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沅潮：生活在童话中的丹麦人

 　　老有所养 孤有所依

　　丹麦这个福利社会老年人越来越多，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80多万，占总人口的156%。而且，这个数字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据统计，丹麦家庭平均只有2.2人，这在欧盟国家中是最低的。扶养老人的重担最终落到了政府的头上。

　　医院只管治病，当病人不再需要治疗的时候，恢复健康的事就由社会福利部门接管了。因此，丹麦医院的一大特点就是病床少，住院的多是产妇和要动手术的人。需要养病的人一律被打发回家，社会福利部门可提供一系列的服务，从定期家庭保健到家庭服务，从轮椅上喂饭到打扫个人卫生(换洗脏衣服)，真是面面俱到。

　　在这种形势下，一大批服务型公司应运而生，这些公司不仅填补了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的空白，而且推动了丹麦的服务业向前发展。

　　由于周到的服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住在自己的家里安度晚年，而不愿进养老院，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住房问题。1987年，丹麦政府通过了《老年人及丧失劳动能力者住房法案》。地方政府因而不再修建敬老院，转为兴建老年人住房。

　　对修建老年人住房是有严格规定的，住房要具备卧室、客厅、厨房和厕所，不得建成办公用房。每套单元房一般在60平方米，室内设计将根据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在厨房和厕所安装了扶手，还要在卧室安装急救门铃，以便老人在生病或跌伤时，能够一呼即应。这些公寓房多靠近敬老院，那些厨艺不高的人可就近在敬老院食堂就餐。住在公寓的老年人须自付房租和水电费。

　　退休职工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养老金。丹麦有一整套养老金制度。大体分为三类：公共养老金制，属国家性质，人人有份儿;劳动力市场补充养老金制属于集体性质，它的构成是由劳资双方每月按时交纳的一种基金，其比例是雇主交纳三分之二，雇员交纳三分之一，资金总额达几百亿克朗;第三类为综合养老金制，包括私人养老基金、养老保险等。

　　对年龄在18至67岁之间的公民，因身体残疾或精神疾病而丧失50%的劳动能力者，可申请转为领取提前退休金。对年龄在50至67岁之间的，行动不便并需要永久照顾的人则属于正常提前退休的范围，并领取提前退休金。提前退休金根据每人的不同情况和丧失活动能力的程度被分为高、中、低三档。

　　除此之外，退休老人还在税收、交通和通信等方面享受各种优惠的待遇。仅以公共养老金为例，公共养老金包含三部分：基础金额为每年47000克朗约8000美元，补助金额每年12000克朗。对个人经济状况十分困难者发放个人津贴。年满70岁的老人，无论额外收入多少，享受全额。69岁以下者，各种收入超过每年88000克朗，基础金额递减;年收入超过48000克朗，补助金额递减。

　　这种分配方式使经济条件最差的人也能过上“小康”生活。丹麦福利社会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尽可能地享受到最好的生活条件。用社会福利和税收制度来调节贫富之间的差距，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近年来，丹麦的福利政策逐渐转向了“公众参与”。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愿意向孤寡老人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分忧解难。

　　首相的邻里关系

　　哥本哈根西南的波葛比耶格大街一号是一栋临街的老楼房，墙壁已经发黄，但从明亮的玻璃和油漆过的大门可看出楼房保养得很好。中午，我如约来到楼前，按响了四楼的门铃。这是丹麦前首相，资深政治家安克尔·约恩森的家。

　　74岁的约恩森先生个子不高但很结实，虽然已是两鬓斑白，而面颊红润依然显得精力充沛。他用咖啡和丹麦曲奇饼来招待我，并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当年为得来这套公寓如何辛苦。

　　约恩森27岁结婚后，每年给合作住房协会一些“投资”，盼望能租到一套像样的公寓。他曾到市政府登记处去排队，和100多名“等房户”整整排了一晚上，到第二天早上10点才拿到一个号。三个月之后，他们分到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后来，他们有了孩子，便搬进这个四室一厅，面积有120平方米的公寓。不想在这里一住就是36年，邻居们搬进迁出，他却始终没有离开过，成了楼里资格最老的住户。

　　在1972年至1982年约恩森任首相期间，这栋楼作为首相官邸定是警戒森严，保安人员频繁出入，这里的居民能向普通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吗?

