治·奥威尔，自由就多了一份保障。”在这一点上，乔治·奥威尔有点像王小波。李银河在谈起王小波的时候曾说：“在中国，王小波是一个接头暗号。”

　　40年代：萧乾、钱锺书与奥威尔

　　在1940年代，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首先与奥威尔有过接触的是著名作家萧乾。在当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而萧乾，正好有机会去英国伦敦，并由此担任了《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而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恰呆在英国，并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具体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这样，一个是中国的作家，一个是英国的作家，同为文人，两人就有了认识的可能。而当时作为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的奥威尔恰恰需要来自中国的作家向英国民众介绍中国的具体情形，两人由此结识。奥威尔曾邀请萧乾每广播一次，具体介绍中国当时的文艺及抗战情形。而且，英国的出版社还曾邀请萧乾写了英文著作，其中一本就是《蚀刻》，后来萧乾在回忆中说：

　　《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在工作，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最近我读到韦斯特所编的一本《奥威尔与战时广播》，书中记述了奥威尔与我这段往来，还收了奥威尔给我的几封信，也摘录了他的日记中有关部分。我从而知道，在我第一次做有关日军在华暴行的广播后，他嫌我宣传色彩太重。可那题目是他出的。他对后来几次专谈“中国文艺”的广播，都还满意，并写信告诉我：“印度听众反应良好。”

　　在40年代，如果说萧乾是结识奥威尔比较早的中国作家的话，那么钱锺书则是比较早的在报纸上向中国读者介绍奥威尔的作家。在1947年12月6日的《大公报》上就有钱锺书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尔的一本叫做《英国人民》的书。读者或许会有一个疑问：钱锺书如何会知晓乔治·奥威尔呢?这有两种可能：其一，在二战期间，钱锺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以钱锺书的阅读范围与知识视野，在这一时期，很可能阅读过奥威尔的很多作品;其二，40年代的中国与外国保持着一种频繁的交流状态，许多国外的图书会在第一时间传到中国，而奥威尔的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已经不难看到。根据最近出版的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披露：

　　锺书和杨绛许多描写苏联铁幕后面情况的英文小说，或买或借，见一本读一本。乔治·奥威尔的书几乎每本都读过。《一九八四》内容很反动，《动物庄园》亦是。阿季记得该书末尾说：“All animals are equa,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别的更平等。)”

　　具体到钱锺书对奥威尔的看法，在这篇书评中，钱锺书写道：“作者握惠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的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不论是萧乾还是钱锺书，在当时提及奥威尔的时候，并没有提及他的成名作《1984》，那是因为《1984》出版于1949年。但是，不论是萧乾还是钱锺书，两人都提及了其寓言小说《动物庄园》，而《动物庄园》其实也是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异化过程，从而证明了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恰恰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这不仅又让人想起钱锺书的一句名言：“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奥威尔动物庄园

　　50年代：巫宁坤、陈梦家、杨绛与奥威尔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也是在这一年，奥威尔的《1984》出版，而后，大陆实行的是一边倒支持苏联的政策，因此，像《1984》这种有映射苏联老大哥之嫌的小说，也就不能在大陆公开出版发行了。另一方面，在国际大背景下，美苏两大阵营开始形成，冷战开始。在这种情形下，《1984》在西方国家的出版，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好评。到了50年代，与国内国外大环境相适应，能够看到《1984》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应该局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1949年前后曾在英美留学，而在留学之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又毅然决然地回到新中国的知识分子。而巫宁坤、陈梦家恰恰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巫宁坤的《一滴泪》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一滴泪》中有这样一个细节说到陈梦家：“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年纪，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什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从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出陈梦家作为诗人的敏锐洞察力，也可以证明陈梦家已经看过奥威尔的成名作《1984》。接下来的一个疑问是：陈梦家是什么时候看到这书的呢?从时间上来看，很可能是在陈梦家40年代末留学美国的时期读到这书的。当时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留学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归来。与赵萝蕤相似的是巫宁坤，作为留美时期的同学，赵萝蕤归来之后执掌燕京大学外文系系主任，因此殚精竭虑要把外文系办好，由此给巫宁坤写信要他回国，在回国这个问题上，似乎科学家比文学家的判断更加高明，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细节：

