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世博：从“人类的智慧”到全民性的“节日庆典”

　　从“人类的智慧”到全民性的“节日庆典”

　　结果，与桑原和赤堀等人的期望相反，将主题委员会苦思冥想出的世博会基本理念、主题和副主题反映到具体的场馆和展示中去的系统丝毫没有确立。如果硬要说的话，基本理念只不过是“空头支票”，统一主题仅仅是“宣传标语”，而副主题则经历了“脱胎换骨”。应该说，事实上的世博会场、纪念碑和场馆的制作是按照东京奥运会的清晰记忆，逐步被办成了全民性的“节日庆典”。

　　对这种转变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丹下健三等人打造的“庆典广场”和冈本太郎的“太阳塔”。一方面，丹下主张，“明确突出大阪世博会是世界人类的节日庆典这一意识，再加上这是首次在东方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谐之美、惊人、还有愉快”，载《世博会读本1968年版》，周刊《东洋经济》临时增刊，1968年)。然后，他将“庆典广场”放到了“节日庆典”的中心位置。

　　另一方面，冈本更激进地提出了世博会作为“节日庆典”的想法。例如，在和桑原武夫的对谈中，他说，“世博会是节日庆典。……我所说的节日庆典并不是要在庆典中做些什么，或者庆典后做些漂亮的事情，而是我认为其本质是绝对的消费。……我觉得博览会的性质并非是在其中学习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世博会的本质在于“惊讶和喜悦交织在一起，将过去的旧概念和科学知识抛开，把它们清除掉，是一种兴奋”(“对谈·发扬冒险精神”，载《朝日杂志》，1967年10月22日号)。

　　也许是受到了这种主张的影响，媒体也渐渐开始将大阪世博会作为世纪的“节日庆典”来宣传了。而且，作为制作人和艺术指导参与作为“节日庆典”的大阪世博会的策划的，不仅是丹下和冈本等人。所谓的“大师级人物”就不用说了，一直到60年代为止都在进行反体制活动的众多艺术家们也被动员去当了世纪“节日庆典”的艺术指导。这些问题都已经在拙著《博览会的政治学》(讲谈社学术文库，2010年)中提到过，在此就不重复了。总之，类型和立场各异的艺术家们的多样化活动作为一个整体，与将大阪世博会导演成宏大的“节日庆典”的潮流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就这样，基本理念和副主题都没有得到充分理解，只有“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这一口号生存了下来，而“不和谐”这一隐含的主题就不用说了，连“和谐”都几乎没被顾及，宣扬科学技术的“进步”的展馆占了大多数。实际的结果是，“国内的企业团体都很头疼，认为“在展示时，表现进步很简单，但表现和谐很难’。原本应该浅显易债地解释主题的副主题也很抽象难懂，……左思右想之间时间就到了。无奈之下，企业团体最后提交的展示内容全都是‘未来万岁’，一味强调进步，重要的和谐精神几乎没有涉及”(《朝日新闻》，1969年9月15日)。

　　还有一个问题是，“节日庆典”由谁来举办，又是为了谁而举办。大阪世博会不可能成为冈本太郎所主张的那种“惊讶和喜悦交织在一起”的庆典。例如，围绕原子弹爆炸的照片发生了一系列纠纷。原本计划在主题馆进行的原子弹爆炸展示由于政府和自治体插嘴说“过于逼真”而不得不更改了展示内容;而在地方自治体馆中，还发生了提及原子弹和战争的展示物被展馆方面单方面撤下的事件。日本馆的历史展示从明治时期直接跳跃到现代，借此抹去了战争记忆，还突出了“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二”这一经济增长成果。另外，对于在会场入口处呼吁署名和募捐的水俣巡礼团协会方面以禁止募捐和署名的规定为挡箭牌，甚至按住募捐市民的手进行制止。

　　“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这一主题也作为这种检阅和驱赶的根据加以使用。例如，对原子弹爆炸展示的策划提出反对意见的广岛市长在谈到反对展示的理由时说∶“原子弹爆炸资料的展示不符合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这一世博会的主题。”(《朝日新闻》，1967年10月20日)正如我前面论述到的那样，从主题委员会讨论的内容来看，这是完全相反的解释。“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这一主题后来就逐渐只有了这种语言上的效果。

　　本文节选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世博会与战后日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70年大阪世博会统一主题是“人类的进步与和谐(Progress and Harmony for Mankind)”。在序章里提到的电影《家族》中，去参观世博会的风见一家在会场入口处附近偶然遇见了伊王岛放高利贷的人。在离开故乡前不久，他曾色眯眯地纠缠过民子，民子趁机借了三万日元。当他发现民子后便跑过来威胁道∶“快还钱，如果乘夜逃跑的话我就告到警察那里去。”身陷窘境的民子不由自主地喊出的是下面这句话∶“你说的话真好笑。这里是人类进步与和谐的世博会会场啊!你这样也算是日本人吗?”

