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嘉：淡出视野的卢旺达大屠杀

 　　位于首都基加利的洲际酒店(intercontinental)面对一条主路。我窝在客房临窗的沙发里，视线落到了酒店对面的二层楼房上。桔红色的屋顶在远处清晰的绿色山峦轮廓衬托下显得晶亮灿然。门前与屋顶齐平的几棵大树绽放着艳丽的红花。楼的正面挂着一块红十字标牌，显出医院特有的肃穆和洁静。

　　下楼走出酒店，高原特有的阳光刺得我不得不半眯着眼。太阳透过清新的空气直射在整洁干净的街道上。马路上来往着行人，表情从容安详。如果不了解历史，我怎么也无法相信，这块土地在十二年前竟是一个尸体遍野、血水横流的大屠宰场。能想象出来吗?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多达上百万人陨命在砍刀、镐头、棍棒之下，而当时全国的人口才八百万不到。八分之一的人口以空前绝后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了。三分之二的人或逃亡国外，或流离失所。

　　这就是发生在1994年4月到7月震惊世界的卢旺达种族灭绝大屠杀。

　　对这场种族灭绝惨案的细节，我最先是从一本名叫《血的季节——卢旺达之旅》(Season　of　Blood——A　Rwandan　Journey)的书里了解到的。作者Fergal　Keane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外派到南非。卢旺达大屠杀后期，Keane奉命作为前线记者被派往卢旺达做实地报道。当时，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集中在波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地区的种族清洗上，发生在非洲的这场悲剧根本不是记者捕捉的重头戏。Keane的书作为原始记录因而愈显珍贵。它除了忠实地记录了这段不堪回首的血腥历史，还从历史的深层挖掘它的由来与发展。无怪此书在1995年获得英国享有名望的Orwell最佳政治类书籍大奖。

以卢旺达大屠杀为背景的电影《卢旺达大饭店》

　　卢旺达是一个内陆国。它地不大物也不博，既不靠海，也无大湖，缺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整个国家仿佛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山洼洼组成，找不到一块平整的土地，“千丘之国”由此得名。因为是丘陵地貌，便注定它的山不那么险峻，也不葱郁。除了西北地区的些许平地外，大部分的地势就是一个个荒山秃岭组成，像是一堆胡乱倒扣着的瓦钵子，山不清水也不秀。

　　卢旺达人多地少，偏偏还是个农业国。土地虽肥沃，可是人们密密麻麻地挤在面积与美国马里兰州差不多的一块巴掌大土地上。农人无地可耕，只好种茶叶、咖啡这些价格随国际市场价格浮动的农作物。它周边还都是些穷兄弟，谁也靠不上。若不是那一场大屠杀，它是一个很容易被人们遗忘的穷旮旯。

　　卢旺达大屠杀与现代史上其他国家的种族清洗不同。卢旺达原本并没有种族一说。要谈大屠杀，就不能不提到历史，也无法回避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带来的恶果。

　　卢旺达确实存在两大部族：胡图族(Hutu，占人口85%)和图西族(Tutsis，14%)，占人口仅1%的特瓦族(Twa)可忽略不计。但是部族的界定十分模糊。首先三个部族的人种从长相上难以区分。有人称图西族人身材高大，肤色稍浅。我为此问过当地人，他们自己都无法分清楚。一是因为两族通婚十分普遍，而是后来的比利时殖民者以经济标准，界定谁是胡图族，谁是图西族。再者，三个部落说的是同一语言，皈依同一宗教，分享同一文化，与其他地区如中东、巴尔干半岛的矛盾有着根本的区别。

　　多少年来，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直到欧洲人来到这里。一战时，比利时继德国人之后来到卢旺达。在获得卢旺达的委任统治权之后，比利时在卢实行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政策。当时的西方殖民主为了便于统治，多采用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许多旧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均由此产生或加深。如印巴分治、印度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恩怨和敌对、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之间的民族矛盾、苏丹的阿拉伯与黑人之间长期蓄积的矛盾。追根溯源，大多与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政策分不开。

