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的日本启示

　　日本是日本的西洋化证明

　　日本学者加藤佑三早在1988年出版的《黑船异变》(岩波书店)一书中，就认定日本的开国与中国的开国，其本质是不同的。虽然从最终结果看，日本与美国在1854年3月31日也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这个条约当然是两国综合国力对比悬殊的产物，尤其是下田、箱馆两口岸的开放，一举突破了锁国体制，日本的国门从此被打开。但在本质上，这个条约并不是战败方在极度屈辱之下订立的，而是属于“交涉条约”，也就是说日本也有一定的赢面。这个事实对日后日本历史的发展，包括日本与西方世界打交道以及日本国民心理，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尝到了所谓“被殖民”的甜头。因为福泽谕吉就说过，不能自主发展的国家，殖民就是一种福气，一种不幸中的幸事。显然，日本遭遇了福泽谕吉所说的“幸事”。从关联性来看，自开国以来不到半个世纪，日本取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世界五大强国中的一员。非西洋的唯一文明国被西洋人承认，日本人在为亚洲亮相得分的同时，也完成了日本是日本的西洋化证明。为了自我肯定必须自我否定，虽然自相矛盾，但绝非无意义。

　　戏剧性的是，日本人这样做，倒为我们带来一个困惑：为什么日本人不恨入侵的殖民者?为什么还要建造佩里的纪念塑像供后人瞻仰?但只要看看当时的日本没有被列强瓜分，只要看看当时的日本人如何与西洋文明国为伍，就明白了日本人是不甘做时代的守旧者，不甘做固守旧传统的落伍者。于是，他们学会了一种非常自在的变身术——明明是在比赛相扑，但其实是在表演柔道的变身术。福泽谕吉，这位日本人精神的“伏尔泰”，生于1835年，死于1901年。明治元年的1868年，福泽33岁。小泉信三在《福泽谕吉》一书中说他为日本的近代化准备了33年，身体力行了33年。甲午战争4年后，福泽公开出版《福翁自传》。在书的结尾处，他说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得自己能没有遗憾的死去。为什么没有遗憾呢?就在于他终于看到文明是怎样战胜老朽的，开化是怎样击退守旧的。

伊豆县下田港，为了纪念“黑船来航”而设计的游览船

　　现在想来，当年的志贺重昂在《日本人》的创刊号里能明白地说，日本国粹的胃管开始咀嚼并消化泰西文明，日本人身体也被同化了，大隈重信能更具逻辑性地揭示开国50年的历史，就是泰西文明的消化史的时候，也就潜在地说出了这么一层意思：不要害怕超过你自己的文明之师的征服。1867年7月，14岁的高桥是清(出任过日本首相)首次渡美，乘坐700吨的小外轮。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外轮上有上等室与下等室之分。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船仓的最下层是中国劳工群居地，臭气熏天，使得上等白人喝红茶的兴趣也没有了(参见真嶋亚有《肌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中央公论社，2014年)。而12年后的1884年，23岁的内村鉴三乘坐4000吨的汽帆船渡美。从横滨一起搭乘的就有11位日本人。这位在思想与意识上脱日本人的基督徒，有着苏格兰牧羊犬一般的长相。崇拜内村的北一辉说过，内村鉴三四个字就是一种“电气力”，他有“明治之光”之称，在于他的洋装与胡须成了文明的象征。因为在江户时代留胡须，是被降职武士的一种“服丧”，表畏卑之躯的意思。

　　中国也不缺盗火者，但——

　　当然，中国也不缺乏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但问题是这一切都被未开化的专制政体给与吸收并化解成如何守住旧王朝的格杀不论。如将美国人的《国际法原理》翻译成《万国公法》的是中国人，但清帝并不知为何物。倒是引入《万国公法》的日本人，有如获至宝之感，并巧妙的活用国际法为自己的脱亚入欧寻找法理法规。魏源写《海国图志》(1844年)纯属墙内开花墙外香。徐继畬写《瀛环志略》(1851年)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还因此罢官。郭嵩焘写《使西纪程》(1877年)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竟被列为禁书。黄遵宪刻印《日本国志》(1887年)无人问津，直到甲午战后才被发现价值不亚于《马关条约》赔款的2万万两银子。再如梁廷枂的《海国四说》(1846年)，照日本著名学者沟口雄三的说法，他是最早一位抱持积极态度介绍民主制的人物。但结局又如何呢?洋务派官僚之一，指挥过中法战争的张树声，在临终前以遗书的形式书写了上奏西太后和光绪帝的遗折。在遗折中，他认为西方人体用皆备，既有轮船大炮铁路电线等“用”，也有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的“体”。如果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那么永远都及不上西方。多少年过去了，令我们脸红的是所谓的“体/用”之争，仍然为今天的中国人所津津乐道。你看，不思根本变革，害怕被征服的基因有多强大。

