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中的自由主义偏向问题

 　  [编者按]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Samuel J. Abrams)认为，美国大学在意识形态上过于偏向自由主义，这种失衡不利于言论多元和言论自由，需要引起关注并寻求改进之道。以下是他撰写的两篇相关文章，原文为英文，经作者许可，敝刊予以翻译发表，谨供读者参考。

　　米德尔伯里泡的爆裂

　　在一位颇具争议的保守派演讲者来到校园时，暴力爆发。米德尔伯里学院的教员们该受谴责吗?

　　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是一名研究人员，在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工作，高校中的很多人对他反感。因此，得知他上周在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现身遭到抗议，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但让人震惊的事实是，事件演变为肢体暴力，观点被消声，这完全违背了一所学校促进“严谨分析和独立思考”的使命。

　　尽管默里可能不受欢迎，但很难忽视他对美国学术、政治和政策圈子公共话语的实在影响。从他诸如《钟型曲线》(The Bell Curve，与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J•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合著)的有争议著作到他较新的著作《分化：白人美国的状况，1960～2010》(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默里的观点被用来引出许多关于阶层、种族和不平等问题的艰难对话。我自己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授社会变迁与选举的课程时，经常布置阅读《分化》，因为这本著作探讨了为什么美国白人因教育和阶层而四分五裂。该书激发出了我一学期中一些最好的课堂讨论。

　　默里的著作常常遭到批评，但并没有遇到普遍的蔑视。包括《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纽约时报》等众多自由派倾向媒体对《分化》作了积极报道。公共电视网新闻一小时(PBS NewsHour)是一档传统的自由派节目，甚至专门进行了一次在线互动测验，让应答者看看他们是否生活在一个“政治泡”(political bubble)中——这一说法是基于该书的观念而提出。

　　这就是默里上周在米德尔伯里的遭遇为什么令人担忧的原因。应一个保守派学生团体之邀，默里到校园发表演讲，参加与艾莉森•期坦格(Allison Stanger)的讨论，期坦格是该学院政治科学系一名自由派倾向教员。不出所料，抗议者到场。他们呼叫，反复大声喊着“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反同性恋者，查尔斯•默里，走开”，直至学校管理方被迫把活动地点换到一个隐蔽场所并进行直播。在活动结束后，校园里的抗议者包围了默里和斯坦格。事情变成肢体行为：当斯坦格据报道正试图保护默里免受徒众攻击时，有人揪了她的头发，扭了她的脖子，导致她去了医院并戴上颈托。

　　尽管可能很糟糕，但这只是最新例证，证明我们的学院和大学中的观点多元化水平已下降了多大。米德尔伯里学院校长劳丽•L•巴顿公开声明说学院“没能做到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而来自意识形态光谱的各派学者们加入了对这一混乱事件的辩论。然而，所有报道和社评漏掉的是，对该事件中米德尔伯里学院教员们的角色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在大型大学中，可以把教员从学生中有所择清，但米德尔伯里学院是一所小型讲究的文理学院，教授们能够影响学院的基调和氛围。在这一冒险故事中，教员们本应是拥护言论自由和公开对话的校园引领者，看起来其实在试图屏蔽与默里的辩论和对话。

　　虽然令人鼓舞的是斯坦格同意和默里交谈，但在默里到达校园之前，米德尔伯里学院另有数十名教授签署一封致校长的信抗议默里。他们写道：“引介他——即使是批判他的观点——只会给他的观点带来值得对待的正当性。”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这样的声明令人不安。不管你赞同与否，默里的许多观点值得公开讨论与辩论。值得注意的是，那封信本身由包括性别、性和女性主义研究以及语言、电影、传媒研究(所有倾向于把行动主义和社会变革作为自己在学校内角色一部分的学科)在内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教授们签署。

　　值得注意的是，那封信中没有(自然)科学和其他类似学科的教员(亦即远非自由派倾向、很少参与政治的系的教员)签名。确信无疑的是，这些教员是在米德尔伯里学院;该学院有几十个系和学位课程，对于全球问题、语言和环境有着特别大的兴趣。