　　约恩森承认，在他任首相期间，警方曾多次坚持要给他派警卫，受到他婉言谢绝。他说：“我认为丹麦基本上是个安定的国家。如果说社会还有不安定的因素存在，那首先应该是老百姓的安全，而不是政治家的安全。譬如：最近丹麦两大飞车党，‘地狱天使’和‘邦迪多斯’的火并造成了流血事件，严重地干扰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约恩森不仅是个和蔼可亲的人，而且和百姓的关系很密切，前几年他过生日的时候，很多人都来祝贺，就连克里斯蒂安尼亚的那些无业游民也派代表来了，并把自制的蜡烛台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这些东西现在还摆放在他的窗台上。他们对这位首相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他当时如果下令把克里斯蒂安尼亚查封了，他们早就无家可归了。

　　我和老人的谈话就像拉家常一样，边说，边聊，边提问题，“您任首相期间与百姓同住一楼，每天来拜访的邻居一定络绎不绝吧?”

　　老人回答说：“我的邻居是很通情达理的，他们知道我每天忙于国事，回到家里应该有一些时间属于我自己，应该有时间和亲人团聚一下，因此他们不来打搅我。”

　　约恩森有时出门也能碰到邻居们，他们一见他就热情地上前打招呼，有人甚至举着酒瓶向他喊：“嘿安克尔，来喝一杯吧”约恩森对他们笑笑说，“这次不行，我公务在身。”

　　约恩森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和寻常百姓家的孩子一样，小时候他们很顽皮，每天打打闹闹，一会儿从床上蹦到地上，一会儿又打翻了杯子，搞得全家不得安宁。终于有一天，楼下一位太太来敲门了，她说整夜不能入睡，并恳求约恩森“管教”一下他的孩子。

　　“她一定是忍无可忍才来敲门的，她看起来很恼火。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告诉她，我一定尽力劝孩子们少出声儿。”

　　这段往事似乎给约恩森先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邻里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是最令人尴尬的，他觉得自己好像破坏了“邻里间应该互相关照”的道德风尚。因此，在往后的日子里他格外注意邻里关系。

　　老人熟悉地向我介绍说，楼上住的是家泰国人，靠右手的一家搬来还不到两个月。楼下有两家邻居在这住了十多年了，而且和他家相处得很好。不久前，他还去参加了邻居间的聚会。这种聚会每年搞一次，全楼的居民都出席，大家买些茶点和啤酒，坐在一起边吃、边喝、边聊天。其目的很简单，彼此认识一下，以便来日做邻居。

　　生活在童话中的丹麦人

　　在丹麦，生活是平静的，很少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情。浏览一下每天的报纸，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西兰岛上一户人家养了一只神秘的绿猫，引起周围邻居的极大兴趣。后经兽医化验鉴定，绿毛是天生的而不是染的。于是这只猫被送到各大城市的动物园巡回展出，供游人观赏。

　　丹麦国立医院里几只装有爱滋病病毒的药瓶昨天不翼而飞，这些病毒是被锁在医院的冷柜里供实验之用的。据警方分析，病毒是被一名吸毒者误盗的。各大媒体惊呼，绝不能让病毒流传到社会上。一个游人的狗在一家公园的垃圾箱附近发现了几支药瓶，警方认定，这就是医院被盗的爱滋病毒，于是各大公园变得冷冷清清，无人再敢光顾。

　　一家公司的推土机在哥本哈根一监狱的墙外作业，司机不小心撞塌了监狱的围墙，里面正在放风的犯人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纷纷逃之夭夭。部分犯人被警方抓了回来，但仍有两名重犯在逃。

　　丹麦两大飞车党，“地狱天使”和“邦迪多斯”，昨日再次爆发冲突，“邦迪多斯”用火箭筒攻击了对方的俱乐部，造成一名平民死亡。哥本哈根市政府认为，他们的行为严重地干扰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命令黑帮组织将总部迁到郊外去。 法　　国著名的“小人物”昨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混入了女王为乔基姆王子和亚历山德拉公主举行的皇家婚礼。尽管警方已事先得知这位“小人物”要“光临”，并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但他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会场。这位“小人物”不仅与女王共饮香槟酒，还和女王合影留念。警方察觉后，为了不惊动王室人员，还为这位“贵宾”添了一把椅子。婚礼结束后，警方对他进行了询问，但却拿这位“脱口秀”式的人物毫无办法，只好将他无罪释放。这位“小人物”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堂而皇之地“出席”上流社会的聚会，“结交”大人物。他曾多次混入密特朗总统欢迎外国元首的宴会，在法国已经小有名气。

