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受阻，承担着“海外发言人”角色的中国企业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

　　近些年，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媒体的互联网化，越来越多的NGO和国际媒体也介入到企业社会责任监督和塑造中，这样就无形中放大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效应，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已经超越了微观经济的范畴，成为了企业竞争力乃至国家竞争力的一种体现。

　　2016年国际媒体对于“浙江华友钴业”供应链报道，以及最近英国《金融时报》提到的“一带一路”部分受阻的项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企业在社会责任做得不够到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国家意识相联系也是很多媒体惯用的报道思路。因此，作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实行者，中国的企业实际上承担着“海外发言人”的角色。在企业海外的运营中，如何去政治化，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然而，就目前的国际舆论来看，有些中国企业对于在国外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仍然比较薄弱，信息披露也不够透明，以至于经常被误解。

　　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很多企业还停留在最大化追逐利益的阶段，完全不知道企业社会责任为何物，另一些企业则简单的将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做好事。根据《2017年A股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过报告》，去年仅有792家上市公司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占到整个A股上市公司的不到23%，其中仅有136家企业设立专门的社会责任机构。而国际上近年来不断扩展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也让刚刚开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很难跟上节奏。当中国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意识还停留在80年代的生产守则以及环境保护方面时，国际社会对于社会责任的关注度已经从生产商延伸到整个供应链;从数据保护到性别平等各个领域。《2017年A股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过报告》显示，A股上市企业在产品创新，诚信经营以及社会慈善方面所做工作较多，但是在对于反腐败措施，多元化与机会平等以及本地社区发展则欠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而后者恰恰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所强调的重点。一位投资缅甸的企业负责人曾经对笔者抱怨，他们在缅甸做企业社会责任发布会的时候打算告诉媒体，他们带来的新品种水稻帮助当地多少农户脱贫，而媒体却只关心他们工地的用工性别问题。另一家投资非洲的企业则抱怨根本看不明白当地NGO发过来的促进雇佣公平的各种问卷，“很多问题，我们在中国从没有遇到过，诸如供应链雇佣管理等，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位负责人说。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制定与当地文化相符合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是最为重要的一步。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在西方的跨国公司进入非洲或者是东南亚国家的时候，很多西方国家的第三方组织诸如NGO，以及专业的服务公司早已经进入当地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较为完备的支持与服务。而中国的企业则往往是孤军深入，条件好些的地方企业可以求助于当地中国企业协会，而在另一些地方，企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只能求助大使馆。缺乏专业服务机构和合作机构，往往让中国企业在进入市场时对于当地文化，利益群体以及社区诉求缺乏了解。西方成熟的跨国公司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划从NGO以及专业的市场服务公司获取情报。有些公司甚至会花费数年来进行市场调研，与当地的各个利益群体接触，以获得第一手资料。立足于当地的志愿者计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摸清当地市场的情况，从而减少进入市场的阻力。例如IBM的“企业全球志愿者服务队”会根据公司的长期业务规化为当地NGO工作一段时间，一方面可以促进对于当地市场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借这个机会与当地政府，第三方组织以及消费者进行频繁的互动，从而制定出更为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计划。

　　在了解了当地的市场以后，还要结合自身企业文化，确立系统化，全球化的社会责任体系。用国内经验来应对全球化下社会责任的挑战是很多中国企业最常犯的错误。由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多以基建为主，按照中国的经验，很多企业认为自己主要应该对当地政府负责，自动把自己定义为了政府的承包商，而并没有意识到在很多东南亚国家，并不是政府一家独大，诸如消费者、社区、NGO都可能成为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其声音都可能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进度甚至是中国的形象。“我认为中国企业应该学习壳牌，少提自己的产品和贡献，多提一些概念。壳牌花大量的钱在环境保护的社会公益，去谈可持续发展，但是很少替自己的产品做宣传。”走出去智库首席专家吕立山(Robert Lewis)告诉笔者，“所有走出去的企业都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你在当地发展的时候究竟是否真正了解当地市场，还是你更希望对国内的领导有个交代。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单一的做好事，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但是不要做成形象工程，而应该立足自身的行业，从运营，员工，社区等各个方面做成一个多层次的体系。”翻开香港国泰航空的社会责任报告，这家公司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的中性别平等， 体面的工作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模式，气候变化等目标分别落实到企业的员工、社区、运营、安全等各个方面，并且针对不同国家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社区社会责任活动。围绕同一个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主题，制定多层次，系统的社会责任战略，是很多跨国企业成功的要素之一。