　　我花了数年时间研究教授们的意识形态倾向，米德尔伯里学院的事件使我仔细研究我的数据。尽管已经非常确实的是教员们绝大多数是自由派——新英格兰地区的意识形态差异也格外鲜明——这里仍值得指出的是，签署那封信的各系的教授们如果认为一个校园演讲在某些方面是冒犯的，他们更倾向于试图去禁止或限制这个演讲。

　　高等教育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询问全国数以万计的教授他们是否赞同如下理念：大学校园应当禁止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演讲。全国范围内，33%的教员强烈赞同禁止这样演讲的观点，而12%强烈反对。剩下55%的教员处于中间，他们些微赞同或些微反对那一理念。

　　然而，我查看新英格兰地区文理学院的数字时，发现情况是不同的。我更深地挖掘数据，特别关注签署了那封致米德尔伯里学院校长的信的教授们所在的学术部门。虽然我没有米德尔伯里学院教员们的具体数据，但我们知道签名者来自哪些系。看这些系——社会学、人类学、电影与传媒研究及其他——的教员中几乎50%强烈赞同：如果一个校园演讲能被认为是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的，学院和大学应当禁止这个演讲。

　　有如此多接受人文调查的教授会支持限制言论，这简直让人惊讶，也伤害了学术和他们假定要教育的学生。

　　无法否认的是，签署致米德尔伯里学院校长那封信的教授们已经影响了学校的话语和思维。结果，一位不受欢迎、智识上具威胁性的博学客人来到校园后，校园里没有进行观点交流，而是转向暴力和胁迫。

　　教授们完全有权利持有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但当学院和大学(思想市场)公开限制言论、阻止持有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讨论他们观点的优缺点时，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应该担忧。

　　小型文理学院常常存在于自由主义的微型泡中。在米德尔伯里学院事件中，泡已经爆裂。我希望该学院现在开始真正信奉观点多元化，停止屏蔽那些现实世界中实际起作用的观点。

　　为什么大学的自由派偏向是个问题

　　在《纽约时报》上的三篇关于高等教育中意识形态回音室的专栏文章中，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认为大学“在欣然接受各种各样的多元化，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

　　不出所料的是，当纪思道取得了右翼教授们的支持时，许多学者冲上去谴责他的结论、挑战他的事实。最近，科尔比学院(Colby College)的英语教授亚伦•汉隆(Aaron Hanlon)称，纪思道“对于大学生活和政治有着站不住脚的狭隘看法”，并赞许地援引纽约城市大学历史学教授安格斯•约翰斯顿(Angus Johnston)的说法，约翰斯顿写道：“今天典型的美国大学生……不上小型的、封闭的文理学院。居中的美国大学生上公立高校，从不住宿，不学人文科学。不存在自由派的泡。”

　　尽管“典型的大学生”确实不再是成年前后在郁郁葱葱的校园学习人文科学的人，前述批评的问题在于它们对政治和大学生活的实际情况缺乏系统性证据。

　　今天的经验现实是自由派在大学中占压倒性优势，在机构类型和选择度上极少变化。大型公立大学的非全日制大龄学生面对的教授们的意识形态偏向，和住在精英式、郁郁葱葱的小型学院的学生所面对的一样。

　　高等教育研究所对全国大学师生的调查显示，2014年有32%的一年级学生自认为是自由派或极左派，相比之下，60%的教员自认为如此。自由派政治观上的师生比(教师∶学生)从1989年起就上升了，1989年时的情况是：24%的学生是自由派或极左派，而41%的教员属此列。师生比的上升，肯定是以温和派的减少为代价的，因为1989年时就如现在，保守派的教员很少。同时，现在的一般美国大众中有26%自认为是自由派或极左派，小于学生中的比例，而且在近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变化——1989年时是27%。

　　换句话说，数据表明向左走的人并非学生而是教员。既然在学生前行之时，教员们年复一年地在回返，那么是教授们，而非学生们，创造着校园的自由派泡。

　　自由派的学生和观点是校园新闻报道的前线和中心。教员们通常是事后才被想起。但正是教授们帮助形成了学生们的观念，奠定了认知氛围的基调。他们的工作包括为学生们呈现长期展望，提供当前事件的背景。他们相当大地影响着学生们对特朗普总统、对共和党、对保守派政策的反应。