　　占少数人口的图西人主要从事畜牧业，本来就比从事农耕的胡图族人富裕一些。比利时有意将图西人扶持为贵族。此后图西人与胡图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地位等方面渐次拉大距离。这种差距对种族界定和矛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为的种族等级意识从此在卢旺达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分而治之为日后的种族矛盾、种族灭绝埋下了祸根。渐渐地，胡图人被沦为社会底层，从中产生了一批极端分子。

　　1962年卢旺达获得独立，比利时人撤出。殖民者的人为分割的现象却遗留下来。比利时在撤出前抛弃已是强弩之末的图西族，转而扶植胡图人。胡图族人在掌握政权后，开始报复图西族人。八十年代后期咖啡市场崩溃，依赖咖啡出口的卢旺达经济受到冲击。图西族人不自觉地成了每次危机的替罪羊，胡图族和图西族的积怨加深。靠政变起家的胡图族总统哈比亚里马纳的支持率日渐下跌，眼看气数将尽，便顺势将责任推向图西人。卢旺达独立前后发生过好几次大规模部族流血冲突，一批批图西人被迫逃往邻国。流落到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成立了一个反政府武装“爱国阵线”，从此内战接连不断。

　　酿成这一幕人间惨剧的导火线是卢旺达总统的遇刺。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在赴坦桑尼亚首都出席关于地区和平的首脑会议后，同机返回卢首都基加利。飞机在机场降落时被火箭击落，哈比亚利马纳当场丧身在自己的官邸附近。

　　史学界普遍认为，总统的被杀其实是胡图族极端分子所为。总统迫于邻国的压力，与图西族爱国阵线签署了结束内战的和平协定。停火协议签订就意味着胡图人将与图西人分权。极端份子怎会容忍这档子事?胡图人大权在握，凭什么要让图西人分一杯羹?胡图族的极端份子不惜牺牲两国元首的性命，策划了一起非洲版的“国会纵火案”。

　　事先，胡图人已展开宣传攻势，拿图西人当替罪羊。国家控制的媒体煽动仇恨，把图西族人等同为国家的敌人，广播电台甚至公布将被消灭的图西人花名册。这样明火执仗地鼓动种族仇恨的做法毫不逊色于纳粹在二战爆发前对犹太人的仇恨宣传。

　　总统遇刺后，胡图族的极端份子将矛头直指图西族，声称总统的遇害是图西族人所为。胡图族政府军和民兵随即对图西族人展开报复性屠杀。一场预谋已久的针对图西族人的种族灭绝屠杀由此开始。总统遇刺的第二天，胡图人便绑架并杀害了图西族女总理乌维兰吉伊马纳和三名部长，同时组建了临时政府，将“爱国阵线”排除在外。“爱国阵线”发起进攻，再度引发内战。胡图族极端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残杀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对大屠杀血雨腥风的场景，看过好莱坞影片《卢旺达旅馆》的观众可能记忆犹新。失去理性的胡图族民兵手持砍刀、棍棒和长矛疯狂追杀图西族人。他们四处设卡，查看身份证，只要是图西族人，不论男女老幼，满门抄斩，格杀勿论。在腥风血雨中，正义被阉割，人性遭扭曲。

　　极端分子煽动的仇恨理念与二战前纳粹对犹太人的仇视如出一辙。目的就是要“排斥图西人，营造一种大规模破坏是可以接受的几乎不可避免的氛围。”常人无法想象，当年纳粹对待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竟然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非洲重现。

　　Keane在书中描述的场景悲惨、恐怖，读后的震撼久久难以挥去。作者来到阿卡尼亚吕(Akanyaru)河旁，尸体的腐臭几乎让他窒息。河面上漂浮着尸体，顺流直下一直漂到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而后，他来到一个叫Nyarubuye的村子的教堂。在教堂里，作者看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一幕：七千多个尸体横七竖八卷曲在地上，一些尸体有身无头，一些有体无肢，身体露出被斩的伤痕以及弹孔。无辜的图西族平民以为基督教堂是他们借以避难的诺亚方舟。老人们、妇女们拖着孩子跑到教堂里避难。没料到刽子手们挥舞棍棒和镰刀，张牙舞爪一路追杀过来。七千个鲜活的生命转眼消失了。十字架没有唤醒暴徒的良知，一个原本圣洁的殿堂活活成了屠宰场。

