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怎么看“叛徒”？

　　转向后的不安在骚动着他们

　　我们在谈论日本和日本人的时候，始终有个难解的困惑：日本人不经意间的转向，或如大江健三郎所说的“空翻”，为何总是来得这么快，而且快得令人惊讶?

　　这就像赏樱，当还在为满开拨动心弦，歌吟“满山樱花映朝晖”(本居宣长语)的时候，一夜间的落樱遍野后，又在感叹“我感到我生在了一个可怕的国度里”(三岛由纪夫语)了。如同男女在雪地里交欢，雪地一片落樱的绯红，他们马上喜欢上了这片绯红。

　　这就像当年芥川龙之介说过的一件事：

　　“有一位镰仓的汽车司机迷恋上江之岛的一名艺妓，结果杀了自己的老婆。后来我在酒宴上见到了那位艺妓，我看也就是十五，十六等级上下的美人罢了。按那个标准，不要说老婆，我连猫都不杀。”

　　而他自己则在1918年发表《袈裟与盛远》小说，说为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女人，去杀一个自己也不恨的人。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心理会促使人走到这一步呢?他在35岁那年自杀，显然也是转向后的不安在骚动着他。

　　就像从期待胜利到拥抱失败;就像从昨天的敌到今天的友;就像从原本的骂人之语“美英鬼畜”到有上千名女性自愿为麦克阿瑟生子。日本人的这种瞬间转向，为什么又总是如此的洒脱自如?不负重伦理不负重人格不负重情份更不负重罪恶。

　　这个转向是如何来的?它的文化之根又在哪里?喜欢研究中国的竹内好说近代日本是从转向开始的。这话自然没有错。但问题是日本人的转向绝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这种转向与什么有关呢?于是我们投向一种凝缩了日本文化的道具——将棋。

　　杀死主君可以再重用

　　游戏是由人发明的。规则是由游戏者们认同的。一般而言，这个发明，这个认同，往往就是文化内涵的折射。

　　表面看，日本将棋与中国象棋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当你在下棋的时候，就会发现日本将棋制定了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规则：被对手吃掉的棋子，仍然可以作为己方的兵力，再次投入棋盘上使用，而且可以放入几乎是任意一个有利于自己的位置。所以这也叫“持子”。

　　这一“敌为我用”的规则，在中国象棋里是看不到的，也是不能想象的。被吃掉的棋子不能复生，更不能作为敌方的力量投入打击原本的已方。也就是说，红棋子生是红方的人，死亦红方的鬼，绝不会转向掉头攻打红方。这就是所谓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气概。当然也是儒学的气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日本的将棋，中国的象棋，欧洲的国际象棋，堪称世界三大棋类。其基本的构想就是如何用战争的手段推翻对方的王权。日本的将棋，设定王将为自家军团的头领。军团里配有武勇的猛将叫飞车(龙王)/角行(龙马);配有辅佐王将的武官叫金将/银将;军团里骑的马叫桂马，能飞起来的武器叫香车，当然还有作为杂佣的步兵。

　　从整个套路来看，持子再利用和不取王将性命而是让其不能动弹的做法，则属于日本独特的规则。可以说日本将棋最大的特色就是“持子”可以复活可以再利用，因而最终不存在“象征死”的问题。

　　日本将棋这样设定，折射出一个怎样的文化问题呢?是不是它在突出忠诚一面的同时，还有随意通融的另面?或者说，日本人在行为规范上的忠诚，根本就没有建树过?

　　象棋也好，将棋也好，来源于古代印度是其公论。而日本将棋的原型则来自于中国。时间上可能是在日本派遣唐使和留学僧的奈良时代或平安时代。是这些遣唐使和留学僧，将中国的象棋带到了日本。日本人将其改造，从最初的猛豹、盲虎、醉象等棋子，变化成现在的双方各持20棋子的日本风将棋，大概是在室町末期。

　　1696年的《诸象戏图式》里记载，室町时代的第105代后奈良天皇，命令藤原晴光，伊势贞孝等人，将小将棋里的醉象之子去掉，最初确立了现在日本将棋的原型。而室町末期是个什么时期?是日本历史上战乱开始的时期。这就令人想起日本的战国时代。

　　转向后的不安在骚动着他们

　　我们在谈论日本和日本人的时候，始终有个难解的困惑：日本人不经意间的转向，或如大江健三郎所说的“空翻”，为何总是来得这么快，而且快得令人惊讶?

