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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良平:逆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可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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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良平:逆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可取吗?

郭良平:逆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可取吗?
2019-01-28 09:53:48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郭良平
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没有选择,必须走全球化的道路才有活路。像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等这样的大国,选项就比较多,既可以追求全球化,也可以退守国门以保护本国的社会契约;美国似乎正在走上这条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拥有世界上最全面的工业体系,中国迟早也会走上这条路,而且可能比美国更快,因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的政治势力,在中国远不像在美国那样根深蒂固。

  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的资本所启动和推进的,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遗余力,帮助本国资本撬开其他国家市场的大门。1992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为了打开日本市场,率领庞大贸易代表团到东京,累得昏倒在宴会上。最近的例子则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发动空前的贸易战,企图打开中国的市场。

  按理说,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得利最多,但近20年来,反对全球化的运动都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最近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持续发酵,已经扩散到临近的几个欧洲国家和北美,其中的暴力显示了民众愤怒的程度。再早几年是席卷西方国家、如火如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有1999年西雅图反世贸组织的抗议,以及几乎每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时,来自世界各地和各行各业的抗议活动。在国家层面上,则有英国“退群”欧盟,以及特朗普大力推行“美国为先”的政策。这种矛盾现象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潮流,对中国的未来也有启示意义。

  全球化的根本动因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它一般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利用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未开发的市场;二是逃避本国高税收和法律、政策和劳动、环境、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高标准所带来的高成本。然而,这些高税收和高标准,恰恰是本国老百姓较高生活水平和福利的来源。

  换言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不等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举个例子,全球八个最大的富翁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一半人类财富的总和。这八个大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了,但这些利润无法惠及广大的失业人口;对一半人类而言,这巨大的财富聚集形同对他们的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想达到财富比较合理、人性化的分配,就必须经过非市场的方式,在资本、社会和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契约,需要国家和社会在二、三次分配中节制资本。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成为资本产出的服务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这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的逻辑,也是近些年社会主义的主张在一些西方国家抬头的原因。

  比如美国参议员桑德斯公开打出社会主义旗号,在2016年民主党党内初选中对希拉莉形成了实质性的挑战,尤其是在青年选民中取得巨大成功,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民调显示,美国的千禧一代大多数对社会主义有好感。

  全球化从资本、政府和社会的三边契约中抽走了资本,使契约崩溃,导致了社会病态和社会冲突的蔓延,从而催生了反全球化运动。从这个角度看,反全球化是进步的、积极的。特朗普要在边界上筑一道墙,很多人讥笑他,教宗也教训他,说不要筑墙而应该架桥。然而,很可能特朗普是正确的,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为非法、无序的移民和资本外逃一样,也冲击社会的稳定和削弱社会契约。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的并行,两者在学术研究中也常常是放在一起讨论的。这两种貌似相反的趋势其实并行不勃,同样反映了人的需要。作为消费者,人们需要更价廉物美的商品、更多的选择、更广大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经历,全球化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些需求。但人人都需要一份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人们还需要安全感、本土文化的养育和滋润、亲情和朋友的呵护等等。一句话,只有本土化能满足对热土乡愁和身份认同的需要。

  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是不完全的全球化,其标志是商品、资金、技术、信息、通信、学术交流、交通运输、供应链和原材料等在世界范围内畅通无阻,但人口和劳动力的跨国界流动则遭遇到种种障碍,包括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严格限制。资本流动对西方社会的最大冲击是工作岗位的流失,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向发达国家流动也异曲同工,难怪西方国家是反全球化的策源地。

责任编辑:昀舒
郭良平:逆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可取吗?

郭良平:逆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可取吗?

2019-01-28 09:53:48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郭良平
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没有选择,必须走全球化的道路才有活路。像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等这样的大国,选项就比较多,既可以追求全球化,也可以退守国门以保护本国的社会契约;美国似乎正在走上这条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拥有世界上最全面的工业体系,中国迟早也会走上这条路,而且可能比美国更快,因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的政治势力,在中国远不像在美国那样根深蒂固。

  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的资本所启动和推进的,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遗余力,帮助本国资本撬开其他国家市场的大门。1992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为了打开日本市场,率领庞大贸易代表团到东京,累得昏倒在宴会上。最近的例子则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发动空前的贸易战,企图打开中国的市场。

  按理说,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得利最多,但近20年来,反对全球化的运动都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最近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持续发酵,已经扩散到临近的几个欧洲国家和北美,其中的暴力显示了民众愤怒的程度。再早几年是席卷西方国家、如火如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有1999年西雅图反世贸组织的抗议,以及几乎每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时,来自世界各地和各行各业的抗议活动。在国家层面上,则有英国“退群”欧盟,以及特朗普大力推行“美国为先”的政策。这种矛盾现象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潮流,对中国的未来也有启示意义。

  全球化的根本动因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它一般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利用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未开发的市场;二是逃避本国高税收和法律、政策和劳动、环境、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高标准所带来的高成本。然而,这些高税收和高标准,恰恰是本国老百姓较高生活水平和福利的来源。

  换言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不等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举个例子,全球八个最大的富翁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一半人类财富的总和。这八个大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了,但这些利润无法惠及广大的失业人口;对一半人类而言,这巨大的财富聚集形同对他们的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想达到财富比较合理、人性化的分配,就必须经过非市场的方式,在资本、社会和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契约,需要国家和社会在二、三次分配中节制资本。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成为资本产出的服务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这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的逻辑,也是近些年社会主义的主张在一些西方国家抬头的原因。