　　读了血腥的描绘，我有意避开过于刺激感官的实地屠宰场所，选择了周末去参观以图片展为主体的大屠杀纪念馆。新落成的Gisozi纪念馆坐落在基加利的一个小山腰上。汽车在山谷之中的黄泥土路上起起落落，路旁矮趴趴的铁皮房顿时被车子扬起的尘土笼罩。然而，恶劣的路况没有使这座现代化建筑逊色丝毫。乳白色纪念馆前的喷泉旁燃着一束火焰。火焰在每年的四月至七月也就是种族灭绝发生期间燃烧不熄，以哀悼无辜的亡灵。纪念馆周围建了八座合葬墓。数以万计无人认领的遇难者的遗骸从基加利的其他地方被收集埋葬在这里。

　　纪念馆内部的光线被人为地调得过于昏暗。一脚跨进去，整个身子就被黑暗吞噬了，心情不由得变得越发沉重。馆内设施十分现代化，安装在走廊墙壁上的电视屏幕由数码控制，只须手指轻点，残暴的画面便重现在屏幕上。幸存者的证词把参观者带到了血腥的过去。男人被屠宰、妇女遭轮奸、儿童让人活活砍死。墙上密密匝匝地悬挂着数百张照片。照片上的主人早已命归黄泉。他们对着镜头开怀而乐，哪里知道死神已经向自己步步逼近。如今，取代那一张张绽放笑容的脸庞的是整齐排列在馆内墙脚下的一颗颗头盖骨。

大屠杀纪念馆

　　面对累累白骨，每一个旁观者都止不住心头的悲愤，可以想象那些亲历了这场灾难的卢旺达人的心情。在访问卢旺达其间，我试图通过第一手资料了解卢旺达人对大屠杀的感受。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十分沉重又敏感的话题。卢旺达人见证了人性最丑陋的一面。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尊。事情才过去十二年，谁愿意轻易揭开自己还没愈合的疮疤?何况几乎每一个家庭在这场灾难中，不是失去了亲人，就是有家人涉嫌参与了屠杀。死者已安，留下的唯有一颗颗破碎的心。

　　我在问到种族问题时十分谨慎，总是在气氛比较轻松时才小心翼翼地提起这个话题。当地人答得也小心隐晦，象披了件铠甲，生怕流露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可不，强硬派总统卡加梅有言在先，谁发表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论，谁就有可能被以蓄意挑起种族分裂的罪名遭起诉。百姓的谨慎并非空穴来风。

　　相比之下，Cogebankqur银行的总裁Niyibizi　Bonaventure(卢旺达前任商业部长)最爽快。在共进午餐时，他索性将他的旧身份证从皮夹里抽出来递给我。果然，左页的最上方的人种一栏有四项选择：胡图族、图西族、特瓦族、归化(naturalize)。他的证上有三处被划去，唯独图西族那一栏空着，清楚地说明他是图西族。我扫了一眼出生年月，1954年。我没敢问，当年整四十岁的他是怎么躲过这场灭顶之灾的。

　　比利时殖民当局接管卢旺达后，在1933年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决定通过登记来实施身份证制度。每一个人的身份证上注明胡图族、图西族或特瓦族。统治者除了用尺量卢旺达人鼻翼的宽、长度来确定身份以外，还以拥有牛群的数量为标准，占有十头牛的人被划为图西人。这种划分无疑强化了经济差别，并将民族差异演化成政治斗争。对此，我曾试探过比利时人的观点。我的一个比利时朋友毫不掩饰地告诉我，对卢旺达的种族分裂，比利时的殖民主义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年，德国人给我们撂下一个烂摊子。比利时接手后，非但没统治好，很多方面还愈治愈糟。”

　　最近读了Martin　Meredith著的《非洲的命运》，对大屠杀又多了新的认识。作者除了提出“非洲的贫穷不是靠援助可以解决的”这一新颖的观点外，还在关于卢旺达的那一章里，对法国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一个十分有争议的观点，尽管卢旺达并不是此书的重点。作者的观点明确：在一定的意义上，法国充当了卢旺达大屠杀的同谋。