　　这就像赏樱，当还在为满开拨动心弦，歌吟“满山樱花映朝晖”(本居宣长语)的时候，一夜间的落樱遍野后，又在感叹“我感到我生在了一个可怕的国度里”(三岛由纪夫语)了。如同男女在雪地里交欢，雪地一片落樱的绯红，他们马上喜欢上了这片绯红。

　　这就像当年芥川龙之介说过的一件事：

　　“有一位镰仓的汽车司机迷恋上江之岛的一名艺妓，结果杀了自己的老婆。后来我在酒宴上见到了那位艺妓，我看也就是十五，十六等级上下的美人罢了。按那个标准，不要说老婆，我连猫都不杀。”

　　而他自己则在1918年发表《袈裟与盛远》小说，说为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女人，去杀一个自己也不恨的人。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心理会促使人走到这一步呢?他在35岁那年自杀，显然也是转向后的不安在骚动着他。

　　就像从期待胜利到拥抱失败;就像从昨天的敌到今天的友;就像从原本的骂人之语“美英鬼畜”到有上千名女性自愿为麦克阿瑟生子。日本人的这种瞬间转向，为什么又总是如此的洒脱自如?不负重伦理不负重人格不负重情份更不负重罪恶。

　　这个转向是如何来的?它的文化之根又在哪里?喜欢研究中国的竹内好说近代日本是从转向开始的。这话自然没有错。但问题是日本人的转向绝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这种转向与什么有关呢?于是我们投向一种凝缩了日本文化的道具——将棋。

　　杀死主君可以再重用

　　游戏是由人发明的。规则是由游戏者们认同的。一般而言，这个发明，这个认同，往往就是文化内涵的折射。

　　表面看，日本将棋与中国象棋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当你在下棋的时候，就会发现日本将棋制定了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规则：被对手吃掉的棋子，仍然可以作为己方的兵力，再次投入棋盘上使用，而且可以放入几乎是任意一个有利于自己的位置。所以这也叫“持子”。

　　这一“敌为我用”的规则，在中国象棋里是看不到的，也是不能想象的。被吃掉的棋子不能复生，更不能作为敌方的力量投入打击原本的已方。也就是说，红棋子生是红方的人，死亦红方的鬼，绝不会转向掉头攻打红方。这就是所谓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气概。当然也是儒学的气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日本的将棋，中国的象棋，欧洲的国际象棋，堪称世界三大棋类。其基本的构想就是如何用战争的手段推翻对方的王权。日本的将棋，设定王将为自家军团的头领。军团里配有武勇的猛将叫飞车(龙王)/角行(龙马);配有辅佐王将的武官叫金将/银将;军团里骑的马叫桂马，能飞起来的武器叫香车，当然还有作为杂佣的步兵。

　　从整个套路来看，持子再利用和不取王将性命而是让其不能动弹的做法，则属于日本独特的规则。可以说日本将棋最大的特色就是“持子”可以复活可以再利用，因而最终不存在“象征死”的问题。

　　日本将棋这样设定，折射出一个怎样的文化问题呢?是不是它在突出忠诚一面的同时，还有随意通融的另面?或者说，日本人在行为规范上的忠诚，根本就没有建树过?

　　象棋也好，将棋也好，来源于古代印度是其公论。而日本将棋的原型则来自于中国。时间上可能是在日本派遣唐使和留学僧的奈良时代或平安时代。是这些遣唐使和留学僧，将中国的象棋带到了日本。日本人将其改造，从最初的猛豹、盲虎、醉象等棋子，变化成现在的双方各持20棋子的日本风将棋，大概是在室町末期。

　　1696年的《诸象戏图式》里记载，室町时代的第105代后奈良天皇，命令藤原晴光，伊势贞孝等人，将小将棋里的醉象之子去掉，最初确立了现在日本将棋的原型。而室町末期是个什么时期?是日本历史上战乱开始的时期。这就令人想起日本的战国时代。

