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颖：高度政治化是判断今后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主要视角

　　经贸关系一直被赋予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但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再加上2020年冠病大流行，中美关系已上升至政治对抗。政治对抗弱化了压舱石的作用，甚至在针对压舱石。虽然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前行，但经贸关系没有能减弱中美政治对抗。

　　特朗普政府后期把中美政治对抗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执政党，拜登政府至今没有剑指中国执政党，但没有改变中美政治对抗的现状;相反，拜登政府貌似温和的举措，正在步步强化政治对抗，6月3日拜登签的行政令，给中美经贸关系打上了政治化的烙印。中美经贸关系高度政治化，是判断今后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主要视角。

　　第一、拜登扩大对中企投资禁令出于政治考量。6月3日拜登签的行政令，旨在禁止美国实体对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59家企业进行投资，这59家企业涉及国防和监视技术行业。

　　涉及国防对应的是中美军事较量，涉及监视技术行业对应的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数码威权主义”侵犯人权。军事是美国抗衡中国最后的防线，人权是美国占据的道德高地，两者皆服务于中美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较量。美国把政治延伸到经贸领域，结果就是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限制投资和出口限制措施就是美国可以动用的手段。粗略了解一下中美军事较量和“数码威权主义”，就可以看清楚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内在逻辑。

　　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两国间的军事较量凸显了出来，彼此都在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作好准备。今年1月，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报告指出，中国海军对美国海军实现和维持战时对西太平洋深海海域的控制构成的重大挑战，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而且是中国挑战美国长期作为西太平洋领先军事大国地位的关键要素。中国的战舰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海军，使中国海军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海军。

　　拜登一上台就让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工作组，以应对中国挑战。拜登说：“我们须要应对中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挑战，以维护和平并捍卫我们在印太地区和全球的利益。今天，我听取了有关一个新的国防部范围的中国工作组的简报，由奥斯汀部长成立的这个中国工作组将审视我们的战略、作战概念、科技、军力态势等等。”

　　3月9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Philips Davidson)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威胁，也是21世纪对安全构成的最大长期战略威胁。美国在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时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常规威慑力的削弱。

　　媒体报道说，美国印太司令部在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请求在2022年至2027年增加约270亿美元开支来应对中国，包括采购新武器、加强与盟友的军事合作及演习。

　　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3月5日，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公布的政府预算显示，今年中国的国防预算约2090亿美元。针对国际社会议论中国的军费增长，中国的退役将军罗援说：“这是我们的家务事。现在我们家有吃有喝，有存款了，我们备几根‘打狗棍’，来保卫我们得来不易的果实，为什么不可以呢?”

　　4月23日，中国一艘战略导弹核潜艇、一艘大型导弹驱逐舰和一艘两栖攻击舰同时完成交接列装仪式，其中的094A改型战略核潜艇，有能力发射射程超过1万公里的巨浪-3型(JL-3)潜射弹道导弹。《南华早报》引用一位接近中国海军的消息人士称，094A配上巨浪-3，其打击范围“能够覆盖整个美洲大陆”。

　　中美军事较量让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杰(David Berger)说，美国与中国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两国之间的竞争将会继续下去。从中美军事较量的角度看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投资和限制出口措施只会加强，投资和出口涉及技术转移，技术决定军事装备的水平。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报告指出，中国有“不计其数”的公司在“军民融合”战略之下为军方提供国际支持，现在被美国列为禁令的企业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网络管理方式被西方视为“数码威权主义”，这种由政府打造出来的监控网络和审查信息的做法，不仅在中国境内灵活运用，也向海外输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曾发表题为《新的老大哥：中国和数码威权主义》(The New Big Brother: China and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报告。

　　报告详述了中国政府如何以科技作为工具，在数码领域创造数码威权管理模式，透过发展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和5G网络来进行大规模的监视和信息控制，同时将这样的模式扩张输出至海外，例如委内瑞拉、乌兹别克、津巴布韦等国家。从“数码威权主义”角度看中美经贸关系，美国把类似于海康威视这样的企业列入黑名单是必然的。