　　作者认为，法国不但纵容甚至武装了刽子手。大屠杀刚开始时，法国不仅训练了胡图族军队，还持续向他们提供武器。法国为胡图族人提供避风港，却拒绝保护图西族人。作者在书中列举了一些事实证明他的观点。在1990年，卢旺达政府控制在胡图族极端分子手中，哈比亚里马纳出任总统。法国总统密特朗派遣其子让·克里斯朵夫·密特朗(Jean-Christophe　Mitterrand)负责法国的非洲的特别事务。这位后生由此在非洲得雅号“老爷子说了”(“Papa　m’a　dit”，或“Daddy　told　me　to”)。

　　早在1990年10月，爱国阵线从相邻的乌干达袭击卢旺达。密特朗授权法国军队协助卢旺达政府抵御爱国阵线。让·克里斯朵夫发话：“无论如何，两三个月之内，要把这事搞定。”在法国的帮助下，哈比亚里马纳的武力扩展了三倍。法国提供了训练、技术和武器，并帮助卢旺达从别国购买军火。当时卢旺达的军费开支约一亿美元，这对一个经济上左支右绌的卢旺达来说，是一笔庞大的开支。书中还说，尽管1993年的人权报告指责哈比亚里马纳的“大屠杀、酷刑、任意羁押迫害图西人”，法国却继续支持哈比亚里马纳政府。

　　大屠杀之后，卢旺达政府对法国在种族灭绝上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调查，批评“巴黎武装了杀人凶手，并且在他们被击败后，为他们提供逃走的路线”。

　　对于法国的动机，英国广播公司提供了一条线索。2000年，那位“老爷子说了”宝贝儿子因涉嫌非法军火交易和误用公司资金参与购买俄国军火和设备，销往安哥拉等罪名被拘捕。这位公子曾是周旋在法国政府和非洲大陆之间的核心人物。书中提到：“大多非洲国家都喜欢绕过法国的外交部和其它官方渠道，与密特朗总统直接打交道”。“他们私下请求援助——军火、资金，以对付找麻烦的对手……帮助是双向流动的。有了他们的拥戴，法国的国际形象得到提高。非洲国家的项目标的总是投给了法国公司。有人相信，好几位非洲领导人向法国政党捐款有功。”

　　从历史上看，卢旺达从来不是法国的殖民地，后者缘何支持与自己似乎扯不上关系的卢旺达?这与卢旺达人说法语有关。很清楚，法国一直试图把非洲说法文的地区(Francophone)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区域(Anglophone)分离开来。卢旺达的胡图族以法语为母语，而反政府武装“爱国阵线”由说英文的图西族人组成。他们的流放地乌干达一直想推翻法语国家联盟。法国为了抗衡，无意中为这场血腥惨案提供了武器装备。当然，假如法国事先知道这些装备的最终用途，恐怕不会也不敢跟胡图人做这一笔军火交易。但它改变不了法国人向胡图人供应武器装备的事实。看来这口“黑锅”法国是要背到底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大屠杀保持沉默，不加遏止，是大屠杀蔓延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也对惨案痛定思痛，纷纷表示负有责任。当时的区域性种族矛盾和清洗此起彼伏，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各有难言之隐。国际社会不出来制止的原因超出了本文探讨的范围，恕不在此评论。地缘政治错综复杂，也不是我这枝秃笔能写清楚的。这个话题还是留给国际关系专家们吧。

　　对大屠杀的反思，人们早有总结。我来做一次鹦鹉。要实行民族和解，必须消除种族歧视，学会和平共处。美国的白人与黑人做到了，手足相连、痛痒相关的卢旺达人没有理由做不到。

　　走笔至此，我想到一句英文。这句话是我在前不久再度参观华盛顿的美国历史博物馆时在内战展厅里看到的。

　　“United　we　stand，divided　we　fall.”(“合则立，分则垮。”也可译为“团结则存，分裂则亡。”)

