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逆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可取吗？

　　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的资本所启动和推进的，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遗余力，帮助本国资本撬开其他国家市场的大门。1992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为了打开日本市场，率领庞大贸易代表团到东京，累得昏倒在宴会上。最近的例子则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发动空前的贸易战，企图打开中国的市场。

　　按理说，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得利最多，但近20年来，反对全球化的运动都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最近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持续发酵，已经扩散到临近的几个欧洲国家和北美，其中的暴力显示了民众愤怒的程度。再早几年是席卷西方国家、如火如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有1999年西雅图反世贸组织的抗议，以及几乎每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时，来自世界各地和各行各业的抗议活动。在国家层面上，则有英国“退群”欧盟，以及特朗普大力推行“美国为先”的政策。这种矛盾现象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潮流，对中国的未来也有启示意义。

　　全球化的根本动因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它一般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利用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未开发的市场;二是逃避本国高税收和法律、政策和劳动、环境、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高标准所带来的高成本。然而，这些高税收和高标准，恰恰是本国老百姓较高生活水平和福利的来源。

　　换言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不等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举个例子，全球八个最大的富翁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一半人类财富的总和。这八个大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了，但这些利润无法惠及广大的失业人口;对一半人类而言，这巨大的财富聚集形同对他们的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想达到财富比较合理、人性化的分配，就必须经过非市场的方式，在资本、社会和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契约，需要国家和社会在二、三次分配中节制资本。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成为资本产出的服务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这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的逻辑，也是近些年社会主义的主张在一些西方国家抬头的原因。

　　比如美国参议员桑德斯公开打出社会主义旗号，在2016年民主党党内初选中对希拉莉形成了实质性的挑战，尤其是在青年选民中取得巨大成功，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民调显示，美国的千禧一代大多数对社会主义有好感。

　　全球化从资本、政府和社会的三边契约中抽走了资本，使契约崩溃，导致了社会病态和社会冲突的蔓延，从而催生了反全球化运动。从这个角度看，反全球化是进步的、积极的。特朗普要在边界上筑一道墙，很多人讥笑他，教宗也教训他，说不要筑墙而应该架桥。然而，很可能特朗普是正确的，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为非法、无序的移民和资本外逃一样，也冲击社会的稳定和削弱社会契约。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的并行，两者在学术研究中也常常是放在一起讨论的。这两种貌似相反的趋势其实并行不勃，同样反映了人的需要。作为消费者，人们需要更价廉物美的商品、更多的选择、更广大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经历，全球化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些需求。但人人都需要一份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人们还需要安全感、本土文化的养育和滋润、亲情和朋友的呵护等等。一句话，只有本土化能满足对热土乡愁和身份认同的需要。

　　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是不完全的全球化，其标志是商品、资金、技术、信息、通信、学术交流、交通运输、供应链和原材料等在世界范围内畅通无阻，但人口和劳动力的跨国界流动则遭遇到种种障碍，包括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严格限制。资本流动对西方社会的最大冲击是工作岗位的流失，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向发达国家流动也异曲同工，难怪西方国家是反全球化的策源地。

　　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的资本所启动和推进的，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遗余力，帮助本国资本撬开其他国家市场的大门。1992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为了打开日本市场，率领庞大贸易代表团到东京，累得昏倒在宴会上。最近的例子则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发动空前的贸易战，企图打开中国的市场。

　　按理说，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得利最多，但近20年来，反对全球化的运动都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最近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持续发酵，已经扩散到临近的几个欧洲国家和北美，其中的暴力显示了民众愤怒的程度。再早几年是席卷西方国家、如火如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有1999年西雅图反世贸组织的抗议，以及几乎每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时，来自世界各地和各行各业的抗议活动。在国家层面上，则有英国“退群”欧盟，以及特朗普大力推行“美国为先”的政策。这种矛盾现象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潮流，对中国的未来也有启示意义。

　　全球化的根本动因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它一般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利用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未开发的市场;二是逃避本国高税收和法律、政策和劳动、环境、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高标准所带来的高成本。然而，这些高税收和高标准，恰恰是本国老百姓较高生活水平和福利的来源。

　　换言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不等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举个例子，全球八个最大的富翁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一半人类财富的总和。这八个大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了，但这些利润无法惠及广大的失业人口;对一半人类而言，这巨大的财富聚集形同对他们的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想达到财富比较合理、人性化的分配，就必须经过非市场的方式，在资本、社会和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契约，需要国家和社会在二、三次分配中节制资本。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成为资本产出的服务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这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的逻辑，也是近些年社会主义的主张在一些西方国家抬头的原因。

　　比如美国参议员桑德斯公开打出社会主义旗号，在2016年民主党党内初选中对希拉莉形成了实质性的挑战，尤其是在青年选民中取得巨大成功，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民调显示，美国的千禧一代大多数对社会主义有好感。