　　战国武士道的一个基本点是：死在马前，这是武士的荣誉。杀死主君，并不意味着武士的失脚。杀死主君，提着首级投降敌人，敌人会给与恩赏并重用。昨天的敌，今天的友。这就是战国时代的伦理节操。是否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了日本将棋的“持子再利用”游戏规则?这个“持子”就将中国的象棋与西洋的国际象棋，在本质上给予了彻底的分离。

　　日本学者辰已慧著有《风吕敷文化与手袋文化》一书。他在书中说，日本将棋改良的过程，一定是与日本人心理风土相吻合的过程，是日本人心情转变的过程。那么这是种怎样的心理风土与心情呢?就是敌我之间的界限暧昧。这个暧昧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人没有生出“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个观念。

　　如日本传统的住家房门，既没有锁，也没有门闩。意味着外出不用上锁，晚上不用插闩。陌生人很容易从外部侵入屋内。如日本有“泥縄”一语。什么意思呢?日本人称小偷为“泥捧”。抓住“泥捧”的时候，就用绳子将其捆绑。这是“泥縄”的由来。不用手铐而用绳子，表明日本人防范意思的稀薄。很早就发明了铁炮的国家，到明治时代还没有手铐，“泥縄”一语也就带有嘲讽的意思了。

　　日本人总以为，单一民族的同质文化，就把人给框住了;村落共同体，就把人给监视住了。哪里还有什么不共戴天的坏人呢?还要防范什么呢?于是被俘虏的“持子”，加入敌方战力，在逻辑上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战场上被俘虏的对方之兵(子)，可以当做自己的兵(子)来使用。将棋被赋予了深刻的战略内涵。因此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占领日本的GHQ下令禁止将棋。其理由就是指这个“持子”规则非常的残虐。“持子”何以是残虐的呢?日本人不明白。但在欧美人看来，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这个“持子”规则就是“酷使俘虏”，将俘虏的人格屈辱化了。从这里看，日本文化确实与我们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的一点就是：在日本，败北并不意味着死。江户幕府的最后一位将军德川庆喜，活到了天寿。要是在他国，肯定是被杀的对象。前王朝的人皆杀，关系者也皆杀，这在一般国家可能是个常识。但在日本如果也是这样的话，天皇家早就不复存在了。

　　从这个视点看明治维新，幕府军作最后的抵抗，最后在五稜郭决战。虽说是决战，但官军取胜的结果早已明晓。但幕府军还是在作顽强的抵抗。作为武士的骄傲，有一位叫作榎本武扬的，是非常优秀的幕府军指挥者，多次使得官军的进攻受阻并伤亡惨重。

　　最后榎本武扬遭到逮捕成了俘虏。但官军并没有杀死他，而是放他出狱最终被新政府任用。而他也乖乖地转向，历任六届内阁大臣：通信大臣，文部大臣，外务大臣和农商大臣。昨天的敌，摇身一变，成了今天现政权里的政要，这在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国度，连想象都很困难。

　　织田信长是“玉碎”之源

　　让我们再回到日本的战国时代。

　　战国的武士被俘虏后没有一点耻辱感。非但没有一点耻辱感，被抓捕后向敌人投降并为敌人服务，还成了战国时代的一个常理。用对旧主人的忠义服务于新主人，这个行为不会带来任何非议。这和其他文明圈的做法很不一样：在古中国，俘虏往往被杀;在古罗马，俘虏往往当奴隶，有力量有技术的当斗剑士。

　　变敌为友继续当战力使用的几乎没有。二战的时候，美国人逮捕日本兵，还没有拷问就说出秘密了，并愿意与美国人协力。日本兵用同样忠诚的态度实践自己新的人生。吃惊的是美国人。开始研究其瞬间转向的原因何在。得出的一个答案是：日本人把俘虏看成是最大的耻辱。而重视耻辱的日本人把当俘虏视为人格丧失。所以干脆自暴自弃，干与正常事理相佐的事情。

　　但是，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因为人格丧失，陷入失范的人，再从事有程序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是协助战争了。但是被俘虏的日本人为美军效力，连美军都感到吃惊的是日本俘虏们的思维的正确性和效率的精准性。就表明这决不是自暴自弃，而是日本人为新主人服务的一种忠义的转向。所以日本的将棋中，吃掉的马也好，金也好，银也好，按照其作用可再使用。这是日本人俘虏思想的极端表现。