　　以为结语。

 　　位于首都基加利的洲际酒店(intercontinental)面对一条主路。我窝在客房临窗的沙发里，视线落到了酒店对面的二层楼房上。桔红色的屋顶在远处清晰的绿色山峦轮廓衬托下显得晶亮灿然。门前与屋顶齐平的几棵大树绽放着艳丽的红花。楼的正面挂着一块红十字标牌，显出医院特有的肃穆和洁静。

　　下楼走出酒店，高原特有的阳光刺得我不得不半眯着眼。太阳透过清新的空气直射在整洁干净的街道上。马路上来往着行人，表情从容安详。如果不了解历史，我怎么也无法相信，这块土地在十二年前竟是一个尸体遍野、血水横流的大屠宰场。能想象出来吗?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多达上百万人陨命在砍刀、镐头、棍棒之下，而当时全国的人口才八百万不到。八分之一的人口以空前绝后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了。三分之二的人或逃亡国外，或流离失所。

　　这就是发生在1994年4月到7月震惊世界的卢旺达种族灭绝大屠杀。

　　对这场种族灭绝惨案的细节，我最先是从一本名叫《血的季节——卢旺达之旅》(Season　of　Blood——A　Rwandan　Journey)的书里了解到的。作者Fergal　Keane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外派到南非。卢旺达大屠杀后期，Keane奉命作为前线记者被派往卢旺达做实地报道。当时，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集中在波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地区的种族清洗上，发生在非洲的这场悲剧根本不是记者捕捉的重头戏。Keane的书作为原始记录因而愈显珍贵。它除了忠实地记录了这段不堪回首的血腥历史，还从历史的深层挖掘它的由来与发展。无怪此书在1995年获得英国享有名望的Orwell最佳政治类书籍大奖。

以卢旺达大屠杀为背景的电影《卢旺达大饭店》

　　卢旺达是一个内陆国。它地不大物也不博，既不靠海，也无大湖，缺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整个国家仿佛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山洼洼组成，找不到一块平整的土地，“千丘之国”由此得名。因为是丘陵地貌，便注定它的山不那么险峻，也不葱郁。除了西北地区的些许平地外，大部分的地势就是一个个荒山秃岭组成，像是一堆胡乱倒扣着的瓦钵子，山不清水也不秀。

　　卢旺达人多地少，偏偏还是个农业国。土地虽肥沃，可是人们密密麻麻地挤在面积与美国马里兰州差不多的一块巴掌大土地上。农人无地可耕，只好种茶叶、咖啡这些价格随国际市场价格浮动的农作物。它周边还都是些穷兄弟，谁也靠不上。若不是那一场大屠杀，它是一个很容易被人们遗忘的穷旮旯。

　　卢旺达大屠杀与现代史上其他国家的种族清洗不同。卢旺达原本并没有种族一说。要谈大屠杀，就不能不提到历史，也无法回避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带来的恶果。

　　卢旺达确实存在两大部族：胡图族(Hutu，占人口85%)和图西族(Tutsis，14%)，占人口仅1%的特瓦族(Twa)可忽略不计。但是部族的界定十分模糊。首先三个部族的人种从长相上难以区分。有人称图西族人身材高大，肤色稍浅。我为此问过当地人，他们自己都无法分清楚。一是因为两族通婚十分普遍，而是后来的比利时殖民者以经济标准，界定谁是胡图族，谁是图西族。再者，三个部落说的是同一语言，皈依同一宗教，分享同一文化，与其他地区如中东、巴尔干半岛的矛盾有着根本的区别。

　　多少年来，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直到欧洲人来到这里。一战时，比利时继德国人之后来到卢旺达。在获得卢旺达的委任统治权之后，比利时在卢实行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政策。当时的西方殖民主为了便于统治，多采用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许多旧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均由此产生或加深。如印巴分治、印度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恩怨和敌对、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之间的民族矛盾、苏丹的阿拉伯与黑人之间长期蓄积的矛盾。追根溯源，大多与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政策分不开。

