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志青：与加拿大老师讨论“爱国”问题，“爱国贼”是什么？

　　在加拿大，我曾经与一位加拿大老师讨论过“爱国”问题。原因在于这位老师注意到了中国有两帮人在相互指责：一方指责对方是“卖国贼”，另一方指责对方是“爱国贼”。这位老师理解何谓“卖国贼”，但是不能理解何谓“爱国贼”。他向我请教何谓“爱国贼”?

　　我问他：“你爱加拿大吗?”

　　他回答说：“当然。我是加拿大人。”

　　我又问：“你是怎样爱加拿大的?”

　　他反问我：“ 你看过影片《飞越加拿大》吗?”

　　我回答：“看过，看了两遍。”

　　他说：“从飞机上俯瞰加拿大的河山，从东到西，从渥太华到温哥华，从山脉到瀑布，从森林到草原，我激动万分。我爱加拿大美丽辽阔的山河。”

　　我又问他：“你爱加拿大政府吗?”

　　他说：“对于政府是不能用 ‘爱’与‘不爱’来表达的，可以用‘支持’与‘反对’来表达。支持政府有利于民众的政策和作为，反对政府不利于民众的政策和作为。”

　　我再问：“你属于加拿大哪个党派?”

　　他回答说：“我是无党派人士。”

　　我问：“如果你选择加入某个党派，是基于爱的原因吗?你会爱这个党吗?”

　　他笑着说：“对于某个党，就像对政府一样，不能用‘爱’与‘不爱’来表达的，可以用‘支持’与‘反对’来表达。如果我欣赏和支持某个党的理念和政策，我会选择加入该党。”

　　我问：“如果你加入了某个党，你会爱这个党的领袖吗?”

　　他哈哈大笑，然后说：“我为什么爱他?我可以支持他，也可以反对他。或许我尊敬他，但绝不会爱他。我爱我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妻子和孩子。”

　　我说：“现在，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在中国，一部分人认为爱政府、爱党、爱领袖是爱国者，反之，是‘卖国贼’。而另一部分人认为强制我们爱政府、爱党以及爱某个领袖的人，打着爱国旗号却做出不利于民众利益的人，拒绝接受批评政府的人，以‘爱国主义’为借口动不动就给异见者扣帽子，甚至打骂的人等等，他们都是‘爱国贼’” 。

　　他似乎仍然不太懂：“谁有权力强制你们爱政府、爱党以及爱某个领袖?爱国贼为什么认为批评政府的人是卖国贼?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批评政府啊!”

　　我一时无法回答，因为向一个生活在法治国家的人解释一个“权大于法”的国家的观念需要费口舌的。

　　他开始反问我：“你爱中国吗?”

　　我回答说：“当然。我是中国人。”

　　他又问：“你是怎样爱中国的?”

　　我说：“我们先定义国家的概念，再来谈好吗?”

　　他说：“好的。”

　　我说：“国家有三要素的概念和四要素概念。三要素的概念认为，国家是由国土、国民(民族)和政府三个要素组成的。四要素的概念认为，国家是由国土、国民(民族)、文化和政府四个要素组成的。我从四要素概念谈起好吗?”

　　他痛快地回答：“Ok!”

　　我说：“国土是国人居住的一片土地，也是国家的地理象征。像你爱加拿大的山河一样，我也爱中国的大好河山。我爱长江、黄河，我爱青藏高原，我爱大兴安岭，我爱黄果树瀑布，我爱昆明、厦门。当然我更爱我的家乡青岛。青岛的自然环境有些类似温哥华，有山，有海。毫不夸张地说，青岛的海滨要比温哥华的海滨美得多。”

　　他笑了。

　　我说：“反正你早晚要去青岛的，我可以带你到海滨去看一看，比一比。当然，青岛的天空不再那么蓝了，空气也不再那么新鲜了。这点是无法与温哥华相比的。”

　　他笑着说：“好吧，那一天，我们比一比吧。”

　　我接着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的生活方式都不尽相同，中国人的生活丰富多彩。我是汉族人，我爱汉族，也爱其他少数民族。尽管，在融入世界文明的过程中，大陆中国人表现出了一些不适应，甚至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为此，我感到心痛。但是，我仍然爱我的国人。因为我相信大陆中国人将会很快地融入文明世界，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说：“这是肯定的。”

　　我说：“至于中国文化。我不能笼统地说爱或不爱。以孔子为例。孔子是中国古老文化的杰出代表。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学习的民族，这与孔子的教诲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好客的民族，这也与孔子的教诲有关。一次，我与家人招待几位来自美国的朋友，真诚的沟通，丰盛的饭菜，感动了他们。一位美国朋友说，他几次与中国人接触的经历，使他感受到中国人好学好客!我对他讲了，《论语》中，孔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位美国朋友感慨地说：多好的教诲，多好的传统啊!”