　　当纪思道和其他人关注小型文理学院的小群体时，他们漏掉了更大范围的全国校园的意识形态变迁。所有类型的大学，公立的和私立的，精英的和非精英的，目睹了自由派教员比例的上升。教会大学是例外，总体上较少自由派，这类大学占到大学数量的9%。认为[只是]一些校园走向了极左，而其他校园更中立和平衡，这样的看法就是错误的。几乎所有的大学(91%)目睹了自由派教员比例的上升。

　　不仅2001年以来精英和非精英大学中自由派教员的总比例上升——精英大学指SAT成绩排在前30%的学生青睐的学校——而且每种大学自由派教员百分比间的差异很小。2014年，这个差异只有五个百分点;过去25年里这个差异的大幅缩小，再次显示教员的向左转是一种普遍而强劲的现象。

　　总体而言，上述数据有力表明，全国校园的意识形态多元化正在衰减，并受到威胁。抨击说纪思道关注的案例有限且特别，这样的抨击在此种情况下或许正当，因为他本应把网撒得更大。但他论点的主旨却是相当有效的，特别就那些更大的趋势而言。

　　纪思道是对的，我们需要更多的不同观点。教授们完全有权利持有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但就在我们视为思想市场的地方，意识形态平衡如此之少，我们应该担忧。意识形态锚定诸多学术思想，而观念的多样化为知识进步奠定基础。自由派偏向是一个事实，不是一种理论，而且应被承认和补救。

　　(相关简介：塞缪尔·J·艾布拉姆斯(Samuel J. Abrams)，莎拉·劳伦斯学院政治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米德尔伯里泡的爆裂》(The Bursting of the Middlebury Bubble)刊于2017年3月7日《波士顿杂志》网站(http://www.bostonmagazine.com/news/blog/2017/03/07/middlebury-violence-faculty/)，《为什么大学的自由派偏向是个问题》(Why Colleges’ Liberal Lean Is a Problem)刊于2017年3月10日《高等教育纪事报》“纪事报评论”栏目(http://www.chronicle.com/article/WhyCollegesLiberalLean/239355)。)

 　  [编者按]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Samuel J. Abrams)认为，美国大学在意识形态上过于偏向自由主义，这种失衡不利于言论多元和言论自由，需要引起关注并寻求改进之道。以下是他撰写的两篇相关文章，原文为英文，经作者许可，敝刊予以翻译发表，谨供读者参考。

　　米德尔伯里泡的爆裂

　　在一位颇具争议的保守派演讲者来到校园时，暴力爆发。米德尔伯里学院的教员们该受谴责吗?

　　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是一名研究人员，在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工作，高校中的很多人对他反感。因此，得知他上周在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现身遭到抗议，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但让人震惊的事实是，事件演变为肢体暴力，观点被消声，这完全违背了一所学校促进“严谨分析和独立思考”的使命。

　　尽管默里可能不受欢迎，但很难忽视他对美国学术、政治和政策圈子公共话语的实在影响。从他诸如《钟型曲线》(The Bell Curve，与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J•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合著)的有争议著作到他较新的著作《分化：白人美国的状况，1960～2010》(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默里的观点被用来引出许多关于阶层、种族和不平等问题的艰难对话。我自己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授社会变迁与选举的课程时，经常布置阅读《分化》，因为这本著作探讨了为什么美国白人因教育和阶层而四分五裂。该书激发出了我一学期中一些最好的课堂讨论。

　　默里的著作常常遭到批评，但并没有遇到普遍的蔑视。包括《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纽约时报》等众多自由派倾向媒体对《分化》作了积极报道。公共电视网新闻一小时(PBS NewsHour)是一档传统的自由派节目，甚至专门进行了一次在线互动测验，让应答者看看他们是否生活在一个“政治泡”(political bubble)中——这一说法是基于该书的观念而提出。