　　这里，有一个历史的细节值得玩味：甲午战争前日本曾向中国订购大米和煤炭。然而，当日本打上门来，有部下建议停止供货时，李鸿章以“订货在失和之先”为由，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将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往日本。后来李鸿章被谴责为以“米煤资敌”的卖国奴。这里要问的是，从现代文明论的视点看，洋务派领袖李鸿章这样做构成问题吗?用这个细节来痛骂李鸿章，是否表明我们的思维依旧停留在“无疑日本即南唐”或“碧海蓬莱外，扶桑日本东”的虚幻格局上?从东亚来看，十七，十八世纪社会的指导阶层，日本是武士，朝鲜是两班，中国是士大夫，越南是文绅。但把西洋诸国当做文明之师的只有日本武士阶层。所以只有日本成功了。为什么日本的武士阶层能成功呢?这就与武士阶层更能应变地萌生“国民/国家”意识有关。与日本武士表示的“不参军也要尽国民之责”相比，在中国甲午战争则成了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无怪乎梁启超略带伤感地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马克思(1883年去世)虽然没有看到甲午战争(1894年)的结局，但他在世的时候似乎已有精准预言：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的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当然，历史还留有这样的细节，当年伊藤博文曾南下上海，见到了最了解日本的黄遵宪。当得知黄遵宪的驻日公使的任命已经被撤销时，伊藤博文激动得要日本政府拒绝除黄遵宪之外的所有人选，执意黄遵宪再回日本。当然黄遵宪没有接受这样的安排，伊藤博文也只好不乐意地启程回国。这里，伊藤博文为什么要执意挽留黄遵宪呢?是个人的私交吗?不是的。而是伊藤博文不无先机地看出了日本迈出的文明脚步有多大，取决于近邻清帝国的觉悟与革新程度，否则日本将不能与之同行。而清帝国的觉悟与革新，少不了精通日本的黄遵宪在其中的作用。

　　叼着烟斗改造日本人精神

麦克阿瑟与昭和天皇在美国大使馆(图|维基百科)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明治维新的80年后，日本又一次被当时的文明之师——美国征服，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国家和人民的新生。麦克阿瑟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占领了日本首都东京。当时的7000万日本人为什么甘做被征服的“亡国奴”?当时的7000万日本人为什么没有发生像伊拉克那样到处搞恐怖袭击的场面?当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发现答案简朴到就是这么一句话：不要害怕比自己强的文明之师的征服。

　　于是感激涕零的日本人在拥抱战败的同时，将麦克阿瑟尊为改造日本的“国父”。这位“国父”在叼着烟斗的同时，成功且技巧地改造了日本人精神：不要发誓效忠任何东西。这位“国父”还身体力行，于1945年9月27日上午10点，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与昭和天皇并肩拍照。这张照片，一个伟岸，一个低下;一个神采奕奕，一个黯然失色。强烈的反差惊愕了日本人。但这就是胜者与败者的权力交错。最终，这张照片把日本人的天皇效忠这个无色玻璃击得满地碎片。但也从此，日本走出了文明周而复始的陷阱。

　　(作者原题《明治维新的启示：不要害怕比你强的文明的征服》。除特别注明外，文中图片均由库索拍摄。)

　　今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

　　150年正好是一个半世纪。从脱亚入欧到离欧回亚，从扩张的大国主义到幸福的小国主义。笔者在整理这条历史脉络的时候，无不惊讶地发现近世日本人的文明脚步始于两个“惊讶”：一个惊讶是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被日本人认为是一件“华夷变态”的大事件。日本人敏锐地察觉到“本场”中国的正统性发生了问题，或者“本场”中华已不复存在。中华文明的接力棒传到日本“小中华”的思想始露端倪。一个惊讶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败给英国。长年受到尊敬的“圣人之国”被列强侵略，这对还处尚武阶段的日本来说，不啻是件“不得了的大事”(丸山真男语)。显然，两个“惊讶”的反应极点，就是明治维新的勃发。

