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奇迹”背后：成功取决于“人”而不是“国”

 　　西班牙的崛起，既不同于古代的波斯帝国、中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也不同于后来的英国、法国和美国。西班牙依赖封建政权而不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却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实现的海外扩张，迅速开拓了海外殖民地。放在帝国兴衰史范围，或者以大国兴替为视角，看不出西班牙的优势和特点。只有放在人类进步史的视野下，才能看到西班牙崛起的意义和价值。细看西班牙王室支持的冒险家和航海家如何冒死到地球的另一边开创事业，再看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如何运筹帷幄，就能明白西班牙的开拓性和影响力被研究者低估了。葡萄牙的航海比西班牙早几十年，但葡萄牙开辟的事业有限，葡萄牙王室支持的远航基本上沿着旧大陆边缘绕行，从非洲西海岸到亚洲东部的澳门。葡萄牙的殖民据点支离破碎，和西班牙不能比。大国有大国的刚性需求：领土、人口、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葡萄牙不具备，而西班牙基本具备。说西班牙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奇迹，一点都不过分，但“奇迹”背后是什么?还有值得探究的必要。

西班牙帝国

　　西班牙崛起的偶然因素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中，用“不可能的帝国”作为一章的标题，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实在料不到，在欧洲的自然环境极差的角落，一个相对贫弱的国家，竟然能够征服大西洋另一端的很大一块地方。更料不到的是，西班牙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奇迹般地崛起，甚至造就了世界近代史上津津乐道的“西班牙时代”(大约1479—1588)。

　　关于西班牙崛起的书籍不少，已有的观点可归纳为四类：其一、把西班牙的优势和取得的成就看成是所当然的。西班牙崛起的条件包括：卡斯蒂利亚(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王国的合并，即西班牙的统一;西班牙拥有训练有素的军队，这些军队能够以少胜多，轻易打败美洲土著居民。其二、物极必反，欧洲最贫困的地区为了改变面貌，寻找新的出路(即套用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说)。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中表述为：“一个逃避贫困的帝国，由贫困、匮乏而造成的帝国。”其三、西班牙的崛起或走向成功是由于客观条件：比如，恰巧法国出现内乱，国力衰弱，西欧出现权力真空;而从美洲银矿掠夺的财富，为西班牙的崛起插上翅膀。其四、西班牙的崛起有碰“运气”的成分，比如发现美洲是偶然，找到南美洲的银矿是偶然，查理五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是偶然。

　　当然，也有人归结为西班牙人的性格、或者天主教的作用等。不管怎么说，西班牙在西方文明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像历史上其他帝国一样，西班牙的辉煌和西班牙的迅速衰落，都能引起后世研究者浓厚的兴趣。奇妙的是，多数研究者对西班牙的衰落表示困惑，反复探究衰落之因，而把西班牙的崛起看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许是“进步史观”深入人心：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必然，中世纪的尽头必然是新航路开辟和文艺复兴。国内常见的通史著作以及有选择地翻译为中文的书籍，大多阐释“生产力发展”主线，认为经济基础是决定因素，同时承认，西班牙统一国家的建立是其崛起的重要条件。之所以摈弃“偶然因素”，也许是担心，强调偶然性容易滑入唯心论。西方丰富的西班牙探险史、西班牙征服史的著作，以及各种类型的哥伦布传、麦哲伦传、科尔蒂斯传、皮萨罗探险故事，往往只受世界史业余爱好者的青睐。

　　历史研究追求的客观性，其实并不排斥对“偶然性”的探究。西班牙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分明取决于几个偶然事件：第一，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第二，1516年哈布斯堡家族的子嗣继承了西班牙王位，1519年这位西班牙国王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第三， 1532-1533年皮萨罗在南美洲库斯科掠夺大量黄金，引起欧洲人去新大陆淘金的热潮;第四、1571年在勒班陀围歼奥斯曼帝国庞大的舰队。

　　首先，西班牙王室支持哥伦布不是必然的，其次，哥伦布发现美洲不是注定的(因为要找的是印度和中国)。至于亚美利哥、科尔蒂斯的探险，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是冒险家碰运气的行为，到达目的地甚至意外“发现”，都是侥幸的。

