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罗奇：贸易战停火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持久的冷战式冲突或到来

　　过去两年来，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主导了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话题，原因非常简单。威胁和指责由来已久，远早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如今，“嘴炮”变成了行动。在过去17个月中，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卷入了自193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关税战。此外，美国将贸易政策武器化，以打击华为等它认为构成威胁的特定公司，则扩大了关税战的战线。

　　我很惭愧，因为我和其他人一样，只关注这场世界两大经济强国之间的史诗般较量的每一个转折。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以经济为武器的政治冲突，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仍将如此。当然，这意味着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前景，基本上取决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动态。

　　有鉴于此，10月11日大张旗鼓宣扬的所谓第一阶段“迷你”贸易协议，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尽管这项协议一旦达成(编按：两国已于12月13日达成协议)，将几乎不会产生实质性的经济影响，但它提供了一个强烈的暗示，表明特朗普终于受够了这场贸易战。考虑到来自国内的政治担忧，尤其是弹劾和即将到来的2020年选举，宣布胜利并试图借此来应对国内问题符合特朗普的利益。

　　至于中国，它也希望结束贸易战。一党制国家的政治显然迥异，但中国领导层不会在国家主权的核心原则上屈服，也不会放弃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复兴、增长和发展的宏伟目标。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不容忽视。但由于中国决策者决心坚持其为期三年的去杠杆化运动，这个自我施加的措施是当前经济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应该更加急于解决中美冲突所带来的贸易相关压力。

　　因此，两国的政治盘算正变得更加一致，双方都在寻求某种挽回碗面的休战。出现其他复杂情况的风险始终存在，例如香港最近发生的事件和中国新疆事态发展的披露。但是，至少就目前而言，贸易战的政治形势现在更多地指向缓和，而非紧张再度升级。

　　果真如此的话，并且如果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并签署，我们有必要思考贸易战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在我看来，去全球化、脱钩和贸易转移是最值得讨论的几种可能性。

　　去全球化不太可能出现。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之间，以不光彩方式结束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当前的全球化也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弹。民粹主义正在世界各地抬头，围绕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紧张局势，因担心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将破坏就业保障而加剧，正主导着政治叙事。然而，导致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终结的最关键事件，是1930年代初世界贸易暴跌60%。尽管目前存在政治功能失调，但今天出现类似结果的可能性极低。

　　全球脱钩也不太可能。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反映在过去25年全球价值链的爆发式增长上。这使得全球竞争从过去的国别模式，转变为广泛分布的投入、部件、设计和组装功能平台之间的更加分散的竞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从1993年至2013年的20年间，全球价值链为快速增长的全球贸易贡献了整整73%。运输成本大幅下降的不可逆转趋势，以及物流和采购方面的科技突破，使得支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全球价值链联系，几乎不存在脱钩的风险。

　　贸易转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早就指出，双边贸易冲突，甚至双边脱钩，无法解决多边失衡。向众多贸易伙伴之一施压，而这正是美国为减少其与102个国家的商品贸易逆差，而向中国采取的行动，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美国的多边贸易赤字反映了国内储蓄的严重短缺，而随着联邦预算赤字失控，这一问题只会进一步恶化。

　　如果不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储蓄问题，针对中国无非是把美国多边赤字的中国部分转嫁给其他贸易伙伴。这一转移将使贸易转向成本更高的外国采购，等于是对美国消费者增税。

　　无论贸易休战与否，美国与中国之间旷日持久的经济角力已经开始。当前战事的停火只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很可能是一场持久的冷战式冲突，这应该让缺乏长期战略框架的美国感到担忧。中国则不会如此。这无疑是孙子在其书《孙子兵法》所要传达的信息：“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编按：开战之前就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胜利条件充分)”

　　作者是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著有《失衡：美中两国的相互依赖》(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一书;本文英文原题：After the US-China Trade War

　　过去两年来，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主导了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话题，原因非常简单。威胁和指责由来已久，远早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如今，“嘴炮”变成了行动。在过去17个月中，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卷入了自193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关税战。此外，美国将贸易政策武器化，以打击华为等它认为构成威胁的特定公司，则扩大了关税战的战线。

　　我很惭愧，因为我和其他人一样，只关注这场世界两大经济强国之间的史诗般较量的每一个转折。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以经济为武器的政治冲突，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仍将如此。当然，这意味着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前景，基本上取决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动态。

　　有鉴于此，10月11日大张旗鼓宣扬的所谓第一阶段“迷你”贸易协议，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尽管这项协议一旦达成(编按：两国已于12月13日达成协议)，将几乎不会产生实质性的经济影响，但它提供了一个强烈的暗示，表明特朗普终于受够了这场贸易战。考虑到来自国内的政治担忧，尤其是弹劾和即将到来的2020年选举，宣布胜利并试图借此来应对国内问题符合特朗普的利益。

　　至于中国，它也希望结束贸易战。一党制国家的政治显然迥异，但中国领导层不会在国家主权的核心原则上屈服，也不会放弃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复兴、增长和发展的宏伟目标。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不容忽视。但由于中国决策者决心坚持其为期三年的去杠杆化运动，这个自我施加的措施是当前经济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应该更加急于解决中美冲突所带来的贸易相关压力。

　　因此，两国的政治盘算正变得更加一致，双方都在寻求某种挽回碗面的休战。出现其他复杂情况的风险始终存在，例如香港最近发生的事件和中国新疆事态发展的披露。但是，至少就目前而言，贸易战的政治形势现在更多地指向缓和，而非紧张再度升级。

　　果真如此的话，并且如果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并签署，我们有必要思考贸易战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在我看来，去全球化、脱钩和贸易转移是最值得讨论的几种可能性。

　　去全球化不太可能出现。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之间，以不光彩方式结束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当前的全球化也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弹。民粹主义正在世界各地抬头，围绕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紧张局势，因担心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将破坏就业保障而加剧，正主导着政治叙事。然而，导致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终结的最关键事件，是1930年代初世界贸易暴跌60%。尽管目前存在政治功能失调，但今天出现类似结果的可能性极低。

　　全球脱钩也不太可能。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反映在过去25年全球价值链的爆发式增长上。这使得全球竞争从过去的国别模式，转变为广泛分布的投入、部件、设计和组装功能平台之间的更加分散的竞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从1993年至2013年的20年间，全球价值链为快速增长的全球贸易贡献了整整73%。运输成本大幅下降的不可逆转趋势，以及物流和采购方面的科技突破，使得支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全球价值链联系，几乎不存在脱钩的风险。

　　贸易转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早就指出，双边贸易冲突，甚至双边脱钩，无法解决多边失衡。向众多贸易伙伴之一施压，而这正是美国为减少其与102个国家的商品贸易逆差，而向中国采取的行动，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美国的多边贸易赤字反映了国内储蓄的严重短缺，而随着联邦预算赤字失控，这一问题只会进一步恶化。

　　如果不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储蓄问题，针对中国无非是把美国多边赤字的中国部分转嫁给其他贸易伙伴。这一转移将使贸易转向成本更高的外国采购，等于是对美国消费者增税。

　　无论贸易休战与否，美国与中国之间旷日持久的经济角力已经开始。当前战事的停火只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很可能是一场持久的冷战式冲突，这应该让缺乏长期战略框架的美国感到担忧。中国则不会如此。这无疑是孙子在其书《孙子兵法》所要传达的信息：“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编按：开战之前就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胜利条件充分)”

　　作者是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著有《失衡：美中两国的相互依赖》(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一书;本文英文原题：After the US-China Trade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