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外国官员怎样住房子？

 　　在国外，是不是官大住的房子也就大呢?不见得。乌拉圭现任总统穆希卡至今都没有房产，不仅如此，他甚至连存款、银行账户都没有，就一辆出厂已经23年的小破汽车还是老婆名下的。他月薪1万多美元不算低了，可大部分都捐出去了。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坚决不收企业的政治献金，也不举行献金酒会，他当国会议员的全部收入，都用于从事政治活动和支付秘书们的工资。因此，他虽然当过厚生劳动省大臣、副首相兼财务大臣等高官，但在生活上一直比较清贫，因为没有余钱买房，一家人长期租住一套公寓生活，只在当首相的时候入住过首相府，在国民中有“清廉”的好印象。

　　外国首脑里最典型的“贫困户”当属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他原来是个律师，按理说生活水平应该不会差。但糟糕的是，他因三次离婚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于是这位经济强国的大管家自己家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德国政府本来给他提供了一座豪华别墅，但不能白住，是要交租金的。施罗德拿不出，无奈之下只好租了个离办公室近点的只能放一张双人床的小公寓和现任老婆一起住，周末孩子回来只好临时支个行军床凑合着睡。当然，上述情况并不普遍，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官员住房腐败现象屡见不鲜。那么，外国官员是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呢?国外在防止住房腐败方面又有哪些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没听说苏里南有住房腐败

　　我曾任中国驻苏里南大使，有机会到过当时的苏总统、副总统、议长、部长、国会议员等政要家中，有的还去过多次。就我亲眼观察，没有发现他们有住房腐败，当地也没有人议论官员有住房腐败。

　　苏里南任何官员的住房都由自己解决，即使贵为总统，国家也不会管他的住房。总统住在自己家里，而不是住在总统府，跟所有上班族一样，每天上下班。现任总统鲍特瑟的家和中国、美国、印度、荷兰等国的大使官邸在同一条路上，都位于苏里南河边。离苏里南华人侨领迟玉基的家不远，但迟家有价值10多万美元的豪华游艇、有高档豪华奔驰轿车，这些东西总统家里可都没有。

　　相比之下，无论是迟家，还是几位大使的官邸，房屋都要精致些，装修也要考究得多。我第一次到总统家时，他还只是反对党主要领袖、国会议员，虽赢得了总统大选，但离就职还有一段时间。他虽然30出头就是国防军司令，20世纪80年代是苏里南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但我很奇怪，苏里南常年气温30多摄氏度，等于天天是夏天，他家400多平方米的房屋，整个一楼，包括会客厅在内，当时竟然连空调也没有。

　　前总统费内西安的家我去过多次，他当总统时，我向他递交了国书。他的家连一般有钱人的家都比不上，没有院落，客厅对着大街，刚好可并排停几辆车，看不到花卉果树、茵茵绿草，家里陈设极为简朴，没有高档的东西。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是，家门前的旗杆上飘着一面苏里南国旗，旗下面有苏里南军人站岗。下台后，轮到新总统鲍特瑟家挂国旗，费内西安家不仅国旗不能挂了，军人站岗的待遇也没有了。现在是他自己掏钱请保安公司的人看家。

　　费内西安当总统时，家中失火，房子和财产烧个精光。有意思的是，当地华人华侨家中发生火灾，侨界往往伸出援手，你捐500美元，他捐1000苏元(2000元人民币)，受灾之家得个几万上十万人民币的捐助一般不成问题。但费内西安当时身为总统，他哪里敢收人家捐的钱?如果收了，搞不好就有人会告他收受贿赂，而那些想帮助他的人也不方便帮他，因有行贿之嫌!所以，费内西安家中受灾，一方面只能自己扛着，顶多让亲戚帮点忙;另一方面，重新盖房还必须在阳光下进行，买材料、请人施工，注意一是一、二是二，单据票证保管齐全，防止有人说他占便宜。

　　更让人吃惊的是，现任苏里南驻中国大使洛依德·皮纳斯在自己的国家没有房子，他回苏里南开会、述职或探望父母，只能住旅馆。为什么会这样?因他中学毕业后就到中国安徽大学留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然后在中国谋生，娶了个来自南斯拉夫、同样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太太，生下2个千金，也在中国上学。他一直待在中国，直到2011年被任命为驻中国大使。他虽然是苏里南最重要的驻外大使之一，但苏里南政府不会管他有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住房补贴。

