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经济？

 　　世上的学问被分成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块。所谓科学，比如物理和化学，通过实验发现自然界客观事物和物质的内在规律等等，而社会科学则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内部规律的。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想找出一套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以前在国内接触过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来到了国外啃了一点点资本论，不客气地说那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后人也没有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其重要性在于其中的意识形态曾经反应过一个时代的思潮。随着苏东事变，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仍然在反思和整理其学说的部分精华。

　　30年前在日本的大学读经济学，很多学校都设有经济原论这门课，那就是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今天已经没有大学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日本的大学教凯恩斯以及后来的各种学派经济学的叫近代经济学，是日本经济学的主流，但日本在其他科目都获得过诺贝尔奖，唯独没有获得经济学奖。为什么?

　　日本的大学教授最好的经济学科目是经济史，他们的研究极其完整，而且梳理地十分清晰。但是，日本研究近代经济学的教授就政策研究相对落后。同一时代，西方经济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阔步进入了数理经济学的时代，这些年除美籍印度教授A. 森靠研究贫富分化的开发经济学获得诺奖以外，基本都是数理经济学。另一位研究开发经济学的教授J. 萨克斯至今没有获得诺奖。当然我们不能以诺奖论英雄。

　　近年来经济学的研究似乎止步不前，西方的数理经济学往往陷入用数理方程证明一个明摆的经济现象，而另一方面，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一个经济政策在同一个经济体的不同时代，不能发挥同样的作用。吃同样的药，不起同样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学家试图走一条科学的道路，但其实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和人的行为的社会科学。这一前提使得经济学家们变的很尴尬。

　　比如，经济学为什么无法很好地定义人的消费函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学家无法量化人的欲望。比如在一个社会里，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得到刺激，相应得到增加，但我们无法明确地量化消费对收入的弹性系数。有的人群受过很好的教育，其消费的弹性系数可能比较低，有的人群如土豪，消费的弹性系数可能很高。

　　影响人的消费观念的变量错综复杂，将来有了人工智能(AI)以后，可能可以破解其中的奥秘，但现在的科学水平远远达不到。

　　除此之外，经济学家本身受到自身的信念和来自政策执行者的影响，其对经济现象的判断往往缺乏客观性。比如国内的经济学教授就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有过争论，这种学术争论本身是非常有益的，辩则明。但我听了他们的辩论，有一方主张产业政策是有效的，其引用的佐证之一是日本战后很好地实施了产业政策，帮助日本汽车和钢铁等产业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的钢铁和汽车产业的发展是否得益于产业政策另当别论，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战后的日本社会就体制来说有天壤之别。行政干预或参与资源配置一定带来低效率。

　　更何况，今后的中国到底走什么路，尚无定论。一个趋势是国有经济要做大做强，如果维持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那么市场所发挥的作用就被限制。国内的经济学教授们，有些人希望通过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实际是一个笑话。政策部门通常装模做样地用现成的经济统计数据来表述政策的执行以及其有效性。我们只要看看统计局发布宏观经济统计时的表述就会发现这帮人太可怜，无论经济走势如何，其表述总是要保持正面性，比如经济增长明明在减速，然而其表述是企稳。

“稳中向好”几乎已成定式表达

　　今天的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完全不是同一种体质，你非要给他吃同一种药，怎么会有效呢?在西方，凡事政府说了不算，市场决定一切。在中国，市场说了不算，政府说了算。这一事实无需掩盖，否则一切的一切无从谈起。

 　　世上的学问被分成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块。所谓科学，比如物理和化学，通过实验发现自然界客观事物和物质的内在规律等等，而社会科学则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内部规律的。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想找出一套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以前在国内接触过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来到了国外啃了一点点资本论，不客气地说那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后人也没有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其重要性在于其中的意识形态曾经反应过一个时代的思潮。随着苏东事变，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仍然在反思和整理其学说的部分精华。

　　30年前在日本的大学读经济学，很多学校都设有经济原论这门课，那就是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今天已经没有大学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日本的大学教凯恩斯以及后来的各种学派经济学的叫近代经济学，是日本经济学的主流，但日本在其他科目都获得过诺贝尔奖，唯独没有获得经济学奖。为什么?

　　日本的大学教授最好的经济学科目是经济史，他们的研究极其完整，而且梳理地十分清晰。但是，日本研究近代经济学的教授就政策研究相对落后。同一时代，西方经济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阔步进入了数理经济学的时代，这些年除美籍印度教授A. 森靠研究贫富分化的开发经济学获得诺奖以外，基本都是数理经济学。另一位研究开发经济学的教授J. 萨克斯至今没有获得诺奖。当然我们不能以诺奖论英雄。

　　近年来经济学的研究似乎止步不前，西方的数理经济学往往陷入用数理方程证明一个明摆的经济现象，而另一方面，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一个经济政策在同一个经济体的不同时代，不能发挥同样的作用。吃同样的药，不起同样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学家试图走一条科学的道路，但其实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和人的行为的社会科学。这一前提使得经济学家们变的很尴尬。

　　比如，经济学为什么无法很好地定义人的消费函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学家无法量化人的欲望。比如在一个社会里，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得到刺激，相应得到增加，但我们无法明确地量化消费对收入的弹性系数。有的人群受过很好的教育，其消费的弹性系数可能比较低，有的人群如土豪，消费的弹性系数可能很高。

　　影响人的消费观念的变量错综复杂，将来有了人工智能(AI)以后，可能可以破解其中的奥秘，但现在的科学水平远远达不到。

　　除此之外，经济学家本身受到自身的信念和来自政策执行者的影响，其对经济现象的判断往往缺乏客观性。比如国内的经济学教授就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有过争论，这种学术争论本身是非常有益的，辩则明。但我听了他们的辩论，有一方主张产业政策是有效的，其引用的佐证之一是日本战后很好地实施了产业政策，帮助日本汽车和钢铁等产业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的钢铁和汽车产业的发展是否得益于产业政策另当别论，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战后的日本社会就体制来说有天壤之别。行政干预或参与资源配置一定带来低效率。

　　更何况，今后的中国到底走什么路，尚无定论。一个趋势是国有经济要做大做强，如果维持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那么市场所发挥的作用就被限制。国内的经济学教授们，有些人希望通过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实际是一个笑话。政策部门通常装模做样地用现成的经济统计数据来表述政策的执行以及其有效性。我们只要看看统计局发布宏观经济统计时的表述就会发现这帮人太可怜，无论经济走势如何，其表述总是要保持正面性，比如经济增长明明在减速，然而其表述是企稳。

“稳中向好”几乎已成定式表达

　　今天的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完全不是同一种体质，你非要给他吃同一种药，怎么会有效呢?在西方，凡事政府说了不算，市场决定一切。在中国，市场说了不算，政府说了算。这一事实无需掩盖，否则一切的一切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