　　这样看来：日本原本并没有“玉碎”的思想。那么有人会问：二战中的神风特攻队的“玉碎”又是从何而来的?这就要回到京都的本能寺，织田信长被家臣明智光秀杀害，具有大书特书的价值——这表明信长武士道革命的成功。

　　战国武士，主人与家臣之间是一种交易。家臣奉仕主人，取得的报酬是主人给与的土地(俸禄)。这是武士道剧本的基本情节，没有报酬的奉仕是不可想象的。忠义也不可能是无条件的。明智光秀杀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来个战略大迂回，袭击了明智光秀。这个时候，天下的大名不知如何判断为好。不知该依附于谁为好。不知最终谁是胜利方。更不知谁是正确的一方。总之是非善恶不知如何判断为好。于是有大名向传教士请教。问：

　　秀吉与光秀，谁正确?

　　传教士断定：秀吉正确。

　　光秀不正确。是因为他杀了主人。这是人神都无法容忍的大逆不道。是再也明白不过的事情。这是基督教从感觉论出发的自明判断。

　　但是战国的武士，要的是伦理的判断。当时的武士道还没有被规范，还没有客观的判定标准。因此，战国的武士道常常处于一种相对状态。靠情绪来规范，用感觉去判断。所以往往要出错。是信长对武士道作了革命性变革。这个变革的基本要求就是：家臣必须绝对忠诚，无条件的忠诚。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怎样的场合下，不变的是忠诚。这与感觉没有任何关系。

　　这一变革的结果如何呢?看看本能寺信长随从们的举动就知道了。明治史学家德富苏峰说，信长身边的人，到马夫为止，个个像男人。他们只有二个字：壮绝。确实，信长身边的人，在1582年6月21日这一天全员玉碎。闻声赶来的汤浅甚介和小仓松寿二人也战死。他们二人当时在京都市中泊宿，不赶过来也一点问题也没有。但他们还是冲入了敌阵。

　　日本式玉碎的滥觞。从本能寺逃走的只有一人。是黑人，而且是传教士。而本能寺的和尚，则是带着寺宝逃走的。

　　玉碎的思想，从织田信长这里发端。在这之前日本并没有这般异质的思想。即便是在杀人如麻的战国时代，玉碎的例子也基本没有。于是，战国的武士道得到了彻底的再编。再编后的武士道成了抽象之物。这有怎样的重大意义呢?有日本学者认为，信长式的武士道，经过赤穗浪士一直到勤王志士被延续了下来。没有信长的武士道革命，就没有明治维新。

　　在日本，叛徒绝不是一个罪名

　　还是再看看明智光秀的例子。

　　赖山阳在《日本外史》里说：明智光秀召集主要的家臣，商谈大事。“能为我献身吗?如果不赞成的话，就砍我的头。”家臣们当然赞同光秀的谋反计划。因为光秀当时是誉满天下的大名。但是史学家德富苏峰对此作了这样的评判：光秀是光秀，臣下是臣下。但从后世伦理来看的话，他们是在助纣为孽，他们是在作恶。这里的“后世伦理”，就是指德川时代依据儒学理论武装的武士道伦理。

　　在明智光秀的墓碑旁，还有替丰臣秀吉效忠的家臣石田三成的墓碑。有拜祭者留下文字：大阪城无二的忠臣三成公，在苛酷的刑罚中给予成佛的供养，合掌

　　确实，从后世伦理来看，杀死主君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后世伦理认为，光秀与之相谈的光春，利三等五人，应该全员切腹。所以在德川时代，明智光秀就是典型的谋反的样本。但是战国的武士不一样。光春，利三等五人重臣，他们采取了怎样的行动?他们对光秀的计划表示赞同。

　　五人重臣当然知道谋反的恶，知道背叛的险，而且全员皆死的概率很大。如果还讲点是非善恶的话，至少要反对一下。但是他们对斩杀信长，没有一点是与非的议论。这是令人注目的地方。这就是日本人的行动样式?或者就是山本七平“空气支配”的论理?