　　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的外孙、不会讲西班牙语的卡洛斯(Carlos )1516年成为西班牙国王，这是特殊的政治因素促成的。三年后(151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辞世，卡洛斯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Charles V)，继承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等地的遗产。尽管后世指责他使用了行贿等手段。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是卡洛斯的爷爷，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是他的外祖父，恰巧舅舅没有登基，给他留着西班牙王位;恰巧父亲或者其他选帝侯未能登基，还给他留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宝座，这样的“巧合”在世界史上并非大概率的事件。查理五世脚下的帝国范围较广，在欧洲的位置有目共睹。这给西班牙带来了新机遇、新视野，实际上也改变了西班牙人的命运。西班牙国王名义上掌控大半个欧洲的事务，西班牙的精英们变得狂傲，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是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研究者往往只看到西班牙从美洲搜刮财富，其实它还依赖欧洲君主国(与哈布斯堡王朝有各种联系)。除了美洲金银，西班牙还从欧洲大陆和新大陆征税，还通过贸易获利。奥地利、尼德兰、那不勒斯等地的税收，让王室有足够的财力，改善军事装备，供应战争之需。这是西班牙人能够建立世界帝国的基础。单靠美洲的金银是不能满足西班牙政府需要的，研究者早有定论。西班牙的号召力，除了查理五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外，整个一世纪里尤其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1556-1598)两代君主，都以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为借口，把土耳其人作为基督教世界的共同敌人，号召欧洲国家支持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对抗奥斯曼帝国，是为全欧洲的安全作出牺牲(大概是这样的逻辑)。事实上，1520年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驻军中，西班牙军队占五分之一;1540年为哈布斯堡服役的军队中，西班牙军队不到六分之一。

　　菲利普二世1557年取得的第一次大的军事胜利(打败法国)，实际上由尼德兰的军官指挥，西班牙军队只占12%。尼德兰和意大利在最前线支持西班牙帝国。菲利普二世1559年6月远征杰尔巴失败了，第二年菲利普二世才开始在地中海建造海军舰队。西班牙人随时担心土耳其人会打过来，但奥斯曼帝国的舰队此后三年(1561—1564)没有出战，这给西班牙一个喘息的机会。后来的研究者发现，1561年奥斯曼帝国农业歉收，瘟疫流行，所以没有精力和西班牙军队在地中海打仗。还有，苏莱曼大帝(1520-1566)晚年国内遇到困境，他的几个王子之间争权，各省的分离主义者趁着这个机会大肆扩张势力，掀起反抗行动，帝国的政局不稳。

　　1571年10月发生的勒班陀战役，是16世纪地中海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但这场战役只是很偶然的一次伏击战。地中海史专家们认为，西班牙和欧洲天主教国家从这次意外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不多。那是因为，第二年(1572年)西班牙等盟国在地中海又打了败仗，1573年威尼斯退出天主教国家的同盟，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的胜利成果烟消云散。那几年真正得到和平，是法国、英国没有能力来和西班牙对抗了，西班牙的外部环境改善。1569-1574年之间，既有英国北部发生的男爵叛乱，也有法国的内战(1572年的圣巴托洛缪惨案为例)，欧洲多处不安宁。

　　成功取决于“人”而不是“国”

　　西班牙本土面积只有50万平方公里。这样一块地方，从祖宗那里继承的时候是支离破碎的，并不统一。通过伊莎贝拉女王和费迪南二世的努力，实现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国的合并(1479年)，又合力攻占格拉纳达，赶走穆斯林，完成除葡萄牙之外的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1492年)。查理五世时代既拥有神圣罗马帝国、撒丁岛、西西里岛、那不勒斯王国、尼德兰、弗朗什—孔泰，在美洲，拥有除巴西以外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在亚洲，拥有菲律宾，在非洲拥有突尼斯，成为引人注目的西班牙殖民帝国。

　　说到西班牙崛起，一般会提到，西班牙形成统一民族国家，有的学者甚至表述为：西班牙建立了强大的王权。理由是，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合并后采取了一些列加强王权的措施，强化了封建专制。举措包括：控制议会，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建立常备军(4万人)等。确实削弱了贵族势力，尤其地方机构改革后削弱了贵族对行政和司法的控制，但议会没有废止，仅仅是改组了国王的御前会议，增加了受过法律训练的专业人员。4万常备军，在同一时期的欧洲也不是最强的军事力量。

