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731部队的细菌战首谋们是如何在冷战夹缝中逃脱重惩的

　　在日本，对731部队的讨论可追溯到五十年代。松本清张在1958年刊行的《日本的黑雾》中，就曾怀疑前731部队成员，可能是当时一起银行毒杀案的凶犯。进入八十年代，随着1981年森村诚一系列作品《恶魔的饱食》的问世，731部队的细菌战与人体试验问题又得到高度关注，至今都在左右翼之间引起激烈争议，也成为中日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NHK在《731部队的真相》中首次披露了由苏联在1949年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的录音，播出了由731部队前成员在苏联的法庭上亲口说出的证言，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731部队前成员的证言是如何产生的?731部队罪行的执行者与关键证人，为何落在苏联的手上?在受到审判之后，这些日本战犯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在为《731部队的真相》叫好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这场被遗忘的审判。

　　从60万日军战俘中“筛”出731成员

　　1945年8月9日夜间，苏联红军对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设施发起大规模空袭。10日，苏联红军兵分三路发动猛攻，日军从一开始就丢掉了对战场的全部主导权，研制多时的细菌武器甚至没有派上用场的机会。

　　8月10日晚，731部队疏散撤离工作开始。为了毁灭731部队基地存在过的痕迹，日军不仅用氰化物处决了基地中剩余的所有“实验材料”，炸毁了占地庞大的基地建筑，按照首领石井四郎的计划，他还打算责令所有参与实验的医生和细菌学家“以家庭为单位”自杀。但是，这一计划遭到其他日军将领的反对，而忙于逃命的石井四郎已经没有时间自己来执行它了。

　　关东军战败以后，近60万日本军人被苏联红军俘虏，此后的几年里，苏联安全部门对战俘进行了大规模甄别和筛查，日军幽灵般的731部队和它背后的惨烈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于1945年抵达哈巴罗夫斯克的苏军内务部高级翻译别尔雅科夫回忆，当时编号2045的战俘营物质条件较好，被用于关押“特别重要的”战争罪犯。“1946年，莫斯科发来密电，要求内务部下属的哈巴罗夫斯克监狱局收集与细菌武器相关的材料。这就要审问战犯并获得书面证词。然后我们‘发掘’出了731部队的存在。”

　　这项“发掘”工作并不容易。“总的来说，我们大概传唤了1000名战犯，从普通士兵的证词当中寻找线索，然后传讯高级军官，最后借助当面对质，‘分离’出了三个人。”被鉴别出来的这三名日本军官曾直接负责细菌武器的研发工作，三人也同意出庭作证。

　　调查组随后前往哈尔滨，依靠当地中国人的帮助找到了已被炸成一片废墟的731部队驻地，并采访了知情者。至此，调查组积累的材料已经相当充足。在当时，这是为了即将到来的东京审判提前收集证据，然而，别尔雅科夫写道：“最终它们没有被法庭采用。”

　　事实上，东京审判中没有涉及任何关于细菌战的内容，也没有提及731部队以及另一支负责细菌战的100部队的存在。苏联方面的历史材料认为，是因为最终被美军俘获的731部队首脑石井四郎用日军活人实验中获得的实验数据与美军方面做了交换，从而为自己争取到了司法豁免权。

　　“这已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比起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两个日本人的命运显得微不足道，”一位俄罗斯学者在其文章中叹息，“最终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占了上风。”

　　远东军人俱乐部里的审讯

　　但别尔雅科夫们的努力并未完全落空。“1949年10月20日……中将多尔季希通知我们，在哈巴罗夫斯克将要举行一次针对日军细菌战战犯的审判。”

　　准备工作立即开始进行。日本战犯当时被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第一监狱，狱方为调查组腾出了一间空屋，审讯工作就在那里进行。“从莫斯科过来了更多的调查员，我为他们担任翻译，”别尔雅科夫回忆，“所有日本人都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回答问题，讯问从早上九点持续到夜里十二点，所有人都精疲力尽——无论是调查员、翻译、还是被审讯者。”

　　开庭前两周，一个由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尼古拉·朱可夫-维列尼日科夫带队的专家团队抵达哈巴罗夫斯克，这些熟悉生物-细菌武器性能的医学专家对日本战犯进行了进一步的询问，并为法庭出具了专家检查意见。12月25日，俄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就此事进行了公开开庭，起诉十二名被告制备和应用细菌武器。档案材料特别提到，所有被告均有代理律师。

