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鸣岐：G20之后，中美科技脱钩难以逆转

　　中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G20峰会上达成贸易休战的结果，对市场来说算是个小小利好—毕竟最坏的情况没有出现。但贸易休战只是一个很低的门槛，美国只是暂停了进一步提高关税，双方公布的谈判成果清单中没有任何涉及缓解中美科技对峙的内容。美国对中国竖起科技壁垒的进程依然在推进，而中美在科技方面的“脱钩”也难以逆转。

　　贸易逆差从来就不是华盛顿鹰派对中国的最大抱怨，在美国“愿望清单”上优先级很低。美国的对中国的核心忧虑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模式正在发生改变，而中国近几年的产业政策则体现了这一改变。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以“制造业升级”为目标的产业政策不是中国的第一次产业政策尝试。

　　但与过往政策相比，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第一，新的产业政策常常带有市场份额、国产化率以及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详细指标，也就因此引发了外国企业对于中国竞争对手“有政府撑腰”的担忧;

　　第二，产业规划涉及不少商业潜力巨大，全球竞争激烈的行业(如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这就使得当前的产业政策具有前所未有的市场冲击力 ;第三，当前产业政策推出的背景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后果往往不完全是国内的，外溢效应不容忽视。

　　在学术界，这样的产业政策究竟只是务虚的“指引”还是具体的政府干预行为，有不小争议，各个行业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但在华盛顿，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的体现，这样的政策会鼓励中国企业侵犯美国知识产权，损害美国经济利益的同时危及美国国家安全。

　　而在中国看来，美国的科技藩篱是“遏制中国”的表现，中国以“自主创新”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正在取得成功。中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就成为了贸易战中难以解决的矛盾。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今年3月引发整个贸易战的“301调查”报告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聚焦中国的产业政策，特别是那些美国企业占优势地位的行业(比如信息通讯技术)中的产业政策。其结论是中国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在根本上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

　　在美国看来，中国激进的产业政策会对那些没有政府支持，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运行的美国企业形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在此前的几轮中美谈判中，美国都将中国取消产业政策作为一项主要的谈判诉求，但始终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这并不难以理解—在中国看来，产业政策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手段，并且正在取得效果，因此没有理由放弃。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经济的许多行业经历了痛苦的“去杠杆”洗礼。但高科技制造业，如“中国制造2025”中的十大产业，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冲击，增长相当坚挺。

　　我们的一项跟踪研究显示，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包含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汽车等)已经连续11个季度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值。与此同时，在新的官方投资指引下，中国的海外投资中的地产和娱乐业比例迅速降低，而信息技术即生物医药比例则快速提高。

　　以中国在美直接投资为例，我们的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信息通讯和生物医药占到中国累积在美直接投资的约20%。而这个时期又恰好是中国民营经济困难重重的时期，国企和私企的利润率出现了著名的“喇叭口”(国企利润增速超过私营企业)，也出现了私营企业“加入”国企的现象。

　　这样的微妙环境下，不少国资背景或者背景模糊的中国海外投资者也就在东道国引发了不小的疑虑—这些中国投资者究竟是“市场主体”，还是“政府主体”?在美国不少政策制定者看来，很多中国投资者或多或少背负着官方使命，因此不适用一般市场主体的审查标准。

　　这种对中国根本经济模式的质疑，再加上美国对华政策的整体战略转向，导致美国多个政府部门纷纷对华竖起科技壁垒。11月1日，美国司法部宣布以“经济间谍”罪名起诉位福建国企晋华半导体。

　　此案涉及晋华及其合作伙伴台湾联电此前与美国美光半导体的一起技术秘密纠纷，考虑到晋华与联电此前在中国反诉美光并获胜，美国司法部此举凸显美国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没有丝毫的信任。

　　11月19日，美国商务部出台了新的出口管制条例草案，增加了14项“新兴技术”(如生物科技、增材制造)作为美国出口管控对象，这意味着未来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这些技术和相关的产品将非常困难。11月2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更新了半年前的“301调查”报告，强调中国的产业政策并没有任何变化，并点名多个中国企业及个人在美从事黑客活动。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8月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正在显现威力。新的审查制度正在逐步尝试在部分“关键技术”(如无线通讯设备)将低于10%股权比例的风险投资纳入审查范围，此举将波及中国投资者在硅谷的不少创投交易。

　　中美之间的科研人员往来也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阻碍。美国多个大学近期中断了与中国院校的合作关系，美国国务院也取消了一些中国研究人员的访美签证，联邦调查局更是成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行动小组，以“打击经济间谍行为”。

　　资本、技术、人员三个渠道全面收紧，即使是此次相对利好的中美“贸易停战”共识中也没有任何缓解中美科技对峙的内容，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中美科技脱钩在现阶段已经发展为难以逆转的进程。考虑到中国经济对于外国核心技术的高度依存以及中国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这样的逆全球化事件无疑将造成中美双输、并且全球震荡的后果。

　　北京和华盛顿对于经济治理模式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政府到底应该在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市场经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全球共通的准则?在这样的分歧弥合之前，科技脱钩恐怕将会成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常态。