　　这些新闻读起来像是一则则童话，但又是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故事。丹麦社会确实充满了童话色彩，人们每天就是伴随着这些有趣的故事长大的，他们在酒吧里议论这些事情，不时迸出几句诙谐、幽默的字眼儿，然后开怀大笑，给平静安逸的生活增添了几分色彩。

　　丹麦人有很强的法制观念，但在生活中他们有自己传统的道德标准，并用他们自己的是非观念去评判事物。有时法律并不一定能够维护正义一方的利益，但受害的一方却能受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

　　一位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华人马先生做人安分守己，处世小心谨慎，是个从不惹是生非的人，但他绝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能让他输了一场官司。

　　他在欧登塞开了一家烤鸡店，虽然一家人很辛苦，但生意总算还过得去。邻街一个无赖来店里吃东西不给钱，曾被马先生逐出门外。后来那个家伙常来捣乱，还向马先生的店里扔臭鸡蛋。

　　一天，马先生正在营业，从门外飞进来一块石头，马先生冲出门去，一看又是那家伙来捣乱。马先生感到忍无可忍，于是上前追赶，试图把坏蛋绳之以法。那家伙沿着大街向前跑，马先生眼看追不上，就掉头赶回家去开车。马先生并不想跟他动手打架，只想给他一个警告。他终于在前面的一条街上追上了那坏蛋。那家伙看跑不掉了，就顺势躺在地上耍赖，马先生一脚刹车没有停住，碰伤了那家伙的腿，其实伤得并不重，只是腿上碰破了一块皮。这下可惹上了大麻烦，让马先生吃了一场官司。

　　过了两天，那家伙把马先生告上法庭，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将马先生监禁15天，但考虑到马先生入狱，烤鸡店就得关门，断了全家老小的生计，于是同意他白天开店，晚上回来蹲班房。

　　左邻右舍都知道那个丹麦人是个无赖，对马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邻居们常给马先生送些面包、啤酒、水果之类的东西，有时他们直接把东西放在门口就走了。渐渐地消息传开了，马先生发现店里的客人逐渐多了，有些人甚至并不是来吃饭的，喝一杯可乐就走了，但却留下100克朗，实际上20克朗就够了。

　　马先生就这样白天开店，晚上下班回监狱去睡觉，有时在睡觉前还可以看看电视。总算把这半个月时间打发过去了。说来也怪，马先生并不觉得多么冤枉，因为他得到了他人的同情和关怀，感情上得到了解脱。

　　丹麦常有游行示威，有时也和警方发生冲突，但是那些游行示威的人并不想颠覆政府，因为他们知道，政府是他们选出来的。他们只想争取一下自己的权利，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哪个国家都存在社会问题，但处理的方法各有不同。正确的疏导可以化解矛盾，有时还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

　　哥本哈根有座被废弃的城堡叫克里斯蒂安尼亚。由于长期无人管理，被一些无业游民、烟民吸毒的人、酒鬼、同性恋者当成了活动场所，后来人们把它叫作“自由城”。这些人常在那里进行毒品交易，还把环境搞得乌烟瘴气，他们不交房租也不交水电费，更不向政府纳税。如果有人对他们拍照，定会饱尝皮肉之苦。

　　舆论认为这地方伤风败俗，强烈呼吁政府把它取缔。但是哥本哈根警方没有这样做。他们认为，这些人没有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一旦把他们赶出来，这些闲散人员就会在社会上闹事，只要他们不闹事，不如让他们继续呆在那里。

　　后来，城堡里的人不甘堕落，自发地组织了一个管理委员会，在管委会的带动下，事情开始有了改善，游手好闲的人也考虑是否应该找点事做。他们盖起了一个小作坊，手工打造自行车，这种车的造型仿古，因此销售起来很受欢迎，听说后来还出口到日本。