　　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的判断明显比巫宁坤高明，而巫坤虽然看过《1984》，但似乎并没有因此有所触动。当然，这或许也有大学时代的影响，在西南联大，巫宁坤似乎就倾向左翼。需要指出的是，巫宁坤不仅从美国带回了奥威尔的小说《1984》，也曾在大学教书中讨论过这样的小说，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不仅如此，在1950年代，在课堂上谈到过奥威尔的还有杨绛，据《听杨绛谈往事》披露：

　　运动期间，为了避嫌疑，要好朋友也不便往来。杨业治在人丛中走过杨绛身边，自说自话般念叨：“Animal Farm”，连说了两遍。杨绛已经心里有数了，这就是她的“底”。她在课堂上介绍英国当代小说时，讲过Animal Farm是一部反动小说。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1950年代，不仅有巫宁坤在大学课堂上起过乔治·奥威尔，杨绛也曾跟学生谈论过这部小说。

　　60年代：刘绍铭与奥威尔

　　到了1960年代，国内的环境越来越封闭，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因此，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位在当时看来极其反动的作家奥威尔与其作品了。因此，这一时期奥威尔在中国大陆少人问津，倒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在隔岸观火的心态之下，将这部小说看的心惊肉跳，在这方面，学者刘绍铭曾留下了部分回忆，刘绍铭曾写下一篇《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的回忆性散文，在这篇散文中，刘绍铭把奥威尔的《1984》推为改变自己一生的书籍，在这篇文章中，刘绍铭写到：

　　我第一次看《1984》，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英文生字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真的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的，才再用心的看了一两遍。60年代后期的“文革”如火如荼，毛泽东说“越乱越好”，他的逻辑使我想起《1984》大洋邦的口号：“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人民日报》每天报导公社生产超额完成的数字，使我想起大洋邦“迷理部”的公布。刘少奇和彭德怀这些“开国功臣”可以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走资修正叛徒，使我想起了大洋邦的一句新语：“非人”。意指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个人。

　　刘绍铭的这些回忆充分表达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读这本小说的意义，小说与现实相互映照，读起来其体会自然更加深刻。

　　70年代：董乐山与奥威尔

　　到了1970年代，中国大陆曾内部出版了许多灰皮书、黄皮书等内部读物，主要是一些在当时看来极其反动的书，在这些书中，似乎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不过，也有一些机缘巧合，随着政治空气的宽松以及人们对于书籍的渴望，也有一些人在此时开始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最出名的当属董乐山。

　　说到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不能不提到《1984》的翻译者董乐山，正是他的翻译，使得大陆读者第一次看到了中文版的《1984》。董乐山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他还曾翻译过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一系列的作品，在《奥威尔散文集选题》中，董乐山曾回忆说：

　　最初我是在50年代初期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接触奥威尔的名字的，但当时由于闭关锁国，无法读到他的作品，因此不知他是怎么一个作家，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后来到了70年代后期才有一个偶然机会读到他的传世名著《一九八四》，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正好那时陈适五在主持一本叫做《国外名著选译》的丛刊，向我约稿，我分四次给他译稿，作为连载。这个译稿当初是作内部发行的，印数只五千份，因此影响不大。后来花城出版社向我约稿，我又推荐此书。他们于1985年出了内部发行版，1988年有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董乐山与奥威尔之间的关系，自然，这里不能不提董乐山对于在中国传播奥威尔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80年代：王小波与奥威尔

　　到了1980年代，随着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乌托邦三部曲，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这其中的读者，就有已故作家王小波。王小波曾在文章中回忆说：

　　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鸟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已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因此应该有《寻找无双》，应该有《革命时期的爱情》，还应该有《红拂夜奔》。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

　　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奥威尔对王小波的影响，这不仅是思想性的，更是小说的写作方式的，读王小波的小说，不论是《黄金时代》，还是《革命时期的爱情》，隐隐的，总会让人想起奥威尔的《1984》，不仅如此，王小波最著名的杂文名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描写的猪，也让人想起奥威尔《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比较一下这两只猪的异同似乎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乔治·奥威尔作为一个著名的反极权主义的作家，其作品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个特定时期舆论环境的状态，而对于奥威尔的读者而言，恰如《纽约时报》所言：“多一个人阅读乔治·奥威尔，自由就多了一份保障。”在这一点上，乔治·奥威尔有点像王小波。李银河在谈起王小波的时候曾说：“在中国，王小波是一个接头暗号。”