　　在这里，什么是“进步”和“和谐”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民子是连进入会场片刻都无法做到的贫苦百姓，就连她都把“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这一口号当成也许可以将自己从眼前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的某种咒语。当然，电影作品并不一定能正确把握那个时代人们的感情，但是对于不久之后通过寅次郎系列影片生动表现了对于日本民众来说何谓幻想的山田洋次眼光的准确性，我还是信任的。“收入倍增”反映在了经济高速增长初期日本人的意识中，与此类似，“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这一口号在经济高速增长完成阶段的日本人的集体意识中也都有所反映。

　　不过，负责起草世博会统一主题的委员会当初进行讨论的内容，并不能完全归纳为“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这一漂亮的口号。

　　BE全体大会正式决定由大阪举办1970年世博会是在1965年9月，同样是在这个月，由日本政府设立的大阪国际博览会准备委员会(世博会协会的前身)成立了负责起草大阪世博会统一主题的主题委员会。委员长为茅诚司，副委员长为桑原武夫，委员中有井深大、大佛次郎、贝冢茂树、曾野绫子、丹下健三、松本重治、武者小路实笃、汤川秀树等重量级人物。这些人于同年9月1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10月5日、20日、25日又频繁召开委员会，逐步确定统一主题。统领这一群人的是桑原，他用高超的笔法将委员们用头脑风暴的方式提出的想法和意见加以总结归纳。如今，委员会的速记录作为《日本万国博览会官方记录·资料集别册》的一卷而留存了下来，读几遍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些委员们在讨论中对70年代以降的日本和世界的前途提出了在当时来说可谓出类拔萃的卓见。

　　例如，桑原在会上曾经多次主张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某种温和的多元文化主义。1940年，原本应该为了庆祝“纪元2600年而举行的东京世博会的主题是“东西文化的融合”。但是，桑原说，到了1970年，这种“东洋”对“西洋”的划分已经不成立了。

　　比起美国来，印度在科学、政治、生活水平等各方面都处于劣势，这是客观事实。但我们不能说因为印度没有过美国式的生活，没有美国那样的科学所以不行，也不能说因为它没有像俄国那样共产主义化所以不行，而是必须站在印度有它自己自古以来的文化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印度的事情应该由印度人自己去思考，虽然我们个人嘴上说说不要紧，但是日本、美国、苏联作为国家不应该提出让印度更快地发展科学之类的意见。我认为，印度的文化也好，中国的文化也好，朝鲜的文化也好，美国的文化也好，非洲的，比如加纳也好，它们都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应该承认这种多样性，并各自做出相应的努力，然后根据情况获得进步或是发展。(第一次主题委员会)

　　在接受了桑原上述观点的基础上，作为大阪世博会应该主打的核心概念，主题委员会首先关注的是松本重治提议的“Light from Anywhere(光从四面八方来)”。这是针对一般所说的“光从东方来”或“光从西方来”而言的，其中包含了对试图将西欧的现代普遍化的西欧中心主义思维的明确批判。

　　人类的智慧——战胜不和谐

　　桑原等人在主题委员会上反复议论的另一个内容是，对于20世纪社会所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人类的智慧应该如何应对?在此特别突出的两个问题是∶科技文明所带来的困惑，以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纷争。我下面想再次引用一段桑原的发言。

　　世界一片灰色，是极端糟糕的地方，如果只看到这一点，只盯住这一点看的话，就会确定世界不好，就会觉得，这个不好的世界会变好吗?这样一来，悲观主义应该就会变成虚无主义，但我们还是相信这种智慧的存在，这种智慧的存在会拯救人类的未来。(第三次主题委员会)

　　反复阅读主题委员会的议论内容就会发现，引领着大方向的确实是桑原。不过，出席会议的很多委员都想将对20世纪世界的危机意识反映到大阪世博会的主题中去。例如，关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问题，汤川秀树就说∶“最近自从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急速发展，又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他还强调，大阪世博会不应该仅仅赞扬科学，而必须采取不同的做法。另外，下面这个观点也被提及了若干次∶在越南战争越发激烈的这个时代，对东西冷战和南北差距增大的问题意识也应该以某种形式反映到大阪世博会的主题中。

