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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合作长期是两国关系的 “压舱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已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未来 ,随着中美各自经济模式的转型和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 ,两国的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中美间确在贸易逆差、汇率等问题上有着现实的矛盾 ,中美经济关系在继续向着纵深发展的同时 ,各类分歧与摩擦也在积聚。是打 “贸易战”还是加强对话协商 ,中美经济关系的前景主要取决于中美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两者导致的结果会大相径庭。 2017年 4月 6日至 7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双方针对贸易问题讨论制订 “百日计划”,让我们看到了双方对话协商的努力。
一、中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趋势
在经过 30年高速增长之后 ,中国经济增速已逐步回落。特别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经济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红利逐步消退 ,简单依靠投资等原始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因此 ,中国经济将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至 6. 7% ,未来可能会进一步走低。
在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 ,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两个方面发生改变 :一是内外需的转换。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降低。按此方向发展 ,未来五年 ,中国高度依赖外需的时代可能要结束。中国将会更加依赖于内生经济 ,定位国内市场 ,激活并释放国内消费潜能 ,依靠国内消费引导经济高质量、和谐、可持续发展。二是经济结构出现重大调整 ,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下降 ,而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不断上升。2015年,服务业占 GDP的比重首次超过 50% ,这意味着产业结构迎来重要转折点。服务业占 GDP的比重在未来数年内将持续上升。
未来五年中国将会继续坚定地扩大对外双向开放水平。中国共产党 ( CPC)第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的要求 ,在促进贸易便利化、完善外商和外资投资管理体制、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举措。从 2018年起 ,中国将正式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这意味着除了明确禁止的 “负面清单”外,所有行业都将允许外商投资。
服务业是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目前 ,中国正在四大自贸试验区就服务业开放进行先行先试。但服务业开放相比中国原有的制造业开放更为复杂 ,牵涉的利益、涉及的体制较多 ,开放面临的风险也更大 ,因此 ,迅速地完全开放服务业 ,不利于中国经济稳定。
中国将继续坚定地推动市场化改革 ,其重要内容是国有企业 (SOE)改革。在总体要求、分类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国资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 ,中国政府都提出了国企改革的目标和举措。但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原来国有企业占比较高 ,国企改革将会有一个过程 ,而且具有中国自身特色。
伴随经济结构的调整 ,中国对外需的依赖逐步降低 ,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伴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中国进口将会增加 ,给世界包括美国提供更多的机会。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对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多 ,将从初级重型物品 ,如原材料、能源、大型机械等 ,转向 “软性”、数字的高附加值产品 ,也将为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带来机遇。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潜在风险或将更为突出。从对内方面看 ,经济下行所带来的产能过剩、投资乏力、债务累积等问题日益突出。债务规模上升速度较快 ,特别是企业债务负债率过高 ,成为制约未来中国经济的一大风险。与此同时 ,收入差距扩大、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对未来经济发展带来约束。从对外方面来看 ,全球经济减速所带来的外部需求疲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资本流动波动性加大等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中国经济的波动。
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向中高速过渡。但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之一 ,未来五年维持 6%以上的增速不仅能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保障 ,还将对全球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二、美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趋势
未来五年美国经济可能呈温和增长态势。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美国经济平均增速不断下降 ,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经济增速基线出现下移 , 2010—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维持在 1. 5% —2. 5%的低速增速区间 ,明显低于金融危机前 3%以上的增速。未来五年 ,温和缓慢增长或将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基调。受人口老龄化、科技创新、移民改革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 ,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受到制约。
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变化。第一 ,美国作为全球最后消费者 ( consumer of the last resort)的作用有所降低。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依赖信用驱动消费的增长模式带来冲击。第二 ,美国希望重振制造业。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政府希望借助制造业复兴 ,来巩固经济复苏和刺激就业。在国内 ,美国政府提出 “再工业化”战略 ,新任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甚至喊出 “雇美国人、用美国货”的口号 ,对外则积极鼓励制造业回流。尽管有评论认为 ,这可能只是创造就业的政治需要 ,制造业带动就业的效果并不会太明显 ,但这种转变趋势值得关注。
美国经济在未来五年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从美国国内来看 ,劳动生产率放缓、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收入不平等、政党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正困扰美国经济。美国出现劳动生产率长期放缓趋势 ,研发投资以及在新技术上的投资势头较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有所下降。这表明 ,美国生产率的下降可能不只是周期性的 ,而是结构性的 ,会进一步导致美国经济长期放缓。