　　由于“自由城”的情况大有改善，人们渴望了解其中的内情，新闻界也有记者对此进行暗访，把里面的新鲜事儿做了曝光。这同样引起了当地旅游部门的兴趣，他们甚至把“自由城”作为一个旅游景点，白天导游可以带领外国的旅游团进去参观，和城里的“居民”进行对话。这种冒险确实很刺激，也使旅游公司大发其财。

　　丹麦人确实很注意讲道德，敬老爱幼、扶弱助残是民族的美德。这种教育是从孩提时代开始的。我在席勒罗德小城参观过一所幼儿园，里面的正常儿童和弱智儿童一起玩耍。老师教他们如何和面，并在炭火上烤成面包，孩子们玩得很开心。老师说这是为了从小教育孩子们不要歧视残疾人，并学会尊重别人。使那些残疾儿童的幼小心灵从小就能体会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为孩子们的前途着想，意想不到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一天，我乘火车到新闻中心去开会，车上的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丹麦的火车分吸烟车厢和禁烟车厢，一列火车只有两、三节吸烟车厢。我一上火车就在吸烟车厢靠窗口的地方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我对面坐着一位体格健壮、满脸胡子的丹麦人，从他那背带式的工装裤判断，可能是个建筑工人。他从胸前的大口袋里掏出一盒纸烟，抽出一支放在嘴边点燃，在我面前一阵吞云吐雾，随后眼睛转向窗外看去。

　　火车到了东桥火车站，上来几个中学生，其中一个溜进吸烟车厢，坐在了我的身旁。他向我对面的那位工人打招呼，然后就攀谈起来，最初的几句丹麦话我还可以听懂，后来就听不懂了。

　　过了一阵子，那孩子从兜里掏出一枚两克朗硬币，递给那工人，那位工人从胸前的大口袋里掏出纸烟，抽出一支递给孩子，然后随手将硬币丢进口袋里。孩子当场点着了烟就吸了起来。这一场面使我有理由相信，在当地这可能是个普遍现象。我知道，丹麦的法律规定，16岁以下儿童禁止吸烟和酗酒，商店老板把烟或酒卖给儿童是要被罚款的。但是刚才这一幕交易使我怎么也不明白，那位工人是出于什么原因才将烟卖给了那孩子，是怜悯同情还是想图那一支烟的微薄利润?

 　　老有所养 孤有所依

　　丹麦这个福利社会老年人越来越多，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80多万，占总人口的156%。而且，这个数字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据统计，丹麦家庭平均只有2.2人，这在欧盟国家中是最低的。扶养老人的重担最终落到了政府的头上。

　　医院只管治病，当病人不再需要治疗的时候，恢复健康的事就由社会福利部门接管了。因此，丹麦医院的一大特点就是病床少，住院的多是产妇和要动手术的人。需要养病的人一律被打发回家，社会福利部门可提供一系列的服务，从定期家庭保健到家庭服务，从轮椅上喂饭到打扫个人卫生(换洗脏衣服)，真是面面俱到。

　　在这种形势下，一大批服务型公司应运而生，这些公司不仅填补了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的空白，而且推动了丹麦的服务业向前发展。

　　由于周到的服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住在自己的家里安度晚年，而不愿进养老院，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住房问题。1987年，丹麦政府通过了《老年人及丧失劳动能力者住房法案》。地方政府因而不再修建敬老院，转为兴建老年人住房。

　　对修建老年人住房是有严格规定的，住房要具备卧室、客厅、厨房和厕所，不得建成办公用房。每套单元房一般在60平方米，室内设计将根据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在厨房和厕所安装了扶手，还要在卧室安装急救门铃，以便老人在生病或跌伤时，能够一呼即应。这些公寓房多靠近敬老院，那些厨艺不高的人可就近在敬老院食堂就餐。住在公寓的老年人须自付房租和水电费。

　　退休职工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养老金。丹麦有一整套养老金制度。大体分为三类：公共养老金制，属国家性质，人人有份儿;劳动力市场补充养老金制属于集体性质，它的构成是由劳资双方每月按时交纳的一种基金，其比例是雇主交纳三分之二，雇员交纳三分之一，资金总额达几百亿克朗;第三类为综合养老金制，包括私人养老基金、养老保险等。

　　对年龄在18至67岁之间的公民，因身体残疾或精神疾病而丧失50%的劳动能力者，可申请转为领取提前退休金。对年龄在50至67岁之间的，行动不便并需要永久照顾的人则属于正常提前退休的范围，并领取提前退休金。提前退休金根据每人的不同情况和丧失活动能力的程度被分为高、中、低三档。