　　“香港乐施会负责人廖红斌建议中国企业在进行一带一路项目的社会责任建设时更多与国际NGO合作，以取得更多的认同。 “一带一路”被中国官方定义为双赢的项目，但是实际上很多负面报道显示当地社区并不认为自己的利益得到了重视。国际社会希望中国企业在对外发展投资的过程中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要求企业创建一个多边对话系统，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平衡多方的利益。非政府组织本身并不属于政治话语系统，并且很多已经在当地深耕多年，通过与当地NGO的合作，可以让企业听到更为多元的声音，化解企业与社区的隔阂，与社区分享企业的成长并且获得国际话语权。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企业对于外资专业机构及国际NGO并不是十分信任，而中国的NGO国际化程度非常低，无法参与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中。中国的NGO在进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时候，门槛非常高，一位匿名的中国NGO人士告诉笔者，“首先是政治门槛，一些国家会怀疑你的动机;其次是资金门槛，由于欧美国家的NGO进去的比较早，投资比较大，我们再进去对于资金的要求也很高，所以国际化很缓慢，无法协助当地的企业做好社会责任。”

　　“正如西方的投资最初进入中国也经历了水土不服一样，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去赢得尊重与信任，”吕立山说，“这需要中国的企业更多的熟悉国际企业的运作规则和模式，并且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很多走出去的企业是国有企业，虽然国内知道他们是商业企业，不是所有的项目都是政府主导。但是外国人却不会单独看待这些企业或者是项目，他们会认为这些企业就是代表了整个中国。”

　　作者系《中国投资参考》中国区研究和运营经理；原题《从企业社会责任看“一带一路”海外受阻》

　　近些年，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媒体的互联网化，越来越多的NGO和国际媒体也介入到企业社会责任监督和塑造中，这样就无形中放大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效应，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已经超越了微观经济的范畴，成为了企业竞争力乃至国家竞争力的一种体现。

　　2016年国际媒体对于“浙江华友钴业”供应链报道，以及最近英国《金融时报》提到的“一带一路”部分受阻的项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企业在社会责任做得不够到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国家意识相联系也是很多媒体惯用的报道思路。因此，作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实行者，中国的企业实际上承担着“海外发言人”的角色。在企业海外的运营中，如何去政治化，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然而，就目前的国际舆论来看，有些中国企业对于在国外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仍然比较薄弱，信息披露也不够透明，以至于经常被误解。

　　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很多企业还停留在最大化追逐利益的阶段，完全不知道企业社会责任为何物，另一些企业则简单的将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做好事。根据《2017年A股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过报告》，去年仅有792家上市公司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占到整个A股上市公司的不到23%，其中仅有136家企业设立专门的社会责任机构。而国际上近年来不断扩展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也让刚刚开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很难跟上节奏。当中国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意识还停留在80年代的生产守则以及环境保护方面时，国际社会对于社会责任的关注度已经从生产商延伸到整个供应链;从数据保护到性别平等各个领域。《2017年A股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过报告》显示，A股上市企业在产品创新，诚信经营以及社会慈善方面所做工作较多，但是在对于反腐败措施，多元化与机会平等以及本地社区发展则欠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而后者恰恰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所强调的重点。一位投资缅甸的企业负责人曾经对笔者抱怨，他们在缅甸做企业社会责任发布会的时候打算告诉媒体，他们带来的新品种水稻帮助当地多少农户脱贫，而媒体却只关心他们工地的用工性别问题。另一家投资非洲的企业则抱怨根本看不明白当地NGO发过来的促进雇佣公平的各种问卷，“很多问题，我们在中国从没有遇到过，诸如供应链雇佣管理等，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位负责人说。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制定与当地文化相符合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是最为重要的一步。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在西方的跨国公司进入非洲或者是东南亚国家的时候，很多西方国家的第三方组织诸如NGO，以及专业的服务公司早已经进入当地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较为完备的支持与服务。而中国的企业则往往是孤军深入，条件好些的地方企业可以求助于当地中国企业协会，而在另一些地方，企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只能求助大使馆。缺乏专业服务机构和合作机构，往往让中国企业在进入市场时对于当地文化，利益群体以及社区诉求缺乏了解。西方成熟的跨国公司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划从NGO以及专业的市场服务公司获取情报。有些公司甚至会花费数年来进行市场调研，与当地的各个利益群体接触，以获得第一手资料。立足于当地的志愿者计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摸清当地市场的情况，从而减少进入市场的阻力。例如IBM的“企业全球志愿者服务队”会根据公司的长期业务规化为当地NGO工作一段时间，一方面可以促进对于当地市场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借这个机会与当地政府，第三方组织以及消费者进行频繁的互动，从而制定出更为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计划。