　　关键是，西班牙征服美洲，并非凭借整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是西班牙军队训练有素或擅长征服，而是科尔蒂斯和皮萨罗等人能够利用美洲帝国内部的矛盾和纷争。在征服过程中，如果没有印第安人部落武装的帮助，一些重要战事(如攻打特诺奇蒂特兰)可能会失败。不可否认，西班牙殖民者为了达到征服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背信弃义，贪婪狡诈，有阴谋也有骗局。而哥伦布、麦哲伦等人早期的远航，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并不是在“国家”的保护下进行的。

　　看历史不能忽视细节。西班牙政府支持冒险家们远航，但实际给予的物质资助很少。例如，哥伦布第一次远航时政府资助的是三艘船中的两艘，另一艘是哥伦布自己募捐的。第二次17艘船，1500人，政府支持比第一次多。第三次和第四次船少、人少，王室的支持有限。当然，西班牙政府提供一些囚徒、死刑犯给哥伦布当水手和船员，否则跨大西洋的航行不能完成。哥伦布的远航，从规模上和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任何一次都没法比。罗荣渠先生《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去向的对比与思索》(《历史研究》1992.2)一文中详细做了对比，其差距让人感叹。明朝的下西洋才是举国体制下的政府支持，相比之下，西班牙王室对哥伦布的支持显得可怜。

　　除了哥伦布，取得航海成就的还有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意大利航海家，受西班牙王室支持)、麦哲伦(葡萄牙航海家、受西班牙王室支持)、巴尔沃亚(西班牙本土的冒险家)、费尔南多·科尔蒂斯(西班牙本土的冒险家)、弗兰西斯科·皮萨罗(西班牙本土的冒险家)等。麦哲伦只有5艘船，260名船员。费尔南多·科尔蒂斯探险时有11艘船，500名士兵和100名水手，14门大炮和一些枪支，这也是攻打特诺奇蒂特兰的队伍和装备。1529年弗兰西斯科·皮萨罗的远航计划被西班牙王室批准(诏书封皮萨罗为骑士)，但国王只提供少数装备，其余费用皮萨罗自行解决。皮萨罗实际招募了100人(诏书许可招募250人)，到巴拿马又招募了80人，共有3艘船。皮萨罗南下寻找“黄金帝国”时只有十几名勇士是积极主动追随他的。

　　哥伦布、科尔蒂斯、巴尔沃亚、皮萨罗都被西班牙王室猜忌。在皮萨罗之前到巴拿马探险的巴尔沃亚(他是第一个看到太平洋的欧洲人)被总督佩德罗杀了。今天我们知道，America、San Salvador(圣萨尔瓦多)、Philippines(菲律宾)、the Pacific Ocean这些词都和开辟新航路有关，是西班牙的探险家的名字，或者由航海家发现并命名，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些人的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当然可以归结为他们的宗教狂热，追求黄金的欲望和动机等，但人类历史的进步，就是一次次面对陌生的未来，一次次突破自然屏障，靠大大小小的发现或发明，慢慢积累起来的。

　　从西班牙王国本身的发展来看，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并不是生产力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发展，而后自然实现的。伊莎贝拉女王的智慧、品质和远见，费迪南二世的魄力和才干，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文提到查理五世的侥幸，其实忽略了他的英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威名不能给西班牙本土带来好处时，查理五世选择了主动放弃皇帝宝座，回到西班牙。

　　至于菲利普二世的大智慧和执政能力，更值得大书特书。按照布罗代尔看法：菲利普二世总是满足于进行小规模战争，而不去冒大风险。布罗代尔说，“他身上就没有能够酝酿制定一项真正的十字军东征政策的思想和狂热的激情。因此，在地中海是一些列偶然事件迫使他做出一定努力，并没有高瞻远瞩的政策。”其实，恰恰是菲利普二世的冷静、沉思、盘算、权衡，善于听取群臣的意见，才使西班牙甚至整个西欧未陷入灾难。例如，勒班陀战役后，欧洲的天主教国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各种远征伊斯坦布尔的计划冒出来，菲利普二世没有参与这种疯狂的计划，故而避免了更大的祸患。