山口县松阴神社，这里被誉为是“明治维新胎动之地”

　　伦敦大学日本史专家比斯利在《剑桥日本史》第四章“外国的威胁与口岸的开放”中说，由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心目中价值巨大，因此在那里发生种种事态，不仅给日本提供了前车之鉴，而且还成为日本得以逃避灾难的避雷针。显然，这里的逻辑视点是：日本得以能逃避灾难(殖民)的原因在于这个岛国一无所有(没有象牙没有钻石)。或者说因为一无所有所以不值得殖民。现在看来这个视点是有问题的。这也表明《剑桥日本史》的作者，对东洋的理解，对日本这个岛国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入。从自我惊醒到自我矛盾再到自我回归，日本文明起步始于两个“惊讶”，显然没有进入比斯利的视野。

　　毫无疑问，1853年7月美国人佩里来航，是日本幕末期的最大事件。这在日本称之为“黑船”的历史表明，持续两个半世纪的幕藩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之后的连锁反应竟然是不到15年，幕府倒台(1868年1月)。4年后的1871年8月，依据废藩置县的新政策，日本在明治新政府的主导下，完成了统一国家。从幕府到天皇政府，对日本来说是大变革的时代。维新当事者这样说：明治中兴的“政”，是古今未曾有的变革。这里一个是从将门之权到天皇亲政，一个是从各藩分治到一统政治，一个是从锁国之政到开国之政。我们知道，在固封的社会构造中，改革任何的一项都是非常的不易，而三个同时豹变，实属“天为”而不是“人为”。

　　自觉地输入殖民因子

　　老子礼赞小国，说“小国寡民”是理想社会。1928年出生，专攻明治维新史的田中彰，在1999年出版《小国主义——重新审视日本的近代》(岩波书店)。这本书，使我们知道了指向近代天皇制国家的日本，是如何以欧美为样本来选择治国路线的。

　　远走欧美的岩仓使节团的特命全权大使是岩仓具视，当时的官名是右大臣，属公家之人，47岁。副使是木户孝允，当时的官名为参议，属长州藩之人，39岁。副使大久保利通，当时的官名是大藏卿，属萨摩藩之人，42岁。副使伊藤博文，当时的官名是工部大辅，属长州藩之人，31岁。最小的随行是长野文炳，当时的官名是司法权少判事，属大阪之人，18岁。一共46名。47岁的岩仓年纪最大，中心年龄层为20-30岁。从使节团的名单看，体现了两个半世纪幕府文化的积淀。对应国际事务能力强的旧幕臣出身的书记官以及萨长藩阀的实力者都进入了名单。使节团从横浜港出发，时间为1871年(明治四年)12月23日。回到横浜港是1873年9月13日，共一年零九个月。出发前的1871年12月17日，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在官邸举行送别宴会。发表的送别辞意图非常鲜明：外交，内治，前途的大业，其成其否，在此一举，可谓大任在肩。

山口县萩市，“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诞生地

　　使节团乘坐美国客船。首航目的地是旧金山。预定是欧美14国，但最后没有去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为12国：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俄罗斯，德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岩仓使节团带回来的报告书，有佐贺(肥前)藩出身的汉学者久米邦武(1839-1931)编修成《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全百卷。1879年公刊，连续印刷4次，并同时出版平民也买得起的普及版。《实记》分政治，社会，经济，产业，技术，军事，教育，宗教，文化，思想等方面。从百卷来看，美国与英国各占20卷为最多。在美国，他们感受到了什么叫“物力”，而在这“物力”的背后是人民的“自主自治精神”;在英国，他们感受到了什么是产业革命的发祥地;在法国，他们感受到了什么叫“文明的中枢”;在德国，他们感受到了什么叫铁血宰相俾斯麦对“万国公法”的创意;在俄国，他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对贵族专制的恐怖。最终，明治政府比较并检验了所有这些信息以判断哪个国家在某个领域最突出最先进，从而做出了关于哪个领域应以哪个国家为样板的决定。例如，1872年颁布的教育制度就是以法国的学校区划制度为样板，海军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复制品，陆军则是受到法国陆军的巨大影响，电报和铁路局是按照英国模式建立的，大学则效法了美国的样板，明治宪法和民法以德国为原型，刑法则以法国为原型。这样，明治国家就成了“英美法德等国的大杂烩”。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就有这样的意识，如果在每一个领域中都采用最好的模式，将会使日本尽可能地集各国之大成。这样看，日本人是自觉地输入了殖民因子，每个领域都划出一块用于先进国家的文化和经济作“殖民地”的试验场。