　　在了解了当地的市场以后，还要结合自身企业文化，确立系统化，全球化的社会责任体系。用国内经验来应对全球化下社会责任的挑战是很多中国企业最常犯的错误。由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多以基建为主，按照中国的经验，很多企业认为自己主要应该对当地政府负责，自动把自己定义为了政府的承包商，而并没有意识到在很多东南亚国家，并不是政府一家独大，诸如消费者、社区、NGO都可能成为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其声音都可能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进度甚至是中国的形象。“我认为中国企业应该学习壳牌，少提自己的产品和贡献，多提一些概念。壳牌花大量的钱在环境保护的社会公益，去谈可持续发展，但是很少替自己的产品做宣传。”走出去智库首席专家吕立山(Robert Lewis)告诉笔者，“所有走出去的企业都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你在当地发展的时候究竟是否真正了解当地市场，还是你更希望对国内的领导有个交代。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单一的做好事，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但是不要做成形象工程，而应该立足自身的行业，从运营，员工，社区等各个方面做成一个多层次的体系。”翻开香港国泰航空的社会责任报告，这家公司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的中性别平等， 体面的工作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模式，气候变化等目标分别落实到企业的员工、社区、运营、安全等各个方面，并且针对不同国家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社区社会责任活动。围绕同一个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主题，制定多层次，系统的社会责任战略，是很多跨国企业成功的要素之一。

　　“香港乐施会负责人廖红斌建议中国企业在进行一带一路项目的社会责任建设时更多与国际NGO合作，以取得更多的认同。 “一带一路”被中国官方定义为双赢的项目，但是实际上很多负面报道显示当地社区并不认为自己的利益得到了重视。国际社会希望中国企业在对外发展投资的过程中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要求企业创建一个多边对话系统，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平衡多方的利益。非政府组织本身并不属于政治话语系统，并且很多已经在当地深耕多年，通过与当地NGO的合作，可以让企业听到更为多元的声音，化解企业与社区的隔阂，与社区分享企业的成长并且获得国际话语权。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企业对于外资专业机构及国际NGO并不是十分信任，而中国的NGO国际化程度非常低，无法参与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中。中国的NGO在进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时候，门槛非常高，一位匿名的中国NGO人士告诉笔者，“首先是政治门槛，一些国家会怀疑你的动机;其次是资金门槛，由于欧美国家的NGO进去的比较早，投资比较大，我们再进去对于资金的要求也很高，所以国际化很缓慢，无法协助当地的企业做好社会责任。”

　　“正如西方的投资最初进入中国也经历了水土不服一样，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去赢得尊重与信任，”吕立山说，“这需要中国的企业更多的熟悉国际企业的运作规则和模式，并且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很多走出去的企业是国有企业，虽然国内知道他们是商业企业，不是所有的项目都是政府主导。但是外国人却不会单独看待这些企业或者是项目，他们会认为这些企业就是代表了整个中国。”

　　作者系《中国投资参考》中国区研究和运营经理；原题《从企业社会责任看“一带一路”海外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