　　萨灸担任副总统期间，家里发电机坏了，需要换台新的。他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来，他在家中也接待客人，也是公务，所以更换发电机应由公家买单。消息传到议会，反对党鼓噪反对，执政党内也有不少人认为理由不能成立，萨灸最后不得不自掏腰包。

　　严格说来，上文所说的苏里南没有住房腐败，是说在官员住房问题上没有制度性的腐败，非制度性的腐败还是有蛛丝马迹的。2011年年初，一位部长太太找到中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说她家要修围墙等，请推荐一家中国公司，并请报个价。后来，商务参赞来电话说，不知什么原因，华人华侨知道了这个消息，几个人追着打电话给商务参赞，说部长修围墙之事，请使馆不要再过问了，由他们搞定就是了。后来，部长太太没再找使馆，部长家该要搞的基本建设也很快完成了。一些华人华侨不请自来，“乐于助人”，使馆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这并非苏里南的制度本身有什么问题，恰恰相反，如真有猫腻，一经披露，当事官员很可能就此身败名裂。

　　津巴布韦官员住得最好

　　2006~2009年，我担任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津巴布韦好房子、大房子很多，仅首都哈拉雷，就有4000多户居民的家中带有游泳池，绝大多数人家都是独门独户，家中有庭院，有花园，有果木，房子占地面积在首都几百、上千、几千平方米都不稀奇，住房面积几百平方米、上千平方米也不稀奇。一家拥有2处房产、多处房产的不在少数。很多房子是白人盖的，以前属白人所有，但现在好房子、大房子基本上都在黑人高官手上。

　　黑人高官不仅在城内有好房子、大房子，而且在乡下拥有农场。官越大，农场越大。拥有上千公顷、上万公顷、几万公顷农场的高官不在少数，农场中自然有好的住房。津巴布韦议会执事(相当于秘书长)祖玛的农场里有几头土生土长的长颈鹿，没有足够大的生态圈，长颈鹿繁殖不下去。

　　我曾应津巴布韦国家安全部长穆塔萨邀请，到他的农场做客，他陪我在他的农场转了一个圈，我亲眼见到一大群野牛，怕有几十上百头。白人原来所有的这些农场，怎么会到黑人手上呢?这是土地革命的结果。津巴布韦独立后，大部分土地仍然在白人农场主手上，穆加贝总统认为这太不公平，于是发起土地革命，迫使白人农场主把土地交出来。因此，一些高官通过土地分配，既在城内有房产，又在乡下有农场。

　　津巴布韦国防军司令奇文佳上将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他多次邀我到他的农场做客。他的农场既种烟，又种花卉，还种蔬菜。他在首都一个著名的高尔夫球场内的一个制高点上，盖了一座别墅，球场内绿草如茵，别墅坐落在绿草之中，野猪、羚羊、狒狒、角马等野生动物在别墅周围时常出没，头上蓝天白云，走出房门就可以打高尔夫球，拿起钓竿就可以到球场内的池塘垂钓，真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

　　津巴布韦前驻中国大使穆南加格瓦也曾邀我到他的农场做客。在我看来，他的农场数千公顷，够大了。想不到他对我说，穆加贝总统很关心他，认为他的农场不够大，又给他增拨了数千公顷。因为津巴布韦规定一家只能拥有一个农场，所以增拨的农场登记在这位前大使十来岁公子的名下。我当时听得目瞪口呆。

　　空军政委邓昌友上将访问津巴布韦时，津方有人问及他在北京的住房面积，将军回答200平方米左右。想不到对方死活不相信，连声对我说：只有200平方米，在哪里种花?在哪里养狗?