　　崛起过程中的国力耗散

　　跨大西洋两岸的帝国，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西班牙人做到了。显然，奇迹般的辉煌成果让西班牙缺乏准备。西班牙的例子，并不是崛起之后挑战大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另一种情形：崛起过程中就几面出击。西班牙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的大部分时间在战场上度过，四处发动战争。1494年开始与法国作战，为争夺意大利断断续续打了六七年的仗。1525年查理五世打败了法国，迫使法国与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和教皇国结盟。1534年查理五世干预盟国内部的争斗，获得全胜。1541年征服阿尔及尔的战争失败。1546年攻打德意志的新教联盟，1552年败于新教联盟。1567—1572年镇压尼德兰革命运动，处决尼德兰新教徒，许多显贵人物也被绞死，“奥兰治的威廉”逃往德国新教地区(1584年被暗杀)。

　　津津乐道的勒班陀海战，经过和结果是这样的：1571年西班牙率天主教联盟的舰队远征希腊，10月7日土耳其舰队和西欧舰队在希腊西侧的勒班陀海湾入口处相遇。西欧舰队很快把土耳其舰队围在海湾内。土耳其舰队230艘，西欧舰队208艘，火炮和火枪等武装比土耳其舰队占优势。一场恶战，最后，土耳其只有30艘帆船战舰逃脱，其余均被掳获，有的被盟军瓜分，有的被凿沉。土耳其死伤3万多人，被俘300人。西欧舰队虽然打败了奥斯曼帝国舰队，但损失不小，16艘战舰被损毁，伤21000人、亡8000人。问题是，勒班陀战役之后第二年西班牙就打了败仗，而土耳其人于1574年在拉古莱特和突尼斯取得胜利。当然，西欧舰队第一次打败土耳其人，扫除了长期以来的恐惧和自卑。土耳其人再也没有向地中海西部拓展。但勒班陀战役的胜利只是一场海战的胜利，不足以摧毁奥斯曼帝国在东部地中海地区尤其陆地上的优势地位。

　　西班牙除了与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展开消耗战，还卷入德意志的内部战争，尤其是与英国的战争(1588年)，损失了“无敌舰队”，从此一蹶不振。

　　西班牙国家的国力耗散，除了战争的靡费，还体现在社会组织涣散，社会凝聚力丧失，财富未能积聚，经历“暴发户”式的崛起，反而影响了本土的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判断，几乎是西班牙史研究的共识。很显然，由于美洲金银的吸引，许多西班牙人去美洲淘金。追求一夜暴富，没有人愿意老老实实从事生产劳动，西班牙农业生产萎缩。即使留在本土的生产者，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生产成本太高，无法维持生存。从16世纪下半叶起，西班牙手工业生产下降，比如，呢绒生产成本高，技术未能改进，无法与进口商品竞争。尽管殖民地需求在增长，但投资生产领域不划算，因为生产周期长。西班牙从劳动力低廉的国家进口商品，贴上西班牙制造的标签，运往美洲销售来赚钱。一方面，荷兰和英国成为生产基地，另一方面，西班牙高度依赖美洲殖民地，也依赖荷兰和英国。

　　在崛起的过程中，西班牙社会出现几个明显特征：其一，消费需求旺盛，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其二，整个社会追逐财富，轻视劳动，讲究排场，奢侈浪费，稍有点钱财和地位的人就雇佣仆人或家奴。西班牙社会到处是商人、包税人、经纪人、杂货商、小摊贩。其三，封建特权无处不在，官商勾结，腐败蔓延，走私猖獗。其四，由于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流浪人口增加，随处可见的是乞丐、强盗、窃贼、骗子、无赖、逃兵、妓女等。其五，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普通平民的生活成本太高。此外，统治者为了对付宗教上的异端，实行宗教迫害，例如1609-1610年驱逐摩尔人，使银行家、商人、技术人员流失。

　　尽管后来的研究发现，1500-1600年西班牙从美洲获取大约超过15万公斤的黄金，740万公斤的白银。问题是，这些财富连同对外贸易和欧洲大陆的税收，并没有让西班牙国富民强。相反，一部分财富被战争所消耗，一部分财富被浪费。弥补战争耗费就得借款，而花钱购买荷兰、英国的日用品，得到的金银又大量流失了，类似“沙漏效应”。西班牙拥有大约一个世纪的“优势地位”，最后在欧洲的战争中处于从属地位，所谓的世界帝国迅速萎缩。

　　西班牙突然变成一个大帝国，统治者的政策没有相应的调整，管理大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没有形成。畸形消费社会的出现，是由于政府层面没有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缺少合理的消费引导和利益协调。