　　问题是用什么样的言辞来表现这种问题意识。为了概括对人类经历的困难以及迸发出的矛盾的危机意识，委员会采用了“不和谐”这个词。对一连串的议论加以整理并草拟出基本理念的桑原说明道，当初他自己也将草案中用“矛盾”一词表现的部分都换成了“不和谐”。其理由是，“矛盾这个词，如果说到世界上的矛盾的话，就有一种日语的语感，好像有的国家有，有的国家没有。而不和谐是一个温和的词，因为和谐是一个温和的词，即使在它前面加个不，也不尖锐。而矛盾就感觉太强烈了”。他还说明道，另外“矛盾”一词还稍微带有点马克思主义的语气，他们想避免被误认为有这种倾向。

　　因此，在大阪世博会的构想中，主题委员会最为重视的是如何克服当今人类面临的“不和谐”。他们想出的大阪世博会原本的主题重点在于“不和谐”而不是“和谐”。而且，委员会还一致认为，克服这种“不和谐”的关键在于“人类的智慧”，这也是“ Light from Anywhere”中的“Lght”的内涵。实际上，当时最有希望成为统一主题的方案是“人类的智慧(Man and their Wisdoms)”。

　　众所周知，自那时起大约三十年后，中泽新一等人起草的爱知世博会的统一主题是“自然的睿智(Nature’s Wisdom)”。“人类的智慧”和“自然的睿智”。隔了三十年的岁月，桑原武夫和中泽新这两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构想出了极其类似，却又在某个方面形成鲜明对比的世博会主题，这件事非常有意思。

　　不过，“人类的智慧”这一主题方案存在一个缺点。预定于大阪世博会的三年前举办的蒙特利尔世博会的统一主题就是“人类与世界(Man and his World)”。“Man and their wisdoms”这一主题和蒙特利尔世博会的主题过于相似，很可能有人会说“日本人又在模仿了”之类的话。因此，有必要想出一个既包含大家讨论过的内容，又和其他世博会的主题不太类似的主题。

　　“人类的进步与谐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想出来的。大家认为，这一主题将原来提出的“不和谐”包含在了“和谐”中，“智慧”则包含在了“进步”中，含义更广。渐露疲色的委员们全体一致通过了该方案。

　　但是，“人类的智慧”和“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这两个主题在受众的印象中是大不一样的。当初提出“人类的智慧”这个主题时，议论的核心是将“现代的不和谐(矛盾)与(靠)人类的智慧(来拯救)”作为主题，在这点上大家意见是一致的。另外，大家还有一种认识，那就是“人类的智慧”绝不是单数形式，而是复数形式，而且它不是仅从西方或是东方来，而的的确确是来自四面八方(Any where)。由于有了这种基本认识，即使将可能会给人以消极印象的词推后到背景的位置，“人类的智慧”这个词仍然表现出了对现代的批判意识

　　然而，如果改成“人类的进步与和谐”的话，由于“进步”一词的积极意义过于强烈，其他词就只能对“进步”一词起到补充作用，原有的批判性含义几乎消失殆尽。不过，即便如此，基本理念的文案几乎原封不动地沿用了桑原的原稿，并留存了下来，文中清楚地铭刻着委员会对世界的下列认识，这构成了他们议论的基调，

　　观察世界现状时，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尽管人类有过光荣的历史，但他们正在为众多的不和谐而苦恼。由于技术文明的高度发展，现代人类正在经历整个生活上的根本变革，但其中产生的众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且，世界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均衡，地区之间的交流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明显不够，不仅如此，还经常会失去理解与宽容，产生摩擦和紧张。就连科学和技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就有可能立刻将人类自身引向毁灭。

　　面对这样的今天的世界，我们仍然相信，能够打开人类未来繁荣局面的智慧是存在的。而且我们相信，这种智慧之光的存在不局限于地球上的某一地区，而是闪耀在所有有人类存在的地方。这种具有多样性的人类智慧如果能有效地进行互相交流和刺激，就能产生更高层次的智慧，并通过不同传统之间的理解和宽容，给全人类带来通往更好生活的和谐发展。(《朝日新闻》，1965年10月21日)

　　这是一篇名文。假如战后的知识分子觉得大阪世博会还多少有点魅力的话，应该就是因为世博会的出发点包含着对上述理念的深深向往。文中包含着一种强烈的讯息，即在二战后的后殖民主义背景下，虽然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如核能和公害等科学技术的负面效果、东西冷战和地区纷争、人种之间的对立，等等，但还是应该相信人类的复数形式的“智慧”能够克服这些“不和谐”。这种认识明显与下面将会提到的本土性或者说民族性的庆典式理念不同。

　　然后，基于上述理念，到1966年春天为止，除了桑原等人之外，还有梅棹忠夫、小松左京、川添登、开高健、堤清二、中根千枝、永井道雄等人参加的专门调查委员会确定了四个副主题，分别是“人类自身——追求更健康充实的生命”、“人类和自然——追求更丰富的自然利用”、“人类和技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设计”、“人类和人类——追求更深的相互理解”，并商量着要将它们作为世博会展示和活动的支柱。

　　基本理念只不过是“空头支票”?

