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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该如何应对第二次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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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该如何应对第二次逆全球化

黄亚生:中国该如何应对第二次逆全球化
2016-12-30 10:13:34
来源:钝角网 作者: 黄亚生,张娟、袁训会/采
关键词:经济转型 全球化 城市化 点击: 我要评论
钝角网按:近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在华盛顿出席了首届美国华人大会,并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新视角借此次机会,对黄教授进行了采访。美国华人大会致力于培养和激发在美华人参政议政的热情。

   钝角网:首先请您谈一下这次会议给您带来的最大感受。您肯定也参加了很多学术会议,不知道这次会议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黄亚生:之前没有参加过华人组织的会议。我去年在白宫受邀参加一个亚裔美国人方面的会议,会议不仅邀请了华人,还有印度人等等。但这次会议的区别在于,参会者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我本人就是。过去,第一代华人移民对美国的事情并不是特别关心,更多是关心中国的事情,或者关心自己的学习或者工作,对美国的政治之类事情并不是很关心。这次的会议不同,它会让很多第一代华人移民对美国政治产生兴趣,因为在美国,如果不参与政治,就不能在政治领域有所获得,参与10%,获得就是10%,参与20%,就会获得20%,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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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

 

   我崇尚自由的教育方式

 

  钝角网:您在演讲的时候有提到华人的小孩很少选择学习艺术或者是社会学、法律等学科,我想问一个私人问题,您怎么教育您自己的孩子?您有没有特别鼓励他学习什么学科?

 

  黄亚生:我完全尊重孩子的兴趣。我觉得未来经济的发展、世界的发展、人类的发展,离不开科技,所以孩子们必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希望他们对相关学科产生兴趣,但是如果孩子没有兴趣,我也不会去强迫他。

 

  我一直跟他们讲,如果不懂计算机、不懂数据、不懂数学,在未来社会上的发展会有很多困难,这个确实是时代特征决定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对其他各个方面都有兴趣。所以我崇尚自由的教育方式,主要培养他们的兴趣,而不是规定他们发展的方向,很多中国家长都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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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钝角网:刚才百人会会长吴华扬讲了他小时候在底特律受到的歧视。您的孩子有没有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黄亚生:吴华扬成长的年代和现在差别很大,因为他1970年代在美国长大,而且是在底特律,那时候底特律还没有特别多华人,而现在我所在的波士顿,华人非常多,大家不会觉得很新鲜或者很奇怪。美国现在的种族问题我觉得主要是在几个区域比较严重,但是像波士顿,也可能也存在,不过至少从我自己现在还没有感觉到特别多。

 

  “中国模式”的提法并不成立

 

  钝角网:关于“中国模式”您写过一本书,接受过很多采访,都有谈到一个观点,即中国模式并没有非常特别。您可不可以在这里再简单谈谈?

 

  黄亚生:(关于这方面)我写过一本书,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都是很多年以前做的。

 

  钝角网:您现在依然坚持早前的观点吗?

 

  黄亚生:中国政府要强调中国模式、中国特征,但是从学术的角度分析,会发现很难支撑这种观点。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成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逐步发展到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的发展经历中也都可以发现,所以看不出特别多的支持中国模式的证据。

 

  民企盈利能力远高于国企

 

  钝角网:您觉得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

 

  黄亚生:从根本上讲,国家(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位置和地位在加强,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政府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在不断加强,这跟中国模式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模式”观点认为中国独特的国有企业体制是中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则表明正好相反,中国越是实现了私有化的地方,经济反而越是成功。

 

  钝角网:您也说到民营资本比外资要重要。

 

  黄亚生:对,因为两者规模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中国如此巨大的一个内陆型国家,GDP总量也非常大,吸引再多的外资,占整体经济比例还是非常低的,而民营资本则在中国经济中占比非常高。

 

  这是我在2003年出版的一本英文著作中提到的观点,该书中文版于2005年出版,全书主要讨论中国经济中的民资和外资关系。

 