　　日本是日本的西洋化证明

　　日本学者加藤佑三早在1988年出版的《黑船异变》(岩波书店)一书中，就认定日本的开国与中国的开国，其本质是不同的。虽然从最终结果看，日本与美国在1854年3月31日也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这个条约当然是两国综合国力对比悬殊的产物，尤其是下田、箱馆两口岸的开放，一举突破了锁国体制，日本的国门从此被打开。但在本质上，这个条约并不是战败方在极度屈辱之下订立的，而是属于“交涉条约”，也就是说日本也有一定的赢面。这个事实对日后日本历史的发展，包括日本与西方世界打交道以及日本国民心理，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尝到了所谓“被殖民”的甜头。因为福泽谕吉就说过，不能自主发展的国家，殖民就是一种福气，一种不幸中的幸事。显然，日本遭遇了福泽谕吉所说的“幸事”。从关联性来看，自开国以来不到半个世纪，日本取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世界五大强国中的一员。非西洋的唯一文明国被西洋人承认，日本人在为亚洲亮相得分的同时，也完成了日本是日本的西洋化证明。为了自我肯定必须自我否定，虽然自相矛盾，但绝非无意义。

　　戏剧性的是，日本人这样做，倒为我们带来一个困惑：为什么日本人不恨入侵的殖民者?为什么还要建造佩里的纪念塑像供后人瞻仰?但只要看看当时的日本没有被列强瓜分，只要看看当时的日本人如何与西洋文明国为伍，就明白了日本人是不甘做时代的守旧者，不甘做固守旧传统的落伍者。于是，他们学会了一种非常自在的变身术——明明是在比赛相扑，但其实是在表演柔道的变身术。福泽谕吉，这位日本人精神的“伏尔泰”，生于1835年，死于1901年。明治元年的1868年，福泽33岁。小泉信三在《福泽谕吉》一书中说他为日本的近代化准备了33年，身体力行了33年。甲午战争4年后，福泽公开出版《福翁自传》。在书的结尾处，他说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得自己能没有遗憾的死去。为什么没有遗憾呢?就在于他终于看到文明是怎样战胜老朽的，开化是怎样击退守旧的。

伊豆县下田港，为了纪念“黑船来航”而设计的游览船

　　现在想来，当年的志贺重昂在《日本人》的创刊号里能明白地说，日本国粹的胃管开始咀嚼并消化泰西文明，日本人身体也被同化了，大隈重信能更具逻辑性地揭示开国50年的历史，就是泰西文明的消化史的时候，也就潜在地说出了这么一层意思：不要害怕超过你自己的文明之师的征服。1867年7月，14岁的高桥是清(出任过日本首相)首次渡美，乘坐700吨的小外轮。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外轮上有上等室与下等室之分。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船仓的最下层是中国劳工群居地，臭气熏天，使得上等白人喝红茶的兴趣也没有了(参见真嶋亚有《肌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中央公论社，2014年)。而12年后的1884年，23岁的内村鉴三乘坐4000吨的汽帆船渡美。从横滨一起搭乘的就有11位日本人。这位在思想与意识上脱日本人的基督徒，有着苏格兰牧羊犬一般的长相。崇拜内村的北一辉说过，内村鉴三四个字就是一种“电气力”，他有“明治之光”之称，在于他的洋装与胡须成了文明的象征。因为在江户时代留胡须，是被降职武士的一种“服丧”，表畏卑之躯的意思。