　　除此之外，退休老人还在税收、交通和通信等方面享受各种优惠的待遇。仅以公共养老金为例，公共养老金包含三部分：基础金额为每年47000克朗约8000美元，补助金额每年12000克朗。对个人经济状况十分困难者发放个人津贴。年满70岁的老人，无论额外收入多少，享受全额。69岁以下者，各种收入超过每年88000克朗，基础金额递减;年收入超过48000克朗，补助金额递减。

　　这种分配方式使经济条件最差的人也能过上“小康”生活。丹麦福利社会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尽可能地享受到最好的生活条件。用社会福利和税收制度来调节贫富之间的差距，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近年来，丹麦的福利政策逐渐转向了“公众参与”。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愿意向孤寡老人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分忧解难。

　　首相的邻里关系

　　哥本哈根西南的波葛比耶格大街一号是一栋临街的老楼房，墙壁已经发黄，但从明亮的玻璃和油漆过的大门可看出楼房保养得很好。中午，我如约来到楼前，按响了四楼的门铃。这是丹麦前首相，资深政治家安克尔·约恩森的家。

　　74岁的约恩森先生个子不高但很结实，虽然已是两鬓斑白，而面颊红润依然显得精力充沛。他用咖啡和丹麦曲奇饼来招待我，并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当年为得来这套公寓如何辛苦。

　　约恩森27岁结婚后，每年给合作住房协会一些“投资”，盼望能租到一套像样的公寓。他曾到市政府登记处去排队，和100多名“等房户”整整排了一晚上，到第二天早上10点才拿到一个号。三个月之后，他们分到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后来，他们有了孩子，便搬进这个四室一厅，面积有120平方米的公寓。不想在这里一住就是36年，邻居们搬进迁出，他却始终没有离开过，成了楼里资格最老的住户。

　　在1972年至1982年约恩森任首相期间，这栋楼作为首相官邸定是警戒森严，保安人员频繁出入，这里的居民能向普通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吗?

　　约恩森承认，在他任首相期间，警方曾多次坚持要给他派警卫，受到他婉言谢绝。他说：“我认为丹麦基本上是个安定的国家。如果说社会还有不安定的因素存在，那首先应该是老百姓的安全，而不是政治家的安全。譬如：最近丹麦两大飞车党，‘地狱天使’和‘邦迪多斯’的火并造成了流血事件，严重地干扰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约恩森不仅是个和蔼可亲的人，而且和百姓的关系很密切，前几年他过生日的时候，很多人都来祝贺，就连克里斯蒂安尼亚的那些无业游民也派代表来了，并把自制的蜡烛台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这些东西现在还摆放在他的窗台上。他们对这位首相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他当时如果下令把克里斯蒂安尼亚查封了，他们早就无家可归了。

　　我和老人的谈话就像拉家常一样，边说，边聊，边提问题，“您任首相期间与百姓同住一楼，每天来拜访的邻居一定络绎不绝吧?”

　　老人回答说：“我的邻居是很通情达理的，他们知道我每天忙于国事，回到家里应该有一些时间属于我自己，应该有时间和亲人团聚一下，因此他们不来打搅我。”

　　约恩森有时出门也能碰到邻居们，他们一见他就热情地上前打招呼，有人甚至举着酒瓶向他喊：“嘿安克尔，来喝一杯吧”约恩森对他们笑笑说，“这次不行，我公务在身。”

　　约恩森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和寻常百姓家的孩子一样，小时候他们很顽皮，每天打打闹闹，一会儿从床上蹦到地上，一会儿又打翻了杯子，搞得全家不得安宁。终于有一天，楼下一位太太来敲门了，她说整夜不能入睡，并恳求约恩森“管教”一下他的孩子。

　　“她一定是忍无可忍才来敲门的，她看起来很恼火。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告诉她，我一定尽力劝孩子们少出声儿。”

　　这段往事似乎给约恩森先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邻里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是最令人尴尬的，他觉得自己好像破坏了“邻里间应该互相关照”的道德风尚。因此，在往后的日子里他格外注意邻里关系。