　　占少数人口的图西人主要从事畜牧业，本来就比从事农耕的胡图族人富裕一些。比利时有意将图西人扶持为贵族。此后图西人与胡图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地位等方面渐次拉大距离。这种差距对种族界定和矛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为的种族等级意识从此在卢旺达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分而治之为日后的种族矛盾、种族灭绝埋下了祸根。渐渐地，胡图人被沦为社会底层，从中产生了一批极端分子。

　　1962年卢旺达获得独立，比利时人撤出。殖民者的人为分割的现象却遗留下来。比利时在撤出前抛弃已是强弩之末的图西族，转而扶植胡图人。胡图族人在掌握政权后，开始报复图西族人。八十年代后期咖啡市场崩溃，依赖咖啡出口的卢旺达经济受到冲击。图西族人不自觉地成了每次危机的替罪羊，胡图族和图西族的积怨加深。靠政变起家的胡图族总统哈比亚里马纳的支持率日渐下跌，眼看气数将尽，便顺势将责任推向图西人。卢旺达独立前后发生过好几次大规模部族流血冲突，一批批图西人被迫逃往邻国。流落到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成立了一个反政府武装“爱国阵线”，从此内战接连不断。

　　酿成这一幕人间惨剧的导火线是卢旺达总统的遇刺。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在赴坦桑尼亚首都出席关于地区和平的首脑会议后，同机返回卢首都基加利。飞机在机场降落时被火箭击落，哈比亚利马纳当场丧身在自己的官邸附近。

　　史学界普遍认为，总统的被杀其实是胡图族极端分子所为。总统迫于邻国的压力，与图西族爱国阵线签署了结束内战的和平协定。停火协议签订就意味着胡图人将与图西人分权。极端份子怎会容忍这档子事?胡图人大权在握，凭什么要让图西人分一杯羹?胡图族的极端份子不惜牺牲两国元首的性命，策划了一起非洲版的“国会纵火案”。

　　事先，胡图人已展开宣传攻势，拿图西人当替罪羊。国家控制的媒体煽动仇恨，把图西族人等同为国家的敌人，广播电台甚至公布将被消灭的图西人花名册。这样明火执仗地鼓动种族仇恨的做法毫不逊色于纳粹在二战爆发前对犹太人的仇恨宣传。

　　总统遇刺后，胡图族的极端份子将矛头直指图西族，声称总统的遇害是图西族人所为。胡图族政府军和民兵随即对图西族人展开报复性屠杀。一场预谋已久的针对图西族人的种族灭绝屠杀由此开始。总统遇刺的第二天，胡图人便绑架并杀害了图西族女总理乌维兰吉伊马纳和三名部长，同时组建了临时政府，将“爱国阵线”排除在外。“爱国阵线”发起进攻，再度引发内战。胡图族极端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残杀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对大屠杀血雨腥风的场景，看过好莱坞影片《卢旺达旅馆》的观众可能记忆犹新。失去理性的胡图族民兵手持砍刀、棍棒和长矛疯狂追杀图西族人。他们四处设卡，查看身份证，只要是图西族人，不论男女老幼，满门抄斩，格杀勿论。在腥风血雨中，正义被阉割，人性遭扭曲。

　　极端分子煽动的仇恨理念与二战前纳粹对犹太人的仇视如出一辙。目的就是要“排斥图西人，营造一种大规模破坏是可以接受的几乎不可避免的氛围。”常人无法想象，当年纳粹对待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竟然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非洲重现。

　　Keane在书中描述的场景悲惨、恐怖，读后的震撼久久难以挥去。作者来到阿卡尼亚吕(Akanyaru)河旁，尸体的腐臭几乎让他窒息。河面上漂浮着尸体，顺流直下一直漂到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而后，他来到一个叫Nyarubuye的村子的教堂。在教堂里，作者看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一幕：七千多个尸体横七竖八卷曲在地上，一些尸体有身无头，一些有体无肢，身体露出被斩的伤痕以及弹孔。无辜的图西族平民以为基督教堂是他们借以避难的诺亚方舟。老人们、妇女们拖着孩子跑到教堂里避难。没料到刽子手们挥舞棍棒和镰刀，张牙舞爪一路追杀过来。七千个鲜活的生命转眼消失了。十字架没有唤醒暴徒的良知，一个原本圣洁的殿堂活活成了屠宰场。

