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00亿日元，日本文化厅是这样保护历史文物的

　　在日本，肩负文物保护这一重任的是文化厅，也许有不少人对文化厅的具体工作并不了解。因此，我简单介绍一下日本文化行政方面的情况。首先，文化厅的预算约1000亿日元，其用途大体分为三项：文物的保护及其利用、艺术文化的振兴、国家文化设施的运作及维修。其中每年费用支出最多的是文物保护和利用，占到全部预算的四成以上。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传统文化在文化行政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顺便指出，日本在文物保护和利用上采取的主要方式可以概括为“指定主义”，即把重点文物分别指定为“国宝”“重要文物”，或者“非物质重要文物”，加以保护和利用。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在指定文物的过程中，对文物优劣进行评估的等级鉴定并不科学。于是，有人建议将具有一定年代的建筑物一律封为文物，登记造册，予以保护。我把这种做法叫作“登记主义或者“目录主义”。

　　欧洲最初采取的是登记主义。但是，在中世纪教堂修缮工程的先后顺序这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上，“登记主义”则显得无能为力，实际上应该改用吸取“指定主义”长处的“登记主义”。

　　那么，日本在推行指定主义上也是“一刀切”吗?不是的。近年来，对近代文物也应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在对待近代文物上采取的是登记制度，其保护范围比文物指定制度更加宽泛。日本的文物保护和利用也在汲取“登记主义”的元素，例如，持有人提出申请，经审查合格，即可登记为文物。

　　总而言之，文物保护是文化厅的一项重要工作，所保护的对象不仅是历史建筑、美术作品等物质文物。从戏剧、音乐、工艺技术等非物质文物，到风俗习惯和民间文艺等民俗文物;从古墓贝冢、城址、旧居、庭园和动植物等纪念性文物，到山区梯田等人文景观，还有老客栈，保留在外城的古建筑群，以及埋在地下的古迹和遗物等“地下文物”，所涉及的门类相当广泛。总之，这些都属于我们国家的文物，都是我们应当保护的对象。

　　这里所说的非物质文物是以戏剧、工艺技术等无形的技能为对象的，其中的关键技术也同样可以指定为“非物质重要文物”，将这类特殊技术的持有人誉为“人间国宝”。说到“人间国宝”，我想再补充一句，为了鼓励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将传统技能传给下代，国家每年向本人颁发200万日元的特殊津贴。

　　此外，国家每年还向“文化功劳者”支付350万日元的终身养老津贴，以同样的名目向日本艺术院会员支付250万日元。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支持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

　　比如在歌舞伎方面，担纲主角的传承人必须是家族的直系后代，可是整场演出不能只靠主角，有了其他演员的配合，展现在大家眼前歌舞伎才尽善尽美。而这些担任配角的歌舞伎演员是松竹或者梨园自己培养出来的吗?不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国立剧场培训班毕业的研修生，等于是国家出资代为培养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文乐，即“人形净琉璃”。说到文乐，值得一提的是负责维护木偶的专业人员。大阪国立文乐剧场安排两名职员负责木偶服饰的缝制和日常维护，另有两人负责勾画脸谱，制作发型。其实，这些负责木偶制作和维护的专业人员都是文化厅管辖的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的工作人员。

　　用作文乐道具的木偶属于消耗品，负责缝制服装的专业人员需要随时维修更换。传统艺术的能乐也是如此，尤其是能乐大师的服装，每一件都是做工考究的丝织作品，演出后常被演员的开水浸湿，也需要精心保养，博物馆里展出的能乐服饰多数是没有使用过的。为能乐提供演出服装的是京都西阵。难能可贵的是在日本和服需求量大幅度缩水的今天，赫赫有名的丝织之乡一一西阵，仍在孜孜不倦地制作豪华的传统和服。

　　因此，在进一步弘扬能乐和文乐等传统舞台艺术的过程中，国家始终刻意保护活跃在幕后的各类传统技能，使其一并得到传承。为此，国家不仅在资金上的给予帮助，还要根据不同门类的具体情况提供专业技术和技能方面的支持。人们可以从中再次体会到，传统文化的保护是一项多么浩瀚的工程。国家直接采取一系列的鼓励措施，守护着日本的传统文化。

　　在日本，肩负文物保护这一重任的是文化厅，也许有不少人对文化厅的具体工作并不了解。因此，我简单介绍一下日本文化行政方面的情况。首先，文化厅的预算约1000亿日元，其用途大体分为三项：文物的保护及其利用、艺术文化的振兴、国家文化设施的运作及维修。其中每年费用支出最多的是文物保护和利用，占到全部预算的四成以上。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传统文化在文化行政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顺便指出，日本在文物保护和利用上采取的主要方式可以概括为“指定主义”，即把重点文物分别指定为“国宝”“重要文物”，或者“非物质重要文物”，加以保护和利用。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在指定文物的过程中，对文物优劣进行评估的等级鉴定并不科学。于是，有人建议将具有一定年代的建筑物一律封为文物，登记造册，予以保护。我把这种做法叫作“登记主义或者“目录主义”。