　　当然，也有高官房子不大的。津巴布韦总理茨万吉拉伊喜欢在家里的草坪上与使团见面，因种种原因我也单独到他家见面多次。相对来说，他家就比较破旧简单，就是一个普通百姓的水平。原因无他，他长期是反对党领袖，经常坐牢，我离开津巴布韦时，他时来运转，担任了朝野两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总理，但时间很短，在高官的位子上屁股还没有坐热。

　　当时，有一对来自反对党的夫妻，丈夫马可尼出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他妻子出任公共工程部部长，我曾特意问他们，按照津巴布韦政府规定，按照他们的级别，完全可以申请分配大农场，他们打算申请吗?他们回答：不打算申请，因为他们认为分配方案不合理，应该按人口，而不是按权力大小、职务高低来分配，如果他们分到了土地，他们就不好说话了。

　　津巴布韦官员房产多、好房多、农场多，并非官员个人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结果，而是“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结果。世纪之交，许多白人担心前途没有保障，一方面放弃农场，另一方面抛售在城里的房产，以移民他国，由此导致房价低廉，不仅高官，就是津巴布韦普通的华商，也乘机低价买到了不少好房子。津巴布韦官员按规定既可以在城里经商，又可以经营农场，因此，一到周末，高官们都驱车下乡，打理他们的农场去了。这反过来又使得他们有实力保住和扩大他们在城里的豪华住房。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津巴布韦不少老百姓对此牢骚满腹。

　　预防官员住房腐败的常见手段

　　在国际政坛，官员住房腐败现象屡见不鲜，如何防患于未然，阻断权力与私利之间的相互输送，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课题。

　　——确立高官公寓面积标准。2005年，法国总理拉法兰宣布，改变政府高官的住房补贴规定，国家资助的部长公寓最大面积限定为80平方米，部长家庭中每增加一个孩子，房屋的面积可以扩大20平方米，而超标面积的住房费用必须由部长本人承担。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法国部长们的“居住标准”。

　　法国政府是针对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长埃尔韦·盖马尔豪宅丑闻而出台这一标准的。同年早些时候，盖马尔在舆论的抨击之下，被迫宣布放弃一所政府资助的豪宅的使用权，这所豪宅位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黄金地段，高两层、面积达600平方米。

　　——离职官员必须搬出官方用房。美国、法国、德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总统，英国首相，法国、德国、印度等国的总理，下台了，必须无条件搬出官方用房，腾出用房给继任者。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下台的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以及英国首相，分别搬出白宫、克里姆林宫、唐宁街10号，上台的接着搬进去。任何搬进去的人，都要有思想准备，任期满了后必须搬出来。

　　以日本为例，政府提供给官员居住的地方在日本被称为公邸。在日本，除首相外，众、参两院议长，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院院长，审计长等人，也拥有公邸。另外，各县知事也有公邸。但上述公邸都是随职务的变动而变动的，离职了就要搬出来。日本的常务副部长以下，住房都要自己解决。日本的国会议员有所谓的宿舍，面积不大，只限于议员自己居住、办公，不能用来干别的，如果落选了，就要退房。

　　——禁止钻住房补贴的空子。不少国家没有“官邸”，政府不为官员提供公寓，而是由官员自行解决住房问题，国家提供一定的住房津贴。比如，全球清廉指数连续6年排名第一的新西兰，该国部长一周有5天、国会议员一周有至少3天需要在首都惠灵顿工作，住房补贴旨在保证他们顺利开展工作。根据目前的规定，按照租住一套中等偏上住宅的市场价格，自行解决住房问题的政府部长每年领取的住房补贴不得超过3.75万新西兰元(约合19万元人民币)，如果部级官员在首都工作期间选择住宾馆，其实际支出费用由政府支付，但金额不得超过每年3.75万新元的最高标准。国会议员的住房补贴则大致在每年2.4万新元。

　　在不少实行住房补贴的国家，部级官员、国会议员在使用政府补贴方面都要受到严格监督。例如，2008年11月，比尔·英格利希出任新西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此前，英格利希是国会议员，他的议员选区在南岛南部小镇迪普顿，于是他将自己在议会工作时间之外的家庭主要居住地申报为迪普顿，每年以此领取议会提供的住房补贴。事实上，他近年来绝大部分时间均居住在惠灵顿的一幢自有住宅内。