　　他同意：“中国人确实好学，UBC 大学里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了。你们的饭菜很好吃，当然有资格好客了。”

　　我说：“孔子教我爱人。‘原思为之宰，与之栗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孔子让他的学生原思将多余的粮食分给邻里乡亲。孔子爱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第十)。马厩着火了，孔子关心的是，人是否受伤，孔子爱人!‘朋友死，无所归，曰：‘於我殡。’’ (《论语》•乡党第十)。朋友死了，无人料理，孔子出面安葬朋友，孔子爱人!”

　　他说：“主基督也爱人。”

　　我说：“我最欣赏的是孔子的自然情趣。他的学生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第十一)。每每读此段，脑海中便出现一个动人的画面。三月之春，孔老夫子与几位学生、少年，身穿春装，在沂河中欢快地游泳，到舞雩台上兜风，尽情歌唱而回，多么惬意啊!先人们陶醉于大自然中的情景，使我感动之，心向往之!”

　　他听后说：“哇!孔子的品味如此高雅!”

　　我说：“我更敬佩孔子的志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第九》)孔子的这句话不知鼓舞了多少身处逆境，坚守信念的志士仁人!我的一生都遵循孔子的这句教导，即使在文革那种恶劣环境中，我也始终保持尊严!”

　　他问：“你不喜欢孔子什么呢?”

　　我回答：“我将孔子与苏格拉底对比来说明。首先，孔子的自我定位存在问题。《论语•子罕第九》篇中的一段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认为，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都体现在他的身上。孔子把自己定位为上天赋予德行的周文王传人。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苏格拉底的名言是：‘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老师，但若有人愿意来听我谈话，按我的吩咐去做，无论是青年还是老年人，我也从来没有吝啬给他们机会;他们与我谈话，我不收费，也不拒绝与没有钱的人谈话’ (《柏拉图全集》申辩篇)。孔子自我定位为承天传道者，这种恶习致使某些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感染了‘自大狂病毒’。‘半部论语治天下’显示的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无知和狂妄。”

　　他说：“一个人自视过高，的确是一个问题。”

　　我说：“其次是方法浅薄。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第七)孔子的教学方法是‘举一反三’。孔子采用灌输方法教育学生，由他来定义这个‘一’，并且要求以他讲的道理来举一反三。灌输方法带来的问题：禁止思考，扼杀学生智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唯上、唯师、唯书’而缺少创新的勇气和方法的原因之一。纵观世界近现代科技发展史，中国人的发明寥寥无几。纵观世界近现代文明史，中国人没有任何新的制度贡献。我感到脸红!更为严重的是，孔子将与其定义的‘一’相悖的观点诬陷为‘异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第二)。孔子以‘正确’自居，从来没有意识到‘异端’的权利。孔子开启了中国文字狱历史，致使历代中国统治者感染了‘异端有罪’的‘迫害狂病毒’”。

　　他说：“苏格拉底不是这样的。“

　　我说：“是的。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是逻辑推理和反证法，他并不定义某个‘一’，而是通过与学生讨论而得出这个‘一’。苏格拉底说：‘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是告诉人们答案，而是向他们提问’。‘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主要是如何让它发光’。‘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在教学中，苏格拉底传授科学思考的方法，与学生沟通、争论，共同推导出‘正义’、‘勇敢’等概念。从苏格拉底可以导出现代文明，从孔子则不可能!”

　　他笑着说：“哇!你这个中国人这么严厉地批判你们文化中的不足。”

　　我接着说：“至于政府，我同意你的观点。对于政府不能用 ‘爱’与‘不爱’来表达的，可以用‘支持’与‘反对’来表达。支持政府有利于民众的政策和作为，反对政府不利于民众的政策和作为。”

　　他问我：“你参加了哪个党派?”

　　我回答说：“我不参加任何党派。我是自由学者，独立于任何党派，以批评政府为己任。我同意你的观点，对待某个党，就像对待政府一样，不能用‘爱’与‘不爱’来表达的，可以用‘支持’与‘反对’来表达。同你一样，我也不会爱领袖，我爱我的家人。当然我也会爱其他人，比如秋瑾。我爱她那‘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豪迈气魄!”