 　　西班牙的崛起，既不同于古代的波斯帝国、中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也不同于后来的英国、法国和美国。西班牙依赖封建政权而不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却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实现的海外扩张，迅速开拓了海外殖民地。放在帝国兴衰史范围，或者以大国兴替为视角，看不出西班牙的优势和特点。只有放在人类进步史的视野下，才能看到西班牙崛起的意义和价值。细看西班牙王室支持的冒险家和航海家如何冒死到地球的另一边开创事业，再看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如何运筹帷幄，就能明白西班牙的开拓性和影响力被研究者低估了。葡萄牙的航海比西班牙早几十年，但葡萄牙开辟的事业有限，葡萄牙王室支持的远航基本上沿着旧大陆边缘绕行，从非洲西海岸到亚洲东部的澳门。葡萄牙的殖民据点支离破碎，和西班牙不能比。大国有大国的刚性需求：领土、人口、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葡萄牙不具备，而西班牙基本具备。说西班牙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奇迹，一点都不过分，但“奇迹”背后是什么?还有值得探究的必要。

西班牙帝国

　　西班牙崛起的偶然因素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中，用“不可能的帝国”作为一章的标题，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实在料不到，在欧洲的自然环境极差的角落，一个相对贫弱的国家，竟然能够征服大西洋另一端的很大一块地方。更料不到的是，西班牙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奇迹般地崛起，甚至造就了世界近代史上津津乐道的“西班牙时代”(大约1479—1588)。

　　关于西班牙崛起的书籍不少，已有的观点可归纳为四类：其一、把西班牙的优势和取得的成就看成是所当然的。西班牙崛起的条件包括：卡斯蒂利亚(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王国的合并，即西班牙的统一;西班牙拥有训练有素的军队，这些军队能够以少胜多，轻易打败美洲土著居民。其二、物极必反，欧洲最贫困的地区为了改变面貌，寻找新的出路(即套用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说)。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中表述为：“一个逃避贫困的帝国，由贫困、匮乏而造成的帝国。”其三、西班牙的崛起或走向成功是由于客观条件：比如，恰巧法国出现内乱，国力衰弱，西欧出现权力真空;而从美洲银矿掠夺的财富，为西班牙的崛起插上翅膀。其四、西班牙的崛起有碰“运气”的成分，比如发现美洲是偶然，找到南美洲的银矿是偶然，查理五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是偶然。

　　当然，也有人归结为西班牙人的性格、或者天主教的作用等。不管怎么说，西班牙在西方文明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像历史上其他帝国一样，西班牙的辉煌和西班牙的迅速衰落，都能引起后世研究者浓厚的兴趣。奇妙的是，多数研究者对西班牙的衰落表示困惑，反复探究衰落之因，而把西班牙的崛起看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许是“进步史观”深入人心：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必然，中世纪的尽头必然是新航路开辟和文艺复兴。国内常见的通史著作以及有选择地翻译为中文的书籍，大多阐释“生产力发展”主线，认为经济基础是决定因素，同时承认，西班牙统一国家的建立是其崛起的重要条件。之所以摈弃“偶然因素”，也许是担心，强调偶然性容易滑入唯心论。西方丰富的西班牙探险史、西班牙征服史的著作，以及各种类型的哥伦布传、麦哲伦传、科尔蒂斯传、皮萨罗探险故事，往往只受世界史业余爱好者的青睐。

　　历史研究追求的客观性，其实并不排斥对“偶然性”的探究。西班牙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分明取决于几个偶然事件：第一，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第二，1516年哈布斯堡家族的子嗣继承了西班牙王位，1519年这位西班牙国王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第三， 1532-1533年皮萨罗在南美洲库斯科掠夺大量黄金，引起欧洲人去新大陆淘金的热潮;第四、1571年在勒班陀围歼奥斯曼帝国庞大的舰队。

　　首先，西班牙王室支持哥伦布不是必然的，其次，哥伦布发现美洲不是注定的(因为要找的是印度和中国)。至于亚美利哥、科尔蒂斯的探险，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是冒险家碰运气的行为，到达目的地甚至意外“发现”，都是侥幸的。