　　英格利希从反对党国会议员摇身一变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后，按规定，他理所当然可以领取更多的住房补贴。他虽然仍然住在原来的自有住宅内，不过每周领取的住房补贴比原来多出数百新元。此事受到媒体注意，新西兰《自治领邮报》于2009年7月予以披露，称虽然英格利希的做法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但让公众觉得有“钻政策空子”之嫌。在舆论的压力下，英格利希很快将多领的住房补贴退还政府，并宣布虽然按规定他可以领取住房补贴，但今后将不再领取。受此事件影响，新西兰其他部级官员和国会议员也纷纷自查是否在领取住房补贴方面有违规行为，有的自觉减少了住房补贴的领取金额。

　　——自行购房必须申报。例如，在上述国家，官员和国会议员自行购买房产属于个人和市场行为，德国官员有选择自己住房的权利，只要是自己合法的收入，愿意租住或购买什么样的房子都可以，但需如实申报，更不能以权谋房，一旦官员在房子问题上的违规行为被发现，往往意味着十分严重的后果。

　　德国税务部门执法严格，对官员包括房产在内的资产和收入能起到主要的监督作用。此外，无处不在的媒体更是德国官员日常生活的放大镜。2012年2月17日，时任德国总统武尔夫发表辞职声明，起因就是房子。2011年12月，德国极具影响力的媒体《图片报》爆出重磅新闻，披露武尔夫2008年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期间获得了一大笔低息贷款用于购房，更为严重的是，据称武尔夫曾威胁媒体不要报道其财务交易。《图片报》将此事曝光后，武尔夫也就不得不辞职了。在德国，公职人员的个人生活几乎是完全透明的。因此，官员如果在房子的问题上玩猫腻，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房产交税任何官员没有例外。许多国家设有房产税，瑞典外贸大臣博雷柳斯因逃避房产税而丢掉了乌纱帽。2006年，瑞典报纸报料说，博雷柳斯与丈夫拥有一座价值680万瑞典克朗(约92万美元)的避暑别墅，但他们通过英国泽西岛一家公司购买这座别墅，以逃避瑞典的高额房产税。

　　瑞典人缴纳税款占收入的比例在世界上排在前列，高税收保证了国家完善的福利制度，民众理所当然期望政府官员以身作则，因此，博雷柳斯逃税在瑞典引起广泛的不满。博雷柳斯因此就逃税一事向公众道歉，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宣布了博雷柳斯辞职的消息。

　　——对以权谋房的高官照样查处。1989年5月，美国众议院议长吉姆·赖特被媒体揭露，他的房租是商人乔治·马利克出的，他还接受了后者“免费用车”等待遇，其总价值达14.5万美元。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指控说，“这无异于马利克的变相送礼”，严重违反了不能超过100美元礼品上限的规定。这成为吉姆·赖特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7年2月5日，《中国日报》报道，以色列国家审计长办公室2月4日透露，他们已经向总理奥尔默特提交了一份报告，表示要调查一起可能与总理有关的腐败案。有消息说，奥尔默特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了位于耶路撒冷的一套房子。后来，奥尔默特涉嫌腐败被迫下台。

　　2011年5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之子李时炯和青瓦台警护处共同购买了首尔市瑞草区内谷洞的3块地皮，瑞草区是首尔有名的富人区。不久质疑声四起，矛头主要指向在李明博借儿子之名购地以及购地过程中是否存在损公肥私现象。韩国特别检察官小组2012年10月25日还就此事件专门对李时炯展开调查。事件经媒体报道发酵后，李明博一家决定放弃购地计划，但韩国政坛、媒体以及公众的质疑并未就此停止。

　　——海外房产监督受重视。除官员的国内房产等财产得到监督外，海外房产也开始成为一些国家监管官员财产的新方向。例如，2012年8月，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四大党派的几名议员联名提交议案，要求严格禁止本国官员和议员拥有海外资产，违者将被处以500~1000万卢布罚款，或者5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2011年俄官员财产申报的情况看，有100多名官员承认在海外拥有房产，例如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在阿联酋、奥地利和英国均拥有房产，俄副总理兼北高加索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赫洛波宁在意大利拥有住宅和一处面积超过8000平方米的地皮。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禁止海外资产的议案得以通过，俄官员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出售海外资产，关闭海外账户。一些人认为，这是具有革命性的提案，既可以预防腐败，也可以防止俄官员因在海外拥有资产受到他国势力的影响。