　　这就是默里上周在米德尔伯里的遭遇为什么令人担忧的原因。应一个保守派学生团体之邀，默里到校园发表演讲，参加与艾莉森•期坦格(Allison Stanger)的讨论，期坦格是该学院政治科学系一名自由派倾向教员。不出所料，抗议者到场。他们呼叫，反复大声喊着“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反同性恋者，查尔斯•默里，走开”，直至学校管理方被迫把活动地点换到一个隐蔽场所并进行直播。在活动结束后，校园里的抗议者包围了默里和斯坦格。事情变成肢体行为：当斯坦格据报道正试图保护默里免受徒众攻击时，有人揪了她的头发，扭了她的脖子，导致她去了医院并戴上颈托。

　　尽管可能很糟糕，但这只是最新例证，证明我们的学院和大学中的观点多元化水平已下降了多大。米德尔伯里学院校长劳丽•L•巴顿公开声明说学院“没能做到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而来自意识形态光谱的各派学者们加入了对这一混乱事件的辩论。然而，所有报道和社评漏掉的是，对该事件中米德尔伯里学院教员们的角色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在大型大学中，可以把教员从学生中有所择清，但米德尔伯里学院是一所小型讲究的文理学院，教授们能够影响学院的基调和氛围。在这一冒险故事中，教员们本应是拥护言论自由和公开对话的校园引领者，看起来其实在试图屏蔽与默里的辩论和对话。

　　虽然令人鼓舞的是斯坦格同意和默里交谈，但在默里到达校园之前，米德尔伯里学院另有数十名教授签署一封致校长的信抗议默里。他们写道：“引介他——即使是批判他的观点——只会给他的观点带来值得对待的正当性。”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这样的声明令人不安。不管你赞同与否，默里的许多观点值得公开讨论与辩论。值得注意的是，那封信本身由包括性别、性和女性主义研究以及语言、电影、传媒研究(所有倾向于把行动主义和社会变革作为自己在学校内角色一部分的学科)在内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教授们签署。

　　值得注意的是，那封信中没有(自然)科学和其他类似学科的教员(亦即远非自由派倾向、很少参与政治的系的教员)签名。确信无疑的是，这些教员是在米德尔伯里学院;该学院有几十个系和学位课程，对于全球问题、语言和环境有着特别大的兴趣。

　　我花了数年时间研究教授们的意识形态倾向，米德尔伯里学院的事件使我仔细研究我的数据。尽管已经非常确实的是教员们绝大多数是自由派——新英格兰地区的意识形态差异也格外鲜明——这里仍值得指出的是，签署那封信的各系的教授们如果认为一个校园演讲在某些方面是冒犯的，他们更倾向于试图去禁止或限制这个演讲。

　　高等教育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询问全国数以万计的教授他们是否赞同如下理念：大学校园应当禁止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演讲。全国范围内，33%的教员强烈赞同禁止这样演讲的观点，而12%强烈反对。剩下55%的教员处于中间，他们些微赞同或些微反对那一理念。

　　然而，我查看新英格兰地区文理学院的数字时，发现情况是不同的。我更深地挖掘数据，特别关注签署了那封致米德尔伯里学院校长的信的教授们所在的学术部门。虽然我没有米德尔伯里学院教员们的具体数据，但我们知道签名者来自哪些系。看这些系——社会学、人类学、电影与传媒研究及其他——的教员中几乎50%强烈赞同：如果一个校园演讲能被认为是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的，学院和大学应当禁止这个演讲。

　　有如此多接受人文调查的教授会支持限制言论，这简直让人惊讶，也伤害了学术和他们假定要教育的学生。

　　无法否认的是，签署致米德尔伯里学院校长那封信的教授们已经影响了学校的话语和思维。结果，一位不受欢迎、智识上具威胁性的博学客人来到校园后，校园里没有进行观点交流，而是转向暴力和胁迫。

　　教授们完全有权利持有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但当学院和大学(思想市场)公开限制言论、阻止持有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讨论他们观点的优缺点时，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应该担忧。

　　小型文理学院常常存在于自由主义的微型泡中。在米德尔伯里学院事件中，泡已经爆裂。我希望该学院现在开始真正信奉观点多元化，停止屏蔽那些现实世界中实际起作用的观点。

　　为什么大学的自由派偏向是个问题

　　在《纽约时报》上的三篇关于高等教育中意识形态回音室的专栏文章中，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认为大学“在欣然接受各种各样的多元化，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