　　我爱中国!我爱祖国的山河，我爱祖国的五十六个民族!

　　在加拿大，我曾经与一位加拿大老师讨论过“爱国”问题。原因在于这位老师注意到了中国有两帮人在相互指责：一方指责对方是“卖国贼”，另一方指责对方是“爱国贼”。这位老师理解何谓“卖国贼”，但是不能理解何谓“爱国贼”。他向我请教何谓“爱国贼”?

　　我问他：“你爱加拿大吗?”

　　他回答说：“当然。我是加拿大人。”

　　我又问：“你是怎样爱加拿大的?”

　　他反问我：“ 你看过影片《飞越加拿大》吗?”

　　我回答：“看过，看了两遍。”

　　他说：“从飞机上俯瞰加拿大的河山，从东到西，从渥太华到温哥华，从山脉到瀑布，从森林到草原，我激动万分。我爱加拿大美丽辽阔的山河。”

　　我又问他：“你爱加拿大政府吗?”

　　他说：“对于政府是不能用 ‘爱’与‘不爱’来表达的，可以用‘支持’与‘反对’来表达。支持政府有利于民众的政策和作为，反对政府不利于民众的政策和作为。”

　　我再问：“你属于加拿大哪个党派?”

　　他回答说：“我是无党派人士。”

　　我问：“如果你选择加入某个党派，是基于爱的原因吗?你会爱这个党吗?”

　　他笑着说：“对于某个党，就像对政府一样，不能用‘爱’与‘不爱’来表达的，可以用‘支持’与‘反对’来表达。如果我欣赏和支持某个党的理念和政策，我会选择加入该党。”

　　我问：“如果你加入了某个党，你会爱这个党的领袖吗?”

　　他哈哈大笑，然后说：“我为什么爱他?我可以支持他，也可以反对他。或许我尊敬他，但绝不会爱他。我爱我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妻子和孩子。”

　　我说：“现在，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在中国，一部分人认为爱政府、爱党、爱领袖是爱国者，反之，是‘卖国贼’。而另一部分人认为强制我们爱政府、爱党以及爱某个领袖的人，打着爱国旗号却做出不利于民众利益的人，拒绝接受批评政府的人，以‘爱国主义’为借口动不动就给异见者扣帽子，甚至打骂的人等等，他们都是‘爱国贼’” 。

　　他似乎仍然不太懂：“谁有权力强制你们爱政府、爱党以及爱某个领袖?爱国贼为什么认为批评政府的人是卖国贼?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批评政府啊!”

　　我一时无法回答，因为向一个生活在法治国家的人解释一个“权大于法”的国家的观念需要费口舌的。

　　他开始反问我：“你爱中国吗?”

　　我回答说：“当然。我是中国人。”

　　他又问：“你是怎样爱中国的?”

　　我说：“我们先定义国家的概念，再来谈好吗?”

　　他说：“好的。”

　　我说：“国家有三要素的概念和四要素概念。三要素的概念认为，国家是由国土、国民(民族)和政府三个要素组成的。四要素的概念认为，国家是由国土、国民(民族)、文化和政府四个要素组成的。我从四要素概念谈起好吗?”

　　他痛快地回答：“Ok!”

　　我说：“国土是国人居住的一片土地，也是国家的地理象征。像你爱加拿大的山河一样，我也爱中国的大好河山。我爱长江、黄河，我爱青藏高原，我爱大兴安岭，我爱黄果树瀑布，我爱昆明、厦门。当然我更爱我的家乡青岛。青岛的自然环境有些类似温哥华，有山，有海。毫不夸张地说，青岛的海滨要比温哥华的海滨美得多。”

　　他笑了。

　　我说：“反正你早晚要去青岛的，我可以带你到海滨去看一看，比一比。当然，青岛的天空不再那么蓝了，空气也不再那么新鲜了。这点是无法与温哥华相比的。”

　　他笑着说：“好吧，那一天，我们比一比吧。”

　　我接着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的生活方式都不尽相同，中国人的生活丰富多彩。我是汉族人，我爱汉族，也爱其他少数民族。尽管，在融入世界文明的过程中，大陆中国人表现出了一些不适应，甚至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为此，我感到心痛。但是，我仍然爱我的国人。因为我相信大陆中国人将会很快地融入文明世界，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说：“这是肯定的。”

　　我说：“至于中国文化。我不能笼统地说爱或不爱。以孔子为例。孔子是中国古老文化的杰出代表。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学习的民族，这与孔子的教诲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好客的民族，这也与孔子的教诲有关。一次，我与家人招待几位来自美国的朋友，真诚的沟通，丰盛的饭菜，感动了他们。一位美国朋友说，他几次与中国人接触的经历，使他感受到中国人好学好客!我对他讲了，《论语》中，孔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位美国朋友感慨地说：多好的教诲，多好的传统啊!”