 　　在国外，是不是官大住的房子也就大呢?不见得。乌拉圭现任总统穆希卡至今都没有房产，不仅如此，他甚至连存款、银行账户都没有，就一辆出厂已经23年的小破汽车还是老婆名下的。他月薪1万多美元不算低了，可大部分都捐出去了。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坚决不收企业的政治献金，也不举行献金酒会，他当国会议员的全部收入，都用于从事政治活动和支付秘书们的工资。因此，他虽然当过厚生劳动省大臣、副首相兼财务大臣等高官，但在生活上一直比较清贫，因为没有余钱买房，一家人长期租住一套公寓生活，只在当首相的时候入住过首相府，在国民中有“清廉”的好印象。

　　外国首脑里最典型的“贫困户”当属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他原来是个律师，按理说生活水平应该不会差。但糟糕的是，他因三次离婚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于是这位经济强国的大管家自己家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德国政府本来给他提供了一座豪华别墅，但不能白住，是要交租金的。施罗德拿不出，无奈之下只好租了个离办公室近点的只能放一张双人床的小公寓和现任老婆一起住，周末孩子回来只好临时支个行军床凑合着睡。当然，上述情况并不普遍，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官员住房腐败现象屡见不鲜。那么，外国官员是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呢?国外在防止住房腐败方面又有哪些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没听说苏里南有住房腐败

　　我曾任中国驻苏里南大使，有机会到过当时的苏总统、副总统、议长、部长、国会议员等政要家中，有的还去过多次。就我亲眼观察，没有发现他们有住房腐败，当地也没有人议论官员有住房腐败。

　　苏里南任何官员的住房都由自己解决，即使贵为总统，国家也不会管他的住房。总统住在自己家里，而不是住在总统府，跟所有上班族一样，每天上下班。现任总统鲍特瑟的家和中国、美国、印度、荷兰等国的大使官邸在同一条路上，都位于苏里南河边。离苏里南华人侨领迟玉基的家不远，但迟家有价值10多万美元的豪华游艇、有高档豪华奔驰轿车，这些东西总统家里可都没有。

　　相比之下，无论是迟家，还是几位大使的官邸，房屋都要精致些，装修也要考究得多。我第一次到总统家时，他还只是反对党主要领袖、国会议员，虽赢得了总统大选，但离就职还有一段时间。他虽然30出头就是国防军司令，20世纪80年代是苏里南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但我很奇怪，苏里南常年气温30多摄氏度，等于天天是夏天，他家400多平方米的房屋，整个一楼，包括会客厅在内，当时竟然连空调也没有。

　　前总统费内西安的家我去过多次，他当总统时，我向他递交了国书。他的家连一般有钱人的家都比不上，没有院落，客厅对着大街，刚好可并排停几辆车，看不到花卉果树、茵茵绿草，家里陈设极为简朴，没有高档的东西。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是，家门前的旗杆上飘着一面苏里南国旗，旗下面有苏里南军人站岗。下台后，轮到新总统鲍特瑟家挂国旗，费内西安家不仅国旗不能挂了，军人站岗的待遇也没有了。现在是他自己掏钱请保安公司的人看家。

　　费内西安当总统时，家中失火，房子和财产烧个精光。有意思的是，当地华人华侨家中发生火灾，侨界往往伸出援手，你捐500美元，他捐1000苏元(2000元人民币)，受灾之家得个几万上十万人民币的捐助一般不成问题。但费内西安当时身为总统，他哪里敢收人家捐的钱?如果收了，搞不好就有人会告他收受贿赂，而那些想帮助他的人也不方便帮他，因有行贿之嫌!所以，费内西安家中受灾，一方面只能自己扛着，顶多让亲戚帮点忙;另一方面，重新盖房还必须在阳光下进行，买材料、请人施工，注意一是一、二是二，单据票证保管齐全，防止有人说他占便宜。

　　更让人吃惊的是，现任苏里南驻中国大使洛依德·皮纳斯在自己的国家没有房子，他回苏里南开会、述职或探望父母，只能住旅馆。为什么会这样?因他中学毕业后就到中国安徽大学留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然后在中国谋生，娶了个来自南斯拉夫、同样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太太，生下2个千金，也在中国上学。他一直待在中国，直到2011年被任命为驻中国大使。他虽然是苏里南最重要的驻外大使之一，但苏里南政府不会管他有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住房补贴。