  比如美国参议员桑德斯公开打出社会主义旗号,在2016年民主党党内初选中对希拉莉形成了实质性的挑战,尤其是在青年选民中取得巨大成功,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民调显示,美国的千禧一代大多数对社会主义有好感。

  全球化从资本、政府和社会的三边契约中抽走了资本,使契约崩溃,导致了社会病态和社会冲突的蔓延,从而催生了反全球化运动。从这个角度看,反全球化是进步的、积极的。特朗普要在边界上筑一道墙,很多人讥笑他,教宗也教训他,说不要筑墙而应该架桥。然而,很可能特朗普是正确的,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为非法、无序的移民和资本外逃一样,也冲击社会的稳定和削弱社会契约。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的并行,两者在学术研究中也常常是放在一起讨论的。这两种貌似相反的趋势其实并行不勃,同样反映了人的需要。作为消费者,人们需要更价廉物美的商品、更多的选择、更广大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经历,全球化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些需求。但人人都需要一份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人们还需要安全感、本土文化的养育和滋润、亲情和朋友的呵护等等。一句话,只有本土化能满足对热土乡愁和身份认同的需要。

  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是不完全的全球化,其标志是商品、资金、技术、信息、通信、学术交流、交通运输、供应链和原材料等在世界范围内畅通无阻,但人口和劳动力的跨国界流动则遭遇到种种障碍,包括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严格限制。资本流动对西方社会的最大冲击是工作岗位的流失,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向发达国家流动也异曲同工,难怪西方国家是反全球化的策源地。

  反全球化最早是发自民间的运动,是各种动机和诉求——人权、环境、劳工、民族、宗教、恐怖主义等等社会运动的大杂烩。近年来,以英国脱欧和美国的特朗普当选为标志,反全球化上升到国家层面了。这都说明全球化动了许多国家和社会的奶酪。

  国防、公安和社会福利(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养老、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扶贫和伤残人员的救助,失业保险和在就业培训等等)在可见的将来,都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实现,而必须依赖民族国家或更小的单位来统筹。跨国或超国的组织,如联合国、欧盟或其他区域组织,相比之下都显得苍白无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逆全球化才是历史潮流,而不是反全球化:很少有国家完全反对全球化,各国都企图在全球化中制造一股股小逆流,以求同时获得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好处,避免两者的坏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全球化的需求会更多地通过虚拟途径(网上市场、通信、交通运输网络等)来满足,但要满足本土化的需要,就必须重建社会,强化政府服务能力和基础设施、提高环境质量等,而这些都必须重新凝聚被全球化打散的社会共识。虚拟的全球化,实体的本土化,这就是逆全球化的趋势,它更符合人的本性和需要。

  全球化主要是资本而不是劳工的事业。资本获利的方式往往是逃避对本国人民福祉的责任。对本土社会更重要的是随它而去的就业机会:一个工作岗位就解决了一个家庭的几乎所有的问题,远远比政府所提供的福利和保险全面。西方国家的民众之所以首先对全球化发难,除了是第一批受害者,还因为他们生活在民主国家,拥有发声和行动的自由;他们手中的选票使政客不得不有所反应。

  这些政客为了得到更多的选票,就不得不摆脱资本的压力,如特朗普竞争共和党提名时,拒不接受捐款而动用几千万个人资金,民粹主义政府就诞生了。这就是英国脱欧公投成功和特朗普当选的社会根源;在节制全球化方面,共和党的特朗普和民主党草根派的立场相当一致,例如在打贸易战上的协调。

  再来看第三世界。全球化使有条件的发展中国家获益;中国和东亚国家有先天优势,民族宗教冲突较少;文化传统上勤俭节约、吃苦耐劳、重视教育、以家庭和社会为上、个人主义不强势、政府调动资源和维护秩序的能力强等,这些使它们能够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这些有利条件;它们的国家和领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和本地的传统毫不相干。

  社会分裂使得国家的能力虚弱,种族和宗教冲突成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线,根本顾不上推进现代化。但即使是有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带给它们的机会也是暂时的,只出现在国家利益和外资利益一致时。经济发展了也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上升,这必然导致资本逃逸,流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这就是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当前中国也面临这种情况。

  更重要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消灭劳动密集型产业。智能制造和个性化产品需要的是文化教育水平和技能很高的劳动力,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优势。结果很可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智能化制造改造、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后,向发达国家回归,而不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转移。不发达国家很可能再也无法通过接收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实现工业化了。

  目前中国政府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化中仍占有优势,但这种优势不是永恒的。二战后美国推动自由贸易也是因为它的绝对优势——当时它的经济总量几乎占全世界的一半,而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也只占全世界的19%(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左右。美国能失去竞争优势,在自由贸易上打退堂鼓,退回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国为什么不会?

  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没有选择,必须走全球化的道路才有活路。像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等这样的大国,选项就比较多,既可以追求全球化,也可以退守国门以保护本国的社会契约;美国似乎正在走上这条路。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拥有世界上最全面的工业体系,中国迟早也会走上这条路,而且可能比美国更快,因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的政治势力,在中国远不像在美国那样根深蒂固。逆全球化的趋势很可能导致世界经济的本土化、地区化或碎片化,为新式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的兴起打下基础。看清这个历史趋势,中国就不会盲目追求全球化。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原题《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和中国未来》

责任编辑:昀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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