　　出庭受审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法庭上说：“我承认自己的罪行，从1944年到投降之日为止，我作为关东军总司令，直接监管了隶属于我的731号和100号两支细菌战部队的工作，以寻求使用细菌武器实现军事目的的最有效方法，并进行大规模生产。换言之，我承认我是有罪的，我直接领导着向苏联、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动细菌战的计划工作。”

　　出庭的十二名被告在法庭上披露和承认了大量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研究和进行细菌战的骇人细节，据军医少将川岛清叙述，在731部队监狱内的囚犯被用于细菌战实验研究，系列研究以提升各种致死传染病病菌的毒性为第一目标，为此，每年约有400-600人被送往那里——“据我所知，没有人从那里活着出来过。”

　　在日本战犯的叙述中，这些“实验材料”主要是“中国人和满洲人”，也有少量俄罗斯人，川岛清甚至提到，曾有一个俄罗斯女性在731部队的监狱中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婴儿也随之成了日军的新实验对象。

　　不了了之的追责

　　从1949年12月24日到1950年1月1日，苏联《真理报》连续八天对哈巴罗夫斯克审判进行了报道，并在1950年1月1日的第3、4版整版刊出了判决书全文。判决书确认了日军细菌战计划的存在和731部队、100部队的骇人暴行，“为了在活人身上验证细菌武器的效能，[日军]进行了大量不人道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日本狂热分子以残酷方式杀害了数千人。”

　　“几年中，731部队和100部队的实验室对霍乱、伤寒、炭疽热、气性坏疽和鼠疫细菌进行了实验，大部分感染者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侥幸恢复者则被重复用于实验，直到死亡……这些日本狂热分子的受害者是中国的爱国人士，以及被认为从事反日活动、应当被毁灭的苏联公民。”在731部队，他们仅被日军称作“特殊货物”。

　　审判在1949年12月30日结束，十二名被告均被认定罪名成立，由于判决完全按照1943年4月苏联公布的《关于杀害苏联公民、屠杀苏联平民和折磨战俘的法西斯恶棍的惩罚措施》做出，而苏联已在1947年宣布废除死刑，包括山田乙三和川岛清在内的四名被告被判处25年徒刑，其余人也获得了从2年到20年不等的刑期——对此，俄罗斯不少史学研究者心存疑虑，认为这一宣判时机是有意为之：苏联从1950年1月1日开始重新恢复死刑，而这些曾亲历和执行过细菌武器的战犯往往被认为具有很高的情报价值。

　　1950年2月，苏联政府就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事宜发表公开说明，将相关卷宗分别移交给美国、中国和英国政府，并向远东委员会各组成国家移交备份。在这份说明中，苏联政府提出，“苏联法庭已审判了制备和使用生化武器的12名日本战犯，然而，让这场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逃脱惩罚依然是不公平的。”

　　苏联政府提名了包括日本裕仁天皇和石井四郎在内的五名细菌战责任人，并建议未来组织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对这一案件进行进一步追责。然而在已经落地的冷战铁幕前，计划中的国际军事法庭从未实现，苏联政府的这次外交行动也很快以失败告终。

　　即使在苏联国内，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的后续发展同样难以令人完全满意。在被判有罪的12名被告中，刑期较短的数人随后即被遣送回日本，即使是刑期高达20年以上者，最迟至1956年苏共中央签署赦免令以后，也已尽数回国。这意味着他们的真正刑期只有不到七年，返日前哈巴罗夫斯克甚至还为他们举办了送别宴会。

　　而在日本国内，自1952年日美和约缔结以后，日本政府已经获得了赦免战犯的权力，细菌战的责任人和参与者因此逃脱了全部责任。1965年7月，84岁的山田乙三病逝于日本东京。

　　资料来源

　　1.Супотницкий М. В.， Супотницкая Н. С.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ЧУМЫ. ОЧЕРК XXXIV — ЧУМА ОТ ДЬЯВОЛА В КИТАЕ (1933—1945)

　　2. Рогинский， М. Ю. Бак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война — преступное оруди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Хабаровский процесс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ников / М. Ю. Рогинский， С. Я. Розенблит， Л. Н. Смирнов. М.：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50.

　　3.Рогинский， М. Ю. Милитаристы на скамье подсудимых.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Токийского и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ов / М. Ю. Рогинский. М.： Юрид. лит.， 1985.

　　Приговор. Газета «Правда» №1 (11473) от 1 января 1950 г.

　　4. Владимир Барышев. Хабаровский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японскими военными преступниками (к 60-летию события). журн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2009 г.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