　　老人熟悉地向我介绍说，楼上住的是家泰国人，靠右手的一家搬来还不到两个月。楼下有两家邻居在这住了十多年了，而且和他家相处得很好。不久前，他还去参加了邻居间的聚会。这种聚会每年搞一次，全楼的居民都出席，大家买些茶点和啤酒，坐在一起边吃、边喝、边聊天。其目的很简单，彼此认识一下，以便来日做邻居。

　　生活在童话中的丹麦人

　　在丹麦，生活是平静的，很少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情。浏览一下每天的报纸，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西兰岛上一户人家养了一只神秘的绿猫，引起周围邻居的极大兴趣。后经兽医化验鉴定，绿毛是天生的而不是染的。于是这只猫被送到各大城市的动物园巡回展出，供游人观赏。

　　丹麦国立医院里几只装有爱滋病病毒的药瓶昨天不翼而飞，这些病毒是被锁在医院的冷柜里供实验之用的。据警方分析，病毒是被一名吸毒者误盗的。各大媒体惊呼，绝不能让病毒流传到社会上。一个游人的狗在一家公园的垃圾箱附近发现了几支药瓶，警方认定，这就是医院被盗的爱滋病毒，于是各大公园变得冷冷清清，无人再敢光顾。

　　一家公司的推土机在哥本哈根一监狱的墙外作业，司机不小心撞塌了监狱的围墙，里面正在放风的犯人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纷纷逃之夭夭。部分犯人被警方抓了回来，但仍有两名重犯在逃。

　　丹麦两大飞车党，“地狱天使”和“邦迪多斯”，昨日再次爆发冲突，“邦迪多斯”用火箭筒攻击了对方的俱乐部，造成一名平民死亡。哥本哈根市政府认为，他们的行为严重地干扰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命令黑帮组织将总部迁到郊外去。 法　　国著名的“小人物”昨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混入了女王为乔基姆王子和亚历山德拉公主举行的皇家婚礼。尽管警方已事先得知这位“小人物”要“光临”，并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但他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会场。这位“小人物”不仅与女王共饮香槟酒，还和女王合影留念。警方察觉后，为了不惊动王室人员，还为这位“贵宾”添了一把椅子。婚礼结束后，警方对他进行了询问，但却拿这位“脱口秀”式的人物毫无办法，只好将他无罪释放。这位“小人物”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堂而皇之地“出席”上流社会的聚会，“结交”大人物。他曾多次混入密特朗总统欢迎外国元首的宴会，在法国已经小有名气。

　　这些新闻读起来像是一则则童话，但又是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故事。丹麦社会确实充满了童话色彩，人们每天就是伴随着这些有趣的故事长大的，他们在酒吧里议论这些事情，不时迸出几句诙谐、幽默的字眼儿，然后开怀大笑，给平静安逸的生活增添了几分色彩。

　　丹麦人有很强的法制观念，但在生活中他们有自己传统的道德标准，并用他们自己的是非观念去评判事物。有时法律并不一定能够维护正义一方的利益，但受害的一方却能受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

　　一位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华人马先生做人安分守己，处世小心谨慎，是个从不惹是生非的人，但他绝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能让他输了一场官司。

　　他在欧登塞开了一家烤鸡店，虽然一家人很辛苦，但生意总算还过得去。邻街一个无赖来店里吃东西不给钱，曾被马先生逐出门外。后来那个家伙常来捣乱，还向马先生的店里扔臭鸡蛋。

　　一天，马先生正在营业，从门外飞进来一块石头，马先生冲出门去，一看又是那家伙来捣乱。马先生感到忍无可忍，于是上前追赶，试图把坏蛋绳之以法。那家伙沿着大街向前跑，马先生眼看追不上，就掉头赶回家去开车。马先生并不想跟他动手打架，只想给他一个警告。他终于在前面的一条街上追上了那坏蛋。那家伙看跑不掉了，就顺势躺在地上耍赖，马先生一脚刹车没有停住，碰伤了那家伙的腿，其实伤得并不重，只是腿上碰破了一块皮。这下可惹上了大麻烦，让马先生吃了一场官司。

　　过了两天，那家伙把马先生告上法庭，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将马先生监禁15天，但考虑到马先生入狱，烤鸡店就得关门，断了全家老小的生计，于是同意他白天开店，晚上回来蹲班房。