　　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的外孙、不会讲西班牙语的卡洛斯(Carlos )1516年成为西班牙国王，这是特殊的政治因素促成的。三年后(151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辞世，卡洛斯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Charles V)，继承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等地的遗产。尽管后世指责他使用了行贿等手段。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是卡洛斯的爷爷，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是他的外祖父，恰巧舅舅没有登基，给他留着西班牙王位;恰巧父亲或者其他选帝侯未能登基，还给他留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宝座，这样的“巧合”在世界史上并非大概率的事件。查理五世脚下的帝国范围较广，在欧洲的位置有目共睹。这给西班牙带来了新机遇、新视野，实际上也改变了西班牙人的命运。西班牙国王名义上掌控大半个欧洲的事务，西班牙的精英们变得狂傲，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是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研究者往往只看到西班牙从美洲搜刮财富，其实它还依赖欧洲君主国(与哈布斯堡王朝有各种联系)。除了美洲金银，西班牙还从欧洲大陆和新大陆征税，还通过贸易获利。奥地利、尼德兰、那不勒斯等地的税收，让王室有足够的财力，改善军事装备，供应战争之需。这是西班牙人能够建立世界帝国的基础。单靠美洲的金银是不能满足西班牙政府需要的，研究者早有定论。西班牙的号召力，除了查理五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外，整个一世纪里尤其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1556-1598)两代君主，都以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为借口，把土耳其人作为基督教世界的共同敌人，号召欧洲国家支持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对抗奥斯曼帝国，是为全欧洲的安全作出牺牲(大概是这样的逻辑)。事实上，1520年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驻军中，西班牙军队占五分之一;1540年为哈布斯堡服役的军队中，西班牙军队不到六分之一。

　　菲利普二世1557年取得的第一次大的军事胜利(打败法国)，实际上由尼德兰的军官指挥，西班牙军队只占12%。尼德兰和意大利在最前线支持西班牙帝国。菲利普二世1559年6月远征杰尔巴失败了，第二年菲利普二世才开始在地中海建造海军舰队。西班牙人随时担心土耳其人会打过来，但奥斯曼帝国的舰队此后三年(1561—1564)没有出战，这给西班牙一个喘息的机会。后来的研究者发现，1561年奥斯曼帝国农业歉收，瘟疫流行，所以没有精力和西班牙军队在地中海打仗。还有，苏莱曼大帝(1520-1566)晚年国内遇到困境，他的几个王子之间争权，各省的分离主义者趁着这个机会大肆扩张势力，掀起反抗行动，帝国的政局不稳。

　　1571年10月发生的勒班陀战役，是16世纪地中海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但这场战役只是很偶然的一次伏击战。地中海史专家们认为，西班牙和欧洲天主教国家从这次意外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不多。那是因为，第二年(1572年)西班牙等盟国在地中海又打了败仗，1573年威尼斯退出天主教国家的同盟，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的胜利成果烟消云散。那几年真正得到和平，是法国、英国没有能力来和西班牙对抗了，西班牙的外部环境改善。1569-1574年之间，既有英国北部发生的男爵叛乱，也有法国的内战(1572年的圣巴托洛缪惨案为例)，欧洲多处不安宁。

　　成功取决于“人”而不是“国”

　　西班牙本土面积只有50万平方公里。这样一块地方，从祖宗那里继承的时候是支离破碎的，并不统一。通过伊莎贝拉女王和费迪南二世的努力，实现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国的合并(1479年)，又合力攻占格拉纳达，赶走穆斯林，完成除葡萄牙之外的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1492年)。查理五世时代既拥有神圣罗马帝国、撒丁岛、西西里岛、那不勒斯王国、尼德兰、弗朗什—孔泰，在美洲，拥有除巴西以外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在亚洲，拥有菲律宾，在非洲拥有突尼斯，成为引人注目的西班牙殖民帝国。

　　说到西班牙崛起，一般会提到，西班牙形成统一民族国家，有的学者甚至表述为：西班牙建立了强大的王权。理由是，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合并后采取了一些列加强王权的措施，强化了封建专制。举措包括：控制议会，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建立常备军(4万人)等。确实削弱了贵族势力，尤其地方机构改革后削弱了贵族对行政和司法的控制，但议会没有废止，仅仅是改组了国王的御前会议，增加了受过法律训练的专业人员。4万常备军，在同一时期的欧洲也不是最强的军事力量。