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正在拉大。美国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 2013年美国高收入家庭财富中位数为 650074美元 ,是中等收入家庭 ( 98057美元 )的 6. 6倍、低收入家庭 (9465美元 )的近 70倍,差距达美国人口统计局 1967年开始监测以来的最大值 ,美国因此成为发达国家中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中国希望美国努力弥合国内收入差距 ,以扩大中产阶级比例 ,同时应防止以增加就业、保护低收入阶层为由 ,对中国对美贸易和投资实施歧视性待遇。
三、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可能趋势
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相比 ,中美两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都将有不同程度的下移。未来五年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进一步下降 ,结构性改革进入深水区 ,潜在金融风险有所增加。美国经济虽持续复苏 ,但不确定性因素也很多 ,其潜在增长较此前也可能有所下降。双方经济增长将会更为平缓 ,相比 2008—2015年应该更为稳定 ,但是深层次的问题仍在累积 ,为双方带来挑战与风险。
中美两国未来经济的变化既会促进两国的合作 ,也会促进两国的竞争。中国经济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型将会促进双边贸易平衡、为双边贸易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从而增加两国的紧密度。但随着中美经济结构向趋同方向发展 ,在制造业等方面可能产生更大的竞争。但无论如何 ,中美经贸关系将会更为紧密。
世界经济的新变化将会促进中美在全球的合作。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 ,未来两国都将面对全球化退潮、收入差距扩大、政治经济因素相互交织等不利影响 ,唯有加强相互合作才能对这些挑战做出应对。两国如果放弃已有的合作 ,将会对两国经济及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 ,合作多于竞争 ,两国经济在共同演进(co-evolution),总体仍然向好 ,但在具体领域双方利益冲突会有所加剧 ,与此同时 ,政治因素对经济关系的影响将会更大 ,加剧双边关系的复杂性。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少地依赖贸易顺差 ,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也总体呈下降趋势 ,但一些美国政要仍不断控诉中国导致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以及 “窃取”了美国人的工作。可以预见 ,今后美国在贸易政策方面将会更趋强硬 ,有可能会通过提高关税、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指责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等方式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对此 ,不少国际媒体和观察家都认为 ,“中美贸易战”已呼之欲出。中国担心美国放弃自由贸易原则 ,追求贸易与投资保护 ,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不良的示范效应 ,阻碍世界经济复苏 ,也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据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统计, 2016年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较 2015年增加了两倍 ,达到456亿美元 ,未来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但是 ,中国企业在对美投资面临非常多的安全审查壁垒 ,如果特朗普政府以保护美国企业竞争、消费者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名,采取针对性的行动来增加中国对美投资障碍 ,将极大阻碍中国企业在美加大投资的兴趣与力度。
部分美国人士对中美贸易的解读与事实存在较大偏差 ,认为中国出口对美国就业产生冲击 ,中美贸易对美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利影响。此类认识如果上升为美国政策 ,将极大破坏中美间密切的经济合作。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不能用零和博弈的视角去看待。中美建交 30多年来 ,双边经贸合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已形成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中美贸易额从 1979年的 25亿美元增长到 2016年的 5196亿美元 , 38年间增长了 211倍;中美服务贸易额已超过 1000亿美元 ,美方对华保持顺差。同时 ,中美双向投资迅猛增长 ,截至 2016年年底 ,双向投资已累计超过 1700亿美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联合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 2015年美中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美国创造了约 260万个就业岗位 ,为美国经济增长贡献了 2160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2%。ƒ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 ,使美国物价水平降低了 1—1. 5个百分点。
不少学者的研究都表明 ,美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提高了自身的整体福利。④除了产业竞争力方面的原因外 ,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 ,美国人失业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的产业升级与转型 ,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研究发现 ,美国对所有国家的贸易逆差仅贡献了美国制造业失业的 16.3% (中美贸易逆差的贡献度应该更低)。该研究同时发现,美国制造业失业的最主要原因是制造业的生产率相对服务业提高更快 ,其对失业的贡献度超过80%。⑤换句话说,大部分的失业是由于生产效率提高导致的。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应对
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美国主导并受益于战后的制度安排 ,比如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为商品、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美国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等一系列行动 ,表明中国基本接受了这种制度安排。中国也是现行全球经济秩序的受益者。
然而 ,中国也注意到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存在一定的缺陷 ,这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但全球化不能走回头路 ,而是应走向升级版。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7年 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中指出的那样 :“世界经济的大海 ,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 ,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 ,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 ,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中国希望与其他各国一同 ,构建更加包容、和谐、平衡的经济全球化 ,希望中美共同探讨有利于各方的经济全球化的安排 ,共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愿意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并将继续为区域及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愿意并积极努力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重要的 “稳定器”。