　　欧洲最初采取的是登记主义。但是，在中世纪教堂修缮工程的先后顺序这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上，“登记主义”则显得无能为力，实际上应该改用吸取“指定主义”长处的“登记主义”。

　　那么，日本在推行指定主义上也是“一刀切”吗?不是的。近年来，对近代文物也应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在对待近代文物上采取的是登记制度，其保护范围比文物指定制度更加宽泛。日本的文物保护和利用也在汲取“登记主义”的元素，例如，持有人提出申请，经审查合格，即可登记为文物。

　　总而言之，文物保护是文化厅的一项重要工作，所保护的对象不仅是历史建筑、美术作品等物质文物。从戏剧、音乐、工艺技术等非物质文物，到风俗习惯和民间文艺等民俗文物;从古墓贝冢、城址、旧居、庭园和动植物等纪念性文物，到山区梯田等人文景观，还有老客栈，保留在外城的古建筑群，以及埋在地下的古迹和遗物等“地下文物”，所涉及的门类相当广泛。总之，这些都属于我们国家的文物，都是我们应当保护的对象。

　　这里所说的非物质文物是以戏剧、工艺技术等无形的技能为对象的，其中的关键技术也同样可以指定为“非物质重要文物”，将这类特殊技术的持有人誉为“人间国宝”。说到“人间国宝”，我想再补充一句，为了鼓励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将传统技能传给下代，国家每年向本人颁发200万日元的特殊津贴。

　　此外，国家每年还向“文化功劳者”支付350万日元的终身养老津贴，以同样的名目向日本艺术院会员支付250万日元。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支持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

　　比如在歌舞伎方面，担纲主角的传承人必须是家族的直系后代，可是整场演出不能只靠主角，有了其他演员的配合，展现在大家眼前歌舞伎才尽善尽美。而这些担任配角的歌舞伎演员是松竹或者梨园自己培养出来的吗?不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国立剧场培训班毕业的研修生，等于是国家出资代为培养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文乐，即“人形净琉璃”。说到文乐，值得一提的是负责维护木偶的专业人员。大阪国立文乐剧场安排两名职员负责木偶服饰的缝制和日常维护，另有两人负责勾画脸谱，制作发型。其实，这些负责木偶制作和维护的专业人员都是文化厅管辖的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的工作人员。

　　用作文乐道具的木偶属于消耗品，负责缝制服装的专业人员需要随时维修更换。传统艺术的能乐也是如此，尤其是能乐大师的服装，每一件都是做工考究的丝织作品，演出后常被演员的开水浸湿，也需要精心保养，博物馆里展出的能乐服饰多数是没有使用过的。为能乐提供演出服装的是京都西阵。难能可贵的是在日本和服需求量大幅度缩水的今天，赫赫有名的丝织之乡一一西阵，仍在孜孜不倦地制作豪华的传统和服。

　　因此，在进一步弘扬能乐和文乐等传统舞台艺术的过程中，国家始终刻意保护活跃在幕后的各类传统技能，使其一并得到传承。为此，国家不仅在资金上的给予帮助，还要根据不同门类的具体情况提供专业技术和技能方面的支持。人们可以从中再次体会到，传统文化的保护是一项多么浩瀚的工程。国家直接采取一系列的鼓励措施，守护着日本的传统文化。

　　针对文化厅主要业务之一的文物保护，我再想多说几句。

　　列为保护对象的文物涉及面越广，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参与其中，所以为了保护和培育各种文化，文化厅也有一批名为调查官的专职人员担负这项重任。调查官共有65人，约占文化厅250个编制的四分之一。如果缺少这一支由各路专家组成的团队，国家对重点文物的保护则难以为继。

　　目前，在这支65人的调查官队伍中有61人专门从事文物的保护利用，他们在历史建筑、工艺美术、民间文艺、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等各个门类的文物中奔忙。主要工作包括准确掌握各类文物的现状，调查认定新发现的文物等。其余4人负责现代影像、音乐、美术和戏剧方面的工作。

　　调查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要经常到日本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据说有的调查官每周有多一半的时间在外地出差，工作强度相当大。一名合格的调查官，必须有高深的专业知识和鉴别能力。所以，他们的具体身份都是大学研究员、博物馆或者美术馆的专业馆员等，专业经验十分丰富。

　　从事这项工作的最大好处在于，一旦有了重大发现，大学研究人员能够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直接介入，这个方便条件对于从事调查研究的专业人士来说，具有很强的诱惑力。所以，这也是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中奋不顾身，始终坚守岗位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