　　他同意：“中国人确实好学，UBC 大学里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了。你们的饭菜很好吃，当然有资格好客了。”

　　我说：“孔子教我爱人。‘原思为之宰，与之栗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孔子让他的学生原思将多余的粮食分给邻里乡亲。孔子爱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第十)。马厩着火了，孔子关心的是，人是否受伤，孔子爱人!‘朋友死，无所归，曰：‘於我殡。’’ (《论语》•乡党第十)。朋友死了，无人料理，孔子出面安葬朋友，孔子爱人!”

　　他说：“主基督也爱人。”

　　我说：“我最欣赏的是孔子的自然情趣。他的学生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第十一)。每每读此段，脑海中便出现一个动人的画面。三月之春，孔老夫子与几位学生、少年，身穿春装，在沂河中欢快地游泳，到舞雩台上兜风，尽情歌唱而回，多么惬意啊!先人们陶醉于大自然中的情景，使我感动之，心向往之!”

　　他听后说：“哇!孔子的品味如此高雅!”

　　我说：“我更敬佩孔子的志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第九》)孔子的这句话不知鼓舞了多少身处逆境，坚守信念的志士仁人!我的一生都遵循孔子的这句教导，即使在文革那种恶劣环境中，我也始终保持尊严!”

　　他问：“你不喜欢孔子什么呢?”

　　我回答：“我将孔子与苏格拉底对比来说明。首先，孔子的自我定位存在问题。《论语•子罕第九》篇中的一段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认为，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都体现在他的身上。孔子把自己定位为上天赋予德行的周文王传人。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苏格拉底的名言是：‘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老师，但若有人愿意来听我谈话，按我的吩咐去做，无论是青年还是老年人，我也从来没有吝啬给他们机会;他们与我谈话，我不收费，也不拒绝与没有钱的人谈话’ (《柏拉图全集》申辩篇)。孔子自我定位为承天传道者，这种恶习致使某些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感染了‘自大狂病毒’。‘半部论语治天下’显示的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无知和狂妄。”

　　他说：“一个人自视过高，的确是一个问题。”

　　我说：“其次是方法浅薄。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第七)孔子的教学方法是‘举一反三’。孔子采用灌输方法教育学生，由他来定义这个‘一’，并且要求以他讲的道理来举一反三。灌输方法带来的问题：禁止思考，扼杀学生智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唯上、唯师、唯书’而缺少创新的勇气和方法的原因之一。纵观世界近现代科技发展史，中国人的发明寥寥无几。纵观世界近现代文明史，中国人没有任何新的制度贡献。我感到脸红!更为严重的是，孔子将与其定义的‘一’相悖的观点诬陷为‘异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第二)。孔子以‘正确’自居，从来没有意识到‘异端’的权利。孔子开启了中国文字狱历史，致使历代中国统治者感染了‘异端有罪’的‘迫害狂病毒’”。

　　他说：“苏格拉底不是这样的。“

　　我说：“是的。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是逻辑推理和反证法，他并不定义某个‘一’，而是通过与学生讨论而得出这个‘一’。苏格拉底说：‘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是告诉人们答案，而是向他们提问’。‘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主要是如何让它发光’。‘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在教学中，苏格拉底传授科学思考的方法，与学生沟通、争论，共同推导出‘正义’、‘勇敢’等概念。从苏格拉底可以导出现代文明，从孔子则不可能!”

　　他笑着说：“哇!你这个中国人这么严厉地批判你们文化中的不足。”

　　我接着说：“至于政府，我同意你的观点。对于政府不能用 ‘爱’与‘不爱’来表达的，可以用‘支持’与‘反对’来表达。支持政府有利于民众的政策和作为，反对政府不利于民众的政策和作为。”

　　他问我：“你参加了哪个党派?”

　　我回答说：“我不参加任何党派。我是自由学者，独立于任何党派，以批评政府为己任。我同意你的观点，对待某个党，就像对待政府一样，不能用‘爱’与‘不爱’来表达的，可以用‘支持’与‘反对’来表达。同你一样，我也不会爱领袖，我爱我的家人。当然我也会爱其他人，比如秋瑾。我爱她那‘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豪迈气魄!”

　　我爱中国!我爱祖国的山河，我爱祖国的五十六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