中国关注美国对于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态度 ,希望在以下 (但不限于 )领域探讨与美方加强双边和全球合作的可能 :
第一 ,建设性缓和中美贸易摩擦。中美经济合则两利、斗则双输 ,中美贸易战将不会有赢家。中国非常希望增加来自美国的进口 ,只要美国愿意放开不必要的出口管制 ,美国对华出口就会有一个大的增长。希望削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 “百日计划”能遵循后者的思路。习近平主席曾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 ,预计未来五年 ,中国将进口 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 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 ,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 7500亿美元 ,出境旅游将达到 7亿人次。无疑 ,这将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市场、更充足资本、更丰富产品、更宝贵合作契机。
第二 ,加强投资领域的合作。对外投资有利于中美两国创造就业。投资协定将为投资繁荣提供制度保障。尽快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 BIT)谈判符合双方利益 ,并为未来的全球多边投资规则奠定基础。
第三 ,加强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中方希望能与美方加强合作 ,促进各自国内以及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发展。中方对美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 “一带一路”倡议持开放立场 ,中方企业也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特朗普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第四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 ,中美双方的合作对于稳定世界经济至关重要。我们注意到 , 2016年,中美双方在 G20等领域的紧密合作对于稳定全球金融市场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中美双方都应注意自身政策的 “溢出”和 “回荡”效应 ,寻找政策工具的国内与国际目标的最佳平衡点。
注释
1、Pew Research Center, “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Ground: No Longer the Majority and Falling Behind Financially”, Report, December 2015.
2、Thilo Hanemann and Cassie Gao, Rhodium Group, “ Record Deal Making in 2016 Pushes Cumulative Chinese FDI in the U. S. above $100 Billion” , Note, December 30, 2016.
3、The China-U. S. Business Council,“ Understanding the China- U. S.Trade Relationship”, Report, January 2017.
4、Hsieh, C. T. , Ossa, R. , “ A Global View of ProductivityGrowth in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1; Di Giovanni, J. , LevchenkoAA, Zhang, J. , “The Global Welfare Impact ofChina: Trade Inte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6, No.3,2014, pp.153-183.
5、 Kehoe, T. J. , Ruhl, K. J. , Steinberg, J. B. , “ GlobalImbalances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3.
中美经济合作长期是两国关系的 “压舱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已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未来 ,随着中美各自经济模式的转型和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 ,两国的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中美间确在贸易逆差、汇率等问题上有着现实的矛盾 ,中美经济关系在继续向着纵深发展的同时 ,各类分歧与摩擦也在积聚。是打 “贸易战”还是加强对话协商 ,中美经济关系的前景主要取决于中美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两者导致的结果会大相径庭。 2017年 4月 6日至 7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双方针对贸易问题讨论制订 “百日计划”,让我们看到了双方对话协商的努力。
一、中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趋势
在经过 30年高速增长之后 ,中国经济增速已逐步回落。特别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经济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红利逐步消退 ,简单依靠投资等原始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因此 ,中国经济将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至 6. 7% ,未来可能会进一步走低。
在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 ,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两个方面发生改变 :一是内外需的转换。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降低。按此方向发展 ,未来五年 ,中国高度依赖外需的时代可能要结束。中国将会更加依赖于内生经济 ,定位国内市场 ,激活并释放国内消费潜能 ,依靠国内消费引导经济高质量、和谐、可持续发展。二是经济结构出现重大调整 ,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下降 ,而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不断上升。2015年,服务业占 GDP的比重首次超过 50% ,这意味着产业结构迎来重要转折点。服务业占 GDP的比重在未来数年内将持续上升。
未来五年中国将会继续坚定地扩大对外双向开放水平。中国共产党 ( CPC)第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的要求 ,在促进贸易便利化、完善外商和外资投资管理体制、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举措。从 2018年起 ,中国将正式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这意味着除了明确禁止的 “负面清单”外,所有行业都将允许外商投资。
服务业是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目前 ,中国正在四大自贸试验区就服务业开放进行先行先试。但服务业开放相比中国原有的制造业开放更为复杂 ,牵涉的利益、涉及的体制较多 ,开放面临的风险也更大 ,因此 ,迅速地完全开放服务业 ,不利于中国经济稳定。
中国将继续坚定地推动市场化改革 ,其重要内容是国有企业 (SOE)改革。在总体要求、分类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国资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 ,中国政府都提出了国企改革的目标和举措。但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原来国有企业占比较高 ,国企改革将会有一个过程 ,而且具有中国自身特色。