　　不出所料的是，当纪思道取得了右翼教授们的支持时，许多学者冲上去谴责他的结论、挑战他的事实。最近，科尔比学院(Colby College)的英语教授亚伦•汉隆(Aaron Hanlon)称，纪思道“对于大学生活和政治有着站不住脚的狭隘看法”，并赞许地援引纽约城市大学历史学教授安格斯•约翰斯顿(Angus Johnston)的说法，约翰斯顿写道：“今天典型的美国大学生……不上小型的、封闭的文理学院。居中的美国大学生上公立高校，从不住宿，不学人文科学。不存在自由派的泡。”

　　尽管“典型的大学生”确实不再是成年前后在郁郁葱葱的校园学习人文科学的人，前述批评的问题在于它们对政治和大学生活的实际情况缺乏系统性证据。

　　今天的经验现实是自由派在大学中占压倒性优势，在机构类型和选择度上极少变化。大型公立大学的非全日制大龄学生面对的教授们的意识形态偏向，和住在精英式、郁郁葱葱的小型学院的学生所面对的一样。

　　高等教育研究所对全国大学师生的调查显示，2014年有32%的一年级学生自认为是自由派或极左派，相比之下，60%的教员自认为如此。自由派政治观上的师生比(教师∶学生)从1989年起就上升了，1989年时的情况是：24%的学生是自由派或极左派，而41%的教员属此列。师生比的上升，肯定是以温和派的减少为代价的，因为1989年时就如现在，保守派的教员很少。同时，现在的一般美国大众中有26%自认为是自由派或极左派，小于学生中的比例，而且在近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变化——1989年时是27%。

　　换句话说，数据表明向左走的人并非学生而是教员。既然在学生前行之时，教员们年复一年地在回返，那么是教授们，而非学生们，创造着校园的自由派泡。

　　自由派的学生和观点是校园新闻报道的前线和中心。教员们通常是事后才被想起。但正是教授们帮助形成了学生们的观念，奠定了认知氛围的基调。他们的工作包括为学生们呈现长期展望，提供当前事件的背景。他们相当大地影响着学生们对特朗普总统、对共和党、对保守派政策的反应。

　　当纪思道和其他人关注小型文理学院的小群体时，他们漏掉了更大范围的全国校园的意识形态变迁。所有类型的大学，公立的和私立的，精英的和非精英的，目睹了自由派教员比例的上升。教会大学是例外，总体上较少自由派，这类大学占到大学数量的9%。认为[只是]一些校园走向了极左，而其他校园更中立和平衡，这样的看法就是错误的。几乎所有的大学(91%)目睹了自由派教员比例的上升。

　　不仅2001年以来精英和非精英大学中自由派教员的总比例上升——精英大学指SAT成绩排在前30%的学生青睐的学校——而且每种大学自由派教员百分比间的差异很小。2014年，这个差异只有五个百分点;过去25年里这个差异的大幅缩小，再次显示教员的向左转是一种普遍而强劲的现象。

　　总体而言，上述数据有力表明，全国校园的意识形态多元化正在衰减，并受到威胁。抨击说纪思道关注的案例有限且特别，这样的抨击在此种情况下或许正当，因为他本应把网撒得更大。但他论点的主旨却是相当有效的，特别就那些更大的趋势而言。

　　纪思道是对的，我们需要更多的不同观点。教授们完全有权利持有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但就在我们视为思想市场的地方，意识形态平衡如此之少，我们应该担忧。意识形态锚定诸多学术思想，而观念的多样化为知识进步奠定基础。自由派偏向是一个事实，不是一种理论，而且应被承认和补救。

　　(相关简介：塞缪尔·J·艾布拉姆斯(Samuel J. Abrams)，莎拉·劳伦斯学院政治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米德尔伯里泡的爆裂》(The Bursting of the Middlebury Bubble)刊于2017年3月7日《波士顿杂志》网站(http://www.bostonmagazine.com/news/blog/2017/03/07/middlebury-violence-faculty/)，《为什么大学的自由派偏向是个问题》(Why Colleges’ Liberal Lean Is a Problem)刊于2017年3月10日《高等教育纪事报》“纪事报评论”栏目(http://www.chronicle.com/article/WhyCollegesLiberalLean/239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