　　读了血腥的描绘，我有意避开过于刺激感官的实地屠宰场所，选择了周末去参观以图片展为主体的大屠杀纪念馆。新落成的Gisozi纪念馆坐落在基加利的一个小山腰上。汽车在山谷之中的黄泥土路上起起落落，路旁矮趴趴的铁皮房顿时被车子扬起的尘土笼罩。然而，恶劣的路况没有使这座现代化建筑逊色丝毫。乳白色纪念馆前的喷泉旁燃着一束火焰。火焰在每年的四月至七月也就是种族灭绝发生期间燃烧不熄，以哀悼无辜的亡灵。纪念馆周围建了八座合葬墓。数以万计无人认领的遇难者的遗骸从基加利的其他地方被收集埋葬在这里。

　　纪念馆内部的光线被人为地调得过于昏暗。一脚跨进去，整个身子就被黑暗吞噬了，心情不由得变得越发沉重。馆内设施十分现代化，安装在走廊墙壁上的电视屏幕由数码控制，只须手指轻点，残暴的画面便重现在屏幕上。幸存者的证词把参观者带到了血腥的过去。男人被屠宰、妇女遭轮奸、儿童让人活活砍死。墙上密密匝匝地悬挂着数百张照片。照片上的主人早已命归黄泉。他们对着镜头开怀而乐，哪里知道死神已经向自己步步逼近。如今，取代那一张张绽放笑容的脸庞的是整齐排列在馆内墙脚下的一颗颗头盖骨。

大屠杀纪念馆

　　面对累累白骨，每一个旁观者都止不住心头的悲愤，可以想象那些亲历了这场灾难的卢旺达人的心情。在访问卢旺达其间，我试图通过第一手资料了解卢旺达人对大屠杀的感受。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十分沉重又敏感的话题。卢旺达人见证了人性最丑陋的一面。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尊。事情才过去十二年，谁愿意轻易揭开自己还没愈合的疮疤?何况几乎每一个家庭在这场灾难中，不是失去了亲人，就是有家人涉嫌参与了屠杀。死者已安，留下的唯有一颗颗破碎的心。

　　我在问到种族问题时十分谨慎，总是在气氛比较轻松时才小心翼翼地提起这个话题。当地人答得也小心隐晦，象披了件铠甲，生怕流露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可不，强硬派总统卡加梅有言在先，谁发表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论，谁就有可能被以蓄意挑起种族分裂的罪名遭起诉。百姓的谨慎并非空穴来风。

　　相比之下，Cogebankqur银行的总裁Niyibizi　Bonaventure(卢旺达前任商业部长)最爽快。在共进午餐时，他索性将他的旧身份证从皮夹里抽出来递给我。果然，左页的最上方的人种一栏有四项选择：胡图族、图西族、特瓦族、归化(naturalize)。他的证上有三处被划去，唯独图西族那一栏空着，清楚地说明他是图西族。我扫了一眼出生年月，1954年。我没敢问，当年整四十岁的他是怎么躲过这场灭顶之灾的。

　　比利时殖民当局接管卢旺达后，在1933年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决定通过登记来实施身份证制度。每一个人的身份证上注明胡图族、图西族或特瓦族。统治者除了用尺量卢旺达人鼻翼的宽、长度来确定身份以外，还以拥有牛群的数量为标准，占有十头牛的人被划为图西人。这种划分无疑强化了经济差别，并将民族差异演化成政治斗争。对此，我曾试探过比利时人的观点。我的一个比利时朋友毫不掩饰地告诉我，对卢旺达的种族分裂，比利时的殖民主义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年，德国人给我们撂下一个烂摊子。比利时接手后，非但没统治好，很多方面还愈治愈糟。”

　　最近读了Martin　Meredith著的《非洲的命运》，对大屠杀又多了新的认识。作者除了提出“非洲的贫穷不是靠援助可以解决的”这一新颖的观点外，还在关于卢旺达的那一章里，对法国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一个十分有争议的观点，尽管卢旺达并不是此书的重点。作者的观点明确：在一定的意义上，法国充当了卢旺达大屠杀的同谋。