  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对民营资本都有很多限制,而当时还在鼓励外资,只是不鼓励民资,现在某种程度上连外资都不鼓励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钝角网:有些专家认为民有和国有等所有制问题并非最关键因素,最关键的在于运营模式,如果国有企业的运营模式正确也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比如法国的国有资本也很大。

 

  黄亚生:我恐怕很难赞同这种看法,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例,从账面上看部分国企确实有盈利,但是盈利的大部分来自于其垄断地位和政府补贴,特别是来自于资本市场的补贴。如果考虑到这些特殊政策,则国有企业根本没有盈利。而且即使是在有这么多的政策和资金市场补贴的情况下,它的盈利能力还是远低于民营企业。

 

  中国城市化进程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钝角网:您在这本书里有一章专门写到了城市化如何让农村受益的问题。

 

  黄亚生:对,中国的城市化是在特定制度基础下的城市化。首先,任何国家的城市化都没有户籍制度,而户籍制度实际上限制了人的流动性,但是城市化本身是要增加人口的流动性;另外,其他国家,比如韩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和农村的收入接近于平衡,而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则导致了城乡差距越拉越大。

 

  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我的那本书里将其称为政治城市化而不是经济城市化。经济城市化,首先应该增加人口流动性,其次农村和城镇收入会自然的处于平衡状态,而在中国两者都没有看到。

 

  当然,我在书里也有解释,实际上即便这样的城市化也不是中国所独特具备的,巴西1960年代也有实行过相类似的政策,最后都失败了。

 

3.jpg 

 

  钝角网:您今天下午提到中国的GDP里面只有35%是家庭消费,而美国则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这里面包含了什么意义?

 

  黄亚生:美国的GDP增长,主要是靠生产消费型商品的企业带动的,而中国的GDP增长,则更多的是靠投资型企业带动,比如铁路、机场。很多例子都能证明,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投资大量过剩,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源也正在于此。但是中国政府为了追求GDP,又不得不去投资很多这种项目,而在我看来这么做意义有限,因为中国不需要追求这么高的GDP增长速度。

 

  钝角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是否也是大家不敢消费的一个原因?

 

  黄亚生:是,中国政府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在加强社会保障,而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政府,更多的事情应该是社会性投资,例如加强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逐渐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应该重视的事情。

 

  第二次逆全球化

 

  钝角网:您提到的第二次逆全球化,可否详细介绍一下?

 

  黄亚生:1990年代是第一波全球化,当时的全球化是整个全球资本的重新整合,比如当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很低,土地价格也很低,于是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工厂,全世界很多产品在中国生产,沃尔玛每年都会在中国进行大规模采购,这就是所谓的第一轮全球化。

 

  但这个模式存在着问题,因为中国的低成本,有人为因素在里面,中国的制度本身就能够使自身的人力成本实现人为降低,这不是因为经济的影响,而是因为体制的影响;再比如土地成本,中国的商业用地、工业用地成本非常低廉。中国这样的国家,出现人多地少的现象,是完全不合理的,从长久来讲也是不可持续的;再有则是1990年代全球能源的低成本优势。

 

  而到2003、2004年以后,能源成本大规模上升,土地价格大规模上升,之后劳动力成本也开始大规模上升,全球产业链安排就变得非常不合理。再就是美国最近取得了多项新技术上的突破,例如页岩气开采技术和人工智能。美国新的页岩气开采技术,能够使得页岩气价格非常低;而人工智能则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如果现在到美国的工厂去参观,会发现大量的人工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了。因为经济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市场,市场在哪儿,生产就应该在哪儿,而对比美国与中国的经济成本,优势在美国一边。中美经济增长对比中,美国70%依赖消费拉动,而中国只有35%,所以美国的市场力量还是很强大。

 

  钝角网:中国在第二次逆全球化中该作何应对?