　　第二，中美贸易战必然走向政治化。中美贸易战表面上是双边贸易失衡，实质是企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与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较量。这就是中美能签下第一阶段协定，几乎不可能签下第二阶段协定的原因。中美第一阶段协定解决的是中方对美国的大量采购，能缓和双边贸易失衡，但中美留下的结构性改变的硬核，涉及中国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模式突出的优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政府主导下，14亿人口的大国在部分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集中全国资源，在几十年内追赶上了发达国家的全部新兴技术，并且把全部新兴技术做成一个个的产业，这一个个产业的规模几乎都做成世界之最。虽然不能说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超过了西方，但中国的发展速度令西方国家震惊，令美国倍感恐惧。

　　中国经济模式的外溢效应被西方国家广为诟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2021年美国贸易政策议程”中指出：中国强制且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伤害美国工人权益，威胁美国技术优势地位，削弱美国供应链弹性，并损害美国国家利益。这些行为包括中国限制市场准入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强迫劳动、诸多行业中的产能过剩、利用不公平补贴和偏好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以及出口补贴、强制技术转让、非法获取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等等。

　　从政治化视角看，中美贸易战几乎无解。在中国看来，正是中国走对了道路才会取得如此的成功，凭什么要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结构性改变?在美国看来，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行为实施不公平贸易，破坏国际经济规则，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结构性改变，就会丧失中国经济模式的优势。比如，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实施“有害的产业补贴”扭曲市场，但是在中国这里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经验。没有补贴，中国的高铁和新能源汽车等一大批新兴产业不会成功。在中国政府主导下，庞大的国家资源和市场足以支撑起一个个产业的成功。这是除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

　　美国要让中国停止补贴等于就是让中国自废武功。让中国自废武功，只能让中国想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中美贸易战自然上升至政治高度去认知。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中国经济走强只能让美国感到中国经济强大的威胁，以及由经济强大带来的军事和科技发展对美国的威胁，甚至因中国走强而削弱美国世界领导力的威胁。面对中国的威胁，美国很难在经贸关系上对中国妥协与让步，中美经贸关系必然政治化。

　　第三，“关键供应链”脱钩是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表现。中美经贸关系部分脱钩始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将继续进行下去。2月24日，拜登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下令对全球供应链和美国在关键行业的潜在脆弱性，进行为期100天的政府评估。这些行业包括电脑芯片、电动汽车电池、制药和用于电子产品的关键矿物。

　　6月8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美国关键供应链的检讨报告。报告说，目前中国主导了全球的战略和关键物资的加工。当武装冲突导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美国可能无法从外国获得战略和关键物资。报告建议美国以全政府协调行动的方式，分散战略和关键物资的供应链，强化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矿物资源丰富的友邦合作，并推动在美国国内加工和回收利用战略和关键物资。

　　同日，拜登政府宣布，将针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设立一支新的贸易“纠察队”。这支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领导的“供应链贸易纠察队”将追踪那些导致“掏空”美国供应链的具体贸易违规行为，然后通过贸易手段加以纠正，中国当然也是这一措施的对象。

　　显而易见，拜登政府所言的“关键供应链”就是对中国经贸关系的脱钩，脱钩的本质就是对中国的不信任。拜登亲口说：“我们不应该被迫依赖外国，特别是一个没有共同利益或价值观的国家。”

　　中美经贸关系在部分脱钩，美国在重置全球供应链。5月11日，在苹果、微软、谷歌和英特尔等美国科技公司的主导下，美国成立了半导体供应链上的65个主要企业参与的美国半导体联盟(Semiconductors in America Coalition)，台积电也是其中一员。美国现在积极拉住台积电，台积电也认真落实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实体清单”的措施。

　　中美经贸关系高度政治化，高度的实质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在21世纪决胜负的较量。只有通过这次较量，全世界才能看清人类命运的走向到底在何方。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原题《中美经贸关系高度政治化》