　　那么，日本将棋里的“持子规则”，是否就是杀死主君可以再重用的思考模式的再现?是否就是山本七平“空气支配”之说呢?如是这样，那么“玉碎”呢?那么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呢?将棋里为什么不折射不反映?如果说日本战国时代的伦理遗风使得将棋规则改变，从而迎合了日本人的心情，那么，织田信长以后的武士道精神，二战时期的玉碎精神，为什么没有促使日本将棋再改变其规则呢?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心情就可以不迎合呢?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面有一段话：

　　“美国人完全没有想到日本战俘的这种转变。这同我们的信念是不一致的。日本人的行为似乎是先把每一件事都纳入一条行动路线上，一旦失败了，他们就自然而然地采纳另一条行动路线。”

　　这也就是说，当忠诚的对象变得不明确，或者这个对象干脆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日本人就会很快地放弃旧主选择新主。这也是战中的神风特攻队员，之所以能驾驶着“零式”战机，高喊天皇万岁的口号撞向敌舰，就是因为他们还明白自己为谁玉碎，为谁忠诚。

　　但当美军占领东京，脱下军装的日本人之所以不愿意干像伊拉克式的炸弹自爆袭击事件，就在于那时的玉碎对象，忠诚对象已经变得模糊，变得不确定。或者干脆已经消失了。还为天皇吗?天皇已经走下了神坛。意味着旧主淡出视野，新主浮现。新主是谁?就是美国人——山姆大叔。

　　占领期间，驻日美军的伤亡数几近为零，这也算历史的一大奇迹了。这个奇迹之所以发生，就在于那时全体的日本人都是美国人的战俘。然后就发生了日本将棋里的“持子”情况——拥抱失败。

　　全体日本人为原本是敌人的美国人效忠与服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显现出日本人就是如此易变的“软体动物”(中根千枝语)。如此而言，日本人当然没有必要修改将棋规则了。因为培育这种风土与心情的文化土壤一点都没有变化。这就如同竹内好所说，日本文化是转向型文化。

　　对于这种转向，本人没有罪恶感，周围人也不会予以责难。所以，在日本基本没有卖国贼的说法，没有类似中国的“汉奸”说法，他们虽然也有叛徒的说法，但叛徒绝不是一个罪名而是对共同体的共同感觉出现了违约现象，因而是一个感性认知的问题。

　　所以，西乡隆盛的高大铜像能矗立在上野公园，昔日的对手胜海舟还为其立下诗碑：毁誉皆皮相/熟能察微旨/唯有精天在/千载存知己。这也表明了日本人“不存在永远惩罚对象”的思想。因为从政治正确角度来看，西乡隆盛算是不折不扣的新政权的叛徒和绊脚石了，打入冷宫不得翻身才是历史的王道。

　　美的死是持子/转向的内在要求

　　持子/转向，是否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贪生怕死?是否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无原则性的泛滥?是否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节操碎洒一地?

　　恐怕不能这样理解。因为持子/转向，它的最大的宗教的和哲学的教义恐怕就是万物流转，诸行无常。既然是诸行无常的，那么如何来应对这个诸行无常就显现出智慧和思虑。对感受性高于大于强于理性思维的日本人看来，身处旧纪元就遵循旧纪元的规矩，身处新纪元便忠诚于新纪元的规则，便成了日本人亮丽的感性文化了。

　　所以，日本人司法坦白率高，认罪程度高，也与这感性文化有关。但是这种感性文化的最终端，讲美丽的去死，或死得美，则是持子/转向另一层面的内在要求。

　　山本常朝，这位打造日本人精神的有功之人，在其名著《叶隐》里，叙述了一个故事：一位叫做崛江三右卫门的盗窃金银的罪犯，抓到后被处以极刑。先是用火烧他身体上所有的毛，他不动。随后剥下指甲，切断全部筋脉，他不动。再随后，纵向割开后脊背，将煮沸的酱油灌进去，身体才动了一下。但这个动伴随而来的则是死。确实，崛江三右卫门是一位犯人，但尊严死的不动之美，也令常朝印象深刻。

　　从这一意义上说，持子/转向并不意味着贪生怕死，并不意味着好死不如赖活，甚至并不意味着我就能活过今天。所以，持子/转向并不是为了生，而是为了更美丽的死。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标题《在日本，叛徒为什么不是一个罪名?》，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除特别注明外，文中使用图片均由库索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