　　萨灸担任副总统期间，家里发电机坏了，需要换台新的。他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来，他在家中也接待客人，也是公务，所以更换发电机应由公家买单。消息传到议会，反对党鼓噪反对，执政党内也有不少人认为理由不能成立，萨灸最后不得不自掏腰包。

　　严格说来，上文所说的苏里南没有住房腐败，是说在官员住房问题上没有制度性的腐败，非制度性的腐败还是有蛛丝马迹的。2011年年初，一位部长太太找到中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说她家要修围墙等，请推荐一家中国公司，并请报个价。后来，商务参赞来电话说，不知什么原因，华人华侨知道了这个消息，几个人追着打电话给商务参赞，说部长修围墙之事，请使馆不要再过问了，由他们搞定就是了。后来，部长太太没再找使馆，部长家该要搞的基本建设也很快完成了。一些华人华侨不请自来，“乐于助人”，使馆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这并非苏里南的制度本身有什么问题，恰恰相反，如真有猫腻，一经披露，当事官员很可能就此身败名裂。

　　津巴布韦官员住得最好

　　2006~2009年，我担任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津巴布韦好房子、大房子很多，仅首都哈拉雷，就有4000多户居民的家中带有游泳池，绝大多数人家都是独门独户，家中有庭院，有花园，有果木，房子占地面积在首都几百、上千、几千平方米都不稀奇，住房面积几百平方米、上千平方米也不稀奇。一家拥有2处房产、多处房产的不在少数。很多房子是白人盖的，以前属白人所有，但现在好房子、大房子基本上都在黑人高官手上。

　　黑人高官不仅在城内有好房子、大房子，而且在乡下拥有农场。官越大，农场越大。拥有上千公顷、上万公顷、几万公顷农场的高官不在少数，农场中自然有好的住房。津巴布韦议会执事(相当于秘书长)祖玛的农场里有几头土生土长的长颈鹿，没有足够大的生态圈，长颈鹿繁殖不下去。

　　我曾应津巴布韦国家安全部长穆塔萨邀请，到他的农场做客，他陪我在他的农场转了一个圈，我亲眼见到一大群野牛，怕有几十上百头。白人原来所有的这些农场，怎么会到黑人手上呢?这是土地革命的结果。津巴布韦独立后，大部分土地仍然在白人农场主手上，穆加贝总统认为这太不公平，于是发起土地革命，迫使白人农场主把土地交出来。因此，一些高官通过土地分配，既在城内有房产，又在乡下有农场。

　　津巴布韦国防军司令奇文佳上将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他多次邀我到他的农场做客。他的农场既种烟，又种花卉，还种蔬菜。他在首都一个著名的高尔夫球场内的一个制高点上，盖了一座别墅，球场内绿草如茵，别墅坐落在绿草之中，野猪、羚羊、狒狒、角马等野生动物在别墅周围时常出没，头上蓝天白云，走出房门就可以打高尔夫球，拿起钓竿就可以到球场内的池塘垂钓，真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

　　津巴布韦前驻中国大使穆南加格瓦也曾邀我到他的农场做客。在我看来，他的农场数千公顷，够大了。想不到他对我说，穆加贝总统很关心他，认为他的农场不够大，又给他增拨了数千公顷。因为津巴布韦规定一家只能拥有一个农场，所以增拨的农场登记在这位前大使十来岁公子的名下。我当时听得目瞪口呆。

　　空军政委邓昌友上将访问津巴布韦时，津方有人问及他在北京的住房面积，将军回答200平方米左右。想不到对方死活不相信，连声对我说：只有200平方米，在哪里种花?在哪里养狗?