　　关键是，西班牙征服美洲，并非凭借整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是西班牙军队训练有素或擅长征服，而是科尔蒂斯和皮萨罗等人能够利用美洲帝国内部的矛盾和纷争。在征服过程中，如果没有印第安人部落武装的帮助，一些重要战事(如攻打特诺奇蒂特兰)可能会失败。不可否认，西班牙殖民者为了达到征服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背信弃义，贪婪狡诈，有阴谋也有骗局。而哥伦布、麦哲伦等人早期的远航，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并不是在“国家”的保护下进行的。

　　看历史不能忽视细节。西班牙政府支持冒险家们远航，但实际给予的物质资助很少。例如，哥伦布第一次远航时政府资助的是三艘船中的两艘，另一艘是哥伦布自己募捐的。第二次17艘船，1500人，政府支持比第一次多。第三次和第四次船少、人少，王室的支持有限。当然，西班牙政府提供一些囚徒、死刑犯给哥伦布当水手和船员，否则跨大西洋的航行不能完成。哥伦布的远航，从规模上和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任何一次都没法比。罗荣渠先生《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去向的对比与思索》(《历史研究》1992.2)一文中详细做了对比，其差距让人感叹。明朝的下西洋才是举国体制下的政府支持，相比之下，西班牙王室对哥伦布的支持显得可怜。

　　除了哥伦布，取得航海成就的还有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意大利航海家，受西班牙王室支持)、麦哲伦(葡萄牙航海家、受西班牙王室支持)、巴尔沃亚(西班牙本土的冒险家)、费尔南多·科尔蒂斯(西班牙本土的冒险家)、弗兰西斯科·皮萨罗(西班牙本土的冒险家)等。麦哲伦只有5艘船，260名船员。费尔南多·科尔蒂斯探险时有11艘船，500名士兵和100名水手，14门大炮和一些枪支，这也是攻打特诺奇蒂特兰的队伍和装备。1529年弗兰西斯科·皮萨罗的远航计划被西班牙王室批准(诏书封皮萨罗为骑士)，但国王只提供少数装备，其余费用皮萨罗自行解决。皮萨罗实际招募了100人(诏书许可招募250人)，到巴拿马又招募了80人，共有3艘船。皮萨罗南下寻找“黄金帝国”时只有十几名勇士是积极主动追随他的。

　　哥伦布、科尔蒂斯、巴尔沃亚、皮萨罗都被西班牙王室猜忌。在皮萨罗之前到巴拿马探险的巴尔沃亚(他是第一个看到太平洋的欧洲人)被总督佩德罗杀了。今天我们知道，America、San Salvador(圣萨尔瓦多)、Philippines(菲律宾)、the Pacific Ocean这些词都和开辟新航路有关，是西班牙的探险家的名字，或者由航海家发现并命名，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些人的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当然可以归结为他们的宗教狂热，追求黄金的欲望和动机等，但人类历史的进步，就是一次次面对陌生的未来，一次次突破自然屏障，靠大大小小的发现或发明，慢慢积累起来的。

　　从西班牙王国本身的发展来看，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并不是生产力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发展，而后自然实现的。伊莎贝拉女王的智慧、品质和远见，费迪南二世的魄力和才干，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文提到查理五世的侥幸，其实忽略了他的英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威名不能给西班牙本土带来好处时，查理五世选择了主动放弃皇帝宝座，回到西班牙。

　　至于菲利普二世的大智慧和执政能力，更值得大书特书。按照布罗代尔看法：菲利普二世总是满足于进行小规模战争，而不去冒大风险。布罗代尔说，“他身上就没有能够酝酿制定一项真正的十字军东征政策的思想和狂热的激情。因此，在地中海是一些列偶然事件迫使他做出一定努力，并没有高瞻远瞩的政策。”其实，恰恰是菲利普二世的冷静、沉思、盘算、权衡，善于听取群臣的意见，才使西班牙甚至整个西欧未陷入灾难。例如，勒班陀战役后，欧洲的天主教国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各种远征伊斯坦布尔的计划冒出来，菲利普二世没有参与这种疯狂的计划，故而避免了更大的祸患。