　　40年代：萧乾、钱锺书与奥威尔

　　在1940年代，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首先与奥威尔有过接触的是著名作家萧乾。在当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而萧乾，正好有机会去英国伦敦，并由此担任了《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而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恰呆在英国，并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具体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这样，一个是中国的作家，一个是英国的作家，同为文人，两人就有了认识的可能。而当时作为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的奥威尔恰恰需要来自中国的作家向英国民众介绍中国的具体情形，两人由此结识。奥威尔曾邀请萧乾每广播一次，具体介绍中国当时的文艺及抗战情形。而且，英国的出版社还曾邀请萧乾写了英文著作，其中一本就是《蚀刻》，后来萧乾在回忆中说：

　　《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在工作，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最近我读到韦斯特所编的一本《奥威尔与战时广播》，书中记述了奥威尔与我这段往来，还收了奥威尔给我的几封信，也摘录了他的日记中有关部分。我从而知道，在我第一次做有关日军在华暴行的广播后，他嫌我宣传色彩太重。可那题目是他出的。他对后来几次专谈“中国文艺”的广播，都还满意，并写信告诉我：“印度听众反应良好。”

　　在40年代，如果说萧乾是结识奥威尔比较早的中国作家的话，那么钱锺书则是比较早的在报纸上向中国读者介绍奥威尔的作家。在1947年12月6日的《大公报》上就有钱锺书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尔的一本叫做《英国人民》的书。读者或许会有一个疑问：钱锺书如何会知晓乔治·奥威尔呢?这有两种可能：其一，在二战期间，钱锺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以钱锺书的阅读范围与知识视野，在这一时期，很可能阅读过奥威尔的很多作品;其二，40年代的中国与外国保持着一种频繁的交流状态，许多国外的图书会在第一时间传到中国，而奥威尔的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已经不难看到。根据最近出版的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披露：

　　锺书和杨绛许多描写苏联铁幕后面情况的英文小说，或买或借，见一本读一本。乔治·奥威尔的书几乎每本都读过。《一九八四》内容很反动，《动物庄园》亦是。阿季记得该书末尾说：“All animals are equa,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别的更平等。)”

　　具体到钱锺书对奥威尔的看法，在这篇书评中，钱锺书写道：“作者握惠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的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不论是萧乾还是钱锺书，在当时提及奥威尔的时候，并没有提及他的成名作《1984》，那是因为《1984》出版于1949年。但是，不论是萧乾还是钱锺书，两人都提及了其寓言小说《动物庄园》，而《动物庄园》其实也是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异化过程，从而证明了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恰恰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这不仅又让人想起钱锺书的一句名言：“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奥威尔动物庄园

　　50年代：巫宁坤、陈梦家、杨绛与奥威尔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也是在这一年，奥威尔的《1984》出版，而后，大陆实行的是一边倒支持苏联的政策，因此，像《1984》这种有映射苏联老大哥之嫌的小说，也就不能在大陆公开出版发行了。另一方面，在国际大背景下，美苏两大阵营开始形成，冷战开始。在这种情形下，《1984》在西方国家的出版，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好评。到了50年代，与国内国外大环境相适应，能够看到《1984》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应该局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1949年前后曾在英美留学，而在留学之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又毅然决然地回到新中国的知识分子。而巫宁坤、陈梦家恰恰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巫宁坤的《一滴泪》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一滴泪》中有这样一个细节说到陈梦家：“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年纪，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什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从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出陈梦家作为诗人的敏锐洞察力，也可以证明陈梦家已经看过奥威尔的成名作《1984》。接下来的一个疑问是：陈梦家是什么时候看到这书的呢?从时间上来看，很可能是在陈梦家40年代末留学美国的时期读到这书的。当时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留学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归来。与赵萝蕤相似的是巫宁坤，作为留美时期的同学，赵萝蕤归来之后执掌燕京大学外文系系主任，因此殚精竭虑要把外文系办好，由此给巫宁坤写信要他回国，在回国这个问题上，似乎科学家比文学家的判断更加高明，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细节：