 

  黄亚生:防御是不可能的,只能是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最重要的是发展国内市场,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这里也还有很多体制上的原因,比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等,这些都是压抑中国老百姓消费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责任编辑:昀舒
黄亚生:中国该如何应对第二次逆全球化

黄亚生:中国该如何应对第二次逆全球化

2016-12-30 10:13:34
来源:钝角网 作者: 黄亚生,张娟、袁训会/采
钝角网按:近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在华盛顿出席了首届美国华人大会,并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新视角借此次机会,对黄教授进行了采访。美国华人大会致力于培养和激发在美华人参政议政的热情。

   钝角网:首先请您谈一下这次会议给您带来的最大感受。您肯定也参加了很多学术会议,不知道这次会议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黄亚生:之前没有参加过华人组织的会议。我去年在白宫受邀参加一个亚裔美国人方面的会议,会议不仅邀请了华人,还有印度人等等。但这次会议的区别在于,参会者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我本人就是。过去,第一代华人移民对美国的事情并不是特别关心,更多是关心中国的事情,或者关心自己的学习或者工作,对美国的政治之类事情并不是很关心。这次的会议不同,它会让很多第一代华人移民对美国政治产生兴趣,因为在美国,如果不参与政治,就不能在政治领域有所获得,参与10%,获得就是10%,参与20%,就会获得20%,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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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

 

   我崇尚自由的教育方式

 

  钝角网:您在演讲的时候有提到华人的小孩很少选择学习艺术或者是社会学、法律等学科,我想问一个私人问题,您怎么教育您自己的孩子?您有没有特别鼓励他学习什么学科?

 

  黄亚生:我完全尊重孩子的兴趣。我觉得未来经济的发展、世界的发展、人类的发展,离不开科技,所以孩子们必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希望他们对相关学科产生兴趣,但是如果孩子没有兴趣,我也不会去强迫他。

 

  我一直跟他们讲,如果不懂计算机、不懂数据、不懂数学,在未来社会上的发展会有很多困难,这个确实是时代特征决定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对其他各个方面都有兴趣。所以我崇尚自由的教育方式,主要培养他们的兴趣,而不是规定他们发展的方向,很多中国家长都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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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钝角网:刚才百人会会长吴华扬讲了他小时候在底特律受到的歧视。您的孩子有没有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黄亚生:吴华扬成长的年代和现在差别很大,因为他1970年代在美国长大,而且是在底特律,那时候底特律还没有特别多华人,而现在我所在的波士顿,华人非常多,大家不会觉得很新鲜或者很奇怪。美国现在的种族问题我觉得主要是在几个区域比较严重,但是像波士顿,也可能也存在,不过至少从我自己现在还没有感觉到特别多。

 

  “中国模式”的提法并不成立

 

  钝角网:关于“中国模式”您写过一本书,接受过很多采访,都有谈到一个观点,即中国模式并没有非常特别。您可不可以在这里再简单谈谈?

 

  黄亚生:(关于这方面)我写过一本书,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都是很多年以前做的。

 

  钝角网:您现在依然坚持早前的观点吗?

 

  黄亚生:中国政府要强调中国模式、中国特征,但是从学术的角度分析,会发现很难支撑这种观点。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成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逐步发展到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的发展经历中也都可以发现,所以看不出特别多的支持中国模式的证据。

 

  民企盈利能力远高于国企

 

  钝角网:您觉得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

 

  黄亚生:从根本上讲,国家(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位置和地位在加强,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政府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在不断加强,这跟中国模式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模式”观点认为中国独特的国有企业体制是中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则表明正好相反,中国越是实现了私有化的地方,经济反而越是成功。

 

  钝角网:您也说到民营资本比外资要重要。

 

  黄亚生:对,因为两者规模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中国如此巨大的一个内陆型国家,GDP总量也非常大,吸引再多的外资,占整体经济比例还是非常低的,而民营资本则在中国经济中占比非常高。

 

  这是我在2003年出版的一本英文著作中提到的观点,该书中文版于2005年出版,全书主要讨论中国经济中的民资和外资关系。

 