　　崛起过程中的国力耗散

　　跨大西洋两岸的帝国，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西班牙人做到了。显然，奇迹般的辉煌成果让西班牙缺乏准备。西班牙的例子，并不是崛起之后挑战大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另一种情形：崛起过程中就几面出击。西班牙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的大部分时间在战场上度过，四处发动战争。1494年开始与法国作战，为争夺意大利断断续续打了六七年的仗。1525年查理五世打败了法国，迫使法国与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和教皇国结盟。1534年查理五世干预盟国内部的争斗，获得全胜。1541年征服阿尔及尔的战争失败。1546年攻打德意志的新教联盟，1552年败于新教联盟。1567—1572年镇压尼德兰革命运动，处决尼德兰新教徒，许多显贵人物也被绞死，“奥兰治的威廉”逃往德国新教地区(1584年被暗杀)。

　　津津乐道的勒班陀海战，经过和结果是这样的：1571年西班牙率天主教联盟的舰队远征希腊，10月7日土耳其舰队和西欧舰队在希腊西侧的勒班陀海湾入口处相遇。西欧舰队很快把土耳其舰队围在海湾内。土耳其舰队230艘，西欧舰队208艘，火炮和火枪等武装比土耳其舰队占优势。一场恶战，最后，土耳其只有30艘帆船战舰逃脱，其余均被掳获，有的被盟军瓜分，有的被凿沉。土耳其死伤3万多人，被俘300人。西欧舰队虽然打败了奥斯曼帝国舰队，但损失不小，16艘战舰被损毁，伤21000人、亡8000人。问题是，勒班陀战役之后第二年西班牙就打了败仗，而土耳其人于1574年在拉古莱特和突尼斯取得胜利。当然，西欧舰队第一次打败土耳其人，扫除了长期以来的恐惧和自卑。土耳其人再也没有向地中海西部拓展。但勒班陀战役的胜利只是一场海战的胜利，不足以摧毁奥斯曼帝国在东部地中海地区尤其陆地上的优势地位。

　　西班牙除了与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展开消耗战，还卷入德意志的内部战争，尤其是与英国的战争(1588年)，损失了“无敌舰队”，从此一蹶不振。

　　西班牙国家的国力耗散，除了战争的靡费，还体现在社会组织涣散，社会凝聚力丧失，财富未能积聚，经历“暴发户”式的崛起，反而影响了本土的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判断，几乎是西班牙史研究的共识。很显然，由于美洲金银的吸引，许多西班牙人去美洲淘金。追求一夜暴富，没有人愿意老老实实从事生产劳动，西班牙农业生产萎缩。即使留在本土的生产者，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生产成本太高，无法维持生存。从16世纪下半叶起，西班牙手工业生产下降，比如，呢绒生产成本高，技术未能改进，无法与进口商品竞争。尽管殖民地需求在增长，但投资生产领域不划算，因为生产周期长。西班牙从劳动力低廉的国家进口商品，贴上西班牙制造的标签，运往美洲销售来赚钱。一方面，荷兰和英国成为生产基地，另一方面，西班牙高度依赖美洲殖民地，也依赖荷兰和英国。

　　在崛起的过程中，西班牙社会出现几个明显特征：其一，消费需求旺盛，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其二，整个社会追逐财富，轻视劳动，讲究排场，奢侈浪费，稍有点钱财和地位的人就雇佣仆人或家奴。西班牙社会到处是商人、包税人、经纪人、杂货商、小摊贩。其三，封建特权无处不在，官商勾结，腐败蔓延，走私猖獗。其四，由于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流浪人口增加，随处可见的是乞丐、强盗、窃贼、骗子、无赖、逃兵、妓女等。其五，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普通平民的生活成本太高。此外，统治者为了对付宗教上的异端，实行宗教迫害，例如1609-1610年驱逐摩尔人，使银行家、商人、技术人员流失。

　　尽管后来的研究发现，1500-1600年西班牙从美洲获取大约超过15万公斤的黄金，740万公斤的白银。问题是，这些财富连同对外贸易和欧洲大陆的税收，并没有让西班牙国富民强。相反，一部分财富被战争所消耗，一部分财富被浪费。弥补战争耗费就得借款，而花钱购买荷兰、英国的日用品，得到的金银又大量流失了，类似“沙漏效应”。西班牙拥有大约一个世纪的“优势地位”，最后在欧洲的战争中处于从属地位，所谓的世界帝国迅速萎缩。

　　西班牙突然变成一个大帝国，统治者的政策没有相应的调整，管理大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没有形成。畸形消费社会的出现，是由于政府层面没有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缺少合理的消费引导和利益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