　　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的判断明显比巫宁坤高明，而巫坤虽然看过《1984》，但似乎并没有因此有所触动。当然，这或许也有大学时代的影响，在西南联大，巫宁坤似乎就倾向左翼。需要指出的是，巫宁坤不仅从美国带回了奥威尔的小说《1984》，也曾在大学教书中讨论过这样的小说，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不仅如此，在1950年代，在课堂上谈到过奥威尔的还有杨绛，据《听杨绛谈往事》披露：

　　运动期间，为了避嫌疑，要好朋友也不便往来。杨业治在人丛中走过杨绛身边，自说自话般念叨：“Animal Farm”，连说了两遍。杨绛已经心里有数了，这就是她的“底”。她在课堂上介绍英国当代小说时，讲过Animal Farm是一部反动小说。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1950年代，不仅有巫宁坤在大学课堂上起过乔治·奥威尔，杨绛也曾跟学生谈论过这部小说。

　　60年代：刘绍铭与奥威尔

　　到了1960年代，国内的环境越来越封闭，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因此，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位在当时看来极其反动的作家奥威尔与其作品了。因此，这一时期奥威尔在中国大陆少人问津，倒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在隔岸观火的心态之下，将这部小说看的心惊肉跳，在这方面，学者刘绍铭曾留下了部分回忆，刘绍铭曾写下一篇《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的回忆性散文，在这篇散文中，刘绍铭把奥威尔的《1984》推为改变自己一生的书籍，在这篇文章中，刘绍铭写到：

　　我第一次看《1984》，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英文生字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真的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的，才再用心的看了一两遍。60年代后期的“文革”如火如荼，毛泽东说“越乱越好”，他的逻辑使我想起《1984》大洋邦的口号：“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人民日报》每天报导公社生产超额完成的数字，使我想起大洋邦“迷理部”的公布。刘少奇和彭德怀这些“开国功臣”可以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走资修正叛徒，使我想起了大洋邦的一句新语：“非人”。意指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个人。

　　刘绍铭的这些回忆充分表达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读这本小说的意义，小说与现实相互映照，读起来其体会自然更加深刻。

　　70年代：董乐山与奥威尔

　　到了1970年代，中国大陆曾内部出版了许多灰皮书、黄皮书等内部读物，主要是一些在当时看来极其反动的书，在这些书中，似乎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不过，也有一些机缘巧合，随着政治空气的宽松以及人们对于书籍的渴望，也有一些人在此时开始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最出名的当属董乐山。

　　说到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不能不提到《1984》的翻译者董乐山，正是他的翻译，使得大陆读者第一次看到了中文版的《1984》。董乐山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他还曾翻译过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一系列的作品，在《奥威尔散文集选题》中，董乐山曾回忆说：

　　最初我是在50年代初期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接触奥威尔的名字的，但当时由于闭关锁国，无法读到他的作品，因此不知他是怎么一个作家，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后来到了70年代后期才有一个偶然机会读到他的传世名著《一九八四》，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正好那时陈适五在主持一本叫做《国外名著选译》的丛刊，向我约稿，我分四次给他译稿，作为连载。这个译稿当初是作内部发行的，印数只五千份，因此影响不大。后来花城出版社向我约稿，我又推荐此书。他们于1985年出了内部发行版，1988年有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董乐山与奥威尔之间的关系，自然，这里不能不提董乐山对于在中国传播奥威尔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80年代：王小波与奥威尔

　　到了1980年代，随着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乌托邦三部曲，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这其中的读者，就有已故作家王小波。王小波曾在文章中回忆说：

　　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鸟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已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因此应该有《寻找无双》，应该有《革命时期的爱情》，还应该有《红拂夜奔》。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

　　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奥威尔对王小波的影响，这不仅是思想性的，更是小说的写作方式的，读王小波的小说，不论是《黄金时代》，还是《革命时期的爱情》，隐隐的，总会让人想起奥威尔的《1984》，不仅如此，王小波最著名的杂文名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描写的猪，也让人想起奥威尔《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比较一下这两只猪的异同似乎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