　　作者认为，法国不但纵容甚至武装了刽子手。大屠杀刚开始时，法国不仅训练了胡图族军队，还持续向他们提供武器。法国为胡图族人提供避风港，却拒绝保护图西族人。作者在书中列举了一些事实证明他的观点。在1990年，卢旺达政府控制在胡图族极端分子手中，哈比亚里马纳出任总统。法国总统密特朗派遣其子让·克里斯朵夫·密特朗(Jean-Christophe　Mitterrand)负责法国的非洲的特别事务。这位后生由此在非洲得雅号“老爷子说了”(“Papa　m’a　dit”，或“Daddy　told　me　to”)。

　　早在1990年10月，爱国阵线从相邻的乌干达袭击卢旺达。密特朗授权法国军队协助卢旺达政府抵御爱国阵线。让·克里斯朵夫发话：“无论如何，两三个月之内，要把这事搞定。”在法国的帮助下，哈比亚里马纳的武力扩展了三倍。法国提供了训练、技术和武器，并帮助卢旺达从别国购买军火。当时卢旺达的军费开支约一亿美元，这对一个经济上左支右绌的卢旺达来说，是一笔庞大的开支。书中还说，尽管1993年的人权报告指责哈比亚里马纳的“大屠杀、酷刑、任意羁押迫害图西人”，法国却继续支持哈比亚里马纳政府。

　　大屠杀之后，卢旺达政府对法国在种族灭绝上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调查，批评“巴黎武装了杀人凶手，并且在他们被击败后，为他们提供逃走的路线”。

　　对于法国的动机，英国广播公司提供了一条线索。2000年，那位“老爷子说了”宝贝儿子因涉嫌非法军火交易和误用公司资金参与购买俄国军火和设备，销往安哥拉等罪名被拘捕。这位公子曾是周旋在法国政府和非洲大陆之间的核心人物。书中提到：“大多非洲国家都喜欢绕过法国的外交部和其它官方渠道，与密特朗总统直接打交道”。“他们私下请求援助——军火、资金，以对付找麻烦的对手……帮助是双向流动的。有了他们的拥戴，法国的国际形象得到提高。非洲国家的项目标的总是投给了法国公司。有人相信，好几位非洲领导人向法国政党捐款有功。”

　　从历史上看，卢旺达从来不是法国的殖民地，后者缘何支持与自己似乎扯不上关系的卢旺达?这与卢旺达人说法语有关。很清楚，法国一直试图把非洲说法文的地区(Francophone)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区域(Anglophone)分离开来。卢旺达的胡图族以法语为母语，而反政府武装“爱国阵线”由说英文的图西族人组成。他们的流放地乌干达一直想推翻法语国家联盟。法国为了抗衡，无意中为这场血腥惨案提供了武器装备。当然，假如法国事先知道这些装备的最终用途，恐怕不会也不敢跟胡图人做这一笔军火交易。但它改变不了法国人向胡图人供应武器装备的事实。看来这口“黑锅”法国是要背到底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大屠杀保持沉默，不加遏止，是大屠杀蔓延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也对惨案痛定思痛，纷纷表示负有责任。当时的区域性种族矛盾和清洗此起彼伏，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各有难言之隐。国际社会不出来制止的原因超出了本文探讨的范围，恕不在此评论。地缘政治错综复杂，也不是我这枝秃笔能写清楚的。这个话题还是留给国际关系专家们吧。

　　对大屠杀的反思，人们早有总结。我来做一次鹦鹉。要实行民族和解，必须消除种族歧视，学会和平共处。美国的白人与黑人做到了，手足相连、痛痒相关的卢旺达人没有理由做不到。

　　走笔至此，我想到一句英文。这句话是我在前不久再度参观华盛顿的美国历史博物馆时在内战展厅里看到的。

　　“United　we　stand，divided　we　fall.”(“合则立，分则垮。”也可译为“团结则存，分裂则亡。”)

　　以为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