　　经贸关系一直被赋予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但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再加上2020年冠病大流行，中美关系已上升至政治对抗。政治对抗弱化了压舱石的作用，甚至在针对压舱石。虽然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前行，但经贸关系没有能减弱中美政治对抗。

　　特朗普政府后期把中美政治对抗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执政党，拜登政府至今没有剑指中国执政党，但没有改变中美政治对抗的现状;相反，拜登政府貌似温和的举措，正在步步强化政治对抗，6月3日拜登签的行政令，给中美经贸关系打上了政治化的烙印。中美经贸关系高度政治化，是判断今后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主要视角。

　　第一、拜登扩大对中企投资禁令出于政治考量。6月3日拜登签的行政令，旨在禁止美国实体对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59家企业进行投资，这59家企业涉及国防和监视技术行业。

　　涉及国防对应的是中美军事较量，涉及监视技术行业对应的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数码威权主义”侵犯人权。军事是美国抗衡中国最后的防线，人权是美国占据的道德高地，两者皆服务于中美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较量。美国把政治延伸到经贸领域，结果就是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限制投资和出口限制措施就是美国可以动用的手段。粗略了解一下中美军事较量和“数码威权主义”，就可以看清楚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内在逻辑。

　　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两国间的军事较量凸显了出来，彼此都在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作好准备。今年1月，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报告指出，中国海军对美国海军实现和维持战时对西太平洋深海海域的控制构成的重大挑战，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而且是中国挑战美国长期作为西太平洋领先军事大国地位的关键要素。中国的战舰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海军，使中国海军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海军。

　　拜登一上台就让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工作组，以应对中国挑战。拜登说：“我们须要应对中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挑战，以维护和平并捍卫我们在印太地区和全球的利益。今天，我听取了有关一个新的国防部范围的中国工作组的简报，由奥斯汀部长成立的这个中国工作组将审视我们的战略、作战概念、科技、军力态势等等。”

　　3月9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Philips Davidson)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威胁，也是21世纪对安全构成的最大长期战略威胁。美国在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时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常规威慑力的削弱。

　　媒体报道说，美国印太司令部在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请求在2022年至2027年增加约270亿美元开支来应对中国，包括采购新武器、加强与盟友的军事合作及演习。

　　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3月5日，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公布的政府预算显示，今年中国的国防预算约2090亿美元。针对国际社会议论中国的军费增长，中国的退役将军罗援说：“这是我们的家务事。现在我们家有吃有喝，有存款了，我们备几根‘打狗棍’，来保卫我们得来不易的果实，为什么不可以呢?”

　　4月23日，中国一艘战略导弹核潜艇、一艘大型导弹驱逐舰和一艘两栖攻击舰同时完成交接列装仪式，其中的094A改型战略核潜艇，有能力发射射程超过1万公里的巨浪-3型(JL-3)潜射弹道导弹。《南华早报》引用一位接近中国海军的消息人士称，094A配上巨浪-3，其打击范围“能够覆盖整个美洲大陆”。

　　中美军事较量让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杰(David Berger)说，美国与中国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两国之间的竞争将会继续下去。从中美军事较量的角度看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投资和限制出口措施只会加强，投资和出口涉及技术转移，技术决定军事装备的水平。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报告指出，中国有“不计其数”的公司在“军民融合”战略之下为军方提供国际支持，现在被美国列为禁令的企业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网络管理方式被西方视为“数码威权主义”，这种由政府打造出来的监控网络和审查信息的做法，不仅在中国境内灵活运用，也向海外输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曾发表题为《新的老大哥：中国和数码威权主义》(The New Big Brother: China and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报告。

　　报告详述了中国政府如何以科技作为工具，在数码领域创造数码威权管理模式，透过发展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和5G网络来进行大规模的监视和信息控制，同时将这样的模式扩张输出至海外，例如委内瑞拉、乌兹别克、津巴布韦等国家。从“数码威权主义”角度看中美经贸关系，美国把类似于海康威视这样的企业列入黑名单是必然的。