　　全球化从资本、政府和社会的三边契约中抽走了资本，使契约崩溃，导致了社会病态和社会冲突的蔓延，从而催生了反全球化运动。从这个角度看，反全球化是进步的、积极的。特朗普要在边界上筑一道墙，很多人讥笑他，教宗也教训他，说不要筑墙而应该架桥。然而，很可能特朗普是正确的，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为非法、无序的移民和资本外逃一样，也冲击社会的稳定和削弱社会契约。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的并行，两者在学术研究中也常常是放在一起讨论的。这两种貌似相反的趋势其实并行不勃，同样反映了人的需要。作为消费者，人们需要更价廉物美的商品、更多的选择、更广大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经历，全球化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些需求。但人人都需要一份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人们还需要安全感、本土文化的养育和滋润、亲情和朋友的呵护等等。一句话，只有本土化能满足对热土乡愁和身份认同的需要。

　　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是不完全的全球化，其标志是商品、资金、技术、信息、通信、学术交流、交通运输、供应链和原材料等在世界范围内畅通无阻，但人口和劳动力的跨国界流动则遭遇到种种障碍，包括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严格限制。资本流动对西方社会的最大冲击是工作岗位的流失，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向发达国家流动也异曲同工，难怪西方国家是反全球化的策源地。

　　反全球化最早是发自民间的运动，是各种动机和诉求——人权、环境、劳工、民族、宗教、恐怖主义等等社会运动的大杂烩。近年来，以英国脱欧和美国的特朗普当选为标志，反全球化上升到国家层面了。这都说明全球化动了许多国家和社会的奶酪。

　　国防、公安和社会福利(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养老、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扶贫和伤残人员的救助，失业保险和在就业培训等等)在可见的将来，都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实现，而必须依赖民族国家或更小的单位来统筹。跨国或超国的组织，如联合国、欧盟或其他区域组织，相比之下都显得苍白无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逆全球化才是历史潮流，而不是反全球化：很少有国家完全反对全球化，各国都企图在全球化中制造一股股小逆流，以求同时获得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好处，避免两者的坏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全球化的需求会更多地通过虚拟途径(网上市场、通信、交通运输网络等)来满足，但要满足本土化的需要，就必须重建社会，强化政府服务能力和基础设施、提高环境质量等，而这些都必须重新凝聚被全球化打散的社会共识。虚拟的全球化，实体的本土化，这就是逆全球化的趋势，它更符合人的本性和需要。

　　全球化主要是资本而不是劳工的事业。资本获利的方式往往是逃避对本国人民福祉的责任。对本土社会更重要的是随它而去的就业机会：一个工作岗位就解决了一个家庭的几乎所有的问题，远远比政府所提供的福利和保险全面。西方国家的民众之所以首先对全球化发难，除了是第一批受害者，还因为他们生活在民主国家，拥有发声和行动的自由;他们手中的选票使政客不得不有所反应。

　　这些政客为了得到更多的选票，就不得不摆脱资本的压力，如特朗普竞争共和党提名时，拒不接受捐款而动用几千万个人资金，民粹主义政府就诞生了。这就是英国脱欧公投成功和特朗普当选的社会根源;在节制全球化方面，共和党的特朗普和民主党草根派的立场相当一致，例如在打贸易战上的协调。

　　再来看第三世界。全球化使有条件的发展中国家获益;中国和东亚国家有先天优势，民族宗教冲突较少;文化传统上勤俭节约、吃苦耐劳、重视教育、以家庭和社会为上、个人主义不强势、政府调动资源和维护秩序的能力强等，这些使它们能够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这些有利条件;它们的国家和领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和本地的传统毫不相干。

　　社会分裂使得国家的能力虚弱，种族和宗教冲突成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线，根本顾不上推进现代化。但即使是有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带给它们的机会也是暂时的，只出现在国家利益和外资利益一致时。经济发展了也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上升，这必然导致资本逃逸，流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这就是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当前中国也面临这种情况。

　　更重要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消灭劳动密集型产业。智能制造和个性化产品需要的是文化教育水平和技能很高的劳动力，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优势。结果很可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智能化制造改造、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后，向发达国家回归，而不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转移。不发达国家很可能再也无法通过接收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实现工业化了。

　　目前中国政府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化中仍占有优势，但这种优势不是永恒的。二战后美国推动自由贸易也是因为它的绝对优势——当时它的经济总量几乎占全世界的一半，而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也只占全世界的19%(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左右。美国能失去竞争优势，在自由贸易上打退堂鼓，退回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国为什么不会?

　　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没有选择，必须走全球化的道路才有活路。像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等这样的大国，选项就比较多，既可以追求全球化，也可以退守国门以保护本国的社会契约;美国似乎正在走上这条路。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拥有世界上最全面的工业体系，中国迟早也会走上这条路，而且可能比美国更快，因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的政治势力，在中国远不像在美国那样根深蒂固。逆全球化的趋势很可能导致世界经济的本土化、地区化或碎片化，为新式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的兴起打下基础。看清这个历史趋势，中国就不会盲目追求全球化。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原题《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和中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