伴随经济结构的调整 ,中国对外需的依赖逐步降低 ,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伴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中国进口将会增加 ,给世界包括美国提供更多的机会。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对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多 ,将从初级重型物品 ,如原材料、能源、大型机械等 ,转向 “软性”、数字的高附加值产品 ,也将为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带来机遇。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潜在风险或将更为突出。从对内方面看 ,经济下行所带来的产能过剩、投资乏力、债务累积等问题日益突出。债务规模上升速度较快 ,特别是企业债务负债率过高 ,成为制约未来中国经济的一大风险。与此同时 ,收入差距扩大、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对未来经济发展带来约束。从对外方面来看 ,全球经济减速所带来的外部需求疲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资本流动波动性加大等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中国经济的波动。
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向中高速过渡。但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之一 ,未来五年维持 6%以上的增速不仅能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保障 ,还将对全球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二、美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趋势
未来五年美国经济可能呈温和增长态势。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美国经济平均增速不断下降 ,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经济增速基线出现下移 , 2010—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维持在 1. 5% —2. 5%的低速增速区间 ,明显低于金融危机前 3%以上的增速。未来五年 ,温和缓慢增长或将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基调。受人口老龄化、科技创新、移民改革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 ,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受到制约。
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变化。第一 ,美国作为全球最后消费者 ( consumer of the last resort)的作用有所降低。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依赖信用驱动消费的增长模式带来冲击。第二 ,美国希望重振制造业。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政府希望借助制造业复兴 ,来巩固经济复苏和刺激就业。在国内 ,美国政府提出 “再工业化”战略 ,新任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甚至喊出 “雇美国人、用美国货”的口号 ,对外则积极鼓励制造业回流。尽管有评论认为 ,这可能只是创造就业的政治需要 ,制造业带动就业的效果并不会太明显 ,但这种转变趋势值得关注。
美国经济在未来五年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从美国国内来看 ,劳动生产率放缓、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收入不平等、政党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正困扰美国经济。美国出现劳动生产率长期放缓趋势 ,研发投资以及在新技术上的投资势头较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有所下降。这表明 ,美国生产率的下降可能不只是周期性的 ,而是结构性的 ,会进一步导致美国经济长期放缓。
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正在拉大。美国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 2013年美国高收入家庭财富中位数为 650074美元 ,是中等收入家庭 ( 98057美元 )的 6. 6倍、低收入家庭 (9465美元 )的近 70倍,差距达美国人口统计局 1967年开始监测以来的最大值 ,美国因此成为发达国家中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中国希望美国努力弥合国内收入差距 ,以扩大中产阶级比例 ,同时应防止以增加就业、保护低收入阶层为由 ,对中国对美贸易和投资实施歧视性待遇。
三、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可能趋势
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相比 ,中美两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都将有不同程度的下移。未来五年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进一步下降 ,结构性改革进入深水区 ,潜在金融风险有所增加。美国经济虽持续复苏 ,但不确定性因素也很多 ,其潜在增长较此前也可能有所下降。双方经济增长将会更为平缓 ,相比 2008—2015年应该更为稳定 ,但是深层次的问题仍在累积 ,为双方带来挑战与风险。
中美两国未来经济的变化既会促进两国的合作 ,也会促进两国的竞争。中国经济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型将会促进双边贸易平衡、为双边贸易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从而增加两国的紧密度。但随着中美经济结构向趋同方向发展 ,在制造业等方面可能产生更大的竞争。但无论如何 ,中美经贸关系将会更为紧密。
世界经济的新变化将会促进中美在全球的合作。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 ,未来两国都将面对全球化退潮、收入差距扩大、政治经济因素相互交织等不利影响 ,唯有加强相互合作才能对这些挑战做出应对。两国如果放弃已有的合作 ,将会对两国经济及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 ,合作多于竞争 ,两国经济在共同演进(co-evolution),总体仍然向好 ,但在具体领域双方利益冲突会有所加剧 ,与此同时 ,政治因素对经济关系的影响将会更大 ,加剧双边关系的复杂性。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少地依赖贸易顺差 ,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也总体呈下降趋势 ,但一些美国政要仍不断控诉中国导致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以及 “窃取”了美国人的工作。可以预见 ,今后美国在贸易政策方面将会更趋强硬 ,有可能会通过提高关税、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指责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等方式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对此 ,不少国际媒体和观察家都认为 ,“中美贸易战”已呼之欲出。中国担心美国放弃自由贸易原则 ,追求贸易与投资保护 ,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不良的示范效应 ,阻碍世界经济复苏 ,也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据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统计, 2016年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较 2015年增加了两倍 ,达到456亿美元 ,未来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但是 ,中国企业在对美投资面临非常多的安全审查壁垒 ,如果特朗普政府以保护美国企业竞争、消费者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名,采取针对性的行动来增加中国对美投资障碍 ,将极大阻碍中国企业在美加大投资的兴趣与力度。