  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对民营资本都有很多限制,而当时还在鼓励外资,只是不鼓励民资,现在某种程度上连外资都不鼓励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钝角网:有些专家认为民有和国有等所有制问题并非最关键因素,最关键的在于运营模式,如果国有企业的运营模式正确也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比如法国的国有资本也很大。

 

  黄亚生:我恐怕很难赞同这种看法,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例,从账面上看部分国企确实有盈利,但是盈利的大部分来自于其垄断地位和政府补贴,特别是来自于资本市场的补贴。如果考虑到这些特殊政策,则国有企业根本没有盈利。而且即使是在有这么多的政策和资金市场补贴的情况下,它的盈利能力还是远低于民营企业。

 

  中国城市化进程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钝角网:您在这本书里有一章专门写到了城市化如何让农村受益的问题。

 

  黄亚生:对,中国的城市化是在特定制度基础下的城市化。首先,任何国家的城市化都没有户籍制度,而户籍制度实际上限制了人的流动性,但是城市化本身是要增加人口的流动性;另外,其他国家,比如韩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和农村的收入接近于平衡,而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则导致了城乡差距越拉越大。

 

  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我的那本书里将其称为政治城市化而不是经济城市化。经济城市化,首先应该增加人口流动性,其次农村和城镇收入会自然的处于平衡状态,而在中国两者都没有看到。

 

  当然,我在书里也有解释,实际上即便这样的城市化也不是中国所独特具备的,巴西1960年代也有实行过相类似的政策,最后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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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钝角网:您今天下午提到中国的GDP里面只有35%是家庭消费,而美国则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这里面包含了什么意义?

 

  黄亚生:美国的GDP增长,主要是靠生产消费型商品的企业带动的,而中国的GDP增长,则更多的是靠投资型企业带动,比如铁路、机场。很多例子都能证明,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投资大量过剩,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源也正在于此。但是中国政府为了追求GDP,又不得不去投资很多这种项目,而在我看来这么做意义有限,因为中国不需要追求这么高的GDP增长速度。

 

  钝角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是否也是大家不敢消费的一个原因?

 

  黄亚生:是,中国政府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在加强社会保障,而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政府,更多的事情应该是社会性投资,例如加强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逐渐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应该重视的事情。

 

  第二次逆全球化

 

  钝角网:您提到的第二次逆全球化,可否详细介绍一下?

 

  黄亚生:1990年代是第一波全球化,当时的全球化是整个全球资本的重新整合,比如当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很低,土地价格也很低,于是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工厂,全世界很多产品在中国生产,沃尔玛每年都会在中国进行大规模采购,这就是所谓的第一轮全球化。

 

  但这个模式存在着问题,因为中国的低成本,有人为因素在里面,中国的制度本身就能够使自身的人力成本实现人为降低,这不是因为经济的影响,而是因为体制的影响;再比如土地成本,中国的商业用地、工业用地成本非常低廉。中国这样的国家,出现人多地少的现象,是完全不合理的,从长久来讲也是不可持续的;再有则是1990年代全球能源的低成本优势。

 

  而到2003、2004年以后,能源成本大规模上升,土地价格大规模上升,之后劳动力成本也开始大规模上升,全球产业链安排就变得非常不合理。再就是美国最近取得了多项新技术上的突破,例如页岩气开采技术和人工智能。美国新的页岩气开采技术,能够使得页岩气价格非常低;而人工智能则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如果现在到美国的工厂去参观,会发现大量的人工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了。因为经济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市场,市场在哪儿,生产就应该在哪儿,而对比美国与中国的经济成本,优势在美国一边。中美经济增长对比中,美国70%依赖消费拉动,而中国只有35%,所以美国的市场力量还是很强大。

 

  钝角网:中国在第二次逆全球化中该作何应对?

 

  黄亚生:防御是不可能的,只能是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最重要的是发展国内市场,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这里也还有很多体制上的原因,比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等,这些都是压抑中国老百姓消费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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