　　当代的重量级知识分子齐聚一堂并费尽心思设计出的基本理念、主题和副主题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到了实际的会场规划和展示中去了呢?在主题委员会中，有不少委员认为应该在世博会场的关键地点设立若干座聚焦于主题和副主题的场馆，以引领整个会场的形象。曾任副主题专门调查委员会委员长的赤堀四郎这样说道∶

　　为了充分发扬现在的基本理念，需要建几个主题馆。虽然主题是四个，但我认为主题馆应该不止四个，要多得多。要制定具体的计划，确定往场馆里放入什么东西，然后根据放入东西的内容，有些东西邀请各国提供，有些则由日本自己负责提供。(第六次主题委员会)

　　好几位委员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比如“还要拜托其他国家提供给某个场馆切合这个主题的，或者即使不切合，至少也是以其为照的某些东西，如果不这样的话，如果只是听凭对方意见的话，就不可能实现这个主题”(驹村资正)，等等，大部分委员都主张应该强烈地突出基本理念作为指导方针。桑原也说∶“具体数量不好说是十座或者是二十座，但是至少必须建造多座(直接表现基本理念的展馆)”。

　　对于上述主张，世博会协会的新井真一事务总长说道∶“主题委员会的基本工作……是否建造主题馆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售后服务，……不知道下面的话说得对不对，我觉得，副主题委员本来的使命是引导‘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这一主题与展示相结合。关于其实现方式，如果要建主题馆的话，可以作为一种建议，他们应该这样想。”这个发言有点意思不清，论点模糊。是不是想说委员们对展示内容说三道四其实是一种越权行为呢?

　　世博会协会的最高审议机构——常任理事会也讨论了如何将统一主题和副主题体现到现实的世博会展览中去，但由于前面提到的主题委员会和常任理事会的成员组成完全不一样，而且协会事务局也没有积极地充当两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因此主题委员会的委员们的想法并没有正确地传达给常任理事会。

　　不仅如此，协会事务局在常任理事会上还有意识地遮蔽了赋予主题以实质性内容这一主题委员会的全体意见，并试图将讨论诱导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即仅仅将主题和副主题作为“空头支票”提出来，而将实质性的场馆建设和展示计划与主题割裂开来，委托给专业的制作人。从大阪商工会议所进入协会事务局的里井达三良的下列发言清楚地表明了协会方面的这种想法。

　　(主题委员会)担心自己主张的这种精神(基本理念和主题)究竟能否在主题馆中体现出来，赤堀先生和各位委员都非常担心。他们说，想要再往前走一步，以便能看到这个主题确实体现在场馆中了。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制作人的阶段了。也就是说，他们还想兼任制作人。作为我们协会事务局来说，想请他们在现阶段就收手，在实际中具体表现主题的工作就让协会来做吧。(第六次常任理事会)

　　顺便说一下，以会长石坂泰三为首的常任理事会未必会对主题委员会的提案持否定态度。为了说明主题委员会得出的结论而出席常任理事会的桑原，在说明了一连串副主题的宗旨后曾呼吁说，要在国家和协会的主导下建设多个对应各副主题的“模范”展馆，并得到了石坂“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是日本的骄傲”的许诺。然而，在另一次常任理事会上，当谈论到如何表现主题和副主题这个问题的时候，协会事务局长新井真一却说了下面这番话，模糊了议论的焦点。

　　比如说有一个叫庆典广场的地方，大家都会聚集到这里欢闹，我们可以将这里也视为一个主题馆。我们确定制作人的时候要将这点考虑在内，当然，也不是一下子确定所有的制作人。如果有设施能表现主题的话，那它也是主题馆，这样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就可以留有余地……(第十三次常任理事会)