　　中国也不缺盗火者，但——

　　当然，中国也不缺乏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但问题是这一切都被未开化的专制政体给与吸收并化解成如何守住旧王朝的格杀不论。如将美国人的《国际法原理》翻译成《万国公法》的是中国人，但清帝并不知为何物。倒是引入《万国公法》的日本人，有如获至宝之感，并巧妙的活用国际法为自己的脱亚入欧寻找法理法规。魏源写《海国图志》(1844年)纯属墙内开花墙外香。徐继畬写《瀛环志略》(1851年)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还因此罢官。郭嵩焘写《使西纪程》(1877年)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竟被列为禁书。黄遵宪刻印《日本国志》(1887年)无人问津，直到甲午战后才被发现价值不亚于《马关条约》赔款的2万万两银子。再如梁廷枂的《海国四说》(1846年)，照日本著名学者沟口雄三的说法，他是最早一位抱持积极态度介绍民主制的人物。但结局又如何呢?洋务派官僚之一，指挥过中法战争的张树声，在临终前以遗书的形式书写了上奏西太后和光绪帝的遗折。在遗折中，他认为西方人体用皆备，既有轮船大炮铁路电线等“用”，也有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的“体”。如果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那么永远都及不上西方。多少年过去了，令我们脸红的是所谓的“体/用”之争，仍然为今天的中国人所津津乐道。你看，不思根本变革，害怕被征服的基因有多强大。

　　这里，有一个历史的细节值得玩味：甲午战争前日本曾向中国订购大米和煤炭。然而，当日本打上门来，有部下建议停止供货时，李鸿章以“订货在失和之先”为由，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将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往日本。后来李鸿章被谴责为以“米煤资敌”的卖国奴。这里要问的是，从现代文明论的视点看，洋务派领袖李鸿章这样做构成问题吗?用这个细节来痛骂李鸿章，是否表明我们的思维依旧停留在“无疑日本即南唐”或“碧海蓬莱外，扶桑日本东”的虚幻格局上?从东亚来看，十七，十八世纪社会的指导阶层，日本是武士，朝鲜是两班，中国是士大夫，越南是文绅。但把西洋诸国当做文明之师的只有日本武士阶层。所以只有日本成功了。为什么日本的武士阶层能成功呢?这就与武士阶层更能应变地萌生“国民/国家”意识有关。与日本武士表示的“不参军也要尽国民之责”相比，在中国甲午战争则成了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无怪乎梁启超略带伤感地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马克思(1883年去世)虽然没有看到甲午战争(1894年)的结局，但他在世的时候似乎已有精准预言：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的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当然，历史还留有这样的细节，当年伊藤博文曾南下上海，见到了最了解日本的黄遵宪。当得知黄遵宪的驻日公使的任命已经被撤销时，伊藤博文激动得要日本政府拒绝除黄遵宪之外的所有人选，执意黄遵宪再回日本。当然黄遵宪没有接受这样的安排，伊藤博文也只好不乐意地启程回国。这里，伊藤博文为什么要执意挽留黄遵宪呢?是个人的私交吗?不是的。而是伊藤博文不无先机地看出了日本迈出的文明脚步有多大，取决于近邻清帝国的觉悟与革新程度，否则日本将不能与之同行。而清帝国的觉悟与革新，少不了精通日本的黄遵宪在其中的作用。

　　叼着烟斗改造日本人精神

麦克阿瑟与昭和天皇在美国大使馆(图|维基百科)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明治维新的80年后，日本又一次被当时的文明之师——美国征服，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国家和人民的新生。麦克阿瑟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占领了日本首都东京。当时的7000万日本人为什么甘做被征服的“亡国奴”?当时的7000万日本人为什么没有发生像伊拉克那样到处搞恐怖袭击的场面?当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发现答案简朴到就是这么一句话：不要害怕比自己强的文明之师的征服。

　　于是感激涕零的日本人在拥抱战败的同时，将麦克阿瑟尊为改造日本的“国父”。这位“国父”在叼着烟斗的同时，成功且技巧地改造了日本人精神：不要发誓效忠任何东西。这位“国父”还身体力行，于1945年9月27日上午10点，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与昭和天皇并肩拍照。这张照片，一个伟岸，一个低下;一个神采奕奕，一个黯然失色。强烈的反差惊愕了日本人。但这就是胜者与败者的权力交错。最终，这张照片把日本人的天皇效忠这个无色玻璃击得满地碎片。但也从此，日本走出了文明周而复始的陷阱。

　　(作者原题《明治维新的启示：不要害怕比你强的文明的征服》。除特别注明外，文中图片均由库索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