　　左邻右舍都知道那个丹麦人是个无赖，对马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邻居们常给马先生送些面包、啤酒、水果之类的东西，有时他们直接把东西放在门口就走了。渐渐地消息传开了，马先生发现店里的客人逐渐多了，有些人甚至并不是来吃饭的，喝一杯可乐就走了，但却留下100克朗，实际上20克朗就够了。

　　马先生就这样白天开店，晚上下班回监狱去睡觉，有时在睡觉前还可以看看电视。总算把这半个月时间打发过去了。说来也怪，马先生并不觉得多么冤枉，因为他得到了他人的同情和关怀，感情上得到了解脱。

　　丹麦常有游行示威，有时也和警方发生冲突，但是那些游行示威的人并不想颠覆政府，因为他们知道，政府是他们选出来的。他们只想争取一下自己的权利，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哪个国家都存在社会问题，但处理的方法各有不同。正确的疏导可以化解矛盾，有时还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

　　哥本哈根有座被废弃的城堡叫克里斯蒂安尼亚。由于长期无人管理，被一些无业游民、烟民吸毒的人、酒鬼、同性恋者当成了活动场所，后来人们把它叫作“自由城”。这些人常在那里进行毒品交易，还把环境搞得乌烟瘴气，他们不交房租也不交水电费，更不向政府纳税。如果有人对他们拍照，定会饱尝皮肉之苦。

　　舆论认为这地方伤风败俗，强烈呼吁政府把它取缔。但是哥本哈根警方没有这样做。他们认为，这些人没有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一旦把他们赶出来，这些闲散人员就会在社会上闹事，只要他们不闹事，不如让他们继续呆在那里。

　　后来，城堡里的人不甘堕落，自发地组织了一个管理委员会，在管委会的带动下，事情开始有了改善，游手好闲的人也考虑是否应该找点事做。他们盖起了一个小作坊，手工打造自行车，这种车的造型仿古，因此销售起来很受欢迎，听说后来还出口到日本。

　　由于“自由城”的情况大有改善，人们渴望了解其中的内情，新闻界也有记者对此进行暗访，把里面的新鲜事儿做了曝光。这同样引起了当地旅游部门的兴趣，他们甚至把“自由城”作为一个旅游景点，白天导游可以带领外国的旅游团进去参观，和城里的“居民”进行对话。这种冒险确实很刺激，也使旅游公司大发其财。

　　丹麦人确实很注意讲道德，敬老爱幼、扶弱助残是民族的美德。这种教育是从孩提时代开始的。我在席勒罗德小城参观过一所幼儿园，里面的正常儿童和弱智儿童一起玩耍。老师教他们如何和面，并在炭火上烤成面包，孩子们玩得很开心。老师说这是为了从小教育孩子们不要歧视残疾人，并学会尊重别人。使那些残疾儿童的幼小心灵从小就能体会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为孩子们的前途着想，意想不到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一天，我乘火车到新闻中心去开会，车上的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丹麦的火车分吸烟车厢和禁烟车厢，一列火车只有两、三节吸烟车厢。我一上火车就在吸烟车厢靠窗口的地方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我对面坐着一位体格健壮、满脸胡子的丹麦人，从他那背带式的工装裤判断，可能是个建筑工人。他从胸前的大口袋里掏出一盒纸烟，抽出一支放在嘴边点燃，在我面前一阵吞云吐雾，随后眼睛转向窗外看去。

　　火车到了东桥火车站，上来几个中学生，其中一个溜进吸烟车厢，坐在了我的身旁。他向我对面的那位工人打招呼，然后就攀谈起来，最初的几句丹麦话我还可以听懂，后来就听不懂了。

　　过了一阵子，那孩子从兜里掏出一枚两克朗硬币，递给那工人，那位工人从胸前的大口袋里掏出纸烟，抽出一支递给孩子，然后随手将硬币丢进口袋里。孩子当场点着了烟就吸了起来。这一场面使我有理由相信，在当地这可能是个普遍现象。我知道，丹麦的法律规定，16岁以下儿童禁止吸烟和酗酒，商店老板把烟或酒卖给儿童是要被罚款的。但是刚才这一幕交易使我怎么也不明白，那位工人是出于什么原因才将烟卖给了那孩子，是怜悯同情还是想图那一支烟的微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