　　如果主题委员会的委员们听到上述发言的话，会作何反应呢?的确，常任理事会的理事们并没有参加主题委员会，因此两者之间有认识上的差距，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是，事务方面的人员原本就应该出席有关主题的所有委员会，并负有协助委员会落实议论和结论的职责。这样看来，事务方面的干部们反复进行上面这样的发言也可以说是一种有意识的背叛行为。在这种略显混乱的议论中，连协会会长石坂泰三自己都说∶“我不太明白主题馆的范围和定义。”

　　从“人类的智慧”到全民性的“节日庆典”

　　结果，与桑原和赤堀等人的期望相反，将主题委员会苦思冥想出的世博会基本理念、主题和副主题反映到具体的场馆和展示中去的系统丝毫没有确立。如果硬要说的话，基本理念只不过是“空头支票”，统一主题仅仅是“宣传标语”，而副主题则经历了“脱胎换骨”。应该说，事实上的世博会场、纪念碑和场馆的制作是按照东京奥运会的清晰记忆，逐步被办成了全民性的“节日庆典”。

　　对这种转变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丹下健三等人打造的“庆典广场”和冈本太郎的“太阳塔”。一方面，丹下主张，“明确突出大阪世博会是世界人类的节日庆典这一意识，再加上这是首次在东方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谐之美、惊人、还有愉快”，载《世博会读本1968年版》，周刊《东洋经济》临时增刊，1968年)。然后，他将“庆典广场”放到了“节日庆典”的中心位置。

　　另一方面，冈本更激进地提出了世博会作为“节日庆典”的想法。例如，在和桑原武夫的对谈中，他说，“世博会是节日庆典。……我所说的节日庆典并不是要在庆典中做些什么，或者庆典后做些漂亮的事情，而是我认为其本质是绝对的消费。……我觉得博览会的性质并非是在其中学习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世博会的本质在于“惊讶和喜悦交织在一起，将过去的旧概念和科学知识抛开，把它们清除掉，是一种兴奋”(“对谈·发扬冒险精神”，载《朝日杂志》，1967年10月22日号)。

　　也许是受到了这种主张的影响，媒体也渐渐开始将大阪世博会作为世纪的“节日庆典”来宣传了。而且，作为制作人和艺术指导参与作为“节日庆典”的大阪世博会的策划的，不仅是丹下和冈本等人。所谓的“大师级人物”就不用说了，一直到60年代为止都在进行反体制活动的众多艺术家们也被动员去当了世纪“节日庆典”的艺术指导。这些问题都已经在拙著《博览会的政治学》(讲谈社学术文库，2010年)中提到过，在此就不重复了。总之，类型和立场各异的艺术家们的多样化活动作为一个整体，与将大阪世博会导演成宏大的“节日庆典”的潮流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就这样，基本理念和副主题都没有得到充分理解，只有“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这一口号生存了下来，而“不和谐”这一隐含的主题就不用说了，连“和谐”都几乎没被顾及，宣扬科学技术的“进步”的展馆占了大多数。实际的结果是，“国内的企业团体都很头疼，认为“在展示时，表现进步很简单，但表现和谐很难’。原本应该浅显易债地解释主题的副主题也很抽象难懂，……左思右想之间时间就到了。无奈之下，企业团体最后提交的展示内容全都是‘未来万岁’，一味强调进步，重要的和谐精神几乎没有涉及”(《朝日新闻》，1969年9月15日)。

　　还有一个问题是，“节日庆典”由谁来举办，又是为了谁而举办。大阪世博会不可能成为冈本太郎所主张的那种“惊讶和喜悦交织在一起”的庆典。例如，围绕原子弹爆炸的照片发生了一系列纠纷。原本计划在主题馆进行的原子弹爆炸展示由于政府和自治体插嘴说“过于逼真”而不得不更改了展示内容;而在地方自治体馆中，还发生了提及原子弹和战争的展示物被展馆方面单方面撤下的事件。日本馆的历史展示从明治时期直接跳跃到现代，借此抹去了战争记忆，还突出了“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二”这一经济增长成果。另外，对于在会场入口处呼吁署名和募捐的水俣巡礼团协会方面以禁止募捐和署名的规定为挡箭牌，甚至按住募捐市民的手进行制止。

　　“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这一主题也作为这种检阅和驱赶的根据加以使用。例如，对原子弹爆炸展示的策划提出反对意见的广岛市长在谈到反对展示的理由时说∶“原子弹爆炸资料的展示不符合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这一世博会的主题。”(《朝日新闻》，1967年10月20日)正如我前面论述到的那样，从主题委员会讨论的内容来看，这是完全相反的解释。“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这一主题后来就逐渐只有了这种语言上的效果。

　　本文节选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世博会与战后日本》，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