部分美国人士对中美贸易的解读与事实存在较大偏差 ,认为中国出口对美国就业产生冲击 ,中美贸易对美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利影响。此类认识如果上升为美国政策 ,将极大破坏中美间密切的经济合作。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不能用零和博弈的视角去看待。中美建交 30多年来 ,双边经贸合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已形成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中美贸易额从 1979年的 25亿美元增长到 2016年的 5196亿美元 , 38年间增长了 211倍;中美服务贸易额已超过 1000亿美元 ,美方对华保持顺差。同时 ,中美双向投资迅猛增长 ,截至 2016年年底 ,双向投资已累计超过 1700亿美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联合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 2015年美中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美国创造了约 260万个就业岗位 ,为美国经济增长贡献了 2160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2%。ƒ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 ,使美国物价水平降低了 1—1. 5个百分点。
不少学者的研究都表明 ,美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提高了自身的整体福利。④除了产业竞争力方面的原因外 ,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 ,美国人失业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的产业升级与转型 ,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研究发现 ,美国对所有国家的贸易逆差仅贡献了美国制造业失业的 16.3% (中美贸易逆差的贡献度应该更低)。该研究同时发现,美国制造业失业的最主要原因是制造业的生产率相对服务业提高更快 ,其对失业的贡献度超过80%。⑤换句话说,大部分的失业是由于生产效率提高导致的。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应对
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美国主导并受益于战后的制度安排 ,比如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为商品、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美国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等一系列行动 ,表明中国基本接受了这种制度安排。中国也是现行全球经济秩序的受益者。
然而 ,中国也注意到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存在一定的缺陷 ,这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但全球化不能走回头路 ,而是应走向升级版。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7年 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中指出的那样 :“世界经济的大海 ,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 ,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 ,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 ,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中国希望与其他各国一同 ,构建更加包容、和谐、平衡的经济全球化 ,希望中美共同探讨有利于各方的经济全球化的安排 ,共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愿意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并将继续为区域及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愿意并积极努力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重要的 “稳定器”。
中国关注美国对于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态度 ,希望在以下 (但不限于 )领域探讨与美方加强双边和全球合作的可能 :
第一 ,建设性缓和中美贸易摩擦。中美经济合则两利、斗则双输 ,中美贸易战将不会有赢家。中国非常希望增加来自美国的进口 ,只要美国愿意放开不必要的出口管制 ,美国对华出口就会有一个大的增长。希望削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 “百日计划”能遵循后者的思路。习近平主席曾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 ,预计未来五年 ,中国将进口 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 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 ,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 7500亿美元 ,出境旅游将达到 7亿人次。无疑 ,这将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市场、更充足资本、更丰富产品、更宝贵合作契机。
第二 ,加强投资领域的合作。对外投资有利于中美两国创造就业。投资协定将为投资繁荣提供制度保障。尽快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 BIT)谈判符合双方利益 ,并为未来的全球多边投资规则奠定基础。
第三 ,加强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中方希望能与美方加强合作 ,促进各自国内以及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发展。中方对美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 “一带一路”倡议持开放立场 ,中方企业也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特朗普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第四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 ,中美双方的合作对于稳定世界经济至关重要。我们注意到 , 2016年,中美双方在 G20等领域的紧密合作对于稳定全球金融市场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中美双方都应注意自身政策的 “溢出”和 “回荡”效应 ,寻找政策工具的国内与国际目标的最佳平衡点。
注释
1、Pew Research Center, “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Ground: No Longer the Majority and Falling Behind Financially”, Report, December 2015.
2、Thilo Hanemann and Cassie Gao, Rhodium Group, “ Record Deal Making in 2016 Pushes Cumulative Chinese FDI in the U. S. above $100 Billion” , Note, December 30, 2016.
3、The China-U. S. Business Council,“ Understanding the China- U. S.Trade Relationship”, Report, January 2017.
4、Hsieh, C. T. , Ossa, R. , “ A Global View of ProductivityGrowth in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1; Di Giovanni, J. , LevchenkoAA, Zhang, J. , “The Global Welfare Impact ofChina: Trade Inte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6, No.3,2014, pp.153-183.
5、 Kehoe, T. J. , Ruhl, K. J. , Steinberg, J. B. , “ GlobalImbalances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