　　第二，中美贸易战必然走向政治化。中美贸易战表面上是双边贸易失衡，实质是企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与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较量。这就是中美能签下第一阶段协定，几乎不可能签下第二阶段协定的原因。中美第一阶段协定解决的是中方对美国的大量采购，能缓和双边贸易失衡，但中美留下的结构性改变的硬核，涉及中国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模式突出的优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政府主导下，14亿人口的大国在部分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集中全国资源，在几十年内追赶上了发达国家的全部新兴技术，并且把全部新兴技术做成一个个的产业，这一个个产业的规模几乎都做成世界之最。虽然不能说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超过了西方，但中国的发展速度令西方国家震惊，令美国倍感恐惧。

　　中国经济模式的外溢效应被西方国家广为诟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2021年美国贸易政策议程”中指出：中国强制且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伤害美国工人权益，威胁美国技术优势地位，削弱美国供应链弹性，并损害美国国家利益。这些行为包括中国限制市场准入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强迫劳动、诸多行业中的产能过剩、利用不公平补贴和偏好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以及出口补贴、强制技术转让、非法获取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等等。

　　从政治化视角看，中美贸易战几乎无解。在中国看来，正是中国走对了道路才会取得如此的成功，凭什么要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结构性改变?在美国看来，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行为实施不公平贸易，破坏国际经济规则，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结构性改变，就会丧失中国经济模式的优势。比如，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实施“有害的产业补贴”扭曲市场，但是在中国这里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经验。没有补贴，中国的高铁和新能源汽车等一大批新兴产业不会成功。在中国政府主导下，庞大的国家资源和市场足以支撑起一个个产业的成功。这是除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

　　美国要让中国停止补贴等于就是让中国自废武功。让中国自废武功，只能让中国想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中美贸易战自然上升至政治高度去认知。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中国经济走强只能让美国感到中国经济强大的威胁，以及由经济强大带来的军事和科技发展对美国的威胁，甚至因中国走强而削弱美国世界领导力的威胁。面对中国的威胁，美国很难在经贸关系上对中国妥协与让步，中美经贸关系必然政治化。

　　第三，“关键供应链”脱钩是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表现。中美经贸关系部分脱钩始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将继续进行下去。2月24日，拜登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下令对全球供应链和美国在关键行业的潜在脆弱性，进行为期100天的政府评估。这些行业包括电脑芯片、电动汽车电池、制药和用于电子产品的关键矿物。

　　6月8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美国关键供应链的检讨报告。报告说，目前中国主导了全球的战略和关键物资的加工。当武装冲突导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美国可能无法从外国获得战略和关键物资。报告建议美国以全政府协调行动的方式，分散战略和关键物资的供应链，强化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矿物资源丰富的友邦合作，并推动在美国国内加工和回收利用战略和关键物资。

　　同日，拜登政府宣布，将针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设立一支新的贸易“纠察队”。这支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领导的“供应链贸易纠察队”将追踪那些导致“掏空”美国供应链的具体贸易违规行为，然后通过贸易手段加以纠正，中国当然也是这一措施的对象。

　　显而易见，拜登政府所言的“关键供应链”就是对中国经贸关系的脱钩，脱钩的本质就是对中国的不信任。拜登亲口说：“我们不应该被迫依赖外国，特别是一个没有共同利益或价值观的国家。”

　　中美经贸关系在部分脱钩，美国在重置全球供应链。5月11日，在苹果、微软、谷歌和英特尔等美国科技公司的主导下，美国成立了半导体供应链上的65个主要企业参与的美国半导体联盟(Semiconductors in America Coalition)，台积电也是其中一员。美国现在积极拉住台积电，台积电也认真落实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实体清单”的措施。

　　中美经贸关系高度政治化，高度的实质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在21世纪决胜负的较量。只有通过这次较量，全世界才能看清人类命运的走向到底在何方。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原题《中美经贸关系高度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