　　当然，也有高官房子不大的。津巴布韦总理茨万吉拉伊喜欢在家里的草坪上与使团见面，因种种原因我也单独到他家见面多次。相对来说，他家就比较破旧简单，就是一个普通百姓的水平。原因无他，他长期是反对党领袖，经常坐牢，我离开津巴布韦时，他时来运转，担任了朝野两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总理，但时间很短，在高官的位子上屁股还没有坐热。

　　当时，有一对来自反对党的夫妻，丈夫马可尼出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他妻子出任公共工程部部长，我曾特意问他们，按照津巴布韦政府规定，按照他们的级别，完全可以申请分配大农场，他们打算申请吗?他们回答：不打算申请，因为他们认为分配方案不合理，应该按人口，而不是按权力大小、职务高低来分配，如果他们分到了土地，他们就不好说话了。

　　津巴布韦官员房产多、好房多、农场多，并非官员个人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结果，而是“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结果。世纪之交，许多白人担心前途没有保障，一方面放弃农场，另一方面抛售在城里的房产，以移民他国，由此导致房价低廉，不仅高官，就是津巴布韦普通的华商，也乘机低价买到了不少好房子。津巴布韦官员按规定既可以在城里经商，又可以经营农场，因此，一到周末，高官们都驱车下乡，打理他们的农场去了。这反过来又使得他们有实力保住和扩大他们在城里的豪华住房。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津巴布韦不少老百姓对此牢骚满腹。

　　预防官员住房腐败的常见手段

　　在国际政坛，官员住房腐败现象屡见不鲜，如何防患于未然，阻断权力与私利之间的相互输送，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课题。

　　——确立高官公寓面积标准。2005年，法国总理拉法兰宣布，改变政府高官的住房补贴规定，国家资助的部长公寓最大面积限定为80平方米，部长家庭中每增加一个孩子，房屋的面积可以扩大20平方米，而超标面积的住房费用必须由部长本人承担。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法国部长们的“居住标准”。

　　法国政府是针对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长埃尔韦·盖马尔豪宅丑闻而出台这一标准的。同年早些时候，盖马尔在舆论的抨击之下，被迫宣布放弃一所政府资助的豪宅的使用权，这所豪宅位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黄金地段，高两层、面积达600平方米。

　　——离职官员必须搬出官方用房。美国、法国、德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总统，英国首相，法国、德国、印度等国的总理，下台了，必须无条件搬出官方用房，腾出用房给继任者。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下台的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以及英国首相，分别搬出白宫、克里姆林宫、唐宁街10号，上台的接着搬进去。任何搬进去的人，都要有思想准备，任期满了后必须搬出来。

　　以日本为例，政府提供给官员居住的地方在日本被称为公邸。在日本，除首相外，众、参两院议长，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院院长，审计长等人，也拥有公邸。另外，各县知事也有公邸。但上述公邸都是随职务的变动而变动的，离职了就要搬出来。日本的常务副部长以下，住房都要自己解决。日本的国会议员有所谓的宿舍，面积不大，只限于议员自己居住、办公，不能用来干别的，如果落选了，就要退房。

　　——禁止钻住房补贴的空子。不少国家没有“官邸”，政府不为官员提供公寓，而是由官员自行解决住房问题，国家提供一定的住房津贴。比如，全球清廉指数连续6年排名第一的新西兰，该国部长一周有5天、国会议员一周有至少3天需要在首都惠灵顿工作，住房补贴旨在保证他们顺利开展工作。根据目前的规定，按照租住一套中等偏上住宅的市场价格，自行解决住房问题的政府部长每年领取的住房补贴不得超过3.75万新西兰元(约合19万元人民币)，如果部级官员在首都工作期间选择住宾馆，其实际支出费用由政府支付，但金额不得超过每年3.75万新元的最高标准。国会议员的住房补贴则大致在每年2.4万新元。

　　在不少实行住房补贴的国家，部级官员、国会议员在使用政府补贴方面都要受到严格监督。例如，2008年11月，比尔·英格利希出任新西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此前，英格利希是国会议员，他的议员选区在南岛南部小镇迪普顿，于是他将自己在议会工作时间之外的家庭主要居住地申报为迪普顿，每年以此领取议会提供的住房补贴。事实上，他近年来绝大部分时间均居住在惠灵顿的一幢自有住宅内。