　　中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G20峰会上达成贸易休战的结果，对市场来说算是个小小利好—毕竟最坏的情况没有出现。但贸易休战只是一个很低的门槛，美国只是暂停了进一步提高关税，双方公布的谈判成果清单中没有任何涉及缓解中美科技对峙的内容。美国对中国竖起科技壁垒的进程依然在推进，而中美在科技方面的“脱钩”也难以逆转。

　　贸易逆差从来就不是华盛顿鹰派对中国的最大抱怨，在美国“愿望清单”上优先级很低。美国的对中国的核心忧虑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模式正在发生改变，而中国近几年的产业政策则体现了这一改变。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以“制造业升级”为目标的产业政策不是中国的第一次产业政策尝试。

　　但与过往政策相比，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第一，新的产业政策常常带有市场份额、国产化率以及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详细指标，也就因此引发了外国企业对于中国竞争对手“有政府撑腰”的担忧;

　　第二，产业规划涉及不少商业潜力巨大，全球竞争激烈的行业(如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这就使得当前的产业政策具有前所未有的市场冲击力 ;第三，当前产业政策推出的背景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后果往往不完全是国内的，外溢效应不容忽视。

　　在学术界，这样的产业政策究竟只是务虚的“指引”还是具体的政府干预行为，有不小争议，各个行业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但在华盛顿，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的体现，这样的政策会鼓励中国企业侵犯美国知识产权，损害美国经济利益的同时危及美国国家安全。

　　而在中国看来，美国的科技藩篱是“遏制中国”的表现，中国以“自主创新”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正在取得成功。中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就成为了贸易战中难以解决的矛盾。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今年3月引发整个贸易战的“301调查”报告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聚焦中国的产业政策，特别是那些美国企业占优势地位的行业(比如信息通讯技术)中的产业政策。其结论是中国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在根本上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

　　在美国看来，中国激进的产业政策会对那些没有政府支持，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运行的美国企业形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在此前的几轮中美谈判中，美国都将中国取消产业政策作为一项主要的谈判诉求，但始终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这并不难以理解—在中国看来，产业政策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手段，并且正在取得效果，因此没有理由放弃。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经济的许多行业经历了痛苦的“去杠杆”洗礼。但高科技制造业，如“中国制造2025”中的十大产业，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冲击，增长相当坚挺。

　　我们的一项跟踪研究显示，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包含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汽车等)已经连续11个季度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值。与此同时，在新的官方投资指引下，中国的海外投资中的地产和娱乐业比例迅速降低，而信息技术即生物医药比例则快速提高。

　　以中国在美直接投资为例，我们的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信息通讯和生物医药占到中国累积在美直接投资的约20%。而这个时期又恰好是中国民营经济困难重重的时期，国企和私企的利润率出现了著名的“喇叭口”(国企利润增速超过私营企业)，也出现了私营企业“加入”国企的现象。

　　这样的微妙环境下，不少国资背景或者背景模糊的中国海外投资者也就在东道国引发了不小的疑虑—这些中国投资者究竟是“市场主体”，还是“政府主体”?在美国不少政策制定者看来，很多中国投资者或多或少背负着官方使命，因此不适用一般市场主体的审查标准。

　　这种对中国根本经济模式的质疑，再加上美国对华政策的整体战略转向，导致美国多个政府部门纷纷对华竖起科技壁垒。11月1日，美国司法部宣布以“经济间谍”罪名起诉位福建国企晋华半导体。

　　此案涉及晋华及其合作伙伴台湾联电此前与美国美光半导体的一起技术秘密纠纷，考虑到晋华与联电此前在中国反诉美光并获胜，美国司法部此举凸显美国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没有丝毫的信任。

　　11月19日，美国商务部出台了新的出口管制条例草案，增加了14项“新兴技术”(如生物科技、增材制造)作为美国出口管控对象，这意味着未来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这些技术和相关的产品将非常困难。11月2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更新了半年前的“301调查”报告，强调中国的产业政策并没有任何变化，并点名多个中国企业及个人在美从事黑客活动。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8月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正在显现威力。新的审查制度正在逐步尝试在部分“关键技术”(如无线通讯设备)将低于10%股权比例的风险投资纳入审查范围，此举将波及中国投资者在硅谷的不少创投交易。

　　中美之间的科研人员往来也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阻碍。美国多个大学近期中断了与中国院校的合作关系，美国国务院也取消了一些中国研究人员的访美签证，联邦调查局更是成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行动小组，以“打击经济间谍行为”。

　　资本、技术、人员三个渠道全面收紧，即使是此次相对利好的中美“贸易停战”共识中也没有任何缓解中美科技对峙的内容，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中美科技脱钩在现阶段已经发展为难以逆转的进程。考虑到中国经济对于外国核心技术的高度依存以及中国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这样的逆全球化事件无疑将造成中美双输、并且全球震荡的后果。

　　北京和华盛顿对于经济治理模式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政府到底应该在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市场经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全球共通的准则?在这样的分歧弥合之前，科技脱钩恐怕将会成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