　　英格利希从反对党国会议员摇身一变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后，按规定，他理所当然可以领取更多的住房补贴。他虽然仍然住在原来的自有住宅内，不过每周领取的住房补贴比原来多出数百新元。此事受到媒体注意，新西兰《自治领邮报》于2009年7月予以披露，称虽然英格利希的做法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但让公众觉得有“钻政策空子”之嫌。在舆论的压力下，英格利希很快将多领的住房补贴退还政府，并宣布虽然按规定他可以领取住房补贴，但今后将不再领取。受此事件影响，新西兰其他部级官员和国会议员也纷纷自查是否在领取住房补贴方面有违规行为，有的自觉减少了住房补贴的领取金额。

　　——自行购房必须申报。例如，在上述国家，官员和国会议员自行购买房产属于个人和市场行为，德国官员有选择自己住房的权利，只要是自己合法的收入，愿意租住或购买什么样的房子都可以，但需如实申报，更不能以权谋房，一旦官员在房子问题上的违规行为被发现，往往意味着十分严重的后果。

　　德国税务部门执法严格，对官员包括房产在内的资产和收入能起到主要的监督作用。此外，无处不在的媒体更是德国官员日常生活的放大镜。2012年2月17日，时任德国总统武尔夫发表辞职声明，起因就是房子。2011年12月，德国极具影响力的媒体《图片报》爆出重磅新闻，披露武尔夫2008年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期间获得了一大笔低息贷款用于购房，更为严重的是，据称武尔夫曾威胁媒体不要报道其财务交易。《图片报》将此事曝光后，武尔夫也就不得不辞职了。在德国，公职人员的个人生活几乎是完全透明的。因此，官员如果在房子的问题上玩猫腻，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房产交税任何官员没有例外。许多国家设有房产税，瑞典外贸大臣博雷柳斯因逃避房产税而丢掉了乌纱帽。2006年，瑞典报纸报料说，博雷柳斯与丈夫拥有一座价值680万瑞典克朗(约92万美元)的避暑别墅，但他们通过英国泽西岛一家公司购买这座别墅，以逃避瑞典的高额房产税。

　　瑞典人缴纳税款占收入的比例在世界上排在前列，高税收保证了国家完善的福利制度，民众理所当然期望政府官员以身作则，因此，博雷柳斯逃税在瑞典引起广泛的不满。博雷柳斯因此就逃税一事向公众道歉，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宣布了博雷柳斯辞职的消息。

　　——对以权谋房的高官照样查处。1989年5月，美国众议院议长吉姆·赖特被媒体揭露，他的房租是商人乔治·马利克出的，他还接受了后者“免费用车”等待遇，其总价值达14.5万美元。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指控说，“这无异于马利克的变相送礼”，严重违反了不能超过100美元礼品上限的规定。这成为吉姆·赖特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7年2月5日，《中国日报》报道，以色列国家审计长办公室2月4日透露，他们已经向总理奥尔默特提交了一份报告，表示要调查一起可能与总理有关的腐败案。有消息说，奥尔默特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了位于耶路撒冷的一套房子。后来，奥尔默特涉嫌腐败被迫下台。

　　2011年5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之子李时炯和青瓦台警护处共同购买了首尔市瑞草区内谷洞的3块地皮，瑞草区是首尔有名的富人区。不久质疑声四起，矛头主要指向在李明博借儿子之名购地以及购地过程中是否存在损公肥私现象。韩国特别检察官小组2012年10月25日还就此事件专门对李时炯展开调查。事件经媒体报道发酵后，李明博一家决定放弃购地计划，但韩国政坛、媒体以及公众的质疑并未就此停止。

　　——海外房产监督受重视。除官员的国内房产等财产得到监督外，海外房产也开始成为一些国家监管官员财产的新方向。例如，2012年8月，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四大党派的几名议员联名提交议案，要求严格禁止本国官员和议员拥有海外资产，违者将被处以500~1000万卢布罚款，或者5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2011年俄官员财产申报的情况看，有100多名官员承认在海外拥有房产，例如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在阿联酋、奥地利和英国均拥有房产，俄副总理兼北高加索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赫洛波宁在意大利拥有住宅和一处面积超过8000平方米的地皮。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禁止海外资产的议案得以通过，俄官员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出售海外资产，关闭海外账户。一些人认为，这是具有革命性的提案，既可以预防腐败，也可以防止俄官员因在海外拥有资产受到他国势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